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备考---国内时事[李克强]协调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

第一篇：公务员备考---国内时事[李克强]协调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

公务员备考---国内时事

李克强:协调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

2012-09-19来源: 新华网

新华网北京9月19日电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出席省部级领导干部推进城镇化建设研讨班学员座谈会并讲话。他强调，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顺应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规律，协调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发挥城镇化综合效应，释放内需巨大潜力，促进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与社会和谐进步。座谈会上，国家行政学院介绍了研讨班举办概况，黑龙江、浙江、河南、云南等省及青岛市政府负责人作为学员代表，谈了本地城镇化情况和建议。大家认为，研讨班题目选得好，时机选得好，研讨深入，很有收获。在听取发言后，李克强说，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是一个事关长远的大战略，要放在实现现代化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中来思考。特别是在国际经济环境发生深刻变化、我国发展进入新阶段以及面临经济下行压力的形势下，研讨城镇化科学发展问题十分重要。

李克强指出，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和基本之策。从世界上看，已经实现现代化的高收入国家都是工业化国家，城镇化率很高，同时农业现代化也达到相当水平，因此，现代化的过程必然也是工业化、城镇化的过程。我国已进入工业化中期，但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发展中阶段，而且作为一个13亿多人口的大国，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在人类历史上没有先例可循，会面临许多难题和挑战。需要立足国情，借鉴经验，探索前进，走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路子。

李克强强调，城镇化是我们最大的内需潜力所在。我国城镇化率刚刚超过50％，按户籍人口计算仅为35％左右，不仅明显低于发达国家近80％的水平，也低于许多同等发展阶段国家的水平。差距也是潜力，在未来二、三十年里，如果城镇化率的提高保持目前水平，每年将有1000多万人口转移到城市，这必然会带来劳动生产率和城市集聚效益的提高，带来城镇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投资的扩大，带来居民收入和消费的增加，为农业现代化创造条件，从而持续释放出巨大的内需潜能，这正是中国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的动力源泉所在。李克强指出，城镇化是长期的历史任务，也是复杂的系统工程，有许多重大课题需要探讨。当前，我国发展不平衡的最大表现在城乡差距，同时城市内部也存在着二元结构的问题，甚至表现为城市中最突出的差距。比如，农民工融入城市面临就业、社会保障、住房等较多困难，城市和工矿还存在不少棚户区和困难户。这些问题如处理不好，就会阻滞工业化、城镇化的进程，甚至会落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近几年，我们大力实施保障性安居工程，其中50％是棚户区改造，并努力采取措施抑制房价过快上涨，这一方面可以惠民生、促发展，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防止抬高城镇化门槛，使城镇化进程顺利推进，还有利于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与和谐。

李克强说，城镇化需要工业化来带动，也会给工业化提供支撑。要抓住世界科技与产业革命孕育新突破、全球结构调整的机遇，把发展城市经济与培育新兴产业、改造传统产业结合起来，构建创新转型的大平台，促进产业集聚发展。他强调，工业升级需要促进服务业加快发展，城镇化与服务业发展更是密切相关，企业生产和居民生活的相互联系，会形成大量的服务需求。要顺应这一趋势，做大做强服务业，推进产业融合，充分发挥服务业这个最大就业“容纳器”的作用，增强就业创业的活力。

李克强强调，推进城镇化，要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我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任何时候都要立足国内解决吃饭问题，这是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也是农业现代化的首要任务。没有农业和农村的稳定和发展，就不可能有城镇的发展和繁荣，也难以支撑实现工业化、城镇化。推进城镇化，必须尊重农民意愿；必须严格保护耕地，切实保障粮食安全，夯实“三农”这个现代化建设的根基。

李克强指出，推进城镇化需要统筹谋划布局。既要遵循经济规律，也要考虑全面推进现代化建设和空间均衡发展的要求，抓紧制定城镇化发展中长期规划，研究实行差别化政策，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特别是要提高中小城市集聚产业和人口的能力；在促进东部地区提升城镇化质量的同时，对中西部发展条件较好的地方，要研究加快培育新的城市群，形成新的增长极。

李克强强调，改革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协调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必须依靠改革。推进城镇化，要努力在改革攻坚中破解深层次矛盾。围绕城镇化发展中面临的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户籍和社会管理、资源支撑和生态环保等问题，与时俱进，开拓进取，实现体制机制创新，正确处理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为持续发挥城镇化效应提供有效的制度保障。

省部级领导干部推进城镇化建设研讨班全体学员，同期举办的部分省辖市市长推进城镇化建设研讨班全体学员，中央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了座谈会。本次研讨班由中央组织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行政学院共同举办。

第二篇：协调推进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

协调推进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 ——“中国农村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2012—2013）座谈

会”述要

任明

2013-5-6 5:09:59来源：《 人民日报 》（2013年05月06日 07 版）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近日在北京联合举行了“中国农村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2012—2013）座谈会”。与会者对2012年我国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一些主要指标和变化进行了研讨，并展望了2013年我国农业农村经济形势。

与会者指出，我国粮食生产连续丰收，农产品普遍增产，粮食安全保障条件进一步改善。其中，玉米大幅度增产，产量首次超过稻谷，成为我国第一大粮食作物。农产品供求关系改善，市场秩序良好，价格整体趋稳；农村劳动力转入城镇和第二、三产业就业的规模进一步扩大，农民收入继续较快增长。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对国家宏观调控目标的实现和国民经济的健康运行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缓解了农产品需求增长压力，有效地应对了国际农产品市场波动对国内的冲击。

与会者认为，近年来我国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经历了一个较快增长期。但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特别是农产品生产者与消费者利益兼顾、农产品主产区与主销区之间利益分配等方面的问题更加突出。解决这些问题，需要继续深化农业农村经济改革，更好地协调推进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

第三篇：协调推进工业化城镇化与农村劳动力转移

协调推进工业化、城镇化与农村劳动力转移

张红宇 赵长保 江文胜

农村劳动力转移是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然现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走过了一条以工业化带动经济增长为主的发展道路，在较短时期内迅速实现了向工业化中期阶段的迈进，数以亿计的农村劳动力成为产业工人，实现了职业转换。在低成本工业化和高成本城镇化的双重制约下，农村劳动力流动呈现出“候鸟”型转移模式，农民工身份转换滞后于职业转换，农民家庭迁移滞后于农村劳动力转移。这种劳动力流动模式的“贡献”在于把工业化的成本向农业农村转嫁，短时期内迅速做大经济总量，但与此同时也造成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工业化、城镇化的脱节，并带来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目前，中国低成本工业化和高成本城镇化的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继，必须适时调整发展战略，推进制度创新，加快城镇化进程，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坚实支撑。换言之，改革开放以来的前三十多年，中国主要通过工业化解决农村劳动力就业问题，将来则应主要通过城镇化解决农村人口市民化问题，并以此为国家发展战略的调整创造条件。

以城镇化引领未来一个时期中国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协调推进城镇化、工业化和农村劳动力转移，需要从全局出发，研究和探讨一些影响深远、意义重大的问题，并明确相关的政策思路。

（一）工业化、城镇化与就业扩张和人口转移的关系

工业化和城镇化是两个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过程。纵观中国几十年的发展历程，工业化和城镇化在发展经济和转移农村劳动力方面的作用总体一致但重点不同。工业化致力于创造就业岗位，转移农村劳动力并增加其收入；城镇化致力于扩大总需求，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并转移更多的农村人口和劳动力。这个过程呈现出三大特点：一是阶段性。中国在 2005 年前后进入了工业化中期阶段，目前已经进入了城镇化加速阶段。同时，农村劳动力转移也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特别是新世纪以来外出就业的农民工数量增长迅速，近年来已经达到 1.5 亿人左右。二是特殊性。中国在三十多年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农村人口和劳动力向城市迁居尤其是户口迁移是比较少的，“候鸟式”迁移是中国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特殊方式。三是区域性。中国不同地区之间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差异较大，东部地区已经处于城镇化的较高阶段，而中西部地区仍然处于城镇化的初级阶段，城镇化率低，城镇规模普遍较小，城镇化层次较低，城镇竞争力不强，由此导致农村劳动力常年大规模跨区域流动。

上述三个特点是中国特殊国情、特定历史条件和世界经济一般发展规律共同作用的结果。从国情和历史条件看，低成本工业化是中国最现实的选择，农村劳动力流动就业对中国经济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改革开放初期，在资本短缺的情况下，中国必须依靠劳动力投入和资源优势实现经济增长，而城乡二元结构保证了大量廉价农村劳动力的长期供给。农村劳动力从劳动生产率低的农业向劳动生产率高的工业和服务业转移，劳动力资源配置得到优化，促进了经济增长。蔡昉等学者认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对 1982 ～1997 年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0.23%（数据转引自张永丽、黄祖辉）。据推算，2008 年末，中国还有9000 万农业剩余劳动力，就业结构转换的空间仍然很大，这将是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从世界经济发展规律看，工业化推动城市化，城市化反过来又会进一步促进工业化，但二者都有一个阶段性的问题，即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城镇化和工业化在人口转移和就业扩张方面的效果不同。在工业化初期，由于经济不发达、资本欠缺、技术落后，劳动力大量投入成为工业增长的重要推动力，增加就业、扩大经济规模成为重要目标。这时，城市由于产业不发达，人口吸纳能力不强。工业化中期以后，随着技术革命快速推进，工业的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机器对人力的替代日益明显，工业吸纳就业的能力开始下降；而随着经济系统的日趋完善和社会分工的不断发达，就业将更多地由服务业等第三产业来创造，这时，城镇化在吸纳人口和增加就业方面将发挥主渠道作用。因此，如果说过去中国依靠低成本工业化和高成本城镇化解决了经济总量快速扩张的效率问题，那么，今后则要通过推进城镇化和服务业发展来解决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公平问题。

结合中国实际，从扩大就业、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的角度看，现阶段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需要解决两大问题：一是促进重工业与轻工业协调发展，将产业发展重心由“微笑曲线”底端向两端扩展，即由低附加值环节向高附加值环节扩展，实现服务业与加工制造业的融合。一方面，要结合产业转移继续发挥劳动力资源优势，并通过改革户籍制度、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加大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从工业化和城镇化两个领域充分挖掘人口红利；另一方面，要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将产业由加工制造环节更多地向设计、采购、运输、营销等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大的环节扩展，提升中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二是以工业化为基础促进城镇特别是中小城市更快发展，充分发挥城镇的产业集聚功能，实现城镇人口密度的迅速提升。有专家测算，服务业的就业弹性很高，接近0.75，即服务业增加值每增长1%，可以新增 700 万个就业岗位；1 万元投入，在服务业上可以提供7～8 个就业岗位，而在第一产业上只能提供1 个就业岗位，在第二产业上可提供1.7个就业岗位（黄亚生，2010）。随着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的可逆性越来越差和工业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能力越来越弱，必须提高城镇化水平，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工业和各种服务业，增强城镇吸纳就业的能力，提高城镇的人口和产业密度。当然，由于中国区域发展差距很大，不同地区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阶段未必相同。因此，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制度政策也要体现出区域特点和差异性。

（二）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推进问题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重要结果，城镇化必须以坚实的产业作支撑，必须与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在中国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镇和非农产业转移、农产品需求持续快速增长和农业劳动力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的情况下，建设现代农业、强化工业化和城镇化的物质基础就显得更为重要而紧迫。但难以回避的客观实际是，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内中国农业发展相对滞后，农业现代化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很大。在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推进的过程中，中国农业发展滞后既是由农业本身的特点和经济市场化的规律决定的，也是过去实施非均衡发展战略的结果。一是相对于工业，农业有技术进步相对缓慢、生产周期较长、受自然规律制约较大、风险突出、劳动生产率低、经济效益不高等特点，这就决定了农业自身的发展能力不强，扩大再生产的内在动能不足。二是在市场化过程中，资本、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会自发地向生产率更高、回报更高的部门和产业流动，农业往往成为一个要素净流出部门。这两大因素决定了农业在自由市场经济中的“小部门化”，即在经济总量中所占比重不断趋于下降，就业比重也同步下降。三是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国实施重工业优先和城市优先的发展战略，通过扭曲农产品价格等方式让农业为工业化积累资金，资源更多地流向工业和城市，加剧了部门发展失衡的结果，弱化了农业的自我积累和自我发展能力。四是在“唯 GDP论”的政绩体制下，政府很难有足够的动力去扶持农业发展。国家近些年加大了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力度，但还远远不够。据专家测算，目前中国农业国内支持总量约相当于农业增加值的15%，而发达国家一般为30% ～50%，美国和欧盟分别为50% 和60%，日本更是高达70% 以上；巴基斯坦、泰国、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也在20% 以上（郭建军，2010）。

新时期同步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还要继续实施非均衡发展战略，只不过侧重点要变成农业，以更快地推进农业现代化，从城市和农村两个渠道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提供出路。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虽然存在资源要素上的竞争关系和发展过程上的相互制约关系，但只要相关制度和政策设计合理，三者完全可以协调发展、同步推进。在总体思路上要把握以下几点：一是明确“同步推进”的内涵与衡量标准。工业化率和城镇化率都有比较明确的含义和指标，而对农业现代化水平的衡量则需要一系列指标的综合，相对要复杂得多。因此，有必要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将“同步推进”这一宏观理念具体化。二是工业化和城镇化辐射带动农业农村发展。工业化主要通过需求拉动和装备强化两个方面带动农业发展，城镇化主要通过劳动力转移、市场需求和城乡产业分工带动农业农村发展。在此过程中，除了要创新农村土地制度、城镇投融资体制，关键还要完善现代产业体系。要充分发挥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促进不同规模城市之间、城乡之间合理的产业分工布局，提高城镇吸纳就业的能力。三是建立城乡平等的要素交换关系，以增强农村的内生发展动力。建立城乡平等的要素交换关系，既要建立城乡要素发挥优势的市场竞争制度环境，尽可能取消对要素流动和要素价格形成机制的行政或人为干预，也要改善政府对城乡要素交换的宏观调控，强化对农业农村的扶持。四是有序推进人口和劳动力转移，加强新型农民培养。既要满足工业化和城镇化对新增劳动力的需求，又要满足现代农业发展对高素质劳动力的需求，切实加强农民职业培训，妥善处理劳动力转移和新型农民培养问题。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中国部分地区可能出现因农村人口和劳动力过度转移而产生的农村过疏化问题，即农村人口大量减少、农业劳动力出现结构性短缺、农村经济陷于凋敝。

（三）经济发展战略与城市发展布局问题

近年来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就地就近转移就业的比重有所增加，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外出农民工就业地点以东部地区和大中城市为主的总体格局。根据国家统计局《2009 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09 年，在东部地区务工的外出农民工占全国外出农民工总数的62.5%，在地级以上大中城市务工的外出农民工占63.3%。这在较大程度上反映出城市发展的区域差距问题。东部地区城市规模更大、竞争能力更强、发展水平更高，对人口和劳动力的吸引力更大。据《中国统计年鉴 2010 》数据计算，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有287 个，其中，东部共有 77 个，占27%。从不同规模城市的区域分布看，400 万以上人口的特大型城市东部有8 个，占57% ；100 万～400 万人口的大城市东部有44 个，占 40% ；50 万～100 万人口的中等城市东部有25 个，占 23%。未来一个时期，与中国经济发展重心相适应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格局难以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这种城市布局和农村劳动力就业格局的形成是与中国长期以来偏重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战略密不可分的。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为促进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发展，中国采取了“东部优先”的发展战略，从政策、资金、技术等各方面给予东部发展的先机，特别是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企业的外向型程度越来越高。在外向型战略的影响下，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大。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 GDP 增长的贡献率 1978 年为-5.4%，此后总体呈上升态势，1990 年甚至高达 50.4%。加入 WTO后由于中国加工贸易快速增长，净出口对GDP 增长的贡献率继续保持较高水平，2005 ～2008 年基本稳定在 9%～23% 之间（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10》，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年）。这种非均衡发展战略使东部中部西部地区之间发展差距逐步扩大，东部城市规模迅速扩张，大量中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加速向东部流动。在经济快速增长的支撑下，京津唐、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已经形成了颇具规模的三大城市群，高速城镇化创造了更多新的经济增长点，进一步促进了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2006 年，三大城市群集聚的人口占全国的15.16%，GDP 占全国的 40.32%（原新、唐晓平，2008）。

现在，中国实施扩大内需战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优化产业布局，促进产业转移，城镇化模式也会随之调整。从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和基本国情出发，从城镇化的实际成本考虑，中国城镇化应实行多元化模式，即适度发展大城市，将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作为重要突破口加快发展，引导不同类型的农民工到不同类型的城市（镇）安家落户，实现真正的市民化。在城镇化的路径选择方面，可考虑以中小城市为发展重点，将中等城市发展为大城市，将小城市发展为中等城市，将有实力的小城镇发展为小城市，逐步形成以特大城市和大城市为核心的不同层次的区域性都市经济圈，形成区域之间城市均衡协调发展的格局。在城镇的区域布局上，以中西部地区为重点，以产业转移为契机，大幅度提高城镇化水平。为实现城镇化战略的成功转型，需要注意以下几点：一是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要由增长优先向就业优先转变。城镇化要以人为本，增强城镇的人口集聚功能，依托产业转移和服务业发展为扩大就业创造条件。二是城镇化要以市场为导向。劳动力、土地、资本等要素根据市场供求以价格为杠杆自由流动，走人口密集型、土地集约型的城市化道路。三是改变以特大城市为重点的发展思路，在项目安排、资源供给、用地指标、公共投入等方面实行向中小城市和县城镇倾斜的政策。四是在中西部地区城镇化过程中要逐步改变政府投资驱动和大项目推动的发展方式，充分发挥劳动力资源优势，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形成与其资源禀赋相适应的发展方式和产业结构，国家则给予相应的政策扶持。

（四）城镇化的成本与公共服务问题

城镇化的成本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它既与城镇的区位和规模有关，也与城镇化的内容有关，还与成本的承担主体有关。要使上亿农民工进城落户并享有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必须首先解决城镇化的成本问题。从政府的角度看，快速城镇化将大幅增加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投入，对政府的供给能力提出了巨大挑战。随着农民工逐渐融入城市，对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需求将呈快速增长态势，投入成本也相应增加。一方面，城镇人口的快速增长要求城市基础设施扩容。根据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和目前的规划初步测算，到2020 年，对城市交通运输、给排水、环境保护和防灾安全等工程型基础设施的投资总额最低约为16 万亿元；如果从2010 年开始每年按照GDP 总量 4%的比例投资于城市基础设施，到2020 年，累计投资规模将超过24 万亿元（数据来源：中国发展基金会（2010年））。另一方面，农民工市民化增加了安居住房建设、社会保障、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的支出。据重庆市测算，为了在两年内实现300 多万人口转为城镇居民，政府在转户农民养老保险补助、吸纳就业企业社保缴费补差以及公租房、学校等配套设施建设方面需要投入316 亿元，每年所需财政投入接近全市地方财政收入的1/10（数据来源：《重庆农民进城成本每人6.7万》，新浪网新闻频道（http://news.sina.com.cn），2010年9月14日）。从农民角度看，农民进城要支付相应个人成本，支付能力的高低直接决定其进城抉择。进城与否是农民自愿做出经济决策，选择进城既要考虑城市生活费用增加、社区认同等显性和隐性成本，也要考虑可能放弃农村土地、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等直接和间接损失。特别是随着农村各项资源要素的价值日益显现，农民不愿进城落户甚至把户口从城市迁回农村的现象已经在一些地方出现。

城镇化面临的成本制约，从表面上看是财力不足限制了政府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能力的提高，但深层次原因应归结于财税体制、城市管理体制、土地制度和城乡二元管理体制改革的滞后。城市政府不愿意放开户籍、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原因，主要是城市政府财权与公共服务事权不对称，缺乏稳定的能随人口增加而增长的财政资金筹集渠道。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央财政收入在全国财政收入中的比重由1993 年的 22% 提高到 2010 年的 51.2%，加上省以下财权中心上移，事权中心下移，导致地方特别是市县政府的公共服务支出得不到有效保障，催生了“土地财政”。城市管理农村的行政体制使得城市政府可以迅速地通过行政管辖权低价征收农村土地，形成“以地生财”模式来获取城市发展资金。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测算，2009 年，用于城市基础设施投资的土地出让金约为 3341亿元，占当年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全部资金来源的 48%，占当年土地出让金的23.5%（数据来源：中国发展基金会（2010））。在这种城市建设模式下，政府既获得了土地出让收益，更源源不断地获得了城市经济发展带来的土地增值收益，土地已经成为城市发展的财富之源。由于在土地征收和增值收益分配方面缺乏适当的制度安排，在农业用地转为非农建设用地的巨大收益中农民所得甚少，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二元体制又进一步固化了这种利益分配格局，使得相关领域的改革长期滞后。

城镇化背景下公共服务具有显著的阶段性、区域性和过渡性特征，这源自于不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政府财力的差异，必须通过体制机制创新逐步消化城镇化成本，大力提升城镇政府的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一是加快推进财税管理体制改革。合理调整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和财权，要在界定公共服务范围的基础上，明确各级政府的分担责任，改变各地政府只对本地户籍人口提供公共服务的倾向。至于资金来源可以考虑三个渠道：第一，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要根据各城市吸纳农民工定居的规模，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等方式给予定向补助，主要用于农民工及其家庭的子女义务教育、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第二，增加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中税收收入的比重，为地方政府开展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提供稳定可靠的财源。第三，推动城镇公共服务供给模式改革，探索政府直接供给、社会资本参与等多种形式，不断扩大公共服务供给的资金来源。二是改革依靠“土地财政”开展城镇建设的模式。在推进农地征收市场化的过程中同步引入土地增值税，一方面通过市场机制还原土地的真实价格，城市和工业用地以市场价格和公平交易方式取得，靠市场机制的硬约束提高城镇土地利用效率；另一方面使地方政府获得能够稳定增长的税收来源，使转移进城的农村人口得以分享城镇化过程中的“土地红利”。三是以户籍制度改革为突破口加快公共服务均等化步伐。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形成“倒逼机制”，协调推进安居住房、子女教育、医疗卫生等在内的惠及农民工的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建设。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可以在提高综合承载能力的基础上逐步放宽落户条件；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可以先逐步放开户籍限制，再按照城乡一体化原则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全覆盖。四是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建立健全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农村产权制度，对进城农民承包地、宅基地和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等权益做出制度安排，保护进城农民的合法权益。

城镇化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经济规律，人口迁移和产业集聚也是生产力不断进步的必然体现。特定历史条件导致了中国城镇化的滞后，现阶段对 GDP 的膜拜和对土地财政的追求又导致了城镇化模式的偏差。中央多次明确，要走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加快农村人口市民化进程，这是发展思路的重大转变。从发展阶段和发展条件来看，中国的确到了纠正城镇化偏差的时候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目标将逐步由重增长向惠民生转变，城镇化将逐步取代工业化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数以亿计的农村人口要逐步转为城镇居民，处理好城镇化进程中的劳动力转移问题至为关键。要切实转变城镇化模式，妥善处理市场主导和政府引导的关系，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和政策调整，实现城镇化与农村人口和劳动力转移协调并进，推动不同区域、不同规模城市协调发展，促进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均等化。

(本文节选自《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战略抉择和政策思路》，系农业部2010 重大调研课题“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研究”的调研报告。课题主持人：张红宇；课题组成员：赵长保、江文胜、张海阳、李娜、李伟毅、李冠佑、杨洁梅、张红奎、张恒春。)文章来源：中国改革论坛

第四篇：公务员考试时政热点：2014年6月备考时事国内部分

给人改变未来的力量

公务员考试时政热点：2014年6月备考时事国内部分

一、国内部分：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发布，5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50.8%，比上月上升0.4个百分点。该指数连续3个月上升，升幅有所提高；新订单指数、购进价格指数等主要分项指数回升明显，幅度超过1个百分点，反映市场需求改善，企业开工率趋升，经济运行进一步向好。

第三届中国（北京）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6月1日闭幕。作为全球服务贸易规模最大的交易会，本届京交会共达成签约项目236个，意向签约额818.3亿美元，比第二届增长4%。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6月3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同科威特首相贾比尔举行会谈。李克强表示，科威特是最早同中国建交的海湾阿拉伯国家，两国业已成为相互信赖的好朋友和真诚合作的好伙伴。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副代表王民2日向联合国秘书长交存了中国政府接受《京都议定书》多哈修正案的接受书。多哈修正案于2012年12月8日在卡塔尔多哈通过。多哈修正案就《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作出安排，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附件一所列缔约方规定了量化减排指标，使其整体在2013年至2020年承诺期内将温室气体的全部排放量从1990年水平至少减少18%。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4月份70个大中城市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下降的城市继续增加，且首次出现区域性价格回调。与2013年同期相比，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价格同比综合平均涨幅4月份比3月份分别回落1.3和0.3个百分点，延续了涨幅收窄的趋势。

阿里研究院发布《2013中国城市电子商务发展指数报告》，评选出“2013年中国电子商务发展百佳城市”榜单，深圳、广州和杭州名列前三。据介绍，榜单是阿里研究院对全国294个地级及以上样本城市的电子商务发展测度调研的基础上生成的。

中国教育在线6月4日发布的《2014年高招调查报告》显示：2014年高考报名人数在连续下降5年后首次出现反弹，增长27万人，达到939万人，生源下降带来的高校生存危机似乎得到缓解，但更深层次的危机已经出现，高校必须积极应对，特色办学、转型发展势在必行。

给人改变未来的力量

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6月5日在人民大会堂开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开幕式并发表题为《弘扬丝路精神，深化中阿合作》的重要讲话。习近平表示，当前，中阿都面临实现民族振兴的共同使命和挑战。希望双方弘扬丝绸之路精神，以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为新机遇新起点，不断深化全面合作、共同发展的中阿战略合作关系。

在第四十三个“世界环境日”到来之际，科技部国家遥感中心对外发布了《全球生态环境遥感监测2013报告》。

国外服务器长期垄断国内市场的历史被改写。市场研究公司Gartner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在2014年第一季度，中国市场的本土厂商份额大幅增长。其中，浪潮服务器出货量80929台，市场份额为19%，位居中国第一、全球第五，成为中国自有服务器统计数据以来首个获得出货量第一的本土企业。

6月8日是“世界海洋日”，国家海洋局在北京、福建等地举办各类主题活动。今年我国世界海洋日暨全国海洋宣传日的主题是：建设海上丝路，联通五洲四海。“2013海洋人物”日前在福州揭晓，在福建平潭举办的2014“海洋杯”中国·平潭国际自行车公开赛，也是今年海洋日活动的一个亮点。

6月8日，在法国巴黎举行的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子双打决赛中，“海峡组合”彭帅／谢淑薇以2比0战胜意大利组合埃拉尼／文奇，夺得冠军。

6月9日，中国海军水面舰艇编队分别从三亚、舟山军港起航，参加“环太平洋—2014”多国军事演习。这是中国海军首次参加由美国海军组织的“环太平洋”多边海上联合演习。

6月9日晚间，央行宣布从2014年6月16日起，对符合审慎经营要求且“三农”和小微企业贷款达到一定比例的商业银行（不含2014年4月25日已下调过准备金率的机构）下调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此外，下调财务公司、金融租赁公司和汽车金融公司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6月10日发表《“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全面阐述回归以来“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区的实践成就。白皮书全文约2.3万字，分五个部分介绍了“一国两制”政策的由来和在香港取得的实践成就，包括：香港顺利回归祖国的历程、特别行政区制度在香港的确立、香港特别行政区各项事业取得全面进步、中央政府全力支持香港特别行政区繁荣发展、全面准

给人改变未来的力量

确理解和贯彻“一国两制”方针政策。

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11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意大利总理伦齐。习近平表示，中意传统友好，两国人民都为各自古老的文明感到自豪，彼此相互欣赏和借鉴。建交以来，两国始终坚持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处理双边关系，是重要合作伙伴。今年是中意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明年是中意建交45周年，两国关系正站在新的起点上。

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座谈会6月13日在福建省三明市召开。国家卫生计生委主任李斌说，全面启动实施第二批城市公立医院综合试点，为实现2015年形成城市公立医院改革基本路子的目标打好基础。2010年国家确定了17个国家试点城市，各省选择了37个省级试点城市作为改革试点。第二批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启动后，国家共确定34个城市进行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

平安银行总额为26亿多元的信贷资产支持证券近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发行，在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登记结算。该产品是国内首只在交易所市场发行交易的信贷资产支持证券，这意味着我国信贷资产证券化扩大试点取得重大进展。

第六届海峡论坛6月15日在厦门海峡会议中心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出席论坛开幕式并致辞。他说，本届论坛以“和谐发展、幸福两岸”为主题，讲出了两岸民众的心里话。这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成果造福两岸民众的生动写照，也反映了两岸同胞共谋社会和谐、经济发展、生活幸福的热切期盼。

应英国首相卡梅伦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于当地时间6月16日下午乘专机抵达伦敦希思罗机场，开始对英国进行正式访问。李克强总理夫人程虹同机抵达。李克强表示今年是中英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两国关系面临承上启下的重要契机。我期待同英国领导人就双边等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中英关系规划新路线，铺设新轨道，增添新能量，让两国关系在新的10年加速前行。

6月17日，媒体曝光了一起跨越湖北和河南两省的有组织高考替考案，河南省招办回应称，已向公安部门报案，并向开封派出工作组，对案件进展情况进行指导督促，配合公安部门对案件进行查处。据了解，2014年，该省已查实违规违纪考生165人，其中替考127人。此外，教育部也已派出工作组指导督办调查。

给人改变未来的力量

6月18日上午7时，武汉至黄石城际铁路首趟和谐号动车组列车C5501次从武汉站驶出，开往大冶北站；7时13分，从武汉站开往黄冈东站的C5601次列车平稳启动，革命老区黄冈市首次迎来疾驰如风的动车组。这开创了国内同一地域首次同时开通两条城际铁路的先河。

财政部6月19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5月，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累计实现利润总额9425.9亿元，同比增长6.9%。其中，中央企业7161.7亿元，同比增长7.7%；地方国有企业2264.2亿元，同比增长4.4%。1—5月，国有企业累计实现营业总收入188313亿元，同比增长5.3%。国有企业累计发生营业总成本181624.5亿元，同比增长5.6%。

经双方两岸事务主管部门进一步沟通确定，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将于6月25日至28日应邀赴台湾参访。在台期间，张志军主任将与台湾方面陆委会主委王郁琦举行两岸事务主管部门负责人第二次正式会面，参访新北市、台中市、高雄市与彰化县，重点与社区民众、少数民族、中小企业者、农渔民、青年学生、大陆配偶等各界基层民众接触交流，与新北市长朱立伦、台中市长胡志强、高雄市长陈菊等会面，还将参访小林村、佛光山、义守大学、雾峰林家、鹿港天后宫等。

从交通运输部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截至2013年12月31日，我国海船船员注册总数为574117人，承担我国90%的对外贸易运输，我国已成为世界上海员数量最多的国家。

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2014年第一季度我国国际收支平衡表显示，一季度我国经常项目顺差431亿元，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5749亿元，继续保持“双顺差”格局。据悉，这是我国国际收支自2012年四季度以来连续第六个季度呈现“双顺差”，其中经常项目顺差额大幅缩水，出现2011年一季度以来的最低值。

外交部发言人秦刚6月20日宣布，中国、印度、缅甸共同商定，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60周年纪念活动将于28日至29日在北京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28日举行的纪念大会。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将出席29日举行的纪念招待会。

第三届世界和平论坛6月21日在清华大学举行。国务委员杨洁篪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杨洁篪表示，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亚洲，需要为地区安全与合作开辟新思路、探索新办法、推出新举措。

身着学位服的湖北职业技术学院1103位优秀应届毕业生，20日领到了自己的给人改变未来的力量

学位证书，成为我国首批“工士学位”获得者。经教育部同意，今年，湖北职业技术学院在国内率先试点，为优秀毕业生授予“工士学位”，使高职生有机会进入学位通道，参与终身学习，也能让优秀的高职生在用人单位面前脱颖而出。

首届金家岭财富论坛6月20日至21日在山东青岛市崂山区举行。今年2月，经国务院批准，中国第一个以财富管理为特色的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落户青岛崂山，青岛成为中国北方首块金融改革发展的试验田。此次金家岭财富论坛由中国贸促会、青岛市政府共同主办，环球时报社等主要支持。

从科技部获悉，由国防科技大学研制并落户国家超级计算广州中心的天河二号超级计算机，6月23日再次荣登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排行榜榜首，以每秒33.86千万亿次的浮点运算速度获得世界超算“三连冠”。这也是天河系列超级计算机第四次问鼎世界超算之巅。

6月23日，我国首只自发自还的地方政府债正式亮相广东，共计发行148亿元人民币，期限包括5年、7年和10年，对应的计划发行规模分别为59.2亿元、44.4亿元和44.4亿元，上述三期债券的中标利率依次为3.84％、3.97％和4.05％。通过公开招标方式，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及交通银行等4家机构中标成为2014年广东省政府债券主承销商；作为首只进行评级的地方债，本次发行的广东债获得了AAA的评级。

日前，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自主品牌汽车累计突破1000万辆，长安成为中国汽车行业首家自主品牌汽车突破千万辆的企业。

浙江省宣布，经过半年多时间的清权、减权、制权全面梳理，57个省级部门的1.23万项行政权力被“砍”到4236项，精简幅度在六成以上。6月25日，这份“瘦身”后的“权力清单”将通过浙江政务服务网正式向社会公布。浙江成为国内首个在网上完整晒出省级部门“权力清单”的省份。

6月24日，马其顿首都斯科普里与中国南车签署6列内燃、电动车组购销合同。根据合同，南车旗下一级子公司南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执行此项目，在合同规定期限内向马其顿铁路提供相关产品和服务。这是中国动车组整车产品首次进入欧洲市场。

在6月26日国际禁毒日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禁毒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他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深刻认识毒品问

给人改变未来的力量

题的危害性、深刻认识做好禁毒工作的重要性，以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加强组织领导，采取有力措施，持之以恒把禁毒工作深入开展下去。

6月26日，深圳市市场监管局正式对快播公司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简称《决定书》）。根据《决定书》，快播被处以2.6亿元罚款，即日生效。该罚款金额创下了国内互联网行业行政处罚之最。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6月30日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对徐才厚严重违纪案的审查报告》，并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有关规定，决定给予徐才厚开除党籍处分，对其涉嫌受贿犯罪问题及问题线索移送最高人民检察院授权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处理。2014年3月15日，中共中央依照党的纪律条例，决定对徐才厚涉嫌违纪问题进行组织调查。经审查，徐才厚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晋升职务提供帮助，直接和通过家人收受贿赂；利用职务影响为他人谋利，其家人收受他人财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并涉嫌受贿犯罪，情节严重，影响恶劣。会议认为，对徐才厚严重违纪问题的查处，进一步体现了党中央从严治党、从严治军的鲜明态度，表明了我们党坚决反对腐败、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的坚定决心。全党全军必须充分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把反腐倡廉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决查处违纪违法案件。任何人不论权力大小、职务高低，只要触犯党纪国法，都要严肃查处，决不姑息、决不手软。人民军队是执行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在党风廉政建设上要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党内决不允许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军中也决不允许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