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从文化视角来看景观空间演变的原动力
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
——从文化视角来看景观空间演变的原动力
摘要：本文以芒福德的著作《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为参照，从文化视角来看待景观空间的演变，通过对人类历史的回溯和梳理，认为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是景观空间演变的原动力，并分析这两者的巨大影响。
Abstract:
The paper views the transition of landscape and space based on a famous book
Key Words:
1.引言
美国著名城市理论家刘易斯·芒福德的代表作《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广博而深刻。芒福德认为，在城市成为人类的永久固定居住地之前，它只是一个聚会地点，进行一些神圣活动：所以，这些地点是先具备磁体功能，尔后才具备容器功能的。芒福德写道：“我只强调了城市作为一个封闭型容器的本质功能，这个功能将各种社会成分集中起来，并为它们提供了一个封闭的场所，使之能以最大限度地相互作用。但是城市又不仅仅是一个容器：在它还没有任何东西可容纳之前，它须首先吸引人群和各种组织，否则它就无生命可言。”这种吸引力就是城市的磁体功能，芒福德的论述反复切换于“容器”和“磁体”，无非想要强调这样两个要旨：封闭场所和相互作用。只有封闭的场所，才能使各种社会成分“最大限度地”相互作用，“容器功能”和“磁体功能”才能充分地交流互动——文化的功能运作才更有效，“文化”才更“传统”，文化才更有生命力。现代城市由封闭走向开放，一系列问题随之产生：是否就此缺乏了“容器功能”和“磁体功能”“最大限度相互作用”的场所？也就缺乏了文化有效的功能运作的场所？好在解决上述疑惑的途径是明确的：芒福德的“容器—磁体”理论和观点。从认识论角度可以这样理解他的容器—磁体的划分，是基于文化的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的一种划分。
2.生活方式——景观空间演变的物质基础
生活方式作为文化物质基础是相当重要的，该物质基础又对景观空间演变的研究是否同样重要？刘易斯·芒福德很明确地肯定了这一点。他认为，在城市发展的大部分历史阶段中(除了城市源起之时)，它作为容器的功能都较其作为磁体的功能更重要。而对于城市容器而言，其中包含的生活又比容器本身更有意义。很明显，“生活”就是指生活方式，就是城市文化或者文化的物质层面。芒福德的观点很明确地强调了城市生活方式、城市容器(物质文化)功能运作研究的基础性地位。
芒福德将“容器—磁体”理论用于城市问题的分析和城市发展的预测时，亦强调了容器功能之决定性，他指出，“不论多么大的一个城市容器，如果囿于自身的范围之内，想依靠在城墙之内实行以自给自足为目标的局部调整，来解决其面临的问题，这最终将被证明是不可能的„„”。打破城墙的禁锢，城市从有形的“容器”走向无形的、开放的“容器”是否就解决了问题呢？当然不是。城市的本质仍在于其物质性，即无论是有形还是无形，城市最重要的特征依旧在于：作为一个“容器”。既然是物质的“容器”，那么容量自然十分关键。于是
芒福德认为，“今天城市文化中最主要的问题是增加城市这个容器的消化能力，同时又不让它变成非常庞大的凝聚在一起的一个大团块。”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增加城市容器的消化能力”，可以有两种理解：其一，就是增加城市容器包容多种不同生活方式的某种能力；其二，就是增加城市容器包容某种生活方式的多种不同能力。
对于其一，城市不同的生活方式在城市内部的空间分化，主要表现在于城市栖息地的文化分化和亚文化社区的形成。生活方式是如何影响空间的？简而言之，不同的生活方式形成城市空间格局的亚文化镶嵌。其二，城市容器包容某种业已经过“多重文化时空层叠整合”的生活方式的多种不同能力。城市容器的包容的能力或包容性怎样体现？
因为社会生活方式就是一种“文化”，所以它也包含着“能力”和“习惯”——泰勒对于文化的定义，“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人通过学习而获得的任何其他能力和习惯”，将文化视为一个社会成员的“能力”和“习惯”的理解，可以用来帮助我们进一步领会“文化就是生活方式”这一命题在“城市容器”中的内涵——城市生活方式的“能力”何在，城市生活方式的“习惯”何在——从而深刻领会城市地域文化产生的物质基础。
一定社会的生活方式建立在最基本的物质基础之上。这些物质基础，如马林诺夫斯基指出的物质设备，包括“一防御的机关及一居住的体系”等等，即城市和住宅。构筑社会生活方式的物质基础的活动本身就是在创造“文化”。这种活动一方面包含着相应的技术条件，即所谓“能力”，这种能力在城市空间发展演变中的体现，比如，用具、工具，地方建筑构造技术等等方面，已被城市规划专业广泛注意和研究。但是，同一技术发展条件是否就意味着相当的城市景观空间形态呢？当然不是。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而且一直被规划专业相对忽视的)因素，正是缘于社会生活方式的“习惯”。比如，前面所举拉萨八廓街的顺时针方向，非“能力”使然，“习惯”使然。而且恰恰是由于“习惯”而产生了空间地域特征及其文化多样性——在现代城市景观空间演变中尤其明显：无所不能的“能力”是没有太多的地域特征可言，地域特征更多是源自“习惯”。所以缺一不可“能力”和“习惯”的才是生活方式的全部，这样形成的生活方式，才更具文化特色。泰勒的“能力”和“习惯”，实际上也是在概括生活方式的两个方面，帮助我们揭示了城市地域文化产生根源的方面之一：“能力”使城市景观空间只能“如此”，“习惯”使城市景观空间趋于“如此”。
能力使景观空间“只能”如此，从人的能力到文化的能力的发展演进，过程包含的更多的是“历史”；习惯使景观空间“趋于”如此，从仪式性习惯到行为惯性的发展演替，过程包含的更多的就是“文化”本身。更重要的是“从仪式性习惯到行为惯性”并非其终结，从行为惯性到思维惯性，精神文化、价值观念的“习惯”蕴藏着更深的文化内涵。
3.价值观念——景观空间演变的精神动力
“文化尤以价值观最为重要”这一观点，不单单是人类学的认同，对于城市社会学中景观空间演变的研究亦是如此。因为价值观起着行为取向、评价标准、评价原则和尺度的作用，所以具体而言，价值观在空间领域的功能就是评价和决策——系统研究该问题的理论。这一理论领域的研究，首推凯文·林奇的《城市形态》一书，该书是他在城市设计领域极为重要的著作，至今仍是美国许多学校的教科书。关于城市形态的问题，林奇在他的早期经典《城市意象》(The Image of the City,1960)中已经开始讨论，基石是众所熟知的城市意象五要素。在《城市形态》中，林奇认识到城市过于复杂，甚至超出了我们所能控制的范围，是因为城市人口有着太多不同的文化背景。文化对于城市的回应，都免不了要用好或坏的标准，于是他提出了价值标准这一概念，并试图找出实体环境形态与价值标准之间的关联。
价值标准就是一种价值观念。林奇认为：价值标准是一个在决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要素，无论这种决策是长期的或短期的，利人的或利己的，直言不讳的或暗示的。如果缺乏追求“更好”的热情，任何行动都是不负责任的。而且，未经检验的价值标准是非常危险的——这段浓缩于《城市形态》序言的三句话涉及到三个关键问题：价值标准和决策，追求“更好”的热情，价值标准的检验。
首先，来看价值标准作为决策不可避免的要素。价值标准影响决策，决策影响空间，因此价值标准通过决策影响景观空间的演变，如何影响？比如，原始宗教产生灵魂观，影响到生死观，灵魂观和生死观又影响“事死如事生”的决策，从而决策影响到墓地的形制、规模、格局——我们当然不必大惊小怪地“匪夷所思”；又如“人神合一“或“巫君合一”产生了君权神授、神权至上的价值标准，又影响到决策，凡君之寓所或神之寓所必竭尽奢华，从而决策又影响到宫殿和寺庙的形制、规模、格局等等。现在常常存在这样一个疑惑，我们的城市，究竟是“市长的”城市还是“市民的”城市？看来人们都很清楚谁在决策，并显然也知道“决策影响空间”，那么关键问题在于——而且只在于——用什么价值标准？
不同的文化，有着不同的价值标准。由于价值标准，是人们赋予形态的价值和思想，所以就形成了独特的城市形态。形成过程，也是一个决策过程，具有累积性，即不论是好或坏，都会留给下一代和未来的居民。林奇主张，让空间的使用者决定空间的形式，这个高度分权的决策过程是一个十分具有吸引力的理想模式。正如他自己指出的，如果缺乏追求“更好”的热情，任何行动都是不负责任的——那么如何追求“更好”的价值标准？这就需要讨论价值标准的“文化偏好”——其实凯文·林奇对该问题未加深述便切入了他的“标准理论”，即如何检验价值标准。既然林奇的标准理论是“努力去尝试使其适用于所有的文化”的，那么不同文化，不同的价值标准各有其偏好的问题似乎应当予以深究——阿摩斯·拉普卜特补充了这部分内容。
其次，就来看价值标准的文化偏好。拉普卜特于2004年出版了他的新作《文化特性与建筑设计》，该书是他自1969年发表《住屋形式与文化》至今，对“文化”所作的综述性结论。书名也由原先拟定的《人类学与建筑学》改为现在的《文化特性与建筑设计》，更加突出著作的主旨，就是要使设计回应“文化”，亦即彰显文化的特质。拉普卜特该著作的前半部分——关于文化的要义，对本论文观点尤具启发。他将建成环境概念化为文化景观，认为人对景观的改变越多，景观的“文化”成分也就越大。针对文化景观的成因，他提出最佳途径就是“发展诠释性理论”——用规则(rule)来解释。在研究或解释之前，拉普卜特强调在他的研究中，文化的重要性先是作为一种假说而存在，研究是提供对于这种假说的验证。他提出，由于文化景观特性明显，在把握提示的情况下，很可能仅凭意象(image)就足以把它识别出来。最重要的问题在于：这些明显独立的决策是怎样形成如此清晰可辨的整体呢？最合理的答案是：人们是按照在理想环境中，理想人物的理想生活那种共有图式和观念进行选择(即改造景观)的，而这种图式正是文化。正如拉普卜特所指出的，文化景观不是经过通常所谓的“设计”得到的，它是在漫长的岁月里，祖祖辈辈间无数个别决策的产物。若能把握提示，识别文化景观就会易如反掌——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其实单凭意象就够了。然而文化景 观这种条理分明、清晰可辨的属性从何而来呢？在他看来，惟一(或至少最合理)的解释是文化景观显示出一种偏爱(preference)，这种偏爱是群体所共有的，它以共同的理想与意象等为基础，并通过图式表达出来。这样，偏爱才得以指明选择的方向，并将祖祖辈辈在世代之间明显的个体行为结合成一个可供识别的整体。拉普卜特所说的“偏爱”就是价值标准的文化偏好——因为是群体所共有的；“偏爱指明选择的方向”，说明“偏爱”也具有决策功能，甚至是决策的基础——这样我们可以切回凯文·林奇的关于价值标准的检验的问题。
最后，来看城市形态的标准理论。理论研究的现状如何？林奇认为，“正处在令人悲哀的状态之下”。究其原因，要么是过度关注社会经济方面，要么是过于沉醉于物质空间。同时，既使涉及到价值标准，也倾向应用那些没有争议的主流价值标准。也就是忽略了文化的多样性：只看到了自上而下的“具有强大作用的”价值标准，而忽视了“带有愿望性的”价值标准、“弱势的”价值标准、“隐性的”价值标准等等许多自下而上的价值标准。同时他认为，现有的很多所谓标准理论，用了过于一般性的描述，以至于脱离了与城市形态的关系，形成了一个非常复杂的包含有文化、政治、经济和许多其他非正式特征的概念。„„更常见的是，这些指标只限于某种文化条件，并不包含所有与人类的基本价值相关的城市形态特征。林奇
试图摆脱上述现状之不足，提出他的“努力去尝试使其适用于所有的文化”的五个基本指标和两个附加指标。
4小结
文化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之间存在互动，共同作用于景观空间的演变。生活方式是物质基础，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价值观念；价值观念是精神动力，反过来又改变着生活方式。在具体的城市空间领域，价值观念往往通过理想、意象、图式、意义等表达，反映于景观空间，这些表达通过历史积淀“习惯”化、“传统”化，形成了特定的规范、准则、期望、规则等，反过来影响评价、决策，从而又影响生活方式。习惯固化为传统的过程，在城市规划专业理论看来，就意味着固化了一种人居环境模式，而该人居环境模式中无疑包含着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
参考文献
① 刘易斯·芒福德[美]著 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 倪文彦，宋俊岭译 北京：中国
建筑工业出版社，1989
② 凯文·林奇[美]著 城市形态 林庆怡，陈朝晖，邓华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
③ 拉普卜特[美]著 建成环境的意义—非言语表达方法 黄兰谷等译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
版社，2003
④ 拉普卜特[美]著 文化特性与建筑设计 常青等译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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