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百年的精神与使命

第一篇：复旦大学百年的精神与使命

复旦大学百年的精神与使命

发布时间：2010-05-18阅读次数：453

复旦创始人马相伯先生曾说过这样一句话：“百年一世纪一大庆典，亦不易逢之数也”。百年历程，实属不易。一百年栉风沐雨，一百年上下求索，一百年奋斗不懈。回眸来路，我们感慨万千。

公元一千九百零五年，复旦诞生在长江入海口一所破落的庭院里。它是中国第一所由国人通过民间集资、自主创办的高等学校。8间讲堂，160名学生，这就是它的起点。就在这一年，日、俄两国在中国的领土上为争夺势力范围而血腥厮杀，中华民族的主权和尊严遭到空前的践踏与凌辱。

这一年，爱因斯坦发表相对论，开创了科学新纪元，而我国的新学才刚刚起步，与世界的距离非常遥远。

这一年，延续了1300年之久的科举制度被宣告废除，中国教育乃至中国文化，从此开始了新旧分野。

复旦就诞生在这样的历史时刻。

我们的校名取自《尚书大传·虞夏传》，“日月光华，旦复旦兮”，以每天都充满希望的日出，寄寓着兴学救国的宏大理想。

伟大的事业往往始于一个微不足道的发端。初生的复旦是弱小的，在风雨飘摇中顽强生长。从吴淞辗转徐家汇的居无定所到最终落址江湾，从上海到江西漂泊迁徙再到重庆的艰难复校，复旦历经危难，甚至几度陷入解体的困境。但先贤们筚路蓝缕，师生一德，坚韧不拔，终究屹立东南，使复旦发展成为一所知名的高等学府。

新中国的成立使复旦得以迅速崛起。复旦把握住了一次次历史性机遇，带来一次次大发展。院校调整，名师云集，团结合作，向科学进军，学校实力倍增。改革开放，复旦大踏步走向世界，学习交流，拓展视野。新世纪初，复旦和上海医科大学强强联合，组成新的复旦，交叉融合，快速发展，开始了向世界一流大学迈进的伟大历程。

复旦是一所海边的大学。地处上海，是复旦与生俱来的优势。上海这个中国近代最大的通商口岸和经济文化中心，浸润了复旦，造就了复旦。复旦的进取、开放、自由、民主的特质正是这座城市精神的反映。今天，上海正在成为经济、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而大学是一个城市发展的重要依托。复旦因上海而卓越，上海因复旦而骄傲。一百年的风雨历程表明，一所大学的命运与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民族危亡则大学艰难，国运昌盛则大学兴旺。无论是挫折劫难，还是成功荣耀，复旦在与民族共命运的征途上，丰富了近代大学担负民族兴亡的精神内涵，并形成了有自己特点的精神传统。这一精神传统，是复旦经受百年风雨生生不息的根本原因，也是新的百年继续前行的强大动力。

复旦精神的内涵极为丰富，它由世代复旦人的奋斗所铸就，将随着时代的脚步而拓新。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有：

爱国奉献的传统。秉承创校先贤的爱国传统，复旦培植了“团结、服务、牺牲”的精神品质。“人生的意义何在乎？为人群服务。”在上海，复旦最先敲响了“五四”的钟声。在抗击外敌侵略的烽火中，成百上千的复旦儿女投笔从戎，奋战沙场。为了新中国的建设，一批又一批的复旦学子和上医儿女又毅然奔赴祖国的四面八方。从南下服务团到支教支医、援藏援疆援滇，在每一个历史年代，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到处都有复旦人、上医人不畏艰难、无私奉献的身影。

学术独立的理念。这一理念肇始于爱国师生对教会干预教育的抗争，形成于推进民族觉醒和社会进步的办学实践。建校20周年之际诞生的校歌写道：“学术独立，思想自由”。在复旦人的心中，思想自由是学术独立的前提，学术独立是探求科学真理的保证，学术不应受到功利的驱使和权力的羁绊。从复旦心理-生理学科的创设，到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派在复旦得到保护和发展，等等，都清晰地印证了：营造一种鼓励独立思索和自由探究的氛围，有利于对真知和真理的追求，有利于科学文化的繁荣和创新。

海纳百川的胸怀。复旦自创立伊始就从海内外广延名师，造就了文化交融、思想激荡、各种学派竞显风流的生动局面。近五十多年中，学校曾经历两次重大的调整、合并。每一次，新老复旦人都以宽广的胸怀顺利地实现了融合，形成学科综合的优势，促进教学科研跨越式地向前进展。在复旦，不同的学术观点可以交流、碰撞，不同的学术流派可以找到生长的空间。这正是复旦为各方才俊和无数学子热切向往的重要原因。

追求卓越的理想。“创办与欧美并驾齐驱的大学”，是复旦先贤的夙愿。建校的最初四十多年里，有26位复旦毕业生和教师职员成为大学校长。一百年来，复旦有120多位毕业生和教师成为院士。复旦人从未停止过追求卓越的脚步，不断创造出骄人的业绩，也不断集养着勇攀高峰、问鼎世界的气质和信念。

百年基业，来之不易。一切财富对于后人，向来不仅是赠予，而且也是使命。复旦正站在世纪的门槛上，这既是第一个百年的终点，也是第二个百年的起点。

今天的复旦，正处在中国社会转型的重大历史阶段，处在经济全球化的世界历史进程之中。两者交织在一起，构成种种张力，又呈现出种种的机遇和挑战。同样应当重视的是，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使得创新成为国家和民族进步的灵魂。而人们在尽享物质昌明的同时，也渴望精神的丰瞻。相应地，较之以往任何一个时期，大学的地位显得更为重要，不仅要对民族振兴作出贡献，而且要承担起为人类共同幸福而奋斗的责任。

如何回答新时代提出的课题，复旦精神给予我们的积极提示有二，其一是：大学应该以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作为坚定不移的目标；其二是：践行“学术独立、思想自由”是

大学成为创新基地的重要理念。

基于上述理解，我想来谈一下复旦大学未来发展的价值目标。作为复旦师生正在逐渐形成的一些基本共识，大体有以下三点：

第一，大学教育的主旨，在于培育能够为人类贡献知识、智慧并积极推动民族进步的一代新人。重要的是，要使学有所专的人才，同时能够领受现代文明的精神，在道德上具有独立的人格，在思想上具有探索和批判的能力、富于民族关怀与社会责任感，在岗位上能脚踏实地做出富有创新的成就。我们深切地体会到，全社会都应该改变应试教育的育人方式和理念，否则，就不可能培育出全面发展的人才，创新能力无从谈起。复旦有志于倡导素质教育，身体力行，让博学笃志、全面发展的拔尖创新人才年复一年地从复旦的校门走出，进而成为各行各业的中坚、国家民族的栋梁。

第二，大学是学术思想孕育、展开的地方，并且通过学术和思想的事业，引领并服务于整个社会的文明进程。在全球化、市场化的洪流中，一方面要认识到由此给大学带来的全球的视野、人才的交流、资源的多元配置和办学的激励机制，另一方面要坚持大学的学术独立、切问近思、潜心钻研和自由追索的氛围。唯有这样，未来的复旦才能成为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引擎，才能成为学术的津梁，思想的渊薮，创新的策源。第三，大学对于社会的责任，既在于汲取人类共同的知识，同时又要守护和建设民族的精神家园。民族精神家园的守护和建设并非拒绝创新，并非自我封闭。一切真正的创新必然植根于传统。从民族文化的根基出发，吸收一切优秀文明的养份，让民族文化的精华结出现代文明之果，这是一个不断创新的大学应有的意涵。

（本文节选自2005年9月24日复旦大学建校一百周年庆祝大会上，时任复旦大学校长王生洪的致辞）

第二篇：复旦大学百年的精神与使命

复旦大学百年的精神与使命

发布时间：2010-05-18 阅读次数：30779

复旦创始人马相伯先生曾说过这样一句话：“百年一世纪一大庆典，亦不易逢之数也”。百年历程，实属不易。一百年栉风沐雨，一百年上下求索，一百年奋斗不懈。回眸来路，我们感慨万千。

公元一千九百零五年，复旦诞生在长江入海口一所破落的庭院里。它是中国第一所由国人通过民间集资、自主创办的高等学校。8间讲堂，160名学生，这就是它的起点。

就在这一年，日、俄两国在中国的领土上为争夺势力范围而血腥厮杀，中华民族的主权和尊严遭到空前的践踏与凌辱。

这一年，爱因斯坦发表相对论，开创了科学新纪元，而我国的新学才刚刚起步，与世界的距离非常遥远。

这一年，延续了1300年之久的科举制度被宣告废除，中国教育乃至中国文化，从此开始了新旧分野。

复旦就诞生在这样的历史时刻。

我们的校名取自《尚书大传·虞夏传》，“日月光华，旦复旦兮”，以每天都充满希望的日出，寄寓着兴学救国的宏大理想。

伟大的事业往往始于一个微不足道的发端。初生的复旦是弱小的，在风雨飘摇中顽强生长。从吴淞辗转徐家汇的居无定所到最终落址江湾，从上海到江西漂泊迁徙再到重庆的艰难复校，复旦历经危难，甚至几度陷入解体的困境。但先贤们筚路蓝缕，师生一德，坚韧不拔，终究屹立东南，使复旦发展成为一所知名的高等学府。

新中国的成立使复旦得以迅速崛起。复旦把握住了一次次历史性机遇，带来一次次大发展。院校调整，名师云集，团结合作，向科学进军，学校实力倍增。改革开放，复旦大踏步走向世界，学习交流，拓展视野。新世纪初，复旦和上海医科大学强强联合，组成新的复旦，交叉融合，快速发展，开始了向世界一流大学迈进的伟大历程。

复旦是一所海边的大学。地处上海，是复旦与生俱来的优势。上海这个中国近代最大的通商口岸和经济文化中心，浸润了复旦，造就了复旦。复旦的进取、开放、自由、民主的特质正是这座城市精神的反映。今天，上海正在成为经济、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而大学是一个城市发展的重要依托。复旦因上海而卓越，上海因复旦而骄傲。

一百年的风雨历程表明，一所大学的命运与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民族危亡则大学艰难，国运昌盛则大学兴旺。无论是挫折劫难，还是成功荣耀，复旦在与民族共命运的征途上，丰富了近代大学担负民族兴亡的精神内涵，并形成了有自己特点的精神传统。这一精神传统，是复旦经受百年风雨生生不息的根本原因，也是新的百年继续前行的强大动力。

复旦精神的内涵极为丰富，它由世代复旦人的奋斗所铸就，将随着时代的脚步而拓新。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有：

爱国奉献的传统。秉承创校先贤的爱国传统，复旦培植了“团结、服务、牺牲”的精神品质。“人生的意义何在乎？为人群服务。”在上海，复旦最先敲响了“五四”的钟声。在抗击外敌侵略的烽火中，成百上千的复旦儿女投笔从戎，奋战沙场。为了新中国的建设，一批又一批的复旦学子和上医儿女又毅然奔赴祖国的四面八方。从南下服务团到支教支医、援藏援疆援滇，在每一个历史年代，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到处都有复旦人、上医人不畏艰难、无私奉献的身影。

学术独立的理念。这一理念肇始于爱国师生对教会干预教育的抗争，形成于推进民族觉醒和社会进步的办学实践。建校20周年之际诞生的校歌写道：“学术独立，思想自由”。在复旦人的心中，思想自由是学术独立的前提，学术独立是探求科学真理的保证，学术不应受到功利的驱使和权力的羁绊。从复旦心理-生理学科的创设，到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派在复旦得到保护和发展，等等，都清晰地印证了：营造一种鼓励独立思索和自由探究的氛围，有利于对真知和真理的追求，有利于科学文化的繁荣和创新。

海纳百川的胸怀。复旦自创立伊始就从海内外广延名师，造就了文化交融、思想激荡、各种学派竞显风流的生动局面。近五十多年中，学校曾经历两次重大的调整、合并。每一次，新老复旦人都以宽广的胸怀顺利地实现了融合，形成学科综合的优势，促进教学科研跨越式地向前进展。在复旦，不同的学术观点可以交流、碰撞，不同的学术流派可以找到生长的空间。这正是复旦为各方才俊和无数学子热切向往的重要原因。

追求卓越的理想。“创办与欧美并驾齐驱的大学”，是复旦先贤的夙愿。建校的最初四十多年里，有26位复旦毕业生和教师职员成为大学校长。一百年来，复旦有120多位毕业生和教师成为院士。复旦人从未停止过追求卓越的脚步，不断创造出骄人的业绩，也不断集养着勇攀高峰、问鼎世界的气质和信念。

百年基业，来之不易。一切财富对于后人，向来不仅是赠予，而且也是使命。复旦正站在世纪的门槛上，这既是第一个百年的终点，也是第二个百年的起点。

今天的复旦，正处在中国社会转型的重大历史阶段，处在经济全球化的世界历史进程之中。两者交织在一起，构成种种张力，又呈现出种种的机遇和挑战。同样应当重视的是，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使得创新成为国家和民族进步的灵魂。而人们在尽享物质昌明的同时，也渴望精神的丰瞻。相应地，较之以往任何一个时期，大学的地位显得更为重要，不仅要对民族振兴作出贡献，而且要承担起为人类共同幸福而奋斗的责任。

如何回答新时代提出的课题，复旦精神给予我们的积极提示有二，其一是：大学应该以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作为坚定不移的目标；其二是：践行“学术独立、思想自由”是大学成为创新基地的重要理念。

基于上述理解，我想来谈一下复旦大学未来发展的价值目标。作为复旦师生正在逐渐形成的一些基本共识，大体有以下三点：

第一，大学教育的主旨，在于培育能够为人类贡献知识、智慧并积极推动民族进步的一代新人。重要的是，要使学有所专的人才，同时能够领受现代文明的精神，在道德上具有独立的人格，在思想上具有探索和批判的能力、富于民族关怀与社会责任感，在岗位上能脚踏实地做出富有创新的成就。我们深切地体会到，全社会都应该改变应试教育的育人方式和理念，否则，就不可能培育出全面发展的人才，创新能力无从谈起。复旦有志于倡导素质教育，身体力行，让博学笃志、全面发展的拔尖创新人才年复一年地从复旦的校门走出，进而成为各行各业的中坚、国家民族的栋梁。

第二，大学是学术思想孕育、展开的地方，并且通过学术和思想的事业，引领并服务于整个社会的文明进程。在全球化、市场化的洪流中，一方面要认识到由此给大学带来的全球的视野、人才的交流、资源的多元配置和办学的激励机制，另一方面要坚持大学的学术独立、切问近思、潜心钻研和自由追索的氛围。唯有这样，未来的复旦才能成为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引擎，才能成为学术的津梁，思想的渊薮，创新的策源。

第三，大学对于社会的责任，既在于汲取人类共同的知识，同时又要守护和建设民族的精神家园。民族精神家园的守护和建设并非拒绝创新，并非自我封闭。一切真正的创新必然植根于传统。从民族文化的根基出发，吸收一切优秀文明的养份，让民族文化的精华结出现代文明之果，这是一个不断创新的大学应有的意涵。

第三篇：北大精神与企业家使命

北大精神与企业家使命

我认为任何人想要做大事，必须要超越于现实，再回到现实中。北大教会我们的是一种精神，这种精神是超越于现实，又指导现实的精神。

6月25日，北京大学企业家俱乐部成立仪式在北京大学隆重举行。也许成立组织是不错的事情，一个人做不到的事情，一批人就可以做到。北大的企业家不仅应该创造财富，更应该让财富变成思想。

北大从来没教人如何做生意。我是1980年进北大的，有些比我早，还有很多的师弟、师妹们都是1980年以后，甚至有的是在九十年代才进入北大的。北大到今天为止，除了光华管理学院在教学生MBA的一些课程以外，许多已经成为亿万富翁的人，好像没有一个人在本科上过一门如何做生意的课。我觉得好像北大就不是一个教人做生意的地方。

进入北大，感觉到的是一种气质，是一种精神。那种气质和精神，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们一辈子。所以在北大，我们通常离现实很远。比如当时海子在北大的时候就写诗。海子写的一首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大家都能够背出来。我也在北大写过诗。我们这些从北大出来做生意的人，原来都是离现实很远的人。那北大人为什么能做生意？我的观点是超越生意才能做成生意。我认为任何人想要做大事，必须要超越于现实，再回到现实中。北大教会我们的是一种精神，这种精神是超越于现实，又指导现实的精神。

我在北大，算是一个成绩不太好的人，但是受北大学风影响，读了一些书。当时我在北大的时候，还见到了朱光潜先生，听过他一两次课。季羡林先生的课，我好像也听过。尽管听的什么现在已经忘记了，但事后你会发现，你和大师的思想接近了一步。在这样的熏陶中，一种高尚和高贵的人格被培养出来了，这种人格，成了北大人做事情的一种坐标，使自己的生命不至于太偏离航向。

北大的这种精神气质，就是一个大学培养人的标准。大学对于人的培养，是培养人的精神层面，这是第一要素。这种精神变成一个人的内在生命准则，这样人就会一辈子走在正道上。北大精神层面的东西是有传统的，北大现实层面的东西是在不断加强的。现实层面的东西如果有了精神来做引导，就可以两者完美结合。

北大未来要想有真正的发展，校友会中有一半必须是企业家才行。为什么？因为北大从来不缺思想家和学者，北大就应该是一个产生思想家和学者的地方。但是企业家的产生，对于北大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企业家能够为思想家和学者输送必要的营养，让他们能够安心于思想和学术，这个营养就是思想和研究所需要的资金。

我希望中国的思想家和学者，我们北大的思想家和学者，能够在经济完全自由的状态下去做研究，不用为钱或者自己的房子去担心。根据人类文明的发展状态，任何一个文明的繁荣一定要经过一个大家为了钱而奔忙的时代。在经济繁荣以后，一般都会出现思想繁荣和重大的发明创造，研究上的重大突破。大家想一想，李白、杜甫这样的人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唐朝中后期。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样的人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古希腊中后期。一个时代的前期出政治家和军事家，中后期开始出现思想和科学的巨人，中国这次改革开放以后的发展还在早期阶段，真正伟大的思想家和学者还没有出现。即使是企业家，真正伟大的企业家也还没有出现，还在成长中。往后看，我们有信心期待中国会有诺贝尔奖获得者，不光是科学的，而且在文学和经济领域也会有。

如果北大要出这样的人物，那就要让思想家和科学家去做思想和科学的东西，让我们这些企业家去帮助做推动思想和科学的事情。这是北大企业家应该拥有的精神和目标。

第四篇：孙中山与复旦大学

孙中山与复旦大学

龚向群

孙中山先生一生重视教育，他认为人才培养对实现救国救民大业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早在他创办“黄埔军校”和“中山大学”之前，就对复旦大学倾注了极大的关怀。

1911年秋，在辛亥革命中，因光复军司令部占用了位于吴淞的复旦校园，学校被迫迁至无锡办学。后因政局更迭，经费无着，师生流离，学校一度散架。中华民国成立之初，复旦同学纷纷找到出任临时政府交通部代部长的校友于右任，要求他做工作，尽快在上海复校。于右任早年追随孙中山，是同盟会的重要成员，与先生有良好的个人关系，又曾辅佐马相伯创建了复旦，复校之事自觉责无旁贷。1912年初，于右任与邵力子等面见临时大总统孙中山，递交了一份请拨徐家汇李公祠为复旦校舍的呈条。中山先生在临时政府经费紧缺，四处举借外债的情况下，不仅指拨了徐家汇李公祠堂为校舍，还拨出一万银元，作为复校经费，挽救了复旦面临的一次严重危机。是年，复旦成立了历史上第一届校董会，中山先生被邀为校董。这是孙中山以革命领袖的身份，惟一一次出任一所私立学校的校董。在中国高校史上，还没有第二所学校有过复旦这种荣幸，可见中山先生对复旦寄托着厚望。

有着反帝爱国传统的复旦师生，没有辜负中山先生的厚望，他们在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中，站在上海斗争的最前列。1919年5月6日清晨，当北京的消息传到复旦，全校沸腾，校学生自治会立即通电全国，声援营救被镇压的北京学生。复旦还发起成立了全市学生联合会，带领八十多所学校师生示威游行，声援北京五四运动，一时成为五四运动在上海的指挥部与大本营。

5月26日，中山先生派代表在西藏路老金龙餐馆，约见了市学联会长复旦学生何葆仁，转达了中山先生的意见：你们这种爱国行动很好，要唤起民众，与各界联合起来。得知学生们进入租界游行受阻，中山先生以自己的名望，请了一批英法等国的律师，作为学生行动的后盾。当时，上海还未收回领事裁判权，工部局禁止学生进入租界游行，巡捕房抓了人，中国的律师无权上法庭辩护。有了中山先生的支持，学生们如虎添翼，终于冲破禁区，进入租界与帝国主义势力进行了义正辞严的斗争。6月2日，中山先生在寓所接见了何葆仁和朱承洵（复旦学生、市学联总干事长），热情赞扬了上海学生反帝爱国、团结斗争的精神。这年10月，中山先生应复旦校长李登辉之邀，为师生作了题为《救国之急务》的演讲，高度评价了五四运动“于至短之时间，收绝大之巨效，足见结合者强也”。演讲结束之后，朱承洵代表市学联去中山先生寓所答谢先生给予的指导和帮助。先生兴冲冲拿出笔墨，在长约四尺、宽约九寸的宣纸上，写下了“天下为公”四个大字，并语重心长地对朱承洵说：“天下为公，是要天下鼎鼎大公。实现了天下为公，就可以达到世界大同了———这就送给你了。”中山先生正是用这种方式，把他一生的政治主张和未竟事业传递给年轻一代，尤其是他寄予希望的在五四运动中冲锋陷阵的复旦精英们。

复旦大学在五四运动中的出色表现，极大地提高了自己在国内外的知名度。校董会不失时机地在海内外发起了一场募款活动，计划筹款三十二万，在江湾买地建造新校园。

1920年底，复旦在江湾新买下的七十余亩土地上，举行了隆重的新校园奠基仪式。一年之后，兴建了办公楼奕柱堂、教学楼简公堂、学生第一宿舍、教师宿舍等基本校舍。1922年2月，正式由徐家汇李公祠搬迁至江湾新校址，结束了建校17年没有固定校舍的困境，复旦开始步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1923年2月从广州回沪的中山先生，应复旦同学之邀，欣然在《复旦年刊》上题了“努力前程”四个字，既是先生对复旦学子的殷切希望，又是对复旦事业发达的热忱肯定。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消息传来，复旦师生无不为之悲痛。3月18日，全校师生员工在简公堂（今200号博物馆楼）隆重哀悼中山先生。我党早期活动家恽代英应邀发表演说，教职员代表邵力子回忆了民国初年中山先生对复旦复校的关心和支持，学生代表端木恺追忆了先生对复旦青年学生的爱护与关怀。三年之后，复旦师生再次集会，纪念中山先生逝世三周年，陈望道、陈布雷发表了纪念演讲，会后还出版了纪念专刊。

为迎接百年校庆，弘扬复旦精神，今年学校采纳师生建议，决定将孙中山两次题词的手迹刻成纪念碑，正在筹划选址奠基，待百年校庆之际正式落成，以永久缅怀孙中山对复旦的厚爱，激励复旦师生永远努力前程，为中华振兴与世界文明作出应有的贡献。

注：本文原载于复旦大学校刊

第五篇：中国建筑的百年流变与精神传承

中国建筑的百年流变与精神传承

传统建筑文化是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部分。近几年来，“文化安全”这个概念被祭出，前所未有地上升到了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

大院已被雨打风吹去

与学术意义上的王澍不同，自称草根建筑师的何亚雄似乎更多拥有商业意义，这些年花着开发商的钱，从南到北一直践行着新中式建筑梦想。

“庭院深深深几许？柳堆烟，帘幕无重数。玉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欧阳修一首《蝶恋花》道尽东方庭院神韵。中国人心中的庭院不仅是建筑格制，更是精神家园，意味着栖居的传统和诗意。而当今城市已变得不再像中国城市。庭院深深、寻常巷陌、柳絮斜阳不再。高楼里的人，忘了从哪儿来、又往哪里去。于是有人怀念起文化意义上的大院。“在大院里，你首先要学会的，就是一个人跟群体关系的处理问题。在大院中生活，你随时随地与别人生活在一起，你就知道别人的安危冷暖都是跟你息息相关的，你自己的安危冷暖呢，也跟别人有关系，这是现代化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现代化，就是要把一盘散沙的国民组织起来，不是让大家关起门来各顾各。”这话居然是孔庆东说的。

正如同国学成为当今显学，从中国传统建筑中汲取养分的建筑师们，虽是“非主流”，倒也创造了不在少数的新中式作品，唤醒潜伏在中国人灵魂深处的院落情结，重构家族文化、建筑审美。

何亚雄，当属其中佼佼者。

在前行中回归

何亚雄，著名建筑师，60年代生人，钟情于中式院落建筑，致力于用有诗意的作品诠释自己的中国情怀。

“中国建筑文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院落文化。对于中国人来说，院落不仅是一个物理的空间，而且是家的核心。有院落的地方，就有我们最真实纯朴的情感与记忆。巷、道、瓦、檐、廊等这些元素，形成传统院落独具特色的形式美感，形成了我们独特的院落空间氛围。中国人几千年来形成了特有的生活方式、人文情怀，这决定了我们对自己栖身的建筑有着自己独特的文明特征识别，而院落就可以将这一特征表达得淋漓尽致。”

他常年旅居加拿大，比较寡言，谦和多礼，却也造型时尚，还酷爱高尔夫，让初次相见的人很难把他跟那个对中国建筑有深刻思考的人联系在一起，很难相信各地清华坊系列、青城山上善栖、成都中国会馆等这些声名远播的新中式建筑佳品出自他手。

2011年的中国会馆落址于成都金堂的中河畔，立屹于河边上的院子、“私人外交馆”，以新东方主义元素更加扩展和丰富了中国风内涵。他一心用最当代的形式，建造西南最大的四合院民居群落。“这会是我自己都很难超越的作品。”说这话时，他语气十分认真。

他每年有一半的时间行走于国内各地，从那些正在消逝的古建筑中寻找灵感。这是他的回归方式。

他说，从房子的选择也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志趣性情，而背后的意义，是中国人“外儒内庄”的处世态度、人生哲学的隐喻和表达。社会发展越现代，在居住空间上对传统的回归意愿越明显，比如对中国宅院的向往。回归就是回到生活本身，回到心灵深处，只有具备历史和时间记忆的环境才是心灵栖居。中国的建筑应该反映一种“隐”的文化，把这种回归内蕴其中。

中国会馆远离闹市，依山傍河，在重重院落深处藏山纳水，隐含东方的处世哲学和“天圆地方”的世界观。这是中国人文精神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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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漫求索路

“我和我的团队一直在探索怎样将新东方主义的建筑风格，从做作变为自然，让这些建筑在风格上浑然天成，而不是通过外在元素的叠加来实现。所谓的自然，就是将东方传统文化与现代思维结合得更贴切、更舒适。这个过程从刚开始的由简入繁，发展到后来的去繁就简，我们感觉到与中国传统建筑的精神更接近了。”何亚雄这样评价近10年自己的心路历程。看得出来，他对早前的清华坊系列作品并不十分满意，那里面或许就有他说的繁琐与做作。

他行走于各地，广泛深入考察古建筑遗产，对比各地建筑特点，做了大量的系统整理研究。越是了解得深入，他越坚信自己的坚持是正确和必要的。他说，中国的院落实际上是非常重视实用性和舒适性的，对采光、节能、保暖、通风、起居都有非常人性化的考虑。无论是北方的四合院还是苏州园林，无论是徽派建筑还是川西民居，在建筑构架和空间尺度的把握上，都与地域气候、日照、地质、地貌、景观有着完美的结合。“中国文化讲究天人合一，中国传统建筑设计是将人、建筑、自然环境视为一个整体，这种设计理念非常先进，即便放在全球化的今天同样值得推崇。”

10年来，何亚雄一直在新中式建筑领域探索，他的作品需要业界与市场的共同检验，所以他既需要保持创造力，也需要保持对市场的精准判断，力求建筑创新和商业性成熟的无缝对接，这是他多年来一直试图把握的平衡。2004年，广州清华坊被《新周刊》评为建筑；而中国会馆，去年到今年，又是殊荣连连。

中国建筑也当与时俱进

对中国传统建筑的传承，他认为需要“得其神而变其形”。随着科技的发展，建筑工艺技术都得到飞速提升，建筑新材料推陈出新，建筑师必须与时俱进，中式建筑必须要与最新的建筑技术、最新的建筑材料接轨，才能真正更好地传承中国建筑精髓。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建筑，但建筑除了是日常生活的物质载体之外，还与精神生活和审美息息相关。除了尽可能强大的功能性，它还需顺应时代生活潮流和文化取向，与时代精神完美结合，适合生活的心理环境。新中式建筑尽管讲究回归与传承，但绝不是简单复古，而是扬弃，正如中国会馆暗含传统哲学思想、中国风味浓郁，却又更强调与时代契合的交际功能和商务功能。一个器宇轩昂的超五星级酒店成为它的门户与中轴重心，再依次铺展开一个个的私人宅院。在用材与工法方面亦如此，屋瓦远看是传统建筑的青瓦形色，有熟悉的外观、色彩、肌理、光泽，却采用的是独特的铝合金材料，这样会在防水、耐久与保温隔热等性能上表现更好，质量和使用性更好。又如水循环处理也十分成功，用现代科技净水技术，将天然河水经净化处理达到中水水质再引入园区内河网，再通过湿地与丰富的水生植物进行二次天然净化，让流淌着活水的河道恣意环绕在每家每户的门前屋后„„

有义务重拾中国传统

对于中国城市化过程中建筑风格的普遍西化，何亚雄说，这是文化不自信的表现。他不反对将西方建筑风格融入中国，事实上，中国建筑发展史从来都是一部让不同文化相互碰撞、兼收并蓄的历史。

他十分欣赏民国时期的一些建筑，他说，那一代的海归建筑师，具备当时世界先进的设计理念及手法，但他们的作品却仍然传承了中国的文脉，这些建筑至今仍充满了生命力。近年的城市大开发过分重视建筑的实用性和功能性，致使千城一面，这种状况会随着时代推进而急需改变。上世纪80年代国内建筑学术界就已有人开始倡议，将民族性的建筑文化传承下去。尽管当时反响甚大，但很少有人付诸实践。因为不仅建筑材料、工艺手法完全不同于过去，公众与市场的建筑审美观也发生了裂变。即使如此，有人也做了些尝试，譬如，一些城市想在楼顶统一加盖绿色琉璃瓦，这些做法不外乎希望表达一种传承。而何亚雄看来，这种粗浅手法如同在西服领带之外加一 一览英才网 是基于行业垂直细分和区域横向细分的网络招聘网站平台，国内各行业各地区首选求职招聘网站平台！

顶瓜皮帽，这是对中国建筑十分肤浅的理解，徒具形似而已。

他认为，西方建筑是在不断进化过程中丰富起来的，中国建筑也应该有一个进化的历程，目前的问题是对传统的东西丢得太多，任何一个有责任感的建筑师甚至企业家，都有义务重拾中国传统，让它发扬光大。

传统建筑文化是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部分。近几年来，“文化安全”这个概念被祭出，前所未有地上升到了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就这个角度而言，肩负建筑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建筑师，责任更加重大。对于这个问题，何亚雄承认他一点儿都不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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