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大城市的贫富差距调查报告

第一篇：来自大城市的贫富差距调查报告

来自大城市的贫富差距调查报告

新华网（2009-11-27 17:11:14）来源： 半月谈2009年第22期

来自大城市的贫富差距调查报告

编者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一部分人真的先富起来了。但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演进，在我国各个社会群体利益格局被重新调整的过程中，分配不公现象日益突出，社会财富分配的“马太效应”愈发明显，贫富差距越拉越大。本刊记者前不久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进行调查时发现，在上海、天津、青岛等大城市，尽管“天价豪宅”和“棚户区”之间往往仅有一墙之隔，但“有钱人”和低收入群体居住区域的界定和划分已经越来越分明和固化，由此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也日益显现。专家指出，解决我国贫富分化的根本之道在于改变现有的利益分配机制和格局，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与发展的成果。

住宅布局下的贫富差异图

本刊记者 葛如江 沈锡权 孙洪磊

在上海、天津、青岛这些大都市中，随处可见这样的场景：马路一边的高档社区里居住的是拥有一套或多套房产的“有钱人”，而仅一墙或一路之隔的“棚户区”里则挤满了城市低收入人群和外来流动人口。

社区围墙，区分贫富的“楚河汉界”

同为上海市的中心城区，静安、卢湾、徐汇、黄浦是繁华商业区和高档住宅区，而闸北、普陀、杨浦则集中了大批低收入人口。记者在当地调查时，连月均收入只有2000来元的司机都说：“闸北、杨浦，那是穷鬼住的地方！”

闸北区是上海市的“边缘区”，这里有大批砖木结构的老房子。在连片的“棚户区”里聚集了各种低收入者，如从边疆回来的知青、外来打工者等，他们的经济条件相对较差。据民政局工作人员介绍，闸北区申领低保的人口占全区户籍人口的3.6％，其中大多是失业者以及老人和孩子。而这里的“低保边缘户”是现有低保人口总数的三倍之多。

天津市河西区的梅江居民区有20多个小区，住在这里的都是天津的高级白领、私营业主、企业高管，该区没有每平方米低于1.1万元的房子，最便宜的房子总价也要80多万元，被称为天津的富人区。但在与梅江居民区相邻的小海地社区秀峰里小区，记者却明显感受到“贫富两重天”。记者了解到，这里2200多户人家，843人没有工作，78人残疾，80来户靠“吃低保”过日子。这些人基本上都是原国有企业职工。社区干部张宝芬说：“我们这里条件稍微好一点的人家都搬出去了，迁进来的，也是收入不高的。没有事业单位职工和公务员，有钱人不会来的。”当地民政干部告诉记者，小海地社区共有40多个小区，十来万人口，基本情况同秀峰里小区差不多。

专家指出，开发商从销售角度来看，会通过社区围墙、隔离带或者马路把高档楼盘与低档居住区有意识地进行隔离，这在客观上使不同的社会阶层呈现固化状态，不同人群之间的沟通越来越少，如天津小海地社区和梅江区这两片相邻居民区的孩子是不太可能在一起玩耍、上学的。

“工人新村”无奈的历史轮回

位于上海闸北区天目中路749号的蕃瓜弄社区在新中国成立前是上海的贫民窟，矮小的“滚地笼”挤满了大批无家可归的穷苦人。新中国成立后经过改造，成为产业工人的聚居区，面貌焕然一新。蕃瓜弄的变迁当时还作为典型写进了上海的小学教科书。

然而，今天的蕃瓜弄又变成了低收入人群聚居区。蕃瓜弄社区目前居住了1680户居民，低保户有178户，占比超过10%。蕃瓜弄社区干部告诉记者，社区1964年建成，上世纪80年代能住到这里的产业工人，大都是敲锣打鼓来的。因为当时能在这个小区分到房子的，一般都是厂子里的“五好工人”。但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工人下岗越来越多，大批产业工人成为低收入人群。

社区居民李存荣今年53岁，是上海市铁路局的一名机车维修工，一家三口在21平方米的房子里居住了14年。记者看到，包括李存荣在内的三户人家共8口人，一起住在一套51平方米的房子里，共用厨房和卫生间。李存荣说，这个小区所有的楼房都是这个样子，杂乱、拥挤、肮脏，而且水费、煤气费一起算，日常矛盾很多。

尽管现在居住条件艰苦，但是回忆起当初分房时，李存荣还是很骄傲的。他说，这个房子是因为他妻子在上海市印染化工厂里表现好，于1996年时分到的。但是，他妻子王纪芬原来工作的企业2001年关门，几百个工人全部下岗，她也只能回家。现在，在上海电机学院上大二的女儿一年仅学费就要１万元，一家人只能靠李存荣一个月约2000元的工资紧紧巴巴地过日子。“像我这样的家庭在这片社区里还属于中等。”李存荣说，“幸好我们夫妻俩现在身体还好，没有什么病，邻居家里有病人的，生活就非常难了。”

李存荣隔壁家是低保户潘文龙，患有高血压、心脏病、肾脏积水等多种疾病，没有劳动能力，2000年他妻子肝硬化去世。他儿子在上海工程技术大学上学，学费全靠贷款。为了维持生活，孩子平时在学校图书馆打工，后来到一家“不夜城”接电话，一小时工资10元，一天要干4个小时。

“原国有企业产业工人多的地方，贫困群体就多”，上海市民政局一位干部告诉记者。如上海杨浦区，当年产业工人50万，占上海全市18个区县的1/10。目前，该区拿低保的人口有3.4万人，也占全市低保人口的近10%。2009年初，上海市将低保标准从400元调整到425元后，虽然只提高25元钱，但仅仅一个杨浦区“低保户”就骤增2000多人！

高房价下的居无定所者

在上海，一方面富人云集，每平方米五六万元的楼盘，开盘就抢光。如今年8月8日在浦东新区开盘的星河湾小区，周边楼价每平方米2万元，它卖到5万元，总共322套房，一天之内卖260套，总销售额超过40亿元，业内人士称这种情况在世界房地产市场都罕见。另一方面，居住在棚户区和老旧社区的人们，却是连棚屋和老旧房的产权都没有的无房一族。在蕃瓜弄社区，记者发现几乎所有的家庭都是三四户人家在共用一个厨房和卫生间，居住条件非常简陋。这些房子属于承租公房，居民们只有使用权没有产权，一个月交四五十块钱的房租。

李存荣说：“对我来说，买房就别提了，我们即使卖血，也买不起两万块钱一平米的房

子！”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不少困难户情愿住在十分简陋的住房里，也不愿被拆迁。和病残儿子一起住在 “交通花园”（棚户区）的李继梅听说现在她所住的小区要拆迁，十分心焦。“这里要是拆迁了，我和孩子就没有地方住了。现在尽管房子差，可换个地方，房租就没有这么便宜了！”

天津小海地社区居民们最担心的也是拆迁，怕换了地方交不起房租。记者了解到，在天津的南开区、和平区、河西区三个区内，最便宜的一居室的房租在800多元一个月，这样的费用小海地居民是难以承受的。

不仅如此，由于住房商品化过程太快，廉租房等保障性住房供应严重不足，大批低收入人群无房可住。在上海市杨浦区，很多街道已经出现流浪的人群，每个街道少的四五个，多的十来个，居无定所的人群已经给民政部门和公安部门造成很大的压力。街道干部表示，这些人平时经常来民政部门反映困难索要低保补贴。岁数大的整天提要求，年轻点的就在外面混，晚上睡在网吧、急诊室、棋牌室、澡堂等，实在过不下去就偷盗犯罪，严重影响社会稳定。杨浦区民政局社会科科长郑军说，如果政府能给居无定所者提供廉租住房甚至一个床位，情况可能会有所改善。

“橄榄形”社会形态尚不具备普遍性

在民营经济发达的浙江温州，记者看到了贫富差距较小的“橄榄形”社会的曙光。至少从本地户籍人口层面，当地均富水平比较高，低收入群体比较少，因下岗、贫穷、失业等问题而产生的上访事件也相应较少。

温州乐清市委书记潘孝政说，如果光就本地户籍人口而言，乐清目前的社会形态更类似于“橄榄形”，低收入群体约占5%左右，家庭资产在5000万元以上的高收入者约有10％，余下的大多人均年收入在1万元～10万元。他说，乐清经济总量的95％是民营经济创造的。从乐清市的发展状况可以看出，鼓励全民创业、发展民营经济是实现“橄榄形”社会的可行路径。

“草根经济的作用不容忽视，民有是民享的重要路径。”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说，温州财富神话给人们的最大启示，就是政府对民营经济“有需则让、非禁即入”，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给予老百姓政策支持，放水养鱼，实现小河有水大河满、民富国强。

但是，温州的“橄榄形”社会形态也还只是一个仅仅属于本地户籍人口的“青橄榄”。记者调查发现，当地还有300多万外来打工者，他们多数人的月均收入只有1000元上下，社会保障很不健全，只有30%～40％的企业打工者有各种社会保险。

编辑：李力

贫富分化的民众容忍度调查

本刊记者 葛如江 沈锡权 孙洪磊

最近，来自国家发改委的《促进形成合理的居民收入分配机制》的调查揭示，从1988年至2007年，收入最高的10%人群和收入最低的10%人群间的收入差距，从7.3倍上升到23倍，特别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已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城乡整体基尼系数达到0.465。而本刊记者调查中也发现，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演进，普通民众对贫富差距不断加

大的不满也日益强烈。

贫富分化被关注

中科院心理研究所所长王二平告诉记者，过去6年他们在做社会问卷调查时，将“中国社会问题最严重的是什么”这一问题列了19个备选项，在调查的5个省40个县中，老百姓都认定排在头两位的社会问题是腐败和贫富差距，只是到了第三位各个省才有变化，如环保、住房等。

长期从事居民收入分配研究的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杨宜勇说：“收入差距扩大累积的结果是财产差距的不断扩大。目前收入最高的10％家庭的财产总额占城镇居民全部财产的比重接近50%，收入最低的10%家庭的财产总额占城镇居民全部财产的比重可能在1%上下，80％中等收入的家庭仅占有财产总额的一半。”

各行业收入苦乐不均的现状也越来越突出了。杨宜勇说：“中国纳税百强”几乎年年是石油、烟草、钢铁、电信、电力、金融等具有国有垄断性质企业的天下，上市公司中的能源、电力、钢铁、交通、汽车等企业总能出现在沪深两市业绩增长排行榜的前列，这都反映出垄断行业的收入在持续快速增长。

民众不满“被平均”

国家统计局此前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同比增速超过经济增长，这一数字一公布，引起公众哗然，很多网友质疑自己工资“被增长”。而专家的调查也显示，高“平均数”背后掩盖了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真实状况。

具体到一个地方或一个企业，高平均数也极大地掩盖了收入差距。国家统计局上海调查总队刘稚南说，去年上海城市居民平均可支配收入为26675元，但60％左右的市民收入低于平均数。国家统计局青岛调查队副队长纪中锐告诉记者，青岛市去年的城镇居民平均收入为20646元，低于平均数以下的城镇居民占到总数的65％。

拥有1.5万名正式职工、9500名农民工的青岛港集团是一个效益良好、职工收入高的优秀国有企业，去年该集团人均年收入７万多元，是青岛市民平均水平的3倍半。但记者发现，这个企业一线工人的工资绝对额近10年多来是年年上涨，但在整个企业中的收入地位却不断下降。与管理层的平均工资相比，工人的相对工资水平从20年前的最高下落到目前的最低。10年内青岛港管理层的工资增了五倍，而一线的工人仅仅翻了一番，尽管工人的绝对工资水平并不低，但是与管理层的差距在不断拉大。在著名企业海尔公司，其普通员工工资每月只有1500元左右，而中层以上的收入每年大都在10万元～20万元，甚至更高。

该对贫富分化说“不”了

记者调查中采访到的多位社会问题专家均表示，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群众生活水平虽然有了很大提高，但贫富差距日益加大，很多人有一种被剥夺感。

上海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顾骏说，如今出现的很多民生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并不是市场经济发展中的正常现象。比如说，上海市的退休工资比在岗的最低工资标准960元还高。他指出，社会不怕贫富差距，就怕个人没有改变社会地位的机会。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郑功成认为，在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下，群众的不安全感进一步增加，因为生活中的压力不断增加。而这种不安全感又表现为多个等级：第一，生计困难；第二，就业压力；第三，有收入，但是没有稳定的安全预期；第四，对社

会公平有看法。

中国社科院中国农村社会学研究会会长陆学艺研究员认为，“仇富心理”的提法实际上是不对的。所谓的仇富，只是对某些利用不合理手段进行权钱交易的群体的不满，而不是笼统地对所有富人的不满。

著名学者薛涌在其多篇专栏文章中也指出，中国的老百姓，绝大多数拥护市场经济，对正当渠道获取的财富相当尊重。没有人仇恨姚明，没有人仇恨袁隆平。之所以有“仇富”的说法，是因为许多富人的财富来得不正当。他指出，均富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美国作为一个贫富分化最严重的发达国家，对贫富分化的容忍度其实比中国还要低得多。而目前贫富分化的不断加剧正在伤害中国社会的整体利益，中国必须对日益加剧的贫富分化说“不”了！编辑：李力

推进社会公平靠改革

本刊记者 葛如江 沈锡权 孙洪磊

许多社会问题专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我国社会各种矛盾和群体性事件频发与贫富分化问题密切相关。改革中出现的问题，还必须依靠改革来解决。

初次分配就应体现公平

中山大学教授舒元表示，过去近20年的数据表明，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已经表现出过度向政府部门、向大型企业倾斜的趋势。“最突出的问题是收入分配的结构不合理，两极分化有逐渐加大的趋势，在整个国民收入分配当中，资本所得的部分不断上升，劳动收入所得不断下降。”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苏海南指出：“收入分配问题，从浅层次看是经济问题；但从深层次看，则主要是体制问题、政策问题。对收入分配问题，一定要从体制运行、发展战略、政策调整和宏观决策机制等方面来研究和解决才有成效。”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郑功成说，近几年来，我国各地群体性事件频发，其背后的原因是利益分配格局长期处于失衡的状态。2007年他在11个省市发放4000多份问卷调查，80%以上的受访者对社会公平度的认可很低。

郑功成说，社会不公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说，是过去过分追求效率优先的结果。虽然中央政策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但很多改革的措施没有考虑到公平。由于缺乏公平，导致利益的调整缺乏合法性，无法得到被调整的一方的认可，进而会表现为诉讼、上访。因此，现在在收入分配问题上应该考虑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现在一部分人已经先富起来了，怎么解决好共同富裕的问题，是我们面临的当务之急。

南开大学教务长朱光磊教授认为，首先应在初次分配中给群众以“公平感”，让相关利益方在感觉上都认为自己所处的环境是公平的。

对干部的考核应以“民生”为导向

不少专家学者和政府官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在当前情况下，应该改变传统的政绩观，淡化GDP指标，把就业、社会保障等民生问题作为考核干部的依据。

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副厅长曹可元说，国家和地方政府应适当调整投资的幅度，给民生更多的投入，加快社会保障的建设进度。他认为现在的考核制度设计有很大问题：一方

面强调重视民生投入，另一方面又拼命地追求GDP的高增长率。特别是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高投入、高增长成为主流的声音，大的项目对GDP的拉动见效快，政绩明显啊！这样的领导往往被认为是“有能力的”，能得到快速升迁、重用。而做民生工作，是花财政的钱，为老百姓服务，但老百姓没有话语权，在干部的升迁方面说不上话。

郑功成说，目前一些地方政府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意识还不够强，还是传统的政绩工程观，满脑子都是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没有意识到社会保障的建设不仅能改善民生，还能调整经济结构、使消费拉动经济的短腿变长。中央应尽快制定出台新的干部考核评价政策，把就业、社会保障等民生问题作为考核干部业绩的最主要指标。

二次分配应加大改革力度

多年从事房地产业的天津格调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华志忠表示，推进社会公平建设，应该在二次分配中加大改革力度。例如，从消费环节加大对富裕阶层的税收，以调节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公平、和谐。在房地产的税收方面，可以实施“穷人免税、中产低税、富人重税”的房屋使用权税。华志忠说，目前该政策迟迟难以推出的原因在于既得利益者的群体过于庞大，但考虑到整个社会的安定还是应该尽快实施。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表示，我国正处于黄金发展期与矛盾凸显期并存阶段，最大的威胁不是综合国力支撑不了民生需求，而是还没有切实有效地秉承社会公平。他说，以现在中国的财力，完全有条件建立全面的社会保障体系。现在“不能把老百姓的胃口吊高”成为普遍的论调，很多政府部门是做了好事不说，这个观点是非常错误的。政府应该提前把未来的计划和即将采取的措施告知老百姓，让老百姓有一个稳定的安全预期，也就是说，好事不仅要做好，而且要早点告知，越透明、越清楚，效果就越好。编辑：李力

第二篇：大城市的贫富差距调查报告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一部分人真的先富起来了。但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演进，在我国各个社会群体利益格局被重新调整的过程中，分配不公现象日益突出，社会财富分配的“马太效应”愈发明显，贫富差距越拉越大。

本刊记者前不久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进行调查时发现，在上海、天津、青岛等大城市，尽管“天价豪宅”和“棚户区”之间往往仅有一墙之隔，但“有钱人”和低收入群体居住区域的界定和划分已经越来越分明和固化，由此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也日益显现。专家指出，解决我国贫富分化的根本之道在于改变现有的利益分配机制和格局，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与发展的成果。

在上海、天津、青岛这些大都市中，随处可见这样的场景：马路一边的高档社区里居住的是拥有一套或多套房产的“有钱人”，而仅一墙或一路之隔的“棚户区”里则挤满了城市低收入人群和外来流动人口。

同为上海市的中心城区，静安、卢湾、徐汇、黄浦是繁华商业区和高档住宅区，而闸北、普陀、杨浦则集中了大批低收入人口。记者在当地调查时，连月均收入只有XX来元的司机都说：“闸北、杨浦，那是穷鬼住的地方！”

闸北区是上海市的“边缘区”，这里有大批砖木结构的老房子。在连片的“棚户区”里聚集了各种低收入者，如从边疆回来的知青、外来打工者等，他们的经济条件相对较差。据民政局工作人员介绍，闸北区申领低保的人口占全区户籍人口的3.6％，其中大多是失业者以及老人和孩子。而这里的“低保边缘户”是现有低保人口总数的三倍之多。

天津市河西区的梅江居民区有20多个小区，住在这里的都是天津的高级白领、私营业主、企业高管，该区没有每平方米低于1.1万元的房子，最便宜的房子总价也要80多万元，被称为天津的富人区。但在与梅江居民区相邻的小海地社区秀峰里小区，记者却明显感受到“贫富两重天”。记者了解到，这里2200多户人家，843人没有工作，78人残疾，80来户靠“吃低保”过日子。这些人基本上都是原国有企业职工。社区干部张宝芬说：“我们这里条件稍微好一点的人家都搬出去了，迁进来的，也是收入不高的。没有事业单位职工和公务员，有钱人不会来的。”当地民政干部告诉记者，小海地社区共有40多个小区，十来万人口，基本情况同秀峰里小区差不多。

专家指出，开发商从销售角度来看，会通过社区围墙、隔离带或者马路把高档楼盘与低档居住区有意识地进行隔离，这在客观上使不同的社会阶层呈现固化状态，不同人群之间的沟通越来越少，如天津小海地社区和梅江区这两片相邻居民区的孩子是不太可能在一起玩耍、上学的。

位于上海闸北区天目中路749号的蕃瓜弄社区在新中国成立前是上海的贫民窟，矮小的“滚地笼”挤满了大批无家可归的穷苦人。新中国成立后经过改造，成为产业工人的聚居区，面貌焕然一新。蕃瓜弄的变迁当时还作为典型写进了上海的小学教科书。

然而，今天的蕃瓜弄又变成了低收入人群聚居区。蕃瓜弄社区目前居住了1680户居民，低保户有178户，占比超过10%。蕃瓜弄社区干部告诉记者，社区1964年建成，上世纪80年代能住到这里的产业工人，大都是敲锣打鼓来的。因为当时能在这个小区分到房子的，一般都是厂子里的“五好工人”。但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工人下岗越来越多，大批产业工人成为低收入人群。

社区居民李存荣今年53岁，是上海市铁路局的一名机车维修工，一家三口在21平方米的房子里居住了14年。记者看到，包括李存荣在内的三户人家共8口人，一起住在一套51平方米的房子里，共用厨房和卫生间。李存荣说，这个小区所有的楼房都是这个样子，杂乱、拥挤、肮脏，而且水费、煤气费一起算，日常矛盾很多。

尽管现在居住条件艰苦，但是回忆起当初分房时，李存荣还是很骄傲的。他说，这个房子是因为他妻子在上海市印染化工厂里表现好，于1996年时分到的。但是，他妻子王纪芬原来工作的企业XX年关门，几百个工人全部下岗，她也只能回家。现在，在上海电机学院上大二的女儿一年仅学费就要１万元，一家人只能靠李存荣一个月约XX元的工资紧紧巴巴地过日子。“像我这样的家庭在这片社区里还属于中等。”李存荣说，“幸好我们夫妻俩现在身体还好，没有什么病，邻居家里有病人的，生活就非常难了。”

李存荣隔壁家是低保户潘文龙，患有高血压、心脏病、肾脏积水等多种疾病，没有劳动能力，XX年他妻子肝硬化去世。他儿子在上海工程技术大学上学，学费全靠贷款。为了维持生活，孩子平时在学校图书馆打工，后来到一家“不夜城”接电话，一小时工资10元，一天要干4个小时。

“原国有企业产业工人多的地方，贫困群体就多”，上海市民政局一位干部告诉记者。如上海杨浦区，当年产业工人50万，占上海全市18个区县的1/10。目前，该区拿低保的人口有3.4万人，也占全市低保人口的近10%。2010年初，上海市将低保标准从400元调整到425元后，虽然只提高25元钱，但仅仅一个杨浦区“低保户”就骤增XX多人！

在上海，一方面富人云集，每平方米五六万元的楼盘，开盘就抢光。如今年8月8日在浦东新区开盘的星河湾小区，周边楼价每平方米2万元，它卖到5万元，总共322套房，一天之内卖260套，总销售额超过40亿元，业内人士称这种情况在世界房地产市场都罕见。

另一方面，居住在棚户区和老旧社区的人们，却是连棚屋和老旧房的产权都没有的无房一族。在蕃瓜弄社区，记者发现几乎所有的家庭都是三四户人家在共用一个厨房和卫生间，居住条件非常简陋。这些房子属于承租公房，居民们只有使用权没有产权，一个月交四五十块钱的房租。

李存荣说：“对我来说，买房就别提了，我们即使卖血，也买不起两万块钱一平米的房子！”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不少困难户情愿住在十分简陋的住房里，也不愿被拆迁。和病残儿子一起住在 “交通花园”（棚户区）的李继梅听说现在她所住的小区要拆迁，十分心焦。“这里要是拆迁了，我和孩子就没有地方住了。现在尽管房子差，可换个地方，房租就没有这么便宜了！”

天津小海地社区居民们最担心的也是拆迁，怕换了地方交不起房租。记者了解到，在天津的南开区、和平区、河西区三个区内，最便宜的一居室的房租在800多元一个月，这样的费用小海地居民是难以承受的。

不仅如此，由于住房商品化过程太快，廉租房等保障性住房供应严重不足，大批低收入人群无房可住。在上海市杨浦区，很多街道已经出现流浪的人群，每个街道少的四五个，多的十来个，居无定所的人群已经给民政部门和公安部门造成很大的压力。街道干部表示，这些人平时经常来民政部门反映困难索要低保补贴。岁数大的整天提要求，年轻点的就在外面混，晚上睡在网吧、急诊室、棋牌室、澡堂等，实在过不下去就偷盗犯罪，严重影响社会稳定。杨浦区民政局社会科科长郑军说，如果政府能给居无定所者提供廉租住房甚至一个床位，情况可能会有所改善。

在民营经济发达的浙江温州，记者看到了贫富差距较小的“橄榄形”社会的曙光。至少从本地户籍人口层面，当地均富水平比较高，低收入群体比较少，因下岗、贫穷、失业等问题而产生的上访事件也相应较少。

温州乐清市委书记潘孝政说，如果光就本地户籍人口而言，乐清目前的社会形态更类似于“橄榄形”，低收入群体约占5%左右，家庭资产在5000万元以上的高收入者约有10％，余下的大多人均年收入在1万元～10万元。他说，乐清经济总量的95％是民营经济创造的。从乐清市的发展状况可以看出，鼓励全民创业、发展民营经济是实现“橄榄形”社会的可行路径。

“草根经济的作用不容忽视，民有是民享的重要路径。”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说，温州财富神话给人们的最大启示，就是政府对民营经济“有需则让、非禁即入”，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给予老百姓政策支持，放水养鱼，实现小河有水大河满、民富国强。

但是，温州的“橄榄形”社会形态也还只是一个仅仅属于本地户籍人口的“青橄榄”。记者调查发现，当地还有300多万外来打工者，他们多数人的月均收入只有1000元上下，社会保障很不健全，只有30%～40％的企业打工者有各种社会保险。

最近，来自国家发改委的《促进形成合理的居民收入分配机制》的调查揭示，从1988年至XX年年，收入最高的10%人群和收入最低的10%人群间的收入差距，从7.3倍上升到23倍，特别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已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城乡整体基尼系数达到0.465。而本刊记者调查中也发现，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演进，普通民众对贫富差距不断加大的不满也日益强烈。

中科院心理研究所所长王二平告诉记者，过去6年他们在做社会问卷调查时，将“中国社会问题最严重的是什么”这一问题列了19个备选项，在调查的5个省40个县中，老百姓都认定排在头两位的社会问题是腐败和贫富差距，只是到了第三位各个省才有变化，如环保、住房等。

长期从事居民收入分配研究的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杨宜勇说：“收入差距扩大累积的结果是财产差距的不断扩大。目前收入最高的10％家庭的财产总额占城镇居民全部财产的比重接近50%，收入最低的10%家庭的财产总额占城镇居民全部财产的比重可能在1%上下，80％中等收入的家庭仅占有财产总额的一半。”

各行业收入苦乐不均的现状也越来越突出了。杨宜勇说：“中国纳税百强”几乎年年是石油、烟草、钢铁、电信、电力、金融等具有国有垄断性质企业的天下，上市公司中的能源、电力、钢铁、交通、汽车等企业总能出现在沪深两市业绩增长排行榜的前列，这都反映出垄断行业的收入在持续快速增长。

国家统计局此前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同比增速超过经济增长，这一数字一公布，引起公众哗然，很多网友质疑自己工资“被增长”。而专家的调查也显示，高“平均数”背后掩盖了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真实状况。

郑功成说，目前一些地方政府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意识还不够强，还是传统的政绩工程观，满脑子都是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没有意识到社会保障的建设不仅能改善民生，还能调整经济结构、使消费拉动经济的短腿变长。中央应尽快制定出台新的干部考核评价政策，把就业、社会保障等民生问题作为考核干部业绩的最主要指标。

多年从事房地产业的天津格调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华志忠表示，推进社会公平建设，应该在二次分配中加大改革力度。例如，从消费环节加大对富裕阶层的税收，以调节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公平、和谐。在房地产的税收方面，可以实施“穷人免税、中产低税、富人重税”的房屋使用权税。华志忠说，目前该政策迟迟难以推出的原因在于既得利益者的群体过于庞大，但考虑到整个社会的安定还是应该尽快实施。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表示，我国正处于黄金发展期与矛盾凸显期并存阶段，最大的威胁不是综合国力支撑不了民生需求，而是还没有切实有效地秉承社会公平。他说，以现在中国的财力，完全有条件建立全面的社会保障体系。现在“不能把老百姓的胃口吊高”成为普遍的论调，很多政府部门是做了好事不说，这个观点是非常错误的。政府应该提前把未来的计划和即将采取的措施告知老百姓，让老百姓有一个稳定的安全预期，也就是说，好事不仅要做好，而且要早点告知，越透明、越清楚，效果就越好！

第三篇：大城市的贫富差距调查报告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一部分人真的先富起来了。但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演进，在我国各个社会群体利益格局被重新调整的过程中，分配不公现象日益突出，社会财富分配的“马太效应”愈发明显，贫富差距越拉越大。本刊记者前不久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进行调查时发现，在上海、天津、青岛等大城市，尽管“天价豪宅”和“棚户区”之间往往仅有一墙之隔，但“有钱人”和低收入群体居住区域的界定和划分已经越来越分明和固化，由此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也日益显现。专家指出，解决我国贫富分化的根本之道在于改变现有的利益分配机制和格局，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与发展的成果。

在上海、天津、青岛这些大都市中，随处可见这样的场景：马路一边的高档社区里居住的是拥有一套或多套房产的“有钱人”，而仅一墙或一路之隔的“棚户区”里则挤满了城市低收入人群和外来流动人口。

同为上海市的中心城区，静安、卢湾、徐汇、黄浦是繁华商业区和高档住宅区，而闸北、普陀、杨浦则集中了大批低收入人口。记者在当地调查时，连月均收入只有2000来元的司机都说：“闸北、杨浦，那是穷鬼住的地方！”闸北区是上海市的“边缘区”，这里有大批砖木结构的老房子。在连片的“棚户区”里聚集了各种低收入者，如从边疆回来的知青、外来打工者等，他们的经济条件相对较差。据民政局工作人员介绍，闸北区申领低保的人口占全区户籍人口的3.6％，其中大多是失业者以及老人和孩子。而这里的“低保边缘户”是现有低保人口总数的三倍之多。专家指出，开发商从销售角度来看，会通过社区围墙、隔离带或者马路把高档楼盘与低档居住区有意识地进行隔离，这在客观上使不同的社会阶层呈现固化状态，不同人群之间的沟通越来越少，如天津小海地社区和梅江区这两片相邻居民区的孩子是不太可能在一起玩耍、上学的。(责任编辑：范文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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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贫富差距调查报告

对社区居民贫富差距调查

绵阳，一座充满现代时尚气息的科技城市，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演进，在社会群体利益的不断改善中，分配不公的现象日益突出，贫富差距越拉越大。尽管“富民区”与“贫民区”只有一墙之隔，但有钱人于低收入群体的分化已经越来越明显，由此带来的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也日益明显。

2010年12月初。通过对社区居民生活消费的观察和调查询问，发现每户家庭基本由丈夫和妻子组成，家庭基本收入也是由两个职业基本收入组成。除基本收入外，一些家庭还通过其它形式取得收入，例如：炒股、网上开店、摆摊等。每个人可通过各种形式取得收入，每种形式的利润风险和基础也不尽相同。因此，大部分的家庭有稳定的收入，而少数家庭收入不太稳定。目前，基础方式收入有：私营、管理、从教、打工、个体等多种方式。这会使居民有一个良好的收入基础。通过述调查结果也可以得知，社区居民民收入较以前有大幅度增长，特别是高管等高收入人群。对于大多数没有一技之长的板桥社区居民来说，他们经济来源就是通过开店来增加家庭的经济收入

从21世纪以来，收入持续增长，这就导致各行业间收入差距较大，所以家庭收入差距持续增长。通过调查结果显示，高收入家庭的收入为低收入家庭的好几倍。这种较大的差距严重影响了我国国民的总体生活水平，导致了富人有钱没处花，穷人仅能维持温饱的局面。认识到这个情况后，、进行了该话题的讨论分析，并从现实中找出原因和处理的方法。

原因分析：

一、我国重视管理人才的培养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管理行业的工资显著增长，并伴有“三保一险”。这就吸引了大量的人员，并且大量的有技术的人才也被吸引。导致大量技术部门反而缺少高级技师，从而带动了技术部门的工资持续上涨，而低级技师的工资却涨幅不大。近几年公务员为万里挑一，而选中者必定为高端人才。因此，我国人员素质的高质量选拔是导致家庭收入不平衡的原因之一。

二、我国就业人口多，就业压力大

我国是目前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13亿的人口站在这地大物博的土地上，显得尤为沉重。现在大学生越来越多，有些城市在大街上闲逛的大学生一抓一大把。而重点大学的大学生并不满足于目前国内的收入，从而走出国门。这就使两端行业拉开差距，一面是工资上涨的争求人才，一面是素质下降的控制人数。就业的压力和人口的众多迫使人们追求高收入低待遇的行业。这会使部分家庭的收入不稳定，人口数量众多会导致在岗就业年龄上限下降，下岗上线人数众多。因此，就业人口众多，就业压力大是导致差距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太爱面子，自主创业意识不强

某些岗位急需用人，但很少有人问津，原因之一就是太爱面子或者岗位工资太低。尽管近几年国家鼓励大学生自主创业并给予一定的资金补贴，但效果未见明显。一些大学生一毕业，就急着到管理部门享受。

调查总结：

经济持续稳定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生活环境日益改善，人民工资持续上升。但有一个问题不得不关注，那就是收入差距悬殊的问题。从近几年来看，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导致部分农民弃田进入城市打工。收入差距过大，会影响我国人民的正常发展，不利于我国综合国力的提高。目前，我国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这种分配方式可减少收入差距的悬殊问题，但其他各种因数却阻碍着这种特性，使其不能正常发挥作用。

我国的人口总量和劳动力总量都比较大，劳动力素质与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不完全适应，劳动力市场不完善，就业信息不畅通。因此，我们必须把扩大就业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位置。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人均收入高的家庭已过万元，收入低的家庭也过千元，但高收入家庭总体所占的比重较小，大部分家庭处于中等水平，由此可见人均收入水平已经由温饱型向小康型家庭迈进。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出当前我国家庭人均收入仍存在很大的差异，贫富差距仍然很大，另外通过上表可以得出无论家庭收入如何，教育支出都占有很大的比重，由此可见当前人们对教育的重视程度加深，人们越来越重视自己的文化素质，同时也从侧面映射出家长对孩子的付出和重视。

我们还需要从自身出发，树立自主就业观、竞争就业观、职业平等观、多种方式就业观。不能从众，需要自有主张。

即使各个家庭的收入有所不同，但还是将一部分甚至大部分的收入投入孩子的教育中，尽其所能保障孩子接受良好的教育。因此，我们呼吁所有的孩子都不要辜负家长给予我们的深切期盼。我们更要努力学习，为自己的将来做好打算。

同时，希望国家能够重视这种收入差距的问题，拿出更切实有效的解决方法，使人民的生活更加富裕，使我国的综合实力更加强大

感受：

这次实践调查不仅丰富了我们的业余生活，使我们深刻地了解到，随着国家经济的飞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们更加注重精神追求，而不单纯只是物质享受。更重要的一点，我们也可以明白父母为我们的付出有多大，他们把收入的大部分都倾注在提高我们的受教育水平以及提高文化素养上，他们每天含辛茹苦的工作，为的就是希望看到有一天我们可以成为国之栋梁。俗话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而父母对我们的恩情则远远大于此，所以我们不能辜负他

们的希望，要更加努力的学习，不断用知识充实自己，为将来的腾飞做好充分的准备。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祖国一定会更加昌盛，人民生活一定会更加富裕，而未来也会因为我们而更加美好。

第五篇：中国贫富差距调查报告

中国贫富差距调查报告

导言：

社会存在贫富差距是一种常态，这个话题似乎是人类发展中的一个永恒话题，也成为社会各阶层群众迫切关注，议论纷纷的热点问题。贫富差距的程度影响着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的进程，贫富差距一方面是保证社会前进的动力，另一方面贫富差距过大会引起社会的动荡不安。所以，社会不可以也不可能没有贫富差距，但这种差距必须要保持在一定的限度之内。目前中国已变成一个贫富差距过大的国家。因而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遏制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成为中国当前的一项紧迫而重要的任务。

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也成了我们现代社会不稳定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我们回顾近几年发生在我国的一些群体性事件，我们不难发现，贫富差距一定是其中一个或大或小的原因。因此，关注贫富差距成为了我国一些社会学家重点研究的项目。

方法：

互联网；报刊新闻；各类经济杂志；社会调查问卷。

调查结果：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增长的同时，贫富差距逐步拉大，综合各类居民收入来看，基尼系数越过警戒线已是不争的事实。我国基尼系数已跨过0.4，达到了0.47（2004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已经突破了合理的限度，总人口中20%的最低收入人口占收入的份额仅为4.7%，而总人口中20%的最高收入人口占总收入的份额高达50%。突出表现在收入份额差距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东中西部地区居民收入差距过大、高低收入群体差距悬殊等方面。

中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而“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其中，发展生产力是手段，其目的是实现共同富裕。如果把所谓的“邓小平理论”（整个贯穿联系起来的话，很难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即邓小平是反对产生两极分化、脱离共同富裕目标的那种经济发展和改革的。按照邓小平的看法，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必然的，甚至出现一定的“剥削”，也是必然的，但是这部分人富起来是为了能够发挥示范作用，以及经济带动作用，帮助更多的人富裕起来。邓小平认为需要对这群人缴税，同时鼓励他们参与社会公益事业，帮助仍然处在贫困落后中的人。理论上说，邓小平确实能比较理性的看待“剥削”和“贫富差距”的产生，但是认为它们应被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比方说他认为雇工涉及的面是相对很小的，改变不了整个经济体的性质，也制造不出一个可以称之为阶级的“资产阶级”群体。他在八十年代也明确指出，改革不能制造资产阶级，否则我们就是“走了邪路了”。另外，他认为经济发展的目标是共同富裕，发展的趋势应当不是让富的更富，贫的更贫，而是逐渐的集体发展：先出现一定的贫富差距，然后慢慢缩小。从中国目前情况来看，确实出现了邓小平所反对的富的更富，贫的更贫的现象。我国的基尼系数这一指标从1978年的0.16，迅速上升至2000年的0.458，大大超过了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向更高阶段发展的深层隐患。一方面，人均GDP排名世界140多位的中国内地，成为了世界最大的奢侈品消费市场之

一。上海曾出现过的一套房子卖到了1。15亿元的天价。40多万元一桌的黄金宴也在西安和深圳、广州纷纷登场。标价1188万的宾利轿车，在中国的销量世界第一。从1993年始，中国取代了美国，成为全球进口法国高档葡萄酒的头号市场，年消费16000瓶。瑞士产的世界最贵的一款手表---宝帕表，标价600多万元，被北京人买走。世界任何品牌的名烟、名

表、名酒、名牌服装、名车、名牌化妆品和高档珠宝钻石在中国的销路都极好。中国大城市娱乐场所的豪华程度和消费水平绝不次于东京、巴黎、伦敦和纽约。美国高盛公司发表报告认为，2003年中国的奢侈品消费增速世界第一，预计10年后规模居全球第二，拥有世界最大的客户群。另一方面在贵州、宁夏、甘肃、内蒙古等地的贫困地区，笔者亲眼看到十几岁的女孩子没有衣服穿；看到寒冷的冬天全家人盖一床破烂不堪的被子；看到无钱治病而凄惨死在家中的老人；；看到乞丐被城里的狗咬伤后回家等死的无奈和悲凉„„一方面当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的人们把打高尔夫、买别墅、购轿车、去国外度假作为主要谈话内容时，另一方面，中国的相当的一部分人，他们主要生活在经济发展落后的农村，时常过着食不果腹的日子。为了活命，有些人甚至以无节制地卖血来换取一点微薄的收入，成为“ 职业卖血者”。他们渴望脱贫，渴望改变现状，渴望获得丰衣足食的生活。

而面对这日益严峻的经济形势，日渐加大的贫富差距，我们除了积极的想办法去应对之外，我们还应该理智的分析造成这样差距的原因到底是什么，这样才能更好的预防这样的差距继续对我们的社会造成损伤，不利于我们的社会和谐。综合分析来说，造成这样的现状和值得我们深思去改变的原因有几个方面。

（一）经济运行机制的不健全

我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一套健全的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尚没有真正建立。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人能够投机钻营，非法、违法经营和权力资本化，造成不合理的贫富分化，导致社会贫富差距悬殊。

（二）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

同经济发展幅度相比，我国的社会保障事业以及社会转移支付明显表现出严重的滞后。在这种情形下，农民、城镇的退休人员、城镇的失业人员及其亲属由于得不到及时的、足量的保障，最有可能成为贫困者，从而使整个社会的贫富差距不断拉大。

（三）税收制度的不合理

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里，无论是从绝对数量上还是从税率上来看，收入高的人比收入低的人要缴纳高很多的税收。然而令人奇怪的是，频繁出现在福布斯（或胡润）中国富豪榜上的中国富豪们，并没有出现在缴税排行榜的前列。这充分说明了目前中国的税收制度的不健全。由于对于高收入群体缺乏合理的、必要的“限高”，导致了我国国民贫富差距的扩大。

（四）不平等竞争的存在不平等竞争表现在很多方面，最突出的是一些部门、行业甚至是一些个别的社会成员，能够通过垄断经营获得垄断利益或高额利润，而其他的社会群体和社会成员却不能，因此最终形成了非常不合理的收入差距。

（五）法律制度不健全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我国法律制度的不健全，导致一些人钻了法律的空子，为了致富而不择手段。很多人通过各种非法手段“剥削”，大量侵吞公有财产，在短时间内暴富，使中国在短短的20年内产生了很大的贫富差距。因为频繁的对外交易和国际资金流动极大地便利了违法致富的资金出逃，而且这种频繁的对外经济交易本身就提供了大量的非法致富机会。最典型的例子是为了推行所谓的走出去战略而让私人以私营公司名义用国家资金在国外注册企业，这极大地方便了许多见利忘义之徒侵吞国有财产——在国外注册私营企业的老板可以翻脸不认帐，不承认国家在自己注册企业中所拥有的财产，而中国政府甚至连向外国政府控告这种人的法律依据都没有。

(六)教育和医疗支出拉大贫富差距

在调查中，城市、小城镇、农村的贫困人群中均有40%~50%的人提到家里穷是因为“有孩子要读书”。从2004年10月到2005年10月,拥有就学阶段孩子的农村家庭教育花费占家庭收入的32.6%，城市和小城镇家庭中，这个比重也分别达到了25.9%和23.3%。

同时，医疗费用成为贫困居民的第二大负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目前在中国，一旦得了大病，平均花销在7000多元钱,而全国农民的纯收入每年也就2000元左右，可以说一场大病就会让一个家庭陷入困境。

（七）腐败也是贫富差距扩大的原因

因此，要缩小我国的贫富差距，除了健全税收制度、完善社会保障机制和社会转移支付制度以及打破经济领域的垄断经营之外，还必须切实采取措施，真正遏制官员腐败现象！令人欣慰的是，我们党和政府已经认识到了贫富差距的严重性。2005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十一五期间，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规范个人收入分配秩序，努力缓解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

而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祖国的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而人们的一些理念也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发展，而当代的中国人是怎么看待贫富差距的呢？我国经济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我们已经胜利实现了现代化建设的前两步战略目标，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过上了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好日子，并正在全面建设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不过，在人们整体收入水平显著提高的同时，也出现了收入差距拉大的现象。一些人感到困惑，甚至心理不平衡。特别是年轻一代对贫富不均有着更多的关注，他们认为贫富差距问题应尽快解决。香港特首新施政报告即时揭盅，社会不同年龄组别人士对此都有所期许。根据香港研究协会最新调查显示，“80后”与65岁或以上受访者认为，“贫富悬殊”最需要优先处理。

从当前我国贫富差距问题的现状来看，虽说社会成员的收入差距尚未达到两极分化的程度，但如果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就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矛盾和问题，甚至会威胁到社会的稳定和安全，所以应采取相关措施缩小我国的贫富差距。

1、逐步实现城乡一体化，促进就业机构的调整。从目前来看，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消除城乡之间在居住、就业、社保、教育、医疗、税收、财政和金融等方面不公平和二元化的政策和管理，引导农村富足劳动力有序转移。为此，应大力实行户籍制度改革，逐步实现城乡一体化，彻底消除城乡壁垒，疏通人口城镇化的渠道，通过户籍制度改革，促进农村人口流动，促进城乡劳动力的合理分工。同时，要优先发展金融业、电信业、保险业等与农村工业发展有较大关联的第三产业，为小城镇建设服务。

2、打破行业垄断，缩小行业收入差距。政府应采取措施降低非垄断行业的市场准入程度，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从而消除或减轻行业之间的不公平交易，缩小垄断行业与非垄断行业职工之间的收入差距。因此，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通过立法来限制、减少市场垄断，坚决反对垄断价格行为，打击不正当竞争。另外，考虑对某些个人收入明显高于其他行业的垄断性行业应征收垄断税。在税收上要做到扶持低收入行业、困难行业的发展，保障其职工的基本收入和生活。

3、深化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控制收入差距于适当的范围之内必须兼顾效率和公平。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上报告中承诺缩小中国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改善人民生活。他说，“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他还强调，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另外，充分发挥税收对收入差距的调节作用，要制定合理的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和累进税率，还应征收遗产税、高消费税等。还要通过增加公共支出、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等措施，支持和扶助农村的发展。

4、完善社会主义保障体系，保持社会稳定。要坚持社会统筹与个人帐户相结合的基本养老和医疗制度，进一步完善失业保险制度，完善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加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健全农村医疗保险、社会保险制度，以促进农村的稳定和发展。市场机制追求效率，社会保障则应更加注重公平。通过社会保障有效地实施再分配，使人民群众都能分

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构建共同的社会利益基础，才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保持社会稳定，实现社会和谐，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

5、鼓励发展慈善事业，形成三次分配格局。有学者把“慈善事业机制”称为“三次分配”机制。要缩小财富差距，就应当有三次分配：初次分配一定要讲效率，就是要让那些有知识、善于创新并努力工作的人得到更多的劳务报酬，首先富裕起来；二次分配要讲公平，政府应当利用税收等手段来帮助弱势群体，建立全面、系统、适度、公平和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三次分配要讲社会责任，富人们应当在自愿的基础上拿出自己的部分财富，帮助穷人改善生活、教育和医疗的条件。另外，对于热心于慈善事业的企业，政府应该在税收和投资项目的立项审批等方面给予优惠和照顾，从而鼓励更多的企业家参与慈善事业，回报社会。

纵观整个世界，贫富差距使整个世界所不可避免的一个客观存在的话题，我们必须去面对并且想办法来更好，更妥善的处理。

附录：

关于如何看待中国现阶段贫富差距的问卷

（1）您的年龄段是？

A．15—25B。26-35C。36-45D。46岁以上

（2）您的工作是？

（3）您的收入是？

（4）您家庭的月总收入是？

（5）您一月用于基本生活的费用是？

（6）您对于自己现阶段的收入和生活状况是否满意？

（7）您觉得中国目前的贫富差距是否在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

（8）您是如何看待目前的这种贫富差距的？

（9）您对于缩减目前的贫富差距有什么建议呢？

北京交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