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副校长金力访谈培养研究生是为了超越自己

第一篇：复旦大学副校长金力访谈培养研究生是为了超越自己

复旦大学副校长金力访谈：培养研究生是为了超越自己

研究生培养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生教育的规模有限，但是无论国家的投入还是社会的期望都是其他层面的教育难以比拟的。研究生的培养质量关乎国家实力的提升与社会发展的前景。如何评价、提高研究生培养的质量目前显得越来越重要。我们必须对研究生教育给与更多的关注。日前，记者就这一话题走访了复旦大学副校长、研究生院院长金力教授。

记者：金教授，我曾听人讲，中美知名大学比较，本科生教育并没有很大的差距，差就差在研究生教育上。你曾长期治学国外，对这一观点有何评价？

金力：这一说法有一定道理。现阶段我们对于研究生的培养，不能说不重视，投入也不少，缺的是深入的探讨，系统的思考、总结和提高。这就使得无论是学校、院系还是导师个人，对于为什么要招收研究生、培养的目标是什么、怎样培养这些最基本的问题缺乏理性思考。这可能与这些年我们的高等教育发展太快、研究生教育规模增长太快有关。

我在国外做了一段时间研究生教育的课程规划。我曾任教的美国德州大学休斯敦人类遗传中心对研究生培养很重视，具体体现就是参与研究生培养的教授群体每隔四五年就要深入研讨一次。六七十位教授，算是一个培养团队，坐下来讨论，在遗传学这个方向培养研究生的目标是什么。最近一次讨论的定位是以科研为主攻方向的一流科学家，要能达到在世界任何一所一流大学担任教授的水平。那么要达到这一目标需要什么样的知识和能力结构？在知识方面大家觉得必须具有四个领域的知识基础：数量分析、分子、细胞、系统论。每一类知识领域要设什么课？我负责的是分子这一块，于是四位教授坐下来研讨三天，决定开设“分子人类遗传学”这门课，选定一本参考教材，再在六七十人中选择三四个人来上这门课。不是选水平最高的，而是选最合适的。主讲教授还要了解在这一领域前一门课讲的是什么，排在自己后面的人要讲什么。

记者：这样就避免了国内大学课程设置的一个常见病：内容重复与遗漏。

金力：成为一流的遗传学科学家，应具备哪些方面的能力，要达到什么程度？除了科研、创新，表达、沟通、写作以外，还要有做规划、组织力量、争取经费等方面的能力。目标确定了，就要一项一项地落实，一项一项地训练。就拿表达能力训练来说，这门课设为每周一课时，一个学期内每个学生都要至少上台演讲一次。类似的课国内也开，通常是找一些报刊文章，读一读，大家围坐在一起作一些分析。

国外可不是这样，三四位教授和同学们坐在下面听，提问、讲评。提的问题很多，讲评也不留情面，哪儿没讲清楚，哪儿讲得太罗嗦了，站姿、表情如何，饮水瓶没放对地方，等等，让人受益匪浅。我第一次讲演，拿了一份稿子，一上去就被教授喝止：“稿子是你自己写的吗？自己写的东西还有什么记不住的，非要拿稿子不可？！”这门课对我来说收获太大了。我在出国前性格内向，人前话不多，更不要说演讲了，等到博士毕业演讲时已是口若悬河，懂得了怎样才能抓住听众、打动观众。另一个收获就是明白了要珍惜任何一次演讲机会。所以我在上课前总要做好充分的准备，用熟了的投影仪也要再检查一遍，不能有故障。再重要的事也要放下来，提前到讲台上，不能耽误学生一分钟。

写作课的要求也十分严格，写论文、做标书、经费分析要十分精细。我的资格考核内容就有一项是做标书。这时我已经胸有成竹，按照美国国立健康研究院的格式写了一个标书，顺利通过，给我的导师争取来了100多万美元的经费。这就是读博时严格训练的结果。记者：看来理性思考、制定周密计划和严格标准是高层次教育成功的必要条件。

金力：拿美中研究生教育做一个比较，我想请国内的同行们仔细想一想，我们招收研究生、培养研究生的目标是什么，学生毕业后的发展方向是什么？目标确定之后我们是否有完整的计划和严格的教育、训练？没有充分的思考，缺乏明确的方向和严格的标准，培养过程

就可能流于自由发挥，质量难于保证，造成浪费。国家在这方面给予这么多的投入，同时给毕业生这么多的机会，这是多么重大的责任呀！

记者：那么你认为，像复旦这样的高校招收研究生的目标是什么呢？

金力：我不太赞成培养研究生是为了“人才强校”的提法。一流大学“人才强校”的路数应该是教授全球招聘。我回到复旦后培养的博士基本不留校，让他们争取去其他高校任教，但是要争创一流。我们学校新人的聘用是招收外校的博士。开始时有人不大敢来，觉得你那里全是复旦的人，我去了会不会总当圈外人呀？后来就没有这种顾虑了。你看我们生命科学院的年轻人，北大毕业的、南大毕业的、中科大毕业的、武大毕业的都有，真正实现了五湖四海。不过一开始还是有点风险的，我把好学生送出去，要是人家不肯把好学生送过来可怎么办呢？好在这些年“海归”博士多起来，来自不同学校的年轻人使得复旦的文化开始呈现多元化，学术方向多样化，大家团结一致干正事，做项目，活力上升。

现在很多学校、导师把研究生培养的目标定位于学术传承，用那种师傅带徒弟的方式，培养出来当成个宝贝留在学校里。对这种做法我是不认同的。我认为培养研究生，尤其是带博士，目标就是要超越自己。要是学生总不能超过先生，那岂不是代代衰减？每年我见到来复旦读博的新人时，都习惯地问他们为什么要读博士？有的人回答说来深造，我都纠正他们，要立志成为世界一流的科学家。

记者：说来深造有什么不对吗？

金力：在习惯上，人们对于深造的理解往往是知识的积累。而成为一流科学家则要求包括能力在内的各方面素质的提高，还要接受严格的训练。

我还和学生们交流，其实做科研并没什么神秘的，但成为一名出色的科学家就不容易了。科学家至少要知道，怎么做不行，什么是不对的。这就要有坚实的理论基础、科学的方法和大量的科研实践。我以前有一个小本子，有什么想法，哪怕是一个念头，都写上去。做了这么多年的科研，知道了什么是行不通的，再翻翻看，有不少是垃圾，这就是积累。记者：研究生培养各有其特点，这就给评价、质量控制提出了挑战。

金力：是这样的。一方面，院系、导师对每一个学生都要因材施教。

记者：这就要求研究生必须是手工培养，而不能是“批量生产”。

金力：另一方面，就教育、训练的特色而言，不要说不同领域、不同学科，就是同一领域、同一学科，不同的学校、不同的导师也不一样。所以我认为，对研究生教育的管理应该是分类指导。

在我们复旦大学，近一段时间研究生教育的建设主要是宣扬一种理念，树立一些标杆。其次是放权，放给各学院、各系。质量的监管主要是通过学科评估来实施，通过那些民间的学科交流提出标准。比如：有的学科提出博士生在读期间至少要发表3篇优秀论文作为下限。研究生院提出这样一个分类指导的理念，即把学生按发展方向分成4类：一类是侧重于基础的，即人文学科、自然学科、管理学科那些最本原的基础理论研究；二是侧重于科研的，即打好一定基础，侧重于应用研究、工程研究，毕业后为国家的重点项目服务。三是职业类的，毕业后按各自的志趣相对自由发展；四是师资培养，这一类多半是高校教师在职读博。复旦这个层级的学校承担着为国家培养优秀人才的任务，研究生培养的名额有限。要争取“好钢用在刀刃上”。首先要把基础类的人才培养好。这一类人才要求在精不在多，要选最好的学生，在资源上要多投入；职业类的就不要占比例太大了。师资培养类的，我建议采取同等学历的培养方式，因为一些中青年教师在业务上已经有所建树了。既然不能投入很多时间作研究，就不要再占博士培养名额了。有些时候这一类研究生要占到1/3以上。

记者：这样有所区分后，各高校之间是否应该有所分工，比如复旦大学这类学校侧重于培养第一类、第二类，哪一类学校侧重于培养第三类，哪一类学校侧重于培养第四类？金力：就是这个意思。但是无论哪所学校，培养什么发展方向的研究生，都要有严格的质量要求，要有同行学术评议。博士生的培养关键是质而不是量。我们的招生规模已不低于美国，但是客观地说，在质量上还是参差不齐的。

大学在发展上要理清概念、找准方向、提高质量、办出特色，不能找借口降低标准，用上海话说就是不能“捣浆糊”。

摘自：《中国教育报》2008-10-30 /陈宝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