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龄未婚男性与农村社会稳定——出生性别比升高的社会后果预测性分析之一

第一篇：大龄未婚男性与农村社会稳定——出生性别比升高的社会后果预测性分析之一

大龄未婚男性与农村社会稳定

刘中一

我国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显示这一数值为119.92，即当时平均每出生100名女婴相对应地出生了近120名男婴，这大大偏离了正常出生性别比的范围。世界人口发展的历史表明，在不进行人为控制的情况下，出生婴儿的性别比一般都会维持在102-107之间。但是由于男婴和男性青少年的死亡率一般要大于女婴和女性青少年的死亡率，因此到了结婚年龄段之后，男女两性的人口数量基本上持平。但是如果出生婴儿性别比超过了107，男女两性婚龄年龄段人口之间的平衡就很难保证。尽管有人认为因为很多农村地区相当程度地存在着计划生育的漏报、虚报女婴的现象，恐怕很难有男女性别比统计的准确数字。不过，有媒体曾经以“出生性别比失调未来中国农村5千万男人打光棍”为标题做文章，我们认为，当不算空穴来风。如果这种情况不幸发生，大量的农村大龄男性找不到老婆，那么这个庞大的群体会不会如一些人预测地那样不可避免地成为我国农村社会稳定的隐患？如果他们当真会对农村社会稳定造成一定的影响，那么这种影响的范围有多大，程度又具体如何？为正确地回答这些问题，前一个时期，我们课题组深入到我国华北、东北、西北等部分省市的农村地区，利用半结构化的访谈调查了近80名大龄未婚男性及相关人群，收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并在此基础上对大龄未婚男性群体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农村社会稳定以及具体的影响机制进行了初步思考和分析。

一、大龄未婚男性一定是社会不稳定因素吗

根据近年来社会史专家的研究，大龄未婚男性一直是我国历史上的许多秘密帮会、土匪团伙、邪教组织等的主要社会基础。尽管我们知道其中的一部分帮会（如大名鼎鼎的天地会、白莲教、哥佬会、青帮、洪帮等）具有部分反抗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的性质，曾经单独或互相策应地举行过起义；但是从总体上来看，他们在日常活动中表现出来的更多是对公共利益、公共秩序、公共财富的破坏与掠夺，其主要生存方式为走私、赌博、绑票、贩卖鸦片及开设妓院、拐卖人口、强行乞讨、欺行霸市等„„由于秘密帮会、土匪团伙、邪教组织等多具有这些“反社会”的性质，作为其主要社会基础的大龄未婚男性群体也往往被认为是影响社会稳定的主要威胁之一。一般说来，大龄未婚男性大都没有什么坚定的人生目标和社会责任感，更谈不上什么明确的政治信念。因此，在为人处世方面，他们大都多考虑自己的眼前要求和现实利益能否得到满足，很少顾及别人的感受和对社会的长远影响。于是，怎样对自己有利就怎么做，谁给自己好处或谁给的好处多就替谁办事，成了很多的大龄未婚男性的为人处世的信条。一些时候，一些别有用心的组织或者人正是利用大龄未婚男性的这种特性，施以小恩小惠，拉拢引诱他们加入团伙，然后灌输反社会的意识，教唆他们从事违法犯罪活动。而一些大龄未婚男性也往往在狭隘的江湖义气观念支配下，认为自己无牵无挂，无后顾之忧，进而不顾是非曲直，不计社会后果。

不过，大龄未婚男性一定会成为社会稳定的隐患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巨大破坏性力量吗？我们认为要正确地回答这个问题，还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虽然日常社会生活中，大龄未婚男性经常与消极、背离、反常等字眼联系在一起。但是，那种动辄就草木皆兵，一股脑地把大龄未婚男性群体视为洪水猛兽的做法。我们认为还是不足取的，是有失偏颇的。在调查过程中，我们发现多数的大龄未婚男性都是社会生活中的弱势群体。婚配困难的现实已经对他们的生活方式、思维习惯等产生了日积月累的影响。一些大龄未婚男性常年都是在一种和普通人相比自惭形秽，甚至自我贬斥的心态下“痛苦而无奈地”生活着。在我们的调查中，也有很多不同身份背景的受访者都不约而同地表达过这样一个相同的观点：大龄未婚男性多是一些过于老实本分的人，他们多是即没本事出去闯荡挣钱，更没有本事花言巧语“骗”个媳妇的。

就是说单纯对于社会稳定来说，总体上，他们应该算是社会生活中的“良民”。因为平时他们即使有什么对社会的不满情绪，也只是靠喝酒、抽烟等逃避式的途径来寻求发泄。

在调查过程中，我们一直提醒着自己一定不要先入为主地把大龄未婚男性看作社会稳定的“炸药桶”。对待大龄未婚男性，我们认为正确的态度应该是一方面不回避大龄未婚男性容易被社会黑恶势力利用的事实，对于他们对正常社会秩序可能造成的威胁要有足够的清醒认识和足够的心理准备；同时，另一方面也不能过分地夸大和强调大龄未婚男性 “反秩序” 的社会特性，而故意忽视他们的弱势地位和悲惨命运，人为地在他们和正常社会群体之间制造紧张气氛和敌对情绪。

二、大龄未婚男性与社会风气

一般而言，婚龄女性的缺乏往往将会导致这样一种社会局面：拥有金钱、技能和受教育等优势的男子可以结婚；而没有这些优势的男子却结不了婚，他们在社会经济最底层形成了一个固定的“群体”。而这部分大龄未婚男性由于绝大多数身处社会底层或边缘，缺少文化，是被剥削、被压迫的对象，再加上连正常婚配的机会也被剥夺，极易产生一些不健康的社会心态和不良社会风气。

１．大龄未婚男性与角色认同的混乱

从过程的角度来看，任何一个身份群体的角色认同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间和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在这个过程中，作为身份群体的自身规模和数量起着关键性作用。在性别比正常的社会条件下，由于大龄未婚男性在社会人群中的数量很少，规模很小，因而他们很难自发地形成一个特定的社会群体。在性别比正常的社会条件下的这些大龄未婚男性的角色认同程度大都比较有限，即多数的大龄未婚男性坚持认为自己是没有媳妇只是临时性的，通过一定努力之后还可以娶妻生子。通常，这部分大龄未婚男性生活中不会轻易绝望，他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与普通的社会人群没有多大的分别。

如果性别比失调的现象长期得不到有效地控制，性别比持续地升高，那势必造成大龄未婚男性群体数量的不断扩大。当大龄未婚男性群体在一个地方达到一定的规模的时候，完全有可能加深或者强化这个群体中大多数人的角色认同，使很多的人认为自己已是无论如何也没有娶妻生子希望了，干脆自暴自弃。同时，由于性别比升高造成的大龄未婚男性群体的客观存在和不断扩大的事实，也不能不使人们逐步改变对他们的刻板印象，甚至一定意义上会对他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逐步地“接受”或容忍。通常，在大龄未婚男性的群体角色认同比较强烈的情况下，这部分人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更有别于正常的社会人群，而接近于纯粹意义上社会定义的地痞流氓群体。换句话说，随着性别比的不断升高造成的大龄未婚男性群体规模的不断扩大和社会对这个群体的“接受”程度的不断增加，这个群体在一定的条件下很可能形成自己独特的亚文化。

虽然，我们知道在大多数的情况下，亚文化并不与社会主流文化倡导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直接相抵触或对抗。但是，当一种亚文化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或者为了证明自身行为存在的合理性，而采取一些偏离主流文化所规定的行为规范的时候，就很可能成为一些社会越轨行为的思想基础。这一点在大龄未婚男性群体的亚文化和社会主流文化的分野和对抗中，体现得相当的突出和明显。比如：“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价值观念，向来不为主流社会文化所接受和推崇的。在主流的社会中，如果一个人坚持奉行“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价值观念，无异于表明这个人很没有责任感，甚至说智力很有些问题。但在大龄未婚男性当中，因为自身少有牵挂，“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价值观念倒往往被当作大龄未婚男性“看破红尘”的象征和标志，不仅不会得到大龄未婚男性和其他社会群体的指责和嘲讽，而且可能得到社会其他群体的容忍，甚至认可。

不过，我们认为，从社会稳定的角度说，更令人担心的不是大龄未婚男性亚文化和社会主流文化之间的差距有多么明显，而是在很多情况下，这种差距往往致使社会所倡导的主流价值

标准与大龄未婚男性所奉行的行为准则在许多方面相背离。由此，造成一些偏离社会主流价值标准的社会越轨行为的产生。

２．大龄未婚男性与群体不良情绪的滋生

众所周知，团体情绪往往具有很强的导向作用。良好的群体情绪往往能够一定程度上掩盖甚至化解社会矛盾，维持社会稳定。而不良的群体情绪则容易成为社会动荡的导火索和加速器。在日常社会生活当中，群体情绪的产生往往和这个群体的主观心理感受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如果某个社会群体时常感到社会对他们怎么样，这个群体往往就会产生怎样的社会情绪。由于娶妻的社会欲求不能得到满足，这样，娶妻困难的现实不仅打击了很多大龄未婚男性的自尊心，同时，还影响到别人对他的尊重和评价。当一个人自己不能正常婚配时，他就往往会失去别人对他的尊重；随着未婚时间的延长，他会逐渐产生无用感，他会觉得自己不被社会接纳和承认，从而难免在这个群体内部容易滋长一种失落感和无用感，于是容易产生怨天尤人、不思进取社会情绪。

随着性别比的升高，当很多的大龄未婚男性认识到自己婚配困难的原因已经不再是通常意义上他们自身的比较劣势（如残疾、家庭贫困等等），而是由于所在地区的两性比例严重失调等结构性因素造成的时候（整个地区就缺乏婚龄女性）。往往会感到强烈的社会不公，会对国家和当地政府产生埋怨心理和失望情绪。这个时候，如果他们的这种不健康的情绪得不到正确有效的排解和疏导，很容易把国家和当地政府当作自身婚配困难的“替罪羊”。在很多的中国普通老百姓眼里，国家和当地政府是社会权利机构、全社会的代表。在他们看来，只要生活有困难，他们就有权利找国家和当地政府，也只能找国家和当地政府，而且国家和当地政府也有义务来帮助他们解决。因此，在对国家和当地政府的态度上，他们希望国家和当地政府对他们婚配困难的事情负全责，进而“大包大揽”，让国家和当地政府为自己找媳妇。如果不能达到他们的愿望，他们就很可能对国家和当地政府的一些具体的政策方针和工作方法心生怨艾。下面这段话是节录于我们在吉林省某地区的访谈记录。这就是老百姓常说的“跑了媳妇埋怨邻居”的不健康心态和“怨天尤人”不良社会情绪的真实反应。

我们的调查发现：婚配困难的成年男性和相关亲属在对国家和当地政府的态度上，总体上可以说，绝大多数的还是一味地依赖国家和当地政府。如果不能达到他们的愿望，他们就会对国家和当地政府的形象产生负面的认知，以至于把心中的不良社会情绪无原则地指向国家和当地政府。

３．大龄未婚男性与封建迷信和非法宗教活动猖獗

我们在吉林、陕西和河北省的调查都发现：现实生活中，一些偏远贫困的农村地区的健康文化活动的相对匮乏和巫婆、神汉、算命先生等的大量存在使得这些地区的封建迷信活动十分猖獗。由于大龄未婚男性多整天地无所事事，这就很容易诱发他们参与和热衷于封建迷信活动。另外，由于大龄未婚男性的自身文化素质普遍较低，生活中常常遇到难以克服的苦难和怨愤，加之大龄未婚男性群体普遍缺乏和主流社会群体交流的机会和途径，因此很容易滋生孤独寂寞的情绪。在孤独和冷漠的心理感受之下，一部分大龄未婚男性很容易感到精神空虚，失去归属感和精神支柱。从而产生一种希望皈依一种教派或组织重新获得归属感的冲动和愿望。

我们认为，在一些大龄未婚男性比较聚集的地区，大龄未婚男性群体的存在将不仅会对封建迷信活动的猖獗和非法宗教组织的乘虚而入推波助澜，而且也会破坏这些地区的社会稳定。比如，一些地区的个别非法宗教组织以传教为借口对大龄未婚男性进行反动性的政治宣传和渗透，并大量吸纳大龄未婚男性扩大组织，这就不仅将间接地影响到大龄未婚男性对党和政府的认同度和党和政府在大龄未婚男性心中的威信，而且也将直接地影响着党和政府的政令、法令的贯彻执行，影响到基层政权组织的运转。

三、大龄未婚男性与社会治安

１９９７ 年，两位加拿大心理学家尼尔·威纳和克里斯迪恩·麦斯奎达发表了一份研究报告。这份研究报告认为男性比例高的社会更倾向于使用暴力，因而会对社会治安产生重大的负面影响。他们甚至认为１５到２９ 岁男性比例高的社会更有可能具有攻击性。２００４ 年早些时候美国的一项有关性别和暴力的研究与之乡呼应，进一步证实了两位加拿大心理学家的观点。虽然，我们不能盲目地轻信他们的研究结论，但是不难想见，由于性别比例失调造成的在性和心理方面处于压抑或扭曲状态的婚配困难成年男性群体，他们的大量存在肯定会对社会治安造成一定的麻烦。

１．大龄未婚男性与小偷小摸

在农业生产中，由于大龄未婚男性群体的本身的文化素质比较低，多是就业无门，致富无路，再加上自身的劳动积极性不足，一般来说他们的经济收入增长都相对缓慢。虽然大部分大龄未婚男性在日常生活中尚能维持温饱状态，但是一旦遇到灾祸，就很可能滑向贫困。俗话说，贫则生恶。由于贫穷，有时候即使是蝇头小利也会使一些人不择手段。很多时候，一些大龄未婚男性往往为了一小点东西、一点钱，就不顾自己的声誉和邻里关系，明拿暗取者有之，顺手牵羊者有之，有计划、有目的者也有之„„

２．大龄未婚男性与卖淫嫖娼

人们常说＂ 光棍梦妻，瘦狗梦肉＂。因为，无论人还是动物，除非一辈子奉行绝对的禁欲主义，否则，总要想法为自己的内在的“利比多”寻找一个发泄的出口。于是，在没有社会认可的合情合理的发泄渠道的情况下，嫖娼似乎就成了一些大龄未婚男性发泄性欲望，以求情感释放的唯一手段。虽然我国现行法律明文规定不允许娼妓行业的存在。同时，由于大龄未婚男性群体的自身经济条件决定的消费能力的限制，他们不太可能成为色情行业消费人群的主体。但是，当一个地区的性别比持续升高，大量的婚龄男性无妻可娶的时候，一个潜在的、巨大的需求群体就出现了。即使他们不是这些行业消费人群的主体，也很可能一定程度上成为这些不法行业“生存”和“壮大”的合理化的理由和借口。

根据有关社会史的史料记载，我国历朝历代均有发达的娼妓行业。传统的著述几乎异口同声地认为娼妓是为了满足统治阶级在性方面的贪欲和放纵而出现的，色情业仅仅是剥削阶级的玩物。如果结合历史史实和我们调查得到的实际情况，我们认为这种认识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是片面的：自古以来，我国的的妓院都是分档次、分等级的，娼妓也是各有“服务”对象的。比如，明代“下等阶级的狎游，则风气益下，仅在路旁设窑子，开几个壁洞，娼妓则裸处其中，使过路的人就洞窥之，合意则投几文钱，便可成交”。［１］

显而易见，这样的娼妓不可能是为达官贵人或者说统治阶级服务的，不能正常婚配的穷困潦倒的大龄未婚男性才可能是这类娼妓真正的顾主。

３．大龄未婚男性与刑事犯罪

在我们的调查当中，大龄未婚男性群体危害社会治安的行为当中，除了偷鸡摸狗等一般性的违法行为之外，严重伤害、杀人掠货等恶性刑事犯罪事件也时有耳闻。由于大龄未婚男性通常又表现出智力与体力的不健全。于是，当他们犯罪时，既缺少普通人群应有的理智和顾忌，又缺少普通人群犯罪时常感到的耻辱感和罪恶感，而是不顾一切，不计后果，不达目的决不罢休。有时候，甚至会为一些鸡毛蒜皮之类的小事拔刀相向，不惜严重伤害对方身体和性命。一般说来，在大龄未婚男性当中，尤其是一些年纪比较大的大龄未婚男性当中，随着年龄的增长，婚配的困难和病痛的袭击往往使这些无依无靠的人对将来的生活更加不报希望，甚至使许多大龄未婚男性感觉人生苦短、生死无常，沮丧、失望、甚至绝望情绪的不断累积。一旦有外界因素的激发，出现比较明显的不理智行为也就难以避免了。

４．大龄未婚男性与性犯罪

一般认为，性欲求得不到满足是驱使大龄未婚男性走向性犯罪的重要心理动因。在日常生活当中，生理发育正常的大龄未婚男性往往性欲求得不到满足，容易受到朦胧的性意识的驱使，一遇机会便会想尽各种办法，采取各种手段来满足自己的性欲求。另外，由于大龄未婚男性自身身份的特殊性，在他们的各类刑事犯罪行为当中，性犯罪往往会受到社会各界超乎寻常的“关注”。可以说，许多的案件把大龄未婚男性在性方面犯罪的不计后果性的特点暴露地淋漓尽致。比如，尽管我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颁布的《关于当前办理强奸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中明确指出：明知对方是未成年妇女，或者明知妇女是精神病或者痴呆者（程度严重的）而与其发生性行为的，不论犯罪分子采取什么手段，都应以强奸罪论处。但是，随着性别比的不断升高，也不排除一些大龄未婚男性对这部分妇女动心思的可能性。

５．大龄未婚男性与有组织犯罪

组织行为学研究证明，如果一个社会群体逐步形成了正规组织，那么它的影响将成几何基数递增。正因为如此，有组织性的犯罪历来都被看作危害社会稳定的最大毒瘤。

就我们调查的情况看，大龄未婚男性群体要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正规组织，还要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因为集中才是导致社会群体沟通网络的建立和随之而来的组织意识形成的先天社会物质条件，现在的大龄未婚男性群体并不具备这个社会物质条件。不过，我们同时认为如果是由于结构性的原因造成的一个特定区域内几乎所有地男性成员都婚配困难（这种现象由于婚姻的地区性挤压，并不是不可能出现），那么将很容易导致这个特定区域内的大龄未婚男性群体沟通网络的建立，从而为大龄未婚男性群体的正式组织的产生准备了土壤。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发现一些地区的大龄未婚男性群体已经开始从零散分布向集中聚集的状态转变。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能排除随着他们之间相互交流的不断增强和组织意识的不断明确，他们有初步形成正式组织的可能性。

四、大龄未婚男性与婚姻家庭

人们常说，婚姻家庭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最基本的单位。从这个意义上讲，婚姻家庭的稳定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婚姻家庭稳定了，社会就容易稳定；婚姻家庭不稳定，社会就不可能稳定。性别比升高可能对婚姻秩序造成一定的影响。

１．大龄未婚男性与婚外性关系

如果除去了具体意识形态上的考虑，传统的家庭婚姻观和婚配风俗习惯往往是一个社会婚姻家庭关系的最坚定维护者。如“第三者可耻”、“好马不配双鞍，好女不嫁二夫”、“宁拆十座庙，不毁一门婚”等等。这些世代相沿的传统婚配准则在调控婚外关系，保护婚姻方面所起到的作用和影响往往是单纯的《婚姻法》或者《家庭法》等法律条文无法比拟的。但是，我们不难想象随着大龄未婚男性群体的不断增大，这些传统婚姻家庭观念的影响势必不断减弱。大量的社会史研究证明：大龄未婚男性群体的存在往往是一个社会的婚外性关系频发和高发的罪魁祸首。通奸、养汉、私生子、绿帽子，直至夫妻反目，这些往往与大龄未婚男性的存在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对此，社会史专家王跃生先生在２００１ 年第二期《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十八世纪后期中国男性晚婚及不婚群体的考察”一文中根据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刑科题本婚姻家庭类档案中获取的个案，对十八世纪中国社会中的男性晚婚和不婚群体作了探讨。文中的结论和所援引的事实材料都说明大龄未婚男性的大量存在，往往意味着已婚妇女发生婚外性关系的几率加大。［２］

虽然我们知道十八世纪的大龄未婚男性与二十一世纪的大龄未婚男性心理特征和行为方式等方面肯定会有很大不同。不过，我们不难通过简单的逻辑推理，来自由地想象一下：在所谓男女大方严格的传统社会环境中，晚婚男性队伍的存在都让婚姻秩序遭受到了如此之大的冲击。那么在性观念越来越开放，男女交往越来越频繁的现代社会，情况又可能会是怎么样的呢？

２．大龄未婚男性与家庭稳定

性别比持续升高不可避免地会造成的一部分未婚男性的婚配困难。这样，这些大龄未婚男

性的存在一方面会对已婚男性人口可以产生竞争压力，迫使他们不断提高自身素质，以免遭“被淘汰”的厄运，这显然有利于婚姻质量的整体的提高。但是，另一方面，大龄未婚男性的上述积极作用并不能掩盖或抵消其所带来的十分严重的消极作用。并且，相比较而言，这种消极作用对于家庭和个人的影响更为深远，那就是大龄未婚男性作为婚姻替补队员单方面的大量存在，容易打破原有两性之间对婚姻心理预期上的平衡。不仅大量大龄未婚男性可以直接对婚姻内的女性“虎视眈眈”，而且婚姻内的婚龄女性往往也会禁不住这种附加的额外诱惑主动地“跃跃欲试”。这样，家庭解体的风险性加大。

关于性别比失调是否导致离婚率的上升，很遗憾的是我们目前尚无统计数据证实。但性别比失调对男女不同性别的人口离婚比例将肯定会产生一定的影响的推论却得到了事实印证。就是说，一般而言，随着性别比的升高，男性更容易成为“受害者”——男性离婚的绝对人数更多，男性离婚者比女性离婚者更不容易找到再婚的配偶。［３］

人们常说，婚姻家庭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最基本的单位。从这个意义上讲，婚姻家庭的稳定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婚姻家庭稳定了，社会就容易稳定；婚姻家庭不稳定，社会就不可能稳定。

３．大龄未婚男性与其他婚姻家庭现象

我们认为，如果出生性别比升高得不到纠正，还会助长滋生更多的不道德和丑恶婚姻现象。比如，拐卖妇女等严重的社会问题会重新抬头。随着性别比的升高和地区发展的不均衡，一些犯罪分子会以跨区团伙作案方式，从贫困地区拐来妇女卖到相对富裕的地区，以谋取暴利。由此，将会酿成许多的人间悲剧。这个问题我们在前面章节当中已经做过比较详细地探讨，此处不再赘述。

另外，性别比的持续升高也有害于我国的低生育水平的巩固。比如，性别比失调必然导致非婚生育、婚外生育和重新组合家庭中的超孕超生，引起生育的无计划性；同时，婚龄女性资源的短缺和紧俏也容易促使人们早婚早育，加快人口增长，使来之不易的低生育水平受到威胁。

五、初步的结论

总起来说，从我们的调查结果和纯粹的客观可能性来说，性别比失常确实给社会稳定带来了许多的不确定因素，给社会控制增加了不少难题。比如，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各种性犯罪、偷盗、抢劫、以及其他打架斗殴等恶性事件的增多；婚姻家庭内的不稳定因素也在增加；另外，更另人担心的是，大龄未婚男性群体中出现有组织的犯罪团伙可能性正在逐步增大。虽然有以上种种不确定因素，但是从我们目前的研究结果来看，尚没有发现其中任何一种危害社会稳定的行为有在大龄未婚男性群体之间扩散的迹象。我们知道任何事情没有横向联盟，就形不成规模，没有规模的活动的影响总是非常有限的。另外，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很大，大龄未婚男性只占所有婚龄成年男性中的很小的比例。所以，尽管在一定的情形下，大龄未婚男性群体的行为会有比较严重的社会危害，甚至会成为一个时段内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但总体上我们认为在短时期内，他们对我国社会稳定并不能构成实质性的影响。

［参考文献］

［１］谭平．性比例失调与国家的治乱兴衰［Ｊ］．成都大学学报，２００２（３）．

［２］王跃生．十八世纪后期中国男性晚婚及不婚群体的考察［Ｊ］．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２００１（２）．

［３］石人炳．性别比失调的社会后果及其特点——来自对台湾人口的观察［Ｊ］． 人口研究，２００２（３）．

（原文载于《青少年犯罪问题》200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