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通智障少女子宫切除案的法律思考

第一篇：南通智障少女子宫切除案的法律思考

南通智障少女子宫切除案的法律思考

——论智障者知情同意权的行使

【摘要】南通智障少女子宫切除案件对社会的触动，暴露出了我国智障未成年人知情同意权行使规则的缺

失。文章分析了案件的本质问题，通过对域外立法、判例之考察，提出粗浅的立法建议。

【关键词】智力残疾人；子宫切除；知情同意；代理

【中图分类

号】d922．182．

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297(2007)02—0140—0

5the contemplation of the hysterectomy of young mentally retarded girl in nantong-how the mentally retarded

children exerting their informed consent ri#t．zhu bin,zhang chuan-lun．school of health policy&management,nanjingmedical university jiangsu nanjing 210029

【abstract】ri1le impact brought to the society by the case of hysterectomy of two mentally retarded girls in nantong

city has exposed the deficiency of the role about the exertion of young children’s informed consent right． ri1lis article will

analyze the essence of the case，and will give some legislative suggestions after the study of foreign cases and legislations．

【key words】mentally deficiency，hysterectomy，informed consent，proxy

一、案情介绍

被告人缪开荣，男，南通市社会福利院院长；被

告人陈晓燕，女，南通市社会福利院副院长；被告人

王晨毅，男，南通大学附属医院妇产科副主任医师；

被告人苏韵华，女，南通大学附属医院妇产科主治医

师。

南通市儿童福利院(南通市社会福利院分部)普

儿班两名痴呆女童富院、通晓霜分别自2003年、2004年10月来月经后，因痴呆不能自理，给护理工

作带来难度，该院普儿班护理组护理员多次向被告

人陈晓燕汇报此事，陈晓燕答复待向领导汇报后再

定。2005年4月10 et，被告人陈晓燕向被告人缪开

荣汇报了上述情况，并讲怕意外怀孕，建议将两痴呆

女孩的子宫切除，缪开荣当即表示同意。后被告人陈

晓燕打电话给被告人苏韵华讲：福利院有两个痴呆

儿来了月经不能自理，要做子宫切除手术。苏韵华即

找到被告人王晨毅，王晨毅表示同意并联系好在城

东医院做该手术。同年4月14日上午，南通市社会

福利院护理人员将富院、通晓霜送至城东医院，办理

了住院有关手续，并做了术前检查，检查结果表明两

女孩的子宫均属正常。当天中午，被告人陈晓燕代表

福利院在手术同意书上签字，下午由被告人王晨毅

主刀．被告人苏韵华做助手，分别对两女孩做了子宫

次全切除手术。经法医鉴定，富院、通晓霜的损伤程

度均为重伤。

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检察院认为，4被告非法损

害他人身体健康，致两被害人重伤，其行为已构成故

意伤害罪，且系共同犯罪，但具有自首情节，可以从

轻或者减轻处罚。于2005年5月16 et对4被告向

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依法提起公诉。①

另据江苏省精神疾病司法鉴定委员会技术鉴定

组的鉴定结论，被鉴定人通晓霜(1992年出生)患精

神发育迟滞(重度)，无民事行为能力；被鉴定人富院

(1993年出生)患精神发育迟滞(重度)，无民事行为

能力。

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4名被告

[作者简介]祝彬(1977一)，男，安徽砀山人，医学学士，法学硕士，南京医科大学医政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诉讼法学，医事

法学；tel：+86—25—86862948；e—mail：zhubinn@hotmail．com

① 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检察院起诉书，崇检刑诉[20051136号。

法

第二篇：智障少女子宫被切案

从“智障少女子宫被切案”看监护人职责

一、案情介绍

被告人缪开荣，男，南通市社会福利院院长；被 告人陈晓燕，女，南通市社会福利院副院长；被告人 王晨毅，男，南通大学附属医院妇产科副主任医师； 被告人苏韵华，女，南通大学附属医院妇产科主治医 师。

南通市儿童福利院(南通市社会福利院分部)普 儿班两名痴呆女童富院、通晓霜分别自2003年、2004年10月来月经后，因痴呆不能自理，给护理工 作带来难度，该院普儿班护理组护理员多次向被告 人陈晓燕汇报此事，陈晓燕答复待向领导汇报后再 定。2005年4月10 et，被告人陈晓燕向被告人缪开 荣汇报了上述情况，并讲怕意外怀孕，建议将两痴呆 女孩的子宫切除，缪开荣当即表示同意。后被告人陈 晓燕打电话给被告人苏韵华讲：福利院有两个痴呆 儿来了月经不能自理，要做子宫切除手术。苏韵华即 找到被告人王晨毅，王晨毅表示同意并联系好在城 东医院做该手术。同年4月14日上午，南通市社会 福利院护理人员将富院、通晓霜送至城东医院，办理 了住院有关手续，并做了术前检查，检查结果表明两 女孩的子宫均属正常。当天中午，被告人陈晓燕代表 福利院在手术同意书上签字，下午由被告人王晨毅 主刀．被告人苏韵华做助手，分别对两女孩做了子宫 次全切除手术。经法医鉴定，富院、通晓霜的损伤程 度均为重伤。

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检察院认为，4被告非法损

害他人身体健康，致两被害人重伤，其行为已构成故 意伤害罪，且系共同犯罪，但具有自首情节，可以从 轻或者减轻处罚。于2005年5月16 et对4被告向 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依法提起公诉。① 另据江苏省精神疾病司法鉴定委员会技术鉴定 组的鉴定结论，被鉴定人通晓霜(1992年出生)患精 神发育迟滞(重度)，无民事行为能力；被鉴定人富院(1993年出生)患精神发育迟滞(重度)，无民事行为 能力。

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4名被告人构成故意伤害罪，但案发后4名被告人都分别向

主管单位或工作单位汇报了子宫切除事件，都能及 时到公安机关并交代对富院、通晓霜两名女孩的子 宫次全切除的犯罪事实，均属自首。因此，对4被告 人依法可以减轻处罚。又鉴于4被告人的犯罪情节 一般，主观恶性较小，可

酌情减轻处罚。判处陈晓燕

有期徒刑1年缓刑2年，判处其余3名被告人管制 6个月。①

现实的判决：

2006年7月6日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法院对曾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切除智障少女子宫案”作出一审宣判，判决南通市儿童福利院原副院长陈某、原院长缪某，南通某医院妇产科医生王某、苏某共四名被告人构成故意伤害罪，判处陈某有期徒刑1年、缓刑2年，判处其余三名被告人管制6个月。

本来想对本案先做个自己的判决，然后进行论证，但是从网上查找相关资料时，发现自己无力做出判决，哪怕是一个简单的判决，一是因为我国法律对于此种情况仍然是空白，二是因为事实真假难辨，证据前后矛盾，三是因为争论激烈，专家主张针锋相对，所以在法律和事实都不是很清楚的情况下，很难做出合理正当的判决，于是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考察这个案件，审视这个刑事判决，就是从刑罚的伦理属性方面对这个案件，对这个判决做出判断，从而推断和论证出现实的判决是否是理想的刑罚，而且也希望通过这种论证能得出自己的判决，这样产生的判决对于我自己或许更有说服力。

首先，刑罚的价值是什么？什么样的刑罚才是理想的刑罚？ 只有理想的刑罚才能实现刑罚的理想。那么理想的刑罚必然也必须具备某些最基本的伦理价值，根据陈兴良教授的刑法哲学三部曲之一《刑法的价值构造》中的论述，刑法（刑罚）应该具有三大价值：公正，人道，谦抑；而邱兴隆教授则认为理想的刑罚的最基本的价值是公正，人道，效益；其实两位同门师兄第的观点大同小异，基本一致。但是黄立教授在其所著的《刑罚的伦理审视》一书中主张理想的刑罚必须具备正义，功利和公平三个基本价值属性，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出于正义的理由，按照公平的原则，达到功利的目的，这就是理想的刑罚。其中，正义是基础，功利是核心，公平是贯穿刑罚始终的原则和方法，三者互为依靠，相互支撑，缺一不可。综合几位老师的观点，我个人认为刑罚应该具备三大价值即正义，公平，效益；下面将从这三个方面考量本案的刑事判决，看其是否正义，是否具有效益性，是否有效公平。从而能做出正确的判断，给出一个让自己信服的答案。

该还是不该？

正义是刑罚发动的理由。正义是刑罚质的公正，这个英国著名的新分析法学家哈特早就提出来了，也就是该不该发动刑罚，该不该对四位被告追究刑事责任，这是个首要的问题，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A QUESTION.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才可能论及其他的问题，在本案中，诉辩双方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截然相反的，一个是YES,一个是NO.这就使这个问题成为所有问题的问题，争论的焦点。

原告检察院一方认为，四名犯罪嫌疑人非法损害他人身体健康，导致两人重伤，其行为均已触发了《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且系共同犯罪，应以故意伤害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而被告的辩护律师谈臻认为此案首次提出了我国司法制度的一个空白———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人身处分权怎么行使。但是不能让王晨毅等为法律的缺失负担刑事责任。并且认为这个案件，无论是从犯罪的构成要件上还是法律事实上，都不应该追究被告的刑事责任。在犯罪的构成要件上谈臻认为被告缺乏犯罪的“主观故意”，而且一直强调手术本身完全是从两个孩子自身利益出发的，是个合理可行的医疗措施和手术治疗。但是无论是从犯罪的构成要件上还是法律事实上来讲，辩护律师的观点都是站不住脚的。

刑法上的主观故意要件的认定应该从客观实际的事实出发，并以从客观上能够考察的事实为基础做出判断，而不应该只从当事人的主观出发，基于当事人的意志来判断，况且动机不是犯罪的必要构成要件，动机和主观故意是有严格分别的，如果按照律师的说法，只要为了被害人的利益就可以肆无忌惮地伤害别人，那么对于一个想死的人我们就能杀死他吗？或者说杀死他是合法合理的行为？不能因为当事人在法律认识上的错误而免除其应该承担的法律责任，对法律认识错误的问题，对承担刑事责任没有影响。更何况这种冠冕堂皇的“为了被害人的利益”往往是当事人自己认为的，一厢情愿的，或者根本就是被告故意捏造夸大以此逃脱法律责任，因为被告所说与真实的情况并不一样，例如经过调查发现，兰兰和琳琳并没有痛经的历史。兰兰月经初潮是在春节前才来的，手术是在4月实施，实际上兰兰只有数次的处理月经经验，并且从来没有痛经的历史，琳琳虽然来月经已经两年多了，但是据此前护理琳琳的护理员介绍，琳琳自己收拾得很好，而她同样没有痛经的历史。事实并不象被告说的那样：“两个孩子来月经都已经好长时间，而且都伴有严重的痛经，致使她们经常在半夜发出声嘶力竭的喊声。每到月经来时，她们的身上、床上到处是血迹。这是福利院首次施行割子宫手术，以前绝对没有过。”而且被告的言词漏洞百出，据调查，福利院并非首次，而是至少已经有七人被切除了子宫。

在本案中那两个或者更多的智障儿童由于无民事行为能力所以也就无法判断她们的真实意思，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她们的监护人就可以滥用他们的监护权，即使子宫对于重度痴呆儿无用，它也是一个正常的器官，割除正常器官是监护人对于监护权的滥用。根据我国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子宫属于人体的一个器官，在没有手术指征的情况下是禁止切除的。虽然南通那两位智障女患有痛经，但治疗痛经未必非要切除子宫不可。但是南通儿童福利院在做手术前根本就没有为两位智障女做过其他治疗，而是直接切除子宫。从法律事实的角度来看，四名被告人的确割除了别人的一个正常的器官，是非法损害他人身体健康，导致重伤，完全构成犯罪，由此也可以推断被告有故意伤害他人身体健康的故意，至于出于何种动机，并不是定罪所必要考虑的因素。

纵上所述，对被告追究刑事责任是应该的，对四名被告判处刑罚是合乎正义的。重还是轻？

公平是刑罚发动的原则。公平是刑罚量的公正，也就是所发动的刑罚要多重，是HOW MUCH ?这个哈特也讲过并把它叫做刑罚的分配。就是刑罚的给出是否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这个问题的前提是已经存在犯罪，应该对被告判处刑罚，既然上文已经得出了结论所以对于这个问题并不是争论的重心，或者说还没准备争论。依照我国刑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的规定，对于故意伤害罪，应当按下列不同情况，分别处罚： 1.犯故意伤害罪，致人重伤，情节一般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2．犯故意伤害罪，致人重伤，情节一般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期徒刑；其情节恶劣的，可以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直致死刑。所谓情节恶劣，是拽动机卑鄙、手段残忍、导致严重伤残结果的；重伤多人的；重大伤害的累犯；重大伤害共同犯罪的主犯等。

3．犯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情节一般的，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其情节恶劣的，可以判处死刑。所谓情节恶劣，是指伤害致死多人或者有的致死，有的致重伤的，可以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直至死刑；直至死刑；致人死亡的，可以判处死刑。

在对四名被告进行量刑时，应该根据法律的规定，并根据四名被告在共同犯罪中所起到的作用分别定罪量刑，拉开档次，此外我认为主要应该考虑一下因素：

一是经过司法鉴定，法医认定受害人系重伤。二是在共同犯罪中，陈缪起主要作用，王，苏起次要作用。三是事发后，被告人缪开荣和陈晓燕向主管单位民政局、被告人王晨毅和苏韵华向所在单位医务处分别汇报了子宫切除事件，根据《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应属自首、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四是医学鉴定报告认为，“南通市儿童福利院切除两名智障少女子宫符合医疗常规，两名智障少女的情况符合手术适应症，符合医疗常规，并确认切除两名智障少女子宫是个医疗过程。五是四名被告主观恶性较小，动机主要是为受害人的利益，可以从轻处理，尤其是王，苏是受人之托，主观恶性更小，应该从轻处罚。纵上所述,该判决大体上符合公平的原则。值还是不值？

功利是刑罚发动的目的。刑罚的理想或说是最终目的是预防和消灭犯罪。也就是拷问对这四名被告判处这样的刑罚值得还是不值得，也就是邱兴隆教授所讲的效益性，按照他的观点实际上是讲刑罚运行的投入与产出比，也就是说刑罚的运行所需要的成本与刑罚所带来的社会效果两者之间的这种比，与黄立老师单纯地从预防犯罪角度考察刑罚的功利性相比，邱兴隆教授有关效益的观点就更加的全面，科学而又深刻，所以我更认同后者的观点。对于本案，如何计算该刑罚判决的效益呢？

首先，尽管存有法律的空白，但是根据现有的刑法完全可以对其定罪量刑，即使对某些当事人比如主刀医生王确有不公，但是也只能如此，因为这是法律的规定，在一个法律信仰缺失的国度，维护法律的威信和尊严显得格外的重要。

其次，公民的生命、健康的权利是经过宪法确认的，明知器官是健康的，在没有得到法律授权的情况下切除女孩的器官，就是故意剥夺他人健康权利，福利院这种做法和福利院的宗旨是背道而驰的，应当追究刑事责任，而对于有类似行为的其他福利院，也应当追究责任。这对类似反人道的犯罪行为起到了很好的预防作用，更加有利于保护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尤其是对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第三，智障人的生育权在没有任何法律明文剥夺的情况下，无论什么机关、个人剥夺这种权利都是违宪的。切除子宫涉及基本人身基本权利，凡是涉及到人身自由、身体健康的，只要法律没有明文规定，都不能去做，无论你是监护人还是父母，这是底线。从这一方面讲，本案从一定意义上填补了相关方面的法律空白。第四，从伦理角度来看，福利院的做法是违背伦理的，反人道的，而且一般民众也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对南通福利院的行为表现出强烈的愤慨和谴责，法律本身就是民意的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律应该尊重民意，所以本案的判决一定程度上平息了民愤，符合我国人民特殊的心里特征。

综上所述，现实的判决，对四名被告发动刑罚是值得的，是合乎效益的价值原则的。

总之，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法院对本案做出的判决是符合正义，公平，效益三大价值原则的，是理想的刑罚，是正确的。当然对于其中的各种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并加以解决，如急需人身处分权方面的法律和解释出台来填补相关的法律空白；对案件的审理和判决应当慎之又慎，不该草率行事；在追求实体的正义的同时应更加注重程序的正义。

▲问题一：在现行法律中，福利院是否可以以监护人的身份决定切除智障少女子宫？

一致意见：不可以。

宪法规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个“人人”不分年龄、性别、职业，当然也不包括他的智力高低。因此，智障人的生育权在没有任何法律明文剥夺的情况下，无论什么机关、个人剥夺这种权利都是违宪的。切除子宫涉及基本人身基本权利，凡是涉及到人身自由、身体健康的，只要法律没有明文规定，都不能去做，无论你是监护人还是父母，这是底线。

补充意见（游伟）：但是，这种行为不一定就要上升到刑法层面，我不主张案件匆忙进入刑事诉讼。刑法是调整社会关系的最后手段，也是一种极端手段，只有当其他法律措施、调整手段已经用尽而无法调整的情况下方可动用。既然是最后手段，对当事人利益也有重大影响，也涉及到人身权利，就应该理性判断，尽可能不使用刑罚。

■相关链接：国外案例及立法

在美国，有关资料表明，法律认可智障人的监护人有就非常规需要而切除重度智障人子宫提出请求的权利，但同时将审查此种请求的权力赋予法院。该案法官认为，如果法庭和智障人的父母都认为对智障人实施绝育手术是符合智障人最佳利益的，法庭将给予许可；如果法庭认为不符合智障人的最佳利益，将会下令禁止实施手术；如果法庭认为符合智障人最佳利益而其父母反对，法庭会取消其父母担任其医疗代理人的资格。

在澳大利亚，已经出现了关于智障女童手术的经典案例。北领地高等法院认为对先天智障女童玛里恩实施绝育手术符合玛里恩的最佳利益，法庭同意她的父母提出的请求，允许其父母作为玛里恩医疗决定的代理人，同意给玛里恩实施子宫和卵巢切除术。

在南非，1975年出台了《堕胎绝育法》，其中规定，“严重智力低下的妇女可以在国立医院进行绝育手术”。

■争论之一：伦理学家医学家探讨两名智障少女的“最大利益”

当地检察院的观点得到了一部分伦理学家的支持。中国社会科学院应用伦理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王延光研究员说：“两个女孩虽然是智障，但是将来还有生育权，他们(福利院和医生)这样做是不对的，不人道的。痛经不是不可以治，不是非要切除子宫。切除子宫不是这两个女孩的最大利益。”王延光还认为，即使是父母，也一样要经过伦理委员会的讨论才能作出这样的决定，无论如何，做这种手术的动机一定要是良好的，要出于这两个女童的利益考虑，不能从福利院的任何角度去考虑。

南通智障少女子宫被切除案

本案除引起公众极大愤慨之外，暴露出我国法律的诸多空白：《民法通则》第十八条规定：“监护人应当履行监护职责，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除为被监护人的利益外，不得处理被监护人的财产。”那么在需要处理监护人财产时，但谁来判断、以何标准来判断什么情况才算是“为了被监护人利益”呢？监护人是否有权为了被监护人利益处置被监护人的人身？什么情况下可以、谁来判断、如何判断？以上是法律技术问题，需完善立法加以解决。但当这些法律问题与伦理道德结合在一起，就如立法面对“安乐死”问题一样，更加发人深思：如果本案涉案人员就是为了被监护人着想而切除她们的子宫，公众如何评价？司法如何评价？也正是这些答案难寻的个案，迫使我们不断思考，推动着社会的进步。

第三篇：孙伟铭醉驾案引发的法律思考

孙伟铭醉驾案引发的法律思考

来源于四川科技报 2009年10月22日

□泸州市龙马潭区检察院廖竞瑜

近日，备受世人关注的成都孙伟铭醉驾案二审作出宣判，认定孙伟铭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罪名成立，但其有真诚悔过表现，终审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该案一、二审判决前后，由该案引发的社会舆论铺天盖地，由一个“个案”引发了一场关于“醉驾”法律问题的大讨论。

首先，是交通肇事还是危害公共安全之争。孙伟铭也许没想到，他的醉驾行为在以前不就是交通肇事罪吗？怎么现在成了“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呢？是的，在过去的许多年里，人们对酒后交通肇事都认为是过失行为。不过，近年来社会发生了悄然变化。一方面，随着某些特权行为的曝光，民众对不公平现象产生不满情绪；另一方面，民众权利意识的觉醒和传媒影响力扩大，也使得民众对驾车肇事等事件的表达有了顺畅的管道。有了表达，才可能上升为理性的检讨。如今，经过大量的讨论和普法性报道，人们开始明白：决定醉驾者罪责的，关键在于主观上是过失（交通肇事罪）还是故意（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其次，孙伟铭醉驾案催生法治的进步。法律应该是体现统治阶级利益的。在我国，法律所体现的应该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民意，而不是某一特定时期，某一特定群体的“民意”。在孙伟铭案中，从最初对孙伟铭“杀之而后快”的“民意”，到后来越来越多的人“刀下留人”的“民意”，但这些显然不能成为司法的依据或压力。在我国，在立法过程中应当充分尊重、体现民意，在司法过程中则应当坚持罪刑法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才能真正实现依法治国，真正实现民意。此外，最高人民法院近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明确了醉酒驾车肇事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定罪要件，为各地法院认定此类犯罪提供了统一的标准，为今后这类案件的审理提供了依据。

第三，孙伟铭案的教育、警示意义远大于案件本生。一份资料显示，国外发达国家的交通死亡事故中，机动车驾驶员与行人、骑自行车人、乘客的死亡之比是3：1，而我国恰恰相反是1：3，有70%以上的死亡人数为行人等交通 弱者。在欧洲，有12%的交通事故死亡者为行人等交通弱者，在美国为11%，中国则超过50%，这与中国的交通状况有很大关联。近年来，醉酒驾车犯罪呈多发、高发态势，严重危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二级大法官黄尔梅指出：“行为人明知饮酒驾车违法、醉酒驾车会危害公共安全，却无视法律、醉酒驾车，特别是在肇事后继续驾车冲撞，造成重大伤亡，说明行为人主观上对持续发生的危害结果持放任态度，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故意。对此类醉酒驾车造成重大伤亡的，按‘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符合刑法规定。”按照刑法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应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在当今网络时代，孙伟铭案至始至终得到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由此引发的大讨论更是此起彼伏。在人民的关注中，醉酒驾车的法律知识得到了广泛的普及。该案警示作用在于告诫所有醉酒驾车者:醉酒驾车者最佳的选择是:不要酒后驾车。警示意义之二在于，对民众关于有效防范和惩治交通事故方面的新期待和新要求，有关部门应及时快速建立相关应对措施。

让酒后驾车远离我们——由孙伟铭醉驾案引发的思考

[作者：上虞市华„来源：本站原创阅读：1669次发布时间：2010-3-26 9: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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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酒后驾车远离我们

——由孙伟铭醉驾案引发的思考

上虞市华维学校金广绪指导：石美妃

最近，各大媒体都在关注发生在2008年底孙伟铭醉驾案。孙伟铭无行驶证且醉酒驾车造成了四死一重伤的严重后果，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9年7月23日，一审认定孙伟铭的行为已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且情节特别恶劣、后果特别严重，故依法判处其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孙伟铭一审被判死刑”，此事一石激起千层浪，举国上下褒贬不一。有人为之欢呼，欢呼的是，醉驾造成如此严重恶果，理当让肇事者付出生命的代价。有人为之震惊，震惊的是，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量刑，此前没有先例，而且因为无证驾驶和醉酒驾车被判死刑，是否太重了。

孙伟铭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2009年9月8日上午，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在二审宣判中，将孙伟铭醉酒驾车死刑改判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孙伟铭醉驾案”，让“酒驾”与“躲猫猫”“被就业”等流行词语一样，成为解读2009一个不可或缺的关键词。继“孙伟铭醉驾案”后，各地接连发生的恶性酒后交通肇事案，持续挑战民意容忍的底线，进而转化为席卷全国的治理“酒后驾车”风暴。这一切不得不引发人们对酒后驾车的思考。

一、酒后驾车的危害。

古往今来，因酒伤身、丧命，因酒造成车祸事故的枚不胜举，不乏其例。酒是车祸之友，酒是事故之隐患，酒是安全行车之大敌。

酒后开车为什么容易发生车祸事故呢？据研究表明：饮酒，一能使人体的运动功能产生障碍，判断能力下降。二能使人的视力、听力、辨色力下降。三能使人的精神发生异常。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由于酒精的作用，驾驶员大脑的反应时间会延长，不能及时发现和正确领会交通信号，无法正确判断距离和速度，平时驾车时容易发现的情况，酒后不能

发现。而且驾驶员眼、手、脚之间的协调配合能力降低，控制油门、刹车及方向盘的能力比平时下降，所以不能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此外，在酒精的作用下，有的驾驶员会出现精神困倦、嗜睡等症状，有的驾驶员会精神亢奋，胆大妄为，做事不计后果，如超速行驶，等。所有这一切，极易导致交通事故的发生，对道路交通安全的危害是十分严重的。

二、酒后驾车屡禁不止的原因

明知酒后驾车危及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铤而走险拿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开玩笑。本人认为主要有以下一些原因：

第一，我国现有法律对酒后驾车的定义和处理均太轻，酒后驾车的违法成本太低。

据资料显示：我国对酒后的定义是血液中的酒精浓度达到却是0.2%；而国外则严得多，如美国是0.06%，日本是0.05%，德国是0.03%，瑞典是0.02%。对酒后驾车行为处理也差别很大：根据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我国对醉酒驾车的处理是：“扣证、罚款、拘留”。而国外一旦超过标准，可不分你酒后跟醉酒，也不管有没有肇事，首先吊销你的驾照，日本还要判两年的劳役、罚钱，在德国，若再犯就要进监牢，在美国，酒后驾驶是罪与非罪概念，因酒后驾车而被投入监狱的并不稀奇。

我国这种轻描淡写的处理，对酒后驾车者来说影响甚微，即使严重点儿的，“出点不伤筋骨的钱”也能解决问题。根本不能让那些醉酒驾驶员认识到酒后驾车的严重性，也无法引起人们对酒后驾车的足够重视。

第二，我国民众的交通安全意识和法制观念非常单薄。

历史悠久的中华民族有着历代传承的浓郁的酒文化：朋友聚会时，要喝酒；欢度佳节时，要喝酒；婚丧嫁娶时，要喝酒；迎来送往时，也要喝酒„„。喝酒，是人们联系感情的纽带； 喝酒，是人们增加喜庆的方式。只要上了酒桌就要喝个一醉方休，否则就不热情。殊不知，热情的劝酒早已悄悄地埋下了安全隐患，而许多民众却并没意识到这一点。

另外，大部分群众对交通安全法规了解甚少，许多群众只知道走路不能闯红灯，驾驶机动车靠右边行，根本不知道《道路交通安全法》中“饮酒驾驶机动车暂扣3个月以下驾驶证，醉酒后驾驶机动车处15日以下行政拘留”的规定，导致有法不依；加上交通参与者对酒后驾车的危害性认识不足，无形中增加了交通事故的发生。

三、解决酒后驾车问题的措施。

针对以上原因，为了减少直至杜绝酒后驾车行为，我们应该采取一些力所能及的措施。

措施一：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加大酒后驾车违法行为的惩处力度。

酒后驾车行为屡禁不止，根本原因在于处罚太轻，违法成本太低。尽管我国已从“自行车时代”快速过渡到“汽车时代”，但是，交通方面的法制建设明显滞后于现实发展。我们应积极倡导建立一个更加公平、适用的法律环境，期待从制度上杜绝“酒精杀手”，将马路安全

感还给公众。这就需要尽快启动对现有法律的修改，严惩交通违法行为，如加大对酒后驾车行为的罚款力度，情节严重者，在处以巨额罚款的同时，还要扣留甚至吊销驾驶证一段时间，并在刑法中增设“酒后驾车罪”，让情节特别严重者受到刑罚处罚。

措施二：加大对民众的交通安全尤其是酒后驾车危害的宣传。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首先义不容辞，但是仅靠交警一个部门是远远满足不了社会需求的。各级人民政府、机关、部队、企业事业单位、学校、社会团体以及其他组织，也要把交通安全宣传工作当成第一要务来抓好，把酒后驾驶作为头等大事来抓。

如通过新闻媒体把酒后驾驶的危害性进行更细致、更广泛、更全面的宣传，做到人人皆知。除了新闻媒体外，各酒店、饭店也是很好的宣传阵地，贴出温馨告示、标语来提醒酒后驾车的危害性，使驾驶员自己做到“驾车不喝酒，喝酒不驾车”，同事、朋友也不劝驾驶员喝酒。全社会形成一种“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的氛围，就能一定程度降低酒后驾驶率。

措施三：执法的公安交警部门，对酒后驾车应保持零容忍。

有法可依是前提，但惟有执法必严，才能树立起法律的威信。酒后驾车的直接执法部门——公安交警部门，应形成一种严管重罚的高压态势。一方面，要加大路面管控力度，严查酒后驾车行为，对人民生命、财产负责。如公安交警部门要在易发生酒后驾车行为的重点区域，如饭店、餐馆、酒吧、娱乐场所等周边道路严密部署警力，采取定点查与流动巡逻相结合的方式，加大对路面管控力度，确保在酒后驾车未上路之前就进行管控。另一方面，对查处的酒后驾车违法行为，要严格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处罚，绝无任何形式的通融，这样才能使驾驶人再也不会去心怀侥幸突破既有规则，否则，再严厉的风暴，都难以终结交警与“酒驾”者之间的猫鼠游戏。

措施四：建立对酒后驾车的举报监督制度。

要本着对他人、对社会负责的态度，积极争取社会各界的支持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充分调动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建立监督、举报、奖励制度，发动群众发现酒后驾驶行为，立即举报，并落实奖励制度和为举报人民保密制度。从根本上提高广大交通参与者的交通安全意识，使酒后驾车的陋习时时处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形成“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氛围，尽可能减少酒后驾车行为的发生。

措施五：必要时，扶持“酒后代驾”服务。

除了以上措施外，采取相应措施，防止人们酒后驾车是至关重要的。“酒后代驾”属于避免酒后驾车违法现象发生的一种预防性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酒后驾车引发交通事故的可能性。

酒后代驾服务在国外比较普遍，尤其是在发达国家。然而，代驾服务在我国受到冷遇。代驾服务作为一种新生事物，人们对其存在诸多质疑，是代驾服务不受青睐的原因。我们可以推行令人放心的“交警代驾”从而有效遏制酒后驾车交通违法行为。

总之，酒后驾车是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之一，是引发重特大交通事故的隐患，必须坚决杜绝。我们要时刻牢记——“珍爱生命，拒绝酒后驾车”。只有“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和自觉行动，普通路人才有安全感，司乘人员才能真正享受机动车带来的快乐和便捷。让我们全社会积极行动起来，让酒后驾车远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