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城镇化与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中所遇问题及解决方法沈杰夫专题
城镇化与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中所遇问题及解决
方法
摘要：中国特色城镇化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现代化的必然选择。中国城镇化必然对中国原有的农村土地制度提出改革的新要求。分析了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变革过程和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对在中国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的土地私有化和土地国有化等不同观点进行了剖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走中国特色的以农户拥有产权为基础的土地共有制的新观点和改革征地制度，让农民分享城镇化成果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城镇化；农村土地制度；产权改革；利益分配；新模式
Problems and solutions encountered in the reform of
Urbanization and rural land property rights system
Abstract: The urbaniz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the Chinese building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and achieve modernization inevitable choice.Chinese urbanization is bound to China's rural land system original new demands for reform.Analysis of China's rural land property rights system reform process and the major problems that currently exist, new urbanization in China in the process of land privatization and land nationalization carried on the analysis of different perspectives, on this basis, we propose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farmers have property rights to land-based regime of new ideas and reform of land expropriation system, allowing farmers to share the results of urbanization policy recommendations.Key words: urbanization;rural land system;reform of property rights;distribution of benefits;new mode
0 引言
农村土地制度通过对土地配置与劳动力配置的重组间接影响土地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新中国成立以来，农地制度变迁与城镇化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形成了农地制度与城镇化相互作用的历史演进过程。我国城镇化已经进入一个高速发展阶段，而不断减少的耕地面积与城镇化用地需要之间的矛盾越发激烈。因此，深化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切实保障农民在土地上的各项权益，让农民分享城镇化成果，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一项紧迫而又重大的战略任务。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变革和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中国的土地产权制度源远流长。早在奴隶制社会早期的夏、商时代就建立了“井田制”，进入封建社会后，原来的以井田制为主体的土地国有制转变为可以买卖、典当、抵押的封建土地国有制。这种土地制度在中国保持了2 000多年之久。其中虽有隋唐的“均田制”、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以及孙中山“耕者有其田”的主张，但都没有很好地解决中国的土地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6月制定了《土地改革法》，规定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土地所有制。土改后，由政府发土地证，承认一切土地所有者有自由经营、买卖及出租土地等权利。1956年底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完成以后，我国实行“三
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土地集体所有制，即农村的土地和其他财产归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三级所有，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逐步向公社一级所有过渡，最终成为土地的全民（国家）所有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农村土地又规定实行家庭承包经营的制度。1986年6月通过了《土地管理法》，对中国的土地所有制、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土地的利用和保护、国家建设用地和乡（镇）村建设用地以及违法应负的法律责任都作了明确规定。
以土地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取代生产队对土地的高度集中统一经营，是中国农村体制改革和产权变革的突破口，其目标在于重建农村微观经营主体，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农村89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土地所有权的实现形式发生了新变化，集体主要是通过收取承包费的方式来体现所有者权益；生产经营方式发生了新变化，农民有了生产经营的自主权，开始成为生产经营的主体；产品分配方式发生了新变化，农民在自己承包土地上的收益归自己所有。这种以土地农户承包为主要特点的经营体制，以《农村土地承包法》的形式确定下来。应当看到，虽然《农村土地承包法》对农村土地承包的原则和程序、承包期限、发包方和承包方所有的权益和责任、承包地流转的方式等作了比较细致的规定，但它不仅没有从法律上明确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法律性质，而且还对农民交易土地的权利做了部分限制，给基层政府和其他势力侵占农民财产权利留有空间。根据我国《土地管理法》和《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土地经营权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农民通过与具有经营权的发包者订立承包经营合同取得土地经营权。这表明农民的土地经营权是一种契约权利或合同权利。既然是契约权利，就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发包方和承包方的主观意志表示，特别是发包方的主观意志；既然是合同权利，那么合同就有可能因为某些原因修改、变更、终止甚至毁约。此外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耕地承包期限为30年，但同时经过一定的程序可以进行调整，而调整的事由缺乏法定化。这些都有可能导致农民的土地权益受到侵害。
2破除城镇化发展的体制障碍的方法
2.1土地制度改革既要与城镇化进程相适应，更要注重维护农民利益
城镇化必须以民生改善为根本目的，必须以量为先，即城镇化道路要体现中国特色，不仅要关乎发展，更重要的是要关乎民生、乎民心。因此，在推进居民户籍制度改革过程中，切忌变相把农村土地产权也城镇化了，不能借改革之口侵害农村、农业和农村户改人员的利益，即在推进城镇化进程中，仍然要执行中央的各项惠农政策。在农地征收、整治与流转等过程中，仅要保障农村户改人员的生活水平稳中有升，最终与全市居民同步进入小康，而且还要逐年加大对农业和农村社区的投入，实现新农村建设的目标。这就从客观上要求，在户籍制度改革的同时，要同步推进农村土地产权改革。改革的原则是要保护和提升“三农”利益，保障农村户改人员对于土地的权利，实现明晰土地产权，强化土地物权的目的，即让农民充分享有土地用益物权。
2.2弱化农用地所有权，强化使用权
现行的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类似于“物权法”中讲的 “共有产权”，是几乎不能退出的“共同共有”。目前，只要讲土地是农村集体所有，那么集体的 “代表”即村干部就可能会行使自己的控制权，农民土地承包权面对集体所有权，显得十分脆弱。因此，必须改变这种局面，使“共同共有产权”的适用范围减少到最低限度。户籍制度改革后，土地关系的调处可以逐步实现社会化、法制化，避免由少数村干部说了算，即使有了土地纠纷 当事
人也能通过仲裁机构或者法院解决问题，行政村或农村社区干部只管居民授权的公共事务。改革后，现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归属不变，仍可以长久享用，可以抵押和继承； 运用规划规定土地用途，制约产权，实行农地农用； 运用法律和政策，完善流转机制，设定必须流转、有条件流转、自愿流转和不流转的条件，规定受益标准和受益方式； 采取土地整治手段，逐步实现土地集中经营，居民集中生活，为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建立平台，为城镇化发展奠定基础。
2.3建立城乡统筹的土地市场，杜绝走低成本的城镇化道路
改革开放至今，我国基本上走的是“土地依赖路径”的城镇化之路，不仅导致房屋价格持续上涨，用地规模不断扩大，而且依靠行政措施低价征收土地。大量低成本征地拆迁，使得很多农民既无法融入城市生活，又回归不到原来的农村。因此，低成本的城镇化道路是不可持续的。农村闲置住房和宅基地确实是巨大的资产浪费，必须充分利用。但不能以“加速城镇化进程”为幌子、以建设工业园区为名，以获取土地出让收入及相关税费为目的，用行政手段大搞 “整村推进”的“灭村运动”，低价攫取农村宅基地进行扩城、造城。因此，要改进“整村推进”的土地整治模式，推进宅基地上市改革，为构建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提供方法和途径。构建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就是要实现国有土地与集体土地的权利平等。也就是说，农村可以跟城镇一样，依据规划，利用其所拥有的建设用地，依法建立土地市场。
2.3.1 建立农村宅基地储备制度
农村宅基地储备制度主要是用于管理农村宅基地。在现有法律框架下，主要由村集体自主管理和实行，土地收益也主要由集体通过民主决策，自行支配，主要用于新农村建设、安置农民和村庄建设。实际运作中，可以行政村或农村社区为单位设立宅基地备中心，负责本集体宅基地的收回、整治、出让、出租、分配等。
2.3.2 城镇建设用地允许通过市场运作获得“增减挂”指标
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城镇化率刚过50%，即正是建设用地需求高峰期，不可能通过城镇内部挖潜来解决大量农业转移人口建房用地问题，唯有通过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尤其是宅基地整治，采用 “增减挂” 的方式来解决。但是，“增减挂”不能采用现行的模式，一亩地补助几万元钱了事。“增减挂”的所有指标，必须通过市场，由宅基地储备中心通过 “招拍挂”统一供给，不仅可杜绝走低成本的城镇化之路，逼使城镇走集约化发展之路，而且保障了宅基地出让金大部分回归农村，用于新农村建设。
2.3.3 尝试城乡互动的购房制度
城镇化要与实现城乡一体化互动，既然居民可以自由地购买城镇住房，那么，就应该允许居民购买储备的农村宅基地，以吸引企业下乡投资农业，发展农业产业化，动富余农村劳动力就业。
2.4划定土地利用“缓冲区”，制定与城镇化发展相适应的土地配置政策
2.4.1划定城镇建设与耕地补充“缓冲区”
“缓冲区”就是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指导下，划定城镇建设范围和建设时序以及耕地补充范围和补充时序，并严格规定补充耕地质量。在“缓冲区”内，要做到耕地占补的空间
平衡，但时间上不一定同步，可通过设定“缓冲期”规定时序。要严格监控规划的实施和落实情况，在“缓冲期”内实现 “缓冲区”耕地占补平衡的，均视为“先补后占”。缓冲期的长短，应根据“非农业人口增加引起的农村宅基地退耕滞后于城镇建设用地扩张时间”来定，起始可长一点，越往后可逐年缩短，直至最后真正实现先补后占。
2.4.2创新土地配置政策，支撑城镇化发展
城镇化必须要有产业支撑。因此，对于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农贸市场等涉农建设用地，应给予优惠的土地配置和扶持政策。具体可出台鼓励有条件的企业面向农村经营农业的有关政策。如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所占土地允许其通过宅基地整治进行置换，实行“规模控制，内部调剂”。该企业可以通过租赁、入股等方式，把农民承包的土地组织起来，进行统一规划、统一整理、统一经营、统一管理等，形成农业产业化的原料生产基地。属于整治新增的耕地，通过国土部门认定，纳入基本农田保护范围，部分可以折算成建设用地指标，有集体掌控，给企业补偿，不允许企业自己用作占补平衡指标。企业建厂房占用的耕地，必须通过“缓冲区”的宅基地整治来完成占补任务。企业也可以通过市场获取建设用地。3新型城镇化的建设模式与路径
3.1推进农村财产确权化和资本化
在农村“双层经营体制”下，农村自治组织既是一个政治组织，也是一个经济组织，村集体成员以“成员权”获取集体共有的土地资产、集体积累资产。从产权角度，如图三所示，农村财产主要包括承包土地使用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集体积累财产，其中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包括宅基地使用权和乡镇企业、乡镇公路等非农业建设用地。目前，农村土地财产、集体积累财产均为农村集体所有，村民作为一个整体行使所有权，单个农民行使耕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为从根本上推动“人口城市化”，应首先将农村集体资产，包括耕地、宅基地和集体财产均确权到个体农户，采取合作社、股份制经营模式，通过流转市场，在保障农民财产权利的前提下，实现农村资产的资本化。鉴于土地资产和集体财产性质不同，对于土地资产，可通过年限设定退出机制，在农民户口迁进城后的若干年保持承包地使用权，比如 30 年或终老；对于集体积累财产，则应该赋予农民永久的所有权，可以继承、转让，将其与农民绑定，而不是与成员权或农村户籍绑定。本着缩小城乡差距、保护农民利益的角度，应厘清农村户口享有的权益和承担的责任，为农民的市民化扫清“离乡”的困境。
3.2推进完全的城镇化建设
城镇化包括人口的城镇化、土地的城镇化和工业的城镇化。改革开放以来，在“土地财政”的推动下，我国土地城镇化水平迅速提高，城区面积迅速扩大。在行政主导下，工业城镇化进度缓慢，城市工业发展滞后，甚至出现城市产业空心化现象。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约束下，城市为减少自身财政负担，实施农民市民化的动力不足，导致人口的城镇化较慢，大量农民工在城市工作，却难以享受城市的各项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为此，必须综合采取措施，为农民的市民化扫清“进城”的障碍。
3.3促进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
城市按照规模可以划分为大、中、小三种，但大、中、小三类城市，除了人口规模有差异之外，产业结构、要素禀赋、资源优势、行政层级也各不相同，应在定位清晰的前提下，实现大中小城市及其农村城镇的协调发展。为此，通过充分利用现代的通讯设施和交通设施，以“城市群”为规划单元，突破城市的行政区划限制，明确不同城市的定位，在城市群内部应建立一体化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实现人才的自由流动，并充分发挥不同城市的优势，共同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产业结构的升级。此外，大中小城市及小城镇的行政隶属关系，不应成为税收、建设用地等要素资源层层截留、由下而上的转移机制，而应成为不同层级城市之间的协调机构和规划机构。结论
土地产权问题对城镇化进程息息相关，认识到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变革和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并且找到破除城镇化发展的体制障碍的方法至关重要。政府应当以民生改善为根本目的，必须以质量为先，即城镇化道路要体现中国特色，不仅要关乎发展，更重要的是要关乎民生、关乎民心。除此以外，我们还应用科学发展的眼光看待城镇化。了解先进的城镇化发展模式，争取早日实现全面城镇化这一宏伟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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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中国城镇化与农村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初探范文
中国城镇化与农村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初探
中国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109年间，一直处于西方列强欺压、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国破家亡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状态，基本上是一个农业国，没有自己的工业。在这样的背景下根本谈不上发展与城镇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人民才真正在世界上站起来，这也才有了发展经济和推进城镇化的环境与条件。因此，研究城镇化与农村土地就必须先梳理历史，用创新思维来提出新思路。
一、建国后城镇化发展的几个阶段
（一）1949年～1957年为正常发展阶段
在此期间，国家经过3年经济恢复，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并开始实施156项工程建设。城镇化率从1949年的10.6%发展到1957年的15.4%，8年平均年增长0.6%，城镇化的增长与经济增长基本上是协调的。工业化带动了城镇化，城市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是推动城镇化的动力。
（二）1958年～1978年为非正常发展阶段
中国城镇化与农村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研究
“大跃进”与“三年自然灾害”使中国经济发展陷入困境，城镇化进程严重受阻。1960年起开始动员从农村进城的人口还乡，到1962年有近5000万人重新回到农村，城镇化进入停滞与缓慢发展期。1958年～1978年的21年，城镇化率从15.4%仅增长到1978年的17.8%，平均年增长0.12%，这是中国历史上城镇化率增长最低的时期。
（三）1979年～2000年为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
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7.9%增长到2000年的36%，22年增长了22个百分点，平均每年增长1.05%，可称为快速增长时期。不仅城市规模扩大明显（一般在50%以上），城市数量也从原来不足200个发展到600多个，小城镇达2万个。城市经济总量大幅提高，城市经济占宏观经济总量的65%以上，城市经济已成为区域经济增长的基础和动力。2000年底，城市发展政策做了适当调整，从1980年初期的“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适度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24字方针，调整为“以大城市为中心，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并发展城市群和城市带”的城镇发展政策，并把“城市化”改为“城镇化”。城市发展政策的调整为城镇化的高速发展奠定了政策基础。
（四）2001年～2011年为城镇化高速发展阶段
城镇化率从20世纪末的36.1%增长到2011年的50%，净增长13.9个百分点，平均年增长1.39个百分点，比快速增长时期的年均1.05个百分点高出0.3个百分点。这种高速度符合国际经验当城镇化率达到30%时就进入快速发展时期的验证，另外这也是中国积极追求GDP“内推外拉”的结果。然而，由于中国国情与发达国家不同，人地矛盾突出，在高速推进城镇化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问题。尤其是城镇化粗放型扩张的同时，占用了大量耕地，直接影响了粮食安全。在高速城镇化过程中，旧城改造、房地产业无序发展以及高房价等问题，也引起了许多社会矛盾和问题。
二、在快速推进城镇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快速发展的城镇化以及高速公路、高铁和公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成为GDP增长的动力和区域发展的源泉。目前，城市经济占宏观经济总量的70%以上，科技力量的90%、税收的85%都集中在城市，推进城镇化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作用不可否认，但是快速推进的城镇化也产生了一系列需要认真解决的问题。
（一）城镇规划的无限扩张占用了大量耕地，超出自身的承载能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现过3次大的“圈地运动”。第一次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圈大院”大办乡镇企业。期间颁布了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并成立了国家土地管理局。第二次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出现了大办开发区和房地产开发浪潮，一
年圈掉耕地7800平方公里。1993年，中央实行宏观调控，海南、北海和惠州的房地产泡沫破裂。1994年实现软着陆。第三次是2003年的招商引资大办开发区，中央又实行了宏观调控。到2005年耕地出现危机，中央划出18亿亩耕地红线，之后“小产权房”和“以租代征”的出现冲击了18亿亩耕地红线，人地矛盾已发展到临界点。
城镇规模的扩张，是除高速公路、高铁等公共交通用地之外的重点，改革开放初期至今，一般城市规模都扩张了6倍～10倍，有的县城超过了20倍。宽马路、大广场成为一些县城的时尚，其利用率低下。改革开放至今，耕地的占用导致无地和少地农民达2.5亿人。不少农民陷入种田无地、就业无岗、低保无份的境地，利益分配的巨大失衡，使得农民在城镇化中生存权利被剥夺的失落感强烈。这是涉及子孙后代生产、生活的大问题，必须引起足够重视。在我国人地矛盾突出的背景下，城镇人均用地达133平方米，超过发展中国家83.3平方米、发达国家82.4平方米的标准，严重脱离中国国情。当前中国出现的这种城镇化的竞争、攀比和大规划、大圈地、贪大求洋的发展模式，不适合中国的需要，也不符合中国国情，可以说，这种畸形城镇化（尤其是一些县城），如不及时得到有效遏制，不仅会超出资源的供给能力，还会导致中国未来的长期动荡。
（二）城镇化过程中产生的人口二元化结构导致社会矛盾加大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形成了两种相向运动：一方面，城市中心的原居民不断向外搬迁，而他们的祖居地不断被外来的暴发户、官员及精英所取代；另一方面，外来打工的农民工随着经济发展而不断涌入城市。在外来人口中，除少数高学历者能入户籍、融合在城市居民中外，多数人属于“候鸟式的农民工”，享受不到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以北京为例，目前总人口达2500万，有半数以上属于无户籍人员，这些外来打工人员的家庭面临着诸如孩子上学、看病等现实问题。这种“内外两张皮”的城市人口结构导致社会矛盾不断加大。在城市里，原国有企业的下岗职工现在仅拿着政府的最低生活标准保障（每月1500元之内）的大约还有几千万人，加上几亿外来农民工，以及占总人口约10%拿着较低养老金（每月2000元左右）的退休人员，这3种人面对大城市里的高房价、高价养老院、高价保姆费等现实局面只能叹息！但与此同时，为什么这些天价收费项目还满足不了需求？说明在城市里贫富差距的两极分化已非常严重。人们不禁要问：这种“少数人巨富，多数人贫困”的社会如何走向和谐？应该说，这种畸形的社会结构潜伏着巨大的社会风险。
（三）旧城改造中暴露出来的问题
城市发展无非有两种途径：一是通过新区开发求发展，推进城市规模扩大；二是旧城改造以提高容积率求发展。这本来是很正常的，但近年来很多旧城改造的案例都伴随着土地财政和商业利益驱动的影子，这就使旧城改造偏离了方向。旧城改造中出现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
一是历史文脉未得到延续。不少城市在“大规模”激进式的旧城改造中对原有的历史文化和业态毫无保留，非但割裂了对历史的传承，也破坏了原来已形成的“三气”（即人气、文气、生气），破坏了原来商业的发展业态。保护历史文化街区，不仅是把建筑的“壳”保留下来，还要呈现独特的生活业态，这是对历史的尊重与传承。
二是在旧城改造中，原居民未得到公平合理的补偿，导致群体事件不断发生，甚至发生自焚事件，其社会影响很坏。这其中有不少是由于开发商只顾追求自身利益，不顾百姓的生存和发展而导致的。有些地方政府出于经济发展、土地财政及税收等方面的考虑，并未严格执行相关法规与规划，被开发商牵着走。
三是原城市中心居民被边缘化。一些城市在“高规格、大手笔、做大做强”的思想指导下大拆大建，使原来居住在市中心的大量普通工人和市民被边缘化，迫使这些人退出市中心移居到郊区。大量被边缘化的群体面临生存困境，这将加剧社会内部矛盾与冲突，应引起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四）在城镇化过程中出现了两个不均衡和空间布局不合理的现象
第一个不均衡是在加快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人口过多地集中在少数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如北京、上海、深圳及天津等，这些城市进入21世纪后，人口都以20%以上的速度增长，而中小城市人口增长缓慢，大中小城市人口不能均衡地增长。第二个不均衡是东中西部经济发展与人口增长不均衡，目前东部地区的城镇化率已达65%，而中西部有的地区只有30%～40%。中央已注意到这个问题，因此近几年加大了中西部发展和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政策开始向中西部倾斜。中西部不仅城镇化率较低，而且中小城镇发展也不足，尤其是西部地区，中国目前存在大城市爆满和中小城市发展不足的问题。
解决城镇化过程中土地改革问题的几点建议
一.农地产权的还权赋能
首先需要指出，所谓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是不完全的。其一，它不能够自由转让，一个集体对其财产是买还是卖，是增加还是减少，应该有完全的决定权。目前集体土地所有权根本不可能在经济上实现。从内部来说，集体土地已经无偿地交给了农民使用，这是从内部对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一个否定。从外部来说，国家对非公益性的用地，也要强行征收，这是从外部对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一种否定。这两个否定就造成了恩格斯所说的，当一个土地所有权不能在经济上实现即带来地租时，这种所有权事实上是被废除的。其二，现行的集体土地所有权与稳定家庭承包关系是矛盾的。既然每一个所有制成员一出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集体所有制成员，那就应当获得一份土地。而土地分完以后再进行调整，又违反《土地承包法》。《土地承包法》说要保持长久不变，任何组织不得改变承包这种关系，包括集体所有权人本身都不能够改变。这里显然又出现了互相矛盾的规定。其三，集体土地的使用权不能够自由转让，它只能在集体所有制内部转让，不能转让给集体所有制以外的成员。而国有企业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可以随意转让。这就是所谓同地不同权。其四，集体土地所有权分成三个层次：即乡镇、集体、村民小组。那么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是否互相包容，是否涵盖？个人与小组是否能够享受村集体的？村集体的是否能够享受乡镇政府的？没有办法确定。最后，是宅基地的集体所有权与房屋私有权之间的相互矛盾，对此，下文将会述及。笔者认为，这个“还权”应该还到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赋予农民的土地所有权。从1954年开始到1982年这28年中，我国的《宪法》一直没有否定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如果我们把土地的所有权交给农民，首先宅基地可以率先实行农户所有，进而就是承包地，至于农村的集体建设用地，公益性的继续实行集体所有，非公益性的可以按户均分，分到每个人头上，这是完全的还权赋能。我认为这里肯定会引发人们对土地私有的担忧。
其一，有人说土地私有会导致土地兼并，失去土地的农民会失去社会保障。首先，土地兼并并不可怕，城市产业都有土地兼并。至于农民的社会保障，当年我们之所以没给农民建立社会保障，据说是因为农民有土地，现在我们又以担心农民失去社会保障为理由，不让农民真正获得土地。
其二，有人担心土地私有会导致大量失地农民涌入城市，从而增加城市的就业压力。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一直有人庆幸，幸好我国农村土地没有私有，否则那2500万农民回到家乡怎么办呢？但恰恰是我们的城市化没有进行彻底，进城的农民并没有真正变成市民，他们召之即来，挥之即去，才有了现在2500万农民回乡，这与土地私有没有什么关系。而且，在整个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到本世纪中期，整个城市要增加7亿多人口。按一半的劳动力就是4－5亿，4－5亿的劳动力只能在城市安排就业，在农村只有失业。如果在城市解决不了这些人的就业，中国也就没有希望了。所有发达国家都走了这条路，没听说农村能够自己吸纳剩余劳动力的。
其三，有人担心土地私有会导致大量耕地流失。在30年改革开放中，在公有制条件下，3亿多亩耕地不就流失了吗？这和土地产权没有直接的关系。国家粮食安全是由土地使用制
度即用途管制决定的，跟土地所有制无关。至于有人说土地私有会导致农民流离失所，这主要是指宅基地。即使城市周边出现大量贫民窟也不可怕，贫民窟增加，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政府没有提供大量的廉租房。
其四，有人担心土地私有会产生大地主。多大的地主算大地主，后面我们讲土地经营规模时再说。城市里可以有大资本家，我们为什么要担心农村出现大地主呢？
其五，有人担心，土地私有会导致征地成本提高。我认为，这种征地成本的提高恰恰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所需要的。原来那种低价征地是不可持续的，我们没有那么多廉价的土地供地方政府去征收。只有土地成本提高了，使土地的征地成本真实反映土地的价值，土地的集约和节约使用才能真正实现。
其六，有人担心宅基地流转会导致农民失去住所，尤其是城市居民到农村购房建房。我觉得只要符合规划没有什么不可以。为什么我们现在土地的供给这么单一，全国人民都被房地产商绑架，为什么不能让农民自己建房，让城市居民自己建房呢？只要符合城市规划和城乡统筹规划，就应该允许。
其七，有人担心农地私有会否定农村集体所有制。我们通过调查，更进一步证实农村本来已经没有多少集体所有制了。绝大多数乡镇企业都已经改制了。否定一个本来不存在的东西，这种担心恐怕是不必要的。最后，有人认为土地私有会违背《宪法》。确实是会违背现在的《宪法》，但是《宪法》是可以改变的。
二.增减挂钩与土地增值分配
这涉及到所谓平等和公平问题。目前重庆和成都市都在试行增减挂钩。周其仁教授对重庆所做的调研报告里特别强调增减挂钩实现的基础是土地级差地租。但是必须指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地租理论，以及任何其他地租理论，地租是土地所有权在经济上的实现，不管是级差地租还是绝对地租，它一定是归土地所有者所有。当然，级差地租II在租期内可以归土地使用者。如果看着城市周边地区的农民富起来，你觉得不公平，所以，你想把集体土地变为国有土地，然后由你获得地租。但是在这个改变过程当中，必须对农民，对土地私有者支付等价。
但是在没有把土地收归国有之前，级差地租一定要归原来的土地所有者，要归农民所有。而现在的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实际上是将城市周边较优等土地的部分或大部分级差收益，由政府拿走了，其中只有少部分，比如说成都每亩拿出15万，转给偏远的地区，就是增减挂钩。
如何看待这样一种土地增值分配呢？土地收益的分配到底公不公平？如果我们国家根本不存在保护耕地的问题，当然也不必要实行增减挂钩，只要符合规划，城市建设需要农村的土地，只要申请就可以将其变成建设用地，不必要实行增减挂钩。这样一来，土地的级差收益，当然应该完全归优等地的所有者。劣等地没有级差收益。
在目前这种情况下，一方面实行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另一方面又实行增减挂钩。但增减挂钩不必通过国家的征地方式来实现。偏远地区的劣等地所有者可以通过市场与城市周边优等地的所有者交换建设用地指标。他把建设用地指标交换给城市周边的优等土地所有者，他们之间可以讨价还价来确定指标的价格。现在政府还是通过征地方式推行增减挂钩，不一定合理。至于落后的偏远农区与城市周边农区之间的差别，应该通过适当的财政转移支付来缩小，而不宜采取直接的“平调”，政府更不应该在“增减挂钩”中占有本属于农民的土地增值收益。
三.农民进城和农地的退出机制
随着城市化进程推进，大量农民进城，甚至从历史上看，许多党政干部和大学毕业生原来都是从农村来的，他们中还有很多人仍然保留着农村承包地和宅基地。这一方面造成土地资源浪费和建设用地扩大，另一方面他们的土地权益也不能得到实现。
第一个退出机制：将承包地和宅基地私有。私有之后，已经进城落户的农民，包括党政干部和大学生，完全可以通过市场转让其承包权和宅基地使用权，从中得到一笔补偿，由此切断他和农村土地的联系。
第二个退出机制：可以不改变所有制，在现行的法律下，强化承包地和宅基地的物权属性，允许其转让继承和抵押。这样，进城落户的农民，就可以在有偿转让其承包地和宅基地使用权的同时，放弃集体所有制成员的身份。因为那个农地承包权和宅基地使用权，其实已经相当于所有权了，其全部权益都在承包权和使用权中体现出来了，放弃了农地承包权和宅基地使用权，最终也就放弃了集体所有者的身份。
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在统筹城乡发展过程中，与其着眼于建设新农村，不如致力于加快城市化进程，实现农村土地的适度规模经营。到底什么叫适度规模经营？我们了解到的农业部的标准，平原地区每个劳动力平均20亩就可以达到经营规模适度，后来针对山区调整为每个劳动力平均5亩就可以了。什么叫适度规模经营呢？从另一个标准说，至少要保证从农业生产得到的收入，不低于进城务工的收入。这意味着一个劳动力应该至少耕种10亩以上的土地。按照这个标准，一户如果有3个劳动力，就应该户均30亩。如果到本世纪中期，我国的城市化水平达到75%（这并不是很高的标准），那时候农村人口仍然高达4亿。按照人口和劳动力1：0．66的比例，那时农村的劳动力仍然还有2．64亿人口。而即使按照我们现在的生产力水平（别说再过40年），耕种18亿亩耕地，有1．7亿的劳动力就够了。因此，40年之后，农村仍然还有9400万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所以，适度规模这个标准定得过低，可能会人为地减轻我们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压力。
五.城乡宅基地同地同权同价
1954年的《宪法》和1958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都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有居住和迁徙的自由。虽然后来的《宪法》没有写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居住和迁徙的自由，但是也没有禁止公民有居住和迁徙的自由。既然没有禁止，公民还是应该有居住和迁徙的自由。可是我们现在只允许把农民的房子卖给本集体所有制成员，禁止城镇居民到农村买房或购买宅基地建房。这一方面限制了居民居住和迁徙的自由，另一方面也违反了农村居民一户一宅的规定，不允许卖给城市居民，但允许卖给农村居民，这样一户不就有了两宅？
城市居民使用廉价的征自农民的土地，可以一户多宅，甚至有豪宅别墅，为什么农村居民在自己的土地上却只能一户一宅？这不是明显的身份歧视吗？小产权的买卖屡禁不止，其实既是农民对城乡二元土地产权的积极抵制，也是我们城市居民面对城市住房价格居高不下的一种无奈选择。谁愿意去买小产权房？离得远，没有法律保障，不能再交易，那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对农民宅基地产权的限制，实际上阻碍了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实现，不符合中共十六大、十七大的精神，同时也堵塞了农民融资的渠道。
有人认为，限制农民宅基地流转是为了保护农民的利益，显然，这即使不是醉翁之意，至少也是替古人担忧。怎么会是保护农民的利益呢？农民把自己的小产权房卖给城镇居民，可以得到两倍、三倍的收入，卖给本村的居民或者没有人买，就是买的话也是出低价，这到底是保护农民利益还是损害农民利益呢？建议赋予农民宅基地和城市宅基地同等的权利，允许农民宅基地使用权在不同所有制成员之间以及城乡居民之间转让。能不能突破一户一宅 的限制呢？我认为在确保耕地面积不减的情况下，应该允许农民在通过旧村合并、整治节省出的建设用地上兴建第二套住房，包括改善性的和商品性的。拥有两处以上的住房，当然就可以进行抵押，事实上，现在很多地方的农民已经有了两套以上的住房。退一步讲，就算只有一套住房，农民应该有抵押的权利，至于银行接不接受，那是银行的事。我们城市居民绝大多数都是一套住房，为什么城市居民一套住房就可以抵押，而农村居民一套住房就不能抵
押呢？
六.粮食安全保障与责任分摊
粮食安全和保护耕地本来是一个公共品，涉及的是公共利益，因此它的成本应该由全社会共同承担。如果从制度上限制农地转用，就应该从政策上保证种粮的农民不低于土地转用后的收益。因此我们建议不仅要对新增建设用地征收耕地占用税，而且要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所有占用的耕地，都要征收耕地占用税。由此形成耕地保护基金，用这个基金的收益，按照比例补贴给承担了耕地保护的地区和农民。总之，既然民以食为天，既然粮食安全如此重要，就应该让种粮农民的收入不低于从事其他产业和职业所获得的收入。只有这样，保护耕地和粮食安全的目标与粮农致富的目标才能一致。
第三篇：Cegecsn论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与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
Time will pierce the surface or youth, will be on the beauty of the ditch dug a shallow groove;Jane will eat rare!A born beauty, anything to escape his sickle sweep
.--Shakespeare
论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与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
农村土地制度是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基石，而人口持续增长下的农地利用和保护，是农村乃至整个社会稳定的前提。从此入手，理顺土地经济关系，才能为农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服务。
近期，《新华日报》公布了《江苏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办法》，在全国各省份中以政府规章出台土地流转办法尚属首次，标志着土地流转逐步进入法制化轨道。当然，要彻底解决好土地流转问题，最终还需要从产权制度改革入手，本文就此作点探讨。
1.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设想
目前，农村产权制度存在着许多值得检讨的问题。如农村土地所有制实行三级所有，但所有权的主体模糊，乡镇集体所有权无法体现，村民小组又没有独立法人资格，所有权往往被村集体组织行使；而且所有权主体的虚臵常使土地公有变成某些人所有 11 《新华日报》2004。1。16，A2版。
或无主所有。如何明晰土地所有权关系，是解决土地问题的关键。
1.1改良土地所有权的三级所有
按照1962年《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简称农业六十条）规定，农村土地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这导致了现实中权益主体的模糊和土地产权权能的淡化，由此产生若干被合法化的对农村土地产权的侵权行为。如国家建设征地和乡镇集体建设用地经常出现对原土地所有者不作合理补偿，任意扩大所有权范围的行为；对村民小组土地的“一平二调”现象时有发生；村民小组土地所有权在目前法律文件中无法体现，不能成为完整的土地所有者；农民的承包经营权也得不到稳定保证。因此我们需要明晰所有权主体，理顺土地产权关系，使所有权能在经济上实现并得到真正的法律保障。对此个人设想如下：
1.1.1取消土地乡镇集体所有
首先是乡镇集体所有的非农用地国有化。如果是历史原因形成的乡镇所有或对原所有人已作补偿的，直接国有化；如果是新调用的土地，所有权退还原所有人或通过征用变为国有。其次如果现实中存在少量的乡镇所有的农地，则有两种处臵办法，一是转为国营的农场、科研试验田、蔬菜生产基地；二是已规划为建设用地的，在暂不改变农地用途的前提下转为国有，未规划为建设用地的，也可与村民小组集体所有的被规划为建设用地的农地臵换，然后国有化。乡镇土地国有后的建设用地使用权由使用人取得；农地使用权归乡镇政府，可由单位和个人承包经营，不得
擅自转用。将乡镇土地国有化的理由是：（1）从合作化的过程和结果来看，农村仍然是“队为基础”，即农村土地应主要归组有，而不是村有或乡有。1978年我国由生产队核算的约占95.9%，由大队核算的约占3%，由公社核算的约占1.1%。目前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土地的归属和发包仍是以生产小队为基础的。（2）乡有土地实际主体虚臵，无明确的所有权代表，也难以确定，将其国有化也无须征用补偿，只需直接确权。（3）乡有土地主要为集镇的非农用地，实行国有化不影响农地的保护，也有利于集镇存量土地的合理利用和流转，少量农地也可进行臵换处理。（4）统一了建制镇和乡集镇的土地所有权构成，理顺与农村土地关系，避免对土地的平调现象。
将乡镇所有的土地国有化与周诚教授曾提出的城郊结合部农地国有化不一样。后者是从农地区位角度将部分集体土地国有化，本文则是从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的差异来分析宜国有化的类型。
1.1.2明晰村集体和村民小组集体土地所有权范围 对于同一行政村来说，如果未设村民小组，则土地全部归村集体所有；如果设两个以上的村民小组，则农地一般由村民小组所有，可能存在少量林地、荒地、水面等属村集体所有，而农村公益事业和公共设施用地一般都由村集体所有。为此可将村集体所有的土地主要限于农村公益事业和公共设施用地（含道路和大中型水利设施用地）以及宅基地，便于统一规划、集中建设、统一管理；农民经营的农地以及荒地、养殖水面等明确由村民小组集体所有；村办企业用地因涉及土地所有权收益的分配，可规定已经归村集体所有的仍归其所有，否则确权给村民小组集体所有。另外，村民小组合作组织是独立的经济核算单位，应在法律上明确其法人资格，保证其独立行使所有权。这里的主要思路是依据土地用途明晰产权主体。
1.2将集体所有权份额化
集体组织的农民都是土地所有权的代表，应拥有土地所有权的一个份额。不论他是否经营土地，都享有该份额的土地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有限的处分权。如果农民不能明确拥有这名义上的份额所有权，“人人都有”就变成“无主所有”。在土地的流动和集中过程中，客观上也要求把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界定清楚，才能使所有权主体和使用权主体的行为规范，利益得到保护。因此，本人主张村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每个农民应拥有该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平均份额（以获得对公益事业和基础设施用地的占有、享用），同时拥有所属村民小组集体的土地所有权平均份额（以获得农地的使用权）。这种份额化的土地所有权应发给权利证书。并应象房屋共有权一样受到法律保护。
需说明的是，将土地所有权份额化不同于土地私有化，不是将集体所有权平均分配给农民，回归到小农经济状态。份额所有权只表示在法律上集体成员是公共所有权的一分子，不是一种完全的物权，要受到土地最终所有权的限制，没有独立的处分权，不能转让和继承。农民离开所属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死亡、婚嫁、迁出和农转非等）后，份额权力就丧失。而且土地所有权的代表委员会也可决定几年对分配份额作一次调整（不是具体地块的调整，只是权属证书的变更）。所有权份额化的主要目的是防止在农地发包中对农民的承包经营权的随意剥夺收回和调整，也防止土地征用中对农民的侵权行为和补偿纠纷，鼓励农民对公益事业和公共设施的投入和管理，增强其主人翁责任感。
集体土地被征用有三种可能：一是不安臵农业人口，由集体作为所有权主体受偿，并对经济组织内的土地重新分配份额，所有权份额减少的农民都是间接受偿（或受益）人；二是安臵部分人口，这部分农转非者的所有权份额因受偿而国有化，也失去对其它农地的使用权，其余人的所有权份额大小不变；三是征地撤组，全部土地国有化，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主体和农民的份额一起受偿而消失。这三种情况下，农民的所有权都可以份额形式在经济上得到实现，权益不会受到侵犯。
2.实行土地股份承包制
在土地使用制度上，目前的土地承包制虽通过承包期的延长克服了短期经营行为，30年不变也增强了农民的安全感。但是,由于地块分割零碎，基础设施和农业机械无法共同利用，不利于农业产业化和适度规模经营；农村人地关系的不断变化，使得承包的土地数量要经常调整；土地转包行为很不规范；土地质量分配差异和土地利用方向不同引起的收入不均也难以解决,最根本 的是土地流转难以规范有序。
《江苏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办法》的核心思想是：
一、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入股或者其他方式流转，逐步建立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有形市场。
二、流转原则：（—）平等协商、自愿、有偿，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强迫或者阻碍承包方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
（二）不得改变土地所有权的性质和土地的农业用途；
（三）流转的期限不得超过承包期的剩余期限；
（四）受让方须有农业经营能力；
（五）在同等条件下，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优先权。并鼓励农民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加快农业结构调整，发展规模经营。
三、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转包费、租金、转让费等，应当本着实事求是、互惠互利、平等协商的原则确定，可以是现金，可以是以实物计价、货币兑现，也可以是粮食等农产品或者双方议定的其他物品，对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的，应当采取保底分红的方式。对流转期限超过3年的±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价格的确定，应当考虑价格变化因素和承包方的土地改造投入因素，分年段确定补偿标准。流转的收益归承包方所有，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擅自截留、扣缴。除不超过1年的委托代耕外，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的，当事人双方应当签订书面合同。
该《办法》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土地无法流转或私下流转问题，但仍然是一种被动的引导，对农户的零星行为加以规范，而不是从根本制度上解决承包制带来的各种土地利用问题。
在土地使用制度改革上，笔者主张在不改变农村土地所有制和集体与农户承包关系的前提下，实行土地股份承包制。即土地所有权仍归集体，土地承包权股份化，土地经营权从承包权中分离，归合股的联营实体。具体作法如下：
1．将全部土地按用途分类，同一用途的土地再分等定级。同一用途、相同或相似质量的土地承包权进行股份平均，避免资源分配不公带来收入不均。
2．将全部定购任务和农业税分摊到经过折算的各类土地中，然后利用级差倍数计算出各级土地实际分摊到的数额，即承包各级土地必须支付的事物地租，就是该级土地的承包权总股份。
3．农民凭其所有权份额可从集体组织获得平均分配的某地块土地承包权股份（一级市场），但必须象签订国有土地出让合同一样签订土地承包合同。
股份分配应考虑规划人口。期末人口大于现状的，按规划人口分配，多出的土地作为“机动地”，由土地所有者决定临时承包经营者；期末人口小于或等于现状人口的，暂按现状人口分配，以后再适时调整。
4．农民可以将承包股权（土地使用权）转让（二级市场），也可只转让土地经营权（三级市场）。土地使用权（承包权）以
股份形式稳定下来后，经营权可从中分离，土地的流转变为经营权的自由流动，实现劳动力与土地资源的合理组合。农户可将承包权合股组成松散经济联合（董事局），共同经营（合伙农场），也可委托种植专业队（公司）经营。
5．土地股份与地块没有对应关系，股权的转让不产生地块的调整。某户同时拥有耕地、渔塘、果园等地类的股份，但可只选择经营其中一种（如养鱼），将其它土地股份与他人联合，委托经营，也可将全部或部分承包权股份转让。
为能实现经营规模的适度扩大，联合经营的农户土地应集中连片；保持家庭经营格局的农户，可在土地地力评定基础上，经臵换调整出独立经营的地块。
6．村集体或村民小组集体兴办的企业用地以及规划为企业用地的土地，也按上述办法将建设用地使用权股份分配，但经营权归企业。农民将土地折价入股后，按股分红，保证得到与其它生产要素相同的平均利润；不愿入股的由用地企业给予合理补偿。如果企业被征为国有，则农民的使用权可按股受偿，经营权按投入受偿。
7．集体所有的待开发利用土地，原则上是谁开发谁受益。投资开发者经批准可取得荒地使用权，开发后的土地经营由使用权人决定。但荒地开发权的拍卖或招标应征得土地所有权主体中超过半数的代表同意，不同意的代表有优先购买权（这是份额所有权赋予的法律权力）。由农业集体经济组织自行组织开发的荒
地，可按组织内成员投资、投劳的比例确定土地使用权的股份，开发后可以联合经营，也可由使用权人商定经营者。
2004-1-17
第四篇：与对策海南企业产权制度改革过程中的问题
海南企业产权制度改革过程中的问题与对策
产权制度改革是当今中国社会的一个热门话题，也是海南省政府近年来在经济领域所从事的主要工作之一。这项工作的效果究竟如何?带着这一问题，笔者进行了一系列调查。经调查发现，海南省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存在着较多问题，为此，笔者提出了解决问题的一系列措施。
一、全省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概况
海南的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始于1988年，海口市轮胎厂于该年兼并了海口市锯木厂。1995年前，改革的主要形式是公司制改造;1996年，海口市被列入国务院确定的企业“优化资本结构”试点城市名单，破产、兼并等力度较大的企业产权改革形式成为主要形式。
(一)海南省的企业股份制改革试点起步于1991年上半年，海南省体改委根据省政府有关文件，首批批准了琼港澳、琼能源、琼民源、琼珠江、琼化纤5家规范化股份有限公司发行内部职工股票;至1995年底，全省共批准设立股份有限公司130家，股本总额达222.48亿元。从1995年下半年开始，针对股份有限公司运作中存在的问题，根据国务院的部署，海南省政府指令海南省证券管理办公室等部门花两年时间对上述130家股份有限公司按《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进行了规范和重新登记;至1997年8月，海南省证券管理办公室已基本完成了114家股份有限公司的规范工作(其中四家转为有限责任公司)，尚有16家股份有限公司未能通过规范化检查验收。通过这次规范和重新登记，夯实了股份公司股本，理顺了股份关系，健全了法人治理结构，促进了公司财务管理，初步建立了信息披露制度，增强了依法运作意识。目前，海南共有上市公司20家。
(二)海南省委、省政府十分重视国有企业改革工作。1994年4月，海南省政府出台了《海南省经济特区产权交易市场管理办法》，设立了海南省经济特区产权交易市场，并召开了海南省首届产权交易大会，揭开了海南省产权交易的帷幕，曾引起轰动的寰岛公司收购琼海罐头厂便是成功范例之一。在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取得一定成效的前提下，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海南省委、省政府决定以国有工业企业为突破口，于1996年制定了《关于深化国有工业企业改革的决定》，建立了国有工业企业改革联席会议制度;于1997年制定了《关于放开搞活海南省国有小型工业企业的若干意见》、《关于支持我省试点城市优化资本结构工作的通知》等文件。在1998年1月召开的海南省经济工作会议上，省政府确定：争取用三年左右的时间，将国有小企业全部放开搞活，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的亏损面下降到全国平均水平以下，负债率下降到合理水平，基本淘汰长期亏损企业。
至1998年初，海南省已有27家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进行了公司制改造或实施兼并，占全省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的三分之一。约有100家国有小型工业企业采取股份合作制、有限责任公司、兼并转让、破产重组、委托运营、承包或租赁经营等形式进行改组、改制，占全省国有工业企业的40%;其中，涉及产权改革重组的有70多家，约占全省国有工业企业的30%。
海口市于1996年7月被列入国务院确定的企业“优化资本结构”试点城市名单后，改革步伐更加放大。两年来，海口市共有34家企业实施了兼并、破产、减员增效工程，涉及银行债权135092万元，其中：实施破产的国有工业企业共11家，总资产48372万元人民币，总负债101040万元人民币，涉及银行债权69718万元;兼并18家，被兼并方总资产97885万元人民币，总负债98380万元人民币，涉及银行债权51038万元;减员增效5家;34家企业已批准核销呆坏帐准备金2.6亿元，盘活存量资产10多亿元。其中，海口市市属工业企业1997年完成企业兼并10户，破产3户，减员增效2户，股份合作制改制4户，盘活国有股权2户，核销银行呆坏帐准备金及减免利息18708.17万元，盘活资产存量42152万元，新增工业投入19293万元，消灭亏损户15户，消除和转移企业不良债务50823万元。1998年，海南省政府决定突出重点，集中力量，把有限的银行呆坏帐准备金核销规模集中用于解决国有大中型企业的问题，计划安排6家大中型国有工业企业兼并破产，其中，重大结构调整项目2户，破产企业2户，兼并1户，减员增效企业1户。
此外，海南省在股份合作制、产权交易、承包、租赁和委托运营等方面，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儋州春江糖厂试行股份合作制后，儋州、海口、定安等市县先后有7家国有工业企业实行了股份合作制。海南省政府多次举办工业企业产权交易活动，先后把140多家工业企业推向产权交易市场，大大推动了企业资产重组;全省国有工业企业被兼并的已有40多家，其中相当一部分是跨所有制、跨行业、跨地区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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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党国英: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现状与问题
党国英: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现状与问题
2004年，我国政府的农村土地政策的基本框架没有大的变化，但在局部上作出了较多调整，土地政策的显著特点是强调我国政府要执行世界上“最严格”的土地政策，以保护我国日益紧缺的土地资源，控制乱占和滥用土地。
本发布的一系列文件，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加大了对违反土地法律行为和行政渎
职的处罚力度，体现了实行“世界上最严格的土地管理政策”的精神。第二，确保粮食播种面积和粮食增产。第三，保护耕地，遏止非农建设占用土地日益增长的趋势。第四，在国家征用土地中和农地转移用途中，把农民利益放在重要地位。2004年出台的关于农村土地的政策，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由于我国土地制度本身有内在缺陷，加上近几年城市经济高速增长，土地资源被大量用于非农产业建设，已经严重影响到我国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土地征用的过程中，普通农民的利益受到严重侵犯，严重地影响我国农村社会的安定。
国家对经济总量平衡和结构协调的控制能力，是影响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因素，而现行土地制度则会影响国家对经济总量平衡和结构协调的控制能力。
按现行政策，农民进入城市工作和生活，其所承包的土地必须交回村集体，不再享有作为集体成员之一的那种抽象的土地所有权。这个制度使农民在进入城市以后得不到放弃土地财产权的任何补偿，农民也不愿意放弃土地，使得农民不得不选择定居农村、做工于城市的生活。这个政策规定显然不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也不利于城乡经济的统筹协调发展。这个由政策导向所产生的结果，造成了深刻的国民经济的结构性缺陷，极大地约束了国家对经济总量平衡和结构协调的控制能力。
首先，在现行土地制度及其关联作用的约束下，破坏了劳资关系的某种可能的平衡，给政府调节企业行为增加了困难。从资本方面看，一个国家的城市经济部门中一半左右的劳动力不是居住在就业点附近，而是不稳定地在大的地域范围里流动，无疑会给城市工商企业的发展增加风险。工商企业因此难以制定用工计划，也难以执行定货合同。2004年上半年出现的“民工荒”已经显示出这方面的后果。企业经营本来要面对产品价格变动的风险、资金运用的风险和各种竞争所产生的风险，现在平添劳动力供应的风险，这自然给国家使用传统手段调节经济增加了困难。从劳动力方面看，目前的制度也不利于公正的劳资关系的建立，不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本来，决定劳动力流动方向的主要因素是地区间的平均收益水平，而目前的制度结构使得土地远期收益以及劳动者流动成本也成为决定劳动力流动的因素。后两个因素很难成为政府调节劳动力区域布局的手段，这便增加了政府调节劳动力市场的难度。
其次，现行土地制度给国民经济总量平衡的调节增加了困难。农民工进城就业，本来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占有了城市的就业岗位，同时也带来了消费的市场，从这个意义上说，不存在农民工与城里人“抢饭碗”的问题。但是，我国的农民工往往在城里扮演生产者角色，在乡里扮演消费者的角色。在这里，“萨伊定律”（供应等于需求）的作用被打了折扣。这种情形导致两方面的效率损失。一方面，在宏观上，因为存在收入的转移，城市经济部门的总量均衡状态为总供给大于总需求，而农村经济部门表现为总需求大于总供给。产生“事后均衡”的途径是物价变动。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县以下的物价水平常常高于大城市的物价水平。另一方面，在微观方面，这种情况又导致农民作为消费者的福利损失，农民是高昂物价的直接承受者，这种状况同样增加了政府对宏观经济实行调控的难度。
再次，土地制度的缺陷及其关联作用还压缩了我国市场，产生了“资本过剩”与“劳动过剩”一并存在的深刻的结构性问题。因为劳动者的利益保护的困难，使得我国廉价加工业品包含了制度性因素产生的成本“节约”，为国外市场保护主义者所诟病。同时，因为我们并不熟悉国际市场，而国内市场在低工资之下变得狭小，这就造成了“资本过剩”（表现为利率低）与“劳动过剩”一并存在的结构性问题。这个结构性问题加深了我国经济的二元结构的矛盾，同样给政府的宏观政策实施带来了困难。
综上所述，可以认为，因为土地制度缺陷所产生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政府对宏观经济调控的能力受到削弱，并会对农业经济结构的调整发生不利影响。
土地制度改革对于农民收入有很大的增收潜力。改革的方向有二：一是进一步确立农民的土地财产权，给发展适度的农业规模经营创造基础；二是在土地转让中保障农民的利益，给农民合理的补偿，并使这种补偿能够支持失地农民向城市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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