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最新时事政治：“老好人”贪千万缘于自管自监

第一篇：2013最新时事政治：“老好人”贪千万缘于自管自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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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教育厅一个据称“不事张扬、严谨平和、颇有人缘”的处长，却被曝受贿千万，拥有9套房产、4个假身份证，这说明了什么?

在频频曝光的官员贪污腐败案件中，冯哲职务算不上高;受贿甚至算不上多;作为同事眼中的“老好人”，行事也算不上高调。然而，正是这样“非典型”，其实才是值得关注的“典型”。公众难免不会因此产生联想:一个处长如此，其他处长呢?

我们的策略和宗旨是，老虎和苍蝇一起打。老虎数量也许有限，而苍蝇就未必了。我们其实是有打苍蝇的日常生活经验的:苍蝇拍无论如何挥舞，“打”的速度总远远赶不上苍蝇的速度。最佳办法是清理环境，让蝇蚋无处孽生。从这个角度看，打苍蝇并非没有意义。关键在于能否从对苍蝇的“定点清除”

中，总结经验教训，为根治蝇患寻找良方。

冯哲所处的环境相当具有代表性。近年来，教育领域财政投入大，下面对资金的需求多，冯处长正处在“上传下达”的节点上。他既作为财务处副处长负责地市教育经费的筹措和上级专项资金的分配和管理，又作为审计处处长进行财务的(当然也包括对自身的)监管和审计。这是一个人为形成的局部监管真空，这无疑让人难抵制权力和财富的诱惑;但冯处长所面临的考验不仅于此，他还需要面对下级部门主动的“投怀送抱”。

不能埋怨学校，学校也无奈，因为无论是申请资金或项目，都没有“刚性”的程序，甘露洒到哪一家，完全可以取决于“冯处长”个人。在此情况下，我们还可以继续推想:那些一边教书育人，一边又不得不“行贿”以谋求学校发展的校长，内心作何想?他们的道德底线，会不会因此而下沉?如果他们做了局长或处长，他们又将如何做?

如果财务和审计严格分离，如果将教育经费的预算、构成、细节全部公开化，如果公共财政拨款额度不是由行政主管部门说了算，慑于制度威力的冯处长，本有机会成为“好人”。为避免其他官员重蹈冯处长覆辙，还应该追究自管自监的局面是如何形成，财务处处长在这一事件中该承担何种责任，甚至包括假身份证如何获得等。

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刮骨疗伤，需要勇气，但如不能从细节做起，举一反三，痛下猛药，制度的严肃性就难以体现，也就完全可能再出现下一个张处长、李处长。

刮骨疗伤，需要勇气，但如不能从细节做起，举一反三，痛下猛药，制度的严肃性就难以体现，也就完全可能再出现下一个张处长、李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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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办公室老好人千万不能做那样只会费力不讨好

办公室老好人千万不能做那样只会费力不讨好

假如只是由于你是一个很好使唤的同事，可以为他们加重很多担负，甚至成了他们犯错时的“牺牲品”，显然，这样的“好关系”不值得庆幸。刚进公司，我总是小心慎重，每逢休假日值班，只需谁启齿，我都容许，为此不知糜费多少个休假日，一朝一夕都变成值班专业户了；平常下班，我总是早早就到了，拾掇台面，清扫办公室，只需谁说一句“没吃早餐好饿呀，有没什么东西填肚子？”我就赶忙拿出本人买的牛奶麦片，送到他们手上；炎炎夏日，我还常常买些冰镇可乐带给大家喝。我成了大家公认的“大坏人”。

但随着任务的渐渐增多，我没有再像以前一样，帮他们跑腿，埋怨也就接二连三，有着还当着我的面开涮：“摆什么架子嘛？来来来，帮我把这份资料送到各个部门去。”“嗨，去仓库帮助领一包打印纸过去，我们等着用呢！”碍于情面，我还是做了。

回绝同事的不合理要求，还能以一句“那不是我份内事”推脱，但假如是顶头下属要你帮他办私事，那就更难处置了。我想许多职场新人也有相似苦衷：不分场所示人浅笑，人家觉得你没特性；沧州myjob提醒您对同事有求必应，必定有某次由于才能或其他缘由你“应”不了，人家便觉得你不够意思，从而疏远你。

你心无城府地屡次借钱给同事，他很快心安理得习以为常，你倒是被逼入两难的地步――讨，怕伤感情，不讨，白遭损失；办公室里只要你不时地操练扫把和拖把，一朝一夕，大家把你当成兼职的清洁工，安然享用你带来的整洁洁净，心里却丝毫不记你的好。一朝一夕，就变成了大家呼来唤去的“杂工”。所以，职场坏人还是不做为妙。

存好心，最怕是好心做坏事。好事做不成，还让自己遭遇“里外不是人“的尴尬。因为好心而没有了主见的人，更有可能成为裁员的首要目标。在公司里出了名的“老好人”阿辉，工作中他与大家共进退，有困难与大家一起扛；别人说好，他就说好；别人说坏，他就不作声，默默隐匿在大家之中，久而久之他成了老板视而不见的隐形人。

公司不景气，老板有意裁员，却首先想到了他。有星级酒店的人力资源人士表示：职场中的“老好人”，事实上最终将成为一个碌碌无为的人，他们在职场中总是因为分担了别人的工作，邢台myjob提醒您使自己职责范围内的工作一团糟，而且大部分人从来不敢表现出自己的想法，表达出自己的态度，相信这样的人在职场上是永远都不会有突破，永远都不会成功。

第三篇：科级腐败已成隐患 千万级“小官巨贪”十年查处愈多

科级腐败已成隐患 千万级“小官巨贪”十年查处愈多

自2001年以来，10年里出现在媒体视野中涉案上千万的贪腐案例，科级（及以下）官员至少有17个，其中有13个案发在2008年之后，近三年来正在加剧。

权力大小不与行政级别绝对成正比，官不大，但长期扎根基层，关系网错综复杂，甚至亦可权倾一方。

一些小额贪腐往往被从轻处理，或者视为“不正之风”，定性不同，一般不再细究，恐亦错过遏制巨贪苗头。

正科级的原抚顺市国土资源局顺城分局局长罗亚平，涉嫌金额达1.45亿。被中纪委领导批示为“级别最低、数额最大、手段最恶劣”。（CFP/图）

涉案千万元以上“小官巨贪”不完全榜单（2001-2011年）数据来源及说明：根据公开资料整理，为不完全结果；职务为科级和科级以下，但由于行政级别复杂性，不排除个别官员实际职级已达副处级。整理：苏永通 任咪娜 聂萌（李伯根/制表）

官小，胆大，钱多

值得注意的动向是，官方比以往更重视“小官巨贪”现象，科级腐败成为重点打击目标。

中国最小的官员正在最近因为“拒腐”或“贪腐”而受到远超其官位的关注。

一个是高调“退贿”——一年9000元“好处费”，公开退贿的是江苏省盐城市经信委行业处副处长张翕飞，张的职级为副科级，是中国最小的“官”，此前他在网上贴出6笔“退贿”清单，引发舆论热议。

另外一个则是高调贪腐——9400万元，江西省鄱阳县财政局股长李华波携巨款出逃，还故意来电复函对监督体制加以嘲讽。至于股长，在中国的官员体系中，最小的副科级“官员”都算不上。

没有卷款近亿元的财政局股长出逃后故意的公开嘲讽，中国最底层官员的贪腐能力可能仍被低估。虽然当下贪腐数额愈攀愈高，公众已不稀奇，但一个小小股长卷走近亿款项依然令人震惊。“最牛股长”并非个案。事实上，在各类贪腐大案中，“小人物”已然开始当“主角”，他们是最底层的科级官员，以及诸多连官员都算不上的人：股长、村官、部委里最底层的收发员、甚至清洁队小领导。

根据公开资料，南方周末记者发现，自2001年始，10年里出现在媒体视野中涉案上千万的贪腐案例，科级（及以下）官员至少有17个，6个涉案金额近亿元或上亿元。这显然不是全部，最高法一位负责职务犯罪的法官说，“很多案件没公开”。

多方调查和研究显示：近三年科级腐败正在加剧——

南方周末择取的17个大案，有13个查处时间集中于2008年之后；

2008年12月，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公布：三年来21件“小官员大腐败案”已超过该院所审理的一审职务犯罪案件的三分之一，涉案金额高达3.4亿元；

另一个事实是，这个中国级别最低的贪官群体，贪腐罪行完全不亚于任何级别的贪官。

被称作“中国法官第一贪”的吉林省高院执行庭原执行员李征达，就贪污了4500万元，主要来自法院执行款。而1949年以来落马的最高级别司法官员、原最高法院副院长黄松有一审时被认定的贪污受贿金额只是510万元，远远少于一个执行员。

值得注意的动向是，官方比以往更重视“小官巨贪”现象，科级腐败成为重点打击目标。今年初，山西省纪委在全省各地播放的一部警示教育片，就叫《小官大腐警示录》——在上述17个“千万级”小官巨贪中，4个来自山西，在该省2008年起发动的“煤焦领域反腐败专项斗争”中落马。

反腐败专家、中央党校教授林喆也发出“腐败落势化”警告：腐败从高职位向下落，即向科级官员及科级以下滑落，腐败现象在向基层渗透，贪官正在“低龄化”。

林喆认为，科级官员最接近基层，而大批的项目投资最后都落实到基层，他们是直接的经手人和掌管人，“由于这个级别的官员人数众多，（贪腐）一旦扩展开来将危害极大。”

寻租要挑领域，位高不如权实

小官巨贪，无不处于过去10年中国最容易寻租的领域，并恰巧手握关键权力，借此顺势而为，胆大心细，最终“一鸣惊人”。

科级官员贪腐频出的地方，总让人感觉“似曾相识”。17个巨贪，几乎都是在“重要部门”或“特殊领域”——3个来自国土部门，3个来自交通部门，而4个山西官员都跟煤炭有关。

土地，交通，资源，三个领域都映射了中国过去10年经济发展的惯有模式。比如国土与交通经常“前腐后继”，背景则是中国过去10年房地产开发疯狂繁荣，而地方政府亦严重依赖“土地财政”；同时在经济发展上，往往以大量诸如修路这样的基建投资作为拉动GDP的惯用手段——从而两部门具有强于其他部门的重要性及“实权”，哪怕他是一个科级官员。

由此，辽宁省抚顺市国土资源局顺城分局原局长罗亚平，敢于对包括自己上司在内的官员吼叫：“是我弄来的钱给你们开支的，你们都是我养活的，没有我来赚钱，你们只能去喝西北风。”

这位正科级女官员，被叫作“土地奶奶”，握有黄金地段土地征用和审批权，但大量土地出让金，后来都进了她的腰包：受贿3000余万元、3000余万元来源不明。

中国十年繁荣的房地产业，惠及了“土地奶奶”等官员。而全国各地遍地开花的土地征用，还孕育了一批腐败“村官”。安徽合肥城郊的村官刘怀寅受贿额高达近千万元，他被指控的11起受贿事实，有9起涉及征地，他曾一次就收受浙江一开发商“咨询费”340万元。

相比之下，交通领域作为传统易贪腐领域在新的基建大潮中也不“弱势”，自2009年起，中纪委针对某个领域突出问题所采取的对策，恰是“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

论贪腐波及面之广，非资源领域莫属。有的小小一个部门，竟掌握地方经济命脉。在湖南耒阳市，一个“矿产品税费征收管理办公室”每年收税4亿元，掌握该市1／4的财政收入，成为“最肥科级单位”。去年，这个办公室55人被立案调查，从主任到下属站点站长、班长，均在其中。

山西官员占据了17个“千万级”小官巨贪中的4席，无论是县检察院反贪局长穆新成，县煤炭局长郝鹏俊，还是县公安局刑警队长关建军，无一例外都插足煤炭业。

房子的多少，成为近几年饱受高房价痛苦的公众评判官员贪腐程度的重要指标。“土地奶奶”罗亚平拥有27套房子，仍不及县煤炭局长郝鹏俊的36处——其中35处在北京，基本都位于二环附近的黄金地段。

南方周末记者还注意到，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由于政事不分政企不分，成为许多官员的“赚钱机器”。比如江苏赣榆县的贪官徐永进，更曾将三个局长、国企董事长、融资委主任、金融办主任等“六顶官帽一人戴”。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权力大小不与行政级别绝对成正比，有时还体现为具体“影响力”。许多科级贪官的特点是：官不大，但长期扎根基层，关系网错综复杂，甚至亦可权倾一方。而处级以上干部，则有跨部门和跨地域交流要求，作为“流官”，往往未必有科级官员那般更隐秘的影响力。

比如在山西涉黑的关建军已41岁，仍只是山西阳泉的一名巡警队长，不过，其父、其妹夫、其弟媳也都在当地公安局工作，公安背景深厚，依靠亲属在当地形成组织，承包煤窑，开办赌场，经营高档会所，甚至进军房地产业。

被“忽略”的位卑者，被放纵的“政绩共同体”

一些小官大贪，要么是处于关键岗位，跟领导有种种利害关系，由此被信任和放纵，形成“政绩共同体”；要不就是位卑之至，根本不为人重视，以为贪腐不了，却积少成多。

如果说上述科级贪腐官员，至少还有某个单位“一把手”的头衔，而另外一些小官巨贪，则更是最底层的办事人员。

纵观案例，对“小官”甚至小办事员的监督，实非无章可循，而是有法不依。但因为对方位

卑，往往就不被重视，但积少成多，养成巨贪。

一个例子是，此前的2005年7月，11名来自教育部、国土资源部、国家工商总局、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局、中国贸促会、建行总行等部委和企事业单位的收发员，以及阜成门邮局大客户组负责人刘建海，被控以加大邮资的方式，一点一滴共侵吞150万元公款。

此后，由北京市检察院统一布置，西城、东城、海淀检察院又相继查办一批类似案件，涉及国家电网公司、供销合作总社、国家专利局等单位。

西城区检察院最初的线索，是北京阜外医院举报该单位收发员，牵扯出阜成门邮局大客户组负责人刘建海。该区反贪局局长推测刘手里的几十个大宗单位客户也可能“吃回扣”，刘果然供出了二十多家。

通过对账，检方发现：相关单位的实付资费与实际业务量相差甚大，由此可解释，为何邮资通过银行直接划拨而不经收发员之手，他们仍有机会贪污——收发员较少直接到邮局领取“好处”，多数是通过购买手机充值卡变现，购卡费计入到邮资的“附加费”中。

起诉书称，贪污额最高的是国家统计局收发员，三年半的时间里私吞24万元；教育部收发员被指控侵吞22万余元，国家工商总局收发员侵吞18万元。案发后，涉案单位每月的邮资总额降幅达1／3。

而在聚集燕山石化等众多企业的北京燕山地区，被挖出的最大贪官，居然是燕山清洁队一名原队长。8年里，他共贪污公款220万元，其中大部分是清洁费。“新疆国税系统第一贪”不过是一个普通工作人员胡瓦尼西·卡利卡依达尔，他凭借在正式发票联和存根联上动手脚，不到4年时间共贪污税款507万元。庭审时，他将矛头指向单位：“是单位的管理有漏洞。”

另一种情况则是，主管领导对一些关键岗位的“小官”，因为种种利害关系，有着天然的信任和放纵，往往使其要害权力基于一身，腾挪之间，变成巨贪。比如林喆分析，会计常常被当作领导“钱袋子”，许多行为都带有“为领导服务”意志，因此容易得到庇护。“不能只打老虎，苍蝇就不管了，苍蝇慢慢可能变成老虎。”清华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任建明说。任认为，监督不能仅仅看职级，另外也应看岗位的重要性。

2004年受审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财务局经费管理处会计卞中，被认定贪污1262.37万元，挪用达两亿元。检察官发现，谁是会计、谁是出纳分得并不清楚。卞中实际职权远超会计应有权限，他不仅负责登记账目，还包揽整个自然科学基金的拨款工作，连财务局长的人名章也能轻易拿到。而他的直接主管领导——一位副处长，亦同时被查。

而“最牛股长”李华波挪走近亿元巨款的主要手段，是绕过申请和领导审批等层层程序，虚填划拨单，盖上私刻假公章，拿去给会计开支票，然后到银行兑现。这样，他仅需要买通身为副股长的会计和信用社主任，即可完成腾挪大计。

至于搬走1800万元的厦门市灌口镇会计陈伯伟，同样轻而易举绕过审批程序，他的领导承认，所有银行预留印鉴，都交由陈一人保管。

与涉及金融等专业领域的犯罪不同，科级官员的贪腐手段，虽日益精进，但其手段的高明程度其实有限——每个单位均制定了严格的财会制度，每年都会接受审计，类似虚开支票、改税票、报假发票的粗糙手段，在许多环节都可能被识破——然而类似不合规之处却被屡屡放纵，种种看似上级官员管理上的问题，实则体制上的弊病。

而南方周末列表中的二十多个案例，绝大多数是“群蛀”现象，很少官员是“一个人在战斗”。财政局股长李华波之前的“最牛股长”——湖北省巴东县国土局矿产资源管理股原股长彭侠获刑4年后，前同事潘家琪、上司原巴东国土局局长胡国品也因贪污受贿锒铛入狱。

究其原因，除了“腐败共同体”，基层官员还形成了“政绩共同体”。“土地奶奶”罗亚平敢于跟上级“叫嚣”的资本，来自其以泼辣风格，在民风彪悍的东北能够推动强拆，保证地方的“土地财政”，此前她就曾被走投无路的拆迁户拔刀捅伤。

而将自己的行为归为单位或领导意图，是“小人物”们最经常采取的辩护理由之一。庭审“邮资案”时，核心人物邮局大宗客户负责人刘建海就辩称，由于邮局竞争激烈，自己完全是服从领导安排。

反腐“抓大放小”，“不正之风”恐成温床

查办大案要案成为反腐主线，由此难免“抓大放小”；而一些基层贪腐，往往被归入“不正之风”。而上述种种趋势，亦为小官巨贪的发育，提供了环境

一个不容忽视的背景是，清华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任建明说，类似国有企业改革的“抓大放小”，1993年以来，查办大要案成为反腐主线，重点监督一些位高权重的官员尤其是一把手。这亦是各级纪检部门工作成绩的主要体现，而由此对一些小官大权的职位可能会形成监督盲区。

林喆说，基层的一些贪腐，往往被当作“不正之风”处理。在一些地方，“潜规则”公然行之。近几年，一些中央部委几乎年年整改，年年又审计出上亿元假发票。

而从已有经验看，上述“不正之风”，背后或许就藏有贪腐，但因为定性不同，也便不再细究。

进一步说，尽管中国的死刑罪名列世界前列，看似严厉，但从经济角度而言，贪腐的成本仍然很低。因为一些政治考量，为了避免牵连太多，引发局部震荡，一些小额贪腐和不正当收入往往被从轻处理。一位东部省份基层检察院公诉科检察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贪腐金额低于5万元一般不立案，改正即可。近几年的一些窝案因贯彻“抓大放小”原则，而被批评纵容犯罪。

类似环境之下，一些案子或许早已败露，却往往视而不见。比如贪官湖北省巴东县国土局矿产资源管理股原股长彭侠的线索，来自检察官在饭桌上听到的民间“谈资”。这位官员写的《桃花园随笔》，比因被曝出贪腐日记而出名的广西烟草局长韩峰还早，据称“不堪入目”。

而上述种种趋势，亦为小官巨贪的发育放过了苗头，或者提供了环境。“法律制度就相当于

一个指挥棒，会影响人的行为选择。”任建明说。比如重惩贪污受贿，轻判挪用侵占。

从上述小官巨贪们涉案资金的分布来看，“少贪多挪”现象明显。与挪用两亿元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会计卞中类似，江苏省扬州市公路建设处财务科王勇等三位官员，贪污受贿共1000多万元，挪用1.35亿元。卞中和王勇，均将挪用公款用于经营活动。

“挪用公款的经营收入，属于非法所得。但一些官员对挪用公款不太有犯罪感，都是拿去应急，再悄悄还上。”林喆说。

相比贪污受贿，挪用公款风险较小。按照现行法律，挪用公款最高刑为无期徒刑；而贪污受贿只要够上10万元，即过死刑门槛，但实际执行中，贪污10万元乃至几十万元也少有死刑判决，除非“情节非常恶劣”。

另外，上述最高法院法官认为，一些“小官”的背后往往有“大官”，只是暂时未被发现。2006年，汉口火车站财务科长耿小菊贪污公款800余万元被审，同时被法办的还有时任武汉铁路分局副局长刘志祥。5年后，刘志祥的亲哥哥、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因涉嫌严重违纪被免职。

如何遏制小官巨贪趋势，已不容忽视。此前的2008年，中央宣布将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时间表，由2010年推迟至2012年，如今只剩一年多的时间。此间如何“织网”，最终形成缜密的反腐体系，当为公众所盼。

不过根除沉疴显然难以速达，而且往往也不仅是纪检一家可以解决。此前针对山西蒲县煤炭局原党总支书记郝鹏俊案，曾有媒体采访经办此案的蒲县纪委副书记孔宪民，媒体问：郝的煤矿很多炸药雷管都是通过公安局正式批出来的，是否会查公安局，郝逃税，税务稽查部门有无责任？孔宪民回答：“这些问题，只有领导批了我们才会去查。税务的问题也不是税务局没查过，是一个经营管理体制问题，是大环境。”

第四篇：北京市原地税局长涉贪千万今受审 儿子被另案处理 Word 文档

王纪平1948年8月出生。1974年复员后，在海淀区一副食店当售货员。1977年后，曾任海淀区副食品公司团委书记、党委委员、海淀区委财贸部副部长、海淀区副区长、区长。1994年1月至2001年8月，任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2001年9月调任市地税局局长。2008年11月，任市政协经济界委员。

北京市地税局原局长王纪平被控贪污1047万元受贿435万元；律师称被告人没见到“贪污款” “王纪平案”追踪――

7月20日，北京市地税局原党组书记、局长王纪平涉嫌贪污1047万元和受贿435万元，被北京市检察院第一分院提起公诉。

近日，王纪平的辩护律师透露，王纪平案将于今日上午在一中院开庭审理。律师称，将对检方指控的贪污罪，做无罪辩护。

检方

王纪平涉案1500万元

起诉书显示，2002年至2009年间，王纪平单独或伙同其亲属，利用担任市地税局局长的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承揽等方面提供帮助，先后多次收受单位及个人给予的款物共计价值435万余元，其行为涉嫌受贿罪。

同时，检方指控，王纪平在2002年至2004年10月间，利用职务便利，伙同北京钰林天元科贸有限公司（简称钰林天元）法定代表人、长期与其有密切关联的42岁女商人赵耘，由市地税局信息中心与钰林天元共同出资，成立北京恒信恒安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简称恒信恒安），交由赵耘实际控制。随后，王纪平等人使钰林天元成为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授权的税控密码器唯一经销商，再由钰林天元将税控密码器加价，出售给恒信恒安，从而将加价款人民币1047万余元非法占有。在此过程中，王纪平涉嫌贪污。

律师

1047万元不应认定为公款

近日，王纪平的辩护律师原伟介绍，检方指控的1047万元贪污款，王纪平本人并没有见到。而且该笔数额不应简单地认定为公款，因此，该案开庭时，针对贪污指控，将做无罪辩护。至于1047万元是否都落入赵耘或其他人的腰包，及针对检方对王纪平受贿指控的辩护，该律师不愿透露。

据了解，此前曾传出王纪平案将在11月18日审理，法院也曾就此发出公告，但后来被临时取消

第五篇：爱买便宜鸡蛋的千万巨贪——一位县财政局原局长的金钱人生

爱买便宜鸡蛋的千万巨贪——一位县财政局原局长的金钱人生 日期： 2011-11-06

作者：

来源： 大众日报

□ 本报记者 贾瑞君

本报通讯员 李 明 齐健宣

176张存款单,1194万元巨款,让他每天都睡不好觉；每当听到有贪官被判刑,他都比照自己,暗自计算自己可能被判多少年刑期；最终,法院以受贿罪、贪污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他有期徒刑18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60万元。从一名普通农民到国家公务员,从乡镇干部到县财政局长,在对金钱疯狂攫取的过程中,他一点点滑向犯罪的深渊。

他,就是齐河县财政局原局长任居孟。

落网那一刻,他正在磨坊磨面

齐河县城城南2公里处有一个名叫北国村的城郊村,村边紧靠公路有一片小树林。在这个小树林里有间不起眼的小磨坊,50多岁的磨坊主老卫每天上午会准时开门。然而谁会想到,就在老卫的这个小磨坊里,半年前发生了一件震惊齐河上下的“大事”——齐河县财政局原局长任居孟在这里落网。

时间回到今年4月19日上午9点多。当时,德州市检察机关4名身着便衣的检察官,从这里带走了一位正在等候磨面的老者。这位头发有些花白,身躯粗壮的老者从外表上看并没有特别之处,而他的身份在齐河却格外显要,他就是齐河县政协原副主席、财政局原局长任居孟。此时距离他2007年底退休已经过去了3年多。

老卫很容易就想起了一些细节:那人穿着很普通,每次来时都骑着一辆现在已经很少见的大轮自行车,“除了铃铛其他地方都响”。那天临被带走前,他让老卫把还没有磨的玉米和大豆一一称好,全都记在本子上,然后才放心地随检察官们离去。

任居孟曾是一位合格的赤脚医生。

1952年11月,任居孟出生在齐河县表白寺镇孔庄村一个农民家庭。1970年,任居孟高中毕业回乡务农。在那个年代,拥有高中文凭的他是村里的为数不多的文化人之一。当时村里推荐赤脚医生,他自然成了不二人选。年轻的任居孟聪敏好学,没有任何医学基础的他,很快就胜任了赤脚医生这一岗位。

1978年12月,任居孟被安排到乡里工作,成为国家正式干部,他从乡党委宣传委员做起,一直当上了乡党委书记。由于任居孟“懂经济、能力强”,他所在的乡连年被评为先进。1996年2月,任居孟被任命为齐河县财政局局长。1997年7月,他被提拔为县长助理兼任财政局长。2003年1月,任县政协副主席、县长助理,继续兼任财政局长。

贪欲的大门缓缓打开

任居孟当上县财政局长后,求这个“财神爷”办事的单位和个人越来越多。

在公诉机关提供的材料中,无法显示出任居孟是从何时开始走向贪腐的。但据其自己介绍,最初,刚刚上任不久的他,对那些送上门的金钱拒绝过、犹豫过、害怕过,最终还是架不住金钱攻势,“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既然湿了鞋,干脆洗个澡”,他就这样说服了自己。

贪欲的大门一旦打开,就再也无法关上。“我在担任财政局长的11年间,由于职位特殊,掌握着全县的财政资金,尤其县财政资金的拨付必须经过我的同意和批准,所以一些单位和个人都愿意和我拉关系,一次甚至多次地给我送过钱,我都心安理得地收下了。”面对检察官,任居孟坦言。

“全县的„村村通‟工程竣工了,但各乡镇拖欠的配套资金收不上来,县领导同意从各乡镇的经费拨款中扣出来,还请您多费心协调。”一天,某局副局长带着5万元现金来到任居孟的办公室。任居孟边收下钱边假惺惺地说:“都是为了全县工作,用不着这样客气。”几天后,各乡镇拖欠的工程款全部从财政调度款中扣出并拨给该局。

即便是从上级争取的专项资金,要想及时拨付,也必须向任居孟行贿。许多部门和企事业单位因为业务需要,经常从上级单位争取专项资金,但按规定必须经县财政局拨付。2006年春节前夕,某局从上级争取下来一笔建设专项资金,为了尽快得到该笔资金,该局负责人买了两幅名人字画,又包了1万元现金一起送给了任居孟。不久这笔10万元的建设资金全部拨付到该局。

局里的人要想升迁,也必须进贡。据财政局的老同志讲,有一年财政局在任命各股室主要负责人前,任居孟煞有介事地召开了竞聘动员大会,他在大会上公开讲:这次空出了几个正副股长的职位,有条件竞聘的同志,写个申请交给我,我看看你的条件和能力予以考虑。部分工作人员心领神会,用信封装了一两万元不等的现金和自荐信,送到了他的办公室和家里。干部竞聘后,凡没有聘上的,任都委托专人退回信封,此举真可谓一举两得,既收了钱又为自己树立了“清正廉洁”的形象。

雁过拔毛的“抓钱能手”

据办案人员介绍,归案后的任居孟一开始极为不配合,拒不交代自己的罪行。经过一番斗智斗勇后,任居孟开始坦白。

从哪里开始交待呢?任居孟扳着指头回忆起来。实在是牵扯的部门单位太多,办案人员拿过一本齐河县党政事业单位通讯录说,“干脆上面的花名册,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地来吧”。最终,办案人员惊奇地发现,整本通讯录上凡是属于财政拨款的单位,几乎都没有逃脱任居孟的手。每个单位只要是申请财政拨款,任居孟总会想方设法“雁过拔毛”。从一万两万,到三万四五万,最高一笔为10万,而数额最少的一次收受贿赂,只有500元。

上级下拨的专项资金成了他生财的另一条通道。某局是事业性质的单位,局长由于资历较深,自己所在单位又是差额拨款单位,主要靠自筹收入维持运转,少部分靠专项拨款,平时并不买任居孟的帐。在2005年,上级为该局拨入一笔二十万元的设备专款,任居孟以种种理由不予拨付,没办法该局长找上门。最后,任居孟从抽屉里拿出一张1.8万元的书籍单据,借口上面让推销的名义,让这位局长帮助处理。该局长知道这是变相要钱,气鼓鼓地拿着单据回去了。钱送不去,款一直拨不来,没办法,只好给任居孟如数送去1.8万元。收到钱后,任居孟再次见到这位局长时哭穷说,汽油太贵了,自己刚买的私家车开不起,又向该局长索要了2000元的加油卡。该局长虽不情愿,但为了今后的工作不得不照办了。

经检察机关查明,2007年底任居孟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在财政局岗位上任职11年来,他积攒下了176张存款单,多数存单很少超过5万元,用了十多个人的名字,共计1194万元。

一个排队买便宜鸡蛋的人

任居孟爱钱,但他的吝啬和抠门也是出了名的。如今在齐河,流传着许多他的段子:为了省钱,任居孟会在周末一大早起来,和一帮老头老太太在超市门口排队,只为买每斤便宜一角钱的鸡蛋；一件贴身上衣穿了十几年,洗得都露出了洞,依然舍不得丢掉。被抓捕后,有段时间,任告诉家人从家里捎些鸭蛋来,说是因为监所里的鸭蛋要一块钱一个,比外面的要贵。

任居孟利用从政多年形成的地位优势及与领导接触机会多的条件,为亲戚朋友就业、调整工作办了不少事,但每次都是给多少钱办多少事,看碟下菜。

一位生性耿直的本家亲戚看不惯任居孟的作派,在任居孟案发后对办案人员说:“他享他的福,咱过自己的清贫日子,我从不到他跟前受那份气,可是孩子大了找工作,只好让家属去找他求情。任居孟给孩子安排了工作,因为我没有给他送礼,他没有告诉我们孩子已安排的事,也不让孩子去上班,他拿着孩子的工资卡领工资一领就是四五年。我们认为他不给办就算了,也就没有再找他过问此事,直到案发后我们还蒙在鼓里。”其实,不只这位亲戚,直到被捕前,任居孟的口袋里还装着另外一个亲戚的工资卡。

不仅在外人看来任居孟是爱财如命,就是在自己的亲人眼中,任居孟对金钱看的也是比人要重得多。

任居孟的妻子曾对办案人员说,过年过节的时候,除了送礼找老孟办事的,“没有一个真心来看我们的,也没有打电话拜年的。老孟一个真心的朋友都没有,他的眼里只有钱。” 对手中的权力更为看重

与任居孟对钱财格外偏爱相比,其实任居孟对手中的权力更为看重。在齐河县,很多机关事业单位的负责人,都曾领教过任居孟的“厉害”。

曾经有位镇党委书记为了给全镇财政发工资的人员申请工资,因为没对任有所表示,要了好几次都被任居孟拒绝。最后一次是春节前的腊月二十八这天,该书记套着近乎说,“任局长,你看咱们都是多年的老伙计了,这点钱您就批了吧?”没想到任居孟拍案而起:“谁和你是伙计?你算老几?敢和我称兄道弟?给我滚出去。”不分青红皂白地一顿呵斥,将这位书记骂得泪流满面地离去。

难道没有人对任居孟的所作所为向有关部门反映吗?据悉,面对任居孟的飞扬跋扈,很多人也曾向县里主要领导反映过,但都没有下文。在当时一些县领导看来,任居孟还是“很有能力”的。前些年齐河县财政相当紧张的情况下,每次县里需要财政出钱办些事情,任居孟总能想办法拿出钱来,这不由得让领导对其高看一眼。因此对任居孟的一些举报,也就不了了之。此外,据知情人透露,曾有人反映过任居孟的问题,领导过问和有关部门调查时,均被任居孟想方设法化解过去。另一个说法是,很多告发者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打击报复。时间一长,就很少有人敢再招惹他了。

在监督空白和投诉无效的情况下,绝大多数人选择了沉默,这也愈发让任居孟有恃无恐。一直等到他退休3年后,才有人敢站出来举报揭发他。也正是此时大量群众的来信举报,引起了检察机关的高度关注,最终一举将其绳之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