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分析：琛琰诉卢氏县公安局110报警 不作为行政赔偿案

第一篇：案例分析：琛琰诉卢氏县公安局110报警 不作为行政赔偿案

案例分析：琛琰诉卢氏县公安局110报警 不作为行政赔偿案 2002年6月26日夜，原告在卢氏县东门开办的“工艺礼花渔具门市部”被盗。小偷行窃时惊动了门市部对面“劳动就业培训中心招待所”的店主和旅客。他们即向卢氏县公安局“110指挥中心”报案，但接到报警的值班人员拒不处理。20多分钟后，小偷将所盗物品装上摩托车拉走。被盗货物价值24546．5元，被毁坏物品折价455元，共计25001．5元。被告卢氏县公安局接到报警后不出警，违反了职责，是行政不作为。事后，我虽多次交涉，要求被告赔偿损失，但其一直推拖不赔。请求法院根据国家赔偿法的规定，责令被告赔偿其全部损失。

卢氏县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

2002年6月27日凌晨3时许，原告尹琛琰位于卢氏县县城东门外的“工艺礼花渔具门市部”(以下简称门市部)发生盗窃，作案人的撬门声惊动了在街道对面“劳动就业培训中心招待所”住宿的旅客吴古栾、程发新，他们又叫醒了该招待所负责人任春风，当他们确认有人行窃时，即打电话110向警方报案，前后两次打通了被告卢氏县公安局“110指挥中心”并报告了案情，但卢氏县公安局始终没有派人出警。20多分钟后，作案人将盗窃物品装上1辆摩托车后驶离了现场。尹琛琰被盗的物品为渔具、化妆品等货物，价值总计24546．50元人民币。

卢氏县人民法院认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二条规定：“人民警察的任务是维护国家安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护公民的人身安全、人身自由和合法财产，保护公共财产，预防、制止和惩治违法犯罪活动。”第二十一条规定：“人民警察遇到公民人身、财产安全受到侵犯或者处于其他危难情形，应当立即救助；对公民提出解决纠纷的要求，应当给予帮助；对公民的报警案件，应当及时查处。”

卢氏县公安局没有及时依法履行查处犯罪活动的职责，使尹琛琰有可能避免的财产损失没能得以避免，故应对盗窃犯罪造成的财产损失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尹琛琰的门市部发生盗窃犯罪时，尹琛琰没有派人值班或照看，对财产由于无人照看而被盗所造成的损失，也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综上，卢氏县人民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二款，第六十八条之规定，于2002年12月12日判决如下：卢氏县公安局赔偿尹琛琰25001．5元损失的50％，即12500．75元。

（四）健全司法体制与制度

完善司法体制，做到司法公正、违法必究，事实求是、有错必改，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

丈夫被判杀妻获刑15年 服刑11年后妻子现身

11年前，湖北省京山县雁门口镇居民张在玉被政法机关认定已遭丈夫杀害。2005年3月28日，她突然回家了！她的归家，让当地人目瞪口呆——这表明其丈夫佘祥林被判刑15年是错案。

据介绍，张在玉今年42岁。1994年，她和丈夫佘祥林吵架后突然失踪。不久，人们在当地发现一具女尸，经有关部门检测，女尸的年龄、体征、死亡日期与张在玉吻合。因此，佘祥林被公安机关当作重点犯罪嫌疑人抓获，并被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刑15年。

得知张在玉归家后，京山县公安局、京山县人民法院立即调查核实，确认张在玉当年系离家出走，当年在该镇吕冲村发现的女尸不是她。

荆门市委对该案高度重视，责成有关部门立即依法纠错。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决定：撤销当年京山县人民法院及该法院作出的两审判决，将该案发回京山县人民法院重审。

2005年10月27日，轰动全国的“杀妻冤案”当事人佘祥林及其家人与湖北省京山县公安局签订了国家赔偿协议书，共获国家赔偿45万元。当年为佘祥林案作“良心证明”的天门市石河镇姚岭村村民倪新海、聂麦清共获赔2．5万元。

芜湖市新芜区法院审理后认为，国家行政机关招录公务员，由人事部门制定一定的标准是必要的，国家人事部作为国家公务员的综合管理部门，制定了《国家公务员录用暂行规定》这一部门规章。省人事厅及卫生厅共同按照规章制定了《安徽省国家公务员录用体检实施细则（试行）》，与上位法不冲突，是合法有效的规范性文件，可以参照使用。

根据安徽省这个细则的有关规定，芜湖市人事局委托解放军第86医院对参加公务员考试的考生进行体检，应属于行政委托关系，被委托人所实施的行为后果由委托人承担。因为解放军第86医院依据乙肝两对半中一五阳的结果而作出张先著“体检不合格”的结论违反了《安徽省国家公务员录用体检实施细则（试行）》的规定，而芜湖市人事局作为招录国家公务员的主管行政机关，又依据解放军第86医院的错误体检结论，认定张先著体检不合格，并作出不准予张先著进入考核程序，这样的具体行政行为是缺乏事实证据的。本案100元诉讼费由芜湖市人事局承担。

法院同时认为，鉴于2003年安徽省国家公务员招考工作已结束，且张先著报考的职位已由该专业考试成绩第二名的考生填补，因此芜湖市人事局的具体行政行为具有不可撤消的内容，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宣判之后，原告张先著表示，不论判决结果如何?熏他都将不再上诉，因为诉讼的初衷已经达到，乙肝病毒携带者这一特殊群体的合法权益已经受到了全社会的关注。

第二篇：鱼塘养殖场诉县国土资源局行政赔偿案例分析（共）

鱼塘养殖场诉县国土资源局行政赔偿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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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介绍】

2012年9月，李某经营的鱼池养殖场在承包的坑场清挖鱼池时发现部分高岭土。遂向当地县地矿局(以下简称地矿局)提出采矿申请。同月当地县土地管理局(以下简称土地局)在申请书上签发“同意清挖池土”，加盖公章，地矿局也签发了同意办理采矿手续的意见。但在2012年12月，土地局在未立案情况下，对鱼池养殖场挖池取土的行为调查取证，组织现场勘验，制作询问笔录，并当场向养殖场法定代表人李某发出《责令停止土地违法行为通知书》(以下简称《通知书》)，责令立即停止土地违法行为，听候处理。此时李某并未停止清挖鱼池取土的行为。2013年3月，土地局再次向养殖场发出《通知书》，然李某以已经过批准为由继续挖池取土。同年9月，土地局和地矿局在机构改革中被撤销，两家的行政管理职权由更名后的县国土资源局行使。县国土资源局要求李某停工，并围攻挖地现场。李某被迫停止了清挖鱼池，但投入施工的人力、物力、财力巨大，且鱼苗几乎全部死亡，还包括土地承包租赁费等，将近损失四十万人民币。李某无奈遂将县国土资源局告上法庭。

【裁判结果】

2012年，土地局和地矿局签发批准其清挖池土。之后，原告雇请人员准备挖池取土，土地局却两次发出《通知书》，责令其停止土地违法行为，听候处理。然而，土地局至今未对清挖池土行为作出任何处理，致其无法经营，造成养殖场鱼苗损失、土地承包款等经济损失计453560元。为此，原告李某请求判令确认被告逾期未作出处理决定行为违法，并赔偿原告的经济损失。

原土地局两次对原告发出《通知书》，要求原告停止实施土地违法行为，后为贯彻落实国土资源部、农业部<关于搞好农用地管理促进农业生产结构调整工作的通知>的通知》精神，对原告仍在挖池取土的行为未作进一步的处理，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原告自接到两份《通知书》后并未停止挖池取土的违法行为，而是将新、旧鱼池挖成连片鱼池整体使用。原告要求行政赔偿没有事实依据，且到目前为止，尚未举证证实自己享有该土地的合法使用权。为此，县国土资源局请求判令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县法院经审理认为，行政执法应当依照法定程序进行。原土地局在未立案查证属实情况下，先后两次向原告发出《通知书》，责令原告停止在其耕作田地上挖池取土的违法行为，听候处理，违反法定程序，该行为是违法的。后又未在法定期限内对案件作出处理也是违法的。鉴于原告挖池取土行为事先得到土地局批准，且两份《通知书》发出后，原告并未停止挖池取土，没有影响原告正常生产经营活动，责令对本案再作出处理已无实际意义。原土地局已被依法撤销，其行政职权由被告行使，被告应对土地局行使行政职权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故原告请求确认被告逾期未作出处理决定行为违法，于法有据，应予支持。【专业评析】

一、原告清挖池土的行为是否获得了批准

本案中，原告在清挖鱼池时发现高岭土，遂书面提出采矿申请。土地局在申请书中签写“同意清挖池土”并盖有单位的公章，这能否视为批准了原告清挖池土?土地局的行为是一种行政许可行为，行政许可行为是具体行政行为的一种，应当遵循一定的法定程序作出，且应当以正规的格式出现，显然土地局的行为不具备这一要件，其行为是无效的，也就是原告申请清挖池土并未获得批准。

二、土地局未对相对人挖池取土的行为作出进一步处理是否违法

具体行政行为一旦发生效力，即应交付执行。除非出现法定事由可以阻却执行：一是具体行政行为无效;二是具体行政行为被撤销，即具备可撤销的情形下，由有权国家机关作出撤销决定，使之失去法律效力;三是具体行政行为被废止;四是具体行政行为被中止，即法定机关根据一定的法定条件，决定暂时停止具体行政行为的效力。

结合本案，土地局发出《通知书》，责令相对人停止挖池取土行为，听候处理，该行政行为对于相对人的权利义务已产生实际影响，是一种具体行政行为。通知书经送达当事人后即发生法律效力，如果出现上述四种情况，则该具体行政行为将相应的或被宣布无效，或被撤销，或被废止，或被中止。此时，行政机关均应以适当的形式告知相对人，从而阻止《通知书》的内容执行。本案土地局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加以处理或告知相对人，而是置之不理，显然是错误的，其抗辩称是为了贯彻上级文件精神，如果该理由成立，则土地局仍应以适当的形式，将《通知书》已经失效的情况告知相对人;更何况被告抗辩的理由根本不能成为土地局不作为的理由，不足以阻却《通知书》的内容发生效力，不足以使《通知书》失去法律效力，因此，土地局的不作为明显是违法的，抗辩的理由不成立的。

综上所述，北京吴少博律师事务所建议广大养殖企业主厘清法律关系，行使法律权利，同时要灵活运用法律。在我国大量种植、养殖企业，都会存在类似本案中与政府相关具体行政行为相冲突的事情发生，对于利益被损害的养殖户、企业主，应当相信法律，寻求专业律师的帮助，积极维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