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Q正传》电影观后感

第一篇：《阿Q正传》电影观后感

《阿Q正传》观后感

上了电影与文学，看了几部电影，好像除了《阿Q正传》这部电影意外其他的我都记不太清了，也许因为它是鲁迅先生写的一部经典作品，我才感兴趣吧！很早之前就学过这篇文章可是却没有看过电影，看过之后我又觉得这实为一部经典。

阿Q很卑怯，他喜与人吵嘴打架，但必估量对手。口讷的他便骂，气力小的他便打。与王胡打架输了时，便说君子动口不动手，假洋鬼子哭丧棒才举起来，他已伸出头颅以待了。对抵抗力稍为薄弱的小D，则揎拳掳臂摆出挑战的态度，对毫无抵抗力的小尼姑则动手动脚，大肆其轻保都是他卑怯天性的表现。

阿Q的精神胜利法，他与人家打架吃亏时，心里就想道：“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世界真不像样，儿子居然打起老子来了。”于是他也心满意足俨如得胜地回去了。中国人的精神胜利法发明固然很早，后来与异族周旋失败，这方法便被充分的利用。

阿Q虽是极卑微的人物，而未庄人全不在他眼里，甚至赵太爷的儿子进了学，阿Q在精神上也不表示尊崇，以为我的儿子将比他阔得多。加之进了几回城更觉自负。

主人公阿Q代表了当时的中国人。无论是从文中各个人物的意识形态来看，还是形如留辫者的字母 ‘Q’，在在都透露出鲁迅暗指的真实人物—中国人。影片不留情面地讽刺了当时中国人的一种自我麻醉、自我满足、自我解脱与逆来顺受的心态，以及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一种劣根性，包括自私自利、欺软怕硬与精神胜利法。在为中国人指出这些缺点时，鲁迅可以说是毫不留情的。但如果我们对中国人加以仔细的观察，会发现他所描述的这种阿Q心态在当今社会中并没有消失,这也让我大吃一惊。不同于其他的作家，鲁迅更注重反应社会与人性的丑恶，而且他企图通过一种让我们产生反感的方法来让人理解他的想法。

阿Q的精神胜利法对我的影响尤为深刻，其实生活中我们难免会遇到不开心的事，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失败，面对这种处境，怎么办呢？一味沉陷在其中而不能自拔，当然是不可取的。因此现代人懂得如何来缓解自己的情绪，这便是所谓的精神安慰。人们常说的退一步，海阔天空，便是其中之一种。我们当然不可将这种正常的排解心理困惑与苦痛的方法都谓之精神胜利法。

正常的精神安慰对人的心理健康是十分有益的，每个人都必须学会从失落中走出来，都必须学会调节心理，使它获得某种平衡。否则，我们将长期处在名利的斤斤计较中而痛苦。阿Q的错在于他没有任何的原则，凡事都计较，凡失败都要求得某种程度的超越。而他又不是通过现实的奋斗来实现，只是作一番精神上的假想，求得虚妄的胜利。这种精神胜利法，只会麻痹人的斗志，为我们的苟且偷生找到心安理得的借口，不利于现实的改造，不利于人类的进步，是我们应该扬弃的。

当我们事业失败时，我们常会说胜败乃兵家常事，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当我们受人欺侮时，我们会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当我们失恋时，我们会说天涯何处无芳草。这些安慰都是我们所需要的。因为只有以良好的心态去面对现实，我们才能赢得最后的成功。但是，如果我们只会作虚无的宽解而不能够有切实的行动，那就不免带有几分阿Q味了。

第二篇：阿Q正传观后感

《阿Q正传》是鲁迅惟一的中篇小说。思想上成就之一：小说通过辛亥革命前后中国农村社会典型环境的描写：塑造了辛亥革命时期贫苦农民阿Q的典型形象。阿Q的主要性格特征是精神胜利法：在现实生活中处于失败者的地位，但不正视现实，用盲目的自尊自大等种种方法自欺自慰，陶醉于虚幻的精神胜利之中。阿Q无法清醒认识自己的悲惨的社会地位和命运，做出改变自己境遇的反抗斗争。阿Q还受封建正统思想的影响：深恶造反、“男女之大防”。是一个集中了较多国民劣根性的艺术形象。阿Q革命观中还夹杂着许多落后的观念。阿Q形象的塑造和精神胜利法是普遍存在于中华民族各阶层的一种国民性弱点，因此，阿Q是一个“现代的我们的国人的灵魂”。

思想成就之二：提出了农民问题，即农民的悲惨的生活境遇和他们缺乏民主主义觉悟的矛盾。阿Q过着被剥削、受压迫的生活，但是他缺乏觉悟。作者把阿Q放在辛亥革命中考察。他有革命的要求，但是他的革命观中狭隘报复、取赵太爷而代之等糊涂思想，他也没有完全摆脱精神胜利法。小说通过阿Q的悲剧，在客观上揭示了辛亥革命的历史教训，提出了民主革命中启发农民觉悟的重要性。

一、阿Q形象分析

1、阿Q是辛亥革命时期一个不觉悟的流浪雇农的典型形象。

2、性格特征：

基本特征：既沾有油手之徒的狡猾，又有农民式的质朴愚蠢。

突出特征：阿Q的主要性格特征是精神胜利法：在现实生活中处于失败者的地位，但不正视现实，用盲目的自尊自大等种种方法自欺自慰，陶醉于虚幻的精神胜利之中。

二、作品的艺术成就：再现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如阿Q、假洋鬼子、赵太爷等。白描手法的成功运用。如阿Q瞪着眼睛说：“我们先前——比你阔得多啦！你算什么东西。”形象地表现了他的精神胜利法的性格特征。作品基本风格是客观叙事的现实主义风格，在写实中又加入了讽刺，如对赵太爷的讽刺是尖锐无情的、对阿Q的弱点的讽刺比较温和，是一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阿Q的悲剧性遭遇和喜剧性格，形成小说悲喜剧交融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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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Q正传》是中国现代小说创作上的一个杰出成就，也是最早被介绍到世界去的中国现代小说。这篇小说创作于1921年12月至1922年2月，当小说以笔名“巴人”在《晨报副镌》上连载的时候，著名评论家沈雁冰就在《小说月报》通信栏里指出：“《阿Q正传》虽只登到第四章，但以我看来，实是一部杰作。”人物形象经过长期孕育的独特创作过程。

阿Q是辛亥革命时期具有严重病态心理的流浪农民的艺术典型，他对自己的失败命运、奴隶地位采取辩护、粉饰和盲目自尊的态度；惯于以“忘却”或向更弱者（如小尼姑）泄愤来转嫁屈辱，求得自我满足。他自轻自贱，自甘落后与被奴役的地位；或者自欺欺人，在自我幻觉中变现实的失败为精神上虚幻的胜利。这种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是一定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的产物，也体现着苟活状态下人类的某种普遍弱点。“本住”世界存在着森严的等级制度，封建纲常名教占绝对支配地位；农村经济的破产和社会的半殖民地化，这些都为阿Q性格的产生提供了条件。晚清统治阶级中，“精神胜利法”非常流行，这种病态心理

会像瘟疫一样传染给下层人民。而小农本身的严重弱点，也是产生阿Q性格的温床。

《阿Q正传》的高度思想性，并非仅仅在于批评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而是从更新国民“魂灵”出发，总结中国农民革命的历史教训，呼唤具有“坚信的主义”的真正革命者，提出了如何启发农民民主主义觉悟的问题。

《阿Q正传》的基调是悲喜剧相结合与出色的讽刺艺术。其喜剧因素由夸张、幽默、滑稽、讥嘲、反语等多种表现手法构成。讽刺艺术主要分两类：对赵太爷等重在揭露其贪婪阴毒的丑恶灵魂；对阿Q则是含泪的鞭挞，重在显示其虚妄、健忘和耻辱。

现实主义的严峻性与表现主义带来的“间离效果”在小说中同时并存。

1.鲁迅论《阿Q正传》

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 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我的眼里所经过的中国的人生[3]

2.《阿Q正传》的接受史

A.20世纪20、30年代至40年代-------鲁迅、茅盾为代表

当《阿Q正传》开始在《晨报副刊》上连载时，沈雁冰（茅盾）即在《小说月报》上发表文章说：“我读这篇小说的时候，总觉得阿Q这人很是面熟，是呵，他是中国人品性的结晶呀。”后来，沈雁冰又在《读〈呐喊〉》发展了自己的观点：“我又觉得‘阿Q相’未必全然是中间民族所特具，似乎这也是人类的普通弱点的一种。”以后，鲁迅自己也写了好几篇文章，谈《阿Q正传》的成因；据说，他心目中的阿Q“有农民式的质朴、愚蠢，但也很沾了些游手之徒的狡猾，在上海，从洋车夫和小车夫里面，恐怕可以找出他的影子来的”，而他之所以要写《阿Q正传》，是因为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作为在我的眼里所经过的中国的人生”（《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在谈到阿Q的“革命”时，他又说：“据我的意思，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我的阿Q命运，也只能如此，人格也恐怕并不是两个。”《〈阿Q正传〉的成因》）鲁迅对于阿Q的形象塑造还发表了这样的意见：“我也很愿意如人们所说，我只写出了现在以前的或一时期，但我还恐怕我所看见的并非现代的前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阿Q正传〉的成因》）

这说明，在《阿Q正传》出世以后的二三十年代，人们都注目于“阿Q”这一形象所具有的“普遍”意义；尽管也有人注意到阿Q身上的“人类的弱点”，但占主导地位的意见，却是将阿Q作为一个“国民性弱点”的典型，这也是大体符合鲁迅启蒙主义的原初创作意图的。

到了40年代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热潮中，这一接受倾向，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在一篇很有代表性的文章里，就是再三强调阿Q“是中国精神文明的化身”，“这是一个失败民族的好笑的自解，一个衰落的古国的可哀的自满”，在对阿Q形象意义的阐释里，人们很容易地就听出了要求“民族自省自救”的时代呼声（立波：《论阿Q》）。而作家张天翼同是写于40年代里的《论〈阿Q正传〉》里，更是急切地呼吁，“我们民族中的这每一个分子，都把自身检验一下，看你还带有阿Q灵魂原子没有”，“一定要勇于正视我们自身上的缺点和毛病，一定要洗涤我们的灵魂”，如果听任每一个人身上的“阿Q气”任意发展，就“多多少少总会使我们民族在进展中受到拖累，甚至或是受阻碍的”。

无论是20年代的启蒙主义思潮，还是三四十年代的民族救亡思潮都提出了“民

族自我批判”的时代课题，阿Q也就自然成为“反省国民性弱点”的一面镜子。

B.20世纪50--70年代----陈涌、毛泽东为代表

当新中国成立以后，胜利了的中国革命要求在文学上也得到充分的反映与肯定，并且按照这一要求对以往的文学进行重新阐释与评价；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出现对鲁迅著作的全新接受视野与阐释体系，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陈涌写于50年代中期的《论鲁迅小说的现实主义》即这样应运而生。在这篇文章里，陈涌断定鲁迅的《呐喊》、《彷徨》“深刻地反映了中国的革命，反映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动力”，“和毛泽东同志的结论是完全一致的”。

在这样的总的认识下，陈涌对《阿Q正传》的阐释发生了两个重大倾斜：第一是强调“鲁迅是现代中国在文学上第一个深刻地提出农民和其他被压迫群众的状况和他们的出路问题的作家，农民问题成了鲁迅注意的中心”，阿Q“是一个被压迫被剥削，到了后来甚至连生活也难以为继的雇农”，鲁迅不仅写出了他的不幸与落后，更表现了他必然走向革命。因此，陈涌认为阿Q土谷洞里的梦“是鲁迅对于刚刚觉醒的农民的心理的典型的表现”，“它虽然混杂着农民的原始的报复性，但他终究认识了革命是暴力”，“毫不犹豫地要把他主阶级的私有财产变为农民的私有财产”，并且“破坏了统治了农民几千年的地主阶级的秩序和‘尊严’”，这都是表现了“本质上是农民革命的思想”。

第二陈涌同时又强调了《阿Q正传》“从被压迫的农民的观点”对于资产阶级及其领导的辛亥革命所作的批判，“鲁迅清楚地表明了，地主阶级或地主阶级里的资产阶级化的知识分子如何伪装革命，如何向革命投机，如何排斥真正的革命力量”。陈涌的上述观点几乎支配了五六十年代对于鲁迅及《阿Q正传》的接受；后来，毛泽东在多次讲话中也反复强调阿Q是一个“不觉悟的落后农民”的典型，要人们吸取辛亥革命假洋鬼子“不许革命”的教训，影响更为深远。现行中学语文教材“预习提示”及注释里强调“小说塑造了一个在辛亥革命前后尚未觉悟的贫苦农民形象阿Q，描写了封建势力在革命前残酷剥削、压迫农民，在革命到来后又温进‘革命党’，镇压革命”，“从而深刻揭露封建势力的残狡猾的反动本质，批判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妥协性和不彻底世”，基本上是沿袭以毛泽东与陈涌为代表的《阿Q正传》观。

C、20世纪80年代———王富仁为代表

新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自然引发了对于传统鲁迅观、阿Q观的重新审视。王富仁的《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初版，1992年再版）一书“引论”里在肯定了前述研究体系“帮助我们从中国社会政治革命的角度观察和分析了《呐喊》《彷徨》的政治意义”的同时，即尖锐指出，“它所描摹出来的《呐喊》和《彷徨》的思想结构图式与我们在原作中实际看到的在构架上发生了变形，在比重上有了变化。例如，在《阿Q正传》的艺术描写中处于次要地位的关于阿Q要求参加革命的描写，在我们的研究文章中被大大强化了，成了《阿Q正传》之所以成为伟大现实主义作品的主要标志，而在原作中用大量篇幅和主要笔墨加以表现的阿Q精神弱点的艺术描写，则无形中被降到了一个较次要的位置上来。并且常常被认为是鲁迅较多地看到人民的弱点的例证，作为鲁迅当时思想局限性之所在。与此同时，在对阿Q革命的分析中，其积极意义得到了片面的夸大，其消极意义只剩下了轻描淡写的几笔附赘之词。”王富仁自己，则从他的“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的《呐喊》《彷徨》观出发，对《阿Q正传》作出了新的阐释。他认为，“辛亥

革命的领导者无视农民的革命要求，不注意发动群众，向封建势力妥协，而阿Q也始终处于愚昧落后状态”，这两者互为因果，“造成了辛亥革命的失败”，而《阿Q正传》的深刻之处恰恰在于，它是把阿Q视作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的最关键的因素的。由于阿Q的不觉悟，‘假洋鬼子’才得以以一点外形的新攫取了未庄‘革命’的领导权，赵太爷才得以保持着自己的固有的社会地位”，“即使阿Q成了‘革命’政权的领导者，辛亥革命依然毫无胜利的希望，他将以自己为核心重新组织起一个新的未庄封建等级制度”。

王富仁认为，阿Q的根本精神弱点在于“缺乏自我意识和个性的自觉，在外部表现上便是对传统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现状的消极适应性”，并表现为两种不同的形式：“精神胜利法”是一种被动适应方式，即“在无法改变自身实际社会地位的时候，以被动忍耐的方式适应被压迫、被蹂躏的悲惨处境”；阿Q的“革命”则是另一种“主动适应方式”，“即在现实的封建等级制度的阶梯上，爬到更高的等级阶梯上，由被压迫者转化为压迫者”。在王富仁的阐释中，显然要强调阿Q的“革命”与其“精神胜利法”在本质上的相通，而辛亥革命的最大教训正是在于其“政治革命行动脱离思想革命运动”，忽略了农民（国民）的精神改造——而这正是曲折地传达了新时期的时代呼声：在全面推进经济、政治的现代化时，不要忽略了“人的现代化”。这一呼声里内含着的“新启蒙主义”特质，自然是与鲁迅时代的“五四启蒙主义”相联系的。D、其它观点

正因为如此，新时期对《阿Q正传》的观照，又不约而同地回到鲁迅创作原初意图与二三十年代的阐释那里，集中于阿Q的“精神胜利法”，把它看作是一种“国民性的弱点”，以后又逐渐转向对“阿Q性格（精神）”的人类学内涵的探讨上。一篇很有影响的文章认为“阿Q性格充满着矛盾，各种性格元素分别组成一组一组对立统一的联系，它们又构成复杂的性格系列。这个性格系列的突出特征就是两重性，即两重人格，自我幻想中的阿Q与实际存在的阿Q似乎是两个人，是不相容的两种人格，但它们却奇妙地统一起来”。这位作者具体地归纳了阿Q多种二重性格特征，即“质朴愚昧与狡黠圆滑”，“率真任性与正统卫道”，“自尊自大”与“自轻自践”，“争强好股与忍辱屈从”，“狭隘保守与盲目超时”，‘排斥异端与向往革命”，“憎恶权势与趋炎附势”，“蛮横霸道与懦弱卑怯”，“敏感禁忌与麻木健忘”，在这位作者看来，这种“二重性格”正是来自人的本性，即属于人类共通的精神现象（林兴宅：《论阿Q的性格系统》）。

也有文章认为，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人”不敢正视自己的落后不幸状态的精神的满与骗，因此“不仅东方落后民族中会产生阿Q的精神胜利法，处在一定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中的人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只要还有个人和集团处于落后地位，就有产生粉饰落后的精神胜利法的可能”（参看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第3章）。

而另一些文章则认为，阿Q的遭遇以及他的精神胜利法实质上是表现人的个体生存的“双重绝望”的。首先是“个体生命与人类基本生存环境的冲突”的“绝望”性质。阿Q作为一个“个体生命”的存在，几乎面临“人”的生存困境：基本生存欲求不能满足的“生的困恼”（《生计问题》），“无家可归的惶惑”（《恋爱的悲剧》），“面对死亡的恐惧”（《大团圆》）等等，而他的一切努力，挣扎（《从中兴到末路》）——包括投奔“革命”，都不免“是一次绝望的轮回”（《革命》、《不准革命》）。面对着挣扎无望的生存困境，人只能“无可奈何

地返回自身”，如恩格斯所说，“他们既然对物质的解放感到绝望，就去追寻精神上的解放来代替，就去追寻思想上的安慰，以摆脱完全绝望的处境”（《布鲁诺•鲍威尔和早期基督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也就是说，“精神胜利法”是处于无奈之中的“人”的一种几乎是无可非议的选择：“人”正是通过“把想象中的世界当作现实世界的精神幻觉”，完成了“从现实物质的失败”到“想象的精神胜利”的心理转换，“保持自我内心的平衡，借以协调自我与外在环境的关系”，以“维持自己的正常生存”。

但另一方面，这种选择不但丝毫没有改变人的绝望的失败的生存状态，只会使人因为有了虚幻的“精神胜利”的“补偿”而“心满意足”于现状，进而屈服于现实，成为现存生存环境的“奴隶”。这样，为摆脱“绝望”的生存环境而作出的“精神胜利法”的选择，却使“人”堕入了更加“绝望”的深渊，于是，“人”的生存困境就是永远也不可能摆脱的（以上分析参见汪晖：《“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与鲁迅小说的精神特征》、谢伟民：《悲剧？喜剧？悲喜剧？——重读《阿Q正传》、张梦阳：《阿Q与世界文学中的精神典型问题》）。鲁迅的《阿Q正传》正是以对“人”的这一生存困境的正视而揭示了人类精神现象的一个重要侧面，从而使自己具有了超越时代、民族的意义与价值。

第三篇：《阿Q正传》观后感

阿 Q 正 传 观 后 感

姓名：X X X 年X月X日X

《阿Q正传》观后感

要写《阿Q正传》观后感，并不是件难事，因为无论是何书、何影片，观后总是有些想法、看法的，即使是为了娱乐、消遣时间，也有好看不好看之感，但一想到是为鲁迅写评论，是要评说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的著作，一位笔锋比匕首还锋利的伟人的作品，一篇灵魂解剖师的结晶，不禁压力重重！影片和原作反复看了两三遍才颤颤的下笔。至于说的好不好，对不对，还是不要评说的好，大家只要看原作便是了！

首先，《阿Q正传》好看、经典。阿Q的可笑的行状，可笑的精神胜利的言行，把他这个小人物的可悲的灵魂形象的体现出来。他本身的喜剧和悲剧看似矛盾，却又相辅相成，使得通篇趣味性、故事性和逻辑性非常强，且个性典型。鲁迅这位文学大师又将其心理分析描写的生动深刻。阿Q的优胜心理可谓是“名扬”中文了，可见阿Q的典型形象塑造之成功。

其次，阿Q个人的性格和精神与其对当时中国人民精神思想的代表性，使人触目惊心，其讽刺可谓到了家了。“君子动口不动手”，阿Q把这句话可谓发挥到了极致；“现在的世界太不成话，儿子打老子······”。一个特征，一句话，已经把阿Q的优胜思想描写到位了。然而阿Q只不过是“自轻自贱”的类似无赖的小人物，平凡、普通，但又正是因为他极为平常，所以和我们更密切，更有大关系，更具普遍性、真实感，更能引起人们的共鸣。我们细想，可以发现，也只有阿Q这最下层、最平凡的人物才能代表一时代人物精神面貌。阿Q即代表着，又讽刺着。他似乎善恶分明，但又似乎不辨是非！有着颗爱国心，“深恶而痛绝之”假洋鬼子，但连做了贼却也分不清！阿Q不管也不关心被杀的人是否冤枉，革命意义何在，对他而言都是只是“热闹”而已。阿Q的死对他们而言也只是“热闹”。太讽刺了！

最后，我个人看来又看去，实在是不喜欢甚至讨厌、看不起阿Q，不想去考虑他的代表性，只是讨厌、烦阿Q。自轻自贱、自欺欺人、无知、无赖且又不怎么朴实，爱说大话······看不到他的优点。这又让我对中国

当时，那个历史时期的中国人民感到痛心，连最基本的道德标准似乎也没了。但又不禁要笑了，自己和周边朋友有时竟也会有阿Q 精神，惊叹鲁迅先生精透的对中国人民透析。其实有时，优胜精神也不失为解决一些无奈事情的好方法，而且中国人都会用！

看遍《阿Q正传》，从自己灵魂、中国人民灵魂深处走一遭。《阿Q正传》之伟大不容否认，鲁迅之伟大不容否认，中国人民自欺的灵魂让人可悲！看了阿 Q凄惨的“大团圆”，他可气、可伶、可悲的个人形象我便不再细究了。愿鲁迅的“阿Q”能改变中国人民现状，是现状了！！

第四篇：阿Q正传 观后感

《阿Q正传》观后感

我想，这可能是我看过的最老的一部国产电影，一部改编自鲁迅先生的同名短篇小说——《阿Q正传》。一部极接近原著的优秀电影。

整部电影，黑白、单调而略显乏味，却切实展现出当时时代的色彩。接近两个小时的故事里，是从诙谐幽默的气氛向沉重心情的转变。电影末尾，当我亲眼见证阿Q的最终命运，我的心情是压抑的，有那些一点点无奈，有那么一点点悲哀，有那么一点点恨。

阿Q是一个穷苦的人，瘦而邋遢，头上长着难以见人的癞疮疤。他喜欢喝酒，喜欢在酒店里和一堆闲人们“高谈阔论”；喜欢赌博，即使输了拿不到钱，赢了还是拿不到钱。他住的地方上无片瓦，下无寸土，没有短工可做的时候便只能窝在那破败的五谷祠里。他很能干，什么都能干，却不务正业、不思进取，最终还是穷得只剩下一条裤子。他总是被人欺负，打得过别人便打，打不过别人便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被扇了耳光，然后精神自慰——没什么大不了。总的来说，于未庄的人和我们这些读者或者观众来说，阿Q实在不是什么讨喜的角色。

可是，偏偏就是这样一个阿Q，引人深思，令人心痛。

他想要一个女人，便毫不避讳地对着吴妈喊：“和我睡觉，和我睡觉”。多么可笑的一个举动呵，却深刻地折射出封建迷信思想对人们的荼毒。他欺弱怕强、恃强凌弱——如此卑劣的行为，但若站在另一头看阿Q，倒也没有觉得那么深恶痛绝了。阿Q在未庄一直被赵老爷、被地保、被未庄的人们欺压，他无非就是想尝尝欺压别人的滋味，想当当那么一会会儿的“大人物”，想让自己摆脱永远只能被别人欺压的命运。小人物可笑的想法，在那个黑暗的封建时代里显得多么可悲。这与后来阿Q一心想要革命的目的，其实是一样的。他想要通过革命改变自己的命运，改变自己的地位。可是，到最后他发现连阿D都盘起来了头发，那假洋鬼子还是不让他革命。可怜的阿Q啊，他除了能革尼姑庵的命，还能去哪儿呢？其实我们都看得见的，阿Q盲目革命的可笑举动让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妥协性和不彻底性显露无疑。

整部影片中最让我印象深刻的人物除了阿Q就是那些一路上看着阿Q被拉去枪毙时的看客们。原著中鲁迅先生对这些看客们眼神的描写可以说是绝了的：“这刹那中，他的思想又仿佛旋风似的在脑里一回旋了。四年之前，他曾在山脚下遇见一只饿狼，永是不近不远的跟定他，要吃他的肉。他那时吓得几乎要死，幸而手里有一柄斫柴刀，才得仗这壮了胆，支持到未庄；可是永远记得那狼眼睛，又凶又怯，闪闪的像两颗鬼火，似乎远远的来穿透了他的皮肉。而这会他又看见从来没有见过的更可怕的眼睛了，又钝又锋利，不但已经咀嚼了他的话，并且还要咀嚼他皮肉以外的东西，永远是不远不近的跟他走。这些眼睛们似乎连成一气，已经在那里咬他的灵魂。”

对于看客，不仅仅是鲁迅，于我们而言，都是恨透了的。无论是鲁迅的《药》，还是《祝福》里，到处都有看客们的身影。他们精神麻木，心里阴暗。他们大声喝彩、大声欢呼，吆喝着要阿Q再唱一曲戏。杀头，在他们看来是有趣的。是热闹的。阿Q就要死了，他们却没有任何的同情心，没有任何的不舍，没有任何的愤怒。他们可以看着自己的同胞被可恨的敌人杀死，却只能麻木地“观赏”着，甚至可以没有任何表情，任何言语，而是就那样一直看着，看着„„天知道那个时候他们的心里到底在想什么呢？我想，或许阿Q知道吧，他不也曾经是一个看客吗？

鲁迅说过：“凡是愚弱的国民，无论体格如何健全茁壮，都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是啊，仅仅是看客，而已。

阿Q最终是死了，死得极窝囊。他既没有画圆那个圈，也没有得到一段他向往已久的爱情，他没有通过所谓的革命改变自己的地位，他那晚做的梦，都没来得及实现，就随着那一声枪响，永远地随着阿Q去了。“据考据学家们说，阿贵还是有后代的，至今子孙不绝。”电影结束时的这句话想必是最发人深省的。阿Q的精神胜利法留给了后人，他的“后人”们沿用着他的“可贵的精神”。是儒家的虚伪，封闭僵化的传统文化、奴性、皇帝梦，两千年来一成不变的封建文化和中华文明，让有血有肉的人变得麻木，僵化，变成了可怜的阿Q，变成了可悲的阿Q。

电影是成功的，鲁迅是成功的。

旧时代确是过去了，可不知这新时代的欣欣向荣到底是一种真实存在，还是一种假象。在现在这个世界里，还有多少的阿Q的后人们，在麻木地生存着呢？

我想，那个病根啊，是要通过彻彻底底的精神治疗，才能够治得好的吧。愿只愿，病人不要太多，不要太多，才好。

第五篇：《阿Q正传》

《阿Q正传》的主要内容

写于1921年的小说《阿Q正传》，是鲁迅改造民族灵魂的典范之作。鲁迅说过，他写《阿Q正传》，“是想暴露国民的弱点”（《伪自由书·再谈保留》），是想“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灵魂”（《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站在今天的角度，来审视主人公阿Q这一形象，我们不难发现，阿Q实际上是一个旧时代中国农民的魂灵。作品中的阿Q是一个生活在辛亥革命前后的贫苦农民。在旧中国闭塞落后的农村小镇未庄，阿Q贫无立锥之地，他没有家，住在土谷祠里；没有固定职业，只能靠打短工为生，“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社会地位极其低下，甚至失掉了自己的姓。当他有一次喝罢两杯黄酒，说自己原是赵太爷本家的时候，赵太爷便差地保把他叫了去，给了他一个嘴巴，不许他姓赵。他终于被剥掉最后一件布衫，连恋爱的权利也没有；在与赵太爷、假洋鬼子，甚至王胡、小D的冲突中，他永远都处于失败者的地位。他的现实处境是如此悲惨之至，但他在精神上却“常处优胜”，阿Q对自己的失败命运和奴隶地位采取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辩护和粉饰态度。小说的两章“优胜记略”，集中地描绘了阿Q这种性格上的“精神胜利法”：他常常夸耀过去：“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其实他连自己姓什么也有点茫然；又常常悬揣将来：“我的儿子会阔的多啦！”其实他连老婆都还没有；或者“忘却”：刚刚挨了假洋鬼子的哭丧棒，蒙受了“生平第二件的屈辱”，“拍拍的响了之后”，“似乎完结了一件事”，就忘却一切而且“有些高兴了”；或者向更弱者（例如小尼姑之类）泄愤，在转嫁屈辱中得到满足；或者自轻自贱，甘居落后与被奴役：“我是虫豸——还不放么？”在这些都失灵之后，就自欺欺人，说一声“儿子打老子”就“心满意足的得胜了”，在自我幻觉中变现实真实的失败为精神上的虚幻的胜利：“他觉得他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状元不也是‘第一个’么？”“你算是什么东西！”甚至“用力在自己脸上连打两个嘴巴”，“仿佛是自己打了别个一般”，也就心平气和，天下太平。“精神胜利法”使阿Q虽受尽剥削和欺凌却不能够正视自己被压迫的悲惨的地位。

作品突出地描绘了阿Q的“精神胜利法”，同时又表现了他的性格里其他许多复杂的因素。阿Q的性格是充满着矛盾的。一方面，他是一个被剥削的劳动很好的农民，质朴、愚蠢，长期以来受到封建主义的影响和毒害，保持着一些合乎“圣经贤传”的思想，也没改变小生产者狭隘守旧的特点：他维护“男女大防”，认为革命便是造反；很鄙薄城里人，因为他们把“长凳”叫做“条凳”，在煎鱼上加切细的葱丝；凡是不合于未庄生活习惯的，在他看来都是“异端”。另一方面，阿Q又是一个失掉了土地的破产农民，到处游荡，被迫作为小偷，沾染了一些游手之徒的狡猾：他并不佩服赵太爷，钱太爷，敢于对假洋鬼子采取“怒目主义”；还觉得未庄的乡下人可笑，没有见过城里的煎鱼，没有见过杀头。阿Q性格的某些特征是中国一般封建农村里普通农民所没有的。既瞧不起城里人，又瞧不起乡下人；从自尊自大到自轻自贱，又从自轻自贱到自尊自大，这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这样典型环境里的典型性格。出现在阿Q身上的“精神胜利法”，一方面是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侵入后近代中国农村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的表现，另一方面也为阿Q本身的具体经历所决定，鲁迅从雇农阿Q的生活道路和个性特点出发按照自己艺术创造上的习惯——“模特儿不用一个一定的人”，遵循主体的需要进行了高度的概括，在思想熔铸的时候，又突出了人物复杂性格的某一点，使其具有鲜明的精神特征，从而成功塑造了一个旧时代中国农民的魂灵。在小说中阿Q的精神胜利法明显打上了近代社会急剧破产，不能掌握自己命运、又找不到出路的不觉悟的农村流浪雇农的阶级烙印。小说对未庄典型环境的描写，深刻地揭示出阿Q精神胜利法与支配着整个社会的封建传统思想、封建等级制度的联系，与小生产者的落后、闭塞、保守、软弱地位的联系，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阿Q是一个落后农民的典型。另一方面，阿Q的精神胜利法又是历史上“两次奴于异族”，在近代帝国主义侵略面前接连 1

失败的中华古国屈辱地位的产物，是一种丧失民族自尊心、自信力，安于并掩饰民族落后与被奴役命运的民族精神状态，即鲁迅所说的“国民性弱点”。鲁迅从他对中华民族历史、现状长期深刻的研究中，发现了阿Q精神胜利法是中华民族觉醒与振兴的最严重的思想阻力之一，他的《阿Q正传》正是对于我们民族最伟大的自我批判，并从这实事求是的清醒批判中寻求中华民族振兴的希望。《阿Q正传》的主旨及历史价值正在于此。从这个角度看，毫无疑问，阿Q是中华民族中具有精神胜利法弱点的这一类人的典型，写出了“一个旧时代中国农民的魂灵”，具有十分广泛的历史概括性。

《阿Q正传》艺术特色

1．喜剧的外套，悲剧的内核

《阿Q正传》最突出的艺术特色，是用喜剧的外套，包装一个悲剧性的故事。阿Q的一生是悲剧性的，他的下场令人同情，令人感叹，但这一切又是通过阿Q日常生活中富有喜剧性的事件表现出来的。所以读《阿Q正传》时，人们往往被阿Q可笑的言行逗得忍俊不禁，可是掩卷沉思，又不免悲从中来，为阿Q的不幸遭遇而唏嘘叹息，也对残暴的统治者切齿痛骂。悲剧因素与喜剧因素在小说里相互交织、融合，构成这篇小说最大的艺术特色。

主张“为人生”而艺术的鲁迅曾经给悲剧和喜剧下过定义。他说：“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阿Q的被压迫者的地位和他身上具有的勤劳吃苦的劳动人民的优点，以及他要求改变现状的愿望，无疑是“有价值的东西”，他一生备受剥削，人格屡遭污辱，最后又惨死于冤案，这样的命运遭际更加令人同情，他的死令人痛心。但同时他身上确实又存在许多“无价值的”东西，尤其是他的精神胜利法，他的欺软怕硬，他的狡猾无赖等等，在小说里显然遭到作者的否定和批判。小说正是在悲剧性和喜剧性相互映衬下展开了艺术描写，使作品读起来更加令人感到心酸，使那悲剧性的东西更加令人深思。

这篇作品悲剧和喜剧交织融合有两种表现。一是作品的前面大部分章节喜剧性较强，集中表现在“优胜纪略”“续优胜纪略”和“恋爱的悲剧”三章中；而后面两章的悲剧色彩越来越浓，喜剧色彩越来越淡，尤其到了“大团圆”这一章，读者几乎笑不出来了。这是作者写作过程中表层的由喜到悲。另一种表现形式是喜剧情节中包含着悲剧的因素，比如，赵太爷不准阿Q姓赵打他嘴巴的情节，表面看起来是一个喜剧性十足的场面，但骨子里却是悲剧性的，说明阿Q地位之低下无以复加；又如阿Q被赵太爷剥夺了生活来源之后，阿Q去静修庵觅食的情节，表面看起来似乎是个喜剧，跳进菜园时可笑的动作和表情，被老尼姑发现时的无赖相，以及被狗追赶后的落魄相，都令人捧腹大笑，但笑的背后却是令人鼻酸的阿Q的可怜。小说中这样的情节比比皆是。

2．白描的手法

鲁迅曾说：“我力避行文的唠叨，只要觉得能够将意思传给别人，就宁可什么陪衬拖带也没有。”又说：“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无可吝惜，宁可将作小说的材料缩成sketch，不可将sketch的材料拉长成小说。”这一思想表现在作品里，就是抓住事物的特征，用最经济、最简练的笔墨，把描写对象生动、形象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如赵太爷不准阿Q姓赵的场面：

„„太爷一见，满脸溅朱，喝道：

“阿Q，你这浑小子!你说我是你的本家么？”

„„

阿Q不开口，想往后退了；赵太爷跳过去，给了他一个嘴巴。

“你怎么会姓赵!——你那里配姓赵!”

寥寥数笔，就把赵太爷这样一个土霸王的横蛮霸道的嘴脸活画出来了。又如写假洋鬼子

吹嘘革命的那一段：

洋先生„„白着眼睛讲得正起劲：

“我是性急的，所以我们见面，我总是说：洪哥!我们动手罢!他却总说道No!——这是洋话，你们不懂的。否则早已成功了。然而这正是他做事小心的地方。他再三再四的请我上湖北，我还没有肯。谁愿意在这小县城里做事情。„„”

极经济的一段话，就把一个满口鬼话，胡侃乱吹，捏造革命资本的假洋鬼子展现在读者面前。

有时候，作者的白描可以用一个字一个词，准确形象生动地表现人物思想性格。如“阿Q走近伊身旁，突然伸出手去摩着伊新剃的头皮，呆笑着，说„„”的“摩着”“呆笑”；假洋鬼子“白着眼睛讲得正起劲”的“白”字；“甚而至于将近五十岁的邹七嫂，也跟着别人乱钻„„”的“钻”；等等，无不生动传神，表现了作者高超的白描能力。

3．杂文式的笔法

这篇小说的杂文式的笔法，给读者非常突出的印象。

首先，小说处处使用幽默、尖锐、诙谐的语言，进行讽刺、挖苦、调侃。或反话，或夸张；或大词小用，或庄词谐用。其最终目的，就是撕下假面，揭露真相。如阿Q被赵太爷打了嘴巴之后，作者这样写道：

„„阿Q虽然常优胜，却直待蒙赵太爷打他嘴巴之后，这才出了名。

„„未庄通例，倘如阿七打阿八，或者李四打张三，向来本不算一件事，必须与一位名人如赵太爷者相关，这才载上他们的口碑。一上口碑，则打的既有名，被打的也就托庇有了名。至于错在阿Q，那自然是不必说。所以者何？就因为赵太爷是不会错的。

笔调中幽默与讽刺俱下，讽刺中含着幽默，幽默中充溢着讽刺辣味。揭示了国民性的弱点，中国人的趋炎附势的奴性心理。又如第九章，写“光头”和“长衫人物”审问阿Q，一面鄙夷阿Q的“奴隶性”，装出一副“维新”的神气，一面却把笔硬塞在阿Q的手里，逼他画押，把要求革命的阿Q当作游街示众和枪杀的材料。这就有力地揭露了这帮人虚伪凶残的本性和反动面目。又如写阿Q被捕的场面，把总在黑夜中带了一队兵，一队团丁，一队警察，五个侦探，围定了土谷祠，正对门还架好机关枪，而阿Q却还在睡梦里，直待被擒到土谷祠外面的机关枪左近，方才有些清醒。这是一幅绝妙的漫画，真实地揭露了反动统治阶级的凶残、怯懦和愚蠢。这一讽刺无疑是深刻的，令人深思。

作者对待不同的对象所运用的讽刺态度是不一样的，对于像阿Q这样的被压迫者，他的讽刺是善意的，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讽刺；而对统治者的讽刺却是无情的，是匕首，是投枪，他要把这些丑恶的灵魂挂在十字街头枭首示众。

作者经常站出来进行一番议论，这种议论是杂文式的。如第四章开头：

有人说：有些胜利者，愿意敌手如虎，如鹰，他才感得胜利的欢喜；假使如羊，如小鸡，他便反觉得胜利的无聊。又有些胜利者，当克服一切之后，看见死的死了，降的降了，“臣诚惶诚恐死罪死罪”，他于是没有了敌人，没有了对手，没有了朋友，只有自己在上，一个，孤另另，凄凉，寂寞，便反而感到了胜利的悲哀。然而我们的阿Q却没有这样乏，他是永远得意的：这或者也是中国精神文明冠于全球的一个证据了。

按照传统小说的写法，这是多余的；然而鲁迅写来，异常深刻、贴切，以此讽刺精神胜利法。又如，写阿Q想到应该有一个女人的时候，议论道：

夫“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而“若敖之鬼馁而”，也是一件人生的大哀，所以他那思想，其实是样样合于圣经贤传的，只可惜后来有些“不能收其放心”了。

显然阿Q本人没有这么高深的思想，而是作者站出来的直接议论，以此说明阿Q的思

想毒害来源于封建统治者。又如，在描写阿Q因捏小尼姑的面颊而产生飘飘然的心理之后，作者议论道：

即此一端，我们便可以知道女人是害人的东西。

中国的男人，本来大半都可以做圣贤，可惜全被女人毁掉了。商是妲己闹亡的；周是褒姒弄坏的；秦„„虽然史无明文，我们也假定他因为女人，大约未必十分错；而董卓可是的确给貂蝉害死了。

这显然是作者直接对传统文化和阿Q精神的批判。我们看到，《阿Q正传》里的议论，并不影响小说的形象生动性，反而增强了它的讽刺性，加强了小说主题的深度。因为鲁迅的杂文，本来就是以形象取胜，是一种形象的议论。我们还看到，作者的直接议论，也是充满讽刺、嘲笑、挖苦。以杂文式笔法融入小说创作，可以说是鲁迅的一大创

《阿Q正传》主题思想:

文章主人公阿Q代表了当时的中国人。无论是从文中各个人物的意识形态来看，还是形如留辫者的字母 ‘Q’，在在都透露出鲁迅暗指的真实人物—中国人。文章不留情面地讽刺了当时中国人的一种自我麻醉、自我满足、自我解脱与逆来顺受的心态，以及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一种劣根性，包括自私自利、欺软怕硬与精神胜利法。在为中国人指出这些缺点时，鲁迅可以说是毫不留情的。但如果读者对中国人加以仔细的观察，会发现他所描述的这种阿Q心态在当今社会中并没有消失,这也让我大吃一惊。不同于其他的作家，鲁迅更注重反应社会与人性的丑恶，而且他企图通过一种让读者产生反感的方法来让人理解他的想法。

《阿Q正传》中的阿Q是个怎样的人物形象？

《阿Q正传》继承我国小说的民族传统，用“传”的形式构成全篇。小说紧紧围绕阿Q而“传”，自始至终以阿Q的活动作为唯一线索，展开故事情节，写出阿Q短暂而可悲的一生，成功地塑造了一批艺术形象，特别是阿Q的形象血肉丰满，栩栩如生，有鲜明的个性，包含深广的社会和历史内容，成为不朽的艺术典型。

阿Q给人们留深刻的印象，具体如下：

一、阿Q这个形象令人笑中带泪。对于失败、屈辱、窘境等人生中难免遇到的事，一般的、正常的人会悲伤之后继续奋斗；愤怒之后难以忘怀；不满之后努力改变困境。但阿Q却不然。他自有他一套独特的、但同时又是病态心理表现的对付方法，那便是“精神胜利法”。而阿Q的“精神胜利法”便是阿Q令人笑中带泪的原因所在。

二、阿Q这个形象令人既同情又痛恨。令人同情的是阿Q的一生是悲剧的一生，充满着屈辱、贫苦，挨饥受骂被打不绝。他在未庄人的眼里根本就不是一个完整的人，而是人们茶余饭后的笑料而已。阿Q既丧失了做人的人格、尊严，如不能姓赵，否则便挨打。又是一无所有的：他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只能借住在土谷祠中，靠给人打零工为生，老婆、孩子更是痴心梦想，而这些，都是作为一个人最低的、最根本的需要啊！但在那个社会，这只能是阿Q的美梦而已。这就使阿Q愈发人不像人。而到最后，阿Q竟被枉杀，以被错杀而结束了他短暂而不幸的一生。所有这些，无疑是令人深感同情的。但同时，阿Q又是可恨的：他沾染了许多的陋习：赌博、喝酒、偷了东西还耍赖，更甚至明里、暗里地耍流氓，调戏妇女。

三、阿Q这个形象又是辛亥革命前后被压迫、落后、不觉悟农民的缩影。

总之，阿Q是个令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过目难忘的辛亥革命前后不觉悟、被压迫的农民形象。

《阿Q正传》的人物性格是什么？

质朴愚昧又圆滑无赖；率真任性又正统卫道；自尊自大又自轻自贱；争强好胜又忍辱屈从；狭隘保守又盲目趋时；排斥异端又向往革命；憎恶权势又趋炎附势；蛮横霸道又懦弱卑怯；敏感禁忌又麻木健忘；不满现状又安于现状（见“有关资料”中的《论阿Q的性格系统》）。这比较全面地概括了阿Q矛盾复杂的性格特征。

阿Q是未庄的一个流浪雇农，他上无片瓦，下无片地，只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过活，“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他身受残酷的剥削、压迫和凌辱，处在社会的最底层。这本已十分可悲，但是尤其令人痛心的是，他对来自统治阶级的残酷迫害竟然麻木健忘，自轻自贱，自欺自慰，甚至用欺侮弱者来发泄自己被别人欺压的不平之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