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影响农村稳定的主要问题（土地问题）的调查报告

第一篇：关于影响农村稳定的主要问题（土地问题）的调查报告

近年来，因土地问题引发的各种矛盾纠纷和上访事件逐年上升，矛盾纠纷的性质也由原来的群众之间的土地纠纷，演化为群众与村集体的土地纠纷。据不完全统计，xx乡2003年前因土地引发的群众与集体的矛盾几乎没有，2004年群众与集体因土地问题引发的矛盾2件，而2005年上半年因土地问题引发的矛盾就有3件之多。而04年xx乡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更能说明土地问题是当今影响农村稳定的关键问题。

是什么原因导致近几年的土地纠纷逐年上升的？下面一组数据应该能说明一些问题：

XXX村土地收益情况统计

项目

年份

自留地亩

平均收入

亩平均征

收税费

亩平均

纯收入

2002年

995元

106元

889元

2003年

1457元

43元

1414元

2004年

1896元

0（抵小麦直补后）

1896元

项目

年份

承包地亩

平均收入

亩承包金

平均征收

亩平均

纯收入

2002年

995元

250元

745元

2003年

1457元

300元

1157元

2004年

1896元

300元

1596元

以上数字不难看出，引发农村土地矛盾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随着农业结构调整的深入开展，农民从土地上获得的收益越来越多，村民越来越看重土地，都希望使用更多的土地，原来不当成回事的土地遗留问题，现在就成了引发大矛盾的根源。二是承包的土地的收益远不如自留地的收益高，这也是引发农村土地矛盾纠纷的一个重要根源。

第二篇：影响农村稳定问题的探讨

近两年来，随着农业收益的停滞不前，农民收入的下降，加上入世后带来的强大冲击，给农业、农村、农民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直接表现是农民的不满情绪逐渐增多，干群日益疏远，农村的不稳定情况也不断增多，维护农村稳定成为现阶段乃至今后一段时间全国全党农村工作的重点。不少有识之士也充分认识到了农村稳定工作的重要性。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中国问题专家程晓

农曾撰文深刻指出，21世纪中国面临的诸多挑战中，“三农”问题大概是最严峻的挑战，而解决“三农”问题的前提和基础就是要保持和维护农村社会的稳定。因此，党中央反复强调指出，各级党委政府务必高度重视稳定工作，稳定压倒一切。如何保持和维护农村社会的稳定？笔者认为必须提高认识、对症下药、整体联动、综合治理，才能使农村稳定工作真正落到实处。

一、农村社会矛盾日益复杂，维护农村稳定工作的难度进一步增大现阶段影响农村稳定的社会矛盾中主要有治安混乱矛盾问题、干群矛盾问题和农村经济发展矛盾问题等。治安混乱矛盾问题突出表现在土地、山林、婚姻家庭、经济合同等各方面的民事纠纷、经济纠纷呈增多趋势；农村人口流动的频率和数量不断增大，而管理却没有相应跟上；农村封建迷信沉渣泛起，部分农民盲目信教；少数村组家族斗争愈演愈烈，导致民风不正，治安不好。干群矛盾问题主要表现：一是农民负担依然较重，有的地方长期积累的经济发展高指标，财税增长高速度的浮夸水份问题依然没有得到妥善解决，为了完成超实际的财税上缴任务，不得不向农民增负，有的还在政策之外乱开口子，变相收费，引起农民极为不满。二是少数干部不尊重农民的意愿，在农业结构调整中搞强迫命令，当市场把握不准时，所造成的损失由农民单方面承担，使农民由不信任干部到怨恨干部。三是少数农村基层干部为政不廉、假公济私、处事不公，引起农民群众的激愤。农村经济发展矛盾问题主要表现在最近几年来农民增收无门，农村经济整体出现停滞甚至倒退现象，同时贫富差距的日益扩大，引起部分陷入赤贫农民的对立情绪不断增多，成为农村不稳定的最大潜在因素。虽然，社会治安混乱矛盾问题在某些方面、局部地区较为突出，对农村社会的稳定产生了一定的冲击，但总的看来，不会影响大局的稳定。因为对社会治安问题，各级政府上下认识一致，而且通过多年的实践，已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工作机制来抓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特别是最近几年开展的严打整治斗争，已经收到明显成效。因此，只要进一步加大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力度，社会治安是完全可以解决好、控制住的。对新时期农村干群矛盾问题、农村经济发展矛盾问题，由于情况非常复杂，上下认识不尽一致，加上受各种因素的制约，解决起来难度很大。所以，要做好农村社会稳定工作，首先，要继续抓紧对治安问题的整治。其次，要对干群矛盾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从加强民主法治建设入手，切实转变干部作风，坚持依法行政，尽快建立起干部群众之间的新型关系。面临目前农村的实际，既要相信和依靠广大农民群众，又要十分注意调动和保护乡村干部的积极性；既要抓住一个时期带有倾向性的问题，如干部作风、农民负担等问题，下大力加以解决；同时又要提倡全面掌握情况，辩证地思考问题，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避免以偏概全，防止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再次，要把一切工作的重心摆在发展农村经济，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上，特别是要学会运用市场经济规律来指导农业生产，帮助农民解决实际问题。不能就稳定抓稳定，而应找出造成不稳定的深层次根源，有的放矢，标本兼治，使农村真正得到稳定。

二、基层干部的工作积极性难以得到有效保护，维护稳定工作的力量有待进一步加强维护农村稳定必须筑固第一道防线，而农村基层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如何，直接影响这一道防线是否稳固。目前，部分农村基层干部特别是村干部工作积极性不高，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一是依然沉重的农民负担。目前，县乡两级政府机构臃肿，人员庞大，为了满足自身的利益需要，不得不向基层干部“加压”，使中央的减负政策在基层走样。而村干部作为干部，既要执行上级的政策，同时作为农村自治组织的代表，又必须维护农民的切身利益，在这两难的处境中，使他们不得不卸担子、走弯路。二是村级财务背上沉重的包袱。据资料表明，现阶段有三分之二的村级集体没有集体经济，更有甚者，有的村级集体由于各种原因，背上了几万甚至几百万元的债务，并且有很大一部分无法清偿，这样无形中给村干部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压力，使他们觉得工作难以开展。三是村级干部的待遇难落实。村级干部大多是家里的顶梁柱和经济收入的主要创造者，受家庭责任感的驱使，他们必须为家庭带来更多的物质收益，而目前农村经济的环境又不能达到他们的目的，使他们不能安心工作。四是农村家族势力把持村级政权。在有的家族势力大的村，往往是家族的“族长”把持政权，而家族势力相对较弱的村级干部有时还得按他们的意图办事，特别是在调解矛盾纠纷、调整利益分配时经常受到家族势力的左右。在有

第三篇：影响农村稳定的主要问题及对策

影响农村稳定的主要问题及对策

农村社会稳定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础，关系到改革开放事业和现代化进程的全局性问题，没有农村的稳定就没有整个社会的稳定。应该说，改革开放特别进入新世纪以来，我镇农业和农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农民生活水平得到较大的提高，整个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流呈持续、健康和稳定的态势，农村的整体形势是稳定的。但一些地方也潜伏着许多影响社会政治稳定的因素，既有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问题，又有比较棘手的各类矛盾，影响和威胁着农村的稳定。统筹城乡发展，离不开农村的稳定安定。我们必须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及时发现并解决农村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和矛盾，努力打造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一、当前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因素

农村稳定问题的出现，其实是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没有解决的深层次矛盾的一种反映和显化。当前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以下几个问题：

1、村级组织软弱涣散，村干部整体素质不高。目前在有的村级班子中，村党支部与村委会存在“两张皮”现象，相互争权夺势，闹不团结；有的风气不正，腐败现象滋生蔓延，党组织号召力、凝聚力、战斗力不强；有的一事当前，怕这怕那，在歪风邪气面前软弱无力，引发群众上访。有的村干部不廉、不勤、不公，工作方法简单粗暴，居高临下发号施令，压人、整人，群众难以接受，因而引发矛盾；有的工作不踏实，只作表面文章，引起群众反感；有的对工作应付，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用在拉拉扯扯、吃吃喝喝上，奢侈浪费严重，群众怨声载道；有的心术不正，谋取私利，认为捞钱越多越实惠，出了问题撂挑子，群众对此反映强烈。

2、村级集体经济薄弱，村务公开、民主管理流于形式。有的村集体经济空白，没有村办企业等经济集体，因此没有资金、没有能力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无法改善村民的生产生活条件，村民仅靠种地养畜又难以增加收入，快速致富，长此以往产生怨恨心理，导致干群关系紧张。另外，一些村村务公开、民主管理不够规范，流于形式，如公开的内容笼统不具体，群众不能全面了解村务、财务情况；制定的各种规章制度大多都是只规定了要做什么、不要做什么，很少规定监督落实和责任追究的具体措施，缺乏约束力；村民代表小组、财务监督小组或碍于面子，或应付差事，或怕这怕那，一味随着干部走，不能真正发挥其监督作用；上级对村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的检查，只看公开的项目和各种表格、记录等，对内容的虚实真伪很难做进一步的考核验证等等，最终导致村级财务管理出现混乱，村干部财务开支失去监管，致使群众产生不满情绪。

3、家族势力、宗派观念严重，村委会换届选举留有隐患。自实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以来，一大批年富力强、有科技文化知识、懂经营、会管理的村民进入村委会领导班子，他们积极为农民群众办实事、好事，得到了广大群众的认可。但是，一些村民对民主选举重要性认识不高，难以摆脱家族观念、亲戚观念、派别观念的影响，不能严肃、认真、公正的投票；有的候选人竞选目的不纯，不惜采取威胁、贿赂、拉帮结派等不正当手段拉票，致使选举结果不能充分体现广大群众意愿。有的候选村委会主任在选举时大都对村民许下要发展经济、增加群众收入、廉政为民、降低农民负担等承诺，上任后却忘得一干二净，村民发现其上任时的承诺都变成了空头支票，不满情绪急剧膨胀。个别村委会主任上台后，任人唯亲、任人唯友，甚至把一些有劣迹、素质很低的人拉进村委会，明争暗斗，打击报复，加深了家族或派别之间的矛盾。有的现任村委会与上任之间矛盾重重，换届选举后，一些新上任的村委会主任急着检查原村委会的账目，夸大其工作失误和不足，原村委会成员认为这是存心与自己“过不去”，便找“茬”报复，处处阻碍现任村委会工作，甚至发生冲突。

4、农民法律意识相对淡薄，违法案件时有发生。目前，有相当部分的农民法律意识还比较淡薄，法制观念差，运用法律自我保护意识不强，加上农村调解组织不健全，调解人员素质不高，调解方法简单，不能达到化解矛盾的目的，群众又不愿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只是一味上访，从而造成事态扩大化。黑恶势力（包括村霸、路霸、流氓、烂头等）犯罪在农村有所抬头，广大群众对此深恶痛绝但却不敢言、不敢惹，更不敢管，助长了不法分子的气焰，从而导致各类案件增多。一些群众对赌博、封建迷信等活动不但不予制止，而且还热衷参与，进一步败坏了社会风气，直接影响社会稳定。

5、群众思想日趋复杂，信访形势不容乐观。目前，整个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人们的观念受各种思想的影响，变得越来越复杂。目前群众的上访事件大多数都是因为确实有问题要反映，但其中也有一些上访却是因为个别人为了私利和不可告人的目的，故意挑拨是非，煽动群众上访闹事。他们有的夸大事实，把本来能在基层解决的问题，举报到上级机关；有的捕风捉影，对不知道的事情，故意渲染夸大；有的因为村干部得罪了自己，一心报复，在上访事件中推波助澜；有的煽动群众，制造矛盾，企图借群众集体上访，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

二、确保农村安定稳定的对策建议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正确处理好改革、稳定、发展三者之间的关系，是各级党委、政府的首要的、迫切的任务。在实践中，必须把握农村稳定工作的主动权，坚持走群众路线，以人为本，勤于为民，加快农村经济的发展步伐，解决好热点难点问题，保证群众合法权益不受侵害，确保农村社会的安定稳定。

1、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是硬道理”，加快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所在。现实证明，农村稳定问题越是复杂的地方，其经济发展越是滞后，要从根本上解决好农村稳定问题，还是要靠发展农村经济，这是农村社会稳定的内在动力。大力帮助集体经济薄弱村搞好发展规划，充分利用当地各种资源和有利条件，精心谋划经济发展新路子，千方百计地开发新项目，开辟新的经济增长点和生财点，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充分尊重群众的意愿，发挥人民群众自己的积极性，以市场为导向，积极引导农民发展各类产业合作社，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不断增加农民收入。政府要在加大资金、政策倾斜的基础上，进一步改善服务质量，为群众提供各种信息和先进技术，做好指导、引导和督促工作，切实为村级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条件。只要农村经济发展起来了，多数人就有了事做，生活也就有了保障，农民对经济负担的承受能力也提高了，农村社会稳定问题自然就会迎刃而解。

2、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在农村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维护农村稳定是离不开基层党组织领导核心作用和战斗堡垒作用的发挥。严格按照上级部署和要求，大力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加强镇级干部的宗旨教育，深入基层，听取群众意见，接受群众批评和监督，围绕群众生产生活中的困难办好事、办实事，秉公处理热点难点问题，进一步密切党群、干群关系。进一步加强农村基层民主制度建设，不断规范和搞好村级组织民主换届选举，充分发扬民主，最大限度地体现党员、群众的意愿，真正让党员群众自己选举当家人。大力提高农村干部队伍整体素质，强化农村党支部的领导核心地位，发挥其战斗堡垒作用。建好党员队伍和村民代表队伍，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对农村干部不断加强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教育，加强群众观点教育，加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科技文化和有关法律知识的教育，并形成制度，不断提高农村干部的自身素质和带领群众实现共同富裕的本领，使依法施政、民主管理真正成为农村干部的自觉行为。

3、完善落实村民自治制度。在新的形势下，农村工作面临着许多新问题、新矛盾，如何有效地化解新形势下的人民内部矛盾，科学地管理农村事务，密切党群、干群关系，这就需要全面贯彻村民自治制度，这是从政治上解决影响农村稳定问题的关键，它不仅能够确保基层民主作用的发挥，而且可以减轻乡镇很多的事务负担。要加大力度宣传村民自治法，切实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完善符合村级实际的村规民约或村民自治章程，落实好村民的各项民主权利。要尽快培养与之相适应的法律工作者队伍，帮助推进村民自治法的广泛、深入运用，尽量避免出现新问题、新矛盾。同时还要针对各地实际，组织学习与维护稳定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等基本知识，全面提高农民法制意识。使其晓理知法，并善于运用法律保护自己、发展经济，不盲目听信别人的挑拨、诱惑，不受宗族势力所左右，不上“黑恶”势力的当。

4、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对涉及农民负担的政策、项目等再进行一次系统的清理，取消农村乱收费项目，并进一步抓好制度建设，加强政府的社会管理和社会资源调配功能，力使减轻农民负担工作制度化、法制化，防止出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现象。继续强化监督和检查力度，严肃查处加重农民负担的违法违纪行为和涉及农民负担的恶性案件，确保上级对农民减负的各项政策得以全面落实。加强对镇村两干部的监督管理，严厉惩治腐败现象，对于那些急功近利，搞短期行为的干部，不得予以提拔重用，要按降职降级处理，并追究其法律责任。坚持搞好村务公开和农村财务规范化管理，针对农村普遍存在的村务公开流于形式，不实，不详、假公开等问题，按照巩固完善，深化提高的原则，提高认识，规范操作，强化督查力度，使村务公开质量不断提高，坚决维护群众的利益，夯实农村社会稳定的基础。

5、加大对农民群众的宣传教育力度。农村稳定问题主要是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要妥善处理这个问题，加大宣传教育力度是不可或缺的重要途径之一，这是做好农村稳定工作的有效手段。我们要在关心农民的生活、帮助解决实际问题的同时，更要结合农村工作，贴紧农村实际，理直气壮地宣传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引导和教育基层干部和农民学习市场经济知识、科技文化知识、法律知识，在农村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文化活动，用正确的思想观念抵制各种错误的思想倾向，进一步增强群众的政策意识、守法意识、集体主义观念和道德观念，提高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遵纪守法的自觉性。同时要努力体现时代特征，不断创新宣传教育的内容和形式，针对改革和发展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和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多做释疑解惑、耐心说服的工作，增强宣传教育工作的实效性，保证农村的稳定和发展形成良性循环。

6、全面提高对社会面防范和控制能力。牢固树立“固本强基”的思想，夯实基层基础工作，及时发现和化解各种不利于农村稳定的因素。进一步完善纵横结合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网络，及时排摸掌握各类不稳定因素和治安问题苗头，把握工作主动权。全面落实矛盾纠纷化解责任制和重大矛盾纠纷领导包案责任制，把人民调解、司法调解和人民信访有机结合起来，不断扩大矛盾纠纷排查调处的覆盖面，提高调解的成功率，力求各种矛盾纠纷不出村、不出镇，把矛盾纠纷解决在当地，解决在萌芽状态。建立完善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和突发事件的应急机制，提高对群体性事件的控制力。有针对性地建立和完善严打整治工作的长效机制，加强对社会稳定的热点、难点、乱点的整治力度，适时适地开展集中整治、专项整治、区域整治、行业整治和季节性整治，严厉打击社会上一切黑恶势力和丑恶现象，重点打击严重暴力犯罪、黑恶势力犯罪，抢劫、抢夺、盗窃等多发性犯罪。充分认识新形势下对敌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进一步增强政治敏锐性和责任感，严密防范，依法打击，防止“法轮功”等邪教组织的违法犯罪活动在农村渗透。

总之，促进农村社会稳定和谐工作，既是保一方平安、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更是对基层党组织执政和工作能力的检验，要切实做好维护农村稳定各项工作，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第四篇：影响农村稳定问题的探讨

近两年来，随着农业收益的停滞不前，农民收入的下降，加上入世后带来的强大冲击，给农业、农村、农民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直接表现是农民的不满情绪逐渐增多，干群日益疏远，农村的不稳定情况也不断增多，维护农村稳定成为现阶段乃至今后一段时间全国全党农村工作的重点。不少有识之士也充分认识到了农村稳定工作的重要性。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中国问题专家程晓农曾撰文深刻指出，21世纪中国面临的诸多挑战中，“三农”问题大概是最严峻的挑战，而解决“三农”问题的前提和基础就是要保持和维护农村社会的稳定。因此，党中央反复强调指出，各级党委政府务必高度重视稳定工作，稳定压倒一切。如何保持和维护农村社会的稳定？笔者认为必须提高认识、对症下药、整体联动、综合治理，才能使农村稳定工作真正落到实处。

一、农村社会矛盾日益复杂，维护农村稳定工作的难度进一步增大

现阶段影响农村稳定的社会矛盾中主要有治安混乱矛盾问题、干群矛盾问题和农村经济发展矛盾问题等。治安混乱矛盾问题突出表现在土地、山林、婚姻家庭、经济合同等各方面的民事纠纷、经济纠纷呈增多趋势；农村人口流动的频率和数量不断增大，而管理却没有相应跟上；农村封建迷信沉渣泛起，部分农民盲目信教；少数村组家族斗争愈演愈烈，导致民风不正，治安不好。干群矛盾问题主要表现：一是农民负担依然较重，有的地方长期积累的经济发展高指标，财税增长高速度的浮夸水份问题依然没有得到妥善解决，为了完成超实际的财税上缴任务，不得不向农民增负，有的还在政策之外乱开口子，变相收费，引起农民极为不满。二是少数干部不尊重农民的意愿，在农业结构调整中搞强迫命令，当市场把握不准时，所造成的损失由农民单方面承担，使农民由不信任干部到怨恨干部。三是少数农村基层干部为政不廉、假公济私、处事不公，引起农民群众的激愤。农村经济发展矛盾问题主要表现在最近几年来农民增收无门，农村经济整体出现停滞甚至倒退现象，同时贫富差距的日益扩大，引起部分陷入赤贫农民的对立情绪不断增多，成为农村不稳定的最大潜在因素。

虽然，社会治安混乱矛盾问题在某些方面、局部地区较为突出，对农村社会的稳定产生了一定的冲击，但总的看来，不会影响大局的稳定。因为对社会治安问题，各级政府上下认识一致，而且通过多年的实践，已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工作机制来抓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特别是最近几年开展的严打整治斗争，已经收到明显成效。因此，只要进一步加大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力度，社会治安是完全可以解决好、控制住的。对新时期农村干群矛盾问题、农村经济发展矛盾问题，由于情况非常复杂，上下认识不尽一致，加上受各种因素的制约，解决起来难度很大。

所以，要做好农村社会稳定工作，首先，要继续抓紧对治安问题的整治。其次，要对干群矛盾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从加强民主法治建设入手，切实转变干部作风，坚持依法行政，尽快建立起干部群众之间的新型关系。面临目前农村的实际，既要相信和依靠广大农民群众，又要十分注意调动和保护乡村干部的积极性；既要抓住一个时期带有倾向性的问题，如干部作风、农民负担等问题，下大力加以解决；同时又要提倡全面掌握情况，辩证地思考问题，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避免以偏概全，防止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再次，要把一切工作的重心摆在发展农村经济，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上，特别是要学会运用市场经济规律来指导农业生产，帮助农民解决实际问题。不能就稳定抓稳定，而应找出造成不稳定的深层次根源，有的放矢，标本兼治，使农村真正得到稳定。

二、基层干部的工作积极性难以得到有效保护，维护稳定工作的力量有待进一步加强

维护农村稳定必须筑固第一道防线，而农村基层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如何，直接影响这一道防线是否稳固。目前，部分农村基层干部特别是村干部工作积极性不高，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一是依然沉重的农民负担。目前，县乡两级政府机构臃肿，人员庞大，为了满足自身的利益需要，不得不向基层干部“加压”，使中央的减负政策在基层走样。而村干部作为干部，既要执行上级的政策，同时作为农村自治组织的代表，又必须维护农民的切身利益，在这两难的处境中，使他们不得不卸担子、走弯路。二是村级财务背上沉重的包袱。据资料表明，现阶段有三分之二的村级集体没有集体经济，更有甚者，有的村级集体由于各种原因，背上了几万甚至几百万元的债务，并且有很大一部分无法清偿，这样无形中给村干部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压力，使他们觉得工作难以开展。三是村级干部的待遇难落实。村级干部大多是家里的顶梁柱和经济收入的主要创造者，受家庭责任感的驱使，他们必须为家庭带来更多的物质收益，而目前农村经济的环境又不能达到他们的目的，使他们不能安心工作。四是农村家族势力把持村级政权。在有的家族势力大的村，往往是家族的“族长”把持政权，而家族势力相对较弱的村级干部有时还得按他们的意图办事，特别是在调解矛盾纠纷、调整利益分配时经常受到家族势力的左右。在有的家族势力相当的村，经常是相互“抗衡”，甚至有人提出要“轮流坐桩”，造成村里工作难以正常开展。

怎样有效保护基层干部的积极性？笔者认为主要应该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第一，要广辟用人渠道，不拘一格选干部。选拔农村基层干部，眼界要宽，目光要远，不应局限本乡本村，可以从退伍军人、回乡大中专、高中毕业生中“选”，从乡镇企业及私营企业主中“挑”，从县乡机关干部中“派”，把群众公认的威信高、政治素质好、工作能力强的中青年人才推上农村基层干部工作岗位，同时要加强对农村后备干部的培养和使用，积极探索农村基层干部选拔和管理的新思路。第二，要努力提高基层干部的素质。当然提高农村干部素质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农民整体素质的提高相一致，不能想通过几次集中教育整顿在短期内就能达到理想水平。但是在这方面是可以有所作为的。目前各地正在推行的村务公开、村民议事、民主评议干部等作法，实质上是通过民主和法治手段，为提高村干部和广大农民群众素质、改善干群关系、维护农村稳定创造条件、奠定基础的有效举措。因此必须进一步加大这些工作的力度，务求实效，防止流于形式。第三，要客观地评价对待基层干部。在处置犯有错误的基层干部上，应该把批评教育与体谅、理解、爱护有机结合起来。对干部以权谋私、欺压百姓等主观故意的恶劣行为，必须坚决予以制止，并依法进行处理；对因干部本人素质低、方法不当引发的矛盾，要积极引导干部提高认识，帮助其改进工作方法，并督促他们努力去化解矛盾；对不能正当履行公务的行为要给予有力的支持，排除干扰，解除后顾之忧。同时要采取各种途径和方式，落实解决农村基层干部的待遇，使他们能够安心工作。对于农村基层干部，特别是经济不太发达地区的农村基层干部不能求全责备，他们是现有农村干部队伍中层次最低、素质较差、容易出问题的一部分，而且他们长期处在第一线，经常纠缠在各种矛盾之中，对他们身上的问题应“抓大放小”，批评教育从严，组织处理从宽。

三、农民群众的作用尚未充分发挥出来，维护稳定工作的基础有待进一步夯实

维护农村稳定既要大力加强农村民主法治建设，又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用好用活“群众路线”这一法宝。近几年来，各地虽然开展了一些群防群治活动，如成立护卫村、护卫队等等。但实事求是地说，这项工作在一些地方，特别是条件差、问题多的乡村走了过场。农民群众没有真正参与进来，通过这项工作应该解决的问题没有真正得到解决。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部分农村基层干部群众观点不强。有的农村基层干部认为当前农民素质普遍较低，依靠他们去抓农村稳定是纸上谈兵，画蛇添足，因此凡事自己做主，不善于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把走群众路线作为点缀。二是部分农民群众的权利意识淡薄。受长期封建思想的影响，部分农民缺乏权利的自我保护意识，没有认识到维护农村稳定就是维护自我的权利，而是片面地认为抓农村稳定是政府部门和干部的事，与自己没有多大关系。三是客观条件的影响。目前在不少村，年轻的初高中毕业生，大多长期在外，有技术、有门道的青壮年劳力在家的也很少，留守的大都是“老弱病残”，缺乏参与的主观要求和客观条件。四是有的干部作风飘浮。有些部门领导喜欢研究“盆景”，往往从领导重视、干部素质好、群众觉悟高等各方面条件好的环境入手培育典型，去“粗”存“精”，不是按事物的发展过程来总结经验，而是按自己的理解来行事，特别是过高地估价了现阶段广大落后地区农民的觉悟程度，忽视了在目前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太健全，公民法律意识还较薄弱的条件下，发动农民参与民主法治建设的难度，以致搞出来的东西“合理合法不合实际、好听好看不好操做”。

鉴于现阶段农民群众的实际素质水平，应该从以下三个方面努力：一是要切实加大政策法律的宣传教育力度，进一步创造条件，使农民群众更多地参与民主法治建设的实践。只有在更多的农民知法、守法、护法的前提下，农村民主法治建设的进程才能真正推进。二是要切实保障农民群众行使民主权利，充分发动农民参政、议政、监政，引导他们在法律、政策允许的范围内活动，但要严格防止“挑动群众斗干部”、“纵容干部治群众”等不良倾向。三是要切实加强扶持和监督。要充分认识到在小农意识、传统观念、习惯势力根深蒂固的农村推行民主和法治建设，必定是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要坚持打持久战，而不是打运动战，使农村民主法治建设能不断推进。

四、地方政府缺乏扎实有效的整治手段，维护稳定工作的措施有待进一步拓宽

当前农村基层干部在抓农村稳定工作中最大的烦恼莫过于“缺乏手段”，普遍反映对上访闹事、不履行义务、滋扰百姓的轻微违法行为难以处置。之所以产生这个问题，有法律手段不健全、执法不力的一面，也有陷于思想误区，不能正确理解和把握“依法行政”，不会综合运用各种手段的一面。如有的农村基层干部过分依赖于法律的刚性，把解决难题的希望全部寄托在上级出台新的法律政策上。没有时，消极等待，一旦有了，就简单运用，以硬碰硬，试图用国家强制力代替艰苦细致的工作，其结果只能是掩盖或激化矛盾。再如，有的干部遇到难题绕道走，没有手段不办事，心安理得地放弃自己的职守。又如，有的干部在依法治村中，片面要求村规民约的每项规定都要有法律根据，把国家机关的行政活动与村民自治没有合理地区分开来，对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但群众赞成且行之有效的措施，一概斥之为“土办法”，挫伤了干部群众自我管理的积极性，影响了依法治村的实际效果。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农村的法治建设面对的情况非常复杂，法律意识与传统观念并存，法治力量与习惯势力并存，文明行为与落后做法并存，由此决定这个时期的农村法治建设，是先进与落后并存，新旧交替混杂，斗争十分激烈，各种因素交互作用的法治建设过程。在这一阶段中，单一的，理想的观念和作法都是行不通的。所以，在农村民主法治建设中，既要强调依法办事，防止“人治”代替“法治”；同时，又要运用好群众自治这个法宝，解决现在工作中的老大难问题。对所谓“土政策”要具体分析，对出于干部个人意志，采取非法、不文明方式，欺压群众的，如殴打、捆绑、关押、游斗人等，要坚决制止，决不姑息迁就；对于工作需要，针对特殊对象，采取与群众素质相适应的经济、舆论、道德等手段解决特定问题的，如对违反村规民约者适当罚款、张榜公布、不评先进不挂牌、不优先享受村集体的服务，对长期不交水电费者停水停电等等，应当予以理解和支持。对这类“土政策”应本着下述原则予以规范：一是遵从群众的意愿，把群众赞成的办法通过村规民约这种“小宪法”的形式使之合法起来。二是对所采取的措施，只要符合宪法和法律的原则，保护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就应当予以肯定，不能要求条条都有现行法律规定作依据。三是措施的实施要经过一定的公开程序，便于群众监督。

五、机关部门配合欠紧密，维护稳定工作的合力有待进一步提高

农村稳定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治乱”、“治穷”、“治瘫”要同时进行，不可偏废，需要各个部门的紧密配合。而目前各个部门的配合情况还远远不能令人满意，特别是在目前财政分配体制还不太健全的情况下，受经济利益的驱使和长官意志的推动，一些政法机关往往争着办“经济案”、“政绩案”，而对无利可图或不大不小的案件则互相扯皮、相互推诿，导致有些地方的综合治理实是无人治理。因此，根据目前农村的实际，各级党委要加强对政法机关的统一领导和监督，对治安混乱的地方进行集中的整治，重还当地一片静土。此外，在抓好政法内部机关协调的同时，还要注意与其它机关搞好协调。因为单靠政法机关或政府某个部门来维护农村稳定是远远不够的，而且，实行各个部门整体联动、综合治理具有可行性和现实性，因为目前一些机关在农村开展的各项活动都直接或间接与农村稳定有关。如组织部门在农村开展的建整扶贫、加强农村党支部建设等活动，宣传部门开展的创安全文明绿洲、评选五星级农户、“三下乡”等活动，以及其它部门开展的农业结构调整、兴修水利活动等等，都是围绕农村两个文明建设来进行的，由于没有得到统一协调，有的更是为活动而活动，往往导致基层穷于应付，各自都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因此，各级党委、政府要加强组织协调，必要时，应全党动员，对农村工作中的突出问题进行集中的综合治理。只有这样，农村稳定工作才能真正落到实处，也才会为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创造一个长期的、有序的、安宁的发展环境。

第五篇：土地纠纷已成影响农村社会稳定首要问题

土地纠纷已成影响农村社会稳定首要问题

于建嵘：著名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

农村土地制度中存在着政府的行政权力强制侵蚀民权，这一本质性问题。如果不限制某些官员在征地时拥有的无限权力，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征地拿走差价2万亿

新京报：当前以各种名义圈走农民宅基地，换取城市建设用地指标的现象，你怎么看？

于建嵘：可以看成是，城市对农村的又一次掠夺。新京报：据我们调查，有些地方在劝说农民上楼，但也有采取强制手段的。

于建嵘：由于利益冲动，很多地方都把侵占农民土地作为获取利益和政绩的重要手段。有资料显示，近20年来，农民被征地约1亿亩，获得的征地补偿费与市场价的差价约为2万亿元。

改革开放以来，至少有5000万到6000万农民彻底失去了土地，他们有的成为城市居民，但还有近一半没有工作，没有保障，引起纠纷。

新京报：土地纠纷的形式有哪些？

于建嵘：一是不经农民同意强迫征地，二是补偿过低，三是即使补偿低还发不到农民手中，四是补偿款被贪污挪用。

因土地产生的还有其他纠纷，但主要还是因征地和占地引发。

新京报：土地纠纷带来了什么样的后果？

于建嵘：影响社会稳定。土地问题已占全部农村群体性事件的65%，已成农业税取消后，影响农村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首要问题和焦点问题。

土地是农民的生存保障，而且土地问题涉及巨额经济利益，也就决定土地争议，更具有对抗性和持久性。沿海地区纠纷突出

新京报：土地问题这个新的焦点，有什么特征？

于建嵘：我在社科院就此做过专题研究，是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组和国家软科学重大项目课题组联合做的。

首先是，冲突的当事方和以前不一样了。以控告方来说，在抗税的时候，没有一个村级组织参加抗争，都是农民自发进行抗争。现在，村民联名仍然是最为主要的形式，不过一些村级组织已成为了重要的控告方。

这主要是由于一些非法征地等争议中，有的村级组织与农民的利益表现一致，村级组织有可能成为维权主体。新京报：那被控告的一方呢？

于建嵘：也有很大变化，在农民税费争议中，被告方主要集中在乡村两级组织。其中乡镇政府是最主要的被告，市县很少成为被告主体。但在土地问题上，农民的控告对象已到了县、市、省，甚至到了国土资源部。这是过去没有的。新京报：据你们的调查，哪些地方的土地纠纷更严重？于建嵘：主要在沿海发达地区，浙江、山东、广东、福建等地比较突出。这些地方农民，主要的控告对象是县、市政府，争议多是围绕征地展开。

而在中部地区的安徽、河南等地，控告的对象主要是乡镇及村级组织，争议也是围绕侵犯农民土地承包权展开，比如土地分配不公等。

新京报：农民因为土地维权的主动性，与以前有什么变化？

于建嵘：农民抗税最重要的一个方式就是让政府找不到人，但失去土地的农民会主动走到你面前。

农民维权方式升级

新京报：你们的研究方式是通过与农税时期的比较得出的，现在的冲突激烈程度与以前比如何？

于建嵘：激烈多了。在税费争议时代，最主要的抗争方式也就是上访、相互宣传等，但在土地纠纷中，农民动辄就到县、市政府部门门口或被征土地上静坐、游行示威甚至到高速公路、铁路上静坐。

冲突变得激烈，与警察的冲突也时有发生。农民抗税时，中央是明文规定禁止使用警力的。但在土地纠纷中，我们看到经常有地方政府动用警力对付抗争的农民。

新京报：看到过你提的一个说法，说现在农民维权是“以法抗争”，为什么提的是“以法”而不是“依法”？

于建嵘：这个我专门写过文章，“以法抗争”是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欧博文教授提出的，“依法抗争”是香港中文大学李连江教授提出的。

“以法”是直接意义上的以法律为抗争武器,“依法”是间接意义上的以法律为抗争依据。“以法抗争”是抗争者以直接挑战抗争对象为主，诉诸“立法者”为辅；“依法抗争”则是抗争者诉诸“立法者”为主，直接挑战抗争对象为辅，甚至避免直接挑战抗争对象。

在“以法抗争”中，抗争者更多地以自身为实现抗争目标的主体；而在“依法抗争”中，更多地以立法者为实现抗争目标的主体。

新京报：在土地维权中，农民的主要诉求是什么？于建嵘：还是利益，只是要钱，不是要权。土地制度侵蚀民权

新京报：但城镇化是必然趋势，如何在城镇化与农民利益之间，达到一个平衡呢？

于建嵘：执政者和专家学者，都在寻找农民失地、失业

问题的解决方案。

主要措施有两个方面，第一就是要求国家权力机关加强征地管理，严格控制征地规模，禁止随意修改规划。第二是改进补偿方式，增加补偿，妥善安排好农民生计等。这两个方案也存在问题。

新京报：什么问题？

于建嵘：这些措施，没有认识清农村土地制度中存在着政府的行政权力强制侵蚀民权，这一本质性问题。如果不限制某些官员在征地时拥有的无限权力，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