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交融中挣扎的孤狼——评《与狼共舞》

第一篇：文化交融中挣扎的孤狼——评《与狼共舞》

文化交融中挣扎的孤狼——评《与狼共舞》

【内容摘要】 美国电影《与狼共舞》被公认为好莱坞的经典之作。在电影中，狼所象征的印第安人被刻画成英雄，白种人被描绘成无恶不作的暴徒，他们随意杀戮、侵占印第安人的领土，破坏他们的家园，毁灭他们自有的文化。另外，自然景观也被赋予了象征意义。影片对美国西进史进行了反思，使当代美国观众对印第安人及其文化有了全面真实的认识。

【关键词】 白人 印第安人 狼 主题 色彩 音乐

范布若少校的一声枪响，用自己的生命将邓巴中尉，一位美国英雄送去了那条即将消失的边境线。在那里，英雄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和信仰。在提蒙斯，这个只愿见到印第安人尸体的典型白人陪伴下，邓巴开始了他与狼共舞的故事。

在最远的前哨站邓巴遇到了他的第一个朋友——双袜。一只苍老、孤独、毫无恶意的野狼。“狼的自然本色在影片中实际上是苏族或整个印第安土著民族的 象征”。当美国东部忙于内战的时候，影片中的苏族印地安人像“白袜”一样独自徘徊在西部荒原之上，过着令人羡慕的田园牧歌般的生活。然而，随着白人西进运动地不断深入，他们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危险正在一点点逼近。他们时时担心:白人什么时候会来?来多少?他们还时刻在为生计发愁:好久没有见到野牛的影子了。狼和印第安人在影片中交替出现，形成故事发展的一明一暗的两条 线索。狼的故事在前，印第安人的故事在后。“白袜”和邓巴关系的每一进展都是为印第安人和邓巴关系的进展做铺垫。狼的每一个细节都暗示着印地安人随之而来的命运。“白袜”和邓巴最终在荒原上共舞，象征了印地安人和邓巴的和平与和谐。“白袜”无辜地被白人士兵乱枪射伤，也预示着印地安人未来的命运。而在苏族中，邓巴中尉也邂逅了他的爱情——“挥拳而立”。一位自小在印第安部落长大的白人女子。当自己内心的那份狂热被“挥拳而立”回绝时, 主人 公邓巴又一次来到“白袜”身边。和“白袜”嬉戏, 就像一位老朋友那样将自己内心的苦闷表达出来。他把最美好的一块儿肉递给了“白袜”, “白袜”蠢蠢欲动, 最终接受了主人邓巴的馈赠。这段场景象征着爱情的真谛: 爱情就是给予;在无私的给予中同时收货了接受。任何一份真挚感情都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之上, 狼获取食物的场景隐喻着恋人追寻爱情——每个真挚爱情的建立都必须经历考

验到接受的过程。与狼共舞中, 狼以立体的形象展现在影片的每一个高潮。他以友善, 人道的形象与冲入苏族部落的白人士兵产生强烈的对比。影片真正的成功原因还应归结到其深刻的主题内涵: 人道主义精神。“与狼共舞”反映的就是这种极难把握和表现的西部拓进的历史和思考: 印第安人的悲惨遭遇越来越受到人们普遍关注;本片还提出了民族间应放弃斗争, 和平共处的理想, 并以邓巴与苏族人友善相处体现了这种理想的自由与美好, 奏起了友爱、平等、和平的旋律。

电影中多处出现美丽的自然景观，造成了与社会现实的巨大反差。影片重点展现了美丽的天空，蓝色的、橘黄色的、红色的，形成一幅幅绝美的图画。镜头拉回现实，却是不和谐，极为丑恶的画面。印第安人正处于战争的水深火热之中，他们惊慌失措、苦不堪言。白人围剿印第安人的主要食物———野牛，其手段非常残忍无情，血腥的场面令人触目惊心。他们侵占印第安人的土地，迫害印第安 人，对印第安人而言，世界突然变得血腥恐怖，大地之上的天空，宽广、美丽却无法触碰。天空的平静、唯美，地面上痛苦的战争，暗含着“善恶二元对立”。电影的最后，人字形的雁群从天空飞过，天空高远而美丽，而印第安人的山谷里是茫茫寂静的雪原，紧接着出现白人大队人马奔腾而至屠杀印第安人。美丽的天空下上演着丑陋的一幕，无辜的印第安人正面临着灭顶之灾，西进运动史上罪恶的一页被真实还原。纯净的天空、洁白的雪原、远飞的雁群、喧闹的军队，这种恢弘壮观而颇具深意的视听搭配，象征着人性的神圣与严肃，使人的灵魂得以升华，引领人们认真思考电影所包含的社会意义与历史意义。用这样一个长镜头为影片结尾，充满了粗犷、苍凉、悲壮、严峻的美学意味，给人留下意犹未尽的想象空间和深刻的反思。

当一辆马车渺小地行走在广裹草原上时背景音乐悄然响起, 这段音乐增加了情感空间的渲染力、思维的空间想象力、以及文化空间的穿透力。在音乐的衬托下, 辽阔而略显沉寂的印地安居住地是那么地风光无限, 阳光照射下的土地泛着金黄, 上苍锻造的沟沟坎坎自然地分布在地表的层面上, 雨水冲刷的痕迹在展示着这块土地上的年轮。大地在太阳的光照下有阴、有晴、有明、有亮, 似乎在讲述着一个遥远的童话。天尽头的云端里仿佛隐隐透漏着一抹印地安民族的神秘在这里, 观众的眼球被影片里优美如画的风景所吸引 耳朵被绝妙的音乐所

浸润,观众的情感被煽动的如此陶醉和忘我。在这里音乐的吟唱让画面增加了动感和生命力, 视觉和听觉效果是那么地交融与和谐,它们几乎成了天衣无缝的绝配。邓巴中尉与“ 踢鸟” 以及“ 挥拳而立” 进行谈判+交流,走出印地安帐篷后的一段的音乐, 语言音调是那么地富有感染力,深情而又浓郁。其效果远远胜过语言的功能揭示了通过接触双方消除误解, 有了更融洽和更深入的沟通—原来是那么地容易接近。为了不连累印地安的苏族人邓巴中尉携妻准备离开营地之际的音乐更是能打动人们的情怀。“ 这里没有白人” 十熊的语言虽然简单, 但质朴中却深蕴粉整个部落首领的真情—邓巴就是自己部落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风中散发”跃马于山巅手举长矛的振臂高呼“我永远是你的朋友”。这是从心底流淌的肺腑之言 是随时为保护朋友而不惜献出一切的真情和行动的前奏是为朋友肝脑涂地而不悔的友谊。随后的音乐更是令人荡气回肠。这简单而质朴的音乐语汇 加上配器效果的饱满和浑厚以及和声的变换烘托了难以用语言所表达的情感—离别和感伤、留恋和无奈。还有从始自终贯穿整个影片的主题曲小号的音色极富穿透力和感召力, 这仿佛是代表美国军人、军队、军旗、军魂的音乐主题, 当然邓巴中尉就是一个军人的代名词。因为这个音乐几乎都是在围绕塑造邓巴中尉这个军人形象出现时而出现的。小号的嚎亮烘托了西部的辽阔、军人的矫健 赞美了美国军队的自豪。如果肯定地说这个音乐主题就是美国军人、军队、军旗、军魂的象征的话 那么, 邓巴中尉即使在被误认为叛徒而被追杀之时他仍然是美国军人杰出的典范。因为直到最后一个镜头邓巴中尉携妻艰难行走在冰天雪地的山谷中时 这段音乐主题以行板的速度始终跟随着他们, 只是音乐的形象没有了以往的矫健和威武, 增添了一种感伤, 一种孤凄, 一种军人被迫的无奈, 留给观众满目的苍凉和悲哀。当然 从另一层意义上讲, 同样这也是邓巴中尉一个真正美国军人的颂歌。

整部影片的音乐比例极大，导演对音乐的关注程度不亚于对镜头的，以至于没有音乐背景的镜头也有了独特的风味，《与狼共舞》摄像也十分成功，壮美的西部大草原在这平缓而又气韵十足的音乐衬托下，令人想望不已。《与狼共舞》的整体音乐风格就如一个巨人的低声吟唱，虽然音调始终不高，但依然让人感到气势不凡，在镜头与音乐两种独特语言的完美配合之下，全篇的主题也得到了升华。

【参考文献】

1.姜岳斌：试析美国影片《与狼共舞》的象征形象及其意义.《咸宁师专学报》(人文社科版).1998。

2.罗晓燕：荒原上的传奇和西进史的挽歌——论《与狼共舞》中象征手法的运用.湖北社会科学.2005

3.李光华：试从历史角度分析《与狼共舞》中狼的寓意.电影评价.2008

4.侯咏：茉莉花开时.中央编译出版社

5.陈晓兰：女性主义批评与文学诊释.敦煌文艺出版社

第二篇：《与狼共舞》中“狼”的象征意义

《与狼共舞》中“狼”的象征意义?

狼代表着西部荒野的文化、包括原住民印第安人种及其他的一切西部文化。狼和印第安人在影片中交替出现，形成故事发展的一明一暗的两条线索。狼的故事在前，印第安人的故事在后。“白袜”和邓巴关系的每一进展都是为印第安人和邓巴关系的进展做铺垫。狼的每一个细节都暗示着印地安人随之而来的命运。“白袜”和邓巴最终在荒原上共舞，象征着印地安人和邓巴的和平与和谐。“白袜”无辜地被白人士兵乱枪射伤，预示着印地安人未来的命运。在凶残的帕尼族人来袭时，邓巴倾其全力，将哨所里的枪支弹药分给了苏族人，帮助他们战胜了仇敌。邓巴再次成为苏族人的英雄。所有苏族人都敬慕邓巴，他们祝福邓巴与“握拳挺立”的相爱和结合。而邓巴也深切地认识到了印第安人的朴实、善良和友好，他自由而快乐地生活在苏族人中间。除了肤色和长相不同之外，邓巴已经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印第安人了。只有邓巴对苏族人的忠诚和友好，才换来了苏族人对他的信任，换来了苏族人最后在他被白人捉后全力以赴的救他．也是苏族人的朴实、善良和友好，才使得他在凶残的帕尼族人来袭时，邓巴倾其全力，将哨所里的枪支弹药分给了苏族人，帮助他们战胜了仇敌．狼本性是善良、友好、驯服的。狼极为聪明，最为团结。它们过着群居生活，狼众一心，同进同退。狼还很羞怯，本能地怕人。然而自从人类把狼视为敌人以来，在人类文明武器的威逼之下，即使最羞怯的动物，也会变成最勇敢的动物。一旦明白对手毫无善意，也毫无道理可讲，不屈不挠的战斗是唯一的出路。美洲原住居民――印第安人与狼的生活习惯及命运有着惊人的相似。影片中一只苍老、孤独、毫无恶意的野狼先后出现了十余次。第一次与白人邓巴遭遇时，邓巴便给它取了一个印第安人的名字：“双袜”，暗示着狼在影片中的寓意。“狼的自然本色在影片中实际上是苏族或整个印第安土著民族的象征”。

第三篇：中国文学塑造中狼意象的演变及其文化内涵变迁

中国文学塑造中狼意象的演变及其文化内涵变迁

作者：天天论文网 日期：2016-1-12 9:40:17 点击： 1 摘 要：在中国传统文学中，狼意象往往是充满负性情感的阴险、狡诈的代名词。２１世纪以来，关于狼性的文章作品重新审视了狼意象的基本特征。梳理并勾勒狼意象及其文化内涵的演变，可以更为明晰地辨识出“狼”形象在文学、史学、社会学等文化中所扮演角色的变迁历程，从而改变中国文化中狼意象在较长一段历史时间上的单纯文化内涵，使之重新恢复其多元象征意义。

关键词：狼性；意象；内涵；文化；演变；变迁

狼作为生物链中的普通物种，多年来一直恣意自由地生活着，与其他生物一样，并未引起世人的关注。２１世纪以来，从贾平凹的《怀念狼》、姜戎的《狼图腾》刊行以来，一时间，文坛上“狼言”四起。《狼的故事》、《像狼一样思考》、《狼魂》等作品相继涌现，更有许多未公开刊印，只是发布在网络上的有关“狼”的作品亦纷至沓来，令人目不暇接。尤其是２０１５年初，电影《狼图腾》、《战狼》以“非商业、非主流、非娱乐化”的“黑马”姿态，低调冲入新年电影排行榜并力拔头筹后，“狼”现象引起了诸多评论者的关注。大部分的评论着眼于作品本身所蕴含的幽远意旨、主题意象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对作品通过文字所传达的生态话语和人文话语进行了理性的思考。然而，对于“狼”现象及其文化内涵的研究似乎不够深入，有进一步将其延伸、拓展至历史学、文化学、社会人类学、民俗学等相关领域进行综合研究，以寻根溯源、见微知著，探寻其来龙去脉的必要。

一

狼作为一种自然物种大多栖息于山地、草原、森林周边。在古代，以至近、现代，这些地区居住的人群多为少数民族、游牧民族。因此，现实生活中与狼关系较为密切的人群大多为少数民族、游牧民族，而农耕民族与狼的关系则较为疏离。狼作为山林、草原地区最为强悍、勇猛、智慧的动物而成为游牧民族、少数民族的精神崇拜，并且往往与部落首领、英雄、始祖的出生、兴起联系在一起，进而形成“图腾”崇拜。《史记·大宛列传》记录了乌孙王昆莫奇异的出生及其成长，与《诗经》中《大雅·生民》篇后稷被弃，各种动物对其的种种保护有相近之处。现代学者认为，《大雅·生民》是远古图腾崇拜下的产物。

那么，有理由相信，乌孙王昆莫传说就是狼图腾影响下的文化产物。相似的记载又见于《汉书》卷六一《张骞传》。狼图腾在游牧民族传说中记载还见于《魏书》卷一零三《高车传》载录的关于高车远祖的传说。故事中匈奴单于之小女主动“下为狼妻”，从文中的“后遂滋繁成国”之句来看，或可推测出与她婚配的是以狼为图腾的高车远祖。而“其有好引声长歌，又似狼嗥”之句，或可理解为高车族是喜欢引吭高歌的游牧民族。追认狼为本民族始祖的游牧民族还有突厥族和蒙古族：突厥族认为其男性始祖是一匹狼；蒙古族也认为其始祖是“苍狼”。现代文化人类学学者普遍认为，人与兽婚配的故事，通常是图腾崇拜的产物。在这些始祖崇拜的传说故事中，狼无疑是作为游牧民族之神圣崇拜物而存在的，且后世的诸多史书中亦有不少狼图腾崇拜的痕迹，如《隋书》、《新唐书》、《北史》中都载有少数民族在“牙门树狼头蠹”的习俗。不仅如此，少数民族的可汗甚至常常以狼头赏赐有功之臣，于此可见，绝大多数的游牧民族都对狼保有着特殊的感情上的信仰与崇拜。据《蒙古秘史》记载，成吉思汗之子窝阔台以畋猎中一只苍狼不幸殒命于犬群来预测自己命之将尽。从中可见蒙古人对狼在感情上对宗族的认同。秦汉以来，汉民族与周边少数民族一直处于胶着之态。直至汉武帝后，中原农耕集团不断地稳定与发展，逐渐占据统治地位，加之汉人在生产技术水平方面不断地提高，农耕集团在与本来就在数量上呈劣势状态的游牧集团的对垒中明显地处于优势，使得生活于周边的游牧集团不断地流转、迁徙、分化、融合，直至形成今天的生活于边疆地区的不同的少数民族。尽管如此，这些少数民族依然保留了不少关于狼崇拜的民风、民俗：如柯尔克孜族至今还有许多关于狼的信仰，认为狼是圣物，它的肉可以保佑妇女生育，它的拐骨挂在孩子身上，作为护身符，可以保佑平安。维吾尔等民族的日常生活中也保留着许多崇尚狼的习俗，远行时要将狼骨带在身上作为护身符；产妇分娩后躺在新剥来的狼皮上；将狼的踝骨挂在婴儿摇篮上用以避邪，并希望婴儿能成长为勇敢的人；在木勺、乐器等器物上雕刻狼头等。塔塔尔族相信狼有非凡的超自然能力，至今乐于珍藏狼的后踝骨。满族和达斡尔族、鄂伦春族、哈萨克族等一些萨满教有崇敬黑狼的信仰，认为它是英勇无敌、嫉恶如仇、除恶祛暴的萨满护神与助手［１］。

二

与中国古代的狼信仰、狼崇拜一样，在古代，西方也有作为英雄崇拜的狼信仰。如罗马人相信罗慕洛（Ｒｏｍｕｌｕｓ）和勒莫（Ｒｅｍｕｓ）是被一只母狼哺育的，他们甚至还在罗马的朱庇特神庙（ｃａｎｉｔｏｌ）树立了母狼的铜像；弗雷泽的《金枝》中_______记录了欧洲大陆直到１９世纪上半叶，还保留着的“绿狼兄弟会”；以至波兰人现今还保留有圣诞节时人们头顶狼皮装扮成狼，让别人或牵着、或抬着走，而牵他或抬他的人可以向人家讨赏钱的风俗。所有种种表明，狼信仰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在文化、文学的初始发展中都呈现出多元意象。狼意象的正面形象在西方文学中始终都占据着重要的位置，没有发生大的变化。然而，在东方，尤其在我国的文化、文学发展中，狼意象却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而发生了较大的变迁与演化。

就我国文化的发展而言，由于我国历史的长远，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间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不断相互冲突、相互交流与交融，汉民族与少数民族间也是一次次地融合与分化，这些复杂的历史变迁所造成的复杂因素，使得中国文学中的狼意象在各个历史阶段呈现出不同的内蕴并逐渐趋于汉化的统一过程。具体而言，这个历史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即唐前阶段、唐宋阶段、元明清以降阶段。

其一，唐代之前因华夏文明所处的历史时期，农耕民族的力量尚未足以掌控宇内八荒，农耕民族的文化尚未足以同化融合游牧文化，故而此阶段的狼意象具有多元多意性，既有狼性贪婪、凶恶、狠毒的一面，又有无畏、勇猛、执著的一面。

一方面，狼性中丑陋方面自不待言：《史记·项羽本纪》中有“猛如虎，很（狠）如羊，贪如狼”的形容；《苏秦列传》有：“夫秦，虎狼之国也，有吞天下之心”之比喻。然而与其丑陋一面性格相较而言，对其性格中另一面美好品性的描写也不乏见：《诗经·豳风·狼跋》云：“狼跋其胡，载疐其尾。公孙硕肤，赤舄几几。狼疐其尾，载跋其胡。公孙硕肤，德音不暇。”《诗序》曰：“《狼跋》，美周公也。周公摄政，远则四国流言，近则王不知。周大夫美其不失其圣也。不失其圣者，闻流言不惑，王不知不怨，终立其志，成周之王功，致大平，复成王之位，又为之大师，终始无愆，圣德著焉。”［２］郑玄笺曰：“老狼进则躐其胡，退则跲其尾，进退有难，不失其猛，喻周公将欲摄政，遭四国流言，归政成王，王复留为大师，进_______退有难，而不失其圣。„„美其圣德”［２］。诗歌将历史中上鼎鼎大名的周公比喻为“狼”，由此可见，汉代之前，狼的形象具有象征美好品德的特性。狼性中强悍勇猛的一面，在唐前文化中也是常常受到赞扬。《礼记·玉藻》云：“君之右虎裘，厥左狼裘。”郑玄注：“卫尊者宜猛也”。这里的狼形象显然是具有正面的积极意义的，它象征着英勇、神猛和力量。法国作家勒尼·格鲁塞在《草原帝国》载，拓跋焘（魏太武帝）于４２９年决定向东戈壁的蠕蠕蒙古部落采取反侵寇的行动时，他的一些顾问们向他预告说：南朝（南京）帝国的汉人可能要趁机来牵制他的兵力。他简单地回答道：“汉人乃步卒，吾人则骑士。驹犊群岂能抗拒豺狼”。书中又引《阙特勤碑文》有“吾父可汗之骑士英勇如狼，其敌人则怯懦如羊”之句。这里的“豺狼”、“狼”显然也是英勇无敌的勇士的代名词。

由此可见，在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之间的关系尚处于较为疏离游移的历史阶段，狼的意象处于多元多意的状态中。正面形象与负面形象相较，似乎“狼”意象的正面形象稍占上风。随着农耕民族文化对游牧民族文化的影响渐显渐强，狼的意象也渐渐由多元多义走向单一并最终归于统一。

其二，唐宋时期是狼意象发生转变的过渡阶段。

此时狼意象的出现往往与异族犯边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与胡人、胡族结合在一起。具体而言，唐代时期，安史之乱前文学中很少有狼意象，渔阳鼙鼓阵阵擂响后，唐代文学中的狼意象陡然增多。无独有偶，靖康蒙难前宋代文学中狼意象也很少，而自金、辽犯边后，宋代文学中的狼意象频频出现。如李白《幽州胡马客歌》、刘商《胡笳十八拍》、李光《水调歌头》、胡铨《好事近》、吴潜《满江红》（齐山绣春台）、李曾伯《满江红》（得襄阳捷）等，诗词中的狼意象大多为凶狠、狡诈的形象。

唐宋时期之所以在以游牧民族为主题的异族进犯中原后频频出现狼意象，其主要原因当在于异族的入侵打破了农耕民族的祥和安宁，使得农耕民族的百姓流离失所、家无宁日。而游牧民族的节节胜利与农耕民族的连连失败两相对照，严重地伤害到农耕民族的民族自豪感，激起农耕民族对游牧民族的怨恨、排斥与对抗。而以游牧民族为主题的异族胡人多以狼为图腾，以崇拜仰慕狼为信仰。故而，唐宋文人在表达内心对游牧民族的愤懑不满之情时自然地与狼相联系。而游牧民族对中原地区的入侵与践踏抢掠之残暴野蛮行径自然也为狼意象涂上了一层血腥的色彩，使得狼意象由最初的英勇神猛逐渐转向贪婪、野蛮与残暴。

其三，经过唐宋时期狼意象与胡人相缠绕的过渡时期，至元明清时期，狼意象逐渐由专指走向泛化。在狼意象走向定型的过程中，元代是其重要时期。元代时由蒙古族建立起来的封建专制国家，其对国家的严格管理及对国人的严格分级，使得汉人难以以胡人指斥统治阶级的严酷统治，而转以蒙古族图腾狼来指代。故元代文学中以狼指斥统治阶级是一鲜明特点。如：马致远《黄粱梦》：“怎禁那公人狠劣似狼豺”、施惠《幽归记》：“虎狼似恶公人”、孟汉卿《张孔目智勘魔合罗》：“则见几个巡捕弓兵如虎狼”等。元代文人以狼比喻统治阶级以发泄心中对异族统治的不满情绪。随着时间的推移与封建统治的加强，这种对异族统治的不满情绪逐渐泛化下移，出现了以狼贪酷之人的义项：如，郑廷玉【感皇恩】：

“你恶如虺蛇，毒如蝮蝎，狠似豺狼”；白朴【伊州遍】： “恨冯魁，趋恩夺爱，狗行狼心，全然不怕天折挫”。

元代狼意象的下移表明狼意象已经完全由多元多义走向了统一。明清两代的文学作品中狼意象都成为残忍、贪暴、缺少人性的象征：如何景明《述怀》：“豺狠满道尤行路，戎马他乡有战尘”、郑燮《悍吏》：“豺狼到处无虚过，不断人喉抉人目”、王惟孙《征谷谣》：

“怒吏如虎虎拥狼，踞坐上头索酒肉”。

非仅诗词如此，明清小说、戏剧中的狼意象亦如此。如马中锡《中山狼传》中狼意象即显示了狼之贪婪残忍、恩将仇报的本性，借此以警戒世人。《聊斋志异》卷六《狼三则》中有对狼因贪婪之本性而送命的揭示。《阅微草堂笔记》卷十四中载有富人家自小养的两只狼在长大后食其家人后被杀的故事。作者讲完故事后，议论道：“狼子野心，信不诬哉！然野心不过遁逸耳，阳为亲昵，而阴怀不测，更不止于野心矣。兽不足道，此人何取而自贻患耶！”对狼凶险狠毒的本性进行了揭露。值得注意的是，在有关狼的故事中，往往加入了人对狼本性最终的洞察与制裁，表现了残暴不论如何伪装，必将被正义之剑挑去其脉脉面纱。“狼„„ 禽兽之变诈几何哉，止增笑耳！”这是蒲松龄对残忍、凶诈、狡猾的狼意象所象征的一切邪恶势力的慨叹和评价。

三

自元明清以来，狼之贪婪、狡诈、阴险、狠毒的意象形成后，中国近现代以至当代的文学作品很少有狼的正面形象的出现。提起狼，人们脑海中涌现出的往往是厌恶、甚至是恐惧的情感。然而，自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发展起来的“造田”运动，以至于八九十年代对经济指数的扩大化追求，伴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科技文明的不断进步，人类对自然环境予取予求，毫无节制的破坏与掠夺破坏了自然的平衡，导致了生物链的断裂，自然物种不断减少甚至趋于灭绝。

当作为邪恶化身的狼因现代工业车轮的碾轧而不断地失去栖息地以及人类的大量猎杀而导致数量骤减，草原鼠害肆虐、沙化严重，人们开始反思，开始对自身的生存的困境有了一种深深的忧虑与恐惧，__开始对社会、对现实、对自然、对人生表现出了一种更为深层次的关怀。

较早对狼性的有多重意象进行反思的是贾平凹的《怀念狼》。小说中，狼既可以被看作是自然的生态学的对象，也可以被看作是抽象的形而上的对象，具有强健、气概和精神正映衬着人的强健、气概和精神。但是，在滚滚的商品经济大潮的推动下，作为人类生存威胁的狼没有了，人的意志也因之消减了，人性中原有的顽强、进取、坚忍也随之消减，进而人的美好品格和崇高的精神只能作为一种怀想而存在了。《怀念狼》中，傅山与子明身上所体现出的狼性上的美好和烂头身上所体现出的狼性的丑陋完整地体现出了狼性的全部。然而，就狼意象而言，总是让人感到有一丝的缺失。狼性中贪婪凶狠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反映，如狼群在白天公然地围攻家畜以至人类。而狼性中机智英猛仁慈的美好特征似乎缺少全面的表现，只有老狼送金香玉给老道士一笔是肯定的描写，即使如狼群叠摞攻城的智慧似乎给人的感觉仍然是狡诈而不是机智。这或许就是长久以来狼意象所形成的“集体潜意识”的存留。《怀念狼》中人性中的狼性意象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而狼性中的人性意象却较为含混，没有得到充分的呈现。从而作品中人的形象与狼的形象的某种隔阂，难以引发读者情感上的高度共鸣。姜戎的《狼图腾》是一部值得深入思考的小说。

“横看成岭竖成峰”，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关照，可以得到不同的内核，狼意象在这部小说中得到了全面而细致的反映。如狼在捕黄羊时的耐心，其等候黄羊松懈，以抓住最佳时机提高成功机率，表现了狼的智慧；在围捕猎物时，群狼合拢三面而留一口，以诱惑猎物出逃，从而最大限度地获取猎物，表现了狼性中的合作精神；母狼为了小狼崽的安全，独自出去诱惑敌人，表现狼性中的护犊慈爱；当狼群落入狗阵时，群狼破釜沉舟、孤注一掷，终于置之死地而后生，表现了狼性中的勇猛；失去父母仅三个月大的小狼在没有父母言传身教下独自谋生，表现了狼性中的顽强；母狼主动养育为失去妈妈的小狼，表现了狼性中的仁爱，等等。通过不同角度的描写，浓墨淡彩地为我们刻画出狼性的不同风貌，展现出狼意象的多重内涵。难怪评论家孟繁华说：“《狼图腾》在当代中国文学的整体格局中，是一个灿烂而奇异的存在：如果将它作为小说来读，它充满了历史和传说；如果将它当作一部文化人类学著作来读，它又充满了虚构和想象。作者将他的学识和文学能力奇妙地结合在一起，这就是作品的独特性。它的具体描述和人类学知识相互渗透得如此出人意料、不可思议。”［３］评论家白烨认为：姜戎笔下的草原狼，是生物的狼，也是人文的狼；是现实的狼，也是历史的狼［４］。因之，这是一部狼的赞歌，也是一部狼的挽歌。小说通过对狼意象的剖析，可以从中体味出许多令人深思的人文话语：狼作为自然物种，其身上所体现出的勇猛、顽强的生命本能以及由此而派生出机智勇敢、团结合作、耐心待等精神，都是我们在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因素。故而海尔集团总裁张瑞敏在评价《狼图腾》时指出：大草原上的生物百态在揭示着一个市场竞争的准则———竞争和变化是常态，谁也无法回避竞争，只有置身其中。

其实无论是狼还是羊或是其他生物，都在为生存拼搏，在拼搏中进化，强者恒强，适者生存。永远是“有序的非平衡结构”，如果你在竞争中被平衡掉，不是竞争残酷，而是你不适应竞争。而狼的许多难以置信的做法确实也值得借鉴：其一，不打无准备之仗，踩点、埋伏、攻击、打围、堵截，组织严密，很有章法。好像在实践《孙子兵法》的“多算胜，少算不胜”。

其二，最佳时机出击，保存实力，麻痹对方，并在其最不易跑动时，突然出击，置对方于死地。其三，最值得称道的是战斗中的团队精神，协同作战，甚至不惜为了胜利粉身碎骨，以身殉职。商战中这是对手最恐惧，也是最具杀伤力的。

以狼性作为写作视角的文学作品从多角度、多侧面地展示了狼意象的丰富性，同时在对狼意象的展示中“直逼儒家文化民族性格深处的弱性”［５］，引起人们的深层思考，与受众产生互动与共鸣，从而有可能改变中国文化中狼意象在较长一段历史时间上的单纯文化内涵，使之重新恢复其多元象征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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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成本、历史与文化—兼评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三种分析指向

试论新制度经济学的三种分析指向

摘要：本文是对新制度经济学综合分析的一个尝试。通过对理论的梳理，本文指出新制度经济学研究中存在着的三种不同的分析指向：即交易成本、历史和文化指向。在具体阐述每种分析指向的基础上，本文认为分析指向的不同源于认识路径的差异，分析指向的不同导致了制度研究的层次性。而认识制度研究的复杂性和层次性，无疑对学科的发展及中国的制度变革，都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

关键词：成本指向 历史指向 文化指向

新制度经济学

认识路径

Abstract: This paper is an attempt of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n neo-institutional economics.Through digesting the theory,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ree different viewpoints existing in neo-institutional economics: cost, history and culture.On the basis of elaborating each analysis viewpoin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at the different viewpoints originate from the variance of recognize path, while the different viewpoints lead to levels of institutional research.Therefore, the consciousness of complexity and levels of institutional research has a profound significance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scipline and the combination with the China’s prictise.Key Words: cost history culture neo-institutional economics.一．引言

自1937年科斯发表《企业的性质》以来，新制度经济学1经历了70多年的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一方面，它加深了我们对制度的起源、演化和作用等各方面的理解；另一方面，一大批的中国经济学家致力于新制度经济学在国内的推广，使之越来越成为一个解释中国经验的重要工具。

然而，伴随这门学科的发展也浮现出了诸多问题，两个显著的现象在于：其一，新制度经济学的进展更多的是在其分支或子学科中取得的，如交易成本经济学、立宪经济学、演化制度分析、历史制度分析等等，而这些分支理论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有时还出现相互排斥的现象；其二，如同纷繁杂乱的各分支理论一样，学者们对制度的理解也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如诺奖获得者科斯、诺斯对制度的理解就人言人殊，而不同的经济学家使用同一的“新制度经济学”，很大程度上则是为了学术表述的方便性。

因此，这个在中国日渐普及且影响日盛的学科，却面临着诸多的认识误区。如何处理新制度经济学各领域之间的分歧以及学者们制度观的差异，这不仅关系到对这门学科本身的认识和理解，还关系到这门学科对中国实践的影响，所以对新制度经济学进行梳理，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而且有着深刻的实践意义。

那么如何对新制度经济学进行梳理呢？简言之，分类。但是分类并不是简单的找共同点和不同点，分类的目的在于找到其理论的边界。对于一个理论来说最重要的在于其理论的应用范围，而读懂理论的标志在于找到了其理论的边界。2 因此，对新制度经济学进行梳理便在于提出一个框架体系，使各分支理论能够在这个框架体系里找到相应的位置，从而使新制度经济学诸多理论能在其限制范围内表现出逻辑一致性。

本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分类；第二，分类的理由，也就是为什么这么分；第三，分类的作用，即分了有什么用。具体而言，本文从研究指向出发，把新制度经济学的主要内容归纳为交易成本、历史和文化三个研究指向，并用三节内容详细介绍各个研究指向在制度分析时的特征和优缺点，寻找其各自的理论边界。然后，通过论述三种不同的认识路径与这三种制度分析指向的对应关系，证明这种划分方法的合理性。第六节则是研究指向划分的一个理论应用。成本、历史和文化的研究指向划分最终是为了说明制度分析的层次性，通过这三种指向的划分与威廉姆森对社会制度层次的划分的比较分析，从而进一步阐明制度分层次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最后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总结本文的主要内容，对新制度经济学未来的发展以及在中国应用的展望。

二、交易成本的指向

交易成本是新制度经济学中最为核心的一个概念，通过交易成本这个概念的引进，新制度经济学既把复杂的制度现象融入了主流经济学，又避免了“黑板经济学”3的过于抽象以及老制度经济学理论逻辑的缺失。

交易成本通常被定义为制度的运行费用。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制度是既定的，而交易成本可以被计入生产和运输的费用中。从日常生活的角度或从企业会计的角度，确实很难把交易成本和生产成本区分开（用两分法把成本表述为交易成本和生产成本是有问题的，这仅仅只考虑了企业内部的成本，由此可见交易成本认定的复杂性），单单考虑一件商品中蕴含了多少生产成本或有多少交易成本是极其困难的。但是，从成本中把交易成本区分出来是新制度经济学的独到见解，也是其理论价值之所在。

新古典经济学中的成本含义度量的是商品作为物的属性，体现的是一种技术上的投入产出关系；而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成本某种程度上度量了在任何经济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体现的是制度的效率。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交易成本，无论是市场型交易成本、管理型交易成本还是政治型交易成本，都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中的成本含义，交易成本的不同表现为制度的差异，而交易成本的大小体现了制度的效率，交易成本对经济绩效有着重要影响，因此通过交易成本也就得到了新制度经济学的最重要的观点：制度最重要。

那么，为什么新古典经济学没有区分“人——物”关系以及“人——人”关系呢（或者说技术关系与制度关系的差异呢），这主要在于其理性选择核心的局限，在理性选择下，任何的人和物都是原子式的，并没有“人——人”关系和“人——物”关系的区别，因此也就没有区分交易成本的必要，从而在新古典经济学中也没有包含制度的作用。在这里，新制度经济学家修正了对理性的假设，他们认为比起完全理性，有限理性更能解释人类的行为，解释制度对经济绩效的作用。如诺斯认为，在工具理性的世界里，制度是不重要的，有效的市场，既包括经济的市场，也包括政治的市场，构成了一个经济的特征……制度起源于对工具理性假设的修正，制度的形成是为了减少交易的不确定性，伴随着技术的配置，它们决定了交易的成本，决定了长期的经济增长（North，1992）。科斯早期的研究并没有注重对完全理性假设的突破，直至威廉姆森将西蒙的有限理性引入到制度研 究中，并与科斯的理论有机结合起来，创立了交易成本经济学（TCE），才使新制度经济学对真实世界有了较强的解释力。

秉持交易成本研究指向的新制度学家是制度研究中的“主流”经济学家，他们中的大部分并不反对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式，认为新古典经济学中的边际方法以及均衡分析均适用于对制度的分析。（Coase，1998；威廉姆森，2002，中译本）。因此，新制度经济学基本接受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定对理论研究的重要意义，但强调在实际的理论建模中，必须考虑到现实的人的行为特征。对于这一指向的新制度经济理论，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称之为“新古典制度经济学”（秦海，2004）。从成本指向划分，这一领域有企业理论、产权理论、契约理论、交易成本经济学，及诺斯早期的制度创新理论。

就分析框架而言，交易成本的分析指向也继承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成本—收益分析的方法，这虽然促进了新制度经济学的“科学化”建构，但也终究未能逃避这种研究指向带来的缺憾。从正面的角度看，在科斯提出交易成本的概念后，威廉姆森通过资产专用性、交易频率和不确定性刻划交易并度量交易成本，使得交易成本成为一个可证伪的概念。威廉姆森根据交易成本最小化的原则，将不同性质的交易或契约对应于市场、混合形式、科层三种不同的治理结构。“可证伪”是成本指向制度分析的最主要特征之一，因为此特征符合波普的科学定义从而使这一领域的制度研究逐渐融入主流经济学，同时该领域中大量的经验检验也支持了成本指向制度分析的发展。从负面的角度看，制度安排的比较静态分析仅仅告诉我们，在给定某类条件下，哪种制度安排更有效或更好？至于一种制度安排为何会变成另一种制度安排，其实并没有答案。诺斯的早期制度变迁理论便局限于这种模式，通过假定外在的获利机会,当事人则按照成本收益法设计对自己最有利的制度安排。这既没有对制度变迁做出动态理解，又与现实依据所不符，因此要深刻的理解制度变迁过程，必须寻找新的研究指向。

成本指向的制度分析来源于交易成本的概念革命，而通过对新古典经济学完全理性假设的突破和对边际分析均衡分析的继承，成本指向的制度分析在交易成本经济学、契约理论、产权理论等诸多领域取得了进展。成本指向制度分析的优点在于模型的精确性和结论的可检验性，缺点在于缺乏对制度的动态理解。

三、历史的指向

历史的研究指向并不是新制度经济学的特例，事实上历史或经济史的分析指向一直是经济学中的重要研究视角。熊彼特指出，科学的经济分析是“历史、统计和理论三个方面方法技巧的总和，连同它们帮助取得的结果”，“经济学的内容实际上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独特过程。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时代的经济现象”（熊彼特，1991，中译本：p32-33）。此外，库兹涅茨、格申克隆、麦克洛斯基等经济学家通过对经济史的研究而在各自领域取得了丰富的成果。继承了前辈的传统，诺斯、戴维、福格尔、格雷夫等经济学家相继创立和发展了新制度经济史学以及历史制度分析，形成了新制度经济学中的历史研究指向。

成本指向的制度分析为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这种分析指向的缺陷也是明显的。制度分析注重制度之间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并不能通过静态的或比较静态的成本收益比较得到，制度的差异性表现在动态的历史过程中；另外，成本视角的理性选择模型缺乏对无效制度，路径依赖和锁入效应的 解释。这要求我们不能忽略对制度的历史演化过程的考察，因此在制度分析中，历史的指向不仅是重要的而且还是必要的。

历史的研究指向深化了我们对制度的理解，其中有两点特别极具价值：其一为对制度时间维度考察的重视；其二为对历史和现实中的路径依赖现象的阐述和解释。

首先，历史指向的制度分析本质上是一个时间维度的动态制度分析，这一点很深刻。与成本指向更多的是一个“横向”分析相比，历史指向则是一个“纵向”的制度分析视角。制度为什么会表现出差异性，更多的在于历史不同，无论是个人史、家庭史甚至是国家和民族历史，历史的不同造就了制度的差异性（汪丁丁，2004）。注重历史的含义在于制度的当前状态与其演化过程密切相关，或者说演化过程决定了制度形态。对此，诺斯指出：“制度将历史安排为理论的中心角色。之所以如此，因为制度要求我们承认在当前的行为选择发生过程中的约束集合起源于过去，如果不理解这些约束演化的方式，我们就不能理解今天存在的选择集合。经济史的研究将提供给经济学家的不仅是当前的制度约束是什么，而且包括引导这些约束的过去的渐进过程”（North，1991）。而格雷夫则总结到：“制度是历史进程的产物。在这一历史进程中，过去的制度、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的特征相互作用，定型了现行制度及其演进”(Greif，1994)。

其次，历史指向的制度分析弥补了成本指向的空白：无效制度、路径依赖、锁入效应。路径依赖的概念及其相关原理应用于经济分析之中，最早是由阿瑟和保罗·戴维做出的。在此基础上，出于对历史指向的对无效制度和路径依赖现象的重视，诺斯将这一思想引入到制度变迁的分析框架之中，创立了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

诺斯认为，决定制度变迁轨迹有两个因素：一个是报酬递增，另一个是由显著的交易成本所确定的不完全市场，这两个因素导致了制度变迁的自我强化机制或路径依赖的两种轨迹。一方面，一旦一条发展路线沿着一条具体进程行进时，系统的外部性，组织的学习过程以及历史上关于这些问题所派生的主观主义模型就会增强这一进程，从而建立一种反馈机制引导经济的长期增长；另一方面，在市场不完全、组织无效的情况下，现有制度下将创造出一些组织和强有力的利益集团，它们以自己的利益影响政治实体，但它们却较少的储存和增加对经济有用的知识，因此它们选择导致不佳绩效，并在经济中演进出一些加强现有激励与组织的政策，使不佳绩效保持下去，直到进入“锁入”状态不能自拔。诺斯指出，这两种制度变迁轨迹反映了路径依赖中的两种极端的情况，而现实世界中的经济变迁往往是两种情况的混合。

以诺斯为代表的新经济史学对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做出了创造性的解释，这不仅超越了诺斯早期片面的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而且还充分的体现了历史指向制度分析的优势。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诺斯的路径依赖理论尚存不足之处：其一，诺斯的路径依赖理论中决定制度变迁的主导方面是正式规则的变化，而缺乏对非正式规则的深入研究，或者说即使诺斯认识到了非正式规则的重要性，但其路径依赖理论难以涵盖对非正式规则的讨论；其二，诺斯因其理论中的理性建构主义的认识倾向而遭到批评，批评者认为诺斯忽视了对认知科学与知识理论的关注。

对于这些批评，我们看到历史指向的制度分析也在发生转变。诺斯后期的“共同心智模型”是对先前理论的补充，而格雷夫的历史制度分析强调了政治、经济和文化因素的综合作用，显然他们的研究视角已经超越了简单的历史指向。然而，历史指向的制度分析，其价值就在于使用一种纵切面的视角看待制度变迁过程，有效地说明了历时性经济绩效主因。以诺斯新经济史学为代表的制度变迁理论有助于我们理解在一个动态过程中的正式制度的演变以及参与人与正式制度相互关系的演变。当然，单独的历史指向制度分析不可能承担对制度的全方位考察，它更多的需要其他分析指向的互补。

四、文化的指向

新制度经济学在发展的过程中，还诞生了第三个制度分析指向，那就是“文化”的研究指向。这一指向的研究引领了新制度经济学又一次理论创新的潮流，其研究成果令人瞩目，重要性不断的被理论界所认同，以至于有些学者认为这一指向的研究将成为制度分析的“新的主流”（韦森，2003；周业安，2005；韩毅，2007）。

值得注意的是，本文中文化指向的含义是相当宽泛的，这包括了诺斯的“意识形态”和“共同心智”，格雷夫的“文化传统”，青木昌彦的“共有信念”，肖特、萨金和杨格的“习俗文化”等等。诚然，学者们对于这些概念内涵和外延的认识并不完全相同，但是他们都直指人类的心理结构，认为正是不同民族的文化塑造了不同的心理结构，心理结构则是文化的历史积淀，它们是不同民族在重大历史选择关头进行重大决策的依凭，在相同的历史条件下，不同民族之所以走向不同的道路，无疑文化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文化指向的制度研究对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制度变迁提供了一种合理的解释。

从理论渊源来看，文化指向的制度分析有两个渊源：其一为哈耶克的学习和知识理论，肖特、萨金、杨等经济学家的理论即承继这一传统，他们自称哈耶克的诠释者，而其工作主要是用博弈论的方法来阐释哈耶克的扩展秩序理论；其二为诺斯等人的理论转向，诺斯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开始注重对主观认知结构的研究。格雷夫、青木昌彦等人则开始将文化纳入历史制度分析或比较制度分析，并与博弈论的方法结合起来，形成了别具特色的文化指向的制度分析。可以说，文化指向的制度分析长期以来是制度研究领域中的一股“潜流”，为何会从“潜流”变为“主流”？为何制度研究的其他指向需要转向文化指向或需要与文化指向的互补？原因是文化指向加强了对制度意义维度的考察，并在考察的过程中强调与博弈论方法的结合。

制度的涵义应该包含参与人的主观认知结构，这是文化指向制度分析的一个最主要的结论。完整的制度研究应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对可观察的行为模式的研究，另一方面是对不可观察的意义的研究。无论是在成本指向还是在历史指向的制度分析中，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对行为模式的考察，而缺乏对主观认知结构的考察。行为模式和主观认知结构在制度分析中的偏离并不是研究者有意为之，更多的在于其所持制度观的差异。成本指向的制度观考察的是静态或比较静态中不同制度的选择，是给定制度下的边际比较；历史指向的制度观在一定程度上赋予了制度以动力学解释，然而，新经济史学确因制度变迁的建构主义认识路径和对非正式制度的忽略而备受批评；文化指向的制度分析则不同，它的一个优势在于把制度视为博弈均衡，而把制度的变迁视为从一个博弈均衡到另一个博弈均衡的演变过程。青木昌彦十分推崇这种制度观（青木昌彦，2001，中译本），青木说，这样的一种制度观的处理可以对制度起源和实施进行内生性分析，从而证明制度是一个自我维持的系统。在这里有两个关键词，即“内生性”和“自我 维持”（或自我实施）。而文化指向的制度分析在这两个方面做出了积极和富有成效的贡献。

“内生性”问题一直是制度研究中的一个困境。如果我们把制度看作一组规则，那么对应于所研究的规则必定有一组元规则，而当我们研究其元规则时，必定还存在着对应于元规则的更基本的规则，这样便会陷入无穷尽的循环推理，因此解决这个问题的途径便是把制度看作博弈均衡。宾默尔认为（宾默尔，2003，中译本），在此博弈均衡中，意义的漂移是重要的，即制度的均衡在于博弈参与者对共同知识的认同，而博弈参与者对均衡的意义其实是在改变中的，从而制度也将从已有的均衡状态向非均衡状态演变，直到达到一个新的均衡状态，这本质上是一个意义漂移的过程。如果没有这种过程，我们很难把制度描述为一种内生的过程。至于“自我维持”问题，自我实施是理解长期制度演化的关键，如果把制度理解为一个信念体系，便可以排除制度供给的因素；即使是考虑了外来施加制度的影响，那么也要与原有体系中的文化习俗和社会环境融合，才能做到自我实施。

文化指向的分析在考察制度的意义维度时与博弈论的运用是分不开的。博弈论在文化指向的制度分析中运用了两种方法： “重复博弈方法”和“进化博弈方法”。重复博弈指的是同样结构的博弈重复进行多次，因此博弈方着眼于总体利益和长期利益而不是局部利益和短期利益，这对长期的制度演变起到了很好的解释作用，如格雷夫运用重复博弈中的更精细的均衡“子博弈精炼”，把文化传统作用于博弈者的预期，成功的解释了地中海沿岸两种不同的商业制度，开辟了制度研究的新的路径；进化博弈方法则是借鉴了生物学中的进化方法，把制度的变迁看作一个“适应性”的进化过程，演化主义者和哈耶克主义者都持这样的观点，他们认为在这期间习俗惯例和学习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有利于形成ESS（演化稳定策略），从而可以解释制度变迁的自我实施。

因此，文化指向的制度分析在于对制度意义维度的考察以及在考察的过程中与博弈论方法的结合。文化指向的制度分析解决了制度分析的内生性，以及自我实施的问题，其方法新颖，观点独特，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但是文化指向的制度分析也有着一些问题：经济学家们指出了文化的作用，但文化到底是什么，则见仁见智；博弈论方法中运用的一些概念是否具有可操作性；如何处理多重制度均衡的问题等等，这些问题依然困扰着制度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

五、分析路径与研究指向

如前所述，研究分析的指向不同，整个理论的理论适用范围以及相应的理论价值也不一样。因此一个伴随而来的问题便是：成本、历史和文化这样的分类方式，其合理性何在？

新制度经济学与“老”制度经济学的区别，固然有研究内容的分岐，但最主要的区别在于认识路线上的不同。“老”制度经济学以集体作为分析单位，而“新”制度经济学则以个人作为分析单位。在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一些假设不断的被突破，比如完全理性，比较静态和均衡分析，然而唯一保持不变的是个人主义的分析路径。因此，我们试图通过比较三种不同的个人主义的认识路径来对应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三个分析指向。

一般认为，在经济学中至少存在着三种方法论个人主义（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4第一种为“心理学个人主义”，也被称为“心理主义”或“行为主义”。这种个人主义认为，可以用一种心理动机来解释所有的社会行为。边际 主义者最先采用这种分析路径，后被新古典经济学家广泛的应用于经济分析中。他们认为，无论是消费者还是生产者，其行为假设建立在一个简单的心理动机（功利主义）之上，而消费者和生产者基于此假定追求其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新制度经济学中，科斯和威廉姆森等即接受了这样一种方法论个人主义，不过他们在具体分析中考虑了行为人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等限制条件，当这些限制条件和“心理学个人主义”结合时，便构成了新制度经济学中的成本指向研究。从边际主义者到新古典经济学家再到成本指向的新制度经济学家，其认识路径是一脉相承的。

第二种类型的个人主义被称为“制度个人主义”，这种个人主义的认识路径承认个人行为是解释社会的出发点，但是却强调了个体行为与社会环境的互动关系。制度个人主义认为，社会现象是由无意识的个体所造成的，同时追求利益的个体也会对社会体系造成影响。从思想渊源看，制度个人主义既受到心理学个人主义的影响，也受到历史主义哲学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影响，其结果是制度个人主义强调演绎法则在社会科学解释力的同时特别注重归纳法的作用。在新制度经济学中，历史指向的制度分析很大程度上便是沿循了制度个人主义的认识路径。正是由于对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重视导致了诺斯对制度环境和制度安排的两分法，而在制度变迁的过程中既强调个人设计和改进的因素又强调了历史对制度的筛选作用。

第三种个人主义可以称为“主观个人主义”，同样，它强调个体行为对经济绩效的决定性作用。这种个人主义的认识路径来源于奥地利传统，与上两种个人主义不同的是，它认为个体具有不完全信息，而个体的行为往往处于不确定性中，因此，主观个人主义否定社会行为中的计划性和行为人的完全理性，与之相对，主观个人主义重视经济行为的自发性和学习的过程。而这种主观个人主义的认识路径反映到制度研究中表现为文化的分析指向，文化指向重视对制度的演化做出内生性解释，并且注重制度自我维持的特征，在这些方面文化指向的制度分析和主观个人主义的认识路径是一致的。

经济学中三种个人主义认识路径与三种制度分析指向具有很强的对应关系，并不是偶然的，它是本文分类的方法论基础。

六、分析指向与制度研究的层次

从分析路径对三种分析指向分类的合理性进行论述，可以看到不同的方法论个人主义对应于不同的制度分析指向，以下所做的工作则是指向分类方式的一个应用：找到各个研究指向的理论应用范围及其局限性。

成本、历史和文化指向的制度分析指向反映了两个问题，即同一指向的制度研究反映了对制度某种共同特征的关注，而不同指向之间的分歧则反映了制度研究的差异性。这一方面说明了制度研究融合的必要性，而另一方面也说明制度研究是有层次的。因而，理论界中不断有学者认识到制度层次划分对制度研究的重要性，正如引言中所述，对于一个理论来说找到其边界是其价值所在，而制度层次的划分正是一个找寻边界的过程。

威廉姆森（威廉姆森，2002，中译本）将社会制度分析划分为四个层次：“嵌入（embeddedness）”、“制度环境（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治理制度（institutions of governance）”、“资源配置和雇佣（resource of allocation and employment）”。这种层次的划分对理解制度的内涵，是与对研究指向的划分的最 终诉求相一致的，因此，下文将结合威廉姆森的制度分析层次探讨制度分析指向的应用价值。

在威廉姆森的层次划分中，最低一层（第四层）的制度是“资源配置和雇佣”。在威廉姆森看来，这一层次属于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围，还包括机制设计理论等，其研究的主要内容是经济的日常运行。虽然这一层次的制度分析不属于本文的三个研究指向之内，但却构成了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基础。

威廉姆森层次划分中第三层次的制度是“治理制度”，即市场、科层和混合形式的制度，它包含了交易费用经济学、契约理论等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支。这一层次的制度分析运用边际分析和均衡分析，本质上是一个参与人在约束条件下进行最优制度选择的理论。这一层次的划分与成本指向的制度分析是一致性的。作为一个“微观”层面的制度分析，必然要求概念的可操作性和理论的可检验性。因此，这一层次对制度的观察细致入微，通过精细的案例研究和小样本的统计分析使其结论带有“科学”的痕迹，因而成为了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主流”。成本指向的制度分析的优势是明显的，但缺憾同样存在，它是一个静态或比较静态的研究，它更多的是微观的分析（或者它只适合微观分析），因此动态的宏观的制度分析不属于这一层次的研究范围。

威廉姆森将制度分析的第二层次称为“制度环境”，包含着宪政、法律和产权等正式制度，这本质上是一个博弈规则的问题。对于这样一个博弈规则演变的问题，显然不能只从参与人的跨期最优选择得到，而且某些正式制度是一个宏观的框架，因此更需要历史的角度去考虑。笔者认为，历史指向的制度分析恰恰对应了“制度环境”这样一个宏观和历史的制度变迁问题，在这一方面体现了经济史对制度分析的补充。以诺斯的新经济史学为例，通过对报酬递增和不完全市场的描述，创立了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弥补了制度分析中的动力学缺憾。显然，只有在“制度环境”给定的情况下，“治理制度”的分析才有意义，而这两个层面的制度分析其实是两种不同的研究指向。

威廉姆森的第一层次的制度分析称之为“嵌入”，主要是文化、习俗、传统、宗教等非正式制度。威廉姆森认为，对于新制度经济学家来说，制度的“嵌入”特征是给定的，而对其的研究主要是经济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领域。5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恰恰是新制度经济学在这一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而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构成了对制度的文化指向的分析。“嵌入”层面的制度研究与前两个层面的制度研究区别甚大：与“制度环境”层面相比，它关注了非正式制度变迁，通过把制度理解为博弈均衡解决了制度的“内生性”和“自我实施”问题；与“治理制度”层面相比，由于使用了博弈论中的重复博弈和进化博弈的概念，博弈参与者对制度的选择就避免停留在单次博弈中的成本收益衡量上，从而对制度变迁做出更有说服力的解释。

以上是对本文所提出的三个研究指向与威廉姆森的社会制度划分层次的一个比较分析。可以看出，在很大程度上，成本、历史和文化的研究指向划分与威廉姆森的制度划分层次具有相似性。当然，制度层次的划分会有多种，不过本文希望通过从分析路径到研究指向再到制度层次划分这一逻辑过程证明其内在的一致性。

制度分析层次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割裂”的，在理论中会出现不同层次之间的互动和联系，而这种跨层次的研究往往具有深刻的学术价值，如上所述的诺斯理论的不断转向以及格雷夫跨文化与历史的研究等等。因此，本文并不是否认这些跨层次的研究，而是强调跨层次的制度研究应当尊重不同层次制度研究的内 涵，因为这往往反映了不同的认识路径和研究指向，只有在此基础上建立的跨层次研究才能取得丰富的学术成果。

七、结论与展望

成本、历史和文化这三个研究指向，在其内部表现出逻辑的一致性，而其之间却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一致性反映了同一层面制度研究的共有特征；而研究指向的差异性来自于认识路径的分歧，差异性导致了制度研究的层次性。正是这些差异性与一致性构成了复杂而生动的新制度经济学的景观。成本指向、历史指向和文化指向的制度研究无疑加深了我们对制度复杂性的理解。随着研究的深入，新制度经济学未来的发展也许会诞生新的研究指向，出现指向之间更进一步的融合。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研究指向的创新还是融合，对制度复杂性和层次性的认识都是必要的前提。

回到新制度经济学与中国实践的问题，考虑到中国30年的改革本质上是在寻找一个更好的制度，我们便可知道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大有用武之地。然而，我国制度研究学界长期以来一直有所谓的“主流化”认识误区，即把新制度经济学的建设的目标定位为“标准化”和“模型化”，这毫无疑问是对新制度经济学的误读。新制度经济学因其制度本身的复杂性，研究指向不同，研究方法也不一样。特别是对于中国这个拥有过辉煌的历史和灿烂文化的国度，历史指向和文化指向的制度分析是大有可为的。多层次多视角地研究新制度经济学，无论是对学科本身的发展，还是对中国改革的实践，都是大有裨益的。

注释：

1.对新制度经济学这个概念本身进行界定是困难的。本文对新制度经济学范围的界定是比较宽泛的，正如本文在第五节所述，与老制度经济学相反，本文将以个人主义认识路径分析制度的都归为新制度经济学。

2.盛洪，治大国若烹小鲜：p14，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第一版。

3.诺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过于抽象和脱离实际深恶痛绝，而将其称之为“黑板经济学”。

4.本文对方法论个人主义的三种论述参考自M.Zouboulakis，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Economics，Volume1，Issue 02，December 2005。更多的关于个人主义的论述可参考哈耶克（Hayek，1952）和波普（Poper，1961）。

5.考虑到威廉姆森研究领域本身所处的理论层次，他有理由把“嵌入”作为外生给定并把这些内容交给社会学家和史学家。但是，我们看到近年来文化指向的制度研究在此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学术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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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青木昌彦著，周黎安译，比较制度分析，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年版。[13] 汪丁丁、韦森、姚洋著，制度经济学三人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14] 汪丁丁，制度分析的特征及方法论基础，社会科学战线2004年第6期。[15] 韦森著，文化与制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16] 威廉姆森著，段毅才、王伟译，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17] 熊彼特著，朱泱等译，经济分析史，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

[18] 周业安，关于当前中国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反思，经济研究，2001年第7期。

[19] 周业安、赖步连，认知、学习和制度研究—新制度经济学的困境和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

第五篇：聆听合肥四中吴英明校长《在历史、现实和未来的交融中重塑学校的文化图腾》报告有感

2020年11月20日至21日合肥市基础教育第三届学术年会以及长江中游四省会城市教研协作体第七届年会在合肥市第四中学举行，我有幸被安排参加。会议的内容很丰富，有主场报告，有实地参观，有分论坛讲座，全程参与下来，收获很大，尤其是合肥四中吴英明校长的关于她们学校的学校文化建设的报告给我的帮助更大，她的报告既有仙气，又有地气，既有天线，又有地平线，同行的市教研室副主任余仁里以及桐城二中支部副书记李友明就报告内容发表的真知灼见又给我以点化，使我于柳暗中春风拂面，于冰雪中喜笑颜开，现将自己的一些思考整理形成文字。

一所新建的学校怎样在较短的时间里确立形成自己的优秀的学校文化，合肥四中在这方面无疑给我们做了一个示范。

合肥四中创建于1929年，前身为安徽省省立第六女子中学，1956年正式定名为合肥市第四中学，2003年被确定为省示范高中，2009年学校整体并入合肥六中，保留学校番号，2015年在滨湖新区新建新的合肥四中，由合肥一中全面托管，2018年9月重启办学。九年的沉寂之后，迎来的是华丽的转身，异彩绽放；

九十年的积淀之后，迎来的是厚积薄发，凯歌高奏。从中我们不难发现，新的合肥四中在学校文化的定位上最怕走不出合肥一中和合肥六中深厚的学校文化的主导，又怕与合肥一中和合肥六中深厚的学校文化割裂开来。为此，吴英明校长带领她的团队智慧性的解决好了这些问题，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自成体系的确立好了独具魅力的四中“象”文化。吴校长告诉我们，“四”是由“口八”组合而成，古语解释口中八，象四分之形，喻比浩瀚、深邃，加之又有“方向感”，再加上“象”与“祥”谐音，所以学校的文化图腾为大象，学校的文化取名为“象”文化，目前象的标记已出现在校园的角角落落且浸润在全体师生的心头了，该校的“象”文化体系如下所现：

【办学理念】为未知而学，为未来而教

【工作理念】学生至上教师至上管理至上学术至上

【校训】明德弘毅、行圆智方

【生活理念】唯阅读、运动与艺术不可辜负

【办学方向】为爱而生，向美而行

【办学目标】绿色四中、创新四中、书香四中、智慧四中、美丽四中、幸福四中

合肥四中的“象”文化的确立以及在全体师生乃至社会群里中发挥的正面示范作用和产生的良好效应，让我思考到这样一个问题：整体搬迁的学校、合并增容的学校、被托管发展的学校其学校文化在确立中要注意哪些问题？

学校文化的确立要做到不忘本来，除了真正意义上新建的学校外，任何一所学校都有自己的办学历史，在办学的过程中每所学校肯定有属于自己的且被广大师生所认可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后来者不可把这些东西抛弃而另起炉灶，打造一个与学校办学历史无关的价值体系。合肥四中的校大门上的“四”字形状呈扁形，从远处看酷似“一”字，这是设计者有心的安排，因为合肥一中与合肥四中的创办者都是李鸿章的后人，再者这样的设计也体现出当下合肥四中是由合肥一中全面托管的这个办学现实，还有合肥新四中的校徽正中间的“1929”显示出“一”的整体视觉效果，实现两校无缝对接。现在合并的学校很多，学校领导者在进行新的学校文化的打造的时候，应该放手让合并前的每一所学校将他们自己先前的学校文化提交上来，然后再对提交上来的学校文化进行整合求最大公约数，在不忘本来的时候立足当下，迎接未来，这样确立的学校文化才能让每一位教职工有亲切感、有主人感、有归属感。

新建的学校要命好校园建筑的名字，合肥四中的校园建筑的命名有一条十分清晰的价值主线——“四”字统领在学校的办学文化之下，不追求文字的华丽，不追求文字的新颖。教学楼分别命名为“四为楼”（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四端楼”（仁、义、礼、智），“四象楼”（含“四向”之意，走向世界），文化艺术楼命名为“四方馆”（聚集四方贤达俊杰，期许学生行走四方），食堂命名为“四季堂”（容纳四时应季美食，顺应天时取材），女生宿舍命名为“四艺阁”（琴棋书画），男生宿舍命名为“四君斋”（梅兰菊竹），观光亭命名为“四合亭”（天、地、人、己四面相合），这样的命名有意韵，有品味，让人的眼前和脚下始终有一条明亮的宽敞大道，移步换景中美不胜收！

如此同时，我还认为学校的文化的确立的过程是因校而异的，因为学校要有自己样，各个学校不一样。若是一个优秀的团队，校长可以发动全体师生广泛讨论、酝酿权衡、征集汇总，集思广益中呼之欲出，比如像合肥四中这所学校，吴英明校长就是带领一群人在脚踏实地、行稳致远中确立自己学校的完整的文化体系的，但若你所遇到的团队不优秀，甚至是比较糟糕与落后的，且这所学校一直没有自己的学校文化体系时，那么校长个人的思想与理念就显得很重要了，这种情况下自下而上难以奏效，那么只能是自上而下，校长再慢慢带领身边的人逐步实施，慢慢落实，总之，不管多么优秀的学校文化它只有落地生根、落地开花才是有用的。需要注意的是，学校文化一定要远离商业公司的包装与设计，学校文化需要的是广大师生的声音、情感与观念等。

学校文化确立的立足点我个人认为在于温暖，教育要让每位教师和学生在学校的时候享受温暖和成长，并以无痕的方式在他们离开的时候永远保持有痕的美丽的回忆。从这点而言，合肥四中的学校文化中特别的看重生活的情趣，他们提出了“唯阅读、运动与艺术不可辜负”的生活理念，把生活理念纳入学校的文化创建很有新意与诗意，十分可贵。参会人员时不时的被吴校长对学校对教育的那份深诚的爱所打动，“我能为学校做什么”、“我能为学生做什么”、“我能为老师做什么”、“我能为学校留下什么”，直抵心灵深处的发问拨动了我们那柔软的教育心弦，“水本无华，相荡而产涟漪，石本无火，相击而生灵光”，教育因感染而美丽，情感因共鸣而动人。

当然，我们在钟情于合肥四中学校文化的“无”中生“有”和“有”中生“优”的同时，也有些个人看法在流淌，这也是文化的多样性、包容性和个体性的体现。

比如；

高起点的校园文化是否真正浸润在每个师生员工的心头，表面呈现的就怕有好奇与新鲜的成分在其中，因为文化是要有“根”的绽放的；

再者没有英雄的文化是难以传播的文化，这里所说的英雄就是其行为能够强化学校办学理念的人员；

还有学校的文化是在“特别的解决事情”和“解决特别的事情”的积淀中才更有生命力的，前者是凝心聚力，后者是价值传递；

又如“象”的形象不仅是视觉与物化，更要挖掘其中蕴含的精神内涵，然后再找到这种内涵与学校的教育教学的各种活动的切合点，互融共生，“象”的负重前行、心地单纯、稳健实干、温厚善良都是极好的精神品质，都应该成为师生心头的启明星和北极星；

还有新的形势下学校的文化构建要在“融”和“润”上下功夫，融爱国主义和劳动教育于文化兴校中，融信仰教育和美育教育于质量兴校中，润书香雅言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于活动兴校当中，润立志成才和努力学习于使命兴校中。

一言以蔽之，学校文化就是一所学校综合实力的反映，每一位教育工作者都要精细的种植校园文化因子，无畏困难，无畏风雨，坚定的走文化兴校的道路，绝不动摇，绝不退缩，让我们待嗅彼时的满园馨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