梦魂长逐漫漫絮,身骨终拼寸寸灰——探秘杨绛散文《老王》的几条阅读路径

第一篇：梦魂长逐漫漫絮,身骨终拼寸寸灰——探秘杨绛散文《老王》的几条阅读路径

梦魂长逐漫漫絮，身骨终拼寸寸灰——探秘杨绛散文《老王》的几条阅读路径

江苏省海安县教育局教研室 颜敏

在近年江苏省、市、县级的各类教学比赛中，杨绛先生的《老王》（人教课标版八年级上册、苏教版高中语文必修三）倍受青睐，甚至有的比赛中会四五次撞见“老王”。执教者或打煽情牌，大谈特定年代人间真情的可贵与感动，每每如泣如诉，声泪俱下；或唱礼赞歌，发掘底层人诚实善良的品性，讴歌人性光辉，常常慷慨激昂，声情并茂。身处如此群情高涨、血脉贲张的课堂，我的眼前却总浮现出杨绛老人安详静穆的面容，想起她“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①的自语，并思考众多执教者不约而同把一个冷静坚硬的文本演绎得甜腻而柔软的因由。

我觉得，对于每一位阅读和执教这篇散文的老师而言，要准确理解文本，有几个绕不过去的坎。

一是执教者普遍关注的文章结尾的一句话：“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不幸者的愧怍。”不错，这句让重感动的教师感到突兀的话，是读解文本的一把钥匙。教者普遍认为“愧怍”的原因决非杨绛因其幸运而同情不幸的老王这么简单，不少教者也意识到可能是由于杨绛只关心“老王”的生活不幸，却忽视了他的精神不幸，结果拿钱侮辱了他。可是文章最后一段明白无误告诉我们：“因为吃了他的香油和鸡蛋？因为他来表示感谢，我却拿钱去侮辱他？都不是。”如此不容置疑，让看似合理的解读站不住脚了。那么，作者愧怍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二是文章最后一段有几个容易被忽略的词语：“一再追忆”“总觉得心上不安”“几年过去了”“渐渐明白”。文章写作于1984年，杨绛先生73岁高龄。一个智慧老者一直记挂于心不能释怀的念想，一个纠缠困扰作者几年光阴才渐渐明白的难题，思考如此漫长，求证如此艰难。难道真像我们执教者想的那样，轻易便可破解？难道杨绛先生深思熟虑的结果，就是表达对像老王一样的广大底层苦难的关注和同情？就是为了给我们提供一段饱含泪水、令人唏嘘的动情往事？此类主题的文章，古今中外不胜枚举。如果文章的着力点在这里，那么我们无非多了一次情感的激荡，并没有获得多少精神的成长。文学作品的真正价值在于能使人思想发育、灵魂苏醒，从而构建出自己的精神大厦。仅仅停留于道德的感化和悲情的控诉，只能说明思考的缺位和思想的浮泛。教者一味执着于作品道德价值的宣讲，无疑与作品的初衷大相径庭。

三是文章第三段中“他也许是从小营养不良而瞎了一眼，也许是得了恶病，反正同是不幸，而后者该是更深的不幸”一句，对此，所有的执教者都绕开不提。为什么得恶病瞎了眼就是“更深的不幸”？作者没有明说，教师想说却说不清，只好引领学生大嚼老王那些明确无疑的“不幸”，避而不谈大有深意的“更深的不幸”。

如此看来，杨绛的《老王》是柔顺其外，坚硬其内。你绕开了文中坚硬的芒刺，剔除了思想的肋骨，得到的只能是一堆似是而非的文本皮毛和不着边际的主旨臆测。笔者拟沿着文本几条若明若暗的路径探秘，梳理文本错综绵密的脉络，以稍稍触碰一下文本的硬度，或许得以聆听智者思想的回声。

一、关于“钱”

在老王和杨绛一家交往的过程中，“钱”一直如影随形。在“乘客不愿坐他的车，怕他看不清，撞了什么”的情况下，“我常坐老王的三轮”。杨绛以一种带有同情意味的雇佣方式，解决了“靠着活命的只是一辆破旧的三轮车”的老王的生计问题。在老王送冰时，“我们当然不要他减半收费”；在老王送默存看病时，“我一定要给钱”；在老王临终前送来香油和鸡蛋时，“（我）转身进屋去（取钱）”，并说“不过你既然来了，就免得托人捎了”。除雇车之外，杨绛几次给钱的行为看上去有点庸俗有点冷，往往招致执教者诟病，以为给钱举动有损老王做人的尊严。我认为藉此苛责杨绛，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完美主义批评。用“钱”周济穷人，是个人或团体的慈善行为的基本方式和首要目的，减轻贫困苦痛的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当然是经济救助。金钱不是万能的，但穷人没钱是万万不能的。在杨绛看来，烦劳老王的每一次劳动，都应该付报酬，这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不幸者”真诚的关心和体面的帮助。我们还能要求杨绛做什么呢？要求她和老王促膝谈心还是要求她无微不至的照料老王的一切？每个人都生活在自己的文化里。知识分子和劳动人民有着文化上、心理上无法逾越的鸿沟，隔着一层“厚障壁”（鲁迅语）。所以，贾府的焦大不会爱上林妹妹，刘禹锡干脆明确宣称“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同样，“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杨绛不可能和没有文化的老王有什么共同语言，有过多的交往，更不可能成为知心朋友或亲如家人，只能“一路上我们说着闲话”。何谓“闲话”？没话找话！另一方面，中国知识分子恪守“君子之交淡如水”“礼尚往来”的交往原则，不习惯世俗社会、邻里之间交往的热乎劲儿，讲究发乎情止乎礼，彬彬有礼，礼让三分。所以，善意的给钱、礼貌的回馈，尽管对临终之前前来探望的老王构成了伤害，也让杨绛感到有“拿钱去侮辱他”的愧意，却不可能是作者“总觉得心上不安”和“愧怍”的主要原因。

从杨绛一家的沉浮看，解放初期他们雇人力车、用土制冰箱，过着不差钱的优越生活。反右运动和文革让杨绛一家成了反动学术权威，受尽种种屈辱，沦落到政治底层；停发工资，仅发一点点生活费，沦落到经济底层，甚至不如老王。②所以老王才会 “哑着嗓子悄悄问我：‘你还有钱吗？’我笑说有钱，他拿了钱却还不大放心”。在这一特定年代，杨绛一家的落魄窘境从穷人老王的担忧中可见一斑。然而，噩梦醒来是早晨，杨绛和其他中国知识分子毕竟迎来了拨乱反正的一天，迎来了政治地位、经济能力的恢复。而老王呢，这个让杨绛曾经那样走近和熟悉的底层人，这个虽然一生贫困却坚守善良天性、总想尽力帮人的不幸者，早已不知“埋在什么沟里”。劫后余生的杨绛回到正常生活状态后，该如何回首那段不堪的岁月？该如何看待人的幸与不幸？有人说，杨绛也经历了大不幸，她也是不幸者，她自称幸运，体现了一种达观的心态。其实，结尾一句“幸运的人”初稿为“多吃多占的人”，我以为更明确地泄露了杨绛先生的心绪。和老王无法更改的永恒不幸相比，知识分子的不幸意味着什么？人真的是平等的吗？同样是人，为什么“他蹬，我坐”？为什么“我”可以多吃多占，活得比老王好？为什么老王永远一贫如洗，“我”可以失而复得？你可能从出身、教育、才能、机遇、贡献等角度来解释，但只能解释，不能抹杀问题。杨绛如果寻找这种合理解释，以她的睿智很快就能心安理得，但她反复问自己，问得自己无法安宁，最后只好以愧怍之罪面对以老王为代表的沉默的底层，面对他们随风而逝的冤魂。

其实，同为不幸者，杨绛先生完全可以像大多数人一样，抖落血泪斑斑的记忆，展示伤痕累累的不幸。可是，血色记忆中站立着“直僵僵”的老王，不幸往事背后是底层更深的不幸。自身的苦难与老王的苦难促成了“我”精神的升华——面对每一个不幸的人我们都应该愧怍。因此，杨绛先生的愧怍，缘于深深体味不幸滋味后，对人性、平等、命运等命题的终极追问，缘于超越控诉、感动和廉价同情的慈悲情怀。杨绛愧怍了，她用愧怍求得了灵魂的安宁，她用柔软慈悲的心担当了社会的责任、阶层的责任、知识分子群体的责任。杨绛的愧怍，总让我们想起耶稣对人间不幸的担当，想起杜甫悲天悯人的浩叹，想起托尔斯泰晚年的出走。“梦魂长逐漫漫絮，身骨终拼寸寸灰”。③杨绛无情拷问自己的良心，恰恰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

二、关于“病”

和“钱”一样，“病”也是附着人生挥之不去的魔影。首先，是老王的病。老王一只眼是“田螺眼”，瞎的。瞎眼不但让他没了乘客，而且招致了别人的诋毁——“有人说，这老光棍大约年轻时候不老实，害了什么恶病，瞎掉一只眼。”这句话所有的推断都建立在可笑的想当然上：“大约”——不知道，乱猜疑；“什么恶病”——不知道，瞎估计。依据这种逻辑，你丑陋的长相、你低贱的地位决定你必有恶性，必行恶事，必遭恶报。如果老王真是因为得恶病瞎了一眼，就真应了那些恣意的咒骂和冷酷的判决，那才是老王病痛不幸、生活不幸之上“更深的不幸”——起码的做人尊严的被欺侮、被凌辱、被践踏！在此，老王的“瞎眼”成了遭人嫌弃的理由，成了别人“瞎说”的证据，甚至成了他与生俱来的罪过。世道竟如此残忍，人心竟如此阴森！我们不是习惯认为老王这样的人容易得到社会大家庭的关心和帮助吗？我们不是习惯把个人不幸的责任归结为特定的时代吗？我们不是相信好人多而从来不怀疑自己和他人的爱的天性吗？杨绛先生以尖利的笔尖挑破温情脉脉的生活面纱，直指生活的疼痛和人性的黑暗，以老王物质、精神的双重不幸促人怵惕，催人反省。

老王的另一只好眼“也有病，天黑了就看不见”，是夜盲症——营养不良所致。后来，“老王病了，不知什么病，花钱吃了不知什么药，总不见好”。作者同样“不清楚”的还有默存的病——“默存不知怎么的一条腿走不得路了”。考察“不知什么”和“不知怎么”的相似性，不难发现，杨绛先生有意模糊了老王和默存直接病因的差异性，而着眼于两者不同“病”态的同构性，引领我们思考：善良的好人为什么会莫名其妙地病了？为什么“总不见好”？到底是人病了还是社会病了？如果说，老王“从小营养不良而瞎了一只眼”是不幸，那么成年后尽管勤劳肯干，却有病没钱看，有病治不好，直至“两只眼上都结着一层翳，分不清哪一只瞎、哪一只不瞎”，该是怎样的“更深的不幸”？如果说老王的先天残疾是不幸，那么 “文革”中知识分子个人命运突然断裂，被打翻在地，直至“一条腿走不得路了”，又该是怎样的“更深的不幸”？

贫病交加的老王死了，带着一生的屈辱和失望死了。孔乙己死了，祥林嫂死了，同样是带着一生的屈辱和失望死了，无数的社会零余者和边缘人无声无息地死了，走了，像风中飘零的败叶。老王没能找到做人的尊严，孔乙己没能保住读书人的尊严，祥林嫂没能得到做女人的尊严。也许你硬要说孔乙己的死因与他的好喝懒做有点关系，可老王既勤劳又善良呀。让人感到生活值得过，有奔头的社会才是好社会。勤劳本分、守护良知的人活不下去，是这个社会的耻辱啊。因此，老王的不幸，也是社会的大不幸。

死了的老王“身上缠了多少尺全新的白布”——三丈六尺布④。这是穆斯林的丧葬规则，强调众生平等，不管你是贫贱还是富有，死后都一律裹缠三丈六尺白布薄葬。老王死了，才得到一次平等的待遇。对于贫贱屈辱的生命，难道死亡才是最大的公正？杨绛先生的叙述是锋芒内敛而不动声色的，可读完了，才发现一种冷冷的悲凉自心底弥漫开来。先生用她那如椽巨笔拷问着我们每一个人的灵魂！

三、关于“两个好故事”

大多数执教者热衷于分析文本讲述的两个好故事。一是杨绛一家关心、帮助老王的故事；二是老王不改善良本性始终如一地关心、帮助杨绛一家的故事。第二个好故事更是教者趋之若鹜的教学热点和课堂设计亮点。老王送冰、送默存看病、送香油鸡蛋等情节所展现的底层人格光芒照耀着课堂的所有环节，师生共同沉浸在高尚道德与人间真情的集体感动中。从以上两个好故事得出的结论往往是：两个“组织”之外的人，两个不幸者，以善良回报善良，以信任回报信任，在那个寒冷的岁月，抱团取暖，用诚实的品性、做人的本性守护着社会的良知，底层因善良、高贵的品质而焕发出人性的光芒。

然而，我们知道，常态社会下第一个好故事经常发生，即幸运的人对不幸者的救助。由于“文革”**，杨绛一家沦落至政治底层，境况窘迫，才使得穷人老王对“更穷”的杨绛的关心（送默存看病不要钱）成为可能，才发生了第二个好故事。在炫目于两个好故事的人性光彩时，我们是否应该思考：这样的好故事应该不断地重演下去吗？显然，我们不愿意第二个好故事继续发生了，因为谁都不愿再回到那个泯灭人性、践踏尊严的疯狂年代。可第一个好故事就那么合乎理性，合乎秩序，合乎我们对感动执拗的偏爱？老王被“组织”排斥在外，成了失魂落魄的单干户，乘客又不愿做他的车，假如没有杨绛“常坐老王的三轮”，没有一位老先生“愿把自己降格为‘货’，让老王运送”，老王的生存有何保障？谁应该对老王的生存权利负责？谁应该改善以老王为代表的社会底层的生活状况？必须指出，用道德的感人故事遮蔽社会责任的缺失，已成为语文教学中一种浅薄的人文价值标杆。为什么我们屡屡在别人承受苦难之处，收获感动？在我看来，以他人之苦难来激发感动，是一种虚伪的滥情，是一种坚硬的冷漠。

鉴于此，我认为，人教版八年级选择这样一篇“浅文”，对师生的理解力都是一种极大的考验，事实上，大量课堂实践已经把《老王》异化为关于善良与感动的道德颂歌。而对于苏教版高中教材而言，与其把《老王》放在必修三“号角，为你长鸣”专题的“底层的光芒”板块中，倒不如放到必修五“直面人生”专题的“苦难中的尊严”板块中。另外，“底层的光芒”这一提法本身就有一种话语霸权的意味，一种居高临下的惊奇，一种“我们”俯视“他们”的优越，是身份决定品性论的自然流露，好像底层人天生就不应该有光芒，更难得有光芒。

杨绛先生在回忆家庭蒙难的散文《丙午丁未年纪事》中说：“按西方成语‘每一朵乌云都有一道银边’。丙午丁未年同遭大劫的人，如果经过不同程度的摧残和折磨，彼此间加深了一点了解，孳生了一点同情和友情，就该算是那一片乌云的银边或竟是金边吧？——因为乌云愈是厚密，银色会变为金色。常言‘彩云易散’，乌云也何尝能永远占领天空。乌云蔽天的岁月是不堪回首的，可是停留在我记忆里不易磨灭的，倒是那一道含蕴着光和热的金边。”苦难和不幸足以毁灭人，但苦难也能净化人，使人思考苦难、直面苦难、担当苦难。写不幸就一定是血泪控诉吗？神圣伟大的悲哀不一定有一滩鲜血、一把眼泪，一个高明的作家写人类痛苦或许是用微笑表现的。对于《老王》的意蕴，杨绛先生的心语也许就是最好的注脚。

注释：

①《杨绛散文》扉页上作者自题的英国诗人兰德暮年之作。（浙江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②参见杨绛散文《丙午丁未年纪事》。

③钱钟书先生为杨绛先生构思中的小说所写的诗句。

④薄葬是回族丧葬的一大特点。回族谚语说：“无论穷、无论富，都是三丈六尺布。”这句谚语对回族的薄葬习俗做了很确切的说明。任何一位穆斯林，无论其生前多么富有或多么贫穷，亡故后一律只用三丈六尺白布包裹后掩埋，身上不穿绫罗绸缎，墓内也不放任何物品陪葬。《古兰经》指出：“在世时没有信道，临死时仍不信道的人，即使以满地的黄金赎罪，也不被接受，这等人将受痛苦的刑罚，他们绝没有任何援助者”。伊斯兰教是“两世并重”的宗教，认为一个人今世的血统、肤色和所拥有的财富，及他所享有的声望等，对于他个人后世在真主安拉面前的品德与人格而言，并无任何意义。安拉赞许的是一个人在虔敬恭顺方面的德行，而不是他临死时带走的财富的多少。因此，穆斯林认为，厚葬并不能减轻一个人生前的罪孽，也增加不了他的善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