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马克思论文《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浅析城管打人》
广西师范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
研究性学习论文
题目：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浅析“城管打人事件”
组名：12生物 第二组
组长：凌静（1213050126）
成员：蒋法秀（1213050115）陈秋花（1213050107）许小萍（1213050139）李涛（1213050120）梁丹宁（1213050122）苏文凤（1213050134）梁鲜（1213050125）
院系、专业、年级、班别：化生院2012级生物科学班 指导老师：周咏梅
提交日期：2013年12月4日
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浅析“城管打人事件”
【摘要】城管打人，或者说城管与市民冲突，不是一个地区或一些地区内发生的事，不是个案，城管暴力执法的新闻在电视上网上随处可见。对城管打人事件不
少人持反对的态度，认为城管即土匪，城管已然成为过街老鼠。作为当代大学生，我们肩负着祖国未来的使命，对社会上的不和谐现象，我们在关心、痛心的同时
应该学会用理性的态度看待这一现象。我们对“城管打人”现象提出了自己的观
点，并结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进一步深入分析，揭示出产生城管打人事件的根
本原因从而探讨出解决的方法。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城管；摊贩；矛盾；发展；改革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虽然人们的生活水平越来越高，生活质量也越来越好，但是在目前就业形势不大好的情况下，有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或者失业工人选
择到大街小巷去摆摊以维持生计。他们因没有合法的营业执照见城管如鼠见猫，一旦被抓不仅是罚点钱的事，有可能会遭遇一顿恶骂甚至是毒打。近年来，城管
打人事件更是层出不穷，城管与市民之间的矛盾冲突也日益扩大。
一、作为当代大学生，对“城管打人事件”的看法
城管暴力执法问题的原因主要是执法主体方的缺陷、执法相对人方面的问
题、城管管理制度和政策缺陷。按照我国法律，任何人、包括执法人员打人都是
违法的。按照我国的行政法律，在实行行政处罚和行政强制措施时，可以把限制
人身自由作为手段，但是限制人身自由的执法主体只能是公安机关，执法人员只
能是警察。所以前段时间轰动的城管当着孩子面“打”女小贩事件中，不管城管
是真打了人，还是如城管自己辩解的“只是采取了隔离控制措施”，都是违法的。
我们认为城管在执法过程中发生的暴力执法现象城管与摊贩双方都有责任。
没有人天生喜欢打人闹事，我们不能一味地把矛头单方面地指向城管。首先，我们从城管执法人员本身来看：城管人员中可能有一些素质不够的害群之马，他们
滥用权力，以至于“打人事件”的发生，这些都不断地在给城管脸上抹黑。少数
城管的敬业精神缺乏，也可能是冲突发生的根源之一。另一方面从违法、违规经
营者（或者执法对象）方面来看：一些市民法律意识低下，他们做些小生意本身
没有错，但不应该藐视法律，不服从管理，还对执法人员恶言相向。提高自身自
身素质，也是每一个市民本身应该反思的问题。
二、利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该现象
（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看待摊贩与城管的矛盾
首先，必须承认这个问题的复杂性，从哲学上讲要透过现象看本质，要分析
事物的主要矛盾。这里的主要矛盾就是城市发展与社会底层民众生存之间的矛
盾。一方面中国城市发展日新月异，形成大量富裕阶层，他们迫切需要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其中最重要的是城市的环境。同时改善投资环境，有利于产业升级
也是城市进一步发展的需要。但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民众却很难从城市发展中
得到好处。也许他们很容易解决温饱问题，但是相对而言他们的生存压力会更大，正所谓不患贫而患不均，因为心理的不平衡他们就会通过各种途径努力地改进他
们的生存状况。这样，就形成了城管和无证摊贩之间的矛盾。
这是事情的表象，城管代表的是迫切需要改善城市环境的富裕阶层和迫切需
要改善投资环境、致力于发展经济的政府的利益，而无证摊贩才是城市社会底层
民众的代表。当这对矛盾激化时，就出现了城管的土匪行径以及摊贩的行凶杀人
现象。当然无端的漫骂与殴打解决不了问题。至于要深究其中的不良动机，那倒
不必，还是应该划在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围内。不要要求这个社会的所有人都是儒
雅绅士，即便是绅士见城管砸了摊子还说：“我是土匪我怕谁！”也不会无动于衷。
改革在其萌发成长的初期还是比较弱小和不完善的，任何工作从不满意到满意
是要经历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任何旧事物在被新事物取代之前都是不甘心就这
样退出历史舞台的，它们必然会反抗会起来斗争。所以在这个改革的过程中，一
项工作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因受条件不成熟因素的制约和影响，难免会出现这样
和那样的问题。但是大家要相信一些不好的，陈旧的东西终究有一天被淘汰，这
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我们要以发展的眼光看问题，须知前途是光明的，而
道路是曲折的。新事物取代旧事物是必然的。在这里新事物指的是城市文明有序，旧事务指的是社会底层民众摆摊的杂乱无章。从哲学上讲，我们是承认这一点的。
虽然新事物代替旧事物是历史的必然，但是也要注意到这对矛盾的解决是有条件的。是由质变到量变的过程，社会的阶级分化问题，贫富差距拉大问题不解决，这对矛盾是没法解决的，一味的想通过行政的手段或暴力执法的方式拔苗助长似
地克服这对矛盾只会使矛盾更加容易被激化。从马克思哲学上讲这不是不可能的，我们真正要做的是不断地引导这对矛盾向好的方向发展。只要拥有足够的就
业岗位，贫富差距缩小了，这时就会水到渠成，城管暴力执法和无证商贩都将成为历史名词。
（二）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分析产生矛盾的原因
从某个方面来讲，城管野蛮执法也是两者矛盾激化的重要原因。最根本是城
管执法的对象相当多的是靠小生意来挣点生活资本的社会底层人民，对商贩来说
一旦他们的商品、摩的或三轮车被没收，他们可能会损失掉几个月、甚至一年的收入。这对于低收入的他们来说，可能就会使他们的生活陷入困境，难以为生存。
人在极度贫困的情况下，很容易失去理智，一旦控制不住，就容易走极端。
无证摊贩虽然未取得合法的营业执照，但也是为老百姓提供服务，依靠劳动所得
为生，除了未经法律允许以外，也并没有什么大的过错，却受如此重大的处罚，甚至连生计都可能会难以维持，在这种情况下，矛盾爆发是不可避免的。
（三）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分析城管与商贩的关系
城管和小商贩一般来讲，刚开始时都会比较忍让。但是，小商贩为了生存而
努力，城管为了自己的工作而奋斗。两者之间实际上有着相互依赖的关系，如果
小商贩彻底消失，城管也就失去了工作。如果城管工作非常努力，完全实现消灭
小商贩的目标，那么小商贩等于就是没有了活路。所以，只要有人须通过摆摊来
维持生计，那么消灭小商贩完全实现无摊贩城市是不可能的。这时候，如果城管
非常努力的工作，等于是断了小商贩的生路，他们必然奋起反抗，暴力抗法，极
端情况下还会伤害城管的生命。这时候矛盾就极端激化了。如果城管礼貌执法、文明执法，小商贩就以为有很好的生活空间，摊贩就可能越来越多，而城市也会
因为缺乏管理，而导致“脏、乱、差”等问题。在城管礼貌执法、文明执法开始
时，有一些胆大妄为的小摊贩以为城管好欺负，就可能以身试法——去嘲笑、痛
骂、甚至殴打城管情况都可能出现。在这样的情况下，城管若继续保持文明执法、礼貌执法，它的执法权威就会受到挑战，执法效果也可能会越来越差。为实现执
法目标，城管不得不重新板起面孔，有时甚至用一些野蛮的方法重新树立威信，让小商贩对城管感到害怕，这时候冲突又开始。
（四）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分析两者关系的发展
城管和小商贩的冲突就目前利益格局来讲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还可能会周期
性的恶化。最好的情况是，小商贩对城管感到普遍的害怕，一旦发现城管的身影
就立即逃跑。城管出动的时候，不要追得太快，给小商贩逃跑一定的时间。这时，城管一旦出现小贩就消失了，城管一旦不在，小贩就赶紧抓紧时间为生存而奋斗。
这样就会相安无事，一个能保住饭碗，一个能挣到生活费。
但是这种格局有可能会被打破，因为只要有小贩存在，就会有人对市场秩序、城市市容感到不满意，媒体也会曝光。大家对城管的工作构成压力，这时候有可
能开始一场“严打”运动。城管为了表明自己有政绩就会加快追击的速度，出击的频率，而且还要缴获一些“战利品”。一旦出现这种情况，有一些小商小贩的利益就可能受到伤害。一旦受到伤害他们就会不只是选择逃跑，而是选择跟城管
进行对抗，尤其是其中些人运气不好，在几次“严打”过程中都被没收了摩的，还被没收了三轮车甚至罚款，一年辛辛苦苦挣到的钱全部被罚光了，甚至还欠了
债的时候，这些人很可能就会走向极端。
所以就这种情况来讲，就现有的格局来看，要让双方都提高素质，文明礼貌
地玩这个游戏，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所以，城管和小商贩之间的冲突关系不仅需
要通过法律手段来解决，更需要是通过其他手段。例如在制订政策目标的时候，尽可能多的照顾依靠摆摊为生的人的利益。另外，还要去想方设法为没有职业的人提供机会，给他们以职业培训。通过疏导的方法要比打击的方法更有利于问题的解决。
三、作为大学生，我的看法和建议
只有城管人员自身才能损害自己的名义，要树立自己的好名声，最终还需要
自己良好的表现来改变他们在人们心中的形象。
首先，城管人员需定位好自己的执法位置，明确与被执法者的平等关系。
被执法者往往是社会的弱势者，城管应当充当平等型执法人员，在地位层面上让
被执法者感受到平等，处理好公权力与社会弱势群体的抗争问题，弥补执法者与
被执法者的不平等地位问题。其次，当全社会在整体心理上给城管人员贴上“暴
力执法者”的标签时，那么，无论有无道理，合不合法，人们便根据经验判断：
只要与城管发生对抗便具有英雄主义情节，便是正义和英雄的化身。这样，城管
人员的执法环境便越发艰难。另外，我们认为城管部门的执法理念应当实现管理
到服务的转变，更多的为违法商贩这一弱势群体提供服务，避免以高高在上的姿
态执法，从而逐步转变城管执法在大众心目中的负面形象，使城管执法尽快走出
尴尬局面。因此，在城市能够在保持整洁的情况下，城管执法队员可以多给小商
贩出路，且在合适的地方给他们安置一些摊位，同时也给予适当的管理，要比一
棍子全部消灭小商贩要好得多。
然而，以上三方面要求、总的来说都离不开法律约束。因此，提倡法治型城
管是必不可少的。没有了法律的保障，城管的执法或文明执法将失去约束力和强
制性，城管执法也将难以走出困境。
为此，城管部门应该强化自身内部管理，对执法过程中的违规、违法人员必
须给予处罚，必要时坚决辞退，回避和袒护只能进一步腐化城管部门的肌体。对
于招募的临时城管人员没有约束措施，应该在编制上解决身份问题，这样他们便
会珍视自己的职位，规则的约束力就会增强。每一个有行为能力的人都必须对其
行为承担责任，城管人员即使是“临时工”违法、违规，不仅城管部门应对其进
行行政处罚，同时，触发刑律的必须追究法律责任。当然，我们可喜地看到了各
种对城管人员野蛮执法的强制法规已经出台，并在有效地实施。
最后，我们也呼吁我们的社会，在对城管中的害群之马给予谴责的同时，对
那些勤恳工作、爱岗敬业、文明执法、规范执法的城管人员也给一份理解与支持，他们为城市环境的美化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年.[2]听惊雷.谈谈城管与小商贩的矛盾关系[J].2006-9-13
[3]李姣婷.城管暴力执法的原因及路径分析 [J].2010年.[4]盘点2013年城管暴力执法事件(图片)[OL]economy.caixun.com/yanzhao.html，2013-07-18∕2013-11-27.[5]刘志仁,徐炯.城管执法难的法律根源及其路径创新[J].理论导刊.2009(05)
[6] 张烩.城管暴力执法成因分析[J].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09(04)
[7] 李雪苑.西方国家城市管理的特点和启示[J].商业时代.2010(07)
第二篇：马克思论文《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浅析城管打人》
广西师范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
研究性学习论文
题目：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浅析“城管打人事件” 组名：12生物 第二组 组长：凌 静（1213050126）
成员：蒋法秀（1213050115）陈秋花（1213050107）
许小萍（1213050139）李 涛（1213050120）
梁丹宁（1213050122）苏文凤（1213050134）
梁 鲜（1213050125）
院系、专业、年级、班别：化生院2012级生物科学班 指导老师：周咏梅
提交日期：2013年12月4日
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浅析“城管打人事件”
【摘要】城管打人，或者说城管与市民冲突，不是一个地区或一些地区内发生的事，不是个案，城管暴力执法的新闻在电视上网上随处可见。对城管打人事件不少人持反对的态度，认为城管即土匪，城管已然成为过街老鼠。作为当代大学生，我们肩负着祖国未来的使命，对社会上的不和谐现象，我们在关心、痛心的同时应该学会用理性的态度看待这一现象。我们对“城管打人”现象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并结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进一步深入分析，揭示出产生城管打人事件的根本原因从而探讨出解决的方法。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城管；摊贩；矛盾；发展；改革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虽然人们的生活水平越来越高，生活质量也越来越好，但是在目前就业形势不大好的情况下，有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或者失业工人选择到大街小巷去摆摊以维持生计。他们因没有合法的营业执照见城管如鼠见猫，一旦被抓不仅是罚点钱的事，有可能会遭遇一顿恶骂甚至是毒打。近年来，城管打人事件更是层出不穷，城管与市民之间的矛盾冲突也日益扩大。
一、作为当代大学生，对“城管打人事件”的看法
城管暴力执法问题的原因主要是执法主体方的缺陷、执法相对人方面的问题、城管管理制度和政策缺陷。按照我国法律，任何人、包括执法人员打人都是违法的。按照我国的行政法律，在实行行政处罚和行政强制措施时，可以把限制人身自由作为手段，但是限制人身自由的执法主体只能是公安机关，执法人员只能是警察。所以前段时间轰动的城管当着孩子面“打”女小贩事件中，不管城管是真打了人，还是如城管自己辩解的“只是采取了隔离控制措施”，都是违法的。
我们认为城管在执法过程中发生的暴力执法现象城管与摊贩双方都有责任。没有人天生喜欢打人闹事，我们不能一味地把矛头单方面地指向城管。首先，我们从城管执法人员本身来看：城管人员中可能有一些素质不够的害群之马，他们滥用权力，以至于“打人事件”的发生，这些都不断地在给城管脸上抹黑。少数城管的敬业精神缺乏，也可能是冲突发生的根源之一。另一方面从违法、违规经营者（或者执法对象）方面来看：一些市民法律意识低下，他们做些小生意本身没有错，但不应该藐视法律，不服从管理，还对执法人员恶言相向。提高自身自身素质，也是每一个市民本身应该反思的问题。
二、利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该现象
（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看待摊贩与城管的矛盾
首先，必须承认这个问题的复杂性，从哲学上讲要透过现象看本质，要分析事物的主要矛盾。这里的主要矛盾就是城市发展与社会底层民众生存之间的矛盾。一方面中国城市发展日新月异，形成大量富裕阶层，他们迫切需要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其中最重要的是城市的环境。同时改善投资环境，有利于产业升级也是城市进一步发展的需要。但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民众却很难从城市发展中得到好处。也许他们很容易解决温饱问题，但是相对而言他们的生存压力会更大，正所谓不患贫而患不均，因为心理的不平衡他们就会通过各种途径努力地改进他们的生存状况。这样，就形成了城管和无证摊贩之间的矛盾。
这是事情的表象，城管代表的是迫切需要改善城市环境的富裕阶层和迫切需要改善投资环境、致力于发展经济的政府的利益，而无证摊贩才是城市社会底层民众的代表。当这对矛盾激化时，就出现了城管的土匪行径以及摊贩的行凶杀人现象。当然无端的漫骂与殴打解决不了问题。至于要深究其中的不良动机，那倒不必，还是应该划在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围内。不要要求这个社会的所有人都是儒雅绅士，即便是绅士见城管砸了摊子还说：“我是土匪我怕谁！”也不会无动于衷。改革在其萌发成长的初期还是比较弱小和不完善的，任何工作从不满意到满意是要经历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任何旧事物在被新事物取代之前都是不甘心就这样退出历史舞台的，它们必然会反抗会起来斗争。所以在这个改革的过程中，一项工作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因受条件不成熟因素的制约和影响，难免会出现这样和那样的问题。但是大家要相信一些不好的，陈旧的东西终究有一天被淘汰，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我们要以发展的眼光看问题，须知前途是光明的，而道路是曲折的。新事物取代旧事物是必然的。在这里新事物指的是城市文明有序，旧事务指的是社会底层民众摆摊的杂乱无章。从哲学上讲，我们是承认这一点的。虽然新事物代替旧事物是历史的必然，但是也要注意到这对矛盾的解决是有条件的。是由质变到量变的过程，社会的阶级分化问题，贫富差距拉大问题不解决，这对矛盾是没法解决的，一味的想通过行政的手段或暴力执法的方式拔苗助长似地克服这对矛盾只会使矛盾更加容易被激化。从马克思哲学上讲这不是不可能的，我们真正要做的是不断地引导这对矛盾向好的方向发展。只要拥有足够的就业岗位，贫富差距缩小了，这时就会水到渠成，城管暴力执法和无证商贩都将成为历史名词。
（二）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分析产生矛盾的原因
从某个方面来讲，城管野蛮执法也是两者矛盾激化的重要原因。最根本是城管执法的对象相当多的是靠小生意来挣点生活资本的社会底层人民，对商贩来说一旦他们的商品、摩的或三轮车被没收，他们可能会损失掉几个月、甚至一年的收入。这对于低收入的他们来说，可能就会使他们的生活陷入困境，难以为生存。
人在极度贫困的情况下，很容易失去理智，一旦控制不住，就容易走极端。无证摊贩虽然未取得合法的营业执照，但也是为老百姓提供服务，依靠劳动所得为生，除了未经法律允许以外，也并没有什么大的过错，却受如此重大的处罚，甚至连生计都可能会难以维持，在这种情况下，矛盾爆发是不可避免的。
（三）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分析城管与商贩的关系
城管和小商贩一般来讲，刚开始时都会比较忍让。但是，小商贩为了生存而努力，城管为了自己的工作而奋斗。两者之间实际上有着相互依赖的关系，如果小商贩彻底消失，城管也就失去了工作。如果城管工作非常努力，完全实现消灭小商贩的目标，那么小商贩等于就是没有了活路。所以，只要有人须通过摆摊来维持生计，那么消灭小商贩完全实现无摊贩城市是不可能的。这时候，如果城管非常努力的工作，等于是断了小商贩的生路，他们必然奋起反抗，暴力抗法，极端情况下还会伤害城管的生命。这时候矛盾就极端激化了。如果城管礼貌执法、文明执法，小商贩就以为有很好的生活空间，摊贩就可能越来越多，而城市也会因为缺乏管理，而导致“脏、乱、差”等问题。在城管礼貌执法、文明执法开始时，有一些胆大妄为的小摊贩以为城管好欺负，就可能以身试法——去嘲笑、痛骂、甚至殴打城管情况都可能出现。在这样的情况下，城管若继续保持文明执法、礼貌执法，它的执法权威就会受到挑战，执法效果也可能会越来越差。为实现执法目标，城管不得不重新板起面孔，有时甚至用一些野蛮的方法重新树立威信，让小商贩对城管感到害怕，这时候冲突又开始。
（四）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分析两者关系的发展
城管和小商贩的冲突就目前利益格局来讲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还可能会周期性的恶化。最好的情况是，小商贩对城管感到普遍的害怕，一旦发现城管的身影就立即逃跑。城管出动的时候，不要追得太快，给小商贩逃跑一定的时间。这时，城管一旦出现小贩就消失了，城管一旦不在，小贩就赶紧抓紧时间为生存而奋斗。这样就会相安无事，一个能保住饭碗，一个能挣到生活费。
但是这种格局有可能会被打破，因为只要有小贩存在，就会有人对市场秩序、城市市容感到不满意，媒体也会曝光。大家对城管的工作构成压力，这时候有可
能开始一场“严打”运动。城管为了表明自己有政绩就会加快追击的速度，出击的频率，而且还要缴获一些“战利品”。一旦出现这种情况，有一些小商小贩的利益就可能受到伤害。一旦受到伤害他们就会不只是选择逃跑，而是选择跟城管进行对抗，尤其是其中些人运气不好，在几次“严打”过程中都被没收了摩的，还被没收了三轮车甚至罚款，一年辛辛苦苦挣到的钱全部被罚光了，甚至还欠了债的时候，这些人很可能就会走向极端。
所以就这种情况来讲，就现有的格局来看，要让双方都提高素质，文明礼貌地玩这个游戏，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所以，城管和小商贩之间的冲突关系不仅需要通过法律手段来解决，更需要是通过其他手段。例如在制订政策目标的时候，尽可能多的照顾依靠摆摊为生的人的利益。另外，还要去想方设法为没有职业的人提供机会，给他们以职业培训。通过疏导的方法要比打击的方法更有利于问题的解决。
三、作为大学生，我的看法和建议
只有城管人员自身才能损害自己的名义，要树立自己的好名声，最终还需要自己良好的表现来改变他们在人们心中的形象。
首先，城管人员需定位好自己的执法位置，明确与被执法者的平等关系。被执法者往往是社会的弱势者，城管应当充当平等型执法人员，在地位层面上让被执法者感受到平等，处理好公权力与社会弱势群体的抗争问题，弥补执法者与被执法者的不平等地位问题。其次，当全社会在整体心理上给城管人员贴上“暴力执法者”的标签时，那么，无论有无道理，合不合法，人们便根据经验判断：只要与城管发生对抗便具有英雄主义情节，便是正义和英雄的化身。这样，城管人员的执法环境便越发艰难。另外，我们认为城管部门的执法理念应当实现管理到服务的转变，更多的为违法商贩这一弱势群体提供服务，避免以高高在上的姿态执法，从而逐步转变城管执法在大众心目中的负面形象，使城管执法尽快走出尴尬局面。因此，在城市能够在保持整洁的情况下，城管执法队员可以多给小商贩出路，且在合适的地方给他们安置一些摊位，同时也给予适当的管理，要比一棍子全部消灭小商贩要好得多。
然而，以上三方面要求、总的来说都离不开法律约束。因此，提倡法治型城管是必不可少的。没有了法律的保障，城管的执法或文明执法将失去约束力和强制性，城管执法也将难以走出困境。
为此，城管部门应该强化自身内部管理，对执法过程中的违规、违法人员必
须给予处罚，必要时坚决辞退，回避和袒护只能进一步腐化城管部门的肌体。对于招募的临时城管人员没有约束措施，应该在编制上解决身份问题，这样他们便会珍视自己的职位，规则的约束力就会增强。每一个有行为能力的人都必须对其行为承担责任，城管人员即使是“临时工”违法、违规，不仅城管部门应对其进行行政处罚，同时，触发刑律的必须追究法律责任。当然，我们可喜地看到了各种对城管人员野蛮执法的强制法规已经出台，并在有效地实施。
最后，我们也呼吁我们的社会，在对城管中的害群之马给予谴责的同时，对那些勤恳工作、爱岗敬业、文明执法、规范执法的城管人员也给一份理解与支持，他们为城市环境的美化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年.[2]听惊雷.谈谈城管与小商贩的矛盾关系[J].2006-9-13 [3]李姣婷.城管暴力执法的原因及路径分析 [J].2010年.[4]盘点2013年城管暴力执法事件(图片)[OL]economy.caixun.com/yanzhao.html，2013-07-18∕2013-11-27.[5]刘志仁,徐炯.城管执法难的法律根源及其路径创新[J].理论导刊.2009(05)[6] 张烩.城管暴力执法成因分析[J].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09(04)[7] 李雪苑.西方国家城市管理的特点和启示[J].商业时代.2010(07)
第三篇：论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真理
——读《实践论》有感
摘要：如何理解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真理是这次探讨的主要问题。本文是在阅读了毛泽东同志的经典著作《实践论》以及参阅他人对《实践论》的鉴赏后，阐述了实践在认识事物过程中的决定作用和重要性。论证了实践是认识的源泉；实践是认识的动力；实践是认识的目的。得出了实践是检验认识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是能动的反映论。
关键词：实践 真理 反映论
引言：我们的周围不乏那些教条主义或经验主义的同志，他们“不了解理论对于革命实践的重要性，看不见革命的全局，虽然也是辛苦地——但却是盲目地在工作”。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力的批判了当时党内存在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把实践观点作为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本文将在阅读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实践在认识中的决定作用。
一、《实践论》内容简介
(一)《实践论》是毛泽东同志关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代表著作，写成于1937年7月。《实践论》原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抗日军事政治大学讲授哲学时的讲义中的一部分，因为重点是揭露看轻实践的教条主义这种主观主义，故名为《实践论》。1951年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二)文章以认识和实践即“知”与“行”的辩证关系为中心全面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毛泽东同志在著作中运用了大量实例来说明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纵观全文，《实践论》的主要内容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
1.阐明了实践的基本形式，实践和认识的关系以及实践在认识中的地位和作用，提示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本质特征，即实践是认识的源泉；实践是认识的动力；实践是认识的目的。毛泽东同志在著作中指出：“人的社会实践，不限于生产活动一种形式，还有多种其他的形式，阶级斗争，政治生活，科学和艺术的活动，总之社会实际生活的一切领域都是社会的人所参加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所以“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总之，“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
2.文章阐述了认识的发展过程，指出认识过程要经过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和由理论到实践两次飞跃。“而对于过程的推移而言，人们的认识运动是没有完成的，任何过程，不论是属于自然界的和属于社会的，由于内部的矛盾和斗争，都是向前推移向前发展的，人们的认识运动也应跟着推移和发展”。
3.发展了认识论关于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思想。“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
二、《实践论》内容评价
《实践论》是毛泽东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有力地批判了当时党内严重错误的教条主义。《实践论》是一部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的著作，同时也是一部辩证法著作。
1.毛泽东在《实践论》开篇即论证了实践在认识事物中的重要性，“只有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物质生产过程中，阶级斗争过程中，科学实验过程中），人们达到了思想中所预想的结果时，人们的认识才被证实了。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人们经过失败之后，也就从失败取得教训，改正自己的思想使之适合于外界的规律性，人们就能变失败为胜利，所谓“失败是成功之母”，“吃一堑长一智”，就是这个道理”。
2.同时在认识的发展过程一节中指出，人类的认识应该随着过程的推移向前发展，不然就“只知跟在车子后面怨恨车子走得太快了，企图把它向后拉，开倒车”。
3.文中还论述了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相互关系问题。人类社会在不断向前发展，人们在每一阶段对具体的事物的认识肯定是有差异的，即表现出相对性，这些相对真理的总和就是绝对真理。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所以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要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使主观与客观相统一。
三、主要结论或启示
1.《实践论》为我们提供了认识事物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即在认识事物时，不能被事物表象所迷惑，需要耐心观察、仔细分析、由表及里、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循环往复、不断加深对事物的认识。具体来说就是要在对事情还没有做出深入了解和分析的前提下，不要急于做出任何结论。2.《实践论》的内容是丰富的、深刻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传承者，对我们今后的学习和工作有重大的指导作用。解决问题时不要想当然地认为就应该那样，“没有实践就没有发言权”。3.努力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去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真理，这是《实践论》对我们的又一启示。
参考文献
毛泽东，《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1991年版 李达:《实践论》解说，北京：三联出版社，1978 http://baike.baidu.com/view/976518.htm
第四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论文
关于普世价值的争论，是2008年中国新闻界乃至整个媒体界最重要的争议话题。这场争论引起了中国全社会各个层面的关注，“普世价值”这个话题像是一条无形的鸿沟，让混沌中的中国社会分裂为两个清晰的水火不能交融的立场阵营。这个场景很自然地让人联想起30年前那次关于“实践是否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争论。对这两场争论的文字表象背后所蕴含的潜在逻辑和时代情绪进行比较研究，也许能帮助我们对今天的中国有更深的理解。
2008年：“普世价值”使一批人气急败坏
梳理“普世价值”争论发展的脉络，最早是在藏区骚乱事件以后。4月3日，长平以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特约撰稿人的身份，发表了题为“西藏：真相与民族主义情绪”的评论。他问道：“在此事的后续报道中，在将来的其他重大事件中，倘或中国媒体同样不能自由报道，而境外媒体又变得面目可疑，那么真相从何处来呢？”他也批评了攻击CNN的中国网民视野的片面性：“如果真的站在新闻价值的立场，那么他们就不会仅仅揭露西方媒体的虚假报道，而且应该质疑中国政府对消息源和国内媒体的双重控制。毫无疑问，后者对新闻价值的伤害更甚于前者。正如已经发生的事实，对个体媒体虚假报道的矫正相对容易，几个耐心细致的中国网民就可以做到；对新闻控制的抗议面对的是国家权力，全世界都徒唤奈何。”他还提出了建议，“**喇嘛要求政府对他重新评价，那么他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呢？除了官方的定性之外，能不能允许媒体自由讨论以进一步揭示真相？”在他的文章中提到了“普世价值”一词，只有一次。他指的是一些情绪激动的人，“他们从中得出结论说，普世价值都是骗人的玩意儿，只有国家利益的你争我夺。”（原文已被新闻网站删除）
这篇文章立刻引起了如中华网(www.xiexiebang.com)等网站上一些网民的批评甚至谩骂，被一些人士称为汉奸言论：
4月4日，中华网网友“杀尽民独轮”发帖“警报！《南方都市报》正在蜕变成反华媒体反华势力的国内代表人”。文中逐一批驳长平的观点，拉开了论战序幕。（以下的“南都”即网友对《南方都市报》的简称）
4月5日，中华网网友“天南逸雄”发帖“《南方都市报》的反动是有历史根源的”，同时称《南方都市报》的“同伙”“天涯杂谈”发表了一篇攻击中华网爱国者的文章。
4月5日，中华网网友“南都”，自称是“南都”的一分子，发帖“《南方都市报》并非全是汉奸！——让我们重拾毛泽东思想”。此文写道，工作可以再找，汉奸却是一辈子都不能当的，“南都”到底是不是汉奸报纸，要拿出更多的证据来。并附帖发表了个人对西藏事件的评论。
4月5日，天涯网友“中华新青年2007“发帖“用心险恶：中华网恶毒攻击《南方都市报》是反华媒体”，作者表示，“向敢于发出不同声音的《南方都市报》致敬！”
4月6日，中华网网友“一怒冲冠”发帖“《南方都市报》，‘普世价值’不可以凌驾于民族统一之上！”，继续批驳长平的文章“国家荣誉制度当奠基于人类普世价值”。中华网网友“天下无双lost”、“骑牛看股”分别发帖“伦敦：藏独欲劫持奥运火炬！对此‘南都’和长平有何评价？”、“奥运前夕南方都市报鼓噪罢工意欲如何？”。
4月7日，中华网友“empty”贴出“呼吁大家别再买南方都市报”，号召中华网友不要买“南都”报纸。[1] 至4月11日《北京晚报》署名“文峰”的作者（据内部人士透露，此人为《北京日报》社的一位社领导），在第16版头条“今日快评”栏目发表文章“造谣自由的‘南都’长平”，将长平的身份和南方报系联系起来。该作者表示：“南方报系中以《××周末》为代表的报纸，一直以来标榜自己是中国最‘西化’的报纸，最‘大胆’、最有‘见地’、最‘深刻’，而且对推销西式‘普世价值’、‘新闻自由’不遗余力。”他同时也批判了普世价值及其倡导者：“在一些所谓要求普世价值的‘南都’长平们看来，只要是西方的东西，就是普世的，就是要坚持的，包括造谣的权力，也是需要维护的。这就不禁使人要问，从近代以来，人类历史上所有的殖民和战争都是西方挑起的，这里有什么‘普世价值’吗？‘南都’长平这种人和这种言论的存在，只能说明一个事实，就是时下高喊和标榜‘普世价值’和‘自由’的人，不过是为了达到自己的某种阴暗目的，给自己找一些堂而皇之的借口而已。但谎言终归是谎言，在事实和真相面前，谎言的作用就是使人们对虚伪看得更清楚，使‘南都’长平们宣扬的‘普世价值’遭到人们的唾弃。”[2]文中一共8处提到“普世价值”，可见作者对“普世价值”一词的反感程度。
4月12日，长平在网上发出声明“我不是你们的敌人”，称“文峰”的一些指责是扣帽子和无中生有：“文峰先生的文章通篇都是这样‘讲道理’的。比如他说：‘在一些所谓要求普世价值的南都长平们看来，只要是西方的东西，就是普世的，就是要坚持的。’然后对此进行批驳。请问我什么时候说过如此愚蠢的‘凡是’论？事实是：我无数次在文章中指出西方的问题，谈到一些西方人对中国的偏见，也多次对激烈批判西方偏见的乔姆斯基、萨义德等学者表示赞赏。又比如，文峰先生说，‘南方报系中以《××周末》为代表的报纸，一直以来标榜自己是中国最西化的报纸’。我还真是没听说过这家周报这样标榜自己，文峰先生能否拿出证据来？当然，要原始的而不是经你加工过的证据。”
在长平和《南方》报系的低调应对后，这场争论渐渐淡化，除了一些不依不饶的批评，一些帖子依然挂在网上，但讨论逐步归于平静。
重新挑起这个话题是2008年5月12日汶川发生大地震之后。那时，中国几乎所有传媒都迅速而自觉地关注这次灾情，《南方周末》在5月22日刊登了一篇署名“《南方周末》编辑部”的评论员文章“汶川震痛，痛出一个新中国”，再次提到“普世价值”。文章认为，救灾中“国家正以这样切实的行动，向自己的人民，向全世界兑现自己对于普世价值的承诺”。文章还指出：“只要国家以苍生为念，以国民的生命权利为本，只要有这样的底线共识，就会奠定全民族和解、中国与全世界和解的伦理基础。整个世界就都会向我们伸出援手，整个人类就都会跟我们休戚与共。我们就会与世界一起走向人权、法治、民主的康庄大道。”这篇文章又点燃了关于普世价值争议的导火索。6月6日，《北京晚报》再次发表评论，一个署名“东方明亮”的作者的“普世价值不得乱套”批评了“《南方周末》编辑部的先生们”。作者认为：“在《南方周末》的眼中，奋战在抗震前线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们，他们所做的一切，原来是由于‘普世价值’的作用”；作者还在文尾提出了质疑，“请教《南方周末》的高人：如果是普世价值造就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汶川地震中英勇救人的感人情景，作为对比，美国大兵在2005年8月‘卡特里娜’飓风灾后乘着装甲车全副武装地来到新奥尔良，路易斯安那州州长布兰科说，‘这批士兵都有配实弹的M-16突击步枪，他们会非常乐意在必要情况下开枪。’那么，是什么价值造就了美国大兵用M-16‘救灾’的壮观场面呢？又是什么价值造就了美国大兵在伊拉克、在阿富汗、在南斯拉夫屠杀平民百姓的战争罪行呢？而让美国鬼子用高精度炸弹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又是什么样的‘普世价值’呢？”此文9次提到“普世价值”一词，再次体现出作者对这个词语的高度敏感，而且把批评的矛头直接指向了《南方周末》。
同时，以“司马南”为代表的一批人，在网上借助博客和论坛（以“乌有之乡”为代表），发表了数十篇批判南方报系及其编辑记者的文章，如“《南方周末》舞‘普世’剑，意在沛公”，“‘记者无国界’与《南方周末》内幕”,“过而不改，恶莫大焉——司马南致《南方周末》评论员的一封公开信”，“萨科奇为什么不兑现普世价值承诺？”„„[3]他们的行文风格及内容与“文峰”和“东方明亮”基本一致。
网上也有一些支持普世价值立场的发言,一些公共知识分子如徐友渔、张鸣、信力健等都发表了言论，但双方并无直接交锋。[4] 当讨论渐渐归于平静的时候，2008年9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冯虞章的文章“怎样认识所谓‘普世价值’”。该文指出：超历史、超阶级的“普世价值”是不存在的„„鼓吹西方自由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的“普世价值”的实质，以及为什么我们应当拒绝把它那一套所谓“普世”的“民主”、“自由”、“人权”强加给我们的图谋，而坚持走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其逻辑正是借把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奉为“普世价值”而企图否定四项基本原则，借把全盘西化奉为“普世价值”而企图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里触及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根本方向问题。这也使我们进一步看到：国内外某些人宣扬的“普世价值”说，具有极大的政治尖锐性。我们的同志自然不应把“普世价值”当做时髦用语随声附和„„我们要注意同用“普世价值体系”取代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倾向划清界限„„在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的同时，还必须注意那种把“淡化意识形态”宣扬为“普世价值”的主张和倾向，认清它的严重危害，清除它的影响。[5]其他媒体对此文并无回应，网上对此有所批评，但并不热烈。也许是觉得这样争论下去过于乏味，关于“普世价值”的争论，到此基本告一段落了，不过双方似乎都没有人表现出被说服的态度。
1978年：“唯一标准”让一批人怒火中烧
如果把这场关于普世价值的争论与30年前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争论比照，会发现惊人的相似之处。1977年2月7日，经华国锋批准，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这3家报刊的联合社论是当时的最高宣传权威）发表了社论“学好文件抓好纲”。社论一发表，大家就都明白了，这是中央最新的工作方针。此社论提出了这样一个口号:“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第60期首先发表经胡耀邦审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了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当日，新华社转发了这篇文章。文章论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践第一的观点，正确地指出任何理论都要接受实践的考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并不是一堆僵死不变的教条，它要在实践中不断增加新的内容；当然，依然存在着“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错误倾向，这是“四人帮”强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必须坚决打碎。5月13日，有16家报纸转载此文。到5月底，又有7家报纸转载。至此，有30多家报纸转载了这篇文章。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对《光明日报》发表的这篇文章，“赞成的和反对的都出乎意外的激烈”。[6] 当时，《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遭到一位中央领导的严厉指责。根据胡绩伟的记录，对胡的指责的大致内容是：“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错误。理论上是错误的，政治上问题更大。文章否认真理的相对性，否认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文章说马克思主义要经过长期实践证明以后，才是真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时代个别国家可以取得革命胜利的学说，只有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的实践以后，才能证明是真理。就是说列宁提出这个学说时不是真理。按这种说法，那么现在我们党提出十一大路线就不是真理，一定要等到2、3年以后，实践证明了才是真理。那么，人们怎么会热烈拥护，会为之贯彻执行而奋斗呢？文章是提倡怀疑一切，提倡真理不可信，不可知，相对真理不存在，真理在起初提出时不是真理，要经过实践检验才是真理。这是原则错误。文章在政治上很坏很坏。作者认为‘四人帮’不是修正主义，而是教条主义，不是歪曲篡改毛泽东思想，而是死抱着毛主席的教条不放。因而现在主要不应反‘四人帮’，反修正主义，而是应该反教条主义。如文章说的，要粉碎人们的精神枷锁，就要反对‘《圣经》上说了才是对的’，所谓要冲破禁区，就是要冲破毛泽东思想。文章结尾认为当前要反对的就是‘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的革命实践’，就是要反对所谓教条主义，要向马列主义开战，向毛泽东思想开战。文章用很大篇幅讲马克思、恩格斯如何修改《共产党宣言》，毛主席如何修改自己的文章，作者的意思就是要提倡我们去怀疑毛主席的指示，去修改毛泽东思想，认为毛主席的指示有不正确的地方，认为不能把毛主席指示当僵死的教条，不能当《圣经》去崇拜。很明显，作者的意图就是要砍旗。文章批判林彪‘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难道一句顶一句也不行？难道句句都不是真理才对吗？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团结的基础，如果去怀疑主席指示有错，认为要修改，大家都去争论哪些错了，哪些要改，我们的党还能团结一致吗？我们的国家还能安定团结吗？所以这篇文章在政治上是要砍倒毛泽东思想这面红旗，是很坏很坏的。”
最后邓小平的支持为这次争论定了乾坤。6月2日邓小平在讲话中着重讲了实事求是的问题。他很不客气地说：我们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不仅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邓小平还在各个场合表达了对真理标准讨论的支持。虽然6月15日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副主席汪东兴召集中央宣传部和中央直属新闻单位负责人开了一次紧急会议，批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但邓小平6月2日讲话之后，特别是邓在东北三省谈话之后，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主要负责人纷纷发表讲话，表示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7]
两场争论的异曲同工之妙 从“普世价值”的争论回顾“唯一标准”的争论，历史已经跨越了30年，但从两场争论当中却依然可以发现很多惊人的相似之处。
第一，两次争论都貌似哲学讨论，而实际上哲学含量极低。中国之外的哲学学者面对这样的讨论，或许会哑然失笑。假如不对中国当代史的背景有所了解，局外人根本无法理解双方实际争论的目的是什么？而参与这两场争论最热衷的人，也往往并不是真对讨论命题的哲学含义感兴趣的专家。显然，广泛的社会参与意味着背后长期积累并爆发的社会情绪。在“唯一标准”争论中提出质疑的一方，试图对“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的政策作出反思；而另一方则代表“文革”中的既得利益群体，或无条件拥护毛泽东路线的群体。而在“普世价值”的争论中，一方代表着长期以来对中国的民主、人权、新闻自由有较多追求的观点，另一方则把这种要求视为对执政党和现有体制的敌意。
第二，双方都是自说自话，而不是彼此就观点本身辩驳。尽管局外人可能听着会觉得很糊涂，甚至莫名其妙，但局中的双方都很清楚自己要挑战和捍卫的是什么。两次争论中都有一方非常敏感地把批判对象和政治诉求联系在一起加以总结。比如，在“真理标准”讨论中“凡是派”如此概括：“作者的意思就是要提倡我们去怀疑毛主席的指示，去修改毛泽东思想，认为毛主席的指示有不正确的地方，„„作者的意图就是要砍旗”。而30年后反对“普世价值”的一派也用相似的论调批评对方：“其逻辑正是借把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奉为‘普世价值’而企图否定四项基本原则，借把全盘西化奉为‘普世价值’而企图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里触及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根本方向问题。”显然，两次争论都不是在学术层面按照符合逻辑的讨论规则相互交锋，而是各自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两次争论都有一方表达出对现行体制和政策的反思和批评，而另一方则表现出对现行体制和政策的高度认同。应该说，这类争论的目的是“站队”与表态，并非学术和理论的探讨。
第三，两次争论的立论在哲学层面都有值得推敲的地方。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并没有错，但若说成是“唯一标准”，则显然值得商榷。在哲学层面上，是否存在着“普世价值”或者需要提倡“普世价值”，其实也是值得推敲的（见笔者分析老子与孔子，卢曼与哈贝马斯的分歧）。两次争论的立论方都有一层窗户纸没有捅破：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时，起初并未明确表示应当“停止批邓”，而关于否定“两个凡是”的看法也是到后来才逐渐清晰的；同样，在“普世价值”的争论中，尽管在哲学意义上主张“要推广普世价值”的观点是值得推敲的，但在中国的现实环境里，它却代表了一种社会进步的倾向，它隐含的潜台词是把尊重人权和生命，乃至民主、宪政和言论自由这些国际普遍尊重的价值观念在中国推广普及。这种主张的指向，其实是在汶川大地震的悲剧之际，非常清晰地对中国过去灾难中一些违反人道、新闻自由等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价值观念的反省。
熟悉中国现实的人都会理解，这种主张当然是有的放矢的，它所针对的是众所周知的一些“左”的陋习。例如，在地震灾难发生后往往会按惯例压制新闻报道。1970年1月5日云南海通发生7.8级地震，到了1月9日《人民日报》才发表新华社消息“毛主席林副主席亲切关怀受灾民众，当地军民信心百倍地进行抗震斗争”。这则消息只笼统地说，“昆明以南地区发生一次7级地震”，对具体地点和灾情却只字不提。时隔30年后，这次地震的死亡人数和财产损失情况才被披露出来。又如，宣传上往往把救灾政治化。1976年7月28日唐山地震发生后的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了“灾区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发扬人定胜天的革命精神抗震救灾”的新闻；8月27日又发表了“抗震救灾现场的一次批邓会”；9月7日再发表“抓批邓促生产”。而在海通地震后，媒体报道的不是灾情和真实的救灾情形，而是“省革委会派专人专车，星夜兼程把红宝书《毛主席语录》、金光闪闪的毛泽东画像送到灾区群众手中。”再如，当自然灾害发生之后，政策上片面强调自力更生，谢绝英、美、日等国包括联合国的善意援助，单纯强调“毛泽东思想是威力无比的精神原子弹”。[8] 遗憾的是，对于“文革”和极权体制的深度反思，在中国当下依然是禁区。因此，对于“文革”中极左思想的余脉作直接的批评，也不得不有所顾忌。事实上，借传播普世价值的名义，相关说法实际的指向是批评极左的、违背人类文明潮流的价值观。这自然是一层不便捅破的窗户纸；而一些人跳出来反对这种反思时，也同样不把这层窗户纸点破，于是就造成了这类讨论的暧昧性。30年前把实践说成是“唯一标准”，和30年后把人权，新闻自由等说成是“普世价值”，有异曲同工之妙。这其中的微妙，有待人们去慢慢品味。“唯一标准”的争论最终以改革派的胜利而告终；关于“普世价值”的争论，眼下并没有明朗的胜负。从30年前的经验来看，这样的争论也许正预示着历史转折的下一个十字路口的到来。
第五篇：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实际问题
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实际问题
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这门课程的学习，我感受到了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我们大学生成长和长远发展的客观需要，具有很需要的现实意义。从中我学到了很多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扩大了自己的视野，加深了思想认识的深度。在老师的教导下，正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处理生活实践中的问题。在看待各种现象和问题时，学着去理性思考，并通过现象看到本质，让我了解到事物客观真实的一面。同时，我也认
识了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实际问题的重要性。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就是围绕着以实际问题为中心开展的。以实际问题为中心，理论联系实际，是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只有以实际问题，才能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实质，不断创新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并通过对实际问题的思考提高自我的思想政治素质和创新思维的能力。所以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实际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要求。
只有以实际问题为中心才能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在批判资本主义、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实际问题的过程中产生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科学，从根本上说，就在于以实践为基础，深刻地把握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从而揭示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及其客观依据。因此，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也只有紧密结合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以实际问题为中心，才能加以深刻理解。
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着的科学。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就在于它是时代精神的反映。所谓时代精神也就是对一定时代的本质、主题和基本特征等方面的概括。每个时代都有自己发展趋向方面的主题、任务及其精神需求，它渗透在这个时代的经济、政治、文化、科学等各个方面。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指引着无产阶级时代前进，推动文明进步，根本原因就在于它自觉地植根于社会实践的丰厚土壤，不断地从现实生活中吮吸自己的生命之泉，随着时代主题的转换检验、丰富和发展自己，科学地回答了时代在不同阶段提出的根本性的重大问题。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品格，它是随着实践发展而发展的科学。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的观点，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性。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是马克思主义重要的理论品质。
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实际问题要求我们正确处理前进和发展中的工作，把马克思主义落实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推进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
一.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的前进方向，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马克思原理在中国运用的体现我们要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伟大实践中，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就必须立足中国国情，坚持与时俱进，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
一是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善于对最鲜活的实践经验作出理论概括，善于用创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科学，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首要的基本观点。马克思主义从诞生之日起，其生命力最深刻的根源和动力就只存在于实践之中。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华民族实现富强、走向复兴的必由之路，也是我们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源泉。这一伟大实践中不断涌现的各种先进典型和成功经验，蕴涵着丰富的思想养分。我们要善于从多彩的实践活动中、从火热的社会生活中、从人民群众的创造中汲取营养，善于把基层党组织和人民群众创造的新鲜经验升华为理论成果，在实践中不断丰富科学理论的内涵。正确的理论不仅来自于实践，而且接受实践检验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我们既要从实践发展的需要出发，对马克思主义科学原理和科学精神进行准确的把握和运用，又要结合新的实践，在回答和解决实际问题中推进理论创新。要坚持把理论学习和研究同推动社会重大现实问题的解决结合起来，同解决关系国计民生的现实矛盾结合起来，同指导实际工作结合起来，努力使理论成果更好地转化为治国理政的方针政策，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
二是坚持立足中国国情，注意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和养分，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民族特色。马克思主义是对世界历史发展规律和趋势的科学把握，具有普遍指导意义。但这一理论只有同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发挥应有的指导作用。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就必须充分考虑现实国情需要与文化的特殊性，使之体现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要坚持从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国情结合起来，着眼于解决中国建设和改革中面临的具体问题，通过总结中国人民在实践中积累的独创性经验，为现代化建设提供科学理论指导。要注意从中国优秀文化传统中汲取营养，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华民族的文化特质、思维模式、价值取向、行为方式结合起来，使之与中国文化融为一体，创造出体现时代要求又具民族特色的价值追求和价值遵循。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民族特色，决不意味着要置身于世界进步潮流之外，相反必须密切关注世界文明的发展趋势，重视从世界与中国的双重维度去观察、思考和解决问题，善于吸收不同文明中科学、进步的合理成分。
三是坚持与时俱进，深入研究回答改革发展中的重大现实问题，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时代特色。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时代在变化，实践在前进。对变化了的时代和实践作出科学准确的判断和分析，使理论符合实际情况，并指导新的实践，是时代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使命和重任。每个时代都有属于它自己的问题，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时代特色，就体现为对时代课题的回应和对时代精神的把握，并不断推动社会前进。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一系列新的实践课题需要我们研究回答，一系列新的实践经验需要我们概括提炼，干部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需要我们解疑释惑。必须把时代要求摆在十分突出的位置，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把马克思主义同时代发展、时代特征结合起来，在正确认识和把握当今社会发展历史进程的基础上解决时代课题，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广阔空间。
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本来就是一个由经济、政治、文化等子系统组成的大系统。以马克思主义系统观为指导，我们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时，必须始终着眼于整体与全局，立足整体、总揽全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解决实践中的问题。要坚持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坚持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使得社会主义民主得到充分发扬，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切实落实，各方面积极因素得到广泛调动。
和谐社会系统观还体现在社会的各个方面也都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着，互为存在和发展的条件。城乡协调、区域协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都是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我们要充分发挥城市对农村的辐射和带动作用、工业对农业的支持和反哺作用，努力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同时促进东中西优势互补、良性互动的区域协调发展；还要下大力气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促进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这些都要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理论联系实际,解决实际问题。
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实际问题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要求，是正确的思想观和方法论。在马克思主义对实践工作地知道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然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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