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乡村医生现状调查:月入100余元 靠种田维持生计
乡村医生现状调查:月入100余元 靠种田维持生计
发布时间: 2011年04月11日10时14分稿源: 齐鲁晚报
做了45年乡村医生的徐玉伦,年过七旬却开始为自己的养老问题犯愁。像徐玉伦这样的乡村医生全国还有102万人,大都年过半百,是时候考虑他们的养老问题了。
“苦我吃了,贡献也做了,该说的我一定要说。说不说是我的事,办不办是你的事。”近几年来,泰安市东平县戴庙乡中金山村70岁的乡村医生徐玉伦一直想找个合适的渠道,说说乡村医生的待遇和养老问题。
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河南村医马文芳议案解决乡村医生的待遇和养老问题,这让徐玉伦重新燃起希望。
春节前一连26天,60岁的马文芳乘坐长途汽车、公交车行走于河南、山东、湖南三省的100个自然村,共走访了100位乡村诊所医生,其中就包括徐玉伦。
脱离乡村医生这个队伍,就是彻底的农民了
徐玉伦的卫生所,邻近主街,没有挂牌子,甚至连一个标志性的红“+”字都没有。
“村里人都知道,不用挂牌子。”房子是近年新建的,钱是由徐玉伦的子女凑的。“以前的房子成危房了,在山上,村民去找我看病也不方便。”徐玉伦说。
房子从外面看上去还比较“场面”,堂屋三间,西侧房屋是储藏室,里面堆放着一些农具,还有一个铁皮的粮囤,算是最值钱的“家底”了;东侧两间房,一间是厨房,一间是卧室,没有客厅。
临街的两间东屋,就是徐玉伦的诊所了,药架上摆满了药,桌子上堆放着一些医学书籍。墙角处堆放着几十块煤球,“天冷的时候才点炉子,防止药冻了,失效了就麻烦了。”
诊所的墙壁上挂着“新农合定点医疗”的牌子。
平时,他的诊所门是关着的,“一天来不了几个人,我不能老在这里靠着,地里有活的时候还是得下地干活,有人生病了就到地里去叫我。”
看到记者嘴上长泡,徐玉伦说:“你这是上火。”说着,从药架上找出一盒药,倒上水让记者服用。
“你看到了吧,你来这么长时间了,一个来看病的都没有。”徐玉伦拿出一盒药,“这一盒药好几块钱,只有1毛钱的利。我还不收诊断费。”
徐玉伦说,有时候他一天接不到一个病号,也有可能一天来两三个,“一个月也就100多块钱的收入。”为维持生计,他还要下地,靠3亩地种植小麦、棉花和南瓜生活。
“还真不如开个小卖部,至少不用承担如此高的风险啊。”但他舍不得就这样把自己一辈子的“手艺”丢了。
当然,有更多的人不想脱离乡村医生这个队伍,否则,就是彻底的农民了,他们之所以一直在坚持,是希望有朝一日国家能够给“乡村医生”一个说法。
徐玉伦一直在等待一个消息:“第10235号议案立案没有?上面有没有什么答复?啥时候给答复?”
他清楚地记得,3月3日下午3点10分,北京的一个记者给他打过一个电话,询问行医的收入情况、种地的情况等,他知道,这应该是马文芳在两会上议案的功劳。
今年春节前,马文芳曾找到他,调查关于乡村医生的现状。
马文芳是一位名人。他是河南省通许县大岗李乡苏刘庄村村民、乡村医生,行医42年。
马文芳头上的光环很多:全国劳模、全国优秀乡医、全国健康卫士楷模、2008年北京奥运会火炬手、感动中原人物,曾受到胡锦涛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的接见„„
但是,最让马文芳感到自豪和管用的还是“全国人大代表”的头衔。今年的全国两会,他已经是第四次以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呼吁关注乡村医生的待遇和养老问题了。
以前的3次呼吁都没有引起重视,他认为是“很多人不了解这个群体”。
于是,今年春节前,他自费对乡村医生进行了走访和抽样调查。
调查结果让马文芳忧心忡忡,“在调查的100个乡村医生中,年龄最大的78岁,最小的53岁,平均年龄63.14岁;行医时间最长的60年,最短的31年,平均43.6年;月收入最高的1000元,最低的50元,平均月收入342.7元;身体健康的84人,有各种疾病的16人。”
“乡村医生队伍后继乏人,农村三级卫生服务网络正面临着‘人走网破’的威胁。”马文芳直言,而这些卫生所还要担负着公共卫生服务,担负着村民的健康管理。
今年33岁的褚衍栋,从枣庄市卫校毕业后,一直在家乡的卫生室一边行医一边种地,他曾告诉马文芳,“每年收入四五百块钱,养老也没有保障,不想再干了!”
据统计,目前全国乡村医生共有102万人,担负着农村防疫、医疗、保健、协助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处理等工作。
马文芳的议案,受到了很多乡村医生的关注,这其中就包括行医45年的徐玉伦。
“议案提交后得三个月之后才给答复。”马文芳告诉本报记者。也许,没有人比他更想
知道答案了。
“赤脚医生”在农村曾很有面子
徐玉伦入行行医,其实很偶然。
“当时整个大队1000多号人,就两个卫生员,一个70多岁了,一个年轻的业务还不是很熟练,根本不够用啊。”
1966年,初中毕业的徐玉伦被推荐去卫生院。整个大队当时也只有5个初中毕业生,这已经算是高文凭了。徐玉伦也有去参军的机会,但他放弃了,“我觉得还是在农村锻炼好。”
有资料显示,1965年,中国有140多万名卫生技术人员,高级医务人员80%在城市,其中70%在大城市,20%在县城,只有10%在农村,医疗经费的投入农村只占25%。
1965年6月26日,时任卫生部部长钱信忠将这组数字汇报给毛泽东后,毛泽东震怒了:“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
毛泽东指示:“应该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培养一大批‘农村也养得起’的医生,由他们来为农民看病服务。”
根据毛泽东的进一步指示,普及农村医疗卫生工作在全国迅速展开,一个“半农半医”的群体由此迅速崛起。
徐玉伦正是那个时代的产物,经过几次培训之后,他开始背起药箱为群众看病。
而“赤脚医生”则是农民自发叫起来的,因为南方的农村都是水田,只能赤脚下田,所以赤脚就是劳动的意思,“赤脚医生”就是既要劳动也要行医。
“那时候挣工分,一个月有多少天,我们就会拿多少天的工分。哪怕是大年初一,有人生病了,过来叫,也得去。”那时候也没有“加班”的说法,徐玉伦曾经一晚上被叫起来七八次,“我都不敢脱衣服睡觉。”
“新中国成立初期,疟疾、麻疹、天花等传染病流行。”徐玉伦天天提着壶、端着碗、拿着药,挨家挨户去送药。“看到药咽到肚子里了才走。”
疟疾的根源是蚊子,徐玉伦回忆说,当时他在村里村外逐个水井、地窖、山洞熏灭蚊子。“现在,这些传染病都没有了,你说说是谁的功劳?”
辛苦虽辛苦,可是徐玉伦觉得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
那时候,“赤脚医生”在农村是“很有面子”的岗位,村民对“赤脚医生”十分尊重,医生在村里的地位很高,甚至要超过村干部。谁家来了客人请“赤脚医生”去作陪,客人和主人都会觉得是件很荣耀的事。
1968年9月,当时中国最具有政治影响力的《红旗》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从“赤脚
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的文章,1968年9月14日,《人民日报》刊载,毛泽东在当天的《人民日报》上批示“赤脚医生就是好”。随后《文汇报》等各大报刊纷纷转载。“赤脚医生”的名称走向了全国。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赤脚医生”手册》的发行量仅次于“毛选”。
1985年初,卫生部作出停止使用“赤脚医生”这一称呼的决定,原来的“赤脚医生”要进行考核,合格的将被认定为乡村医生,取得从医资格后可以继续行医。“赤脚医生”的历史至此也就结束了。
当时,徐玉伦所在的村子里共有三名“赤脚医生”,通过了考核之后,分道扬镳,自谋生路。
“孪生兄弟”的不同命运
徐玉伦提起同村的王兴勤、李守枝和方芝兰(音),语气酸酸的,“他们比我小,早早就退休了,现在挺舒服,平时散步、打牌,很悠闲,每个月领着将近3000元的退休金。”
他口中的这三个人,都是当年的民办教师,和“赤脚医生”一样,都是我国在一定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多年来一直享受同等待遇,有人称之为“孪生兄弟”。
1979年10月,国务院决定将全国136个边境县的8万余名中小学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揭开了党和政府妥善解决民办教师问题的序幕。
1994年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党中央、国务院明确提出,“争取到本世纪末基本解决民办教师问题”。解决民办教师问题从此有了历史性的转折。
1999年至2000年,全国有25万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民办教师逐渐退出讲台。
民办教师问题的解决,让乡村医生感受到了不公和冷落。
同为“孪生兄弟”,境遇为何如此悬殊?
一位曾经的民办教师认为,很多乡村医生没有考虑或者有意回避一个问题:“包产到户后,赤脚医生转变成乡村医生,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的身份已经悄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与民办教师不同,乡村医生已经‘市场化’了,靠‘手艺’来养活自己,而且有个别医生赚得还不少。而民办教师呢?不可能靠收孩子的学费来养活自己吧?”
“大家各干各的,挣一块花一块,挣不到就只能靠地里刨食。”徐玉伦也说,为了多赚钱,有个别的乡村医生也变了味,“啥病都能看,啥病都有‘祖传秘方’,开始学会忽悠人了。”
但是,乡村医生依然承担着很多公共卫生服务的职能。2003年,非典期间,戴庙乡医院召集开会,徐玉伦接到了一个任务:为回乡务工人员测量体温。
“当时乡医院只给了一件白大褂,一个口罩,如果传染的话,首先是我,但是人命关天。”徐玉伦没有退却,因为他认为这是他的职责。
徐玉伦忙了三个月,非典结束后,他去医院要钱,医院让他去村委会要,村委会则称没有这方面的开支,结果他没有得到一分钱的酬劳。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时候他们防疟疾、灭蚊子还有工分,现在遇到了类似的情况,徐玉伦却不知道该找谁要钱。
“赤脚医生”老了渴望“穿上鞋”
去年9月份,徐玉伦写了一份《干了一辈子农村医生老来无人管》的文章,“写好之后我专门找了个大学生看了看,内容没犯什么错误吧,犯错误的事情我不干。”他把这篇文章邮寄到北京一家报社,却如泥牛入海。
从2008年开始,戴庙乡的一些老乡村医生就推荐他为代表,为大家奔走呼吁养老问题。
他不想被戴上“越级上访”的帽子,因此从乡医院开始,县、市、省卫生部门逐级反映。
“苦我吃了,贡献也做了,该说的我一定要说。说不说是我的事,办不办是你的事。”他说话很大胆,但是他办事很谨慎,担心犯错误毁了自己一辈子的清白。
马文芳的出现让徐玉伦看到了希望。马文芳认为,要解决乡村医生的后顾之忧,国家应尽快出台乡村医生养老保险指导意见,明确乡村医生身份,将乡村医生的人事关系纳入乡镇卫生院管理,提供一定工作经费和人员工资,保障工作人员基本生活。同时逐步建立乡村医生养老保险、聘用与退休制度,切实解决乡村医生老有所养的问题,这样才能筑牢农村三级卫生服务网络的网底。
今年4月初,有媒体报道,山东省政府将采取以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多渠道加大对乡村医生的补助力度,安排一定比例的基础公共卫生服务工作由村卫生室承担,对所需经费,按照政府购买服务、绩效考核、以考定补的原则,从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均经费中按不超过30%的比例统筹安排。
去年11月份,徐玉伦去了一趟北京,去找他的一位初中同学,目的就是看看这位同学能不能帮他解决老有所养的问题,“以前的同学都比他混得强”,徐玉伦的老伴插了一句。
那是他第一次去北京,经过天安门时,他驻足,盯着毛主席像,仿佛看到了自己年轻时背着药箱,意气风发地走在乡间小路上,村民们热情地挥着手向他打招呼„„
文/片本报记者鲁超国
第二篇:乡村医生现状调查
乡村医生现状调查
1.卫生室房屋陈旧,不能适应当地村民的就医环境。
2.卫生室设备短缺。
3.乡村医生队伍结构日趋老龄化,乡村医生大多集中在较大的行
政村,年轻乡村医生流失严重,陷入后继乏人的尴尬。
4.村卫生室,均不同程度存在行医不规范、滥用抗生素、乱输液、开“大处方”等问题,埋下医疗事故和疾病传染等诸多隐患。
5.受经营收入微薄、养老保险缺失等因素制约,我辖区一些较小的行政村甚至没有乡村医生,无法满足当地村民对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的需求。
6.乡村医生收入除部分医疗技术好的乡村医生外,乡村医生月收
入很多在500元至800元,部分乡村医生收入甚至低于500元。
7.由于业务能力差、执业环境差、没有辅助检查设备等原因,乡
村医生执业风险高。”
8.由于业务收入微薄,政府的经费补助不到位,个人生计难以维持,不少乡村医生无奈改行,导致人才流失严重。目前,坚守在乡村医生岗位上的,大多是年龄在45-50岁以上的老同志占多数
赵戈中心卫生院 2011-9-2
第三篇:陆红军射阳县乡村医生的现状调查分析与思考范文
射阳县乡村医生的现状调查分析与思考
陆红军江苏省盐城市射阳县陈洋卫生院(224361)
乡村医生是具有中国特色、植根广大农村的基层卫生工作者,是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的“网底”、保护农民健康的第一道防线,但随着集体经济衰落,农村基层需要乡村医生这支队伍,但缺乏经济支撑,而县级卫生行政部门管理力量薄弱,对面广量大的乡村医生缺乏有效管理手段
现状分析: [1,2]。为了探索如何稳定乡村医生队伍,确保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网底”不破,提供可行的参考依据,现对射阳县乡村医生的现状进行调查分析。
1、射阳县总体概况:全县总人口93.74万,其中农业人口约68.95万。2012年全县实现地区生产总值320.31亿元,在岗职工平均工资3.61万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4万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17万元。全县共有医疗卫生机构325个,其中医院15个、卫生院18个、村卫生室212个、其他民营、厂、校医室80个;床位2555张,其中医院床位1778张;卫生技术人员3320人,其中执业医师和执业助理医师1732人,注册护师(士)962人。卫生服务体系健全率达100%,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覆盖面100%,全面实施国家用药目录及药品零差价制度。
2、乡村医生人员结构:乡村医生(包括在乡村执业的执业医师、执业助理医师,下同)863人,其中男523人、女340人;55岁以上112人、50~54岁144人、45~49岁154人、40~44岁230人、39岁以下335人。经中专学历教育以后,均达到中专以上学历,其中具备乡镇执业助理以上资质377人。
3、工作量情况:2012年新建健康档案6.32万份,累计建立健康档案75.65万份;发放健康教育材料936种116.70万份、播放音像资料13.31万场次、开展公众健康咨询活动324次、举办知识讲座1365场、宣传栏更新324个;已建预防接种证13.31万本、发放接种通知单约8万余份、协助处理接种副反应107起;早孕建册7216册、产后及新生儿访视7583人;老年人体检4.97万人;管理高血患者7.39万人、管理糖尿病患者2.1万人、管理重性精神病患者6689人;登记处理传染病人683例;协助卫生监督协管1483次;门诊服务117.33万人次。另外还有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筹资和结报、医疗急救及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应急、重大公共卫生项目的实施等工作。
4、收入情况:2012年总收入3061.58万元,其中公共卫生服务补助626.65万元、其他财政补助810.69万元、上级补助485.51万元、一般诊疗费346.71万元、其他医疗收入15.57万元、药品收入851.54万元、其他收入10.66万元,除去日用开支、设备房屋维修及药品成本,人员工资支出为2014.93万元,人均年收入2.33万元。
5、养老保险情况:射阳县乡村医生均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乡村医生个人年缴费1103.00元、镇卫生院统筹827.30元、县财政补助827.30元
6、工作状态:射阳县对乡村医生目前也在实施绩效工资制,期望能调动乡村医生的积极性,但与目前经济社会发展的幅度相比 “蛋糕”太小,在这种情况下收效不容乐观,整个乡村医生队伍出现了三个层次:约百分之五的人因社会活动能力差,没有一技之长,被迫安于现状,继续努力工作希望能保住自己现有的岗位;百分之八十五的人在等待观望,希望乡村医生的“春天”能早日到来,形成应付式的工作,人浮于事、弄-1-
虚作假,开展笔尖上的服务;另外百分之十的人思想活跃,社会适应能力较强,本就不安于现状,正在摸石头过河,一旦有合适机会就会离开队伍,造成人才的流失。退休的乡村医生因没有收入来源为由在家进行非法行医屡禁不止,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且加大卫生监督部门的执法难度。
对策与思考:
乡村医生和民办教师本是中国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双胞胎”,但却有着截然不同的身份和命运。20世纪80年代后期,一大批民办教师的身份逐步转为公办,普遍享有事业单位的工资和保险待遇,而乡村医生则始终处于被边缘化的状态,没有正式编制、收入来源不固定、各项社会保障待遇缺位。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医改工作的深入推进,乡村医生承担了更多的工作任务,但收入水平和社会保障待遇未得到同步提高,极大的挫伤了乡村医生的积极性,长期以往会导致农村卫生服务“网底”的彻底破裂。
为稳定乡村医生队伍,确保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网底”不破,国家应当明确提出对乡村医生的性质和待遇的刚性政策,一是限期落实真正意义上的镇村机构一体化,有条件的立即实施,没有条件的要创造条件,在规定的时间内落实到位;二是迅速确定乡村医生的性质问题,每年在乡镇卫生院落实一定比例的编制让取得执业(助)医师资格且较为优秀的乡村医生有发展的空间,从而使乡村医生有努力的方向,真正意义上的提高积极性;三是多渠道解决乡村医生的合理收入。目前政府已有了相当部分的投入,但与经济增长仍不协调,如果因暂时财政财力不足,可以让乡村医生开展一些针对保健、康复等实用技术的有偿服务,可以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也让乡村医生有机会自我提高服务技能并可缓解财政压力[4,5][3];四是未雨绸缪,尽早建立起乡村医生后备人才库。再过5-10年间不说人才的流失,约三分之一以上的乡村医生面临退休,而目前无完善的乡村医生社会保障政策解决其社会保障待遇,尤其是养老保障待遇方面,目前仍没有明确的解决方案,导致乡村医生岗位对卫生技术人员缺乏足够的吸引力,这会使得乡村医生后继无人;五是进一步探索这一特殊人群的养老保险问题,目前虽然财政给予了一定的补助,但退休后享受的待遇与现在的经济社会发展极不协调,仍不是太满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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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郜宇杰。潞城市村卫生室卫生人力资源现状分析及对策研究[D],山西医科大学
20135、郑轶群。扬州市乡村医生队伍现状调查与分析[J],中国农村卫生事业管理,2014,34(2):128-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