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王树增:战争的主体永远是普通士兵
王树增:战争的主体永远是普通士兵主持人:您曾经说过为了写这本书,采访了大量的志愿军老兵,当时的当事者,翻阅了大量的历史资料,能不能列举几件最让您感动的事?
王树增:朝鲜战争比写别的战争有优势,就是很多老兵还在世。我确实采访了很多这样的老兵,我特别热衷于采访那些当年趴在战壕里,真正和战斗对手面对面肉搏的普通士兵,我对他们心灵很感兴趣。因此我就寻找了很多这样的老兵,包括在战争中有一些拥有悲伤经历的人,比如被俘的老兵,我都采访过,每个人都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举个例子,我们都读过《谁是最可爱的人》,我们从小学这个课文,我找到了当时守松骨峰的这个团的团长,叫范天恩。范天恩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中一位普通的团长,但他的名字是记入日本军事教科书的。松骨峰是第二次战役当中一场著名的战斗。我采访时候他已经老态龙钟。不幸的是据说现在这位老人已经离我们而去。我采访的时候他身体已经不是太好了,我就单刀直入地想让他谈一谈关于松骨峰战役,但是老人话匣子一打开,根本不谈具体战斗经过,他认为作为一个基层指挥员,领着他的士兵去打这场仗,这是很正常的事。他说任何一支部队,得到命令要守这个山头,都得这么守,甚至比我守得还好。你不要叫我英雄,我作为军人是执行我的任务。他跟我讲的更多是那些战士,普通的士兵。
我记得给我讲了一个细节,他不停地叨叨一个小战士的名字。我就不知道他为什么老叨叨这个小战士的名字,他说话也不是太清楚了,他跟我说入朝之前在丹东捡了一个孩子,据说是白俄留下的孩子,没饭吃流浪街头,这孩子很机灵,范天恩说你跟着我就行了,反正有饭吃。结果这个流浪的小男孩成了出色的战士,成了非常机灵的通讯员,大家都非常喜欢他。在一次战役以后,范团长曾经回国参观一次会,再回来的时候,发现小战士没有了。
后来听其他人讲,小战士被炮弹炸碎了,尸体找不全,没办法捡起零碎的尸骨,跟朝鲜老乡换来一个大衣柜,当作棺材给他埋了。范天恩讲到这个事情的时候,这个老英雄,老军人,我相信他在战场上不会流泪,但是每当老人回顾这样细节的时候,热泪盈眶。他总在叨叨,他说我收留他的目的不是让他死,我是千方百计想帮他找到他妈妈,但是我没有做到这点。老人当时的那种神情深深地感染了我,我想我这本书就是为这些我心目中的英雄而写的,这些英雄就是普通士兵。
主持人:我也这么看。我觉得这本书最大的特色就是很强烈的人文关怀,把这些关怀普及到每个参战的士兵,不光是志愿军,还有北朝鲜,南朝鲜,联合国军,像开头中美两国的下级军官,一个是曹玉海,一个是查尔斯—史密斯,曹玉海是离开了自己心爱的姑娘奔赴战场,本来他可以不去。史密斯第一批到达朝鲜战场,美军第一个营。最终曹玉海阵亡了,没有见到他的恋人,史密斯的命运也不知道后来怎么了。
王树增:我查了半天,无法查到阵亡名单,后来的记录中也查不到,我在书中写的,他在世的话,应该有90多岁,但愿他还活着。
主持人:他们在战场上是敌人,在某种意义上又是朋友,因为他们是因同一场战争而置身死地的两个同类。这本书有点像美军随军记者瑞恩写二战的《最长的一天》,我想问一下王老师,结合您的采访经历,作为一个普通人,上了战场,心理上最容易出现的变化是什么?
王树增:我认为战争的主体永远是士兵。战争是人类的行为。我们看到的是物质和物质,钢铁和钢铁的对峙,我认为战争罪深层次还是心灵的互相碰撞,无论是敌方或者是我方,真正心灵能够对视的,就是双方战壕里普通的士兵,我们说他是普通的士兵,并不是他在战争中无关紧要,我觉得士兵在战争中起的是主导作用,无论他们什么种族,持什么信仰,他们是父母的孩子,他们是有血有肉,他们是有理想,有追求的,他们往往都很年轻,他们对生活还有着和我们一样的年轻时候一样的那种憧憬。怀着这样一种情感去审视战争的话,你不得不把这些目光注视战壕里的士兵,所以开始写这本书的时候,选择了若干种开头,我说都不满意,都流于一般。突然在搜集史料当中突然发现两个军人,官衔一样,都是营长,而且都是同时奔向一个目的地的,曹玉海是入朝的第一批志愿军,我们的首批部队,冲在最前面的38军的。
史密斯是驻日本的美军,是登陆朝鲜战场第一支部队,这两个营长无论他们是否能够面对面的交手,这已无关紧要的,他们奔向同一个地方,拿着武器,想和对方决一死战的行为,已经构成心灵的碰撞,这点还是让我怦然心动的。我书里写了大量的士兵。刚才您说的这个书的定位是纪实文学,虽然我不大赞成这样的名词,在西方就叫“非虚构类作品”,纪实文学是典型中国特色,我们姑且接受它的概念吧。这里出现的每个战士都是有档案可查的,哪怕这个战士出现了一次,哪怕他就是炊事员,只要出现在我的书里,他必然是真实的,是有档案可查,有出处可查的,我想这种真实性是有震撼力的。
现在看了很多关于战争反思的大片也好,或者是近当代有一些对战争反思的文学作品来讲,无疑都是一个路子,就是用“人”的角度,用“人性”的角度来看待战争。我想我们不敢说这是看待战争的唯一一个角度,但是至少是一个具有人文关怀的角度。
主持人:对,我也赞同。我还有一个问题,很多志愿军官兵原本其实是国民党起义人员,为什么他们在国内战场上望风而逃,但是去了朝鲜以后,又显示出强大的战斗力和意志力呢?还有,志愿军的武器装备、给养和美军的差别非常大,可以说二维和三维的差别,是什么支撑起了士兵的信念,并让我们把美军死死摁在三八线的附近?
王树增:你这个问题涉及到这本书的主旨。我也常常反思,你刚才这个问题
很难非常圆满的回答。因为这个问题时时折磨我。我想从朝鲜战争的进程来讲,作战双方的确不成比例,美军是刚刚受过二战考验的,前线的几个师,有的师参加过诺曼底登陆,他们空军、海军以及步兵武器的重装备,完全保持二战的最高水准。而我们志愿军武器装备,我看到有很多国外的评论说志愿军是一个万国武器博览会,什么意思呢?我们的武器大部分还是解放战争时期缴获的,我们使得步兵的火炮,甚至我们士兵手中的轻武器口径都不能统一。什么样的枪都有。我们作战还是要靠手榴弹,我这本书当中“手榴弹”这三字用得频率可能是最高的,国内大量制造手榴弹往那边送,因为我们靠的就是这个东西,我们没有重武器。当然后期有了一些苏联支持的轻武器和重火炮,比如喀秋莎,但是那也是战役后期了。我们只有在上甘岭战役才能看见喀秋莎,那以后是五次战役之后了。我想是什么支撑志愿军呢?我在问我自己,我寻找到两个原因。
第一,为什么首次踏出国界线的四个军是四野部队?这是有道理的,四野部队基本上是东北子弟,是东北那块黑土地上的农家子弟,你要知道东北地区的土改非常早,大约是47年就开始了,朝鲜战争爆发以后,我们国内的口号八个字“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请注意“保家”二字,我们知道朝鲜是和东北接壤的,这些翻身的农民子弟,之所以能够前赴后继,他们只有一个信念,恐怕他们父母也跟他们说过,要好好作战,要不牺命,要保住我们的土地,对农民来说土地就是命根子,我想无论是解放战争还是解放战争之后的朝鲜战争,共产党所实行的正确的土地政策和土地改革运动,这是动员群众参加战争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我想这可以解释通得,所以叫保家卫国,我觉得这四个字是非常准确的,我们不可想象首批入朝的军队是南方军队。
另外说到国民党军队,最集中是60军(后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0军—编者注),是长春起义的部队,可以说基本上都是国民党军队,我们叫他们解放战士。他们很多不是东北人,甚至是南方人,刚才我说的“保家”概念恐怕站不住脚了,那就引出了第二个原因:国民党普通士兵那种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独裁、官僚资本、土地的高度集中、农民的赤贫等严重社会不合理现象的痛恨,使得解放战争当中很多国军士兵开两枪就拖枪跑过来。他们也非常赞成一条口号,就是“打倒独裁的政府,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国家。”
虽然这些普通士兵有时候不识字,你上升到更高的理论他也也搞不明白,但这个世界没有人欺负人他搞得明白,一旦没有人欺负人的世界真正降临的话,我想对这些饱受欺压底层的农民子弟来讲,有多么大的感召力,不管穿着国民党的军装还是穿共产党的军装,作为农民子弟,他知道人人平等是什么概念,况且战争爆发的时候,新中国已经成立了。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时候,当时的中国百姓是怀着多么大的热情来迎接新政权的诞生啊,因为那些过去欺压你们的地主老财,那些贪污腐败的官僚权贵们终于完蛋了。“人民当家作主”,在新中国建设初期这不是一句空话,是实实在在看到的,我想这种东西是理想的感召,这种感召不是我们大话能说出来的,是这些农民和下层的中国百姓子弟是看得到的。
还有一个,我们无论如何要纠正一个概念,国民党士兵阶层,士兵阶层也是
贫苦农民的子弟,他们那个时候当兵只有一个目的:养家糊口,所以长官们如果把军饷贪污了,大家是要造反的,你三个月不发军饷很可能拖枪就走。解放战争当中,国民党士兵当中有一个顺口溜很著名,叫做“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爷去投八路。”这句话流传很广,他知道共产党那个地方不克扣军饷,就算没有军饷他也愿意在那呆着,为什么?因为长官也没有特权。如果有一块白薯,连长很可能掰给你一半,共产党内部的政治先进性和我们所说的“官兵平等”不是一句空话。这些因素凑集在一起,你刚才说的国民党士兵已经忘了自己过去是什么样的军装,他知道我为我们新中国而战。所以这样的凝聚力是非常高的,所以说他们可以前赴后继。但是我可能还有别的解释,现在正在探索,因为这是精神层面的东西。
主持人:您觉得朝鲜战争给当代的中国带来了哪些财富?
王树增:从抽象角度来讲,带来了很多精神财富,我常常在大学里或军校里跟我的青年朋友对话。我老在问一个问题,因为我受了一个问题的刺激。在某大学当中,有的大学生用一种戏谑的语气说:“我要是邱少云的话,我转身就跑掉,肯定不会在这里趴着。”我说我不批评你年轻朋友的态度,但我说如果你生活在那个时代,你可能就是邱少云。由此我想到,我们当今时代在精神层面确实有缺失。我想一个民族不崇尚英雄,不崇尚为国家,为民族献身这样一种精神,这个民族是没有出息的。
主持人:前段时间网上有一个消息,三个男大学生猥亵抗日女英雄,好像是赵一曼的雕像,赵一曼捆在那里,他们做出不雅的动作。
王树增:我刚从东北回来,也在搜集抗联的史料,我对这些人是充满崇敬的,像那些抗联的士兵和干部们他们高高在上,他们的灵魂就在我头上飞翔着。我说他们是为了我们的民族,为了我们这些人能够在这块土地上安宁地生活,他们是这样的理想。我们不能怪罪这些青年朋友,当然这些青年朋友是极个别的,我想让我们的青年朋友好好想想,或者有空的时候翻翻这本书,老在扪心自问一个问题,当我们民族和国家有难的时候,你将是把自己摆在什么位置,我特别说一点题外话的是,这次汶川地震,我们看出来了我们所谓80后也好、90后也好,他们在危难时刻,也表现出来一种献身的利他主义的光芒,我觉得他们精神深处是有民族英雄注意情节的,这点我毫不担心,但是我认为朝鲜战胜给我们留下的财富,我们还要珍视。
另外从当时来讲,很多人问我当时这场仗不应该打,我们死了那么多人。我说没有这场战争的结局,没有把他们摁在三八线的结局,新中国是否能保得住,很难说。这场战争带来了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样的新生政权数十年和平,我觉得还是有意义的。
主持人:目前朝鲜半岛因为朝鲜核试验局势紧张,您认为朝鲜会再次爆发战
争吗?
王树增:我个人认为大规模的军事对峙和军事冲突发生的可能性不大,因为时代走到了今天,虽然局部战争不断,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世界秩序的多元化,这种冷战时期所遗留下来的动辄就军事对峙的思维方式已经有所改变了,我认为朝鲜半岛的紧张军事完全可以,也希望利用外交的方式来解决,我不希望发生重大的军事冲突。
主持人:如果朝鲜遭到美国及其盟友再次攻击的话,我们会不会再一次跨过鸭绿江?
王树增:且不说这种大规模军事介入的可能性很小,即使发生了,我个人认为,我们参战的可能性几乎没有。因为时代不一样了,我们当年出兵是为了我们国家利益,今天我们处理好外交,用外交手段来参与这场战争也是符合国家利益的。
主持人:有人还说过这么一个观点,目前还没有一个国家在拥有核武器之后又主动放弃的,除了伊拉克,伊拉克是被以色列摧毁了核设施。朝鲜半岛有核化的趋势不可避免的,您认为作为朝鲜的邻国,我们应当如何应对一个被有核国家所包围的外部局势?
王树增:周边国家有核,对我们国家安全是一个很大的威胁。这是可能我们外交家不这样说,但是我们从普通百姓来讲是这样认为的,因为核武器究竟是大规模的杀伤武器,但是我有另外一个观点,我说我们不要把核武器看成一个过分的妖魔化的一种武器。我想核武器自诞生以来,只使用过一次,我的猜想随着人类文明进步来讲它可能是最后一次,因为不管是拥有者,使用者,还是受害者,还是攻击的目标,所有的人都知道,这样的武器后果是什么,我觉得这个后果认识的清醒,远比你拥有和不拥有核武器要重要。所以不管是谁拥有,他使用之前要知道这个后果是什么,如果他要是首先使用核武器,无论哪个国家使用核武器,如果遭到核报复,本身也跟着一块毁灭。
我个人认为随着世界文明的发展和外交上的成功斡旋,可能会化解这场危机,我始终不能相信将来真有一场核大战。我认为我们的政府现在处理半岛局势的外交方针是正确的,是采取得非常灵活的外交政策。我想从我们百姓的角度来看,就是一个目的。外交永远就是一个目的,就是国家利益,国家利益是第一位,国土安全是第一位的,边境安全是第一位的。从这个立场出发,我相信我们的外交人员和我们的领导人有这样的智慧和有这样的能力。
主持人:您能否分析一下朝鲜半岛在地缘政治层面上跟中国的关系是什么样?
王树增:可以说在周边国家当中,对中国本身的安全和发展最关键的是两个
国家,一个是俄罗斯,一个是朝鲜。俄罗斯就不说了,因为中朝边境是一个不短的边境,有一千多公里,以隔江而划的国境线实际上是陆地接壤,那个江挡不住什么东西。而且你要知道东北是我们国家重要的工业基地,东北又是我们著名的粮仓,东三省的矿产非常丰富,对我们国民经济影响很大,况且从军事地理来讲,我们的国土形状,东北地区是凸出去的,我们说是公鸡,但脖子很窄,就是渤海湾很窄,从军事上来讲,从渤海湾切进来到外蒙古也就是三百公里,在军事上是很敏感的地方,所以东北地区的安全对我们整个国土安全是非常重要的。我想从军事家度来说,国家安全角度来讲,我们不得不重视半岛每分每秒的变化,这是非常自然的事情。
另外我们和朝鲜半岛在民族血缘上,在文化历史上都有多元交叉,使得我们外交更加复杂,使这条国境线更加微妙,从这点上讲,我们要万分谨慎地对待半岛局势,我相信经过我们政治家们的高度斡旋,能够化解危机,我不想让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卷入任何一场战争。虽然我是个军人。
主持人:曾经有外媒说最近金正日的身体可能不太好,这是外媒说的,我们也没有得到证实。他可能把他的位置传给第三个儿子,在权力交接,尤其是最高权力交接的时候,是不是容易出问题?
王树增:至少从东方的政治意识上看,这都是危险时期,我们在东方国家的从古代史到当代史,几千年以来,我们流传的不都是这些由于上层的变故而引起的社会的**吗?应该说这是一个常理。但是从我个人的分析来讲,从朝鲜这个国家的内部情况来讲,我觉得内部不会发生太大的乱子。
主持人:这是否意味着它的核约束可能做得比较完善?
王树增:我觉得是这样的。从他们内部来讲,不大有可能有大的政策调整。主持人:今天咱们节目的时间已经到了,谢谢王老师的光临,王老师跟广大网友告个别吧。
王树增:网友朋友们你们好,希望你们能喜欢我的这本书,也关注新浪的这档节目,谢谢!
第二篇:王树增 长征 有感
长征是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特有的魅力使它就像一部最完美的神话,突破时代和国界,在世界上广为传扬。同时,它又像一块取之不尽的艺术宝藏,吸引着中外的新闻记者、战史专家和艺术家。毫不夸张地说,仅就国产影视作品而言,几乎长征的每一个局部事件都做了不同的反映。因此,当人们听说中央电视台又斥巨资拍摄一部大型电视连续剧《长征》的时候,都发出这样的提问:“为什么又要拍《长征》?”
对此,《长征》一剧的编剧王朝柱回答说:第一,至今没有一部全方位反映长征的史诗问世,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第二,长征不但是战争史上的奇迹,而且还是20世纪中华民族灵魂最壮美的写照--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华民族是无敌的:它走过了万水千山,也战胜了人体自身的权限;它打垮了数倍于己的敌人,也解剖了各种各样的美的丑的灵魂„„这就是长征精神。一句话,大型电视连续剧《长征》不仅要全方位地反映长征,更重要的是要高昂长征精神,化做时代的号角,催人奋进!
《长征》的文学剧本虽然得到了有关领导、专家很高的评价:是一部洋溢着长征精神的革命史诗;但是有些领导和专家又不无担心地认为:若想把长征这一历史壮举拍摄成一部具有艺术震撼力的史诗,必须像当年红军那样真的重走万水千山,战胜人体的自身极限。言外之意:我们有这样一支电视队伍吗?
《长征》剧组全体艺术家骄傲地回答说:“有!只要我们以长征精神拍摄《长征》,不仅能爬雪山、过草地,创造电视人的奇迹,而且还能把大型电视剧《长征》拍摄成一部具有艺术感染力的绝唱!”历经一年多的艺术实践,他们不仅交了一份最完美的答卷,而且还原创网站9iwm.com从艺术诠释《长征》中对历史的长征获得了各自不同的人生感悟。请看:
唐国强自从拍完电影《长征》之后,长征情结就根植在他的心底最深处。为此,他作为大型电视剧《长征》的导演之一,花了两年多的时间研究长征史实,还主动向编剧贡献自己的艺术才智。他在拍摄过程中不仅和其他导演合作驾驭全局,而且还把自己的各种艺术构想传达给周恩来的扮演者刘劲、朱德的扮演者王伍福,并转化成他们各具特色的精湛表演。他作为mzd的扮演者清醒地知道:必须在这部《长征》中,重塑一个既不同于自己创造的开国领袖mzd,又有别于自己在电影《长征》中的mzd。唯有如此,才能得到上亿观众的认同。可以想见,他将付出多少心血和汗水!更令人感动的是,为了真实地再现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的艰苦,他和《长征》剧组的艺术家们在海拔300xxxx至480xxxx--当年红军走过的雪域高原上一住就是5xxxx个日日夜夜,三次登上海拔近500xxxx的雪山拍戏;他为了征服已经结冰的草地,冒着倾盆大雨挽着战友的臂膀,高唱《国际歌》„„观看拍摄的化妆大师王希钟感动地滴下串串热泪,动情地讲了这样一句话:“我想起了当年参加长征的红军,革命真是来之不易啊!”
或许唐国强和《长征》剧组的艺术家们真的体验到了什么是长征精神,他们一致认为:拍摄长征是对自己灵魂的一次净化。戏后他们都在让名、让利,全戏就要杀青的前夕,唐国强当着中央电视台副台长胡恩同志的面说:“作为导演,我认为扮演周恩来的刘劲十分用功,进步最大,我希望在未来申报各种评奖的时候,最佳男主角不要提我,提刘劲。”为此,唐国强和金韬、刘劲吵了起来。事后,胡恩同志很是感慨地说道:“我很受感动!时下像这样的剧组实在是太少了,我们应该宣传这些用长征精神拍《长征》的艺术家。”
《长征》拍得很大气,很成功,具有史诗品格。它不仅是国产影视作品中第一部全景式、全方位反映红军长征全过程、展现中华民族革命精神的电视力作,更重要的是它艺术地再现了长征精神。《长征》再现的长征精神,会激励广大干部和青年不畏艰险、不怕挫折、奋力拼搏,去实现党在新世纪的伟大战略目标。长征精神,过去是、现在是、今后仍将是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要永远继承发扬!
我们要代代高呼:长征精神万岁!
《我的长征》是一部主旋律电影,影片通过长征亲历者王瑞老人的回忆,讲述了红军在长征途中翻雪山、过草地、解救贫苦百姓、飞夺卢定桥等一系列英勇事迹。
影片中的一幕幕场景使我记忆深刻,遵义会议后,正是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红军才能摆脱敌人的一次次围剿,红军知道了自己往哪里走——向胜利的方向走;瑞娃子和他的姐姐通过以诚待人的我军民族政策取得了彝族同胞的信任。而为了能够抢渡泸定桥,红军战士不畏艰辛,日以继夜赶赴目的地,红军组织的突击队,攀着铁索桥,冒着对面桥头堡敌人的枪林弹雨,匍匐前进,勇敢顽强的向前冲,最后勇士们冲破了敌人在桥头堡的火墙,为他们身后千万个红军战士顺利通过泸定桥铺平了道路。一个个赤血男儿怀着革命的激情和对革命胜利的渴望,克服重重困难使国家转危为安。敌人的枪炮是猛烈的,却始终打不倒战士们勇敢的心,自然条件是恶劣的,但依然撼不动他们对革命胜利的憧憬。为了革命,他们甘愿献身,为了新中国,他们不惧死亡,他们用热情和鲜血缔造了中国革命的辉煌明天。
没有气吞山河、勇往直前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长征的胜利是不可想象的。红军指战员在长征途中表现出了对革命理想和事业无比的忠诚、坚定的信念,表现出不怕牺牲,敢于胜利的无产阶级乐观主义精神,表现出顾全大局、严守纪律、亲密团结的高尚品德,这些构成了伟大的长征精神:坚忍不拔、自强不息、勇往直前。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的精神支柱,伟大的精神推动着伟大的事业不断迈向新的征程。
早在建国前夕,毛泽东同志就告诫我们:“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同志也多次指出:“中国搞四个现代化,要老老实实地艰苦创业。我们穷,底子薄,教育、科学、文化都落后,这就决定了我们还要有一个艰苦奋斗的过程。”那种认为现在物质条件改善了、不再需要艰苦奋斗的想法,是完全不对的。现在我们处在和平环境之中,主要任务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和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实现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我们今日为之奋斗的建设事业,是老一辈革命家开创的革命事业的继续。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需要我们不断地发扬长征精神,发扬党的艰苦奋斗的传统。
当前,再也不需要我们去飞夺泸定桥,强渡大渡河,但是,在和平的建设年代,特别是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时期,我国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正在为把祖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实现这个宏伟目标,任重而道远。这是新的伟大长征。
历史的红色旅程结束了,未来的红色旅程却刚刚开始,革命先烈用血肉和气魄竖起了一座万世瞩目的丰碑,英雄们的斗争精神也将靠我们这些后世子孙去延伸,我们只有从发奋学习,做一个正直、勤勉的人,才能肩负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责任。
坚忍不拔、自强不息、勇往直前——伟大的长征精神,我们不能忘记这种精神,要时刻牢记这种精神,更要继承伟大的长征精神并将其发扬光大!我们要将长征精神作为我们的精神支柱,取得我们个人的长征的胜利,取得一个又一个新的征程的胜利!
王树增的《长征》这本书让我特别惊讶的地方,就是,它完全是一本士兵的史诗和悲歌。作者认为每一个长征参与者,不管他是司令员还是炊事员,都是历史的主角,所以他永远是在描写队伍,队伍在怎么走,而不是在描写统帅部。之前长征在我们的意识里简直就是一帮“神人”干成的事儿,一帮“特殊材料制成的人”。而作者把他们从神坛上请下来,请到平地上,让我们将心比心跟他们去比一比。我们发现这些士兵的心地是纯净的,他们单纯———我就要活下来!什么时候我都要活下来!只要不倒下,就跟着这支队伍走!而且坚信仗打胜了,公平的世界就到来了!这种纯净令我们敬仰。虽然在书中作家描绘了很多战斗和战役过程,但这部书不是一部军事史,也不是一部党史,是一部从绝望走向希望,从绝境走向新生的心灵史。比如泸定桥,书中四百零四页是这样描述的“一座有铁索支撑起来的空中吊桥,13根碗口粗的铁索连接两岸,铁索上铺的木板已被拆去,北岸桥头的桥楼已被沙袋紧围,形成了一个坚固的桥头堡垒,从堡垒的射击孔中伸出的机枪正对铁索,泸定城一半在山腰,一半紧贴河边,城墙高约两丈,上面的堡垒所配置的火力在桥面上形成了一张火网”。飞夺泸定桥,从军事上无法解释。不要说那边有一个营在那儿堵着,一杆机枪就全封锁了,谁也过不来。可那22个红军晃晃荡荡就过去了,所以,到最后,与其说是打仗,不如说就是拼意气。当你发现对方已经舍生忘死的时候,肝胆俱裂啊,使敌军的意志瞬间垮掉了。而且泸定勇士22人,一个落水的都没有。我们看有些电影拍飞夺泸定桥,不停地往下掉人,但从这本书上看来一个都没牺牲,全过去了。
很多当年长征中的事,我们今天读来有时候不可思议。读的时候我就想,很多的时刻我都绝望了,要是我,我做不到。我肯定不往下走了,没路了。比如,四渡赤水,那么一条小河来回走四趟,几万人的部队。那肯定是绝境了。很多这样历史的关口,我们今天不会想得到。好比我们的人生,会碰到很多这样的事情,好像没有路了,绝望了。其实看看长征,我觉得世界上恐怕没有绝望这一说,哪儿有冲不过去的口子啊?我想,认识长征不必说大话,就是结合自己人生,你就会有收益。从那些走过长征的普通士兵身上我们可以挖取一点能够滋养我们今天心灵的东西,使我们更坚强一点、或者更快乐一点,或者更自信一点。不要轻言失败,不要轻言放弃。有这样一种阅读的收获,说大了就是民族前途,是一种民族的自信心。
1934年.有一群共产党人为了追寻理想与信仰,为了改变国家与民族的命运,带领着一支队伍以大无畏的牺牲精神,穿越千难万险,用血肉之躯走出了一条光辉之路,创建了一个崭新的中国,这支队伍名叫中国工农红军,这条光辉之路名叫长征。七十多年后的今天,当长征已如往事般渐行渐远,而长征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却历久弥新。为此,我们更有理由去读懂长征,去了解中华民族苦难与奋斗的历史,去了解今天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著名军旅作家王树增,一位研究军事历史的纪实文学作家。为了探寻长征的原貌,他曾花费六年时间收集整理资料,并且数度重走长征路,终于写成著名历史纪实文学《长征》。让我们跟随他的脚步,重新踏上漫漫征程,走遍万水千山,感受风霜雨雪,走近真实的长征。
第三篇:王树增德育先进事迹
2017-218德育工作先进个人优秀事迹
定安县龙塘中学 王树增
王树增,2008年毕业于通化师范学院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全日制本科学历,学士学位。毕业后一直从事教学工作,于2011年通过特岗教师招聘考试考核,2011年进入定安县龙塘中学,从事数学教学、班主任工作。现将本人参加工作以来的基本情况概述如下。
本人工作7年来,始终忠诚于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认真学习党的重要思想,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时刻以一名优秀的人民教师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模范履行其职责,管理科学严谨,工作认真负责,教学成绩显著,育人贡献突出,先后获得“省级根本学习先进个人”、“校优秀班主任”。
一、爱岗敬业,无私奉献,扎根于农村学校
教育是一份良心工作,没有奉献,就没有学校的发展与壮大。本人自2011年进入定安县龙塘中学以来,为了学校的发展壮大,服从学校安排,任劳任怨,积极工作,教学能力与班级管理能力得到进一步提高。自2011年进入定安县龙塘中学以来,一直担任班主任和数学教师,一直努力并坚持站好三尺讲台。
二、热爱学生,致力于培养全面发展的合格人才
没有爱,就没有教育,课堂的真谛是唤醒学生的灵魂。本人始终注重全面施教,真心地爱每一个学生,全面倾注心血,追求全面收获。作为班主任,以“勤”带动学生,以“爱”感染学生,以“活”引导学生,注重潜移默化,深入细致地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把“理解、信任、关心、身教”作为班主任工作的座佑铭,创设出一种和谐的教育氛围,使学生在纪律、学习、劳动、卫生、体育等各方面都能有条不紊的完成。
在我做班主任的几年里,我深知对于我们班主任来说没有省心的时候。无论什么事都得我们班主任管,诸如早读,早操,课前,课间,晚修,放假,返校,学生生病,学生请假,迟到,旷课,着装,各种安全教育,学生违纪等等小小的事,都要一点一点地教学生。据统计我们班有三分之二的学生家长一方外出打工,也就是留守儿童,父母双方都不在家的也超过四分之一。所以说,作为班主任必须要有耐心,要有爱心,更要有责任心。我一直严于律己为学生做榜样。
每个学生的心中都有一个衡量班主任的标尺,有时甚至学生就是班主任的一
面镜子。当然对于我们普通班来说,不是班主任做到学生就能做到。我有个习惯就是守时,虽然我没有办法教会我的每个学生都守时,但是在我做班主任的这两年半的时间里我自己做到守时,每天早上晚上上课铃一响我就准时站在班级门口。第一时间看有哪些人迟到,那些人旷课每天来到教室第一件事情就是打扫卫生,教室的,走廊的,厕所的这样的班级常规,也是我们每个班主任都在做的事情。
三、刻苦钻研业务、孜孜不倦地探索,提高教学质量
秉着“悍卒者,知胜而不骄,遇败而不乱,闻战即忘死,遇强则愈强,陷绝地而不惊,知必死而不辱!”的精神,我有着一股不管做什么都要追求做好的拼劲。我热爱学习,喜欢阅读,有志成为一名有创新能力的教师,而不喜欢死教书,教死书。常常把课本中的知识与学生的生活实际联系起来,让学生知道学习数学是有用的,生活是离不开数学的。校长提倡我们,人人都是德育工作者,处处都是德育工作场所。为此,我通过课堂的教学对学生进行感恩教育。让学生体会生活的不容易了,父母的辛苦。使学生在学校不只读书,还学会感恩。
四、在教学过程中,主要的德育事迹如下:
1、通过主题班会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利用自己这么多年在网上和身边经历过的实例跟学生进行经验介绍。
防火安全教育,这里面就包括电起火,煤气起火,自然现象,在公共场所发生火灾,高层建筑起火。等该如何施救和自救。
防溺水安全教育,告诉学生溺水的原因,如被有毒的生物叮咬,被暗流吸进去,在不知情的地段游泳,体力不支浮不起来等都是可能溺水的原因,告诉他们一旦溺水可能造成的后果,对家庭带来的危害。以及自救的方法。
食品安全教育,带学生走进315行动,观看视频,让学生侧身触底的去感受一些黑作坊的恶略行为,让学生知道三无产品是不能购买的,对影响身体健康的零食说不。
禁毒安全教育,根据县禁毒宣传课,让学生明白毒品对人的危害,对家庭带来的经济负担以及可能产生的不良后果。通过食品让学生感受毒品的危害。
交通安全教育,根据身边的事和自己经历或听过的一些事情对学生进行交通安全教育,让学生了解并遵守交通规则,按规定使用交通工具。如何预防交通事
故的发生,在自己严格遵守的前提下,还要注意随时可能存在的意外。交通意外对家庭对自己带来的后果都是不敢想象的。
防雷安全教育,根据网上查阅的资料和自己学习的知识,交给学生如何防雷,在下雨天应该注意那些事情,比如不要在大树下面躲雨,不要在雷雨天里使用手机,雷暴天气都应该注意那些事情,什么样的情况要特别注意雷电。
防台安全教育,台风在海南是很常见的,所以就防台安全教育就更加中重要。我每天都有看天气预报的习惯,我也提醒我的学生养成看天气预报的习惯,当发现天气异常的时候就很可能有台风。让学生了解台风等级,台风的形成,台风的危害,以及在台风天应该注意的事情。
防地震安全教育,地震是我们无法精确预测的自然灾害,所以我们就要更加注重预防地震的安全教育,如紧急疏散应该注意那些事情,当遇到地震时如果你在家中且无法及时跑出去时该怎么办;当发生地震时你在户外应该注意些什么;当地震时你在公共场所,如电影院医院时你该怎么做。当地震被埋在建筑物中该怎么办。
劝阻学生不要打架也不要参与打架及不要围观打架,记得我最常说的一句话,打架没有赢家,打赢了你赔钱,打输了你住院。法治社会,切莫用暴力解决问题。
2、按照学校要求,对学生进行文明礼仪教育。
作为一名学生,首先要像一名学生,然后是要做一名学生。教给学生如何着装,待人接物,礼貌用于,礼貌动作,与同学相处的方法等等。
3、了解公共秩序,做一个诚实守信的人
通过一些公益广告,使学生感受这个社会除了法律,还有道德,学会遵守公共秩序,比如排队上下车,公共场所要禁止喧哗等等,做一个诚实授信,有时间观念的人。做一个让朋友信得过的人。
4、教给学生如何与同学处好关系
同学以后将成为每个学生的一笔宝贵的财富,能与同学处好关系是一门学问,在与同学相处的过程中学习说话做事的方法。
5、了解班级同学的名字和习惯
通过班会课,让学生认识全班的同学,了解他们的名字,个人喜好,和做事
习惯,可以为处理好同学关系打好基础。
6、让学生回家了解父母的生日
在教学过程中,我发现很多学生不知道自己父母的生日是什么时候,通过班会活动,让学生回家了解父母的生日,并亲自动手为自己的父母制作一份生日礼物。是学生更加爱自己的父母。更懂事。
7、了解父母的工作和收入,参与父母的工作。
让学生回家了解父母的工作和收入,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参与父母的工作,体会父母工作的辛苦,赚钱的不容易,是学生更加知道珍惜现在的生活。
总之,德育工作应该体现在方方面面,应该教育在时时刻刻,我在各个方面都能以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虽不能做到十全十美,但也要努力做好一名合格的教师。
第四篇:王树增解读淮海战役观后感(推荐)
以“亮剑”的精神,打一场围绕企业解困的淮海战役
——王树增解读淮海战役观后感
今天,在公司组织的周三学习中,我们重温了这段光辉历史——淮海战役,我深感此次学习,对于发扬革命传统,对今后做好各项工作,是很有启迪意义的。
淮海战役(徐蚌会战是国民党对这场战役的命名,淮海战役是共产党对这场战役的命名)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这一战役的胜利对于全国解放战争战局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但这一胜利的取得是极其不易的。
淮海战场上,人民解放军的兵力和武器装备并不占优势。国民党军兵力雄厚,装备精良,并出动了数百辆坦克和近两百架飞机。华东、中原解放军以气吞山河的气慨,坚韧不拔的毅力,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经过66个昼夜的浴血奋战,终于夺取了战役的伟大胜利,成为战略决战以少胜多的范例。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战争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伟大胜利。
在淮海战役中人民解放军不管是担任主攻任务或执行阻援任务的部队,都勇挑重担,为了全局承受巨大牺牲,而毫无怨言。整个战役,两大野战军在总前委的统一指挥下,识大体,顾大局,同心协力,主动配合,互相支援,积极完成作战任务,充分发挥了整体作战威力。发扬了人民解放军统一意志、统一指挥、统一行动、相互支援、团结协作的优良传统。
在淮海战役中人们解放军士气高昂,排除一切困难,完成作战任
务。追歼逃亡的国民党军时,发扬不顾疲劳、不怕伤亡、忍饥耐寒、连续作战的战斗作风,一夜急行军百余里。阻击国民党援军时,发扬人在阵地在的英勇气概,击退数倍国民党军。攻击国民党军守军时,发扬前仆后继,奋不顾身的革命精神,敢打硬仗。整个战役,涌现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评选出大批战斗英雄和功臣模范。
华东、中原、华北解放区党政军民共同谱写的淮海战役胜利的光辉篇章,展现了人民战争波澜壮阔的宏伟场面,生动体现了战争的伟力存在于民众之中,有力证明了人民是革命战争胜利的源泉。
我们学习淮海战役,就是要学习和坚持淮海战役中广大军民“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的全局观念,坚决维护和自觉服从党和国家工作的大局,就是要继承和发扬淮海战役中广大军民一往无前、决战决胜的革命精神,保持战争年代那样一股劲,那样一股革命热情,那样一种拼命精神,努力克服前进中的困难。勤劳智慧的中国人民素有破除一切困难的决心和勇气。让我们在集团公司的坚强领导下,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增创科学发展新优势,以“亮剑”的精神,打一场围绕企业解困的淮海战役,努力开创企业发展的新局面!
第五篇:关于解放战争的一场演讲-王树增
近日,王树增抵穗出席“世界阅读日”活动,所做关于解放战争的一场演讲,引起了羊城晚报记者的极大兴趣。
王树增用大量精彩而真实的细节和故事,把人们带回遥远的战场,他对战争进程、结果的解读,引人深思。
王树增强调:“解放战争是一个特殊形态的战争。总结国民党失败、共产党胜利的原因,我有三点体会———解放战争的胜利是信仰的胜利;而执政党的腐败堕落,导致了政权的迅速垮台;此外,解放战争的胜利是人民选择的结果。”
(一)“战争刚刚开始的时候,几乎没有人认为中共会打赢,舆论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
重庆谈判的时候,国共两党领袖的口袋里都有一个清单。
正值抗日战争刚结束,蒋介石的个人声望达到了顶点,而当时国民党国民政府的威望、军事力量也达到了高峰,军队总人数接近500万。国民党军队中最强的就是陆军,陆军主流部队的装备和当时反法西斯战场上的盟军是一样的,就连士兵的鞋带都和美军的一样,更不要说武器了———轻武器都是盟军装备,重炮都是美式榴弹炮。
而那时毛泽东主席兜里也有个清单,是刘少奇从延安发过来的,当做一个谈判的筹码。
这个清单上写着的军队总人数是127万。其实,我认为这个数字大大地有水分,当时我们的正规部队可以计算出来———抗战期间八路军有3个师,新四军基本上没有了,哪里来的127万人?只能是算上民兵了。但最重要还不是人数,是武器,我们最好的主力部队装备就是步枪,部队的火炮就是缴获的日本山炮。而我们的民兵甚至还停留在冷兵器时代,手持大刀就上战场。
近年来我到台湾访问,突然发现一个问题:台湾的一些学者,甚至蒋介石的高级将领以及他们的后代,总要提这样一个疑问,直到现在他们还是一头雾水,不知道从1947年到1949年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怎么国民党好好的一个政权就没有了?坍塌得太迅速了!
(二)“在一场战争里,军人们拥抱着什么样的信仰很重要,要清楚地知道自己为了什么而战!”
蒋介石在1948年8月的一个军事检讨会议上曾说:“现在我们大多数高级将领精神堕落、生活腐化,革命的信心根本动摇,责任观念完全消失。尤其使我痛心的是,这几年来有许多受我耳提面命的高级将领被捕受屈而不能慷慨成仁,许多下级官兵被匪军俘虏,编入匪部来残杀自己,而不能相继反政,这真是我们革命军有史以来前所未有的奇耻大辱。”这是蒋介石的原话。
国民党相当一部分的高级将领,在抗日战争期间为民族做出了贡献,他们是能打仗、誓死不屈的,这样的例子有很多。但是在解放战争当中,被我们的普通小战士、甚至是民兵摁在地上活捉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少将级别以上的就有260多人。许多有名有姓的抗战名将就这么被我们生俘了,包括杜聿明、黄维等人。还有很多的高级将领不是在战场上被俘虏的,而是逃出了战场、已经走出一两百里地了,居然被我们的民兵抓住。
解放战争打到中后期,许多国民党的将士都开始疑惑,自己究竟是为什么而战。战斗中,共产党每场打下来伤亡很大,但是越打人越多,渡江战役时共产党的军队达到了400多万人。
我查了一下渡江战役的详细部队构成,发现其中相当一部分连队百分之七八十是“解放战士”。什么叫解放战士?就是国民党俘虏,甚至有的连的干部、指挥员都是“解放战士”充当的。
最有意思的例子是辽沈战役。第一战打廖耀湘,在野地里俘虏了国民党士兵17万人,这是第一场大规模决战,第一次能抓那么多人,共产党的政工干部都不知道如何是好。
按照政工条例,抓了俘虏是要甄别的。但是17万人怎么甄别?
最后没有办法,就在野地里拿松树条搭了一个门,上面贴了三个字“解放门”,愿意跟着共产党部队参军的,从这个门走过来,不愿意的从门边上走,给两块大洋的路费,让他回家种地去,家里分地了。
最后,有三分之二的国民党士兵从门里面走过来。我们的政工干部就在门边握手欢迎。
(三)“在解放战争中,国共双方一个是对信仰的拥有,一个是对信仰的丧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解放战争另一个重要的胜利原因在于土地改革。
我查到当时土改的一份文件,很惊讶。其中有一个条款很有意思,是这样写的:“在分土地的时候,如果本村有在国民党军队服役、现役的官兵家人,一视同仁,一样分地。”
当时常常有这样的情况,国民党军队被包围,包围圈里没吃没喝,共产党就拿大喇叭喊话。他们的长官最害怕我们喊两个内容:第一是“赶紧过来吧,这边有肉包子”。因为他们食物只能靠空投,一围就是一个月,饿得慌。但共产党这边确实有肉包子,是老百姓给的,这香味抵挡不了;第二就是“兄弟赶紧过来吧,回家吧,你们家分地了”。后者更不可阻挡,造成国民党军队成建制地往这边投诚。
信仰并不是抽象的词,它是很具体的。坚信自己做的是正义的事业,坚信民族能够得到解放、繁荣,坚信自己能为此贡献自己的一生,这就是信仰。
尽管现在一些年轻人以标榜自己什么都不信为时髦,但我还是想说,我没见过哪个真正成功的人,心里是没有信仰的!
(四)“当时国民党的腐败直接反映在军事上。国民党高级战区将领多数身兼二职,一是指挥作战,二是做生意。对于其中大概三分之二以上的人来说,军事只是他们的副业。”
国民党在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一股不可遏止的腐败浪潮迅速席卷了全党。后来蒋介石到了台湾总结自己为什么失败,他还说,“我们失败就失败在‘接收’二字。”
当时全国上下约有2300多个接收委员会。抗战胜利之后,国民党的军政大员发“国难财”,打着“接收”的旗号,把土地、企业矿山、国家财产都拿来中饱私囊,从此重新开始国民党作为执政党的统治,但是内部的腐败已经不可遏制。
淮海战役第一阶段时,海州的司令官是李延年。国防部让李延年带着海州部队和野战军沿着陇海铁路赶紧向徐州收缩,但这一行动要冒极大危险,因为陈粟大军就压在陇海铁路北边,决不能让对手事先知道。
因此,对这次行动,国民党内部保密做得很严格。严到什么程度?———第二天要出发了,头一天司令官还不知道。
出发前一天晚上,李延年正要睡觉,竟然有一个老百姓敲门进来,对他说:“李司令啊,你千万不能走啊,你要走也不能自己走,要带着我啊!”李延年当时对他说:“校长让我们死守海州,我能上哪里去?”
但事后觉得不对劲,他赶紧给南京方面打电话,才知道果然如此,命令天亮就到,赶紧行动。
李延年晚年的回忆录中有这样一句话:“国民党不败才奇怪了!”
对此,李延年很愤怒。他作为战区司令都不知道有军事变动,这个老百姓如何得知这么大的军事秘密?
后来经过查证,那并非普通老百姓,而是徐州剿总司令刘峙在海州的代理人,做的是海盐生意。军队转移的秘密,必然是刘峙透露给他的。刘峙清楚地知道这个军事行动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但还是宁肯不告知战区司令员,也要先通知自己生意代理人,以免遭受财产损失。
(五)“当时国民党高官腐败成风,官兵军饷欠发是常有的事,钱到了哪里?大部分在上海的黄金交易所里被长官们炒来炒去。”
此外还有一例。杜聿明从徐州撤退,五个军几十万人往江淮撤退。
杜聿明认为,此事万万不可事先被陈粟知道,事关生死存亡。所以,第二天部队就要撤走,前一天晚上还在唱戏,假说是给杜聿明的母亲过寿,以此来迷惑共军。
但实际上,共产党早已侦知此事。那天晚上,杜聿明只发了一道命令给徐州的警备司令,要求当晚查封在徐州银行和钱庄的金库,因为里面有一些黄金需要运走。但是没过多久,警备司令就回来报告说:“别说金库,所有钱庄的经理和掌柜连家属,在三天前就全部离开徐州。”后来,杜聿明在回忆录里写道:“看来我们是已经没有希望了。”
实际上,只有一群人能事先通知徐州银行家撤走,就是南京的国防部高官。他们很多人在徐州有生意,风声从最高层就泄露出去了。这样的事情比比皆是。
后来,杜聿明率兵刚走了一天,就被共产党军队包围了。
(六)“最后张灵甫才明白,在国民党内部,部队是私产。一个军长,只要部队还在,一切都有;如果部队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这就是国民党的游戏规则。”
不过再往深层次看,这样的腐败问题还只是表象,而最大的腐败是国民党党心的分裂,具体在战场上表现为派系斗争。
什么是派系?派系就是私利集团,作为政治集团来说是最大的腐败。整天喊着党国利益高于一切,实际上是私利高于一切。
陈粟为打孟良崮战役,承担了很大的压力。尽管共产党军队围住了孟良崮,但是共产党的包围圈外围还有一个国民党的包围圈,至少有五个国军整编师在反包围着。共产党军队两面作战,久攻不下,如果再耽误下去,就必须立即撤出战场。但撤出战场意味着什么?丧失山东解放区,这必将严重影响到解放战争的进程。
打到最后,最内圈的张灵甫扛不住了。他一直请求外部的国民党军队支援,但电报打了好几天都没有得到任何支援。外围的国民党整编师近在咫尺,最近的黄伯韬的一个师,离陈粟军队只有三华里,用重炮都可以交叉射击了。但黄部就是不去支援,只说“打不动了”。
黄伯韬军队里人员很杂,川、贵、滇军都有,还有许多杂牌军。当时他们就是抱着一个想法:“我凭什么去救你们中央军?”而且黄伯韬当时说了一句话:“听说张(灵甫)的情况不妙!不过,他不是挺有办法的吗?”
于是黄伯韬谎报军情,不战反退。性格倔强的张灵甫最后只好发了这样一封电报:“各位兄弟赶紧增援,我这边顶不住了!”结果他收到的回电竟然一律是:“我们请张军长增援!”张灵甫拿着电报就蒙了,到底是谁被包围了?谁增援谁?
张灵甫临死前有一句名言:“我终于弄明白了我们军队内部的游戏规则,我没有掌握好。”
(七)“世界上没有一支军队可以享受那么强大的后勤支援。”
在解放战争中,共产党为老百姓做得最具体的一件事就是解决了土地问题,这一举措使得大量普通百姓、穷苦农民信任共产党,愿意跟党走。
解放战争中,我们不需要后勤部,后勤部就是老百姓;我们没有野战医院,野战医院就是大娘的炕头。
在国民党统治末期,他们彻底失去民心,被老百姓抛弃了。当时,国民党的行军日志上永远有一句话“不得进村宿营”,这和共产党刚好相反。共产党的部队离村还有好几里地,孩子们就来迎接了,油灯就点上,大娘将热水烧好,百姓的炕头就是营房,很安全。
淮海战役时,常常是被围住的国民党集团军那边,到了晚上一片漆黑,什么灯光也没有,而包围圈外围全是火把。那是周边的数个省,江苏、河南、山东,约590万老百姓推着小车、担着担子从小路走,连夜支前。如果从飞机上看,那是什么样的壮观情形?世界上没有一支军队可以享受那么强大的后勤支援。
我常常阅读过去的史料并采访一些老人家。其中一位老人告诉我,他当时参加支前大军,推着小车,车上装着两发炮弹,从山东推到淮海战场,推了三四百里,半路上天一下雨,怕炮弹受潮打不响,他就把衣服脱下来盖在炮弹上。运到淮海战场后,组织上给他发钱,让他赶紧回家,但他并不急着回去,一定要在旁边看着炮弹打出去了才放心。
而国民党军那边呢,士兵中有一句顺口溜: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爷去投八路。
(八)“解放战争的最大启示,就是共产党人始终要站在大多数人的利益一边。”
解放战争中,我们俘虏的国民党高官,基本上后面都站着一个副官,这个副官是誓死不逃的,也不需要看押。
比如我们将杜聿明押到哪儿,副官就跟到哪儿。副官永远提着一个小柳叶箱,里面统统只有一样东西,就是金条。但如果是共产党的将领、干部在战场上牺牲了,整理他们的遗物最简单不过,没有私人财产,只有两个兜:一个兜里是笔记本,或者是有一支钢笔;另一个兜里是烟叶,里面有一支短杆的烟袋锅。
我为写作而采访过一些经历过淮海战役的老百姓,他们至今惦念着一位名叫鲁瑞的共产党干部。鲁瑞是一位知识分子入伍的中级干部,能说会道,梳着分头,很有风度,大家都喜欢他。他当军事干部的时候身先士卒,打仗勇敢,可是在淮海战役的最后一仗时牺牲了。把他抬下来之后,整理遗物,除了发现笔记本、烟叶,只不过还多了一副扑克牌。这个扑克牌现在还在博物馆里,是他自己用硬纸板做的,梅花、方块都是拿萝卜当模子抠出来印上的。在其中的有一张有几行小钢笔字,写着:“我是淮海人,我要在淮海战役中贡献自己的一切。”
在解放战争中,毛泽东曾为郏县县委题词“站在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这其中也隐藏着一段艰苦的岁月。
当时西北战场非常艰苦,但是郏县是必须要打下来的,因为这是胡宗南深入解放区的一根“钉子”。
毛泽东亲自为西北野战军筹粮,找到郏县当时的县长说:“我准备打三天仗,将郏县拿下来,但是你要给我想办法筹来三天的粮食。”于是,县长把老百姓的口粮和所有坚壁清野找到的粮食拿出来,供军队吃了一天;第二天,又把田里的所有青苗都割了,又供军队维持了一天;最后一天,把村里的羊和驴都杀了,又维持了一天。老百姓相信共产党,把粮食都给了部队,自己只能吃“观音土”。最后一天,郏县被打下来了。
直到现在,郏县县志还有这样一句话:“此役之后,郏县全县三年不见羊和驴。”
我觉得,解放战争给我们最大启示,就是共产党人始终要站在大多数人的利益一边。但是现在,党员贪污受贿的现象屡屡发生,他们完全遗忘了“为人民服务”这一崇高宗旨。共产党人永远要记住,取信于民非常重要,解放战争胜利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当时的出发点是人民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