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募“病魇”——为那些过早逝去的人们

第一篇：公募“病魇”——为那些过早逝去的人们

公募“病魇”——为那些过早逝去的人们

2011-03-14 19:04:27来源: 经济观察报(北京)跟贴 0 条 手机看股票

经济观察报 记者 赵娟 李保华 陈旭

活到105岁的投资大师邓普顿说，没有比活在这个时代更幸运的了，因为他能用自己的投资才华为这个世界创造财富。

对于中国的基金经理来说，创造财富的光华里不仅是他们这十几年熠熠生辉的基金业绩，还有他们中一些人付出的生命代价。

105岁的邓普顿和81岁的巴菲特，成为中国那些已经离开的基金经理们永远无法企及的高度——不仅是成绩，更重要的是他们创造财富的乐趣。2007年，中国基金业迎来繁华盛世之后，这个在中国新生的行业已经用残酷的方式送走了数位非常优秀的基金业人才。文鸣、孙延群、严仁明、黄玉、缪建兴、杨长清„„

唐代诗人韩愈曾经在他的一首诗中写到，“犹疑在波涛，怵惕梦成魇”。这正是很多基金经理的生活写照，在业绩排名上上下下的重压下，很多基金经理每天都生活在不安中。

残酷的游戏

与同学轻松地聚会，对于基金经理张鸿来说，确实十分难得。9点钟，在金融界的一家咖啡馆，本报记者见到了满脸憔悴的张鸿。他的手机里面赫然显示着还有2000多条未读短信，是各家券商推送的各种研究报告。而他的邮箱里还有一堆要看的邮件。

对于刚刚的聚会，张鸿说，很多同学都说他变了。他读书时是一个非常开朗的人，现在变得话也少了，也内向了。

其实，35岁的张鸿两年前担任了一只基金的基金经理，管理着百亿资产，也取得了不错的投资业绩。

张鸿工作的头三年，他可以算是公司里最勤奋的员工之一，几乎没有在晚上9点前离开过公司，他会把自己所覆盖的行业信息统统整理一遍，发给领导和基金经理们。

张鸿回忆说，当他看到自己的名字以基金经理的身份出现在报纸的公告栏中，非常有成就感，至今他还保留着那张报纸。

一位同行恭喜他荣升基金经理时说，恭喜你加入排名游戏。他有了切身的体会——这是一个相当艰难、相当残酷的游戏。

每一天，很多基金公司都会把各基金的排名发到基金经理们的邮箱里，借用电影里的一句流行语：你看，或者不看，排名就在那里。

每天的业绩被记录下来，相当于每天考试一次，而且只要一退步，马上就会被人盯上，甚至连改正的机会都没有。

北京许多基金经理都知道这样一个故事，一位基金经理调研了一些上市公司后决定换仓，三个季度才逐渐换仓完毕，但这时净值已经跌到了行业底部，没多久，老板把他请走了。而他走后不久，这只基金的净值就开始直线上涨。

做基金经理以来，无论排名是好是坏，张鸿从未轻松过。今年以来，他管理的基金业绩排在行业前30名，但这并没有让他有丝毫的轻松感，因为与排名在行业后三分之一的同公司其他基金相比，他管理的基金净值不过领先几分钱，也许行情突变，一天后排名就到了另一个世界。张鸿坦言，“我时常梦到基金的净值大跌，然后惊醒。”

很多人说基金行业是一座 “围城”，外人看到的是他们挣大钱的光鲜，里面的人感觉到的是巨大压力。不过张鸿觉得，这更像是一条不归路，自己像被无形绳子抽动的陀螺。

沉重的代价

上投摩根前投资总监孙延群曾经说过，资产管理是一项长期而艰苦的工作，能够长期坚持的人并不多。

那天早上，孙延群独自开车去医院后再也没能回到家，电脑的屏幕上留下他看过的最后一份研报。时年他仅41岁。

虽然两年过去了，但孙延群的一位朋友谈起他时，依然唏嘘不已，“他的胃病引起消化道大出血”。孙的离开曾经震动了很多人。

就在2009年初，51岁的工银瑞信基金公司原固定收益总监文鸣因为癌症病逝。文鸣在生病后曾休息了一段时间，但是手术完了之后又回到公司上班，病情再度恶化，遂致不治。

2011年初，银华基金前基金经理杨长清去世让整个业界更为震惊，他37岁，相当年轻。此时，人们发现，在基金业英年早逝这几年已经不是个案。

杨长清毕业于五道口金融学院，做过市场营销、产品开发，然后又做研究员、基金经理。2009年杨长清管理的银华道琼斯88精选基金取得不俗业绩。一位熟识他的同行说，尤其是年轻的基金经理，刚开始这几年更是战战兢兢，压力巨大。

一位与杨长清共过事的人士说，他对杨长清每天在公司自觉加班的印象深刻。自从2009年底担任基金经理一职以后，他经常会看研究报告直到凌晨。这期间，杨长清的孩子出生，初为人父的他，为了不打扰家人的休息，每天工作结束后，就睡在客厅的沙发上。

“我去过两位同行的追悼会，他们悼文上通常会写管理过什么基金，业绩如何如何，可是这样的惨痛代价又给家人留下了什么呢？”北京一位基金经理说，留下的是无尽的伤痛。

不仅是基金经理，在扩规模的竞争下，基金公司的销售体系同样压力重重，一位基金公司负责市场的副总被朋友戏称为：不是在飞机上，就是在去机场的路上。

这个高速发展的行业，裹挟着这些从业人员“为了工作而生活”，即使是刚入道者也没有机会慢慢进步。

小吴是深圳一家大型基金公司的研究员，他说自己基本没有周末，一年内要写100多份报告，其中还有20多篇深度报告。去年因末位淘汰跳楼的那位大成基金的研究员就是他的同学，压力太大，纾解不开。

今年初，一入行，他们就被绑在了这个飞速转动的车轮上。“每天都能感觉到压力很大”，因为每个研究员都要在自己研究的行业中挑几个股票做一个组合，收盘时以相对行业指数的收益每天排名，排名的结果投研部门的每个人都知道„„

据本报了解，今年初，一家基金公司的业绩表现不尽人意，总经理特意通知市场部，别再把排名发给投研部门了，他知道，这样会对投资造成更大的压力，但在这个竞争激烈的市场中，这似乎只是个案。

其实在国际上，通常对成立3年后的基金进行排名，但国内基金业对净值排名之频繁是国际上绝无仅有的。

“即使没有排名，投资本身就已经是一项‘与心灵战斗’的工作了。”一位基金经理直言，遇到行情转折时，基金经理就要与自己博弈——纠错还是坚持。

“这个行业的成就感可能来得很快，对市场的一个判断也许三五天就能得到证明。但很多时候，我们要等待和反省，一个天天和自己斗争的人，内心多么的煎熬。”基金经理李先生说，他已经做了15年的投资，目前是一家基金公司的投资总监，一天至少三包烟。坐在记者面前的他，刚40出头，头发已经白了大概三分之一了。一位基金公司的人士开玩笑地对本报说，基金经理挺好认的，因为他们大都是秃顶。

工作之外，基金经理们的生活中还有一项重要事情，就是“被迫”娱乐。一位资深基金经理回忆，有次半夜一个上市公司的董秘叫他去唱歌，只好硬着头皮去，“没办法，因为你想了解到你想了解的，这大半夜的，如果是女基金经理更纠结。”

在这样的高强度工作的背景下，家庭生活变成了很多人的奢求。北京一家基金公司的女基金经理提出辞职，对外的原因是个人原因，然而业内很多人都知道，是她的丈夫提出要和她离婚。

未来在哪里

这两年，行业的高速发展，使得基金业人才短缺，大量的80后基金经理被推上了舞台。

许多新的基金经理是这样起步的：研究员-基金经理助理-基金经理，这个周期被压缩到只有3-5年，他们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被成长”。

同时，这个行业也在快速地更新换代。“这是一个加速折旧的职业。”即使从业十余年的一位明星基金经理也这样看。

“要做好投资，首先要研究判断公司和行业，意味着大量的阅读和调研，不仅是上市公司，还包括行业协会、行业的上下游。如果要长期判断宏观的趋势就更难了，再加上中国股市的博弈性很强，还需要选择博弈性高的组合。然而给基金经理的时间却很短。”上述明星基金经理说，“很多人希望很快见到效果，但是这又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做到的。”

基金经理需要时间锤炼，与这个只争朝夕、急于膨胀的行业之间产生了错位的悖论。

于是国内的基金业处在了一个“野蛮成长”的阶段，研究员出人头地要拼命，销售卖基金要拼命，公司发展也要拼命。

本报了解，国外通常40岁以上是基金经理的主要年龄段。但在国内，30岁-40岁是目前基金经理的主要年龄段，基金经理的平均从业年限不超过3年。

一家基金公司的投资总监坦率地说，他挑选新人的标准有三个：第一，极度热爱投资，不会轻易放弃；第二，精力充沛，身体好才能坚持；第三，要内心坚定，扛得住压力。

“其实身体的压力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精神上长期都要紧绷着，这是双重的压力。”一位私募基金经理评价同行说。

目前的公募基金公司里，每名基金经理都生活在摄像头下，投资部、交易室布满了摄像头，有基金经理自嘲道，挖个鼻孔都会被拍下来。而基金经理还要上报所有旁直系亲属的身份证号和证券账户，“查祖宗十八代”。这些无形的精神压力，布满工作生活的每个细胞。

“现在流行说幸福感，大多数基金经理都是好胜的人，最大的幸福感在于长期的正回报和自己的投资理念领先于市场，但很难有。投资上难常胜，而社会地位上，连王亚伟都被全社会娱乐化了。”上述明星基金经理说。

“我现在能够理解为什么那么多老基金经理最近两年大批出走了，许多同行都觉得，这个行业很有前途，但很无趣。”张鸿开始有些迷茫，“也许以后我会去做私募或其他，但现在，我还没有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