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关于论语中“亲亲相隐”读后感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关于论语中“亲亲相隐”读后感。’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也：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这是论语子路篇中一段记载，也是一段引起较大争议的观点。党即乡党，古代五百户为党。直躬者多数被解释为正直之人，攘即偷窃的意思。文段大致意思是叶公告诉孔子说：“我们乡党有一个正直的人，他父亲偷了羊，他高发了父亲。”孔子说：“我们乡党正直的人不是这样：父亲为儿子隐瞒，儿子为父亲隐瞒，正直就在这中间了。”初读之后，给我个人的感觉是情胜理亏，即孔子所言尚且能从伦理道德上理解得通，但却有违法理。倘若深读，却另有它意。接下来，本文将从以下三个角度来分析理解“亲亲相隐”这一文段。
一、从伦理学角度看“亲亲相隐”
我国古代典籍中，对伦理的代表性解释有两种，其一是以郑玄为代表，在解释人与动物的关系时既强调了人与动物的联系，又强调了人与动物的区别，所谓“伦，犹类也；理，犹分也”。就是说，人是动物的一部分，但由于人有“理”又与动物相区别。其二是以许慎为代表，认为“伦，从人，辈也，明道也；理，从玉，治玉也。”就是说，伦的本意是类、辈，引申为人与人之间不同辈分的关系；理的本意是指加工并显示玉本身细微精妙而又清晰可辨的纹理。引申为人与人之间的行为准则。“伦理”一词原指人与人之间微妙而复杂和谐有序的辈分关系，经过演化，泛指人与人之间以道德手段调节的种种关系，以及处理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所应遵循的道德和规范。
我们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本文段中得父子关系来看这句话，会发现，父为子隐，子为父隐是处于一种天性所为。即由于先天性的血缘关系，这种客观存在进而升华为后天父对子的疼爱，子对父的孝敬，对于这种行为也便觉得合乎情意。引自陈老师的一篇言论，在父与子关系之中，儒家把生物性的父子关系，提升为道德性的父慈子孝，以此为基础建立了儒家伦理体系的根基，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文中所提的“直躬证父”意味着抽空了整个儒家伦理系统的根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父子相隐这种行为是一种尚未经过政治、社会契约等层面修饰的行为。而孔子在这句话的伦理价值体现的是一种最原始，最本初的价值信仰。而我们所推崇的法制即建立在不同的伦理价值之上，以此为基业得以发展。
此外，正如陈老师在文章中所论及的，直躬证父的行为是把“家”的事情捅到“国”的领域，更重要的是这个“国”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帝国”、“国家”，没有一个公共空间，直躬只是把自己家中的问题捅到卿大夫之家、诸侯之家的领域中。他不是把父亲交给一个代表公意的公共法律、真理、正义，而是交给韩非子所说的“令尹”。这也是亲亲相隐的一个客观因素之一。
当我们在争辩性恶说与性善说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其评价标准与评价体系的不同，映射到本文段中对直躬者的讨论，其实两者是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评判标准为出发点进行善恶之辨。从社会公众角度出发，攘羊不报，对其他百姓造成损害，这种行为行为恶，原因是社会公众角度出发的判断标准是是否对公众造成损害；从家庭伦理道德出发，为父隐瞒，是出自一种最朴实、未经修饰的恻隐之心，当我们以尊师重孝等伦理价值观判断时，这种行为即可称之为善。而在孔子所构建的伦理价值体系中，孝可称之为善的源泉，百善孝为先。《论语·学而》中写道：“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当我们用反向思维来研究，国是建立在党乡基础之上，而党乡又是建立在国里面最小的组织单元——家的基础之上，因此，国家的构建有赖于家庭的和谐的稳定，这是最基本的要求。而家庭的和谐稳定则须以遵守最基本的家庭道德伦理。
二、从公共管理学角度看“亲亲相隐”
洛克在《政府论》中提出，国家是人民分别拿出一部分自己的私权，由政府来掌控，最后缔结条约，以契约的形式维系，读后感《关于论语中“亲亲相隐”读后感》。而国家则是作为这一部分私权的决定者也有义务来保护这部分私权。倘若我们从国家的层面来探讨“亲亲相隐”这个事情，国家作为一种保护大多数人利益的组织以强制性手段要求她的公民遵守所定下的条约即法律法规以及规章制度。对比孔子的以礼乐治国之说，孔子更推崇治国者以仁义、德行为出发点，礼乐为治国之方。法制治国更多了一种强制性与规制性。所谓强制，是指以不同手段要求其公民必须按相关法规行事，而规制性则是指条文法规对行为的规范、硬性要求。政府被赋予了维护大多数人利益的天职，攘羊者倘若未被揭发，被攘羊的人损失一只羊，而攘羊者很有可能会再去偷第二家的，使受损者更多，而受益者仅他一人，我们则会需要政府作为公众方的代表为了维护公众的利益而惩治攘羊者。而对于瞒报者则采取否定的态度。
站在现在社会大背景下从公共管理的角度出发，我们可以通过社会面来观察。社会面是指政府内部与公众相接触的所有窗口。有种观点是一旦将事物放到社会面上，政府便成为了行动上的强势群体，地位上的弱势群体。因为公众的评判必然会以自己的利益为前提，公众对于做了法律上没有规定禁止做的事情即算合法，而政府则不同，对于法律上未规定的事情倘若都无作为则很容易遭致抨击甚至反对。所以说政府承担了更多的社会义务，也容易在社会面上成为地位上的弱势群体。而在处理“亲亲相隐”这件事情上，对于瞒报者予以惩戒也是政府一种有作为的责任体现。而此时政府则是出自公众的角度，维护大多数人利益所为。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王丛虎教授认为法律即是大多数人在觉得此事是合理的时候即可将其定为法律，所谓存在即合理，我们在制定相关对瞒报者的法律条文时多数是站在旁观者看客的角度出发，亦是经过一种政治修饰的行为。
当然，我们也应该明确认识到，前两段的分析是站在当今社会的大背景之下，而倘若以现阶段的背景与今人判断现今事物的观点来看孔子这一观点则是一种对传统文化的亵渎。这也存在着一种偷梁换柱之嫌，因此，本章即特意强调是在如今的大背景下探讨现阶段的公共管理而非古代行政事务。“亲不举证”，是对亲情的理解与重视，汉代皇帝经常下诏免“父子相匿”罪。要知道“慎终、追远，民德厚归”，就是因为通过对自然亲情的强调，维护小家的稳定才能维护整个社会的稳定。而倘若这放在现今社会则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因为大环境不同，整个社会的人文背景、价值取向也发生了变化，古代法律尚不完善，按照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来说尚属最底端的安全需求或生理需求，而此时百姓最希望的是生活安稳，而生活的安稳的基础就是家庭的和谐，统治者也只能靠占极大比例的道德约束结合法律来进行调合，对伦理道德的看重也便由此可知。但当今社会人们的需求则趋向于更高层次的生理需求或情感与归属的需求。人们探求的是一种法制社会，对事物的判断也希望有一个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的客观标准，因此法律上的健全便为人所求。法制社会才得以推广，相对完善且以维护大多数人利益为出发点的法律也便应运而生。这也便是适用于古代的“亲亲相隐”的合理之所在。
《伦理学原理》,2010-8-24, http://wenku.baidu.com/view/41fe588b680203d8ce2f241e
《孔子“父子相隐”思想新解》，中国人民大学，陈壁生
《回到历史情境才可能理解经典，也谈亲亲互隐问题》，中国人民大学，陈壁生
第二篇：亲亲相隐对现代证据的启示
亲亲相隐对现代证据的启示
周襄王二十年（公元前632年），卫大夫元呕讼其君卫成公于当时的盟主晋文公，周襄王在反对晋文公受理此案时提出的理由是：“夫君臣无狱，君臣皆狱，父子将狱，是无上下也。”
这是出自《国语•周语》的一个典故。从中可看出，文中记载了周襄王主张父子之间不可相互告发，否则就是有罪。这是可追溯“亲亲相隐”制度最早的萌芽。然而最早提出且使诸国将之付诸实践的，是春秋时期的孔子。
《论语•子路》记载：“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父子之间有着最亲最融厚的血缘关系，是天性之爱，俗话说虎毒还不食子呢！所以，对于崇尚周礼的儒家创始人孔子认为父子之间相隐是理所当然，符合人情伦理。从此容隐首先在理论上得到了儒家的肯定和倡导。
中国历代各朝倡导以孝治天下，孝忠礼义廉，孝为首。亲亲相隐正好符合了历代统治者治理国家的需要。因此，在不同程度上历代各朝对这一思想有所继承，又有所改善。到了汉朝，“亲亲相隐”制度扩大了适用范围。“子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毋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由此可见，在汉朝除了在尊亲属隐匿卑亲属时对死刑案件有所限制外，其余类型的案件亲属之间都可以隐匿。后来的历代律法多以此为蓝本，以《唐律疏议》最为典型。除了谋反、谋大逆和谋叛等重大犯罪外，亲属和同居者可以相隐不告。历代立法者多肯定亲亲相隐的原则，一直到民国《刑法》仍规定，藏匿犯罪的亲属可以减轻处罚。
在中国古代，“亲亲相隐”制度的衍生和发展，是以维护封建社会的伦理纲常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进而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然而在如今的文明发达的21世纪，我们是应该对旧时代的“亲亲相隐”如糟粕弃之如履，还是应该将之加以改造，取之精华，融入到刑法制度中，为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出一份力呢？对于这一问题，我认为，尽管古代的中国和新时代的中国有着很大的不同，无论在经济抑或是立法理念上，都不是可同日而语的，但是他们却有着一个共同点，就是都继承和发扬着一直从以前到今的文化思想，就是百善孝为先。中国虽然随着时代的脚步发展，思想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骨子里却有着中华五千年的人性理念，其基本的伦理道德规范一直未变。如今我们可以对之加以批判和继承，为今所用，为我国的刑事立法服务，为打造和谐社会服务。
亲情，是每个人一生都无法割舍的情感。无论身处何处、在干什么，在心底的一处总是留着一个位置，那是亲人的所在，是此生的牵绊。“亲亲相隐”中蕴含了人性亲情的理念，父母子女兄弟姐妹之间的情谊，是时时刻刻存在的，不会因何事而改变。血溶于水，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亲人是个特殊的存在，如果看到亲人受到伤害，我们会
恨不得是自己代之。即使自己的力量在怎么渺小，也希望能保护亲人不伤分毫；即是亲人做错了事，依然为他遮挡、隐匿。“亲亲相隐”就是以此为基础，维持亲人之间的信任和情感。如果亲人犯罪而告发，只会让他们之间相互猜疑、猜忌，从而疏远。如果连亲人之间感情都这样，更何况是连血缘关系都没有的普通人之间呢？即使是再亲密的朋友也会出卖，只为了社会和国家的公共利益，那又谈何建设一个和谐友好的社会主义社会？这只会让社会处于一个更加混乱的状态，人性也会泯灭，致使社会再无亲密感情可言。
现如今，有人对“亲亲相隐”完全否决，认为它是封建社会的糟粕，会妨碍司法机关对案件的侦破，甚至会纵容一些罪犯，使之更加猖獗。但这只是古代的“亲亲相隐”制度，我们不能以此为理由将它弃之。随着时代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我相信侦查技术和破案水平会更加全面和进步，而不是靠着亲人之间的告发而破案。如果将该制度作为一项权利，规定适用范围，利用到刑法制度中，而不是照搬古代的做法，取之精华弃之糟粕，从而会将精华发挥到极致。
要将“亲亲相隐”更好的应用到刑事立法中，就应当规定好其适用范围，而不是像古代的全部亲属基本上都可为之隐匿。无论是亲属相隐的主体范围，还是罪行大小的范围，我们都应当作出明确的规定，使之能更好的实施利用。
孟德斯鸠说过：“为保存风纪，反而破坏人性；须知人性却是风纪之源泉。”如果以法律将人们阻隔在亲亲相隐之外，只会让犯了罪的人更加失望绝望，从而心理扭曲，做出更加不可饶恕的罪孽。如果
亲亲可以相隐，则促进亲人之间的信任，而且能让罪犯在良好的环境里改造。但是亲亲相隐，也要在适当的亲属之间实践，并不是每个亲人都可以隐匿。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是每个人的至亲，也是每个人无论如何都不想伤害的对象。在三代直系血亲之间，如果规定可以相互隐匿，是每个人都希望看到的事情。如果要去告发他们，虽然维护了社会治安和公众利益，但却让自己受尽心理上的煎熬和世俗的唾弃，出卖亲人的人是任何人都无法接受和容忍的。大多数人宁愿隐匿亲人，也不愿告发，如果要制裁，全家都要受到惩罚。法律的制定本来就是为了规范人们的行为活动，应当基于对人性的理解和关怀，否则制定出的法律就会违反人的本性而成为恶法，而且亲亲相隐维护的是亲情关系而不是封建伦常关系。将亲亲相隐引入到刑事立法中，作为一项权利而非义务，规定三代直系血亲之间可以得相匿首，会对和谐社会的发展有着很大的积极影响。当然，三代直系血亲可以相隐，并不是说任何犯罪都可以隐匿，这要归结于罪行的大小而定论。现在，就要讨论一下应当如何规定罪行的限制，才可以亲亲相隐。
我国《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由此可见，这些罪行是如何的人神共愤，连处于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相对无刑事责任能力的人都无法让人容忍！这种严重破坏社会公共秩序、损害公共利益的罪行应当规定是不能亲亲相隐的，否则只会让社会秩序更
加混乱。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国家，就是生养自己的地方，血液里流淌着爱国的情感。叛国，是任何一个爱国的人都无法容忍的，即使是亲人也不能叛变自己的国家。国家国家，无国何来的家。所以，叛国罪也应当不能相隐，我想这项规定是每个人都不会反对的，因为这样的亲人已经是破坏家庭的罪人。
亲人之间的情感是建立在信任和爱护的基础之上的，对于亲人的犯罪隐匿有时是爱而非纵容。但是有些犯罪却是不能隐匿的，那就是乱伦。“亲亲相隐”本就是为维护亲情、维护伦理关系，乱伦罪和它不管从哪个方面都是悖道而行的，违反了“亲亲相隐”设立的初衷，这也是法律和亲情都无法忍受的。
还有一项，是不能隐匿的，贪污罪和挪用公款罪。贪污和挪用公款，是将人民的利益弃之不顾，如果亲人放之任之，只会让其更加放肆猖狂。对于中国这种社会主义国家，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公务人员贪污，是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蛀虫，噬咬着人民的血肉，这是不容存在的。当然，贪污和挪用公款，应当按照金钱的多少和地方经济情况而规定能不能相隐。
有人认为亲亲相隐是窝藏、包庇罪犯。我不得不承认，是的，是在窝藏、包庇罪犯，但也是相对而言的。但是我们不能为了个别的正义而伤害亲人之间至真的感情。也许我们要在法律和亲情只将做出选择，当处于两难境地时，我们大多数情况是站在亲情一边的。对于一些罪行稍微轻的犯罪，我们不能将相隐归之为窝藏、包庇罪犯，而是
在保护亲人，不让其受到牢狱之灾。
或许，我们应当将亲亲相隐至于人民的议论中，由公众来决定在什么范围之内可以实施亲亲相隐这一原则。“亲亲相隐”原则并非在封建社会才使用，在现代社会仍具有其可取之处，我们不应该否认它在当今中国社会存在的合理性。当“亲亲相隐”得到恰当的应用，将会对中国和谐社会的建设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第三篇：论“亲亲相为隐”在“和谐社会”的法律回归
论‚亲亲相为隐‛在‚和谐社会‛的法律回归“亲亲相容隐”制度是汉朝宣帝四年，在董仲舒“春秋决狱”及桓宽等儒生的影响下，以颁布诏书的形式而第一次拥有合法性。但“亲亲相为隐”的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㈠“亲亲相为隐”在学界内通常被简化为，“亲亲相隐”。但这种简化容易引起关于“隐”的误解。“亲亲相为隐”思想的本初是呈现了个人于亲属有过失时的角色尴尬与伦理困境㈡：“隐”便是违背了社会道德期待；“不隐”违背亲情伦理规则。此时孔子所给出的解决方式便是贴近道家的“无为”和墨家的“中庸”。以不作为的方式为“隐”，拥有不告发、举证的缄默权，或许和“米兰达”明示有异曲同工之妙吧。这便说明“亲亲相为隐”并不是所谓的作伪证、毁灭证据、包庇藏匿护短行为，而应理解为作证义务的一种免除。
在环环相扣的中华传承文明中，“亲亲相为隐”思想主要分为以下几个发展阶段㈢：
1、先秦提出：以孔子为首的儒教思想在法律上的体现，主要体现
在“父子相为隐”，但仍停留在道德层面，约束作用较小；
2、汉朝确立：以诏书这种成文的形式颁布，辅以教化“亲孝”，开
始有了强制约束力；
3、隋唐完善：“同居相隐不为罪”，将相隐范围扩大，先知相隐罪㈠
㈡ 出自《论语﹒子路》出自《中国社会科学报》09年3月《孔子研究》，作者：林桂榛
㈢ 资料来源《中国法制史（第三版）》人民大学出版社，主编：曾宪义
名，并在具体操作性上有了完善，是此项制度日臻成熟；
4、明清微调：符合时宜的加入了奴婢隐主人的条款，细化了因“相
隐”而产生的出罪细则；清末改制后，将相为隐的范围缩小到了亲戚，但在客观上是承认了“相为隐”是一种个人权利，并受国家法律保护。
但是，一个作文贯穿中华法制发展的思想内涵，为什么于今日之法律中，毫无踪影呢？与“死刑复核”、“自首免责”等同为符合儒教思想的法律产物，是否应该在“和谐社会”中，重新焕发光芒呢？陋见认为，“亲亲相为隐”在和谐社会的法律回归有以下几点理由：
首先，从时间和空间上分析，“亲亲相为隐”是中国民间法根深蒂固的思想。“中国法律是有自己的发展史的。”㈣，从法理的角度上讲，一个国家的法律是在其道德的约束和总结同性的条件下发展而来的。法律是传承发展的，水土不服的法律会造成过敏现象，在社会和文化相适应的发展节奏中，中国法制建设一直是“国”和“家”相结合，“国”是大“家”，每一个细胞的和谐性和凝聚力，在小农分散社会中，便会更加影响到“国”的安定。所以在“亲”之间的相隐关系，是有其必要性的。
其次，“亲亲相为隐”思想经过几千年的锤炼，已经逐渐完善了它的操作规范性和普世性：
1、可操作性：早至汉朝，对于相隐的范围已经界定为家属三㈣ 出自：杨鸿达
代以内，即祖孙、父子、夫妻之间；对于不同行为能力人也有区别对待，幼卑隐匿尊长不为罪，尊长隐匿幼卑，一般情况下不为罪，但如所犯为死罪，根据酌情议定，也能较常人减轻或免除处罚。对于监护人和被监护人的区别对待，便更能实现教化作用和善导的效果；另外，很多学者对于二次犯罪是有所顾虑的，但这是对“亲亲相为隐”的误解了——“亲亲相为隐”不是对立与大义灭亲的二元关系，而是一种不作为权利的赋予。对于做伪证、毁灭证据的做法，已经另外侵犯法益，不可以使用“亲亲相为隐”原则出罪。作为一种任意性规范，在罪责范围上却是有“强制性”成分的。例如危害国家安全罪等重大罪行，不得实行相隐；
2、普世性：一方面，“亲亲相为隐”早已经不是局限于中华文
明，随着历史的发展，西方国家也已经开始认识到了中国
这种古老的法律精神的优力。1988年，《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已经规定：“被告人近亲属没有作证的义务。”1994年，“法国刑法典”也规定：“亲人犯罪，不告发者不惩罚”㈤。米兰达明示，沉默权的发展，实际上都间接的告诉我们，在道德伦理和法律棱角相违背的情况下，硬性的不完善条款是需要调整的；另一方面，“亲亲相为隐”所体现的作证赦免权，实际上在医生对病人、律师对当事人、牧师对教㈤ 出自《古律寻义——中国法律文化漫笔》，作者：刘星
民上，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认可；
再次，“亲亲相为隐”更容易实现权利和义务的相一致。我们从最早的夏朝就已经出现了“”，翻译过来就是“族灭”；************在取证过程中，利害关系中很大一部分是亲属，他们所出示的证据是不具有法律效力的。当一个人犯罪的情况下，他的亲友是被牵连的连坐，中国历史上有名的“灭十族”体现的便是这个道理。对于这种义务，他的亲友应该承担相应的权利。如果一个社会是亲友犯罪要牵连受惩罚，告发要受罚，不告发也要受罚，那导致的结果是“相互监视”、“人人自危”，长期的结果是家庭的分散，“家”这个基层细胞的分散结果导致的便是“国”根基的不稳，这应该不是法律所终极追求的。此外，在取证过程中，利害关系中很大一部分是亲属，他们所出示的证据是不具有法律效力的。所以在有义务的同时，我们应该付诸相应的权利。
除此之外，中国现今建设的是“和谐社会”，站在“和谐”的角度上，我们说，法律应该是服务其统治者——广大人民群众，教化百姓，循循善诱，最终达到共产主义的共融。所以，逆百姓广泛认同的伦理秩序和民俗习惯而为百姓造成负担的法律，是不完善的法律。和谐，追求的便是有中国特色的法制建设，充分尊重民间法，对其合理部分和传承精神的采纳，才会使中国法律摆脱国外移植的窠臼，拥有自己的繁茂新枝。所以，我们可以说，“亲亲相为隐”“合葬”“老人赡养”等有民间习惯法基础的法律思想，是符合和谐社会宗旨，更有利于和谐社会发展，体现和谐社会要求的，他们的法律回归对于中国法律的完善是必不可少的。
与此同时，我们应该看到，根据中国现实国情，对于汉、唐、明清时期的关于“亲”的界定，“相隐”罪名和程度的确定，还需要立法者结合国情重新定量；对于其适用范围，是从民法或是刑法开始也要有重新的考究。例如，亲的范围在是法律上的近亲属还是现实交往频繁程度的判定；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罪等重大罪名需要惩罚，那对于类似“幼儿园枪杀”这样社会影响极坏的案件，是否适用此原则；民法更多涉及到亲属纠纷，刑法则在重大犯罪上涉及到案件的取证，哪一个可以成为司法实践的开端？
第四篇：国学博士论坛 由“亲亲相隐”到“齐之以礼”
国学博士论坛
由“亲亲相隐”到“齐之以礼”
李军政 《 光明日报 》（2013年12月16日 15 版）
李军政，男，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中国古代思想史2011级博士生，本文出自其博士论文《从“义以建利”到“志于道”——孔子思想的渊源及其他》。
博士导师：首都师范大学教授 白 奚
通讯评委：武汉大学教授 郭齐勇
杭州师范大学教授 范忠信
孔子作为儒家思想的开创者，其思想是在对前人继承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然而迄今为止，梳理孔子思想的渊源并指出其贡献的研究很少。笔者于此尝试梳理孔子“法”思想的渊源并分析其贡献。
提到孔子关于法制的思想，当首推其亲亲相隐思想。据《论语·子路》记载“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从现存的《论语》注本看，都把“攘”注释为“窃”或者“盗”或者“偷”。王力在其《古代汉语》中则指出：“攘，本指扣留自己跑来的家禽牲畜，和‘偷’有些不同。”笔者同意王力的看法，据《尔雅注疏》所言，“儴、仍，因也。”郭璞注释认为“皆因缘也。《费誓》曰：‘无敢寇攘。’郑注云：‘因其亡失曰攘。’儴、攘音义同”。就《论语》而言，孔子真的主张即便亲人犯了严重的罪行也要替其掩盖吗？在《左传·昭公十四年》中孔子曾经称赞叔向：“古之遗直也。治国制刑，不隐于亲。”可见孔子并不赞同为亲人相隐所有的不当行为，说孔子赞成对于亲人微小过错要“相隐”可能会更符合其本意。
《论语·微子》篇中周公谓鲁公曰：“君子不施其亲，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旧无大过，则不弃也。无求备于一人。”对故旧尚且如此，更遑论父母兄弟乎？我们是否可以认为这种“无求备于一人”的思想是孔子亲亲相隐思想的先声呢？据《左传·襄公三年》记载，晋侯之弟扬干乱行于曲梁，魏绛戮其仆。晋侯大怒，虽然最终没有对魏绛治罪，但是我们可以看出，晋侯维护其弟的原因是因为“亲亲相隐”的缘故。在此史料中也可以看出，羊舌赤、士鲂、张老并没有指责晋侯为其弟隐错，即便是打算自杀的魏绛也没有指责晋侯为其弟隐错。可见，亲亲相隐乃是当时社会之通义，孔子亲亲相隐的思想，并非其首创，而是由来已久。与前贤相比，孔子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没有主张对亲人的过错全部隐藏。结合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知，孔子赞成为亲人隐小恶，不为亲人隐大恶，这较前人不分问题的大小、轻重单纯为亲人隐恶，或不为亲人隐恶要超越很多。
关于“法”，孔子不仅有“亲亲相隐”的思想，他还提到要谨慎使用刑罚以及事先预防。孔子说过：“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论语·颜渊》）《左传·成公二年》，申公巫臣说：“《周书》曰：‘明德慎罚。’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务崇之之谓也；慎罚，务去之之谓也。若兴诸侯，以取大罚，非慎之也。君其图之！”很显然，《尚书·康诰》中提倡的是谨慎使用刑罚，而申公巫臣的发挥却与刑罚没有关系，他把“慎罚”解释为提前预防可能到来的惩罚。关于慎罚的思想，在《左传·襄公二十六年》中归生曰：“‘善为国者，赏不僭而刑不滥。’赏僭，则惧及淫人；刑滥，则惧及善人。若不幸而过，宁僭无滥。与其失善，宁其利淫。无善人，则国从之。《诗》曰：‘人之云亡，邦国殄瘁。’无善人之谓也。故《夏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惧失善也。《商颂》有之曰：‘不僭不滥，不敢怠皇，命于下国，封建厥福。’此汤所以获天福也。古之治民者，劝赏而畏刑，恤民不倦。”
由这段话，我们是否可以说谨慎使用刑罚的思想由来已久？再结合《尚书·康诰》中的慎罚的思想，我们会发现这一传统由夏至商再至周一代，其间并无中断，说慎罚思想在孔子之前已经根深蒂固当不为过。孔子“无讼”的思想则发展了前贤，将慎罚与预防相结合，既提倡谨慎地使用刑罚，又提倡提前预防案件的发生。孔子反对仅仅依靠暴力进行统治，他推崇的是“修己以安人”（《论语·宪问》）。孔子还说过：“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论语·尧曰》）孔子认为要对民众进行教导才可以做到“无讼”。
为什么不能仅仅以刑法治国呢？孔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因为这两句话，很多人认为孔子反对法制，笔者以为孔子反对仅仅以法治国。因为仅仅以法治国，人们可能会仅仅按照法律的要求行事，从而降低道德对人的约束。据《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记载，晋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仲尼曰：“晋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晋国将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经纬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贵，贵是以能守其业。贵贱不愆，所谓度也。文公是以作执秩之官，为被庐之法，以为盟主。今弃是度也，而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贵贱无序，何以为国？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晋国之乱制也，若之何以为法？”由此可以看出，孔子认为把法律公之于众，公众就会仅仅按照法律的规定行事，从而会造成社会秩序的混乱。可见，孔子反对人们仅仅以“鼎”之要求行事，反对仅仅以法治国，孔子认为，法制、礼制和德制相结合，才能更好地治理国家。
孔子的这种思想也有其渊源，据《左传·昭公六年》记载，郑人铸刑书。叔向使诒子产书，曰：“始吾有虞于子，今则已矣。昔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惧民之有争心也。犹不可禁御，是故闲之以义，纠之以政，行之以礼，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为禄位以劝其从，严断刑罚以威其淫。惧其未也，故诲之以忠，耸之以行，教之以务，使之以和，临之以敬，莅之以强，断之以刚。犹求圣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长，慈惠之师，民于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祸乱。民知有辟，则不忌于上，并有争心，以征于书，而徼幸以成之，弗可为矣。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三辟之兴，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郑国，作封洫，立谤政，制参辟，铸刑书，将以靖民，不亦难乎？《诗》曰：‘仪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又曰：‘仪刑文王，万邦作孚。’如是，何辟之有？民知争端矣，将弃礼而征于书。锥刀之末，将尽争之。乱狱滋丰，贿赂并行，终子之世，郑其败乎！肸闻之，国将亡，必多制，其此之谓乎！”如果我们结合上文中提到的“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不难发现，孔子完全继承了叔向的这一思想。
就“无讼”而言，孔子之前是“慎罚”，而孔子的理想则是“无讼”。孔子之前“慎罚”的原因是“刑滥，惧及善人”，而孔子“无讼”的目的是想通过礼制使人们“有耻且格”。我们可以发现“慎罚”是“为国”的一种手段，孔子的“无讼”则不同。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只有当人们都“有耻且格”的时候才可能“无讼”，所以，“无讼”和“有耻且格”一样，都是所要达到的目的。然而如何才能“无讼”呢？孔子认为应当对老百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那么如何对老百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呢？孔子认为应当通过教化的手段。虽然孔子以前的人也主张要教化百姓，比如上文提到的叔向，但是虽然同是教化百姓，却又有不同。上文关于叔向的事例中我们可以看到叔向的话是“闲之以义，纠之以政，行之以礼，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为禄位以劝其从，严断刑罚以威其淫。惧其未也，故诲之以忠，耸之以行，教之以务，使之以和”。通过这句话我们可以得知，叔向的思想是先“刑罚”，通过“刑罚”仍怕不能达到目的，然后才“诲之以忠，耸之以行，教之以务”。孔子则不同，他认为“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孔子主张的是先教化百姓，教化失败才可以使用刑罚等手段。相对于古人先刑罚后教化的策略，孔子主张事先预防的办法；相对于古人以“慎罚”为手段，孔子推崇以“无讼”为目的，即通过“齐之以礼”达到一个人人自觉遵守秩序的社会。
第五篇：“同居相隐”思想简述
“同居相隐”思想简述
中国古代“同居相隐”原则从思想萌发到发展为一种成熟的法律原则，再到随着社会的变迁而被彻底废止，体现出中国传统法律思想中“儒法结合”、“礼法合治”下的人伦精神，在维护家庭亲情关系，协调一定的社会矛盾，节约一定的司法资源方面起到积极作用。该法律原则在中国古代刑事司法体系中能够得以实现，不仅有“告奸”和“连坐”等相关措施的支持，而且因其有效地调整社会矛盾、平衡人伦与法律冲突而被统治者视为社会调控的有效手段而被加以发扬。
但在现代刑事司法制度中，中国古代“同居相隐”原则能否在被选择性扬弃后继续适用，就必须将该原则放在现代刑事诉讼制度下加以考察：现代经济社会的诚信需求、现代社会调控策略都在呼唤着“同居相隐”原则中的积极因素，科技的发展为现代社会实施“同居相隐”提供技术保障，域外立法例为我们提供成功经验借鉴，故而，在和谐中国的刑事诉讼制度中，对古代“同居相隐”原则扬长避短地借鉴，有助于使该制度体现出对人的基本权利的认可和尊重，体现出法律的人性关怀，便于公众在和谐社会下对制定法实现认同并普遍遵守。经过对中国古代维护亲情伦理的“同居相隐”原则的改造，构建出现代“同居相隐”原则，是基于人性而实现的有关亲属权利的立法，它源于东西方有史可鉴的法典，“既照顾到了民众的伦理感情底线，又没有对国家和社会利益造成太大危害，从而达到法律和亲情的平衡，避免国家刑罚权与人类亲情的直接、正面冲突”，力求寻找到对中国古代“同居相隐”原则的现代创新。
参考大量书籍、文章，大多是从以下角度对“同居相隐”进行研究、阐述：
（1）“同居相隐”的含义：第一，从经典叙述的角度看“同居相隐”，“隐”的含义是“（自己）不作为”；第二，从制度性规定的角度看，“同居相隐”，是指亲属之间有罪应当互相隐瞒，不告发和不作证者不论罪，反之要论罪。它是中国封建刑律的一项原则，也是一条重要的道德规范，历史上代代相因，一以贯之，以维护封建伦常和宗法家族制度，巩固君主专制统治。
（2）从历史的角度看“同居相隐”：它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体现了儒家“亲亲”、“尊尊”道德及法律文化的特性，具有体现人伦精神的积极作用。
（3）从道德或心理学角度看“同居相隐”：它符合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思维和心理，有助于国家公权力保障人权，彰显法律所蕴含的人伦精神。
（4）从刑事诉讼法学角度看“同居相隐”：在刑事诉讼中规定了与它类似的亲属特免权，一个最基本理由是：受社会伦理、道德及价值观念的诸多影响，国家在立法过程中，经过多种利益博弈后做出选择，即刑事诉讼中存在比追究个案犯罪者的刑事责任更为重要的价值，那就是维护某些关系或避免某些人因为履行作证义务而违背自己的“情感”和“良心”。当追求个案公平和维持某种重要关系发生冲突时，出于“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的价值权衡理念，“社会期望通过保守秘密来维护和促进某种重要关系。社会极度重视这种关系，宁愿为捍卫这种关系保守秘密，甚至不惜失去与案件结局关系重大的情报。”（摘自【美】乔恩·R·华尔兹、何家弘等译《刑事证据大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83页）。
（一）“同居相隐”思想的萌发——“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学术界就“同居相隐”的思想渊源出于儒家经典著述已达成共识。《论语·子路》记载：“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rǎng)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意：是非）在其中矣。”
《论语·季氏》篇中将“隐”解释为“言及之而不言”，郑玄在注释《礼记》时也多次将“隐”解释为“不弘扬”或者“不称杨其过失”。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在儒家经典中，“隐”的语义集中在“沉默”、“不言”或曰“不告发”，这是一种消极的不作为行为，当然，“隐”的范围是双向的。儒家希望通过这种行为，使周礼中“为亲者讳”原则在揭发犯罪问题上得到自然延伸，使“同居相隐”在伦理上具有正当性。
孔子思想的继承者孟子对“同居相隐”作出进一步阐述。《孟子·尽心上》中记载了他在推断舜于其父杀人后所持态度时与自己学生的一段对话。桃应问曰：“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瞍（gǔsǒu）杀人，则如之何？”孟子曰：“执之而已矣。”“然则舜不禁与？”曰：“夫舜恶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也。”“然则舜如之何？”曰：“舜视弃天下犹弃敝蹝（xǐ）也。窃负而逃，遵滨海而处，终身忻然，乐而忘天下。”（这段话意思是：桃应问：舜作为天子，皋陶为法官，若舜的父亲瞽瞍杀了人，将怎么办？孟子答：令属下逮捕他。问：舜能看其父坐牢不管吗？答曰：舜厌恶这种做法也没办法，这是其父必须承受的。问：此后舜将如何办？答：舜视放弃天子之位如扔掉破烂之鞋，他会偷偷地背上父亲逃到海边，欣然地终身与老父亲快乐生活。）
这段“窃负而逃”的言论充分反映了孟子在身为国君之“隐”不可能像普通百姓那样“不言”时，为自己策划出一种能够保护尊亲逃过法律制裁的手段，该手段是亲情在孝道上的体现，满足了古代中国宗法社会亲属间人身关系的基本要求，是对孔子思想的延展。
（二）“同居相隐”思想的发展及完善
发展——“同居相隐”：
秦：先秦法家在重型主义思想指导下制定出了秦代法律，秦律虽实行“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摘自《史记·秦始皇纪》），但仍吸纳儒、道等学派的思想，以完备其统治思想：“悉内六国礼仪，采择其善，虽不合圣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济济，依古以来”（摘自《史记·礼书》），借以从传统的尊卑思想出发，维护刚刚上台的地主阶级地位。因此，秦代法律在以“告奸”实现对各种罪犯惩治的基础上，也通过在司法中限制亲属相犯后“告”的行为来体现尊卑等级观念。秦简《法律答问》记载：“子告父母，臣妾告主，非公室告，勿听。何谓非公室告？主擅杀、刑、髡（kūn）其子、臣妾，是谓非公室告，勿听。而行告者，告者罪。告者罪已行，它人有（又）袭其告之，亦不当听。”（其中“告”在古汉语中有报告、告发、检举之意；“听”在古汉语中有判断、审理之说，当“告”与“听”连用时，“告”宜指“告发”、“告讼”。）
从上述规定不难看出，秦统治者对族内（包括族内血缘及主仆关系）的“告奸”行为并不认同，以对此种告发不予受理的方式，达到使家族中位卑者对尊者实施了侵害其利益行为后“不言”的客观效果，这种法律贯彻方式实际上在不自觉地践行“同居相隐”思想。
汉：在民不聊生、经济凋敝的情况下，西汉初期统治者非常精明地借用先秦诸子思想宝库中的智慧，以儒、道家理论为指导、以法家所描绘或已实施的策略为模式，因势利导谋求立足与发展。汉武帝时，董仲舒根据《春秋》经义，肯定了“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合法性；汉宣帝时，正式把“同居相隐”作为刑法原则确定下来。地节四年（公元前66年），宣帝颁布“亲亲得相首匿”之诏令：“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祸患，犹蒙死而存之，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
从该诏令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1）它揭示了“亲亲得相首匿”刑法原则之本在于维护父子之亲、夫妻之道双向的天然人性，借此完善人伦、实现仁厚。（2）它解释了“首匿”的语义集中体现在隐匿行为上。根据颜师古《汉书》第六、六十卷的注释，“首匿”曰：“凡首匿者，言为谋首而藏匿罪人”；“首匿者，言身为谋首而藏匿人也”。该原则中的“隐匿”可被视为一种积极的作为，即可将犯罪的亲属藏匿。（3）将“首匿”的范围从夫妻、父母子女扩及至男系亲的祖孙之间。（4）它昭示了家庭内尊卑长幼的双向“首匿”均可享有司法上的利益，但后果却大不相同:家庭内卑幼藏匿尊长的，双方都可不负刑事责任；尊长藏匿卑
幼的，在涉及死罪时，应上报廷尉以决减免刑罪。这种区别，正是儒家“屈法伸礼”伦理原则上升为刑法原则的突出体现，是对先秦时期“亲亲相隐”思想中双向“首匿”的立法认可，也是对秦“亲亲相隐”在实践中做法的肯定。
魏晋南北朝：最早将“相隐”二字连用的是《晋书·刑罚志》。作为儒学人士的司马氏认为，若强迫亲属互相证罪，势必“伤顺破教„„相隐之道离，则君臣之义废，则犯上之奸生矣”。“隐”的方式仍处于“知而不言”、“隐而不告”；南朝宋文帝时侍中蔡廓奏议：“鞫狱不宜令子孙下辞明言父祖之罪。亏教伤情，莫此为大”（摘自《宋书》五七，《蔡廓传》），此时已有谋士意识到司法机关不宜要求让子孙以言辞方式证明直系三代血亲中尊亲属之罪。北朝魏大臣崔纂认为：“律期亲相隐之谓凡罪，况奸私之丑，岂得以同气（兄弟姐妹）相证？”（摘自《魏书·刑法志》，这段话的大意是：法律中具有期亲关系的亲属相互隐匿被规定一般的犯罪，遭到奸私这样的丑事，怎好让兄弟姐妹来相互证明呢？），这一思想表面兄弟姐妹也可“隐”，从而使亲属相隐的范围从男系的直系血亲又扩展到最近的旁系血亲即兄弟姐妹之间，“隐”的方式亦未发生变化。
“同居相隐”——“亲亲相隐”原则的完善：
隋唐：完成统一大业的隋唐，亦完成了中国封建法制的定型与完备的任务，从而使中国法系达到顶峰时期。其中，唐朝全面而完美地将儒家思想与法律制度水乳交融地合二为一，达到“一准乎礼”之境界，更加强调“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在处理亲伦与法律关系之冲突上，将汉代实行的“亲亲得相首匿”发展为“同居相隐”。《唐律疏议·名例篇》规定了“同居相隐”的基本原则：“诸同居，若大功以上亲，及外祖父母、外孙，若孙之妇、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为隐；部曲、奴婢为主隐；皆勿论，即漏其事，及擿（zhì）语消息，亦不坐。其小功以下相隐，减凡人三等。若犯谋叛以上者，不用此律。”结合《名例》、《捕亡》、《断狱》、《斗讼》等历史文献的记载看，“同居相隐”的原则体系已经完善。
第一，“隐”的范围，较前代进一步扩展，直至同居之人。根据《唐律疏议》的注疏：同居者，谓“同室共居，不限籍之所异，虽无服者，并是。”从而可见，此律中可以“隐”的范围包括：夫妻、父母子女、男性祖孙、兄弟姐妹、外祖父母与外孙子女之间，姻亲中的孙之妻子、夫之兄弟以及兄弟之妻，同居共财的亲属（无论户籍是否在一起、无论是否具有服制关系），以及不具服制关系的部曲、奴婢。
第二，“隐”的方式，较前代进一步多样化。根据《唐律》及其律疏的规定，“隐”的方式有：（1）不得告发；（2）可以不为亲属作证；（3）可以藏匿犯罪的亲属，但有罪名的限制；
（4）可通报捕捉消息令亲属脱逃；（5）帮助父祖逃脱囚禁；（6）不得捕缚与自己共同犯罪的亲属赴官府自首。其中既包括消极的不告、不作证，也包括积极的作为，如藏匿犯罪亲属、通风报信、帮助逃脱等，更有不得为之行为。
第三，“隐”的司法利益，较前代有了更多的体现方式。（1）第二点中的第一至第四种、第六种行为在一定范围内不被视为犯罪，第五种行为实施后不得因惧罚复捕而去送官；（2）除谋反、谋大逆、谋叛行为外，藏匿犯罪者不被处罚，“匿得相容隐者之侣亦不坐”；（3）下列行为不被视为告发：在审讯中不得已附带吐露亲属之犯罪者，捉奸时因捕捉与亲属行奸的外人而牵露亲属之奸罪者；“诬告子孙、外孙之妇妾及己之妾者，各勿论”，被告者，确有其罪则按自首从轻论处（摘自《唐律疏议·斗讼律》）。
第四，对“隐”的限制，较前代进一步扩大。根据《唐律》及其律疏的规定，对“隐”方式的限制有：（1）谋反、谋大逆、谋叛等国事重罪者不得“隐”，必须告发；（2）下列亲属不得告发：不得告发卑亲属，但父祖告子孙除外；不得告发尊亲属，但期亲以下尊卑“相侵犯”者除外。
第五，对违反“隐”原则的处罚，较前代更加完善。据《唐律疏议·斗讼》，卑幼“告祖父母、父母者，绞”，“部曲、奴婢告主„„皆绞”。根据唐朝关于“十恶”和“准五服治
罪”等相关规定，凡属构成“十恶”之罪的行为，即便属于可以相隐范围之内者，不得适用“隐”原则，如谋反、谋大逆、谋叛、杀死一家非死罪三人及肢解人、造畜蛊恶毒之罪者，除犯罪本人一律依律处治外，还须连坐亲属；而对亲属相犯的行为，若以尊犯卑者，服叙越近，处罚越轻，相反，若以卑犯尊者，服叙越近，处罚越重。
宋：由于唐代的律法已是“得古今之平”，堪为后世滥觞，尤其在协调人伦与法律关系的问题上，宋代统治者基本将唐律的规定照抄，《宋刑统·名例律》规定：“诸同居，若大功以上亲及外祖父母、外孙，若孙之妇、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为隐，部曲、奴婢为主隐，皆勿论。即漏其事及擿语消息，亦不坐。其小功以下相隐，减凡人三等。若犯谋叛以上者，不用此律。”
总结：隋唐至明清前期，“同居相隐”原则进一步扩展并走向完善，在唐朝时期，该原则已经形成了一个较为完备的规范体例：唐朝律法不仅对“隐”作出总结性的规定，而且将其细化，制定出较为严密的禁止性规定，从而使家国同构的体制具有切实的保障。
“同居相隐”原则充分反映了血缘亲情对法律的深远影响，是典型的以礼率法、屈法从伦理的法律原则，它是队历史上统治经验、策略、方法的归纳总结。
（三）西方国家法律对“同居相隐”的规定： 《法国刑法典》第434－1条第1款规定：“重罪之正犯或共犯的直系亲属、兄弟姐妹以及这些人的配偶，重罪之正犯或共犯的配偶或者众所周知同其一起姘居的人有隐匿刑事犯罪的豁免权。”德国《刑事诉讼法典》及《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和证据规则》中也都有诸如配偶、三代以内的直系亲属、律师和神职人员等的“拒绝作证权”。《日本刑法典》第105条规定：“犯人或者脱逃人的亲属，为了犯人或者脱逃人的利益而犯前两条之罪的（指“藏匿犯人罪”和“隐灭证据罪”），可以免除刑罚。”瑞士、意大利、奥地利、韩国等国家和地区也都有关于亲属拒绝作证权的法律规定。我国台湾的“刑法”更是明确规定：“配偶、五亲等内之血亲或三亲等内之烟亲图利犯人或依法逮捕、拘禁之脱逃人，而犯164、165条之罪者，减轻或免除处罚。”这些规定实际上是古代容隐制度的新的表现形式，是容隐制度的继承、丰富和发展，是对人权的承认和保护。
（四）为什么支持“同居相隐”——理由：
1.“同居相隐”体现出中国传统法律思想中“儒法结合”、“礼法合治”下的人伦精神，在维护家庭亲情关系，协调一定的社会矛盾，节约一定的司法资源方面起到积极作用。
2.在和谐中国的刑事诉讼制度中，对古代“同居相隐”原则扬长避短地借鉴，有助于使该制度体现出对人的基本权利的认可和尊重，体现出法律的人性关怀，便于公众在和谐社会下对制定法实现认同并普遍遵守。
3.是基于人性而实现的有关亲属权利的立法，既照顾到了民众的伦理感情底线，又没有对国家和社会利益造成太大危害，从而达到法律和亲情的平衡，避免国家刑罚权与人类亲情的直接、正面冲突。
4.它符合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思维和心理，有助于国家公权力保障人权，彰显法律所蕴含的人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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