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范和打击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携款潜逃境外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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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防范和打击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携款潜逃境外的对策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有4000多名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携公款50多亿元在逃。其中,有的已潜逃出境,如:河南省烟草专卖局原局长、烟草公司原经理、原党组书记蒋基芳;贵州省交通厅原厅长卢万里;厦门市原副市长蓝甫等。大量贪官携款外逃已造成国有资产的巨额流失。

贪官携款外逃是新时期我国反腐斗争中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捞了就跑,跑了就了”

似乎成了贪官们心照不宣的“心诀”。逃往国外被他们视为逃避法律制裁、享用不义之财的“天堂”。但客观分析这些贪官出逃的过程,我们还是可以看出是我们某些机制的缺失帮助了这些贪官的出逃。

一、官员财产申报、金融存款实名等制度流于形式,失去监管我国在1995年颁布《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2000年中央决定“实行领导干部家庭财产报告制度”并在2001年首先在“省(部)级现职领导干部中实行这项制度”。但是,目前官员的财产申报制度仍存在许多不足和需要完善的地方。从法律定位上看,西方国家和亚洲许多国家都把财产申报制度以法律的形式加以规定,有的甚至先在宪法中对财产申报制度加以规定,然后再详细立法(如菲律宾),有的国家则将申报制度直接纳入反腐败法中。而我国至今仅停留在政策层面,不仅影响了公众对该制度的知晓程度和监督程度,也缺乏相应的权威性,使其难以成为刑法的前置制度和义务来源。同时,财产申报主体粗略、范围狭窄、形式单一等都不足以反映主体的财产状况,不足以对权力进行监管,使申报制度流于形式,失去有效监管。个人金融存款实名制度的漏洞也无助于对官员财产的有效监督。

二、护照、签证管理等疏漏使贪官外逃有机可乘腐败官员外逃的形式很多。由于我国政府对国家干部及其子女的护照、签证等管理不到位,很多官员经常持有因公、因私护照或旅游、探亲等签证。同时,社会上的假护照屡禁不绝,花钱买一个假护照也非难事。这些腐败官员在罪行暴露后,除了可以持有合法证件公然外逃之外,还可以用假身份证办理真护照或用真身份证办理假护照、通过旅行团出境转逃第三国及偷渡等几种方式外逃。他们的不义之财,也通过虚假的投资、贸易合同或者子女留学、家属出国等形式而外流。

三、腐败官员携款外逃靠的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在我国,由于配套的法规和管理体制建设不完善,防止资本外逃的“软硬件”尚不具备。我国刑法仅将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和走私犯罪规定为洗钱罪的上游犯罪,未将贪污贿赂犯罪列入其中。金融外汇管制系统也尚未建立起对大额资金外流进行有效监控的预警机制。这些都给资本外逃预留下较大的空间。更何况一些腐败官员跟海关、边防等系统中的腐败分子相勾结,违规超限额携钞出境十分常见。地下钱庄更涌动着不法转移现金和漂洗黑钱的暗流。

四、对外投资贸易管理不善据有关部门统计,我国在美国等国的国有公司不少亏损,但其中有些公司的负责人及其亲属却在几年内成了富翁,当了“投资移民”。近年来,许多中资外贸企业宣布破产前,部分资产和利润早已被转移到境外,落到私人名下。

作为《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缔约国及国际刑警组织成员国,目前我国主要通过国家间引渡、请求国际刑警组织发布通缉令,开展区域司法协助请求其他缔约国、成员国对进入这些国家的腐败官员予以缉捕。但是国际间的法律冲突、司法管辖的壁垒、人权意识的分歧,加之贪官所转移的赃款客观上能为逃往国增加资金,因此,一些西方国家打着“保护人权和司法独立”的旗号,向一些腐败官员提供所谓的难民身份、政治避难或居留权。这些都增加了我国追捕外逃腐败官员的难度。因此,完善各项反腐倡廉教育机制,加大反腐败的力度,遏制腐败犯罪的发生是防范和打击腐败官员外逃的根本。

一、强化政治理想信念教育、勤政廉政教育、政策法制教育,高筑拒腐防变的精神堤坝。同时,继续推进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针对容易诱发腐败官员外逃现象的具体体制、制度和薄弱环节,通过改革建立起良性的权力运行机制。

二、转变执法观念,加大贪污贿赂犯罪的查办力度,严厉惩处腐败官员。检察院作为打击腐败犯罪的专门机关,应当加强与纪委和监察等机关的密切配合,明确职责,形成打击合力,构筑严密的反腐网络。同时,检察机关应当深化改革,创新体制,加强贪污贿赂犯罪的预防工作,促成反腐斗争的战略性转变。

三、制定和修改有关法律法规,从法律层面上加大打击腐败的力度,杜绝产生腐败的法律漏洞

1、针对腐败官员通过各种途径大量携款外逃的现象,对《刑法》第191条洗钱罪进行相应的修改,将贪污贿赂犯罪规定为洗钱罪的上游犯罪之一。即对明知是贪污贿赂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为掩饰、隐瞒其来源和性质,提供资金帐户的、协助将财产转换为现金或者金融票据的、通过转帐或者其他结算方式协助资金转移的、协助

将资金汇往境外的、以其他方式掩饰或隐瞒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收益的来源和性质的行为,规定为洗钱罪。

2、改革官员财产申报主体粗略、范围狭窄、形式单一等弊病,对官员的财产申报等制度以立法的形式加以规定完善。(1)在财产申报主体上,根据我国刑法第395条的规定:“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的,可以责令说

明来源”。这项义务是否存在,不在于官员职位的高低,不在于其是否“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或“省部级领导干部”。财产申报主体当为所有的国家工作人员。(2)在财产申报范围、方式上,申报的内容应当为所拥有的财产而非仅仅是收入,包括动产、不动产、债权和债务等,同时,扩大对官员家庭共有财产的审查,防止官员敛财后转给其父母、子女等亲属而逃避审查。(3)加强接受申报机关的职责权限,对拒不申报或不如实申报家庭财产的处罚等进行具体的规定。实行领导班子现状定期分析制度,试行干部监督工作督察员制度,使干部监督工作走上法制化、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

四、采取确实有效的措施,进一步发挥金融机构在对外资金流动中的监督和管理作用,在金融外汇管制系统中建立起对大额资金外流进行有效监控的预警机制。加强护照、签证等出境证件的管理,对领导干部护照、签证进行登记备案制度并由专门的审查机关进行必要的审查,在全国推行“党政领导干部和国企厂长经理直系亲属出国留学、定居申报备案制度”。在边防出境口岸加强检查,对领导干部实行必要的离境审查制度。

五、加强惩治外逃贪官的国际司法合作。作为打击跨国腐败的国际性公约,我国于2003年分别加入《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我国应充分利用公约中规定的打击跨国腐败的国际合作机制,加快与外逃贪官经常逃往国的谈判和协商,订立双边或多边的国家间引渡条约;密切与国际刑警组织的合作,加大国际通缉力度;摸索一条有效的追赃途径。

第二篇:电信诈骗的防范与打击对策

电信诈骗的防范与打击对策

鉴于电信诈骗的巨大危害性,因此,作为普通民众,应当注重防范自己被骗;作为国家机关,更应当采取必要的措施,对此种诈骗行为进行防范和严厉打击。

(一)民众如何防范电信诈骗

1.不贪婪:不要轻信中奖的电话和短信,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当接到不明身份的人员发过来的所谓中奖短信时,不要急于兑奖,更不要急于按对方的指示支付给对方款项。

2.不轻信:不要相信任何“紧急通知”。不要拨打ATM自动取款机旁的任何“紧急通知”上的所谓“银行值班电话”。当取款中发生事故或者ATM机故障时,应拨打银行正规的客服热线请求帮助。警惕短信诈骗行为,对短信中透露的相关信息如有疑问,一定要通过正规渠道核实账户信息,不要独自做出判断急于转账,也不要轻易将卡号、存款密码等告知他人。银行、司法部门都不会通过电话询问群众家中存款密码,以及要求转账等。

3.多防范:对于来历不明的电话要谨慎小心,防止坏人借机诈骗。如接到“猜猜我是谁”这种电话时,不要急于说出对方的名字也不要透露自己更多的信息,要叫他说出自己的姓名还有和你的关系,如若对方仍然不说,可以不予理睬,如若对方可以准确说出朋友、亲戚的名字和与自己的关系,也要通过共同相识的朋友加以核实。对于“嘟”一声就挂掉的不明电话,一般情况下不要回拨。如有人以电信工作人员或冒充民警打电话调查欠费并索要个人信息的,千万不要急于转账或透露个人信息,要通过正常渠道核实电话是否欠费,核实对方的身份,或者及时拨打“110”进行报警、咨询。

(二)打击电信诈骗的对策

1.加大电信、金融等容易被犯罪分子冒名关联部门的安全防控力度。电话诈骗犯罪中,认定犯罪嫌疑人作案的重要证据有短信、通话清单、银行取款凭证、监控录像等,以上证据时效性比较强、容易灭失。因此,电信部门要加强对违法短信、不明来源的电话及违法网站的监管,对群发量巨大的短信内容进行过滤检查,通过屏蔽等技术切断违法短信、网站传播渠道,从源头上遏制。金融部门要加强对交易异常的银行帐户监管,以及存取款环节、特别是自动取款机的录像监控设备的维护。

2.加大科技强警与打击力度,提高案件侦破率。当前,利用电话实施诈骗的犯罪分子的犯罪手段越来越先进,技术含量越来越高,因此,要加大科技强警力度,对该类诈骗特别要注重研究、采用、开发与计算机网络相关的各类行业产品及电话定位、追踪等技术,以便迅速锁定作案人员,有效采集与保存相关证据。同时,要加大对该类案件的查处力度,克服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的麻痹心理以及证据难获取、破案有难度的畏惧心理,形成高压打击态势,遏制该类犯罪的发生。

3.规范银行的帐户管理制度。从现有的电信诈骗案件来看,几乎每一件电信诈骗案件中,犯罪嫌疑人都是将诈骗得来的款项通过银行转帐的方式转移赃款,因此,要加强对银行帐户的监控与管理。

4.完善立法、重点打击。从现有的法律规定来看,电信诈骗行为可能触犯诈骗罪和招摇撞骗罪。诈骗罪的最高刑期为无期徒刑,而招摇撞骗罪的最高刑期只有十年有期徒刑,如果对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实施电信诈骗都以招摇撞骗罪定罪处罚,当其诈骗数额达到特别巨大时,就有可能出现量刑不均衡的现象。而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招摇撞骗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明显大于普通诈骗,对于社会危害性大的犯罪反而处以较轻的刑罚,显然罚不当其罪,既不利于打击犯罪,也会造成量刑不公的现象,因此,有必要完善当前的相关法律制度,加大对于电信诈骗的惩罚力度。

第三篇:浅谈境外施工企业防范汇兑损失的对策

浅谈境外施工企业防范汇兑损失的对策

汇兑损失指的是企业向银行结售或购入外汇而产生的银行买入、卖出价与记账所采用的汇率之间的差额,以及月(季、年)度终了,各种外币账户的外向期末余额,按照期末规定汇率折合的记账人民币金额与原账面人民币金额之间的差额等。

摘要:目前,越来越多的中资企业通过国家“走出去”战略谋求新的发展空间,亚投行的成立及“一带一路”多边合作发展理念的提出与倡议,为施工企业在境外发展提供了契机。但是,2014年起,美国经济与美元的强势复苏,及各国对美联储加息政策的担忧,导致新兴经济体货币出现大幅贬值,在这种情况下,汇率变化对境外经营将产生巨额的汇兑损失,如何有效防范并降低外汇波动带来的损失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将按照施工企业合同执行的不同阶段来探讨防范的措施。

关键词:境外施工企业 对策 汇兑损失

一、合同谈判阶段

该阶段主要是与发包方有即将承揽的合同就合同的主要条款进行谈判,并最终签订施工合同。初始谈判关系到后续合同的执行,一旦订立条款出现重大差错或不能有效识别,将影响最终的项目收益,而其中汇率方面的条款就是重要的一项。

(1)汇率分析

汇率分析,主要是从国际金融环境、所在国的经济发展状况、外汇储备、过去3-5年的外汇走势、主体经济应对风险的能力等角度对外汇进行分析,做好合同谈判的前期准备,确保签订有关的汇率条款对承包方有利。

例如,某公司2013年在印尼签订了一份美元施工合同,支付货币为印尼卢比,当时根据市场汇率在11300左右,发包方就提出锁定汇率用于支付,而承包方急于签订合同并分析汇率应该会维持在11300,并有可能上涨,因为前一年的汇率还在9000左右,跌幅已经很大,就签订了施工合同。然而,随着美元走强,截至2015年11月汇率已经跌至13700左右,跌幅已达21、23%。

以上案例说明,该公司对汇率的走势缺乏清晰的认识,以及国际金融环境对新兴经济体的冲击对当地币的影响,才导致巨额汇兑损失。

(2)货币的选择

目前,最常见的境外承包合同多以世界通行的国际货币进行签订,如美元、欧元等。而出于国际工程承包的特点,所在国货币签订合同的形式也越来越多。那么,如何选择合同的币种和支付货币成为重中之重。

1、合同的币种

选择合同币种应本着保值、流通性强的特点加以选择,仍优先考虑美元、欧元等硬通货货币。另外,随着中国与俄罗斯、韩国、巴西、南非、巴基斯坦等许多国家签订双边货币互换协议,人民币在2015年12月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批准纳入SDR,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将进一步加速,这为签订境外人民币合同提供了契机,可最大程度地减少或避免外汇损失,较其他货币更具优势,也将成为未来中资企业境外经营的首选货币。

2、支付币种

支付货币即承包方的收款币种,基本上与合同币种一致,有时发包方考虑自身资金状况及外汇风险状况,也会签订一部分合同币种支付。另一部分以当地币支付,甚至全额当地币支付。如果在分析该国货币走势后,发现当地币波动加大,保值能力差,那么在对含支付当地币的条款就要慎重选择。

3、汇率的选择

汇率的选择是基于支付货币不同与合同币种而言,那么,制定怎么的条款才能对承包方有利是需要考虑的问题。笔者认为在能清晰判断或较大可能地分析汇率稳定在某一特定值或者处于上升阶段时,签订固定汇率将有利,反之则应签订浮动利率,即以支付日当天该国央行公布的汇率。如果发包方坚持固定汇率签订合同,也应有补偿条款,即贬值幅度达到某一比例时承包方可以提出索赔。

(3)风险共担

经过谈判、汇率走势分析,确定无法避免合同上的汇率存在的潜在风险,承包方可以寻求具备相应资质的分包商共同参与投标,组成联合体,这样在发生汇率风险时,则由两家或几家单位共担,可以减少因外汇贬值而发生的巨额汇兑损失。

二、合同执行阶段

合同执行阶段主要是指承包方在具体施工的过程,此阶段的风险防范应属于事中控制,做好本阶段的工作,能将风险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并使得标后预算得以有效执行,确保工程项目达到预期收益或者有效减亏,具体可以分以下四个方面。

(1)定期做好汇率走势分析

执行阶段汇率走势的分析可以有效应对货币贬值带来的风险,根据资金的特点又可以分为收款阶段的汇率选择、付款阶段的汇率选择以及资金存量的管理。

1、收款阶段

以美元结算当地币支付,且支付采用开具发票当天的汇率类型的合同为例,如果美元兑当地币汇率波动较大,则短期内产生的汇兑损益的差异也就越大,若预期一周内当地币兑美元将大幅下跌,在此时如果当天就开具发票,假设一周内即可收款,很可能就会产生较大的汇兑损失,而如果推迟几天开具发票,则有可能选择一个较高的汇率开具发票而减少汇率损失。因而,根据汇率走势情况选择结算与开具发票的时点就显得尤为重要。

2、付款阶段

付款阶段主要是指承包方支付分包费用、材料费、人工费等的过程,倘若收款与付款币种不同,则选择何时支付、选择怎么样一个汇率进行支付,将有效减少汇兑损失。例如,收款币种是美元,而发生一些在项目所在国的一些材料采购、设备租赁、人工费等就需要支付当地币,而在预期当地币会上涨时,现时兑换所需开支的当地币用以支付,将有效减少汇兑损失,反之预期汇率会下跌,则推迟兑换并支付欠款将对承包方更加有利。

3、存量资金管理

在汇率走势不明朗的情况,合理地做好资金计划,加强存量资金的保值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抵减汇率损失,例如,对闲余的当地币资金开展定期存款业务。

(2)风险转嫁

风险转嫁,将承包合同中涉及的汇率风险的条款转嫁给下游的分包方或材料供货商,若在主合同中存在一些可以预见到的汇率风险,承包方可与分包方等签订“背靠背”协议,即签订与主合同相同的条款,将相应的风险转嫁。例如,在开篇“印尼”案例中,承包方如果预计到未来印尼卢比将持续贬值,存在汇率损失,则可以与分包方签订同样的条款,即以固定汇率折算支付当地币。这样承包方就可以减少因汇率下跌而产生的汇兑损失。

另外,若经过汇率分析发现会计期末当地币将发生持续贬值,则承包方应加快对发包方的工程计量工作,这样在获得批复后,即使不能及时收回资金,也会形成一部分汇兑收益。反之,承包方应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推迟对分包方的计量结算工作,防止因汇率贬值而额外增加汇兑损失。

(3)外汇汇率套期保值

外汇汇率套期保值就是利用外汇期货交易,确保外币资产或外币负债的价值不受或少受汇率变动带来的损失。

外汇汇率套期保值的方式可分为,多头套期保值和空头套期保值。

空头套期保值,又称卖出套期保值,是指交易者先在期货市场卖出期货,当现货价格下跌时以期货市场的盈利来弥补现货市场的损失,从而达到保值的一种期货交易方式。

多头套期保值又称买入套期保值,是指交易者先在期货市场买进期货,以便在将来现货市场买进时不至于因价格上涨而给自己造成经济损失的一种期货交易方式。

通过恰当地运用远期外汇买卖,进口商或出口商可以锁定汇率,避免了汇率波动可能带来的损失。但是如果汇率向不利方向变动,那么由于锁定汇率,远期外汇买卖也就失去获利的机会。

三、合同终止阶段

当项目竣工验收后,发包方通常会保留一定比例的工程质保金,在质保期满后,承包方一般会及时催款,确保资金及时回收,笔者认为应先评估汇率波动产生的影响,若及时回收产生的收益大于因汇率波动而带来的继续等待收益,就应该及时催收,反之,应选择在一个较好汇率时再催收。但此种做法可能受发包方资金状况以及他们对汇率走势的认识。

四、总结

总之,中资施工企业在广泛“走出去”的时期,应在各个阶段对汇率波动的情况有个清晰的认识,及时判断出选择何种方式对自己更加有利,若对汇率波动不能得到准确的判断,一方面要评估取得该项目的收益与汇率风险带来的损失,权衡后得出是否继续跟踪、实施还是果断放弃;另一方面,争取在合同谈判中签订以美元、欧元甚至人民币计价的合同。境外施工由于面临的经济环境、政治环境等的复杂性,因而,中资施工企业应时刻保持对所在国经济、政治、金融、外汇等方面的清醒认识,杜绝盲目扩张,才能在境外业务拓展中立于不败之地。

(3)寻租金融机构中介平台。若公司考虑直接搭建借贷平台风险过大,不符资金管控,那么可以考虑与金融机构合作来实现。找几家实力雄厚的银行,为Z通信企业提供如下个性化的服务方案:公司向银行提供一份入围可贷对象的供应商和渠道清单,星级越高授信额度越高;公司向众供应商和社会渠道商推荐贷款银行;当他们向该银行申贷时,提供与公司的合作合同;公司可提供一笔相应的定存到该银行,凭借资源提供、业务促成、良好信誉等诸多谈判条件,要求银行缩小其利差,给予我方的存款利率要接近市场化利率;贷款审核依然走银行贷款的正常流程,风险也仍由银行承担,供应商和渠道享受银行优惠信贷政策。通过这样的方式,实质上也完成了借贷,且达成三赢,资金收益虽会比直接P2P借贷低,但风险也相应降低。

(4)付款加息替代承兑保函。公司的数据购买商部分通过银行承兑汇票、保函的方式付款,期限多为一个月。对长期合作信誉良好的数据购买商,提供一定的付款期限,如最长期限为一个月或三个月,在此期间按一定利率计息。对数据商而言融资成本并没提高,因银行承兑、保函的手续费未必低于我方所收的利息费用,且可以得到更灵活的融资方式,利于资金周转,也会为其乐意接受。对放贷方而言,则增收了承兑保函期限内的这部分利息,利于提高资金收益。

3、“互联网+”助力资金收付效率提升

(1)进一步提速资金归集。得益于强大的网络,营收资金已能做到快速归集,甚至是县城、乡镇的收款,借助于银行的层层分支机构以及上门收款等服务,基本能实现每日按时归集。互联网金融的出现,一方面由于银行所受压力,企业占据谈判优势,可要求其提供加速归集方案;另一方面也可通过银行之外的第三方机构开发个性化服务,实现更快捷的资金实时归集,比如偏远渠道等提倡用手机银行、电子银行、支付宝转账等方式缴款,资金能及时到账。资金归集更及时,利于尽早存款、理财等,提高收益。

(2)降低资金支付结算成本。公司核算集中的模式决定了资金支付业务量多、金额大、频率高的特点,银企互联虽已大大提高了支付效率,但仍存在问题。互联网金融中,拥有支付牌照的第三方支付平台受到青睐,结算成本很低、页面友好能提高支付效率、个性化需求能得到满足等优势明显。如能利用第三方支付成果,定可降低部分资金管理成本包括财务费用、人工成本等。出于资金结算安全需要,公司或继续选择银行服务,互联网金融推动下,银行也在不断强化电子化、互联网化,可选择革新较快的银行合作,通过谈判或招标的方式降减账户管理费、手续费等成本。

(三)“互联网+”为企业资金管理带来的挑战

互联网金融环境下资金管理风险较传统方式增大:第三方支付十分便利,但安全性降低,账户资金丢失、支付错误、密码被盗等事项会发生;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收益风险、赎回风险等都存在,即便是银行保理也不能百分百保本,投资者集中赎回会引发基金公司危机;P2P借贷是信用借贷,风险远高于银行借贷。

对Z通信企业而言,比原本只限于银行定期存款的资金管理方式风险会大大增加。那么资金风险控制职能将更为重要,需建立严密的资金风险控制体系,如设计一套资金风险评估体系(见图2),实时动态跟进风险评估值,一旦风险值高于公司所设最低安全界限,就立即采取相应措施。

三、结语

“互联网+”下,资金管理不仅是与传统金融机构合作的资金结算、资金投融资,更应是与互联网机构合作的“网络支付”、“网络借贷”、“网络理财”,从而实现企业资金的即时管理、移动管理,提高企业资金效益,降低综合资金成本。简言之,互联网金融将对企业资金管理产生重大影响,企业资金管理面临转型升级的机遇与挑战,如何更好地抓住机遇提升公司的资金管理效益,值得不断去思考、探索与改进。

>参考文献:

[1]陈光立.互联网时代企业财资管理的机遇与挑战[J].中国总会计师,2013(11).[2]吴冬才.互联网金融在企业资金管理中的应用研究[J].商业会计,2015(4).

第四篇:防范打击涉众型经济犯罪的对策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和变化,刑事犯罪也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特点。经济犯罪就是在这种新形势下出现的变化最大的一种犯罪形式,经济犯罪案件的增长速度明显高于其他刑事犯罪案件,其中涉众性经济犯罪较为突出。根据公安部的界定,涉众型经济犯罪,指涉及众多的受害人,特别涉及众多不特定受害群体的经济犯罪。主要包括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传销、非法销售未上市公司股票等经济犯罪活动。另外,在证券犯罪、合同诈骗犯罪、假币犯罪、农村经济犯罪活动中也有类似涉众因素存在。涉众性经济犯罪案件给国家、集体和人民群众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严重破坏经济秩序,降低政府公信力。特别是在目前的全球经济危机日益蔓延形势下,更容易使金融、证券市场以及各商贸领域的经济活动产生波动,引发大量不安定事端,直接危及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目前,从涉及的领域来看,涉众型经济犯罪几乎触及到了社会生活中的各个行业,涉及农业、养殖业、房地产、医药、文化、旅游等诸多领域。从活动地域来看,涉众型经济犯罪已呈现出由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逐步渗透到经济较为落后的中西部地区、由城市蔓延到农村的态势。从犯罪手法上看,手法多种多样,而且花样不断翻新,有以养殖、种植、合作造林等为名目的“联营入股返利”,以促销为名的“消费返利”,以教育储备金办学、造林投资“绿色银行”等为名目的集资,以专卖、代理为名进行的传销以及利用互联网为中介进行的“网络传销”等等。相应的犯罪形式主要表现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非法经营罪,欺诈发行股票、债券罪,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合同诈骗罪,出售假币罪等。另外,当前涉众型经济犯罪的隐蔽性、组织性较强。因为为给犯罪活动披上合法外衣,不法分子往往成立公司,办理完备的工商执照、税务登记等手续,以实际经营活动掩盖其非法行为。防范和打击涉众型经济犯罪,首先是要加大宣传教育力度,增强公民防范意识,其次是要充分发挥执法职能作用,有效实现对涉众型经济犯罪的防范和打击。由于涉众型经济犯罪的犯罪手法越来越具欺骗性,有些犯罪甚至还呈现出公开、半公开发展的态势,因此,对该类犯罪的防范,首先必须大力加强防范宣传工作,逐步提高公民防范意识和能力。作为公民个人而言,要不贪利、不侥幸、不盲从,理性投资,增强自我保护意识,自觉抵制和远离非法集资、传销等,不给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实践中,涉众型经济犯罪常常造成被害人生活无着、谋生困难的严重后果,极易诱发被害人群体上访、请愿、集会甚至实施过激行为,酿成恶性群体事件,严重影响社会治安稳定,所以加强对此类犯罪的防范宣传尤为重要。在加强对公民进行防范宣传的同时,对于涉众型经济犯罪的惩治与防范主要还是通过有效的执法来实现。一要严格执法,确实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在实践中,存在着一些司法、执法机关往往只关注经济犯罪的“经济效益”而有法不依、执法不严、以罚代刑、罚过放人、处罚偏轻的问题,这一方面不利于防治涉众型经济犯罪甚至会助长犯罪,另一方面还有可能对立法造成不良的影响,比如立法者可能会认为经济领域犯罪屡打不绝的原因是因为刑罚设置偏轻,那么立法上就有可能采取严刑峻罚,其结果必然导致刑罚超量投入。因此,加强严格公正执法意义重大,必须下大力气解决。二要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加强地区间的司法合作。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科技、交通、通讯的发展,跨地区间的涉众型经济犯罪更为突出,从而加强地区之间的刑事司法合作显得极为必要。各执法部门必须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协调一致,严格依照法律办事,消除各地存在的地方保护主义思想,切实通力合作,协同作战,共同打击和防范涉众型经济犯罪活动。三要建立起发现、揭露、打击涉众型经济犯罪的网络。要建立、健全“经济犯罪举报中心”,并与金融、税务、审计、工商、纪检、监察等部门建立起一套多种形式的社会联系制度和案件移交制度,形成发现、揭露、打击经济犯罪的社会合力。四要做好经济犯罪的预测工作。做好对涉众型经济犯罪的预测工作可以使司法机关对这类犯罪的司法对策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提高司法工作的成效,同时将涉众型经济犯罪发展趋势、特点、类型等进行宣传,可以使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做好涉众型经济犯罪的预防工作。五要加强司法机关自身建设,增强打击经济犯罪的力量。要确保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办案,并在人力、物力、财力上予以大力支持,从而为刑事司法工作创造良好的条件和环境。要注重对办案人员的业务培训,使他们及时学习市场经济的专业知识,如产品、投资、金融、保险、税收、知识产权、广告、期货、破产以及电子计算机等方面的知识,提高打击各种新型涉众型经济犯罪的水平,使侦查、检察、审判工作能适应涉众型经济犯罪的新情况,向专业化、知识化迈进。总之,由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变革和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重大的、带全局性的矛盾和问题这一产生涉众型经济犯罪的经济根源在短时期内难以消除和解决,加之当前愈演愈烈的全球金融危机形势,为确保经济安全和社会和谐稳定,各级各部门必须高度重视,积极防范和打击涉众型经济犯罪。

第五篇:多发性侵财型案件的打击与防范对策

随着我市城市化步伐的加快,集人流、物流、商贸流于一体的城市功能日益显现,但多发性的侵财型犯罪却影响着城区的创安工作,也严重干扰了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多发性的侵财型犯罪,是指发案数量多、涉案面广,发案频率高,严重影响群众安全感,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盗窃、抢劫等刑事犯罪。从现阶段刑事案件的组成成份来看,多发性侵财型案件主导着整个刑事发案和治安状况,并仍将是今后刑事犯罪的重点。实现多发性侵财型案件侦防工作有新的突破,既是公安机关掌握治安局势主动权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增强群众安全感,提高公安机关满意率的题中之义。研究多发性侵财型犯罪的规律特点,探索针对性的打防控对策,对于遏制此类犯罪的高发势头,提高破案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多发性侵财型犯罪案件的现状和特点

今年以来硖石镇区的侵财型犯罪一直居高不下,成为左右刑事发案的“晴雨表”。1-10月份共立各类刑事案件1232起,其中盗窃、诈骗、抢劫案等侵财型案件共1186起,占96.3%,而破案率只为43.7%,在较低的水平徘徊。其中万元以上重大入室盗窃案件破案率仅为37%,成为提高侵财型案件破案质量的“瓶颈”。

在多发性侵财型案件中,盗窃机动车、扒窃、商场拎包、攀爬撬窃入户、撬窃镇区商店、马路诈骗、盗窃工业金属材料、撬车窃包、抢劫案发案数量居多,达873起,占辖区全部立案数的72%。其中攀爬撬门入户220起,占17.9%,盗窃机动车210起,占17%,扒窃商场窃包113起,占9.2%,镇区撬窃商店78起,占6.3%。撬车窃包69起,占5.6%,马路诈骗67起,占5.4%,盗窃金属材料64起,占5.2%。抢劫54起,占4.4%。

二、多发性侵财型案件的主要规律和特点

综观1-10月多发性侵财型案件的发案情况,具有以下规律特点:

(一)由于城区经济相对发达,交通便捷,人口稠密,可资作案目标多,并有利于犯罪分子作案后隐匿或逃跑,发案率一直居高不下。在常见的多发性侵财型案件中,除盗窃金属材料案件以城郊结合部居多外,其余部分集中在居民住宅、商业场所、街道公园、企事业单位等处所,而各类案件又因性质的不同,各有多发处所,如扒窃、商场窃包多发在商业区,盗窃机动车多发在住宅小区、街道二侧停车点,街道、公园以抢劫、抢夺案多发,马路诈骗以很银行、菜场、医院、邮政网点周边为多发,居民住宅以入室盗窃发案居多。

(二)作案手段日益多样化,作案时间视案件性质相对固定。盗窃机动车以“T”型工具硬开电门锁或钥匙开锁为主,作案时间大多选择在晚上。入室盗窃多以爬窗入室、爬落水管、撬防盗门、插片开门等方式为主。在作案时间的选择上,案犯多选择在凌晨0时至3时,上午8点半至10点半,下午2点至4点半,傍晚5点半至8点时间,乘居民家中无人或夜深人静、主人熟睡之机。如犯罪嫌疑人王道国在2000年7月至2002年9月的二年时间里,利用居民家傍晚无人之机,爬窗入室,作案60余起,案值近10万元。犯罪嫌疑人耿春成、黄基勇一伙也是利用此时间段,疯狂撬防盗门入室作案。抢劫案件手段残忍,方法多样,一般以持刀、暴力相威胁,也有色情引诱、麻醉抢劫等手段,发案时间都集中在夜间,如犯罪嫌疑人余绍清一伙人从苏州窜来海宁,以老板身份在发廊搭识卖淫女后,嫖宿为由,将卖淫女带至旅馆,劝其喝下有三唑仑的麻醉药后实施抢劫,连续作案5人次。抢夺多利用摩托车飞车,抢夺由一人驾车,另一人实施抢夺,作案后迅速逃走。马路诈骗案件手段较多,常见有拾钱平分、兑换外币、以假充真(以假手机、假金元宝居多)、封建迷信等,受害者多数为中老年妇女。

(三)流窜作案、结伙作案、系列作案较为突出,作案人员外来化尤为明显。一些常年流窜在外的外来人员和长期流荡在社会上的闲散人员,没有正当的生活来源,将盗抢作为一种职业,有的以打工为掩护,有的长期流窜各地,为满足挥霍享受的私欲,连续非法作案获取钱财,且作案手段熟练,流动性大,作案后迅速逃离。今年8月初,贵州务川籍犯罪嫌疑人张太政、田伟林一伙共12人窜来海宁,以爬落水管形式入户盗窃,四天时间入户作案20余户,盗窃财物3万余元。今年4月1日,硖石镇区共有13户居民被撬防盗门。当天派出所民警在巡逻中抓获了一伙刚来海宁未能作案的湖北荆江籍犯罪人员。直至10月初,查获了江西宜春籍犯罪嫌疑人徐春、疏福万一伙及以海盐为落脚点的耿春成、王基勇一伙作案人员,破获案件9起,还有4起案件未能查破,可见流窜犯罪之疯狂。在查获的侵财型犯罪嫌疑人员中,有87%是外来籍人员,江西、贵州、四川、湖北籍占较大比例。

(四)侵害目标广泛,销赃渠道具有一定隐蔽性。现金、金银手饰、通讯工具、服装、家用电器、电线、电缆、交通工具、工业原料等各种物品都能成为犯罪侵害的目标。今年1月21日,安徽无为籍犯罪人员江光磊、吴浜、胡向国一伙开车来海宁,在人民路爱尔妮专卖店盗窃西装100多套,裤子150条,价值达13万元,窃后运回原籍销售,犯罪嫌疑人陈建国以开修理助动车摊为掩护,盗窃助动车后选配电门锁,谎称代人寻找买主,先后盗窃销售摩托车、助动车7辆。流窜来海宁的河南上蔡籍犯罪人员,往往与废品回收站相互串通,形成偷、销一条龙,难于从表面检查中发现犯罪。

三、侵财型案件发案高及破案率低的原因

侵财型犯罪防不胜防,打不胜打的局面是社会、政治、经济环境等众多主客观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一)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贫富差距的拉大,就业矛盾的加剧,是侵财型犯罪多发的社会根源。由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距,大量外来人口从贫困地区向富裕地区涌入,同时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下岗失业人员增多,使无业闲散人员群体日益扩大,构成社会治安和社会稳定的重大隐患。而贫富差距的存在和拉大,造成了一部分人的心理失衡,加之金钱至上和享乐主义等腐朽思想和各种不良社会风气的渗透和腐蚀,加剧了一部分人对金钱和财富不法追求的畸形心理,导致以侵财为目的的罪案的发生。

(二)社会防控能力弱化,加剧了侵财型犯罪的多发。基层政权组织的弱化甚至瘫痪,人口流向的盲目和失控,对大量寄生在城市中无业闲散人员缺乏引导和管理控制措施,使流窜作案,逃避打击的空隙增多。不少特业场所,由于经济转轨后,承包个人经营,从业人员为了获取个人的最大经济效益放松管理。今年硖石镇发生的五起麻醉抢劫案都与旅馆有关,犯罪分子以假身份证登记住宿或干脆不登记,以致案发后给破案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废金属回收行业对外来人员成百公斤出售的有色金属、建筑型材、构件不闻不问,有的为了犯罪分子方便,半夜收购,面对刑事侦察部门的调查百般推诿,收购帐目化整为零,以致今年涉及金属材料的立案有40余起。

(三)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措施不到位,群众安全防范意识不强,使犯罪分子可资作案的空隙增多。一是群防群治量少质弱,居民小区物业管理不健全,许多小区结构松散,无物业管理。今年1-10月所发生的40余起撬防盗门案件都发生在上述小区。二是单位、居民防范意识不强,许多单位和居民在思想上缺乏防范警惕意识,大量现金和贵重物品存放在室内或保管不当,还有的居民贪图小利,致使犯罪分子利用假币调换、假金元宝、金菩萨诈骗的犯罪屡屡得逞,还有部分居民被封建迷信所迷惑,为所谓的消灾,拱手送上就是上万元。今年4月份,我市桃园里一居民为“老神医”治病所迷惑,被骗现金5万余元。

(四)是群众社会治安参与意识下降,社会整体防范减弱。部分群众和单位漠视自身在社会治安中所尽的责任和义务,知情不报,只求自保,有的竟放纵犯罪,强化了作案者的犯罪心理。犯罪嫌疑人袁秋生今年9月在南苑四里爬落水管作案时被一居民在室内当场抓获,在袁秋生百般嗑头求饶后,居民以自己家里没有被偷为由将袁秋生放走,致使袁以后作案更肆无忌惮,被刑侦部门抓获时已在海宁作案40余起。

(五)公安机关在打、防、控工作中存在问题和不足,造成侵财型案件多发和侦破率低。一是各级刑侦部门和侦察员在思想上不同程度存在重“大”轻“小”的认识偏差,使多发性侵财型个案的投入警力、物力严重不足,侦破力度不强。侦察人员缺乏深入的调查研究,现场一到就完事。有时群众先到派出所报案,待移交到刑侦部门后早已事过境迁。现场工作无法开展,调查访问也由于时间的推移模糊不清。

二是刑侦体制改革后,刑侦部门承担了主要破案任务。但随着社会治安形势的日益严峻,以刑侦部门现有的警力,无法顾及和承担全部案件的侦破任务,大量的多发性侵财型犯罪仍要靠基层派出所,而派出所警力也十分紧张,对不够刑事立案的大量侵财型案件,难有大的作为。

三是侦查方式和侦查水平的落后,刑侦基础手段跟不上复杂的治安形势需要,使工作处于被动应付局面。(1)、多发性侵财型案件流窜作案多,作案快,逃跑快,案件的发生又有一定的随意性,因果联系不强,凭原有“从案到人”的侦查方式,几乎难以查明对象,仅靠抓现行巡逻守候,布控排查难以奏效。(2)、技术装备落后技术人员的缺乏,使案件串并和指纹信息破案力度不够。有时侦查人员在留置时间内无法突破嫌疑人员口供,待释放后技术人员才完成检验认定工作,影响了打击效能。(3)、刑侦基础工作薄弱,三大专业手段作用发挥不明显,刑侦部门与派出所等警种合力开展对特种行业、公复场所的阵地控制未能形成相应的协作工作机制。由于管理责权的不一致,使有破案责任的无法参与管理,有管理权的无须履行破案责任,阵地控制难奏实效。重口管理、高危人群的分析跟踪缺乏动态管理机制,使由人至案的侦查模式难于开展。(4)、刑侦队伍整体素质不高,制约了破案能力。由于待遇偏低,工作繁重,双聘中难于留住人才,致使刑侦队伍中业务能手,专家型人才相当缺乏,骨干力量严重不足,导致案件多发而破案率不高的局面。四是管理不到位,防控不健全,漏洞多。(1)、派出所民警被日常的纠纷、治安案件、专项行动拖累,深入社区时间少。对重点人口、流动人口、公共场所、特种行业的管理控制不够理想。(2)、在居民中开展安全宣传不够。(3)、对辖区发案特点、规律及发案趋势预测不够及时,对组织社区开展巡逻、守候盘查工作缺乏针对性、及时性、起不到震慑与抓捕现行的作用。

四、多发性侵财型犯罪的侦控对策

在多发性侵财型案件的侦破和控制上有新的突破,必须认真分析发案现状,多管齐下,全面施策,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打击防范网络,才能取得实效。

(一)要将遏制、减少多发性侵财型案件,提高破案率作为公安机关维护社会稳定和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切实放上重要议事日程。进一步加大警力和经费投入,积极研究对策,制订切实有效的工作措施,建立健全破案责任制,调动一切能够调动的力量。要完善以“110”为笼头的接处警机制,在抓现行上有所突破。落实巡逻分段包给责任制,做到车巡、步巡相结合,在重点区域、地段重点布防巡逻,以震慑犯罪。要突破部门界限,加强与城建监察、卫生等部门的协作,织成街道社区的防范网络。同时,要积极争取党委政府的重视和支持,积极创建安全封闭型小区,形成党政重视、部门配合的社会综合治理格局,营造良好的工作氛围和执法环境。

(二)充分发挥刑侦破案主力军的作用,加大打击力度。广大刑侦干警要切实转变措施和手段,下力气侦破社会影响大、财产损失较严重的系列性侵财型案件。在工作中要充分发挥刑侦基础手段的作用。一是要提高现场勘查质量,不断提高现场勘查率、提取率和利用率,同时要做好每起现场的访问工作,尽量多地从现场获取犯罪信息。二是加大刑侦信息化建设,加大串并案力度,使侦查工作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三是大力发展隐蔽力量,积极在外来人口暂住地、建筑工地、高危人群中获建一批高质量的隐蔽力量,使信息触角延伸到侦查工作需要的各个层面、各个角落,形成合理布局的情报信息网络。进一步拓宽阵地控制范围,控制犯罪分子“吃、住、行、玩、销”的场所和渠道,积极探索刑侦部门参与场所、行业治安管理的办法措施,公秘结合,构筑严密的阵控网络,扩大和发现抓获犯罪嫌疑人的成效。使侦查重点从“由案到人”向“由人到案”转变,争取侦查工作主动权。

(三)以社区警务为依托,提升公安基础防范工作效能。社区警务工作要由城镇向农村延伸,加强对重点人口、高危人群的人口源头管理工作,积极探索人口的动态管理机制,及时发现防范管理漏洞,发现可疑迹象,在重点人口中梳理出一批违法犯罪嫌疑人,落实查控措施。今年我队破获的系列白闯案中,犯罪嫌疑人曹建飞已是二次被判刑,虽户口在黄湾镇却长期混迹在硖石镇区,以偷盗为常业。户口在庆云华丰村的犯罪嫌疑人朱袁江,今年4月刑释后,不思悔改,以硖石镇的出租房、旅馆为落脚点,结伙江西籍犯罪嫌疑人袁秋生及湖南籍犯罪嫌疑人覃达科在硖石镇区爬落水管作案30余起。因此,对重点人口的布控防范,在“由人到案”的侦查机制中成效十分明显。

在充分发挥社区资源,严密社区管理和防范。一是要完善社区群众自治组织,充分发社区退休老党员、治安积极分子的作用,加强日常社区巡逻、看护工作。二是要提高居民群众的自防意识。社区民警要从已发的个案中剖析案发原因,宣传群众,查找防范工作中的漏洞,从中吸取教训,引以为诫。三是要构建完善的社区安全防范体系,形成技防、人防、物防有机衔接,全方位、立体化的社区防范格局。通过各种防范措施的有机结合,逐步形成社区全天候防控网络,最大限度地预防和减少侵财型案件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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