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解放前《新民晚报》副刊“夜光杯”历史探源
解放前《新民晚报》副刊“夜光杯”历史探源
周劼人
摘要：1946年5月1日《新民晚报》前身《新民报》上海版晚刊成立，同日其副刊“夜光杯”创刊。从1946年5月到1947年5月《新民报》上海版晚刊被停刊，这一时期也是“夜光杯”的第一个辉煌期。这一时期“夜光杯”其政治立场偏左，主要有张慧剑、吴祖光等主编，设有夏衍《桅灯录》、袁水拍《月下小景》、赵超构的千字小文等主要栏目。1947年2月20日，因“夜光杯”刊登《冥国国歌》而使《新民报》上海版晚刊被迫停刊一日，并最终于1947年5月被封报。至此，“夜光杯”在上海解放前的第一次辉煌期结束。
关键词：《新民报》“夜光杯”副刊上海版
2006年5月，上海《新民晚报》副刊“夜光杯”迎来了它60岁的生日。创刊于1946年5月的《新民晚报》“夜光杯”，是目前国内历史最为悠久的报纸副刊之一。其历时跨幅之大，经历世变之多，用报界前辈柯灵先生的话来讲，是“副刊史上，罕有其匹”。本文着眼于《新民晚报》创刊到上海解放这一时间段，梳理其副刊“夜光杯”第一次辉煌期的历史。
一、《新民晚报》“夜光杯”创刊背景及其概况综述
1、《新民报》上海版晚刊简史
1946年5月1日，《新民晚报》在上海创刊。同日，其副刊“夜光杯”诞生。
“夜光杯”所在的《新民晚报》，其前身是1929年（民国18年）9月9日于南京创刊的《新民报》。创办人是陈铭德、邓季惺夫妇，第一任总主笔兼总编辑赵超构，一年后，程大千接任程大千总编辑，主笔仍为赵超构。
1946年5月1日，《新民报》上海版晚刊第一期出版，该报规格为四开一张，是南京新民报股份有限公司所属“五社八版”中的一个。
1946年7月1日，《新民报》上海版晚刊改名为《新民晚报》，规格变为对开半张，8月改为对开一大张。
1948年12月1日，《新民晚报》恢复《新民报》上海版晚刊名称。
2、“夜光杯”名称由来及其办刊宗旨
创刊时期，“夜光杯”并不是副刊的刊名，而是副刊的一个部分。当时的《新民报》副刊除“夜光杯”外，还有李嘉主编的“夜花园”和柯灵主编的“十字街头”，以后又逐渐增加了“生意经”、“天下”。副刊作者多为当时的文化进步人士，其中一部分为抗战期间一直为蓉瑜
二地《新民报》写稿的老作者。当时副刊的记者有唐海（采访部副主任）、张林岚、韩鸣、沈史明、李仲源、周光楣、张之江、章正续、王戎等。各个副刊均每日见报。
“夜光杯”创刊于全国人民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国民党专制独裁、发动内战的革命高潮中，且其所在的《新民报》政治上倾向进步，这两点影响了“夜光杯”的政治立场与版面风格。《新民报》上海版晚刊的《发刊词》提道：“我们愿意忠于国、忠于民，但是坚决不效忠于任何政治集团„„我们相信，一张报纸必须配合时代的要求，始有其存在的意义„„为了国民的幸福，我们需要民主自由；为了国家的富强，我们需要和平统一。”1这也可以看作是“夜光杯”在当时的立场与宗旨，其不少专栏和文章都很好地贯彻与体现了这一宗旨。如当时夏衍以“朱儒”为笔名主笔的专栏《桅灯录》，常常以五百字左右的短小文章针砭时弊，笔锋辛辣犀利，毫不留情。
“夜光杯”这一名称为第一任主编张慧剑所取，乃是其与同事在旧校场路老饭店举杯畅饮时偶得，取意于唐诗“葡萄美酒夜光杯”。张慧剑在其主编的第一期“夜光杯”中撰写“编者小启”，阐发了“夜光杯”一名的含义：“唐代诗人王翰传世之作不多，常为后人传诵的只有一首凉州词。《唐书》说他有轻侠之气，诗人懂得生活，眼睛看到世界；做人与做诗一样，不受礼法的羁勒，敢于对绅士社会的成规作战。为了配得上“夜光杯”这个名字，我们应该发扬重侠精神，扩大视野，多为人民大众的生活福利多说几句话。”用当时“夜光杯”记者张林岚的话来说，“夜光杯和《新民报》的5个地方版，8个日晚刊、包括所有副刊，都遵守一个共同的原则：‘民之所好者好之；民之所恶者恶之。’”2
1946年是“夜光杯”创刊后即迎来它的第一个辉煌时期。全国各地的名家都纷纷为其撰稿。但是好景不长，1947年后，随着国民党发动的内战全面铺开，副刊和报纸都逐渐难以编写。当时国统区民生凋蔽，政治腐败，文网森严，而《新民报》上海版晚刊作为一张进步报纸，时时受到迫害，准备关门。此时的“夜光杯”也稿源枯竭，人手短缺，篇幅不得不跟着报纸缩了再缩，报纸由对开一张，缩为半张，副刊只剩下一个小角落。
二、“夜光杯”两位重要主编及其时的“夜光杯”状况
解放前“夜光杯”先后有过张慧剑、吴祖光、李嘉、袁水拍等几位主编，此几位都是当时文化界的重要人物，其对“夜光杯”的发展也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这几位主编中，又尤以张慧剑和吴祖光最为重要，张慧剑是“夜光杯”的第一任主编，也是此副刊名称的提出者；吴祖光在解放前的“夜光杯”主持时间最长，其任内发生的事件对“夜光杯”及《新民1
2《上海新闻志》，第一编第三章第一节：三家主要报纸《新民晚报》，2006年10月15日“夜光杯”，作者 张林岚
报》的发展有着转折意义。
1、张慧剑及其任主编时的“夜光杯”
张慧剑是“夜光杯”的首任主编，有“副刊圣手”之称，与张恨水、张友鸾、赵超构并称“三张一赵”。他主编过的副刊有重庆《新民报》的“西方夜谭”、成都《新民报》的“出师表”、南京《新民报》的“夜航船”，以及《新民报》上海版晚刊的“夜光杯”。以上这些副刊，都是由他担当首任主编，当副刊运行进入正轨后，再交由他人继任。
张慧剑时期的《新民报》副刊人手十分少，整个“夜光杯”由张一人编写。当时的“夜光杯”版面风格活泼，文章长短搭配得当，文体有杂文、诗歌、随笔、学术小品、考证文章等，还常常配有漫画。当时主要的专栏有夏衍的言论专题《桅灯录》，以及赵超构署名“沙”的小言论，这个言论专栏在原来重庆《新民报》就有，上海版晚刊成立后又在“夜光杯”继续，到后来成为了在全国范围内广有影响的“林放杂文”，还有程大千的千字小小说，此外就是张慧剑自己撰写的文史小品。当时“夜光杯”的一位作者这样评价张慧剑排出的版面：“自己写的虽是一篇豆腐干小稿子，经他一编，好像被安排到了最显眼的地位！”
张慧剑的副刊编辑理念不光重视艺术性，还常常借副刊来发泄对当时时局的看法。因此其时“夜光杯”上无论文章漫画，都言辞锋利，直指时弊，毫不留情。
可以说张慧剑任主编的最大意义就在于为《新民报》上海版晚刊的副刊起了个好头，为后来接任者打开了局面。
2、接任者吴祖光及其时的“夜光杯”
吴祖光继张慧剑后任“夜光杯”主编。可以说吴祖光担任主编的时光，是解放前“夜光杯”最核心最辉煌的阶段。
吴祖光加盟《新民报》是机缘巧合。1944年，陈铭德找到了从成都回到重庆不久的吴祖光，委托他去邀请当时大后方文艺界尤其是戏剧界负有重望的夏衍为陈的重庆版《新民晚报》主编副刊“西方夜谭”。由于夏衍的工作安排，只能担任短期的编辑工作。于是陈铭德便力邀吴祖光在夏衍离开后接任《新民报》重庆版副刊“西方夜谭”的主编。因吴从未做过报纸编辑工作，因此在夏衍任职期间，吴便潜心向夏衍学习编辑技术，这段经历可以说为后来吴顺利接受《新民报》上海版晚刊“夜光杯”奠定了基础。3
吴祖光在去上海前短暂担任了重庆《新民报》副刊主编，并在1945年11月14日，由于刊登了毛泽东同志的《沁园春·雪》而引起了全国范围的震动。此一事件初步显示出吴祖光的副刊编辑思想和风格。3 《吴祖光自述》李辉主编，大象出版社，2004年，P180
1946年元月，因筹办《新民报》上海版晚刊，陈铭德在交通极其紧张的情况下，通过军方的关系用“青岛二号”军用飞机将吴祖光送至南京最后转至上海，参与“夜光杯”筹备及编辑工作，成为继张慧剑之后的第二任“夜光杯”主编。
吴祖光时期的“夜光杯”依旧每天见刊，主要栏目有夏衍先生的《桅灯录》和袁水拍先生的《月下小景》，这两位作者都十分紧密结合社会现象和发生的事实负责供稿。当时外界投稿很多，但同时副刊编辑也会自己写很多稿子，有时是为了结合时事，有时为了弥补由于多种原因而发生的版面空白，这类稿件大都是临时随便署一个化名，而具体是哪些稿件由哪位编辑所写，连当事人自己也已记不清，所以无从考据了。4彼时参与编辑的人手依旧很少，副刊版面从选稿、写稿、画版面，最后还有校对一次清样，都由吴祖光一人独立完成，大致是编辑每日上午十时左右开始工作，首先校对昨天发稿的当天晚报的清样，或增补一些空白，作一些调整，交总编辑看过便付印出报，同时编第二天的版面。
吴祖光在任《新民报》编辑期间还同时于其好友丁聪一起主编《清明》杂志，该杂志在“共舞台”三楼有一间非常讲究的编辑室，“夜光杯”的很多稿件也诞生在这间编辑室内。据吴祖光回忆：“由于（编辑室）地处闹市，朋友们时常到此歇脚。夏公常到这里午休，有些（夜光杯）文稿就是在这里写给我的，田汉、洪深先生都在这里为我写过晚报的稿件。我都不教他白来。”5
吴祖光继承了张慧剑的副刊编辑理念，而且他本人对于国民党统治的态度只有“蔑视”二字，他曾公开表示：“国民党统治腐败到极点，他们做的许多事让人瞧不起”6，因此在他编辑“夜光杯”期间，由于发稿不慎，曾多次触怒民国政府当局。直到“冥国国歌事件”，《新民报》被迫停刊一日。这些事件发生后，都是由《新民报》的老板陈铭德出面化解，且他从不怪罪报社任何工作人员。陈铭德的这一态度和做法，是“夜光杯”在国统区内可以坚持偏左的政治立场的重要原因之一。
1947年秋，吴被迫离开上海。根据当时的文献与相关人后来的回忆，吴祖光离开是因为其在1946年至1947年间所写的两个剧本——《捉鬼传》、《嫦娥奔月》——涉及讽刺社会、批评政府，引起当局不满。后来一个警方剧团的年轻演员在民国政府企图抓捕吴祖光时提前给吴报信7。于是吴祖光就在短时间内放下手头工作，逃往香港。他在“夜光杯”的编辑生涯也就此结束。4《吴祖光自述》，李辉 主编，大象出版社，2004年，P182《一辈子——吴祖光回忆录》，吴祖光 著，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年，P354
《陈铭德、邓季惺伉俪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P221
《一辈子——吴祖光回忆录》，吴祖光 著，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年，P356 673、吴祖光后的几位“夜光杯”编辑
在发生《冥国国歌》（此事件在后文中将详细介绍）事件后，老板陈铭德为顺应当局“撤换‘夜光杯’编辑”的要求，将“夜光杯”主编吴祖光和“夜花园”主编李嘉互换职位，以求在报社损失最小的情况下平息该事件。但是，两人调换岗位的时间并不长久，且调换后是否两人仍实际从事自己原来的工作，已不得而考了。
后，李嘉离开报社，去了日本。“夜光杯”的编辑工作由原《月下小景》的专栏作者袁水拍继任。但袁水拍彼时仍没有离开其原本在银行的工作，因此是用业余时间从事“夜光杯”编辑，且持续时间不长。
袁水拍是否一直担任编辑到上海解放？又或者其后是否有别的人接任？这些问题，由于一手资料的欠缺，本文暂时无法阐述。
三、“夜光杯”《冥国国歌》事件及《新民报》被迫停刊
1947年（民国36年）2月20日，《新民报》上海版晚刊“夜光杯”副刊刊登了署名“愚者”的来稿《冥国国歌》。该稿件步国民党党歌——也是当时的“国歌”——的词韵和格式，通过改动个别词句，达到讽刺国民党腐败统治、揭露黑暗政治社会现实的目的。全文如下：
战神土地，污党所宗，以建冥国，以建“打”同。
兹尔事多，唯民前锋，昔也非现，主义是祟（原注：别读崇，以谐其音）。
世人似蛹，毕罄毕终，异心亿得，动辄死终。
该文一经刊出，引起强烈反响，读者纷纷来电来信，拍手称快。
但此文再次惹怒了国民党当局，且其程度远远超过以往历次。国民党上海市党委主任委员方治，在中央训练团上海同学联谊会上，当众训斥陈铭德，将此行为称为“如此妄行，显系大逆不道！实有干犯党纪之处，应以党纪予陈氏以制裁”8。之后不久，方治正式提出要上海新民报自动停刊，且要求《新民报》交出《冥国国歌》的作者，并在跑马厅（今人民广场）开群众大会来公审。
陈铭德、邓季惺夫妇一方面坚持不把责任推给编辑和作者，且只能道歉、不能停刊；同时为此事在南京和上海两地奔波，多方联络，请国民党政要张群、孙科、吴铁城等人为之缓颊。最后，《新民报》上海版晚刊自动停刊一天（另一说为停刊三天），登报就此事道歉；同时，陈铭德接受了“更换‘夜光杯’编辑”的要求，但他采用了一个巧妙的办法，将时任“夜花园”的编辑李嘉和“夜光杯”编辑吴祖光互换岗位，这样既符合了当局的无理要求，又保住了晚刊的人力资源。只是《冥国国歌》的那位作者，虽经多方打听，仍不知下落，直到19828 《陈铭德、邓季惺伉俪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P2
21年《新民晚报》“文革”后复刊时此作者才写信到报社，表示歉意，但仍然没有告知姓名。
1947年5月25日，国民党当局以“破坏社会秩序”、“意图颠复政府”的罪名，将《新民报》，与《联合晚报》、《文汇报》一同封闭。在这次报馆被封事件中，“夜光杯”《冥国国歌》事件成了当局封报的一个主要理由。两个月后，经过陈铭德夫妇奔走，《新民报》上海版晚刊于7月底复刊，“夜光杯”也同时恢复。但此次复刊付出了一定的代价：报社总编辑被撤换，由国民党中宣部与方治、潘公展派王健民接任，并派带枪特务分子二人公然驻报社监视记者编辑行动，赵超构经陈铭德力保留任，程大千则调编“夜花园”副刊。至此，“夜光杯”等副刊的第一次辉煌期结束。虽然整个《新民报》编辑部在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记者组织下，团结一致，进行了艰苦的斗争，特务分子完全陷于孤立，但“夜光杯”再也无法以其创刊时的感召力影响社会、影响局势。
1949年5月报纸不停顿地进入新社会，记者编辑和报社职工冒着流弹横飞的危险，出版了上海解放第一天的晚报。“夜光杯”也在上海解放的第一天开始了它的新生命。
参考文献：
《陈铭德、邓季惺伉俪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
《吴祖光自述》李辉主编，郑州，大象出版社，2004年
《一辈子——吴祖光回忆录》，吴祖光 著，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年
《上海新闻志》，第一编第三章第一节：三家主要报纸
《新民报》春秋，陈铭德、邓季惺 等著，重庆出版社，1987年
《〈新民报〉群英谱》，张京，《新阅读》2004年32期
《葡萄美酒“夜光杯”——新民晚报副刊50年足迹》，吴承惠，《新闻记者》，1996年06期 《浓墨世间情意 重彩万家灯火》，李豫生，《中华新闻报》，2003年1月17日
《新民报》上海版晚刊1946年9月合订本，清华大学图书馆报纸库存本区
第二篇：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社会心理探源_历史论文
前不久，日本政府置亚洲及世界人民的强烈反对于不顾，竟然审定通过了由一部分右翼学者炮制的以否定日本侵略中、韩等亚洲国家史实为目的的历史教科书。自80年代以来，日本每对中学历史教科书做一次修订，都要引起一场国际范围的争论。人们不禁要问，日本为什么不顾损害自身的国际形象，总是强词狡辩，利用各种机会来否定过去侵略中、韩等国家的史实，翻历史的定案。在这历史教科书的背后，除了路人皆知的政治企图之外，是否还有别的原因？
本文试就此问题从日本的文化传统和社会心理角度作一探讨。
1996年底，以西尾干二为首的右翼学者在东京赤坂急饭店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成立“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宗旨是为21世纪的日本青少年编撰新的历史教科书，从根本上改变历史教育。他们认为“（日本）战后的历史教育使日本人忘却了应该继承的文化和传统，丧失了日本人的自豪感。特别是近代史部分，日本仿佛成了一个子子孙孙都要不断谢罪的罪人。冷战结束后这种自虐倾向更加严重。现行教科书完全是将以往敌对国家的宣传当作事实加以记述的，世界上没有这样进行历史教育的国家。”“我们编撰的历史教科书将立足于国际视野，通过品格和均衡表现出活生生的日本和日本人形象，（成为一本）既能为先人业绩所激励，也能面对失败，充分体验其苦乐的日本人的历史课本。”［1］
该会成立后，就开始为“编造”新历史教科书奔走活动。1997年1月，西尾等向日本科学文部大臣递交了要求消除（现行历史教科书中）关于慰安妇记述的申请。同年3月，举行了首次题为“超越自虐史观”的研讨会。1998年6月，在大阪中之岛公会堂举行第四次研讨会，题为“新历史教科书的展望”。此后，又先后在上越、名古屋、广岛、松山等地举行了多次以“我们开展的教科书运动”为题的研讨会。在这一系列的活动之后，该会将“编造”的新历史教科书通过扶桑出版社提交给科学文部省进行检定。科学文部省于2001年4月3日予以审定通过。
新版历史教科书的要害是歪曲历史史实、美化侵略。该书认为，亚洲和太平洋战争“不是侵略战争”，“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战争”。“日本政府进行大东亚战争的目的是为了自存自卫和把亚洲从欧美统治下解放出来，而且宣布要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由于大东亚战争初期日本军队的胜利，在欧美统治下的亚洲民族独立运动才高涨起来。”
在“初期胜利”一节中还有这样的描述，“此事（指偷袭击珍珠港）被报道后，日本国民精神振奋，一扫长期以来因中日战争所造成的沉闷气氛。”在“战时下的国民生活”部分中又写到，“虽然生活物资极端贫乏，然而就是在这种困难的条件下，诸多国民仍勤奋工作，英勇战斗。这是希望取得战争胜利的行动。”关于战争性质，书中写到“战争是悲剧。但是战争难分善恶。不能说哪一方是正义的。哪一方是非正义的。它只是国与国之间的利润发生摩擦的结果，当政治解决不了时，作为最终手段只能发动战争。”
对“南京大屠杀”事件，现行历史教科书（1997年审定）是这样记述的，“占领了首都南京。据说当时也杀害了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约20万中国人。”在新版教科书中，有的将20万人改写成“大量”，有的将南京大屠杀的表述篡改为“南京事件”，有的故意不提南京大屠杀事件。
新版历史教科书不仅只字不提由于日本侵略给亚洲各国人民造成的巨大损失和伤害，而
且还对侵占我国东北和吞并朝鲜的行为加以美化，宣扬侵占有功、合并有理的强盗逻辑。书中写到，日本（建立满洲国）是“想在中国大陆建立第一个现代的法治国家”，满洲国由此“取得了快速发展”，“人民的生活得到了提高”。“1910年日本将韩国合并，这个稳定亚洲的政策受到了欧美列强的支持。合并韩国对保卫日本的安全和满洲的权益是必要的。但是，在经济上或者政治上未必就有好处。不过，实行这一步骤的当时，是按国际关系的原则进行的。”
原来有5家出版社教科书中提到日军在中国为消灭抗日力量而实行“三光政策”，现在只有一家出版社提及此事。
现行教科书中有“将朝鲜等国的年轻女性作为慰安妇带到战场”等有关慰安妇的记述，但新版教科书中有3家将其内容全部删掉，只有一家还使用“慰安妇”一词。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新版历史教科书否定侵略战争性质，美化侵略战争用心，昭然若揭，所宣扬的是一种彻头彻尾的侵略有理、侵略有功的强盗逻辑。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政府曾明确表示，“不论是什么样的教科书，只要没有与史实有关的错误就予以批准”。［2］现在日本政府已经审定通过了新版教科书，这就表明日本政府对过去侵略亚洲国家史实的认识和教科书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所以，新版教科书遭到中、韩等亚洲及世界人民的强烈反对和批判也是理所当然的。
一些日本人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要为其过去的侵略史实翻案，这其中除政治企图外，还有着独特的民族文化传统背景和深刻的社会心理渊源。
马克思指出，“不同的公社在各自的自然环境中，找到了不同的生产资料和不同的生活资料。因此，他们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产品也就各不相同。”［3］马克思揭示了这样一个真理，即首先是由于人们生活的自然环境不同决定了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不同，进而又决定了民族文化和心理意识的不同。
日本是亚洲东部的一个岛国，隔海同朝鲜半岛与中国大陆相望，可耕种面积仅占国土的十分之一左右，资源匮乏。地形南北狭长，横跨亚洲热带、北温带、亚寒带，属海洋性气候，秋季常受台风袭扰。日本民族就是在这种自然环境中形成了独特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形成了既不同于西方又有别于东方的文化传统和心理意识。
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大体上可以分为农业经济、游牧经济和农牧混合经济。这三种不同形态的经济结构在社会发展进化速度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农业经济结构稳定性最强，游牧经济结构稳定性最差，农牧混合经济既具一定的稳定性，又具一定的可变性。正如马列经典大家所指出的，游牧经济社会是“暂时的不巩固的军事行政联合”，［4］分合多变。“欧洲各国不断瓦解，不断重建和经营改朝换代。与此截然相反，亚洲的社会却没有变化。这种社会的基本经济要素的结构，不为政治领域中的风暴所触动。”［5］这是因为自给自足封闭式的传统农业经济不仅顽强地抵抗着外来的新事物，而且也严重地阻碍了社会分工的发展和自我革新。农牧混合经济的联结纽带是商业贸易。在商业相对弱小时产生的是城邦和庄园，当商业强大到“封建割据消灭，民族市场形成”［6］之时，便产生了近代资本主义国家和近代民族文化。
日本的情况较为独特。日本的农业几乎全是以稻米生产为主的种植业，属小农经济结构。但和我国不同的是日本不允许土地自由买卖，在长子继承权制度下形成了类似欧洲庄园的领主制。日本虽无畜牧业，但由于四面环海，海洋养殖业特别是渔业发达。因此，日本是一个既不同于我国又有别于欧洲的农渔混合型经济结构。
民族文化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马克思曾说过，“历史的每一个阶段都遇到有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数量的生产力总和，人和自然以及人和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都遇到有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了新一代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7］因此，无论物质文化还是观念文化，作为人类创造活动的过程及其结果，无一不是受其地理自然环境、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制约，并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独自特征。
日本也不例外。在前资本主义社会，海洋一方面起到了免受外族入侵的天然屏障作用，另一方面又阻隔了日本同其他民族间的交流。这种岛国的自然环境和生产方式形成了日本民族独特的文化传统和社会心理。
首先，在这种封闭的岛国环境中，日本民族形成了一种自尊与自卑共存的矛盾心理和开放与守旧对立的双重性格。长期封闭的孤岛和险恶的自然环境一方面造就了日本人狂妄膘悍、独自尊大、固守传统、迷信权威和俭朴勤勉的性格；另一方面又使日本人在接触到大洋彼岸世界时产生了一种自卑、贪婪、开放和功利的心理。过去，日本人常常习惯在“日本”前面加上一个“大”字，称为“大日本”，明明不大而又偏要称之为大的本身就是这种双重性格和矛盾心理的反映。这种性格和心理使得日本人在直面突如其来的命运变迁时，往往用自傲自尊来掩饰内心深处的自卑，同时对外界保持一种警戒或充满敌意，不信任任何人。
其次，漫长的封建社会的农村共同体和武士家臣团（转载自中国教育文摘http://www.edUzhai.net，请保留此标记。）的生产与生活方式，使日本人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归属意识，同时也缺失了自我定位意识。日本学者南博在分析日本人精神结构时将缺失自我定位意识称之为自我不确定感。在明治维新以前，日本等级制度森严，农民都分别归属于不同的领主，所以只要遵守约定俗成的礼仪成规和生活规范，就很少有自身受到威胁的情况，并由此逐渐形成了一种强烈的依附或归属意识。明治维新以后，随着等级身份制度的废止，凭借传统行为规范来表现自身与他人间的心理关系变得益发困难起来。现代社会是一个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以竞争为主旋律的社会，强调主体意识，注重自我在他人心目中的形象，这更进一步增强了日本人的自我不确定感。作为缓解这种不确定感的方法之一就是加入到某一群体之中，成为群体的一员，用这种依附心理或归属意识来弥补自我定位意识的不足。这种归属意识的价值取向是社会而不是以个人为中心的，不存在个体的绝对价值，强调群体利益至上。于是，群体在成为其所属成员的保护伞，使个体的自我不确定感借此得到某种解脱或克服的同时，随着归属意识的增强又使得其它价值观更难有立足之地。
第三，日本封建社会农村共同体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在培养归属意识的同时，还使日本民族形成了一种纵向主导型的非亲族协力关系，支撑这种关系的社会伦理同“孝”相比更强调“忠”。山鹿素行在其《山鹿语类》中，将武士职责解释为得主人而尽其忠，交朋友而取其信，独审其身义为先，至于父母兄弟夫妻乃是“本得已而交之”。幕末日本思想界代表人物之一吉田松阴在《讲孟余语》中也指出，日本人“对皇朝，君臣之义乃超万国之上，绝无其
一。”日本这种非亲族协力关系起源于镰仓时代末期，形成于战国大名领主制时代。日本战国时期的身份等级制度虽然是按社会职业分工构成的，但是这种职业分工不是指个体从事的职业，而是由纵向承传下来的以群体为单位的职业构成的。［8］由于这些职业群体又分别归属于大名统制下的不同“家臣”或“领主”，所以社会奉仕对象也就转向了“家臣”、“领主”和“大名”。在进入江户时代后，这种社会关系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因此，以武士道精神为代表，以忠为伦理意识基础，将协力指向新族之外的社会关系也是日本民族传统的一个特色。
日本民族的这种心理和性格特征，在历史教科书问题上表现得淋漓尽致。自尊与自卑的双重性格使日本人在表达自己意愿时态度暧昧，习惯用一些模棱两可词汇的语尾，不是直截了当地表明自己的态度，而是在拐弯抹角地表达着自己本意的同时，又在试探着对方的反映。
就一般常识而言，日本在1945年8月15日接受《波茨坦宣言》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本身就意味着承认战败。但日本在多数场合用的却不是战败或投降，而是“终战”。终战就是战争的结果，说不出谁胜谁负。所以，在使用“终战”这个词的背后就已经隐藏着一种日本人的“本音”（日语，意为真意），那就是不承认战败的事实，并为以后的翻案留下伏笔。于是到80年代初期，日本在修改历史教科书时就将“侵略”改为“进出”。时至今日，则是开始明目张胆地为侵略战争大唱赞歌。一些日本人就是这样走一步试一步地来实现其从根本上否定侵略史实之目的的。再如，“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是中文译法，日文的名称是“新ろしぃ历史教科书をつくち会”。“つくち”一词在日文中的汉字为“作”或者“造”，是动词，其含义主要有制造，创造；培训、培养；创办；做等。“つくち”一词同教科书联结使用时虽多被理解成“编撰”或者“编写”，但是在日语中它的原意是出版，在广义上是指出版有独创性的以往没有见过的书籍。由此可见，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置日文中“编纂”等词而不用却单选“つくち”一词的本身，就已经表明了他们要“独创”出过去历史教科书中所没有，美化侵略行为，为侵略战争翻案的真实用心。
自我定位意识的缺失和群体归属意识的强化是紧密相连的。个体投身于某群体之中，既是弥补自我不确定感的一种办法，同时也是保护自身权益的一种途径。日本民族的这种强烈群体归属意识不仅表现在平民当中，也反映在政治家们的身上。例如，虽然自民党本身就是一个群体，但是在自民党之内却又分成不同的派别。一名自民党议员既隶属于该党，同时又隶属于该党内的某一个派别，否则就难以寻觅到出头的机会。这种群体归属意识不仅将个体利益同群团利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一损俱损，一荣俱荣，而且还培养了其所属成员注重维护群团形象的名誉感，以及甘心为群体利益效力意识。
有位外国学者在《菊和刀》一书中指出，欧洲文化是罪的文化，日本文化是耻的文化，认为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是由于欧洲将上帝信奉为惟一绝对的存在，而日本则是多种教派并存，而且一个人同时又可信奉多种宗教的缘故。实际上，日本人这种“耻”的观念同日本人的群体归属意识和纵向主导型社会伦理不无关系。在前资本主义的日本，人们生活的圈子很小，特别是在封建锁国时代，不仅禁止日本人同外国人交往，而且国内的相互交往也受到很大的限制。人们都在各自的领主庇护之下生活，形成了一种强烈的群体归属意识和群体利益至上的价值观念。甘于为群体利益效力，甚至犯罪也在所不辞，因为这样做不仅可以得到群体的肯定或庇护，而且也有利于自身在群体中地位的提升。倘若为群体抹黑或带来耻辱，则不仅得不到原谅，还会遭到他人的耻笑甚至被排除于群体之外。这种以职业为纽带的封闭性群体观念和重耻轻罪的社会心理，在江户时代表现得尤为突出。例如，当时大阪商人在合同
书中往往这样写到，“万一有违背本合同所定条款之时，即使遭到所有在座之人的嘲笑也不得由此产生怨恨”。［9］可见当时商人最重视的是“面子”，对以信用为本的日本商人来说最大的惩罚不是罚款或赔偿，而是遭到他人的耻笑。
所以，一些日本人之所以总要利用各种机会来推翻侵略战争的历史铁案，除其不可告人的政治企图之外，就其心理意识而言，他们对过去的侵略战争首先考虑到的是“面子”问题，而不是战争性质和由于战争所犯下的罪行问题。大凡战争都有正义和非正义之分，就有侵略和被侵略之别。但是在一些日本人看来，彻底反省就意味着承认侵略，会失去自己的“面子”。于是，在一些不得已的场合就只好用一些令人费解的暧昧词汇加以搪塞。例如，有一些日本人常说由于战争给你们带来了“麻烦”。麻烦一词日语中写作“迷惑”，意为由于自己的行为给对方带来困难或不快。日语中也有“谢罪”一词，不用“谢罪”而用“迷惑”的选词本身正是日本民族这种心态的写照。
面对中、韩等亚洲人民对新历史教科书的批判与反对，有的日本人认为这是干涉内政，有的认为日本教科书检定制度与中、韩等国不同，还有的认为国家不同历史观也不可能相同等等，但就是回避或不敢直面客观史实。实际上这些观点不仅是根本站不住脚的，而且还近乎可笑。明明侵略了别人还不允许人家站出来讲话，否则就是干涉内政，这不是明摆着的荒唐逻辑吗？教科书检定制度的不同也成为不了推卸责任的借口，因为日本科学文部省明确表示，“只要没有与史实有关的错误就予以通过”，而新版教科书的要害恰恰是歪曲和否定了侵略的史实，所以日本政府对新版历史教科书予以审定通过的本身只不过是借“民间”之口来表达自己不便直说的观点而已。
总之，将政治目的和民族心理结合起来，就会对一些日本人在教科书问题上的表演有了更清楚更深刻的认识。否则，就很难将过去那些惨无人道的日本侵略者同今天貌似彬彬有礼的极端军国主义分子联系起来；就很难理解一些日本人为什么或是通过修订教科书，或是参拜靖国神社，总想推翻侵略史实的铁案；就很难理解日本为什么只能成为经济大国难以成为政治大国。一个不敢直面事实，不肯对自己过去犯下的侵略罪行进行彻底反省的国家，无论如何是无法取得国际社会的信任的；一个总是跟在别人后面人云亦云，不敢明确表白自己立场的民族，也是很难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树立起自身良好形象的。
参考文献：
［1］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总会成立，趣意书［Z］．1997．
［2］朝日新闻，2001－2－22.［3］［5］［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74，367，43．
［4］斯大林．民族问题与列宁主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88．
［6］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43．
［8］林水彪．封建制度的再编和日本社会的确立［M］．山川出版社，1987．72
［9］会田雄次．日本人的意识结构 ［M］．讲谈社出版，1972.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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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干部学习讲稿：大党兴衰的历史探源(上)
课程前言
各位学员，大家好。今天我跟大家交流的题目是大党兴衰的历史探源，今天的课程里边我准备从一个组织学的角度来和大家探讨这个题目。今天这个题目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大党兴衰的规律性的命题，看看我们党历史各个阶段是怎么认识这样一个大党兴衰的历史命题的；第二个，从组织学的角度来研究一下政党这样一个组织的兴衰、生命周期有什么样的规律；第三个，以最典型的一个案例，苏共解体的案例，用我们的分析框架来看它为什么会衰亡，它衰亡的原因在哪里；第四个，最后我们回到一个未来究竟应该怎么办，然后来探寻怎么来让我们的执政党永葆生机，能够更加地长寿。
一、大党兴衰的历史命题
第一个部分，大党兴衰的历史命题。《资治通鉴》里边有一句话叫做“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中国古人也讲“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忧患意识是中国人自古以来，中国文化里边一个很核心的精神。我们党也恰恰是善于从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中来汲取教训，才找到了进步的动力，这是我们的一条进步经验。对于一个国家，对于一个政党都是要讲究大势和规律的。而我们今天要探讨的这样一个问题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政党如何能够避免走向衰亡，如何能够保持勃勃生机？
要探讨这个历史兴亡的问题，我们不得不提一提在建国之前，我们在夺取政权之前非常有名的“窑洞对”，“窑洞对”是我们的民主爱国人士黄炎培先生和毛泽东同志的一个对话，毛泽东同志其实很早之前，中国共产党就对这样的一个问题已经进行了很深入的思考。1945年，当时的黄炎培作为一个国民参政会的代表访问延安，当时延安还属于一个边区的位置，黄炎培先生当时是这么说的，他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没有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然后他最后说：“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屈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跳出这周期律。
所以，当时，毛主席，包括中央的一些领导同志是非常推崇这样的一本著作的，而当年恰恰是《甲申三百年祭》发表七十周年的日子，所以这本书今年的时候也引起了进一步的讨论，这本书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具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的，当时毛主席看到郭沫若同志写的甲申三百年祭》以后，是把它当做了“延安整风”时候的一个重要读本，他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说：“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以为戒，不要重返胜利时骄傲的错误。”他还写信给郭沫若说，“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看作整风文件看，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这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所以，在著名的“窑洞对”之所以能够信心满满地说住民主新路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已经对这个问题有了很深入的思考。我们党当时还没有夺取政权，也没有发生国内战争，和国民党进行正面的大规模的较量。在那样一个时候，毛泽东同志却看到的整个国家发展的大势，在思考党兴衰起伏的命题。
在经历了三大战役的艰苦卓绝的努力以后，我们到1948年、1949年的时候，整个全国和平统一的局势基本上已成定居，而当时的中央准备离开河北西北坡，搬迁到北平，临上车之前，当时毛主席又提到了这样一个李自成败亡的教训，他说：“我们是进京赶考，我们绝不当李自成，李自成进京后就变了，我们一定要考一个好成绩。”这是特别有名的“进京赶考”的说法。同时在西柏坡会议上，我们党提出在夺取全国政权后一定要经受住执政的考验，提出了“两个务必”的思想，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是当时的一种对于整个精神懈怠这一方面的忧患。在我们党的这样一个建党90周年的时候，胡锦涛同志发表了“七一讲话”，更进一步阐述了我们党的这样一种忧患思想和执政理念。“七一讲话”里讲到，要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更为紧迫。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这是“四个危险”。
同时，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我们党当时标志着一个非常重要的对于执政党理念的认识，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提出来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也提出来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我们必须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深刻汲取世界上一些执政党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更加自觉地加强执政党能力建设，努力始终为人民执好政，掌好权。可见，这样的一种忧患意识在我们党的认识中是不断去深化的，精神懈怠对政党衰落所带来的影响，我们一直是有这样的一种警惕的。
包括十八大以后，总书记也一再提到了从严治党，党要管党的这样一种理念。我们最近推行的，包括像整个的“八项规定”、党的群体路线教育实践运动，所针对的“打四风”，我们要开展民主生活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都是要全党必须警醒起来，必须要打铁还需自身硬。习近平同志就此进行了很多的讲话，包括提出要善于运用底线思维的方法，凡是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做到有备无患，遇事不乱，牢牢把握主动权，要让我们党时时刻刻有一种警醒、警惕之心。
（二）对大党治国的忧患意识
同样，我们看到除了精神懈怠一方面的警惕以外，我们还能看到对于我们党的这样一种大党治国忧患意识的看法。黄炎培先生当时讲的区域一步步扩大的原因的分析，我们当时并没有太遇到，当时是处于一个从革命党到执政的转变过程中。在随着我们党组织一步一步的规模的扩大，党员数量、干部数量一步一步地增多，这样一个党的组织规模的扩大，对于我们政党管理和组织的整个的成败也带来了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和它的问题。在这一方面，这样的认识是近年来才慢慢地有体会的。
我们看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的一个基本情况，从一大到十七大的时候，一大的时候，当时1921年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新生的政党成立的时候，我们只有13个代表参加代表大会，当时的共产党员只有50多个人，到了1949年，我们党成立的时候，当时的党员数量是449万名，占到差不多5亿人口里边的0.83%。而2011年的时候，全党的党员按照中组部的统计是达到了8026.9万名，差不多占到总人口的5.85%。
这样一个庞大的队伍给整个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问题，到去年十八大的时候，按照统计我们已经有了8512.7万名的党员，基层组织有420.1万个，这样一个党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一大政党，有的人也许会说，和我们整个的人口总量，十三点几亿的这么一个人口总量，这么多党员好像也不算多，只占到将近十三点几亿人口的6%，但横向去比较一下，2013年，欧盟最大的一个国家德国，全国人口是8033万人，而法国人口就6000多万人一点，这些国家全部是由我们的中共党员来组成的话，这个人口的规模和数量带来的管理难度是很难以想象的，治理拥有这么多人口的一个庞大国家，治理拥有这么多党员的一个大党，我们既感到一种光荣，我们觉得我们党的事业欣欣向上，但同时我们又感到这样一种压力和困难。我们刚才提到一个数字是，我们党的党员大概占到总人口的6%，但这个6%恰恰有很多学者来看，恰恰是存在这样一个危机和危险。
有的学者提出一个罗马尼亚悖论的现象，这个罗马尼亚悖论是指在上个世纪（20世纪80年代前后）的时候，当时很多的前苏联，东欧剧变的前夜，这些国家的党员占人口的比例都不低，一般都在6%以上，其中，像罗马尼亚的党员比重是最高的，达到了16.1%，差不多6个人里边就有一个人是党员，但在苏东解体的过程中，垮得最厉害的恰恰是罗马尼亚，政权还没有瓦解的时候，这些共产党员基本上各自土崩瓦解，最后就作鸟兽散了，包括罗马尼亚总书记齐奥塞斯库最后也是通过很暴力的活动然后来把他进行枪毙，把他给拉下政权。这就存在一个问题，为什么党员的人数能够越来越多，但政权却垮得越来越快？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罗马尼亚悖论？党员数量越来越多，干部越来越多，是不是意味着这个党就勃勃生机？恰恰不是的，罗马尼亚悖论恰恰要告诉我们，党员人口的这样一种发展对于一个政党的组织的健康成长来讲也不一定是件好事。
我们党对于大党治理，尤其是人口规模越来越大的现象，近年来越来越有警醒，我们在90年代的时候，当时江泽民同志就曾经指出，说：“我们党这么大一个队伍要管理好不容易，如果放松管理肯定会出问题，甚至出大问题。”
今年在总书记在河南召开民主生活会的时候也专门提出来这么一个大党治理的命题，他讲到，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当中，我们党的这么大一支队伍怎么给它充分发挥作用？他说聚沙成塔，聚水成涓。800万的公务人员，8000万的党员，如果都能在每一次的群众路线中解决一起群众的实际困难，那党的事业就会取得长足的进步，群众的困难就能解决8000万个，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就能取得巨大成功。他是对8000万的党员提出勉励。同时，在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他也提出，说，我们党现在是一个拥有8000多万党员，380多万个基层组织的大党，又处在长期执政和改革开放的环境下，保持党员队伍和干部队伍的纯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困难，也更为重要。现在有的人入党当干部是认为能够给自己带来好处，要把入党当干部作为个人和家庭、亲属获取利益的政治资本，所以，发展新党员的时候必须认真分析入党动机，要严格掌握标准和程序，确保质量，切忌带病入党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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