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养老金10年缩水6000亿 投资体制改革成必然（模版）

第一篇：我国养老金10年缩水6000亿 投资体制改革成必然（模版）

我国养老金10年缩水6000亿 投资体制改革成必然

日前，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社科智讯专家郑秉文在2012年养老保障国际学术论坛上表示，以银行存款为主的投资体制下，从2001年到2011年间的十余年间中国养老保险基金“缩水”近6000亿元。他认为，投资体制改革已经成为必然选择。

郑秉文指出，目前中国养老基金主要有三大支柱：3580亿元的企业年金、8690亿元的全国社保基金和1.95万亿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其中，前两部分资金均已实现规范的专业化市场投资运作，但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却依然在通过落后的投资体制获得低下的收益。郑秉文介绍说，从世界范围看，养老保险基金要么是购买国债，要么是采用市场化投资运作，存银行的只有中国独此一家。在以银行存款为主的投资体制下，中国养老保险基金获得的年均收益率不到2%，但过去11年间，中国年均通货膨胀率却高达2

.47%。以此推算，养老保险基金的损失约6000亿元。

“除了通胀的摊薄，养老保险基金当下支付、未来使用的特点，使其在计算损失时，还必须考虑到工资的增长。在平均工资增长率达14.1%的情况下，收益率不到2%的养老保险基金意味着广大参保人没有分享到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成果”。郑秉文说。

郑秉文表示，如按目前的缴费率、财政补贴力度、扩大覆盖面的速度等政策和制度参数来测算，到2020年，中国基本养老保险累计余额将在9万亿-11万亿左右，如果加上医保基金等其他四个险种的基金累计余额，五险基金将超过15万亿-16万亿。换言之，8年之后，中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规模或将仅次于美国和日本，其保值增值压力届时将仅次于外汇储备。在这种情况下，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走出”银行进行投资体制改革已经成为必然选择。郑秉文介绍说，迫于老龄化不断加剧等因素，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推动其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走上市场化投资的改革之路，“一些发达国家和周边国家的基本养老基金已开始布局中国资本市场，这些基金带来的竞争效应，未来或给中国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带来巨大压力”。

郑秉文认为，投资体制的改革迫在眉睫，要想通过投资体制改革达到提高养老保险基金收益率的愿望，还应该提高中国养老保险基金的统筹层次，打破地方割据，以便使投资体制改革内生化。

郑秉文建议，成立全国独立法人机构，负责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运营的模式。“在目前的制度结构下，提高统筹层次是非常必要的，即使不提高统筹层次，投资体制改革也势在必行”。他说。

第二篇：随着我国投资体制改革的深入

随着我国投资体制改革的深入，政府投资项目将主要集中在基础性项目和公益性项目上，这些项目往往是解决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制约瓶颈的重点项目。如何加快政府投资项目的建设速度，提高政府投资项目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是当前政府部门必须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

从当前我县重点建设项目实施情况来看，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

1、前期工作不充分。一是某些项目单位在思想观念上对前期工作不重视，不舍得花钱做深做细项目前期工作；二是某些咨询单位在编制可研报告、初步设计等过程中工作不细致，导致可研报告、初步设计方案做得不深不透不全面。

2、部门协调不够顺畅。由于政府投资项目牵涉的部门多，环节多，各部门都有各自的政策规定、在前期工作中信息不对称、推诿扯皮、效率低下等现象依然存在。

3、建设资金缺口大。当前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已对我县产生较大影响，加上土地出让金政策的调整，我县预算外收入建设资金将大大减少。

4、建设用地指标少。自2003年以来，国家不断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实行最严厉的土地政策，紧把土地这道“闸门”，造成项目用地紧张，工程实施艰难。

5、政策处理难度大。重点工程在涉及土地征用、拆迁等政策处理过程中，少数群众甚至是个别群众因政策处理方案不接受，片面强调个人利益，提出无理的要求导致土地无法征用、工程停工等问题。

上述问题的存在，除了项目单位自身原因外，与相关部门的协调和配合有着重要关系，需要相关部门的通力合作，协调一致才能解决好。

一、突出“一个理念”谋划项目。各部门都要牢牢树立“抓项目就是抓发展”的理念，将思想认识和行动统一到促进浦江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上来，心往一处想，力往一处使，共同推进我县经济社会又好又快的发展。为了将我县的“十一五”规划蓝图变成实实在在的建设项目，我们必须充分利用各部门的资源和优势，做到选项准确、准备充分、论证科学，形成“建设一批、申报一批、储备一批”的良性循环机制。

二、突破“两个瓶颈”争取项目。制约投资项目推进的两大要素瓶颈是资金和土地，而要切实推进项目工作，就必须千方百计突破这两个要素瓶颈的制约。一是要千方百计突破资金瓶颈。要敢于负债，善于融资，创新运作模式，建立政府与金融部门的良性互动体系，拓展融资渠道；二是千方百计突破土地瓶颈。继续做好土地征用、土地整理工作，加大清理闲置土地和盘活存量土地的力度，大力提高土地集约利用率；充分利用各类扶持政策，通过省重点建设项目和技改项目以及重大招商引资项目的争取，向上争取土地指标。

三、围绕“三大环节”服务项目。一是围绕前期工作服务项目。项目前期过程中，涉及建设、国土、环保等多个部门的审批。涉及项目的政府各相关职能部门要提高服务意识，实行“一次性告知”、“一站式

服务”，甚至要做到“主动服务”。二是围绕在建工程服务项目。项目实施后要加强对施工企业的监督管理，杜绝分包、挂靠等各类不规范行为，确保设备到位，技术到位，管理到位，保证工程进度。三是围绕竣工投产服务项目。项目建成后，政府不能撒手不管，而要帮助解决竣工投产后的种种困难和问题，促使项目早日发挥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四、建立“四项制度”确保项目。一是建立县级领导联系负责制度。进一步完善县领导联系重点工程制度，由联系领导协调落实各相关配合部门的工作任务，协调解决重点工程实施过程中的困难和问题。二是建立项目联席会议制度。采取“6+X”的项目联席会议制度，通过联席会议协调解决重大项目推进过程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三是建立督察通报制度。实行“一月一督察，一季一通报”的办法，每月对重点项目的进展情况进行督察，每个季度在媒体上将重点工程进度情况进行通报。四是建立项目奖惩激励制度。针对项目建设中存在的“等、靠、怕”(等待国家计划安排、靠政府出面、怕花钱和麻烦)思想，要建立奖惩考核制度，对那些为重点项目建设做出突出贡献的有功单位和个人给予奖励，对不作为的部门和单位则给予通报批评。(作者单位：县发展和改革局)

第三篇：我国高等教育投资体制改革30年

我国高等教育投资体制改革30年

日 期: 2008-8-6

中国教育科研参考 来 源:

一、改革开放以来高等教育投资体制的发展与变革

建国伊始，百废待兴．中国政府依照苏联模式建立起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高等教育体系。与之相适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中国高等教育遵循政府计划、政府举办、公共财政出资的高等教育办学理念，施行的是国家包办的单一体制和模式的免费高等教育。1977年高考的恢复直接改变和推动了随后整个中国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当时各行各业都迫切需要人才支持国家现代化的建设，而国民收入普遍很低，高等教育肩负着在国家经济发展和人均可支配收入极其有限的条件下，尽快弥补由于文革造成的人才青黄不接的特殊的历史使命，而主要由政府财政经费支撑的免费高等教育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了一批社会精英。

随着经济体制和教育体制改革的开始和不断深入，以及社会对高等教育需求的不断增大，资源配置方式从计划调配转向以市场调节为基本方式，原有的高等教育投资体制已经不再适应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l984年中央政府把教育

体制改革提上了议事日程。高等教育投资体制改革，作为教育资源配置的改革，是整个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体系中的基础性改革，它的改革成效将制约着其他一系列改革，以至整个教育事业的发展。

(一)政府间高等教育投资责任的变革

从国家财政投资体制的角度看，20世纪80年代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分配关系经历了几次重大改革，其主要目标就是实行对地方政府放权让利的财政包干体制，改变由国家统一管理财政收入和支出的“统收统支”的中央集权式财政体制，实行中央与地方分级管理财政收人和支出的“划分收支，分级包干”，各省“分灶吃饭”的中央与地方分级负责的新财政体制。为了进一步深化高等教育体制改革，l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特别明确提出进一步确立中央与省分级管理、分级负责的教育管理体制，体现了中央进一步简政放权的意图。随着中央对办学和投资责任的不断下放，这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地方政府投资高等教育的积极性，增加了地方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投资责任，并最终为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

了更多的资源。

进入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由于国家机构改革和财政改革等一系列改革，中央与地方政府间高等教育的事权和支出范围发生了-些调整，其结果是在高等教育的事权和支出责任层层下移的同时，财权财力的层层上移。

(二)政府拨款模式的变革

高教投资体制改革中政府投资作用的变化不仅体现在各级政府的责任和权力的划分、投资的数量和结构等方面，而且也体现在对高等教育拨款方式的转变上。l985年以前，政府对高等学校的事业费是按照“基数加发展”的模式拨付的。1985年，教育主管部门提出“综合定额加专项补助”的高等教育经费分配方法。与“基数加发展”的旧模式相比，“综合定额加专项补助”的模式总体上更加有利于经费的合理配置，增加了高等学校安排经费的主动性、自主性以及经费管理的责任，在一定程度上反

映了高校的成本行为规律，在拨款的透明性和公正性方面有明显进步。

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央政府开启了一些大型的高等教育专项资金项目。1991年年底“211工程”方案上报国务院并着手实施。这不仅被认为是在高等教育界开启了政府目标管理方式之先河，而且也是“综合定额”之外政府加大对高校，特别是重点高校的专项投入的重要标志性事件。继此之后，一些重大的专项资助陆续启动，例如1998年开启的“985”项目等等，表明政府对高校投人的专项资金力度不断被强化。

(三)高等教育成本补偿制度的确立与发展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我国高等学校办学所需的全部费用均由国家财政负担。高等院校不仅不向学生收取学费，而且要拨出相当一部分资金作为“人民助学金”补贴学生学习期间的生活费开支。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对各级各类高级专门人才的需求以及广大人民群众对于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的需求日益增加，国家需要提供日益增多的高等教育机会。然而在国家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建立起高等教育的成本分担和成本补偿机制。

1984年，国家决定招收一定数量的委培生和自费生。l985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指出，要改革高等学校的人民助学金制度，并提出了在学杂费和培养费方面进行改革的思想。l993年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是20世纪90年代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其中正式宣布将“收取非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作为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的投资体制。1994年，国家在37所高校实行招生并轨改革试点。l997年，全国高校并轨完成，实行所有新生都缴费上学的制度。至此，对高等教育进行成本的私人补偿成为中国高等教育投资的一个重要部分。

在实行成本补偿、收取学费的同时，为了确保贫困家庭的子女不会由于经济原因而被排除在高等教育系统之外，我国的学生资助体系也经历了一个建立与逐步完善的过程，形成了以“奖、助、贷、勤、减、补”为主要内容的资助体系，以向弱势群体提供必要的教育资助。

(四)高校自筹性资金的拓展

鼓励高等院校通过自身优势自筹资金是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高等教育投资体制改革的又一重要内容。《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规定高等学校有权具体安排国家拨发的基建投资和经费，有权利用自筹资金等等。1993年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则更加明确地将学费、校办产业、高新科技企业、社会服务、社会捐资助学、金融信贷手段等作为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之外的教育经费筹措的主要措施。

高等学校通过多种形式的创收、自筹活动，挖掘和利用了在人才方面和科学技术方面的潜力，增加了学校的收入和经费来源渠道，并通过多种多样的科技开发、技术咨询和人才培训活动促进了高等学校自身教学与科研工作的改革。

(五)民办高校投资体制的发展

利用对高等教育的旺盛需求与公立高等教育资源不足所形成的市场空间．利用市场机制举办民办教育，吸纳国家财政以外的资金投资办学成为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重要部分。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对地方办学、社会力量办学开始“松绑”。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了国家对社会力量办学采取“积极鼓励，大力支持，正确引导，加强管理”的十六字方针，确立并形成了高等教育以政府办学为主、社会各界参与办学的新格局。2002年12月28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使民办教育获得了相应的法律地位。

从民办高校的投资体制上看，其办学经费主要依靠学费收入，其余不足部分则依赖银行和个人贷款或母体企业和股市上的经费支持。政府对民办高校实行直接减免税政策或者其他扶持政策。随着体制改革的深入，民办高等教育初步实现了对以国家包办为特征的高等教育的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对于穷国办大教育的不堪重负的国家财政是一个有效的缓解。

(六)高等学校内部财务管理体制的变革

中国高等教育投资体制改革的内容既有国家高等教育宏观投资体制的改革，也有在院校层次上实施的财务管理体制改革。1980年以前，高等学校的经费均由国家财政统一计划拨款，学校在年终决算后需将全部结余款项交回国家财政。这导致高等学校不仅缺乏经费使用方面的自主权，也缺乏提高经费使用效益的积极性，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高教经费使用不当，降低了学校的办学效益。1980年财政部召开全国文教行政财务会议，强调全面推行“预算包干，结余留用”的办法，各个高等院校按照国家下达的预算包干使用，年终结余全部留归学校结转下支配。

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这种以扩大高校自主权的改革方向发生了变化。1998年底全国财政工作会上正式提出了新的公共财政改革，它包括部门预算改革、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收支两条线”改革、政府采购制度改革等，对高校的财务管理和运作发生了重要影响。可以说与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相比，90年代末财政改革对于高等院校内部财务管理的影响完全是不同的；是在大大增强了中央财政部门对高校财务管理的直接控制的同时，高等院校在内部财务管理方面的自治和自主权限受到了明显的限制。

二、高等教育投资体制改革的成效

(一)高等教育投资体制改革确立了经费的多元化发展格局

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开始探索多渠道筹措高等教育经费的体制。l998年颁布的《高等教育法》，将国家建立以财政拨款为主、其他多种渠道为辅的高等教育经费筹措方式写入法律，确立了以财政拨款为主、其他多种渠道筹措教育经费为辅的体制的合法性。

目前中国高等教育筹资的多元化格局中，其经费来源主要包括：政府预算内、外拨款；各级政府征收用于教育的税费；学生或者家庭缴纳的学、杂费；校办产业和经营收益用于教育的经费；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捐集资办学经费；建立教育基金；承接科研课题或与企事业单位进行科研合作所取得的收入；学校贷款和从资本市场上取得的利息收入等，简称为“财、税、费、产、社、基、科、贷、息”。

(二)高等教育投资体制改革支撑了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展

高等教育投资体制从单一的经费来源到多渠道经费筹措格局的转型，为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使高等教育的大规模扩展得以成为现实。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的规模不断扩大，这主要体现在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和在校生人数的持续增长。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特别是1999年以来规模的急速扩张是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我国仅用不到l0年的时间，就实现了许多国家用了几十年才实现的高等教育由精英化阶段向大众化阶段的历史性跨越。正是高等教育投资体制的改革以及由此形成的经费来源渠道的多元化使得这种扩张成为可能。

(三)高等教育投资体制改革推动了高等教育类型和结构的多元化

高等教育投资体制的不断变革一方面促使高等教育的投资渠道不断拓宽，资金总量不断增加，支持了高等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同时也催生了在多渠道投资架构基础上的一些新的办学模式，促进了我国高等教育类型和结构的多元化发展。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体制改革的推进，省级政府管理高等教育的权限扩大，省会城市的高等院校数量增加。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地级中心城市举办的高等学校也逐渐增多。这一发展进程表明，随着区域经济、市场经济的发展，高等学校的布局已经逐步下移，地级城市兴办高等学校成为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阶段的重要特征。

投资体制的改革还直接促进了办学主体的多元化。除了以各级政府为办学主体的公办高校的办学模式外，出现了完全市场化的各类民办高校的办学模式，以及政府、高校和市场相结合的混合型高校的办学模式等新的高等院校类型(如独立学院)，从而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各类高等教育形式的蓬勃发展。高等教育办学的合作者多种多样，有境内的国营与民营企业、民办学校、社会和学术团体、科技开发公司等，也有境外的优质大学、国际组织等。而办学的方式也呈现多样化的特征。经费来源多渠道既有通过融资手段筹资，也有靠企业投入经费，还有依靠学费滚动发展等，但都不依靠国家财政性经费投入。

(四)高等教育投资体制改革改善了社会资源分布的公平

高等教育投资体制从单一的经费筹措渠道向多渠道转型，除了是为应对高等教育旺盛需求下的高等教育经费紧张外，很重要的一个理念是为了实现更大的高等教育财政公平。我国的高等教育系统实施的是严格的高考选拔制度，入学机会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考生的高考成绩来决定。而高考成绩的高低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生所接受的中、小学教育的质量。由于经济发达地区以及富裕家庭的孩子较之经济不发达地区以及贫困家庭的孩子，有更多的机会接受较高质量的中、小学教育，因此前者在高考竞争的起跑线上往往处于优势。如果高等教育完全由政府通过税收来承担，那么只能是少数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占用了大量的公共教育资源，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意味着是穷人在对富家子弟接受高等教育进行补贴。

实行多渠道筹措经费后，当政府投入高等教育的资源保持不变时，学生生均公共资源的占有量将减少，这就意味着有更多的人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从而导致公共教育资源在社会成员中配置的结构性公平；当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一定时，学生生均公共教育资源占有量的减少意味着政府投入高等教育的总资源可以减少，政府便可以将更多资源向基础教育倾斜。因此，多渠道筹措经费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共教育资源在全体社会成员中的公平分布。

(五)高等教育投资体制改革改变了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分布

多渠道筹措高等教育经费，使得经费总量增大的同时，教育行政部门和高校还能拿出其中的一部分经费建立和完善各种学生资助体系，使得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同样可以获得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目前的相关研究发现，尽管在考虑了高等教育的质量后，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公平是否得到了改善并没有定论，但是多数实证研究一致的结论是，如果不考虑质量这一因素，伴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投资体制的改革，高等教育规模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使得更多来自较低社会经济背景的学生能够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高等教育入学率的均等化程度有了显著的提高，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平等。

(六)高等教育投资体制改革赋予了高校发展的自主权

高等教育投资体制改革的重要意义还在于，它开始改变高等学校过去由于在经济上主要依赖财政从而在办学上过于依赖政府的状况，为高等学校注入了新的活力，使得高等学校面向社会自主办学具有了经济基础和激励机制。处于市场经济环境中的高等学校，已经改变了过去完全依赖政府的习惯，开始积极主动地面向社会开放办学，成为了融资主体。参与市场竞争的高校也开始改变过去隔离于社会的象牙塔作风，更加灵活、更加主动地加强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加强科研开发与经济发展的密切联系，动员各种社会资源，提高办学的质量和效益。而且，高校一旦与社会和市场接触更加紧密，问责意识与项目管理意识都会无形中得到提高；就有动力改变自身内部资源的分配方式，从而降低运行成本，使得高校在资源投

入相同的情况下，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这些不同产出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从而使得总的产出效益提高。

三、高等教育投资体制改革所面临的挑战

(一)政府财政性拨款总量不足、结构不够合理

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明确规定，在20世纪末，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要达到4％。从具体执行情况来看，无论是中央财政还是大部分省市区财政都没有达到这一标准，高等教育投入严重不足。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以“分级管理”为基本特征的高等教育投资体制改革，一方面促进了地方高等教育的发展，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全国高等教育发展条件的极其不平衡。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高等教育经费比较充足，办学条件相对较好；而在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高教经费相对短缺，办学条件相对较差，有些高校的基本运转非常困难。而与此同时，由于中央财政的加强，来自中央的专项补贴性的转移支付经费大大增加。由于专项的转移支付比例过高，相关制度不正规、不透明，它的后果就是相关政府部门的权利很大，决策受非制度化的人为影响过大，极易导致“寻租”行为。

(二)学费收入增长的可能性明显受到抑制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特别是高校扩招以来，由于政府拨款的相对不足等多种原因，高等学校的学费水平不断上涨。从90年代中期，学费就开始成为除政府财政投入外的第二大经费来源渠道，而且其在整个高等教育经费中所占的比例不断上升，从2003年起已高居30％以上。但是，一个时期以来高校收费水平及其上涨速度不仅使居民普遍感到了经济上的压力，更在相当程度上超越了社会普遍的心理承受能力。经济状况处于劣势家庭的子女的升学问题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学费水平的制定不再单纯是一个依据培养成本进行科学核算的技术问题，它越来越成为一个关系到社会和谐稳定的政治问题。可以说高等教育收费机制的改革正在遭遇改革开放以来所未曾有过的来自各方面的社会压力。

(三)高校债务危机及其影响加剧

由于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学生规模的超常规快速扩张，原有渠道的资金来源数量远远不能满足对包括大量新建教学设施在内的资金需求。在政府拨款不足、经费供求缺口日趋扩大的状况下，许多高校被迫选择借贷筹资，既包括从外部金融机构获得贷款，也包括来自高校内部不同项目之间的内部债务。负债运作是近年来各地高校普遍采用的筹资行为，成为继财政拨款、学杂费收入之后，高等院校筹措资源的第三个主要渠道。虽然负债融资作为在原有财力有限的条件约束下高等教育非常规发展的特殊的资金融资手段，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高校经费不足的困境，为高等教育的跨越性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财力支撑，但与此同时，部分高校通过各种外部或者内部债务来维持学校的经营与发展，在相当程度上加重了后续财务运作的风险。而还款期的进入使得风险压力不断升级，已经成为威胁我国高等教育良性可持续发展的严重隐患。

(四)其他经费来源渠道的能力建设不容乐观

除了以上高等教育经费来源的三大主要渠道外，其他渠道进一步拓展的空间也不容乐观。在我国高等教育经费来源的总盘子里，来自校办企业和高校的社会性服务收入的比例自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呈明显的下降趋势，进入新世纪以来基本一直徘徊在1％左右。而社会捐集资经营收益用于教育的经费和捐集资收入的比例都停留在l％的水平上。总体而言，我国高等院校在除政府和学费两个主渠道外的筹资能力是极其有限的。

1998年开始的高校财务制度改革，其实施的实际效果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所倡导的简政放权、发挥地方和高校办学自主权的高等教育分权化体制改革的走向表现了明显的矛盾和冲突。现行的财务管理方式是财政部门对高等学校采取与政府职能部门相同的管理方式，即对高校的财政拨款实行“国库集中收付制度”。实际上，国库集中支付改革成功的必备条件要求预算具体、准确和完整。但是由于高校运转，特别是科研活动的成本行为和财务管理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其预算很难做到充分的准确、完整，存在众多不可预计性，需要在执行过程中不断调整和修正。因此过度强化预算的刚性管理，有违高等院校发展的自身规律。应该说，20世纪90年代末一系列财政改革的结果是，高校正在失去利用短期资金沉淀综合协调和规划教育发展的能力；减弱了高校与包括金融在内的机构合作融资的基础；造成了资

金支付的一些不必要的困难；在一定程度带来了请如年底盲目突击花钱，浪费既有资源等等一系列问题。

四、高等教育投资体制的进一步改革与完善

巩固和加强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体制改革的成果，坚定不移地继续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正确方向，维护高等学校在资源配置方面的自主权，扭转教育主管部门和高校事权和财权弱化的被动局面，实现高等教育经费事权和财权的真正统一，使高校真正成为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和有效自我约束的法人实体，已经成为燃眉之急的迫切任务。

应该坚持“以财政拨款为主，其他多渠道筹措高等教育经费为辅”的体制，加大各级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投资力度，同时继续对发展多渠道筹措高等教育经费的途径提供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制度保障，以保证高教发展得到必要的经费和资源支持。应该调整财政拨款结构，适当降低目前专项补贴偏高的比例，增加综合定额类一般性拨款在高等教育财政总投入中的份额，增强拨款程序中的公平性和透明度，确保高校能够获得维持正常运转所必需的、稳定的财源。应该更多地发挥高校的自主性和能动性，坚定地走对高等教育进行成本分担和成本补偿的道路，构建一整套基于社会参与、民主管理、能够追究和问责的尊重高等教育自身发展逻辑的制度体系。应该建立和完善鼓励民办高校发展的机制，切实解决多样化带来的民办学校产权问题，加大对民办高等教育的政策优惠和投资支持力度，促使公办和民办高校能够在一个相对公平的环境中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应该认识到，只有切实加强政府职能转变，真正落实政府宏观管理、高校自我约束、社会参与评价相互结合的有效机制，高等教育才能获得健康发展，这已经是为国际国内高等教育发展的经验和教训所反复证明的真理。

第四篇：我国文化体制改革再成高层关注热点问题

我国文化体制改革再成高层关注热点问题

2011年09月26日 15:16:04 来源： 瞭望 【字号 大小】【收藏】【打印】【关闭】

文化体制改革再成热点

权威人士指出，如果说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政府主导，那么文化产业就是市场主导。长期以来，我们这两个概念不清

今年秋天，文化体制改革又一次成为中国高层关注的热点问题。

2011年7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将研究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问题。

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到吉林调研。李长春强调，当前，我国文化建设正处在深化改革、加快发展、促进繁荣的重要时期。我们一定要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深刻认识文化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的重要作用，深刻认识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责任，深刻认识提高文化软实力、增强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意义，加快推进文化改革发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进行文化创造，不断开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局面。

《瞭望》新闻周刊采访的权威人士认为，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自信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一要以基层和农村为重点，加快构建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更好地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二要大力发展特色文化产业，不断壮大文化产业整体实力，努力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三要加强对文化创作的生产引导，也就是加强对文化内容生产的引导；四要进一步增强紧迫感，加快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为文化的繁荣发展注入新的生机活力；五要进一步探索努力提高网络的舆论引导能力和水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晓明对本刊记者说：“目前中国人均GDP已经超过4000美元，正处于文化体制改革的窗口期，应该进一步深化改革，鼓励民间文化创造，为文化发展注入活力。”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与文化权益

今年3月，“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增强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公共博物馆、图书馆、文化馆、纪念馆、美术馆等公共文化设施免费向社会开放。建立健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以农村基层和中西部地区为重点，继续实施文化惠民工程。改善农村文化基础设施，支持老少边穷地区建设和改造文化服务网络。完善城市社区文化设施，促进基层文化资源整合和综合利用。”

权威人士认为，构建公共文化体系是保障人们基本文化权益的重要途径，也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内容，是提高人民群众幸福感的重要途径。公共文化服务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公益性。政府提供的公共文化服务是免费服务，或者是远远低于成本、收费很少的服务。

二是基本性。基本的文化服务包括看电视、听广播、读书、看报、上网、公共文化鉴赏、参与公共文化活动，农村再加上每个月一次公益性电影，其他多样性的需求可以找市场。

三是均等性。不分男女老少、不分富人穷人、不分城市农村、不分东中西部，都要实行均等化服务。

四是便民性。要网点化，出门多远都有群众参加文化活动的途径。社区文化活动中心是最重要的网点化体现。

清华大学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主任熊澄宇对本刊记者说：“文化权益在文化权利基础上产生，公民文化权利应该包括享受文化成果的权利、参与文化活动的权利、进行文化创造的权利和知识产权受到保护的权利。公民的文化权益是相对的，不同的人、不同地区、不同发展阶段，有不同的文化权益诉求。”

“保障基本文化权益，就是说城市和乡村、东部和西部、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应该享受基本均衡的文化设施。”张晓明说，“所有人应该平等享有消费文化成果的权益，所有人也应平等享有创造文化成果的权利。”

根据“十二五”规划纲要，未来中国将继续推进广播电视村村通、农家书屋工程、文化资源共享工程、“西新工程”、农村数字电影放映工程、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新闻出版东风工程建设，并规划建设一批地市级公共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

“为农村社会兴建公共文化的硬件设施是必要的，确实过去的欠账比较多。”张晓明说，“兴建硬件设施相对简单，真正复兴乡村的文化生活却非常复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从硬件建设进入到下一个阶段，应该鼓励和支持老百姓自发参与，发挥文化创造的积极性。”

熊澄宇认为，文化服务体系不仅包括文化设施，在硬件设施完善的同时，更要考虑配套的行政管理制度、运行机制和法律保障。硬件设施只是文化服务体系的一部分，没有完善的运行保障机制，这个体系是不完整、不健全的，甚至没有活力。“文化服务是行为，而不是产品。以图书馆为例，建筑规模、藏书数量是基础，对图书馆而言，最重要的是图书流通量，有没有人借阅。流通量越大，产生的效益就越大。硬件建设是必要的，但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事情容易做，现在应该做看不见、摸不着的，将静态的设施建设变成动态的文化服务。”

区分政府主导与市场主导

权威人士指出：如果说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政府主导，那么文化产业就是市场主导。长期以来，我们这两个概念不清，该是政府负责的，政府经费不足，让其去创收，很多图书馆、博物馆出租场地、搞服装展；而应该进入市场的经营性文化服务单位，还躺在政府怀里。这是深化改革的重点。必须明确，文化产业就是市场主导，公共文化服务就是政府主导。

熊澄宇解析道：“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当中，包括了事业和产业两个方面，既包括保障公民基本文化权益的内容，也包括了各类文化服务。文化服务既有政府免费提供的、无偿的服务，也有保本的、有偿的服务。”

张晓明告诉本刊记者：“根据国外经验，代表国家文化发展水平的文化机构，如文化馆、艺术馆、博物馆、非物质文化遗产整理保护机构，如果完全靠消费者自主购买的方式，无法维持下去，需要国家出钱。有些文化产品本身并不是公共品，由于社会阶层收入不一样，单纯依赖个人购买，一些弱势群体买不起这种服务。要保证公平社会权利的落实，国家要出钱购买这些产品，向这些群体提供。”

“公共博物馆、图书馆、文化馆、纪念馆、美术馆等公共文化设施，在政府主导下，向社会公众提供价格低廉、质量高的文化产品。此外，文化事业也要经营，例如，博物馆并不应该单纯躺在文物上向国家要钱，纪念品和衍生品都可以增加收入。政府可以鼓励各种社会力量参与公益性文化事业，发展非营利性的文化机构。”张晓明强调道。

熊澄宇说：“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相互支撑、相辅相成，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有的事业是公益性的，但并不是纯公益性，可以有经营性利益。”他举例道，台湾故宫博物院，除了门票收入之外，每年的文化产品、印刷品、纪念品等收入，达到了6亿多新台币，相当于人民币1亿多元。

张晓明提出：“我并不认为，除了纯粹的市场主体，就只能存在政府供养的文化事业单位。应该动员社会力量，有些图书馆、博物馆，是不是可以以民间基金会的形式来做？是不是可以发展非政府的非营利性文化机构？”

“主要是培育市场主体”

2010年7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深化中国文化体制改革研究问题进行第二十二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主持学习时强调，深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促进文化事业全面繁荣和文化产业快速发展，关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实现，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十一五”时期，出版、发行、影视制作等行业基本完成转企改制任务，全国共核销事业编制17.2万多名，共注销事业单位4300多个；文化市场空前繁荣，电影产量由2003年的100部以下上升到2010年的526部，成为世界第三大电影生产国；新闻出版业总资产、总产出、总销售比“十五”时期翻了一番。

截至“十一五”末，中国共有461个国有文艺院团已完成或正在进行转企改制，共组建了46家演艺集团；全国35家国有电影制片单位、70家电视剧制作机构、204家省市电影公司、293家电影院完成转企改制；十多万家国有印刷复制单位、3000多家国有新华书店全部转企改制，除少数拟保留公益性出版单位外，中央各部门各单位、地方、高校出版社都已转企改制，1251家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转制和注册为企业法人。

“这轮文化体制改革，主要是培育市场主体。”张晓明说，“经营性文化单位转制之后，关键是要把市场的存量做活，通过市场化机制盘活国有文化企业的存量资源。文化企业做大做强，不光涉及转企改制，还涉及管理体制的突破，要打破条块分割，推动文化资源在市场上自由流动。”

张晓明坦言：“文化企业光做大还不够，还要做‘专’、做‘活’。一方面要推动文化产业存量资源的兼并重组，盘活存量；另一方面要鼓励民间资本进入文化领域，做大增量。继续推进文化体制改革，一定要进一步放开准入。”

熊澄宇说：“在现在的市场条件下，大企业集团有实力参与市场竞争。文化的重要特点是差异性和多元化，中小企业更能够做到多元化，创新力更强，多种资本进入的中小企业是文化产业最活跃的主体力量，应该给予更多关注。越是政府支持的大企业，在国际竞争中越容易受到别人的围追堵截，有政府行为的文化产品，容易被认为带有政治宣传和意识形态色彩。如果能够支持中小企业按市场规则在市场中发展，更有利于文化产品‘走出去’。”

“文化体制改革要注意评估体系、管理体制和财税体制的配套改革。”熊澄宇认为，“在评估体系方面，需要把评估体系从评价硬件水平，改到评价服务水平和用户的满意度上，将老百姓的文化生活满意度列为官员考核的一个标准。在管理体制方面，很多文化产品已经不能按照管理机构的设置、划分进行管理了。比如数字内容产业，目前网络游戏、电子出版和网络视频，分由不同的行业部门管理。这种状况，容易造成管理上的交叉或空白。在财税体制方面，文化需要投入，应该在财税方面有所保障。”(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韩冰)

第五篇：芜湖市成全国唯一农田水利投资体制改革试点

芜湖市成全国唯一农田水利投资体制改革试点

记者从市发改委获悉，国家发改委、财政部正式批复安徽省在南陵县开展农田水利建设投资和建管体制试点。这标志着，芜湖市将突出农民主体地位，变农田水利建设政府“计划包揽”为村民“当家说话”，深入破解配套资金难、报批程序多等农田水利项目建管中的突出问题，为全国推进此类改革积累经验。

“以前县里编报农田水利项目，必须根据中央的计划大‘盘子’，在上面确定的投资导向内申报，没有多少自主选择权。由于各地具体情况不同，时常出现农民急需项目恰好不在‘盘子’内而无法申报的‘供需不对称’现象。”作为芜湖市农业大县和水利大县，南陵县发改部门和水务部门，对这种“大包大揽”模式带来的不便深有感触。项目层层报批程序复杂，从申报到立项常常花费一年半载甚至数载，让不少盼望心切的村民直言“等不起”。项目“重建设轻管理”、“重使用轻维护”的现象，也造成项目加速老化、运行效益越来越低。

市发改委人士告诉记者，此次改革的关键是确立农民在农田水利建设中的主体地位，核心是推进投资体制改革。按照改革思路，今后将以行政村为单位，在广泛征求农民群众意见的基础上，通过召开村民代表大会的方式，推选农田水利项目库和实施顺序，增强项目的合理性，调动农民群众投身农田水利建设的积极性。中央农田水利建设的建设资金，将直接“切块”下达到县，项目审批权也随之下放到县级政府，充分发挥县级政府行政职能和资金整合的主体作用。

在农田水利项目的建设过程中，将推行“村民自建、自有、自用、自管和政府监管服务”的新机制。村民通过村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项目理事会，可以自建的项目，不再实行招投标，鼓励村民参与项目建设并获得相应报酬。政府在发挥农民群众主体作用的前提下，做到监管不越位、服务不缺位。工程建好后，产权界定为村集体所有，按照“谁受益、谁负责”原则，建立健全工程运行和管护的长效机制。

据了解，该试点是国家发改委、财政部联合批准，全国唯一以农田水利建设为重点的投资体制改革试点，也是芜湖市继青弋江分洪道工程建设实行代建制改革试点后，在投资体制改革领域的又一次重大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