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近年来郎酒集团捐资助学及公益捐赠情况

第一篇：2、近年来郎酒集团捐资助学及公益捐赠情况

近年来郎酒集团捐资助学及公益捐赠情况

1999年9月10日，郎酒与央视明星球队在泸州举行了一场“爱心奉献”足球义赛，门票收入20余万元在古蔺德耀镇修建了一座“平和希望小学”。

2000年，出资1000万元组建“郎助郎·上学堂”教育奖励基金，资助45名贫困学生圆大学梦，每人3000元。出资5万元改造二郎中学校园。古蔺部份乡镇遭受自然灾害，公司捐款20万元，职工捐款3.5万元。

2001年8月28日，郎酒在全国42个地级市和成都周边10个县共资助300名学生，每人5000元，资助金额150万元。

2002年8月28日，第三届“郎助郎·上学堂”在泸州启动，每人资助4000元，全国共捐近100人，金额约40万元。

2003年9月5日，郎酒集团在古蔺县捐助1000名贫困小学生和古蔺县特殊学校的建设。9月6日，郎酒入选四川省首批栋梁工程社会实践基地，汪俊林董事长荣获“爱心大使”。2005年8月25日，郎酒在泸州市举行的“2005‘栋梁工程”关爱月（泸州）大型公益活动”启动仪式上捐款10万元。11月25日，向辽宁省营口市红十字会捐赠20万元。2006年3月28日，四川省栋梁工程扶贫助学工作会上，郎酒荣获“栋梁工程扶贫助学先进单位”称号。11月27日，郎酒向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杨油坊小学捐赠20万元。2006年12月20日，在北京举行的“黄健翔代言郎酒暨郎酒启动351工程”新闻发布会上，郎酒集团和黄健翔分别捐赠30万元在古蔺建3所希望小学。

2007年2月，郎酒获“栋梁工程贡献奖”。2000年至2007年，郎酒先后资助近1000名贫困大学生圆大学梦。

2008年，南方冰雪灾害，郎酒向贵州省习水县、绥阳县及四川省古蔺县捐款捐物达300万元。

2008年5月12日，8.0级的汶川地震灾情牵动着全体郎酒人的心！为帮助我们的同胞战胜灾害，在5月18日晚中央电视台举办的“《爱的奉献》——2008抗震救灾大型募捐活动”上，郎酒集团向灾区捐款2130万元。地震后，员工捐款近36万元。

5月14日至18日，郎酒集团河北办事处携手河北四川商会、河北省民政局、河北省救灾捐赠中心以及河北各大媒体，在河北省博物馆举行了名为“地震无情、人间有爱”的大型赈灾义卖活动，义卖金额20余万元全部捐赠当地红十字协会。

2010年1月，郎酒向古蔺县黄荆乡捐款200万元，修建九年制寄宿学校。

2010年4月20日央视举办的“情系玉树、大爱无疆”捐款晚会上，郎酒向青海玉树地震灾区捐款2000万元。

2010年9月19日，由中共泸州市委宣传部主办，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特别支持，四川郎酒集团等企业发起的“感恩行动，四川依然美丽”系列活动在北京隆重举行，向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捐赠了义卖筹得的412800元及价值12.6万元的红花郎酒，用实际行动帮助受灾同胞。2011年，郎酒集团在全国42个城市开展“郎助郎·上学堂”义卖捐赠活动，共义卖捐赠1350万元，资助贫困大学生2600余人。

第二篇：在六一儿童节捐资助学捐赠仪式上的讲话 2

在六一儿童节捐资助学捐赠仪式上的讲话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老师们、同学们：

在这鲜花盛开的六月，我们迎来了“六一”这个少年儿童的节日，在此我代表东城镇珠琳中心小学向小朋友们表示热烈祝贺！向辛勤工作在教育战线、默默无闻、无私奉献的教师表示诚挚的问候！向支持少年儿童工作、关心我校教育事业发展的静慎村老干、关协，社会爱心人士xxx先生、xxx先生、xxx先生、xxx先生和其他爱心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有你，是你们用爱托起了这片蓝天，用心铸就了这块人间乐园。你们在做好自己事业的同时，情系教育，捐资助学，用实际行动真心回报社会，为我校教育的发展献爱心、做实事。用实际行动，继承和发扬了中华民族尊师重教的传统美德。捐资助学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它所产生的积极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

我们学校全体师生决不辜负你们的期望，我们相信，有各级领导的关心支持，有社会各界的厚爱，我们有信心、有能力把学校建设好、管理好、发展好。

我们希望能有更多的爱心人士像你们一样，关心我校的教育事业和扶贫帮困工作，为加快我校发展给予更多的关心与支持。

同学们，你们是新世纪的主人，肩负着新世纪祖国腾飞的重任，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正在向你们召唤。希望你们把爱国主义、民族精神不断发扬光大，从小树立远大的志向和崇高的理想信念，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和文明习惯。刻苦学习，加倍努力，全面发展，成长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一代新人。

最后，祝同学们度过一个快乐而有意义的节日！谢谢!

中心小学

2014年6月

第三篇：郎酒集团和习酒公司举行2018新春联谊会

郎酒集团和习酒公司举行2018新春联谊会

2月8日，郎酒集团和习酒公司跨河相约，在习酒公司举行2018新春联谊会。

去年1月23日，茅台、习酒、国台、郎酒在赤水河畔的郎酒集团举行了一场新春恳谈，同样的“新春会”，“由4变2”的背后，其实是企业“深度互访”的体现——如果说去年“酱酒四杰”还仅仅是礼节性问候，这一次，“郎习会”就是一场“实质性磋商”。

一对“老邻居”

“隔河相望”的习酒和郎酒，本就是一衣带水、一往情深的一对“老邻居”。

著名作家贾平凹曾这样写道，二郎镇在赤水河的这边，习酒镇在赤水河的那边，都是盆地的一半，外边有岩，河壁赭红，都是斜坡而上，像是剖开的一个苹果。

习酒厂就在郎酒厂的对面，仅赤水河一河之隔，而这一河，就隔开了贵州和四川，赤水河犹如一条水龙从山谷中蜿蜒而出，把一块山地分成两半，二郎镇与习酒镇隔河相望。

而除了地理位置的相邻之外，两家企业其实早有往来交流。据了解，在上世纪60年代，习酒曾多次派人到泸州大曲酒厂、古蔺县郎酒厂取经学习酿酒技艺。

贵州茅台酒厂（集团）习酒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张德芹曾说过，“多年来无数次站在习酒厂区凝视一河之隔的郎酒。”在他看来，习酒和郎酒是中国酱酒产业中渊源最深的两个企业，双方的关系密切程度超乎想象。“在从濒临破产倒闭到进入中国白酒排名前20的企业的过程中，郎酒在技术、人员等方面提供了非常大的支持。”

郎酒集团董事长汪俊林也坦言，茅台、习酒和郎酒沿河而生，“茅台是中国白酒的老大哥，是郎酒学习的榜样，习酒是郎酒的好邻居、好伙伴。”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二郎镇上的很多人家里，经常出现有人在习酒厂上班，也有人在郎酒工厂里上班的情况。

到访习酒，汪俊林这次“串门”有何深意

春节旺季，连轴转的汪俊林、张德芹又坐到了一起，这次不同寻常的“邻居串门”又能透露出什么信号？

一个需要引起关注的细节是，这次汪俊林是带队去习酒，包括汪俊林在内，总裁刘毅、副总裁傅熙铭，郎酒股份有限公司、古蔺郎酒厂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总经理助理等14人到访习酒。

郎酒的高管们几乎是悉数到场，尽管是“老邻居”但这种“规模性”的高层互访对习酒、郎酒来说均是首次。

有分析认为，此次汪俊林登门拜访有两层深意：一是加强合作交流，除了技术、市场之外，在公司上市规划以及更为长远的环保层面也要加强联系；二则是郎酒在“放低姿态”，通过节前走访，缓解市场层面的“火药味”。

在本次联谊会上，习酒公司总经理钟方达表示，自去年茅台集团领导率领习酒领导班子到郎酒集团学习后，双方在生产技术、品牌建设、市场营销等方面的沟通日益增强。同时，希望未来双方能继续加强沟通，形成资源共享、竞合发展、互利共赢的常态化机制。

汪俊林也认为，此次新春联谊的目的旨在相互学习，共同做大酱酒市场。有竞争才有进步，习酒和郎酒在白酒市场竞争愈发激烈的情况下更要居安思危，在求“稳”的过程中实现可持续发展。同时，汪俊林也强调了赤水河对沿岸白酒企业的发展至关重要，习酒和郎酒要携手致力于改善和保护赤水河流域生态环境，为酒旅一体化建设打造生态美、百姓富的人文自然环境。

那么，为何又说汪俊林此行是在“放低姿态”，曾经笃行“群狼过处，寸草不生”的他，带这么多高管去习酒，肯定还会有更深的原因背景。

2017年，通过青花郎“中国两大酱香白酒之一”战略新定位，汪俊林直接将青花郎推向了与茅台比肩的位置，无论是产品传播、价格定位还是渠道布局都在紧紧跟随茅台，似乎也刻意与习酒、国台等酱酒“划清界限”。

投巨资进行品牌输出，举办800多场“青花盛宴”与消费者进行互动，强化对高端酱香白酒品类人群的培育，2017年的郎酒也是“开挂”的一年，据尚未得到郎酒方面证实的数据显示，2017年郎酒的销售已过百亿。

而汪俊林也多次在市场会议上强调，要“围绕品牌，要打大仗，打胜仗”。

那么，2017年郎酒的快进快打和“中国两大酱香白酒之一”的品牌排斥做法是否在某种程度上“刺激”到了茅台与习酒，而联想到近期在朋友圈流传的一张未证实来源但却注明“茅台中国酱香白酒，没有之一”的广告画面，确实也让汪俊林觉察到，需要到习酒“坐一坐、聊一聊”了。

邻居之间少不了互帮互助，也肯定有针锋相对，所以，这次“郎习会”其实也是在消除隔阂、增进感情，而汪俊林此行可能还会带着“厚礼”而来。

共同的话题：上市

从习酒发布的新闻信息来看，此次双方交流最多的话题是加强沟通、深化合作，相互学习。猜测看，除了在酱酒领域的合作外，两家企业当前最大的利益共同点就是上市。

去年12月15日，茅台集团董事长袁仁国在接受彭博社采访时表示，未来五年内，茅台集团至少要有三个以上的上市公司。袁仁国第一个说的就是习酒。

其实，习酒要单独上市的设想从2012年就有，但真正落到整个集团的规划是从2016年开始的。2017年，习酒公司提出增长20%的目标，实现销售收入30亿，并聘请陈道明做产品代言人开始“市场+品牌”的双动力挺进。

1月24日，遵义市支持茅台集团加快发展动员大会在茅台集团会议中心举行，一份题为《市人民政府关于支持中国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加快发展的意见》遵义市政府20182号文件（下称意见）的报告显示，“加大对习酒公司等茅台集团子公司的上市培育力度和协调服务工作，推动尽快上市。”

同样，郎酒的上市进程也是在2016年拉开序幕。

2016年，郎酒集团做了重大调整，将与酒有关的产业全部整合到四川郎酒股份有限公司，全面负责白酒生产、销售及配套产业的经营，并统一管理四川古蔺郎酒销售有限公司、四川省古蔺郎酒厂有限公司及各配套厂。据报道，2月2日，汪俊林在出席某活动时表示，郎酒集团或在2020年上市。

目前郎酒内部在依照股份公司会计制度建立健全公司财务会计制度并进行相应的会计培训内容。

此外，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发挥资本市场作用服务国家脱贫攻坚战略的意见》，习酒和郎酒的IPO都可享受“即报即审、审过即发”待遇。

目前在白酒行业内计划上市的企业有西凤、郎酒、习酒等，距离2016年3月金徽酒挂牌上市以来，已经接近2年时间没有白酒股上市，有观点认为，郎酒和习酒是下一轮白酒股上市最有希望和实力的两家企业，论区域政策支持习酒处于优势，论品牌规模则郎酒处于上风。

或许，如何快速完成上市布局才是郎酒和习酒此次在春节前“迫不及待”互访的一个重要原因，而汪俊林此行最大的看点或许也是关于上市的“传经送宝”，毕竟，郎酒不断改革的经验对习酒来说也有借鉴意义。

第四篇：三二一公益部落及红十字会捐赠2015.6.18简讯及照片

爱让生命更加快乐

——方正县三二一公益部落及红十字会爱心捐赠简讯

2015年6月18日，方正县321公益部落联合县红十字会莅临大罗密学校开展爱心助学活动。

在了解到我校留守儿童的实际生活困难后，321公益部落爱心人士即方正达康药店经理及县电视台记者臧祥东，与县红十字会领导何平同志等一行三人，在繁忙的工作间隙里于上午九时到达学校，为学校带来了爱心物资：夏季校服、运动鞋、棉裤等总计240余件。此外，还有圆珠笔、足球等学习和体育用品。

大罗密镇政府副镇长刘金昌与方正县红十字会领导何平、321公益部落爱心人士，以及学校副校长周美成、于艳杰进行了热烈的座谈。通过座谈，爱心人士表示： 此活动今后将会更加关注大罗密抗联希望学校，把爱心奉献给那些需要关心的孩子们。镇政府领导代表大罗密镇的父老乡亲向爱心人士及红十字会致以真挚的谢意；学校党支部副书记于艳杰代表学校领导及所有受助的学生及家长，感谢爱心人士和红十字会对孩子们的爱心捐助。

课堂上，孩子们穿上崭新的衣服，拿着崭新的学习用具，神情专注的汲取知识的营养；体育课上，孩子们踢着崭新的足球，快乐的奔跑在绿茵场上，是爱心滋润了学校这些留守儿童干涸的心田，让他们感受到生活、生命的快乐！

感谢方正县321公益部落和红十字会对大罗密学校教育事业的关注与无私奉献！

政教处：王春玲 撰文

第五篇：谈公益捐赠行为税前扣除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在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税法中，均有关于公益捐赠款项允许税前扣除的规定，但是在目前，公益捐赠行为税前扣除的立法工作，还存在着一些问题。

首先是各项规定种类繁多，相互之间的法律地位不一致。涉及公益捐赠行为税前扣除的法律规范，第一层次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和修改的法律，如《个人所得税法》。第二层次是国务院发布的国务院令，如《个人所得税实施条例》和《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第三层次是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规定，如《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财法字[1994]3号）。第四层次是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的联合发文（如财税字[2000]30号、财税[2001]28号），国家税务总局的函件（如国税函[2005]953号），这也是最常见的规定。最后还有部分各地税务机关的解释、通知等。这些规定，第一、第二层次的规定较为原则，仅仅就税前公益捐赠的对象、用途、比例等作了原则性规定，第三层次的规定主要是对第一、第二层次的规定进行了解释，一定程度上仍然缺少可操作性，第四层次的规定，通常对某一类型的公益捐赠进行明确，具有极强的可操作性。法律层次上，第一、第二层次的规定具有法律（含行政法规）意义，而第三层次的规定通常就是一些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至于第四层次的规定多属于机关内部公文，部分属于规范性文件，一定程度上存在以机关公文解释法律规章的情况，较少具备法律意义。

二是下位法违反规定突破上位法、越权解释情况时有发生。第一第二层次的法律规范均规定了税前扣除的具体标准：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标准为

3、个人所得税的税前扣除标准为30，但是在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的具体规定中，很多公益捐赠行为的税前扣除标准突破了这些规定。如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标准有无条件全额扣除、有条件全额扣除、10扣除（如中华社会文化发展基金会），个人所得税税前扣除的标准有无条件全额扣除、有条件全额扣除等。这些规定，一方面在扣除标准上对上位法进行了突破，另一方面对接受公益捐赠的社会团体性质、公益捐赠的公益性质等事项没有全部解释，更没有解释突破的原因。

三是相同或者相近目的的公益捐赠税前扣除标准不完全一致。第一种是同一类型公益捐赠在不同税种间的扣除标准没有统一按照原则性规定执行，如向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工程的公益捐赠，个人所得税不允许税前扣除，企业所得税允许全额扣除；向中国之友研究基金会的公益捐赠，个人所得税不允许税前公益捐赠，企业所得税允许扣除3。第二种是相近类别的公益捐赠扣除标准不同，如同样是向农村义务教育的公益捐赠，如果是通过特定的“非营利的社会团体和国家机关”进行，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均允许全额扣除（财税字[2001]103号），而通过光华科技基金会、阎宝航教育基金会进行，则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只允许分别按照30和3税前扣除（国税函[2001]164号、国税函[2004]341号）。

四是系统性、条理性不够。综观有关公益捐赠行为的税前扣除规定，每年都有新的规定发布，各个规定之间相互割裂，反映不出国家政策对于公益捐赠行为的政策倾向；同时，关于公益捐赠行为税前扣除的规定，上位法和下位法、法律规范和部门规定之间，虽有统属，但互不衔接，缺少条理性。这样，一方面加大了各级税务机关的执行难度，唯恐遗漏，另一方面降低了政策的统一性、透明度，不少纳税人对于公益捐赠行为的税前扣除标准难以有效掌握和了解，反而不利于规范公益捐赠行为。

上述情况说明，公益捐赠行为税前扣除的立法工作需要规范，为此，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制定统一的公益捐赠行为税前扣除规范。统一规范的内容应当包括以下及各方面。第一，明确国家对于公益捐赠行为的政策倾向，如鼓励对什么人、什么地区、什么项目、什么情况进行公益捐赠，对什么人、什么地区、什么项目、什么情况不鼓励公益捐赠；第二，明确鼓励公益捐赠采取什么样的扣除标准，扣除标准的分层分级标准。第三，在有关国家职能机构之间进行立法、执行权限划分，避免政出多门、相互矛盾。第四是动态管理、适时修正，根据具体国情适时修订统一规范。

二是建立非营利性社会团体认定、备案、检查和取消认定制度，具体需要明确认定标准、备案方法、检查程序、取消条件等项目。

三是定期公布制度。第一是适时公布国家对于公益捐赠行为的政策倾向、扣除标准、扣除标准的分层分级标准；第二是定期公布认定的非营利性社会团体、取消认定资格的社会团体名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