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益庭审未涉及证券市场大案引猜疑专访大成张玉成律师

第一篇：王益庭审未涉及证券市场大案引猜疑专访大成张玉成律师

王益庭审未涉及证券市场大案引猜疑

文章载于2010年4月1日的《经济参考报》,作者为记者张汉青、施智梁。靠近八宝山革命公墓的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3月30日成为众多媒体关注的焦点。当天，媒体们聚集在一中院西门口，申请旁听国家开发银行(下简称国开行)原副行长王益涉嫌受贿一案的开庭审理。

据报道，检方指控王益利用其担任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等职务之便，以为企业贷款提供帮助的形式，先后收受贿赂196万余元。法庭上，王益表示认可上述指控。

从两年前的被“双规”到现在的公开审理并认罪，从证监会副主席到国开行副行长，王益在这起震惊金融界的腐败大案中究竟扮演了怎么样的角色？《经济参考报》在此为读者梳理出该案件的大致脉络，并保持持续关注。聚焦受贿1196万元！王益认了

王益对检方指控其利用职务便利为企业贷款提供帮助的罪名供认不讳，受贿金额是1196万余元。

据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指控，1999年11月至2008年2月，王益利用其担任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的职务便利，接受云南昆钢朝阳钢渣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周宏等人的请托，在企业经营、申请贷款等事项上为请托人谋取利益，索取、收受上述人员钱款共计折合人民币1196万余元，应以受贿罪追究王益的刑事责任。

据指控，这笔贿款主要由三部分组成：第一笔来自香港商人李涛，李涛在湖南承接一个高速公路项目时，通过王益获得银行贷款，并向王益行贿538万元；第二笔则通过王益的弟弟王磊，为周宏办理贷款，并分12次通过王磊或自己直接收受周宏的贿赂630万元左右；第三笔是在王磊为其他企业办理贷款过程中所获300万元好处费里，获利30万元。目前，香港商人李涛已被捕。

对此，王益认罪态度很好，他说：“这些事都属实，这是我利用直接权力以及权力以外的 影 响 力，为他人谋取利益，我也得了好处。”

庭审过程中，质证了由公诉机关出示的证据。王益本人拒绝聘请律师，法院为王益指派了京城四大刑辩律师之一的许兰亭担任王益的辩护人。许兰亭律师作了辩护发言，数家媒体记者和其他群众旁听了案件庭审。

据媒体披露，2007年是国家开发银行改制转型年，国家审计署和银监会分别往国开行各地的分行下派了工作组，进行了3个月到半年的审计调查。审计署人员从国开行的账目着手，检查项目公司的账目，在“延伸审计”中查到了相关名目，涉及了国开行副行长王益的前任秘书孟涛2003年在国开行河南分行针对当地企业的一个项目贷款。这是国开行正式在郑州开展的第二笔贷款业务。在贷款发放之后，这家当地企业从贷款的资本金中，将一部分钱以“融资奖励”的方式，支付给北京一家房地产企业。而这家房地产企业作为管道，最终将钱输送给王益的前任秘书孟涛。尽管这笔钱非常少，但引起了审计人员的高度重视。在这次审计中，国开行共处理有关责任人22名，其中免职2人，停职2人，通报批评18人，涉及厅局级干部10人。

聚焦两年间，案情猜测如云！

从检方的指控来看，王益的犯罪时间段，主要是其担任国开行副行长期间，利用职务便利帮助他人办理贷款，并收受他人贿赂。

然而，从双规到现在的两年间，业内对王益的涉案范围有颇多猜测，流传最

广的就是王益在担任证监会副主席期间涉及太平洋(17.08,0.11,0.65%)证券违规上市和“涌金系”黑幕等。

2008年6月8日，时任国开行副行长的王益被中央纪委专案组控制，随后被“双规”，2009年1月因涉嫌受贿罪被捕。同年2月，中央纪委监察部通报称，王益利用职务便利为其亲属及他人经营活动谋利，收受巨额钱款，已对其实施“双开”并移送司法机关。

这里先说一下王益的履历。1956年出生的王益，毕业后被分配至中央顾问委员会办公厅，曾担任领导人薄一波的秘书；1992年，王益任国务院证券委办公室副主任；1995年11月出任证监会副主席时，年仅39岁；1999年2月，王益调任国开行副行长，官至副部级直至案发。

当时就有媒体根据王益的履历做出种种猜测，王益双规和太平洋证券蹊跷上市有密切的关 系。2007年12月28日，太平洋证券(601099.SZ)在上交所挂牌，市场震惊。因为此前2004年、2005年太平洋证券分别亏损1623万元和2亿元，2006年才扭亏为盈，很明显不符合IPO之前需要连续盈利三年的规定。据媒体报道，太平洋证券筹划上市前，曾进行两轮增资扩股，股本扩大1倍，股东数量也增加到16家，其中更有“神秘”股东天津市顺盈科技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出资1503万元，持太平洋证券1%原始股，上市后市值高达近三亿元。该公司注册于2001年，法定代表人为王益胞弟王磊，其主要股权后转让至胞妹王薇。2007年5月16日，王薇亦于名义上退出。

而王益在证监会任副主席期间的两名老部下也被查似乎印证了王益案与证券市场的种种瓜葛。国金证券(20.50,0.03,0.15%)董事长雷波，曾任证监会上市部副处长；银河证券总裁肖时庆，曾任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部副主任、股改办副主任等职。2009年5月13日，雷波被带走调查，肖时庆因涉嫌受贿被捕。聚焦 了犹未了！只见违规贷款，不见证券市场大案

对于本次开庭只涉及到王益违规贷款而基本不涉及传闻中的证券市场的种种违规操作，《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了数位律师，他们纷纷表示这样的情况出现容易让人产生联想。

大成律师事务所的张玉成律师认为，如果太平洋证券于2007年上市时不符合基本法律条件，而证监会对太平洋证券上市的申请予以核准，“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应被追究法律责任，包括行政责任甚至刑事责任。”张玉成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

受贿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张玉成律师分析检察机关没有在王益涉嫌受贿案的公诉书中提及太平洋上市案可能的原因是：在太平洋上市案中，王益不是本案中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没有利用其职务便利为其亲属谋取非法利益，或者没有索取他人财物的情形。

“但太平洋上市案中如果涉及到相关违法违规情形，比如相关负责人或直接责任人有受贿的情节，或者相关人员不排除王益存在涉嫌除受贿罪之外的其他犯罪情节，检察机关应依法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公诉并追究其法律责任。”张玉成说。上海新望闻达律师事务所的宋一欣律师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违规、违纪、违法、犯罪、违宪，这是一个从轻到重的渐进过程，要区分违纪违规行为与违法犯罪行为的界限。

“在太平洋证券上市问题上，王益之所以能够撇清，可能有两种情况：一是‘违规上市’尚在违规违纪范畴，达不到犯罪程度；二是王益从中受贿额度太小，特别是相对于检方已经指控的王益受贿1196万余元，可以‘忽略不计’。”宋一欣说。

太平洋证券上市的相关问题只是行政违规，而不构成犯罪，因此不提起诉讼。这似乎是律师界认为最希望出现的情况。

北京问天律师事务所的张远忠主任向《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他希望太平洋证券上市的相关问题只是行政违规，所以导致“证券案”石沉大海。

“当然，王益案当初因多种情况而起，现在也有可能存在像外界猜测的避重就轻的问题，回避更复杂的、甚至不便查清的地方。”张远忠对记者说，“由于王益案比较敏感，容易让人们产生很多联想，所以检察机关最好针对众多的猜测做些解释、说明和澄清工作，这样可以引导人们的认识趋向，增加法律的公信力。王益从副部级职位落马再次警示人们，敬畏法律、敬畏规则的重要性。法律不是‘摆设’，而是‘长了牙齿会咬人’的，不以人的高低贵贱有所区别。”

3月30日，一中院宣布此案将择期宣判，也许很多谜底要等到那时才能揭开。

黄光裕案，除了黄本人外，还牵涉了大批政府高层的落马，最典型的如商务部原巡视员郭京毅、公安部原部长助理郑少东、最高法院原副院长黄松有、深圳市原市长许宗衡等。而案件本身判决，也对民营企业家极具借鉴意义。

就在一个月前，同样是在二中院的第三法庭，郭京毅案正式开庭，郭被指控于5年间受贿844万余元。根据媒体公开的检方指控，其中110万元与国美电器有关。

“2004年至2007年间，郭京毅还为某电器公司在股权变更、反垄断审查等事项上提供帮助，收受该公司分两次给予的人民币110万元。而这期间，恰恰是国美借壳上市与收购永乐电器的重要时期。”

在郭京毅案尚未定案之际，被指与国美相关的这110万元行贿，到底是国美的单位行贿，还是黄兴裕的个人行贿仍不明朗。而这110万元是否在黄光裕公诉的“单位行贿罪”的456万元之中，也仍然存疑。

从之前媒体公开的部分起诉书内容显示：“黄光裕曾指使许钟民于2006年至2008年间，向相怀珠(时任公安部经侦局副局长兼北京直属总队总队长)提出请托，要求相怀珠在对鹏润地产等国美有关案件办理中提供违法违规的帮助，并先后两次单独或者指使被告人许钟民给予相怀珠款物106万元人民币。”

“同期，黄光裕指使许钟民通过北京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处靳红利(另案处理)，分别向国家税务总局稽查局原处长孙海亭以及北京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梁丛林、凌伟(另案处理)提出请托，要求上述人员在国美电器涉税案件调查中提供违法违规的帮助，并先后单独或者指使许钟民给予靳红利共计人民币150万元、孙海亭100 万元，梁丛林、凌伟各50万元。”

事实上，仅就上述起诉书提到贿赂金额，加起来正好是456万元，即公诉书中单位行贿罪金额，那么，与郭京毅案相关的110万元受贿金额又做何解释，其他大案要案的行受贿问题是否还会与黄案发生关联，对于饱受媒体关注一年有半的黄案来说，未来是否还会另有曲折，似乎仍然是一个谜。

“内幕交易罪”认定悬疑

据消息人士透露，目前与黄光裕案相关的单位行贿罪和内幕交易罪两项罪名基本证据确凿，而涉嫌非法经营罪是否证据确凿尚不得而知。

而在内幕交易罪项下，曾经有三家上市公司惹来猜疑，其中包括ST金泰(7.70,-0.22,-2.78%)(600385.SH)、中关村及*ST三联(600898.SH)。

ST金泰系黄光裕之兄黄俊钦控股，在2007年中国股市大幅震荡之际，曾经创下42个涨停7个跌停的神话。也由此创下了中国证券历史N个超级纪录：连续涨停板纪录最多；定向增发规模最大(80亿股)；纸上财富额最大(黄俊钦财富直逼亚洲首富李嘉诚)。

然而，黄光裕2008年11月17日晚被公安局带走的起因，即被认为与ST金泰的股价操纵有关。然而，在起诉书被公开的部分内容中，暂时还未看到ST金泰的身影。

三联商社(6.60,0.05,0.76%)，其大股东由三联集团易手为国美下属的全资控股子公司。在2008年5月份前后，三联商社曾出现连续12个涨停板，随后受当年“5·30”股市大跌影响出现连续5个跌停板，股改停牌前又补上了两个涨停板。

“在大股东股权拍卖易手这一阶段，三联商社股价剧烈变动，极可能就是黄光裕被稽查的导火索。”有人如此评断。

事实上，这样的评断并不无道理，2008年11月28日，就在黄光裕涉案后的一个多月，中国证监会相关负责人在回答关于国美电器董事长黄光裕案件提问时，明确表示黄光裕涉嫌三联商社、中关村股票异常交易案被稽查。

“早在2008年3月28日和4月28日，证监会对三联商社和中关村这两只股票的异常交易即已进行立案调查。两家上市公司在重组、资产置换等重大事项过程中，黄光裕控制的北京鹏润投资有限公司(鹏润投资)有重大违法违规行为，涉及金额巨大，证监会已依法将有关证据材料移送公安机关。”

或者，三联商社同样会成为黄光裕案中的匆匆过客，而最终落在黄光裕内幕交易罪名之下的，可能仅仅是已经逃不掉的中关村？

根据被公开的检方起诉书，2007年8月13日至9月28日间，黄光裕指使曹楚娟、林家峰等79人的股票账户，累计购入中关村科技股票1.04亿余股，成交额共计人民币13.22亿余元，至2008年5月7日公告日时，79个股票账户的账面收益额为人民币3.06亿余元，这还不包括许钟民种自留地做老鼠仓的30个股票账户所获得的9021万余元的账面收益额。

很显然，这是黄光裕与许钟民同陷内幕交易指控的原因，而检方能够言之凿凿的证据，也是黄光裕最终难逃内幕交易法网的篱墙。

事实上，早在2009年12月10日，就有媒体称，“由于检方审查时限用尽，黄光裕案即将提起公诉。案件目前可以确定的罪名是内幕交易，指控事实只有一起，即黄光裕利用上市公司中关村重组进行内幕交易，黄光裕对此指控供认不讳。”据消息人士透露，在黄光裕被控的三项罪名中，单位行贿罪和内幕交易罪两项罪名基本证据确凿，而涉嫌非法经营罪是否证据确凿尚不得而知。

不过，也有法律界人士指出，“非法经营罪，就像当年虚报注册资本、虚假出资等罪一样，属于企业家经常不慎陷入的常规犯罪，比之首富赤裸裸犯罪来说，显得有些淡然无味。”

虚掩难辨的辩护角度

国美在辩护策略中必须做出抉择，是保护老东家，还是力求从此案中抽身？早在3月1日，对于黄光裕案中直指国美电器的单位行贿罪，国美电器即对此予以了否认，并表示已聘请资深刑辩律师作为辩护人，对其指控展开积极抗辩。在这场积极抗辩中，国美会采用什么样的辩护角度呢？是直接否认行贿行为本身，还是只单纯否认行贿行为与国美电器有关？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张玉成律师告诉记者，“如果检方要指控国美涉嫌单位

行贿罪，那么应该至少同时提供三个关键事实的相关证据，其一，国美层面应该有(被指控为)行贿行为的决策活动与实施该决策的一系列公司行为；其二，公司财务层面应该有资金被挪用并用作行贿的事实；其三，国美应该有因其行贿行为而获得的收益，而这种收益必须体现在公司资金账户上或公司名下，即行贿的非法所得归公司所有。当然，上述几点，恐怕也将成为控辩双方就单位行贿罪进行质证和辩论的焦点问题。”

不过，即使如此，这样的关键事实也颇值得推敲，首先任何公司都不会将行贿行为本身列入决策的书面程序，甚至单纯的口头公开；其次，对于一家坐拥数十亿财富的上市公司董事长来说，区区数百万资金的流出，很难说会是公司行为还是个人行为；最后，假如行贿真的与上市或收购有关，其收益也并不会直接反映在资金账户的往来上。

国美在辩护策略中必须做出抉择，是保护老东家，还是力求从此案中抽身？众所周知，黄光裕案从最初被风传的“个人行贿罪”到最终的“单位行贿罪”的起诉，意味着黄光裕的罪行将大为减轻。“个人行贿罪黄最多可被判无期，而单位行贿罪最多只会被判5年，而通常很多都是判3缓5。而国美即使身染单位行贿，区区千万的罚金对国美的运营并不会造成怎样的影响。两相权衡中，国美将意欲何为，似乎会成为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这也将会直接关系到目前仍拥有国美电器34%股份的黄光裕对国美的控制力及影响力。”分析人士指出。当然也有人指出，“黄光裕因涉嫌单位行贿罪被起诉，很可能与国美电器初始借壳上市及此后收购永乐电器有关，国美电器已难以撇清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国美电器是做有罪辩护还是无罪辩护，似乎就成了难题。

“做有罪辩护吧，将与3月1日的公告相悖，惹来披露不实的非议；做无罪辩护吧，是否会再次将老东家置于窘境，如果确系如此，虽然法律上不无可能，但在道德领域却有可能遭受非难。”上述人士指出。

“对于内幕交易罪，这项对于黄光裕的量刑可能高达10年的犯罪指控来说，辩护律师似乎很难从无罪角度寻找辩护支点，但是，对这种上市公司潜规则式的行为，拿哪个开刀或不拿哪个开刀似乎颇富主观性，这也使得不少人怀疑此罪量刑上的主观性。由此，辩护律师可考虑酌情增加情节的辩护。”

此后，黄光裕案在公诉中的罪名，由“个人行贿罪”变为“单位行贿罪”，由“操纵股价”变为“内幕交易”，被指之罪责大为减轻。就像之前大多数的企业家犯罪一样，从充满杀气的给人以无限想象空间的指控开始，以一个人尽皆知的商场潜规则行为悄然落幕，在其背后，有着怎样的权力纠葛？对于本案，我们将持续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