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衍的集外佚作电影剧本《遥远的爱》考

第一篇：夏衍的集外佚作电影剧本《遥远的爱》考

2009年10月，笔者赴上海参加中国现代话剧和电影的先驱者陈鲤庭的百年诞辰庆祝活动，不仅有幸向百岁高龄的陈鲤庭请教了关于电影剧本《鲁迅传》的一些问题，而且也从电影评论家夏瑜那里得到了《遥远的爱——陈鲤庭传》一书。

陈鲤庭透露的秘密：电影《遥远的爱》的编剧是夏衍

在这本传记中，陈鲤庭透露出来一个秘密：电影《遥远的爱》虽然署名是“陈鲤庭编导”，但是实际的编剧是夏衍。书中写道：“不知底细的人都认为这部电影是陈鲤庭自编自导，实际上编剧是夏衍。夏衍德高望重，被圈内人士尊称为„夏公‟。他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加入了共产党，从事工人运动和翻译工作，一直是左翼作家联盟的领袖人物，而且是进步电影的开拓者和领导者。可能就是这些政治上的原因，在国民党辖下的„中电二厂‟出品的电影中夏衍只能隐身，所以对外就称„陈鲤庭编导‟，因为陈鲤庭不是中共党员。当时的共产党人一切为了事业，毫无自私自利之心，夏衍不会计较这些名利得失。而陈鲤庭后来则逢人便端出这个秘密，他不愿意把应该属于别人的荣耀加在自己的头上。”

笔者为此查阅了夏衍的回忆录《懒寻旧梦录》，以及2005年出版的收录夏衍的著作最全的《夏衍全集》和《夏衍研究资料》等图书，均没有发现夏衍创作电影《遥远的爱》的剧本相关记载，反倒发现了他说自己在1937年到1949年期间没有写过电影剧本的文字。但这个说法显然不能当作定论。因为一个相似的例子就是他在1953年撰写的《〈考验〉后记》中曾经说：“从一九四四年到一九五三年，我已经整整九年没有写剧本了。”但是据会林、绍武编写的《夏衍生平年表》(《夏衍研究资料》上册第293-322页)记载，可以看出夏衍“整整九年没有写剧本”的说法有误：(1944年)5月，开始写作四幕话剧《离离草》，12月校改完毕。9月，与宋之的、于伶合作多目话剧《草木皆兵》。(1945年)春，创作四幕话剧《芳草天涯》，9月在重庆上演。(1950年)写反特影片《人民的巨掌》电影剧本提纲。(1953年)初夏，写五幕六场话剧《考验》初稿。

总的来说，虽然夏衍本人始终没有提到自己创作了电影《遥远的爱》的剧本，但是陈鲤庭作为这部影片的导演，他的话无疑是最好的证明，因此可以断定电影《遥远的爱》的剧本是夏衍的集外佚作。

电影《遥远的爱》的故事梗概

电影《遥远的爱》拍摄于1947年，由陈鲤庭导演，赵丹、秦怡、吴茵主演，中电电影摄影场第二厂摄制。虽然这部影片是著名话剧导演陈鲤庭开始拍摄电影的导演处女作，也是著名影星秦怡的银幕处女作，但是却因为赵丹、秦怡的出色表演和陈鲤庭的出色导演而成为中国现代电影史上的经典影片之一。影片的故事梗概如下：

大学教授萧元熙在和女友订婚的计划失败后，偶然发现自己聘请的女佣余珍是一块未经雕琢的璞玉，便决定在她身上实施自己改造女性的计划。在他的努力下，余珍不仅很快在用餐、走路、待人接物的礼仪方面摆脱了旧习惯，而且也按照萧元熙的要求具有了独立的人格。“一·二八”事变后，已和萧组建了家庭的余珍毅然投身抗战救护工作，却遭到萧元熙的竭力阻挠。后来孩子出生，萧元熙希望重新过上理想的家庭生活，但余珍在精神上已不属于他了。“八·一三”事变爆发后，萧元熙为避战乱去了汉口，余珍则在战火中救助难民。后来余珍在去汉口的途中遭遇敌机的轰炸，痛失爱子，这使她更坚定地投身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活动中去，并成为一个女兵。当萧元熙和余珍在汉口相聚时，两人已格格不入，余珍因此决定离开向往舒适生活的萧元熙到抗日前线去。萧元熙则开始对自己改造妇女的目的产生怀疑，一反过去倡导妇女解放的论调，主张把妇女关入家门，高谈“对妇女来说，家庭是第一位的”。当日寇迫近，落魄流亡的萧教授由战地工作队护送过封锁线时，意外地与余珍重逢，但余珍已完全是另一个新人，萧元熙只能目送余珍奔向遥远的前方。

夏瑜在评论电影《遥远的爱》时深刻地指出了该片的价值所在：“在抗日战争和正在进行的解放战争期间，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一直与民主主义运动、民族解放运动紧密相连，妇女的求解放、求独立、求自由、求平等意识始终与被压迫的阶级意识、革命意识交织在一起。这就是《遥远的爱》的深刻之处，它将喜剧因素深入骨髓的人物关系，演变成一个无法改变的纪实性悲剧：通过对萧元熙„改造计划‟成功和失败过程的描述，揭示了一个二律背反的哲学命题——他在„改造计划‟获得成功的同时也就迎来了失败，也就是说，这种改造根本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劳动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基础和最终目标是截然不同的，他们的破裂也就是必然的，不可能调和的。这种典型的左翼思想深深埋藏在《遥远的爱》中。借国民党的宣传平台，张扬„五四‟精神和共产党的无产阶级观点，非常艺术地探讨了妇女解放运动的真正目的和进步意义，实在是高明。”

夏衍创作电影剧本《遥远的爱》考证

一、夏衍创作的电影剧本曾经故意署上别人的名字。据夏衍本人回忆，在当时的时代环境下，为了剧本的顺利上演，曾经故意在自己创作的剧本上署上别人的名字：“同年(1935)，我还为„电通‟写过一个《压岁钱》，因„电通‟结束，没能拍成影片。一九三六年，我将剧本再次修改，提供给改组后的明星公司拍摄，由张石川导演、董克毅摄影。为了避免反动派的阻挠与迫害，编剧用了洪深的名义。”

二、夏衍与陈鲤庭多次合作。夏衍与陈鲤庭在合作电影《遥远的爱》之前有过多次合作。1932年，夏衍、洪深、陈鲤庭等15位电影人联名在《晨报》“每日电影”栏发表了《我们的陈述》，表明他们的影评观点。夏衍翻译了苏联电影《生路》的摄制台本，而陈鲤庭发表的第一篇影评就是评论《生路》的。1937年初春，夏衍应陈鲤庭等人的邀请，开始创作三幕话剧《上海屋檐下》，夏衍由此“开始了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摸索”。1943年春，夏衍又在陈鲤庭、白杨的怂恿下，把托尔斯泰的名著《复活》改编为五幕六场话剧。可以说，陈鲤庭不仅和夏衍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夏衍的剧本创作，正是他的不懈的邀稿、催稿，才促使夏衍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写出几部著名的剧本，如《上海屋檐下》等。

三、夏衍剧本创作主题的变化。夏衍此前的剧本多是描写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此后他的剧本创作题材有所变化，并在1945年春创作了第一个以恋爱为题材的剧本《芳草天涯》。而《遥远的爱》则结合抗日战争的时代背景描写了一个小资产阶级的丈夫改造劳动阶级的妻子最后失败的故事，不仅是在《芳草天涯》所开始的描写恋爱婚姻的主题的继续，而且也写出了“人类是在进步，人与人的关系是会改变的”主题。

四、夏衍创作《遥远的爱》的时间。按《夏衍生平年表》记载，夏衍在1945年9月下旬奉周恩来同志之命返回上海重建《救亡日报》，1946年6月，离开上海南京梅园新村中共代表团工作。考虑到陈鲤庭等人是在1946年底回到上海的，而夏衍重建《救亡日报》的工作一定很忙无暇写作剧本，因此可以推测《遥远的爱》应当创作于1945年底到1946年6

月之间。

结论

综上所述，电影《遥远的爱》可以确认为是夏衍编剧的，但是因为种种原因，《遥远的爱》的电影剧本已经散佚，而鉴于《夏衍全集》收录了几部根据影片对白恢复的电影剧本，今后在增补《夏衍全集》时也可以把根据影片《遥远的爱》的对白恢复的电影剧本收入其中，这不仅是对历史的尊重，也是对夏衍最好的纪念。

(葛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