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新型城镇化“新”在哪里?
新型城镇化“新”在哪里?
新型城镇化是发展新红利
《瞭望东方周刊》:你认为新型城镇化“新”在哪里?
辜胜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新型城镇化有六个特点,要实现六个转型,其中最重要的是强调人的城镇化,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1、从偏重物的城镇化特别是土地的城镇化向重视人的城镇化转变,把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放在突出位置;
2、从城镇市民-农民工的二元结构向居民待遇一体化转变,强调努力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3、从数量增长型城镇化向质量提高型城镇化转变,更加重视城镇化的质量与效益;
4、从粗放式高物耗城镇发展方式向集约型低碳绿色的城镇化发展方式转变;
5、从单纯“做大”城市规模向“做好”城市群、“做多”中小城市转变,更加重视城市群和大中小城市的均衡发展;
6、从四化“分离”向四化“同步”转变,健康城镇化要有坚实的产业支撑,要实现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
新型城镇化是稳增长的最大新引擎。当前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增长最重要的是扩大内需,而最大的潜在内需来自于城镇化。城镇化是驱动消费和投资增长的结合点,一方面,会驱动大规模消费增长,另一方面,又提高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以及房地产投资,为我国经济增长提供巨大的驱动力。有研究表明:人口城镇化可拉动经济增长3-6个百分点。新型城镇化是继人口数量红利之后的发展新红利。
第二篇:新型城镇化“新”在哪里?
2013国考申论热点:新型城镇化“新”在哪里?
【背景链接】
中央党校研究室赵杰博士说,长期以来,许多地方强调推进工业化、城镇化时,往往顾此失彼,没有充分考虑农村、农业、农民的利益。此外,一方面工业化、城镇化挤占耕地,另一方面青壮劳力外出土地撂荒普遍。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亿万农民工离乡离土,进城务工,留守儿童和老人、春节超级拥挤的交通等新的社会问题牵动亿万普通家庭。
十八大报告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加快完善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着力在城乡规划、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推进一体化,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标准表述】
[问题]
其一,人口流动加快,城市基础设施跟不上,而城市人口机械性增加过快,就业岗位竞争压力大。
其二,选择经济发展渠道审核不严谨,不科学,不统筹,从而造成道路不畅,交通堵塞;
其三,学校不足,学位短缺;供水、供电、供气紧张;
其四,垃圾处理不了,浊水横流,河流污染,环境破坏;
其五,农民工问题和就业问题解决不理想,社会治安恶化,公共设施建设落后。
[新城镇化的内涵]
新型城镇化主要有四个方面内涵:一是与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城镇化;二是人口、经济、资源和环境相协调的城镇化;三是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化;四是人口积聚、“市民化”和公共服务协调发展的城镇化。
[意义]
其意义体现在五个方面:新型城镇化建设将创造大量新的投资需求;新型城镇化发展有利于扩大消费需求;新型城镇化进程有利于提高居民收入;新型城镇化将推动产业积聚和升级;新型城镇化有利于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和差别。
[措施]
首先,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积极推进农民向市民的转化。放宽直至放开城市和城镇的户口迁移的准入限制,实行按居住地管理的户籍制度;加强社会管理配套制度改革,以社保、医疗等公共服务为突破口,切实解决农民工实际生活困难,对进城农民给予充分的身份认同,同时提高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对农民提供基本社会福利。逐步剥离附着在户口上的不公平福利制度,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其次,合理引导要素集聚,实现土地集约式发展。一是大力推进城镇化规划的制定与实施,对土地的开发利用进行科学长远的规划布局。二是创新市政基础设施的筹资、运营和管理模式要统筹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促进城镇设施为农村服务,提高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的效益。三是支持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推进以高新产业为主导的新型工业化,实现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良性互动。根据不同地区的发展潜力,推进产业特色化发展。
再次,提升创新驱动能力,增强城市发展后劲。要合理统筹发展劳动密集型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注重提供就业机会和打造创业平台,为提高收入和消费水平提供支撑;加大科技研发投入和人才培养、开发和利用,发挥企业主体和政府引导扶持作用,促进集成创新和自主创新等多种方式加快发展,提升城镇化的技术含量和创新意识。
第三篇:经济学家许一力:新型城镇化新在哪里
许一力:新型城镇化新在哪里
(腾讯财经)
经济学家许一力撰文: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概念刚刚被提出来,各方面的探讨也正在火热的进行中,无论是关于“新型”的概念,还是未来城镇化的发展方向。城镇化最本源含义就是指城市人口的比率增加。
什么叫作新型?
如果我们设想一种最简单的城镇化的方法,那就是在中国广大的农村大量实施农业机械自动化,这样会产生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如按农民人均耕地不低于1公顷计算,保持全国1.2亿公顷的耕地总面积只需要1.2亿农民就够了。而现在中国农村的劳动力至少在4亿以上,会有3亿的劳动力从农村解放出来进入城市。但是我们的城市化能这么简单来操作么?
显然不能,这么多农民到城市干什么去呢?这会出现社会动荡的。这就是过去几十年,为什么我们中国不在农村实施农机规模化自动化的原因。这些农机并不是研发不出来也不是买不起,而是出于稳定的考虑。
那么现在提出的新型的城镇化显然有这方面的考虑。因为我国现在的城镇化率正好在一个临界点上—50%。
从发达国家来看,当人口转移型城市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即人口城市化率达50%时,人口转移型城市化逐渐淡化,结构转换型城市化就会大面积地出现。
考察率先进入城市化的发达国家发展史,就可以发现,这些国家在人口转移型城市化的过程中,也悄然发生结构转换型的城市化。比如英国,从1760年开始到1850年,人口转移型城市化的发展,人口城市化率由10%上升到50%,正好达到结构转换型城市化的起点。英国就是全世界第一个走上结构转换型城市化道路的国家。1850年后,英国铁路通车里程迅速扩张,从不到1万公里到1870年的2.2万公里,20年间翻了好几倍,密集的铁路网将全国的城市联系起来,又扩大了城市对乡村的辐射和带动,农村经济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出现了“乡村城市化”
美国的城镇化的转折点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1920年,美国人口城市化率为50%,达到了城市化道路转型的起点。美国的结构型城市化并不是像欧洲的农村城市化,而是郊区城市化。当时美国成为世界工业化的中心,汽车产业、电气和房地产三大产业发展非常快,这三大产业又与城市化向郊区城市化的转型密切相关。比如汽车产业,至少增加城市人口2000多万。汽车产业的快速发展为汽车进入家庭创造了条件,大批中产阶级已有汽车购买力。更为重要的是,这个时期美国的公路建设大发展,仅乡村公路就达300万英里,逐步形成了联结城乡的全国公路网。汽车和公路的发展使得人们在郊区生活更方便,建筑商们在郊区开发大批条件更好的住房,大批中产阶级也陆续从市区转移到郊区,出现了郊区城市化。美国的城镇化率现在超过70%。
除美国外,其他发达国家乃至不少发展中国家,也不同程度地出现了这样的城市群、城市带或都市化地区,结构转换型城市化已逐渐成为世界城市化的普遍现象。
而现在,中国人口城镇化率为50%左右,已达到人口转移型城市化向结构转换型城市化转变的“转折点”。我们有必要在这个时候提出新型的城镇化思想,其实就是类似于欧美的那种结构转换型城市化。
如果参考欧美或者日本的发展历程,现在我们现在的城镇化跟过去几十年比会有本质区别。
1、最有可能的情况是,我国接下来的城镇化会出现类似于美国的郊区城市化,即使因为东方人爱热闹爱聚集的本性,基本上也会逐渐朝这方面去发展。我们中国的人均土地面积并不少,但是人均土地供应却很少。在郊区,我们能看到大量空置的土地,这些土地并不属于耕地,但是因为历史原因,比如属于军队的或某部委的,国土部门无权管理,而一直得不到开发而浪费。造成土地供应的极度紧缺,土地价格极高,房价自然也高。
这种状况在接下来可能会逐渐改善,我们也期待着出现欧美那样的郊区城市带。城中区和郊区需要修建大量的地铁、城铁和公路,这是未来的一大趋势,现在发改委都在大力批这方面项目。
当然,城市化的发展必然无法摆脱我们前面提到的农村居民购房的问题。房价并不一定就会推高,政府会以保障房等的建设来增加供给,减缓房价上涨,而且又不让房地产建设减下来而造成经济波动。而且新型城镇化必然带动的是土地改革。已城镇化的农地问题有望率先解决——比如深圳已经开始试点小产权房转正,未来小产权房可通过在土地利益上给予政府一定补偿的方式来获得转正资格。
2、城镇化的核心是农村人口转移到城镇,而不是建高楼、建广场。过去十年,中国经济赖以维持高速增长的动力背后便是城镇化,但旧的城镇化路线显然有着极不科学的一面。地方政府推行的城镇化工程多以粗放型为主,在看中投资对于经济拉动作用的同时,却忽视了城镇化背后的意义。
比如我们来看一项数据,在过去的几年中,与日本的快速发展时期相比较,中国GDP每增长1%,其背后“消费”掉的土地面积却是日本的8倍。而中国的平原面积大概只有总国土面积的13%左右——在中国并没有很多土地能够被以这种利用率消耗掉。而就在过去的城镇化过程中,粗放用地的同时,学校、医院、幼儿园等公共服务设施却并没有相应的被建造起来。城市低密度盛行导致了更多、更长距离的交通通勤和对小汽车的过分依赖,引发城市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这种城市的低实用性导致很多政府斥资打造新城利用率极低。
简单地说,新型城镇化将会从城市面积的扩张,变换到城市生活质量的扩张上。这也正是当下,提出新城镇化建设,对于中国经济及人文环境的意义所在。
(此文根据评论员评论内容整理)
第四篇:新型城镇化道路新在“人”
新型城镇化道路新在“人”
3月16日,各方期待已久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下称“规划”)正式对外发布。3月19日上午,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徐宪平等6名副部级官员出现在国新办记者会现场,共同解读这一规划。“这是今后一个时期指导全国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宏观性、战略性、基础性的规划,也是中央颁布实施的第一个城镇化规划。”徐宪平说。
这是中国城镇化发展的一部顶层纲领性文件,不仅明确了未来中国新型城镇化的任务、目标,也给出了城镇化路径。规划明确提出“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从五个方面界定新型城镇化的内涵,对“人”也做了表述,就是指农业转移人口,同时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做了明确界定,对包括户籍制度、公共服务、子女就学等等都做了安排,这是一个巨大的突破。不难看出,这项规划的主要目的就是从“人”出发,使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变居民为市民。笔者认为,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推进城镇化建设是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重要途径。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道路理应从人民根本利益出发,从普惠民生出发,实现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共同富裕。这是与旧城镇化重物轻人,把广大农民排除在城市体系之外的方式截然不同的。
因此,新型城镇化道路究竟新在哪,重点应该在这个“人”字上面,其真谛是人的无差别发展。要做到这一点,必须着力在城乡规划、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推进城乡一体化,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这是新型城镇化建设新的要求。
第五篇:新型城镇化究竟“新”在哪?
新型城镇化究竟“新”在哪儿?
十八大报告要求,到2020年,“城镇化质量明显提高”,新型城镇化被寄予进一步释放中国经济活力的重任。然而在今天,虽然名义上的城镇化率已超过50%,达到世界平均水平,但背后潜藏的诸多矛盾和问题也日益凸显。城镇化还有多大的潜力可以挖呢?
——汪传虎在“大头针PPP问答平台”上的提问。
最近新型城镇化提得少了,但并不是没有人关心了。汪传虎抛出的这个话题又在一个小范围引起了热议,讨论角度和思考深度又有新的进展。中央层面提新型城镇化“以人为本”,地方上照葫芦画瓢对不对?我们想问一问地方政府和地方的专家,新型城镇化“以人为本”,那么人以什么为本?
城镇化乱象丛生及原因
各界对城镇化乱象的指责和批评从来都没有停止过。王明从专业的角度概括了过去一个时期的城镇化四个方面的主要问题:
“一是城镇化片面发展、不均衡发展问题。过去的城镇化是侵吞土地的一轮狂欢,是房地产的一场盛宴,目前造城重于产业发展,形成了农业人口在被城镇化的同时随即‘失地’、‘失业’。
“二是资金不足的问题。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各项工作离不开资金支持,仅靠国家下拨的款项是远远不够的,如何筹措城镇化建设所需资金,也是当前的一大问题。
“三是资源浪费问题。由于自然资源尤其是土地总量有限,加上资源开发利用技术有限,使得城镇化建设过程中的资源利用率低下,有些地区还存在严重的资源浪费问题。
“四是城镇化发展中的不公平问题。关于这个问题,荣邦瑞明的陈民说,“过去在人口城市化过程中,大量农民进入城市,农村土地变城市土地,随之房地产大发展,各个城市都能分享一些城市化发展的红利,只是多少不均而已。”
豪宅研究院院长朱晓红说:“新型城镇化的提法有待商榷,我们这个社会浮躁得很,概念满天飞,难落地的东西太多。原因是,我们的决策、规划多数是长官意识,拍脑袋的结果。不解决由下而上的决策程序,不广泛汲收各界意见,一个城市的发展必然会顾此失彼!一些地方出现鬼城现象是因为规划出了问题,是长官的意识,专家的诗意畅想的结果。”
就城镇化乱象的原因,彭松总结了四点: “一,城镇化参与的人多,但专注的人少,很难形成合力,也就失去了凝聚力。“二,现在主导城镇化的企业大多数是从原来的房地产企业或者是建筑企业转型过来的,还是没有脱离房地产或建筑行业的思维,缺乏合作概念和运营理念,重经济利益,重眼前利益。
“
三、国家层面对于新型城镇化缺乏有效的指引,本来强调‘以人为本’的城镇化,但到头来又成了大量的固定资产投资行为,没有走出原来的套路,只是给了一些企业新的概念和名头。
“四,城镇化项目的效果是逐步显现的,一般要5~10年之后才能进入良性运转阶段。新型城镇化这个概念从提出到现在还不到五年,还有一大批项目都在探索过程中,很难形成范例。”
新型城镇化规划中“话语重述”现象制约发展
整个新型城镇化,用一条什么主线提起来,才算抓住了根本,而且具有操作性?李伟认为,中央提出新型城镇化以人为本,这是非常好的,非常正确的,但是在各级尤其是一线实践中不能空喊”以人为本“。以什么人为本?人又以什么为本?都需要进一步思考,不能跟着中央简单重述。
比如我们承担了某区域的新型城镇化规划,在规划中坚持紧密当地实际,注重地方特色和创新,也得到当地领导的高度认同。但在省里组织的新型城镇化验收的时候,问题和麻烦就出来了。专家组一位专家发言说:”你们对政策掌握得不到位啊!习总书记最近关于新型城镇化的论述你们都看过了吗?“我们的项目经理解释说:”老师您说的都很对,我们看了,我们也按照这个精神结合当地的情况落地了。“这位专家马上就急了:”你这叫什么落地!城镇化以人为本写进去了吗?“项目经理说:”写进去了。不仅写进去了,还是结合实际情况,有的放矢地写的。“他说:”错就错在你自作聪明的有的放矢,中央领导怎么说的,你就怎么写。“会后,地方领导找到我说:”老李啊,还需要再提高啊!您看这专家多有政治水平啊!“我俩会心一笑,”还是要按照专家的意见好好整改啊!“
总书记曾经多次批评地方政府领导说套话和空话,可是为什么很多地方政府的领导还把套话和空话放在嘴上呢?为什么这位专家还要机械重复中央领导的话呢?这里面有他们自己的”小九九“,那就是追求绝对正确。永远正确的空话虽然明知无用,却是最安全的。这是一个多层级话语体系中常见的问题。按照系统工程来看,子系统一定要有自己的目标,这个子系统才是有意义的。也就是说,下级政府和上级政府总目标可以一致,但具体目标决不能是同一个。从这个角度来说,前一阶段的城镇化的“房地产化”,不是因房地产行业的错,恰恰是因为他们没有简单重复,所以发展最快,所以赢得了主导权。新型城镇化之“新”要不流于空谈,就必须在各行各业、各级各部门改变这种毫无意义的重述作风。
如何改变,作者提出三点建议,供参考。
第一,中央提出新型城镇化以人为本的口号是这有自身道理的,因为中央要改变过去以投资为本,以土地为本,以速度为本等错误的导向,所以提出以人为本。
第二,新型城镇化以人为本,人以什么为本?中央为什么不问人以什么为本的问题呢?因为这个是个性的问题,每个区域的情况不一样,发展阶段不一样,人的地域性格和地域文化不一样,需求特点和需求层次就不一样。对于特定区域,其主要问题和矛盾可能只有本地本级政府最清楚,所以各级各地政府都应有自己的以人为本的方向,要分别讨论清楚本地人以什么为本的问题。围绕本地人以什么为本,制定本地以人为本的政策,才可能出具有针对性的、有创新的策略和目标。比如台湾省在蒋经国先生执政时期,政府为居民提供的福利中竟然有米酒补贴。因为本地人酷爱米酒,几乎是生活必需品,如果不补贴,消费成本会很高,民众就会有意见。像这样的政策,拿到其他哪个地方都不行。
第三,以人为本的地方策略是什么?以人为本要深化到人以什么为本的战略后,形成管理策略、财务策略、组织策略、传播策略等。我们地方政府在传播策略上也是有很多忌讳的,他们最大的担心就是出错,所以传播上基本上是以不出错为基本出发点,最简单的就是“重复”了。这样,不管你是“左”还是“右”来攻击,我都不犯什么大毛病。
新型城镇化要处理好的六个关系
汤明旺提出,城镇化诸多问题的本质是发展不协调、不可持续。他说: “有研究指出城镇化率在50%前后是一个关键期,这在过去拉美体现明显,各种矛盾和问题逐渐进入集中爆发期。掌控好的国家社会经济保持快速发展,相反则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社会处于混乱局面。中国新型城镇化已达到世界平均水平,但面临各种各样的质量问题。’摊大饼‘、以土地开发及硬件建设为主的模式不可持续已成共识。‘深耕细做’,把教育、文化、医疗、养老、环境保护等“软设施”及‘软服务’做好,应该是新型城镇化建设及PPP领域努力的主要方面。发展过程中,要处理好以下六个关系: “一是新城与旧城的关系。旧城是城市文脉所在,不能断但也不意味着止步不前,局部改造提升是延续城市活力的重要途径;新城“求大求高求洋”,没有体现本地特色,与旧城(母城)割裂,可以说走向人气不旺将是大概率事件。
“二是本地与周边的关系。看过许多地方的城镇化规划,往往存在两个极端:一个是眼光仅仅局限于本地,……另一个极端则是天马行空。……更合理的做法应该是……既立足本地、又跳出本地,合理利用周边资源,开拓周边市场。
“三是硬件与公服的关系。房地产、道路、市政基础设施等硬件一般都不是短板,教育、医疗及社区商业等配套才是。软环境真正能够吸引人,并为房地产保值增值提供有力支撑。
“四是产业与居住的关系。城镇化要让人留住,既要“安居”也要“乐业”。而且,“业”比“居”更重要。以东北为例,振兴的关键不在于……推动多少棚户区改造,而在于……培育发展新的接续产业。
“五是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城市发展有其自身规律,行政能够规划甚至建设新城,但未必能让新城运营发展下去。……构建以人为本的城镇化模式的必然选择,PPP是其中不可或缺的模式。
“六是短期与长期的关系。短期相对固定,长期则可能发生巨大变化,从这个角度说,短期与长期的关系也可以视为静态与动态的关系。更高质量、更高层次的城镇化必然带来更高层次的消费需求。因此,对于企业而言,如何在短期看似低迷的行情中,找到顺应城镇化发展规律的战略思路,并付诸实施,是所谓创建百年基业、永续发展的根本。”
处理大中小城市关系要站在客观角度科学定位
就大中小城市关系问题,胡志刚说:“大中小型城市协调发展比较符合国情。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要避免片面地只发展大型城市,将中小城市、小城镇与大城市的发展放在同等重要地位……一定要杜绝地方借新型城镇化之机大搞‘形象工程‘。必须提高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对人口的吸引力,同时严格把住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规划设计关,扎扎实实地通过调查研究、问计于民进行投资建设,使更多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实现可持续发展“。
城市中国研究院院长助理单红松有自己的想法,他说:“大城市的优势是机会多、综合性强,分工定位应在高端;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优势是特色突出,环境优美宽松,在特定领域成本低、效率高,分工定位应在专业性。年轻人和创业企业应该到大城市锻炼一段时间,不停地试验,寻找机会,发现自己的专长,找到自己的方向。找到以后,完全可以通过返乡创业、被产业园区招商等渠道,回到家乡的中小城市,或者其他合适的中小城市,沿着既定的方向,尽情地充分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把专业细分领域做到极致。中外都有很多著名企业的总部长期坚持驻在小城镇,就是找到了自身定位与小城镇的契合点,不用去投靠大城市。”
(编者系中国系统工程学会常务理事、北京荣邦瑞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