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三中全会公报要让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
三中全会公报要让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
进程 共享现代化成果
2013年11月12日20:36来源：人民网-时政频道人民网北京11月12日电 十八届三中全会12日下午闭幕。为期4天的全会听取讨论了习近平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障碍。必须健全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要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机制。
第二篇：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
尊敬的党组织：
中国的改革发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在农民。全面深化改革，必须重视农业农村农民问题这个“重中之重”，加大改革攻坚力度，拆除城乡二元藩篱，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
35年前，小岗村18位农民在一份契约上按下了手印，拉开了中国改革的序幕。改革开放，使广袤田野焕发勃勃生机，推动农业农村发展实现了历史性跨越。但是，由于历史现实等诸多原因交互作用，城乡差距不断拉大趋势并没有根本扭转，“二元结构”成了中国社会挥之不去的“痛”。不少农民都有这样的境遇:远离故土、东奔西走，为城市建设和市民生活“添砖加瓦”，却还难以被城市社会保障系统接纳;耕种多年的土地被征用，建起了高楼大厦、厂矿车间、高速公路，却还不能公平地分享土地增值收益。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如果不能创造条件保证农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农民，就谈不上全面改革，也不会有全面小康。加快破除体制机制弊端，切实保障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是全面深化改革必须攻克的一道难关。
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必须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给农民以公平的国民待遇。针对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同工同酬、土地增值收益、户籍和社会保障等现实问题，《决定》提出了一系列含金量极高的惠农新政策和新办法，对消除对农民的“制度性歧视”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操作性。土地是农民最大的财产。让农民拥有更多的财产权，就要深化农村土地改革，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使农民从土地财产中获得更大收益。城乡发展一体化，基本公共服务不能差异化。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就要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机制，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既要使农村与城镇在基础设施、文化教育、环境卫生、交通信息、公共服务等方面均等发展，又要让广大农民在财产权利、就业、创业、住房、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与市民享受同样权利，公平地分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
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必须积极构建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在统筹协调中增进农民福祉。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始终是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必须处理好而又容易出偏差的重大问题。《决定》站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高度，把农业与工业、农村与城市、农民与市民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提出了统筹城乡发展的新政策和新办法。我们要按照全会部署，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鼓励和引导工商资本到农村发展，向农业输入现代生产要素和经营模式，推进农业经营方式创新，激发农业经营主体活力;健全农业支持保护体系，改革农业补贴制度，完善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完善农业保险制度，以有效的政策扶持和财政支持，激发农民生产经营热情;鼓励社会资本投向农村建设，允许企业和社会组织在农村兴办各类事业，不断拓展多方扶持三农工作新渠道;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使农民成为新型城镇化的最大受益者。
汇报人：xiexiebang
第三篇：[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解读之四：农民权利
关键词：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
【公报摘要】
公报提出，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障碍。必须健全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要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
【报告解读】
公报提出要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这就涉及到农村的土地问题，因为土地是农民最重要的财产之一。”土地改革的基本原则还是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
完善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要着力在城乡规划、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推进一体化，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形成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同时，一体化不是一样化，均等原则也不是平均原则，而是要以城带乡、以工补农。
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必须要处理好3个关系，即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地方政府和农民之间的关系、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领导与普通成员之间的利益关系。协调各种利益关系、应对复杂局面还要以改革破难题：一是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从源头上削减中央政府配置资源的权力;二是协调地方政府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关系，让农民分享土地的增值收益。
【标准表述】 [原因]
在中国现行土地制度下，农村土地属于集体所有，国家为了公共利益可以将农村集体土地收归国有，转变为国有建设用地后售卖。近年来，随着房地产市场的飞速发展，商品房用地价格不断攀升，而农民的征地补偿款提升速度远远没有获得相应的增长。
城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但快速发展的城镇化绕不开征地拆迁问题。农民大量土地被征用，征地过程中发生的利益分配、农民安置等问题和矛盾日益凸显。
对中国的征地制度改革，其最重要原因一是对农民的权益保障不够，这是土地制度改革必须认真去研究和改善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是现行的土地制度对于土地的农业转为非农业使用约束机制不强。土地一方面被大量征用，另外一方面效率却不高，甚至浪费严重的现象大量存在。
呼伦贝尔人事考试信息 www.xiexiebang.com 三是为了推进城镇化，征地机制所衍生出来的一些东西导致地方政府，乃至企业的行为偏离了正常轨道。比如地方政府为了追逐土地财政的收入，更多地征地、更多地卖地。还比如一些企业追求以更低的价格拿到土地，以待增值。这些扭曲的市场经济行为让征地制度改革变得非常必要，同时整个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也是重中之重。
[措施]
未来的土地制度改革将从四方面展开：
第一，要对现行的土地用途管制制度进行深化完善，为生产、生活、生态的空间留下足够的余地。
第二，要对土地的集约节约用地制度、有偿使用制度，包括市场上提及的土地资产、资本管理制度，以及涉及到土地财政、税费贴息等进行协调改革。
第三，相应地进行土地空间转换征地制度的改革和集体建设用地制度的改革。第四，加强土地的权益保护，进行土地登记、土地产权制度改革。
第五，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土地利益的分享问题，土地增值收益要更多地向农民倾斜，共享城镇化带来的繁荣。
【微言微语】
城乡一体化发展从正面角度破解了很多难题，包括农民如何进入城市、社会福利、城乡两张皮和二元体制发展。这是个非常巧妙的提法，治理层次的提法破解了很多问题，也为未来政策的发展提供了更好的发展空间，如何改革身份制度问题，让乡下人更好地融入城市，让城里人更好地去乡下投资。
呼伦贝尔人事考试信息 www.xiexiebang.com
第四篇：关于改革进程中农民的政治参与和政治稳定的论文
论中国改革进程中农民的政治参与和政治稳定
一、政治参与是指公民自愿地通过各种合法方式参与政治生活，并影响政治体系构成、运行方式、运行规则和政策过程的行为。政治稳定是一个国家在一个历史时期政治统治的的稳定和社会秩序的安定，也就是指一种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包括两方面，一是国家权力机构的有序运转，二是人民同政府关系的协调一致。
政治参与和政治稳定之间存在着辩证的关系。一方面动态有序的政治稳定之间是实现普遍公民有效政治参与前提和基础。只有保持动态有序的政治稳定，不断建立和健全有效的政治参与机制，为公民及公民团体提供正常的组织和舆论渠道。另一方面，有效的政治参与将促进和维护政治的稳定。因为而有效的政治参与意味着政治系统输入公众要求，使政府获得全面而又具体可靠的政治资源，输出相应的政治产品以满足公众及公众团体的不同需求，加强公民对国家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从而带来政治系统的稳定。值得注意的是，政治参与并不总是与政治稳定成正比关系，不适当的政治参与则会破坏政治稳定。
二、80年代初，中国所进行的伟大农村改革，开辟了中国农村发展的新时代，农民作为经济改革的直接受益者，在中国农村经济发生飞跃性变化的历史进程中，自身也在发生各个方面颇具深刻意义的变化，这就是当代中国农民的政治参与。无论农民政治参与的类型、形式、还是性质内容，都较过去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就是由过去的被动型盲动的政治参与转到基于自身利益驱动的主动参与；由过去简单集中统一的政治参与转到方式多样、渠道多种、层次不一的政治参与并且参与的范围和人数发生明显的变化。
当代中国农民政治参与的可喜变化，不仅标志着我国政治民主程度的巨大进步，而且也进一步推动了我国的政治发展。因为，在一定程度上，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也就是政治参与不断扩大和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80%，就决定了农民在我国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高层建瓴地指出：“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盾农民能不能发展，农民生活是不是好起来。”①同样道理，中国政治能不能取得实质性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也要看农村民主政治是不是取得真正的实质性发展，要看农民政治参与发展的程度和水平。没有我国广大农民的政治参与，整个国家的政治发展就不会有实质性的进步，只能是在畸形的发展。然而，有社会主义改革进程中发展起来的中国农民的政治参与，由于受到种种因素的制约，不名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它们对我国政治稳定具有直接或间接的冲击性，必须引起我们思想上的高度重视。否则，参与就可能演变为政治动荡甚至**，从而破坏当前改革开放的稳定形势。
农民政治参与的多样性和规范性发生引发政治不稳定
党的十一届中全会以后，社会主义政治现代化的步伐逐步加快，农民政治参与的主动性明显加强，形式也一改过去集中统一的样式，趋向更加多种多样，如投票、投拆、诉讼、接触、抗议、暴力对抗活动等等。农民参与的日趋多样怀一方面预示着社会主义农民民主政治的发展，另一方面由于农民政治参与在内容上缺乏引导，在形式上有待规范，潜伏着对政治稳定的一种冲击。如集体上访、越级上访、集体冲击乡镇政府、暴力攻击乡村干部、政治参与旨在报仇泄愤等，缺乏理性、缺少规范，直接影响着我国农村基层民主的发展和农村政治的稳定。“农村人口占我国人口百分之八十，农村不稳定，整个政治局势就不稳定。”②
由政治性参与向利益性参与转轨所引发的政治不稳定
改革开放以前，由于极“左”路线的干扰，强调农业生产主要靠政治挂帅，“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抓革命，促生产”，担心注重物质原则会引起社会差别，平均主义愈演愈烈，其结果是政府的全面干预。政社合一，造成农民生产没有自主性，并要求农民思想高度集中统一，绝对服从政府，使广大农民的政治参与成为一种基于政治目的、被动性的政治改革开放，带来了中国农民政治生活的新变化，使农民的政治参与逐步向社会主义市条件下利益性参与转变。利益性参与是一种同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行为，农民希望通过政治参与来影响政治决策，以争取、实现和维护自己的利益。但是，在农民政治参与的形式的统一，加之国家政策的制定难以考虑到处于转型时期农民各个不同利益要求都得到满足，导致农民政治参与愿望同结果之间出现矛盾。如果矛盾不在改革中逐步解决，久而久之，就有可能引发人们的政治冷淡，使人们产生政治不服从，从而影响政治稳定。第三、农民政治参与的不平衡性影响政治的稳定
在中国改革进程中和发展起来的农民政治参与，由于受到种种条件的制约，还处于一种不成熟和不完备的状态，其突出表现就是农民政治参与的不平衡性。从政治参与的地域看，经济发达地区与要落后地区，沿海与内地农村存在明显差别。经济发达地区农民基于争取、实现、维护自己利益的需要，具有很高的政治参与热情和愿望，如对国家和政府的法律法规的颁布，重要会议的召开给予极大的关注，对村民委员会、村长、人民代表的选举和检查监督都能遵循严格的法律程序，依法行使自己的权力。这非常有利于农村政令的畅通和廉政建设。但是，在经济不发达地区，特别是偏远落后的地区，广大农民不关心政治，对政治非常冷漠。这既是政治制度软弱的表现，又是政治制度软弱的根源。它意味着政府没有将农民组织到政治活动中去，没有激起农民对政治的兴趣和对政府的理性服从。他们长期游离于正常的政治渠道之外，不能共同参与决定他们利益的政治决策，而政府也没有更好的了解这些农民究竟在想什么，要求得到什么，任其发展下去，就会对政治稳定构成一种威胁。
从政治参与的主体看，当代中国农民的政治参与有二具显著特点。
一是参与主体的不平衡性。由于农村家庭陕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政社合一的政体被打破，企业的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的扶持以及鼓励一部分人先富来，使中国农民在地区、行业、收入、权利等方面产生分化、分层，产一了众多不同的利益主体。有调查资料表明，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分化分层大致中概括为：“农村基层干部、集体企业管理人员、乡镇集体企业工人、农业劳动者阶层、个体劳动者阶层、智力型自由职业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雇工阶层等八个阶层。这些不同利益主体，在社会主义政治参与过程中，必然会从各自的群众利益需要出发，如农村基层干部、集体企业管理人员和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的积极性远经农业劳动者阶层、个体劳动者阶层、雇工阶层要高，这就不能全面掌握分化层后农民新的愿望和要求，不利于农村政策的制定和推行。就农民的分化分层和政治参与的变化速度来说，改革中农民阶级的分化与分层，远比政治参与扩在和发展的速度迅速，政治参与渠道的完善和制度的建立健全具有明显的滞后性，使分化分层后不同利益群体的农民利益要求通过政治参与得不到满足，导致政治参与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形成农民政治参与的挫折感。如果这种挫折感不能得到良好地调整和正确的引导，就被引申到制度本身，对基本制度产生不满，甚至对国家和社会失去信任和信心，走向极端，形成一种盲目的破坏欲，从而危及到政治的稳定。
二是政治参与能力不平衡性。在中国农民政治参与水平普遍提高的同时，由于人们受教育的状况不同，地政治关心的程度不同，获取政治资源的数量和获取能力不同，农民参与的能力呈现出很大差异生。许多农民的政治生活中，对自己拥有什么权利与义务以及政治参与的途径和方法不甚了解或一无所知，使农民的政治参与极易引向不正确的轨道路，采取过激形式，导致政治参与的负面影响占主导地位，结果影响政治的稳定。
第四、农民政治素质和政治心理不足引发政治不稳定
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由于整体上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经济不发达，就从根本上制约了农村教育的发展。当前我国农民文化素质不高，民主意识不强，法制观念淡薄，政治技能急待提高；加之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条件下长期形成的“权力崇拜”、“官本位心理”、“政治冷漠”、“清官心理”等深深积淀在农民的内心深处，使农民容易把政治参与作简单代或公式化的极端理解，走向岐途，从而对政治稳定产生负作用。
三、以上分析表现，改革进程中形成的中国农民的政治参与具有正反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有效的政治参与对政治稳定、政治发展具有促进作用；另一方面不完善的政治参与对政治不稳定、政治发展具有破坏作用。这就需要我们在实际工作中正确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
当前，从我国的国情和农村现实出发，当务之急是抓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第一、尊重农民利益，建立和健全农民政治参与机制
建立和健全农民政治参与机制，其目的在于满足农民参与的愿望，实现他们的利益要求，以提高政治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减少和避免农民寻求制度外的参与途径，维护政治稳定，推进政治发展。今后要做的工作是，在村级体制方面，要完善村民自治体系，特别是建立健全村民委员会制度，让村民通过村委会的选举、监督、考核、罢免等措施，增强民主意识提高政治参与的能力，以发展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在县级以上人大代表的产生上，要充分考虑到农村经济改革所带来的农民阶级的分化与分层，保证各个不同利益主体能产生自己的代表参与国家管理，保证不同地区之间保持一定的代表比例，农民增强对现行政治体制的信任，增强政治服从感。
第二、加强农民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法制化
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③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一亨廷顿指出：“所谓制度，是指稳定的、受到尊重的和不断重现的行为模式。”④“制度化是组织与程序获得价值的稳定性的过程。”⑤目前，我国农民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法制化就是要在充分保障宪法和法律赋予每个公民政治权利和自由的上，对农民政治参与的内容、方式、途径作出明确的规定，并用法律有形式将其固定下来，做到有法可依，依法参与。同时还要改革现行的政治体制，使其具备自主性、适应性和凝聚性，以有利于农民的政治参与。当前要做的工作有：(1)加强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政治地位，进一步完善农民代表的选举办法，使其具有广泛的代表性。(2)进一步增强各民主党派的参政议政作用。(3)建立健全农民团体、咨询智囊机构，充分发挥他们在表达民意、吸引农民参与以及提供政治决策等方面的作用。(4)建立和完善大众传媒的组织机构，使新闻传播形成多维度、多层次、多渠道的网络体系。(5)进一步完善农村自治组织形式，使其充分发挥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等方面的作用。(6)进一步拓宽农民政治参与的渠道，防止农民寻求制度外参与。
第三、加强农村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建设
加强对农民的教育，特别是加强对农民的法律教育、政治技能教育、民主意识教育，以增强农民政治素质和政治参与的能力。同时，引导广大农民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取其精化，去其糟粕，让农民“变得关心政治，增强对政治的依赖感，并感到自己是社会中的一员。”⑥从而，消除附庸意识，强化农民政治参与的主体意识。
点击咨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