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治地方债风险须靠制度革新

第一篇：根治地方债风险须靠制度革新

根治地方债风险须靠制度革新

杨亮 《 光明日报 》（2014年06月27日02 版）

本报讯（记者杨亮）近期，关于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的话题，一直备受关注。对此，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认为，地方债总量虽在安全区之内，但并不意味着可以对风险掉以轻心。“某些局部、某些地方政府的辖区内债务率相当高，而且在庞大的政府债务里，有很大一部分是地方政府的隐性负债，不透明、不规范，成为风险的重要来源。”

地方要贯彻自己的发展战略，势必要向市场融资，而明规则不能有效解决这个问题。“所以，绕过《预算法》，在地方政府操纵之下，以融资平台等公司法人为实体举借。这在名义上虽是公司债、项目债，但实际上背后的操纵者是地方政府。”贾康说，最终，潜规则强制替代了明规则，它暴露的是体制改革深化不到位，暴露的是有效制度供给不足。贾康认为，救火式的案例虽然不多，但确有前车之鉴。救火式的平息事态所带来的损失，不光是成本比较高，而且对政府公信力会产生明显的销蚀作用。

贾康认为，今后地方政府的债务势必会被推向阳光化的轨道，“治存量，开前门，关后门，修围墙”，“开明渠，堵暗沟”，这就尤其需要抓好制度建设和革新，走向现代财政制度，理顺整个财政体制关系。从中央到省到市县，在扁平化的三级框架之下，各级均应有自己完善的立法，由法律确立清晰的合理事权，并建立与事权相适应的合理的财权和税基配置。同时，建立完整透明、受公众监督的预算制度，以及和这种预算相配套的各级产权和举债权。

第二篇：根治“为官不为”须靠制度

根治“为官不为”须靠制度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到对“为官不为”、“懒政怠政”的治理，明确要完善政绩考核评价机制，对为官不为、懒政怠政的，要公开曝光，坚决追究责任。据悉，这是“为官不为”20年来首入政府工作报告。

为官不为、懒政怠政的问题，在最近一年以来，连续多次进入中央的视线。2014年10月，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严词：我们做人一世，为官一任，要有肝胆，要有担当精神，应该对“为官不为”感到羞耻，应该予以严肃批评。李克强也曾在一些会议上指出：尸位素餐本身就是腐败，不作为的“懒政”也是腐败；对尸位素餐、碌碌无为的干部，该撤换的撤换、该调整的调整。习近平、李克强痛批一些地方出现的“为官不为”、“庸官懒政”现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注重实效狠抓落实的决心，也预示着中央将进一步加大对“为官不为”、“庸官懒政”问题的整治力度。

为官不为，指的是庸官、懒官、散漫官，也就是人们平常所说的“混日子、守摊子、占位子”、“在其位不谋其政”、“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占着位子不干事，拿着工资不出力”、“只求过得去，不求过得硬”、“宁可不干事，确保不出事”、“游手好闲，不务正业，滥竽充数”的“老好官员”、“南郭先生”。随着“八项规定”、“反四风”的深入推进，为了守住自己的命门，一些官员收回了权力寻租的黑手，腐败现象减少了，但“为官不为”、“庸官懒政”现象却日益凸显。

治国安邦、取信于民，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关键在从严治官。从严治官，就要下硬茬、出实招整治“为官不为”问题，就要动真格铲除滋生“庸官懒政”的土壤，就要从制度上着手，不断加大行政体制改革力度、不断创新干部考评选拔机制。

一是必须加大机构改革力度，缩减财政供养人员。在三十多年的时间里，尽管行政体制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但行政审批制度、财政预算制度、干部考核考评制度、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政务信息制度等领域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进一步改革。尤其各级党政机关和部门副职领导干部超配现象颇为严重。俗话说，龙多了不下雨。副职多了会人浮于事、相互推诿扯皮，甚至还容易产生消极腐败——一些人会为了自己的名利而去跑官、要官、买官。因此，必须加大机构改革力度，大幅度精简副职领导干部及其富余人员。只有这样，才能提高行政效率，才能有效遏制“为官不为”、“庸官懒政”问题，才能消除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

二是必须建立健全科学规范、公开透明、相互配套、有效运行的干部政绩考评与选拔任用机制。干部考评与选拔的根本目的就是要让“能者上、庸者下”，就是要破除“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的不良风气，就是要充分调动、激励广大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就是要让想干事、能干事、会干事、干成事的干部有充分施展才能的机会与舞台，就是要让庸官、懒官、散漫官再无法滥竽充数。因此，必须从制度上根除不唯GDP取人、不简单以票取人、不以年龄大小取人、不任人唯亲、不让老实人吃亏，不让跑官要官、买官卖官以及庸官、懒官、散漫官得利、混日子。尽管新颁布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内容更加完备、结构更加合理、功能更加健全、措施更加有力、操作更加科学管用，对于把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好干部标准落实到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从长远来看，再好的制度都存在一些漏洞和缺陷，再好的制度都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完善，再好的制度都需要结合工作实际不断创新。

三是必须严格执行干部政绩考评与选拔任用制度，必须以“踏石有印，抓铁有痕”的劲头整治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再好的制度若不严格执行也等于零。营造风清气正的选人用人环境，遏制“为官不为”、“庸官懒政”问题，关键在于各级党政领导干部是否能够强力推进机构改革，能否认真执行干部政绩考评与选拔任用制度。以前，我们出台的各种制度都是比较好的，但有些制度往往难于落在实处。主要原因就在于执行力度不够，许多领导口是心非，表里不一，不按规矩办事。因此，必须加强对《党政干部选拔任用条例》等制度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确保执行到位；必须加大对违规违纪用人、“为官不为”等行为的查处，认真落实责任追究制。对庸官、懒官、散漫官、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等问题，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姑息。

第三篇：地方债存在区域性履约风险

地方债存在区域性履约风险

总体规模虽然安全 部分地区偿债存疑

罗 兰

 2013-05-20 06:51:00

来源：《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13年05月20日 第 02

版）

随着近期地方投资热潮再度掀起，市场上有关中国地方债务风险加剧的声音越来越强烈。对此，中央政府近日明确提出，要“完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控制措施”。专家指出，目前中国地方债务总规模仍在安全区内，但各地偿债能力不一，需防范某些局部地区和具体项目出现债务风险。

隐性债务难统计

中国地方债务到底有多少？摆在桌面上的数字有3个。国家审计署2011年的审计结果显示，截至2010年底，全国地方政府的相关债务达10.7万亿元；国家审计署副审计长董大胜今年表示，估计目前各级政府总债务规模在15万亿—18万亿元；财政部原部长项怀诚最近透露，地方政府负债估计超过20万亿元。

不同的数字说明地方债统计的难度。据了解，我国目前还没有专门的机构和标准来统计地方债务。同时，各地融资平台越来越多样化、隐蔽化，很多资金的来源和数量无从知道，负债规模也就难以统计。正因为这部分藏在黑箱里的隐性债务是个未知数，更加剧了人们对地方债务风险的担忧。

特别是近来地方政府换届完成，新任领导们继续举新债搞建设以拉动GDP增长，这一做法进一步加重了债务负担。

各地偿债能力不一

专家指出，相较于美国和日本的债务率，目前中国债务水平在国际惯例的临界点之下，在人均GDP安全边际之内。项怀诚表示，中国政府的债务目前并不是非常危险。这是因为，第一，债务率本身不是特别高；第二，中国政府的债务基本上是内债；第三，政府债务总体上看还没有看到特别坏的、效率特别差的案例。

适当欠债不怕，关键看偿还能力。各地偿债能力虽无近忧，但有远虑。专家分析，从目前看，地方债务还在继续扩大，未来财政收入增长必须赶上债务增长速度，才能有效化解风险。然而近几年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均在减少，未来如何发展充满悬念。

还有一点令人担忧。据了解，大部分地方融资平台的抵押资产都是土地，这意味着地方政府未来能否如期还债与当地房地产市场的好坏有关。业内人士指出，一旦房地产泡沫破裂，债务风险将集中爆发。

据审计署统计，未来3年将有超过35%的地方性债务到期，届时各地能否都按时还债还不一定。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郭田勇指出，各个地方政府债务偿还能力并不一样。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称，目前来看，债务规模总量仍在安全区，但需防范某些局部地区和具体项目出现的债务风险。

强化地方偿债主体意识

如何解决地方债务问题？专家表示，一方面要采取措施消化旧债，遏制住风险；另一方面要建立新制度，控制新债规模。财政部部长楼继伟表示，财政部正在部署关于政府债务规模的调查，将地方债分为显性、隐性、直接以及或有债务，分门别类，先制止住地方政府债务扩张的趋势，再通过研究制定一些制度，给人家开一条正道，堵住那些歪门。

对于消化旧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认为，要理顺市场机制，把当地经济搞活，通过经济效益的改善赢得未来还债的空间。云南省政府明确表态，及时补充偿债准备金，有效应对偿债压力。逐步建立债权债务人对账机制，改进完善地方债务统计报告制度，加快建立健全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管理和风险预警机制，有效防范和降低政府债务风险。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世界经济研究室副研究员张茉楠对本报记者建议说，应设立政府逾期债务清偿风险基金，为未来发生的债务风险做好准备。

对于控制新债规模，专家认为，各级政府要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通过抑制投资过热来有效控制地方政府的举债规模。同时，要严格发债主体资格审查，规范发债程序，强化偿债责任等。

还有观点认为，举新债不能再用以前向银行借钱的老做法，可以通过债券市场对地方政府的融资形成市场约束机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部长魏加宁说，让地方政府自己作为债券发行人直接面对市场，使其在发行、管理、偿债等环节上均处于主体地位，在债务管理上拥有了更多自主权，同时要强化地方政府的偿债主体意识。

第四篇：2014经济发展路线图确定 化解产能防地方债风险

2014经济发展路线图确定 化解产能防地方债风险

宏观经济经济参考报[微博]方烨2013-12-16 02:18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稳中求进总基调

2014经济发展路线图确定

化解产能过剩、防控地方债风险是两大重点

“2014年将由两个‘R’来主导中国的经济进程，第一个是Reform(改革)；第二个是Risk(风险)。”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下简称“会议”)召开前，瑞士信贷公司首席经济学家陶冬表示。而从会议公布的内容来看，明年经济工作的两方面任务是推进改革和防范风险，从而确定稳中求进的基调。

接受《经济参考报(微博)》记者采访的多位专家认为，日前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了2014年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型路径，即在保持国内生产总值(GDP)合理增长、推进经济结构调整的同时，通过改革创新化解产能过剩，着力防控地方债风险，实现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得到提高又不会带来后遗症的速度。

会议强调，做好明年经济工作，要全面认识持续健康发展和生产总值增长的关系，不能把发展简单化为增加生产总值，抓住机遇保持国内生产总值合理增长、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努力实现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得到提高又不会带来后遗症的速度。

“之前市场有担心财政政策是否会由积极改成稳健，但结果并没有，而且还是要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申银万国首席宏观分析师李慧勇说，“无论明年增长目标定多少，以稳为主是核心，目标、政策不会有大的调整。”

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认为，这预示着明年不大可能进行额外的财政和货币刺激。但是会议认为“经济运行存在下行压力”，又暗示宏观政策不应偏紧。会议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是“延续缓慢复苏态势，但也存在不确定性”、“新的增长动力源尚不明朗，大国货币政策、贸易投资格局、大宗商品价格的变化方向都存在不确定性”，这意味着政策微调多变仍会是明年的特征。

在保持宏观政策总体稳定的同时，会议提出了明年六项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外界普遍认为化解产能过剩和防控地方债风险将成为明年经济工作的重点。美国《华尔街日报》称，会议强调，中国将着力于防范债务风险，应对工业产能过剩问题，并加大保障房供应。国内各大门户网站更是纷纷转载了中新社的文章《地方债首次单列来年六大经济任务》。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微博)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说：“中国当前的主要矛盾是产能过剩，所以改革和结构调整都要围绕着这个中心展开，否则就难以见到成效。”中民生证券首席宏观研究员管清友(微博)认为，明年去产能将是最值得市场关注的结构性机会。政府将通过市场的优胜劣汰来大力调整产业结构。

对于地方债风险，鲁政委认为，会议从全口径纳入预算、严格举债程序、明确责任落实、强化考核教育等多个方面给出了全面防范和逐步化解方案，此前市场担心的中国地方债违约风险基本消除。

为实现经济发展目标并防范风险，业内专家认为，从会议精神来看，应该“把改革创新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各个领域各个环节”。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表示，“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三者之间并不矛盾，相互之间有着内在的关系。从中长期来看，只有调结构才能稳增长，只有促改革才能调结构。因为结构失衡的情况下不可能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而不改革也很难解决经济结构失衡问题。但在短期内这三者之间需要互相兼顾，需要采取一定的措施防止经济大起大落，保持增长相对稳定。会议强调“质量和效益得到提高又不会带来后遗症的速度”，这一点是重要的，意味着不会不顾一切地追求短期增长。

(经济参考报)

第五篇：人民日报谈地方债：风险总体可控 政府“家底”厚

人民日报谈地方债：风险总体可控 政府“家底”厚

关闭2013年11月04日06:15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我国地方债风总体可控，但不能掉以轻心，偿债能力下降、融资渠道收紧、不透明等因素正威胁地方债安全，亟须建立切实可行的地方债管理制度，实现真正的“阳光融资”，防止隐性债务的风险

风险总体可控

债务规模占GDP比重仍在安全线以下，不必“谈债色变”

“衡量债务风险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没有哪个单一标准是十分有效的，目前国际上比较认可的是比照欧盟签订《欧洲联盟条约》时划出的警戒线，即债务规模不超过GDP的60%。”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介绍，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欧盟这一警戒线已经失守，法国德国也没能固守住60%，意大利多年负债率在100%左右，出问题的希腊在125%以上。

2012年，我国中央财政国债余额约为8.2万亿元，假定地方债务余额以20万亿元计，总体债务在28万亿元左右。以2012年52万亿元的GDP规模计算，债务占比为54%。如果按照动态的2013年GDP增长7.5%后56万亿元的规模计算，债务占比则是50%。因此，即使取目前媒体上关于地方债估算规模的最大值计算，我国债务规模占GDP的比重仍在安全线下，总体上风险是可控的。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各国情况各不相同，60%并不是一条“标准线”，超过60%也并不意味着债务危机就会必然爆发。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今年9月的统计数字，美国债务总额已经达到其GDP的73%，而这已经是削减债务后的结果，高峰时期一度超过100%。日本财务省今年上半年披露的数据显示，按债务占GDP的比重看，日本已经达到247%，居世界首位。但日本和美国主权信用状况依然良好，尚没有发生政府债务危机的迹象。

“有债务不一定就意味着风险，低债务也不一定就意味着绝对安全，政府借钱总体而言并不是一件坏事，而是现代市场经济的通行情况，关键在于防范风险的制度建设要跟上。”贾康指出，欧债危机的发生让很多人“谈债色变”，但事实上，政府性债务相对于一般的企业债、金融债等还是要更安稳一些。

政府“家底”较厚

地方政府、银行、中央政府三道防线，可控制局部性偿债风险的蔓延

也许还有人会问，虽然地方债总体风险可控，但是否有可能爆发局部的债务危机呢？

从目前情况看，由于各地财政状况不同，确实有一些地方面临较大的偿债压力。

财政部湖北专员办日前对武汉市地方债情况的调研显示，2011年末，武汉市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1964.47亿元，相比较武汉本级政府综合财力1058.22亿元，债务率达185.64%，每天需要还债1亿元。根据审计署今年6月发布的审计结果，2012年，有9个省会城市本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率超过100%，最高者达188.95%。

然而，对局部性债务问题，不能仅看一两项指标，还要仔细掂量一下政府的“家底”有多厚。

众所周知，税收收入并非我国地方政府的唯一财政收入来源，至少有两种收入至关重要：地方国有企业的收益和分红，以及从土地出让中获取的收益。

以武汉市为例，事业单位和经营性单位，如燃气、自来水、公路收费、政府招待所等，构成地方政府收入的持续稳定来源。通过发债在基础设施建设上不断加大投入，也带来了土地收入方面的“投资回报”。数据显示，2008年—2011年间，武汉本级政府综合财力年均增长速度为42.69%，高出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年均24.29%的增速18个百分点。

放眼全国，根据东方证券对地方债问题的研究数据，2012年，地方政府资产规模为31.7万亿元，其中，地方政府拥有的非金融国有资产13.3万亿元、非经营性资产11.4万亿元、土地储备6万亿元、地方财政存款1万亿元。单纯从地方政府的资产负债率来看，31.7万亿元的资产对比20万亿元的债务规模也是相对安全的。

而中央政府的情况更为乐观，2012年，中央政府资产规模为27.2万亿元，2008年以来，资产扩张速度高于负债膨胀速度年均4—5个百分点，2012年净资产达到16.1万亿元。

“我们的国家不是联邦制的，关键时刻，中央政府对消解地方局部风险不会置之不理。”贾康分析，如果发生最坏的情况，即某个地方出现了局部性偿债危机，至少有几道防线可以阻挡这种结果蔓延：

首先是地方政府维护当地金融与社会稳定的愿望和能力。事实上，地方官员偿债维护金融稳定和借债发展经济的动力一样强烈，因为任何债务危机的发生都会影响地方政府形象和政绩，一旦出现风险，地方政府会努力腾挪资金，即使“拆东墙补西墙”和变现一些资产，也会想办法解决。

其次是银行的不良贷款消化能力和风险准备金。目前各地的政府性债务中，银行贷款是主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各商业银行都有较完善的金融监管和拨备制度，特别是全国性的大型商业银行消化不良贷款能力较强，通过全国性的风险准备金调配，足以应对某个地方的暂时性债务危机。

最后是中央政府强大的调控能力。即使中央政府不直接出手替地方还贷，还可以采取债务重组、债务延期、投入支持资金、组建资产管理公司剥离坏账等应急手段帮助地方政府与相关银行，这些手段在以前处置重大金融事件过程中有使用的先例。

不可掉以轻心

偿债能力下降、融资渠道收紧、不透明威胁地方债安全，亟须建立切实可行的地方债管理制度

尽管风险总体可控，但决不意味着可以掉以轻心。

国家发改委投资研究所研究员刘立峰认为，很多地方政府的偿债资金主要通过基金收益、土地收益等预算外收益偿付，房地产价格能否持续上涨需要打个问号。一旦房地产价格下行，就将影响地方政府土地出让收益，偿债能力会大大下降。

此外，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银行贷款的持续收紧，也将影响地方政府持续借债和借新债还旧债的能力。“目前地方政府还本付息的压力很大，新增融资需求又很多，地方融资平台渠道被收紧后，地方政府不可避免地会寻找其他融资渠道，这就有可能滋生其他风险。”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表示。

专家普遍认为，防止隐性债务的风险，亟须建立切实可行的地方债管理制度，实现真正的“阳光融资”。

“规范地方政府性债务，关键在标本兼治中把握‘治本为上’的制度建设，让地方政府所有的债务都放在阳光下，改变地方政府隐性举债的行为。”贾康认为，当前地方债务最大的风险在于不透明，只要能够规范地方政府融资行为，建立起严格的债务审查、债务风险防控机制，不让地方政府债务出现无序蔓延和暗中积累，整体风险就不会太大。

目前，审计署已向国家有关部门建议，考虑开展地方公债制度建设，并对相关法规进行修改，以后还可以考虑由地方根据项目情况发行与之对应的市政债。

“其实，市场经济本身也给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提供了很多融资手段，只要政府敢于放手让各种社会资本参与其中，完全可以为公共建设提供更多更好的融资渠道。”赵锡军指出，国家一直强调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公共建设领域，如目前运作比较成熟的企业建设经营、收回成本和收益后再转给政府的BOT、BT模式，还有采取公共私营合作的PPP模式，都是比较好的融资方式。

从长期看，解决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增长过快的根本还在于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在建立起财权与事权相统一的财政分配体制基础上，建立严格的地方财政预算监管体制。

“当前，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重点就是进一步完善中央和地方的收入分配关系，解决1994年分税制改革遗留的后续深化改革问题。”贾康认为，在实施了“营改增”等结构性减税的基础上，应该逐步推进完善资源税、财产税等地方税种，积极推进省以下分税制财政体制在深化改革中贯彻落实，加上完善的转移支付机制，可以缓解现实中基层财政困难、“土地财政”和隐性负债等方面的问题，寻求长治久安。

(责任编辑：秦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