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20120516青海省天峻县远东纺织品有限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成功告破
青海省天峻县远东纺织品有限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
成功告破
发表日期：2012年05月16日来源：青海省国家税务局
近日，天峻县远东纺织品有限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成功告破，首犯王学军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抵扣发票罪，经天峻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5万元。
经查，犯罪嫌疑人王学军自2010年7月至2011年1月期间，骗取天峻县部分村民委员会证明和农牧民身份证复印件，伪造皮毛收购证明，在无真实货物交易的情况下，虚开《青海省农林牧收购发票》共计439份，金额1820万元；向天津、河北等13家企业虚开《青海省增值税专用发票》共计136份，涉及金额1321万元，税额225万元，造成对方受票企业已抵扣税款225万元，以收取返点费等形式非法获益40余万元。该案在犯罪嫌疑人已走逃和部分账簿资料灭失等不利因素下，办案单位创新侦查手段和办案思路，历时半年，转战数省，最终侦破全案，使犯罪分子受到法律应有的惩处。本案的侦破，有力地打击了我省发票违法犯罪活动的嚣张气焰，净化了农产品收购、加工和生产行业的税收和市场环境。2011年6月15日，天峻县国家税务局在日常检查期间发现天峻县远东纺织品有限公司发票使用情况异常，且发现该企业有走逃迹象，遂向海西州国家税务局稽查局报告情况，并向天峻县公安局报案。海西州国家税务局稽查局接到情况反映后，分析认定案情重大，随即协调公安部门成立专案组立案侦查。专案组于案发后3小时内赶往企业驻地，开展突击检查和走访调查，发现该企业法定代表人王学军已走逃，部分账簿资料已灭失。由此专案组立即调整办案思路，决定从查证涉案企业农产品收购源头业务真实性、抓捕犯罪嫌疑人以及核实企业生产、销售情况等三方面全力侦破此案。经海西州国家税务局稽查局通过对涉案企业农产品收购、加工生产情况的调查以及对
账务资料及账外资料的查证分析，发现其皮毛购进、运输、加工和货款支付等业务均属虚假的重要证据资料。于此同时，公安部门3次远赴河北等省，并于2011年7月6日将该案主要犯罪嫌疑人王学军抓获归案。经突击审讯，犯罪嫌疑人在大量事实证据前对其犯罪行为供认不讳，交代了其以欺骗手段取得村委会证明和农牧民身份证复印件，利用虚开农产品收购发票等手段，制造支付收购资金的假象，在无真实货物交易的情况下，对外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犯罪事实。同时专案组抓紧办案进度，创新办案方法，引入检察部门提前介入，行政、司法证据同步提取等机制，有效提高了案件侦查、提请公诉和宣判的质量与效率。现该案经天峻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决，首犯王学军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抵扣发票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5万元
第二篇：某科技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分析
某科技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分析
【摘要】处理虚开发票案件是税务律师的一项常规业务，但又是一项复杂的业务。由于关于虚开发票立法存在不足以及司法实践以及税收执法实践对虚开发票行为存在理解上的分歧，导致处理案件的处理存在许多的争议。尤其对于存在货物购销的情形，是否认定为虚开行为，争议尤为激烈。税务机关在本案例中对虚开行为的认定和处理，也值得我们分析和研究。
【关键词】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案例分析
一、基本案情
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称T公司)2003年12月17日取得营业执照，并于2003年12月23日办理税务登记，2004年2月被认定为一般纳税人，私营企业，法定代表人金某，注册资金150万元。经营科技信息咨询；模具设计加工；机械产品加工；矿产品、有色金属制品、化工产品(除危险品和毒品)、建材销售。2004应税收入609万元，销项税额104万元，进项税额99万元，应纳税额5万元，税负率为0.82％；2005应税收入276万元，销项税额47万元，进项税额52万元，进项税额转出3万元，留抵税款2万元。2006年起无销售收入。2006年10月，公安部门发现T公司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请求市国税局稽查局派人协助调查。市稽查局派出检查人员参与调查，在初步认定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后，市稽查局进行了立案检查。
通过检查发现，T公司账面反映其主要供应商为济南市某电子精密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称S公司），2004年至2005年间T公司购进货物77％来自S公司，其销售对象分布在江苏、上海、浙江等地。其购销账务处理中的收付货款均为现金。于是检查组将S公司及账面反映的销售企业列为外调协查的对象，目的是掌握T公司购销货物与账面反映是否一致。2006年5月至2006年12月间某市国税局稽查局检查组在公安部门的配合下，到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等地调查取证，对T公司购进货物和销售货物的情况进行了核查，并对有关当事人进行了询问调查，初步掌握了T公司涉嫌取得票货款不一致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税款和为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违法事实。
通过调查取证，市稽查局检查环节认定T公司具有以下违法事实：
1．T公司具有取得票货款不一致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进项税款的违法行为。市稽查局检查环节认定:2004年11月25日甲方（S公司）与乙方（T公司、江阴市某铜材厂〔以下称J公司〕）签订了购销合同，合同约定乙方长期购买甲方的铜废料，乙方预付货款100万元人民币，S公司将根据T公司要求发货，货物价值不超过预付款。2004年11月26日T公司与J公司单独签订了一份合作协议，约定预付款100万元由J公司垫付、经营利润双方五五分成等。其后2004年11月至2005年8月间三方实际业务操作流程是：J公司法定代表人俞某向S公司预付货款91万元，T公司向S公司预付货款2万元。由T公司金某分批提货并发往J公司，S公司向T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货款由J公司法定代表人俞某个人汇到S公司财务部负责人孙某银行卡上，再由孙某提现转存到S公司账户。如此操作共17批次，S公司向T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17份，价税合计158.50万元，税款为23.03万元。俞某向孙某共汇款272.5万元(含预付货款91万元)。由于T公司既未支付货款也不对购进货物拥有控制权，T公司只是起到中间介绍人的作用，T公司取得S公司开具的17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属于T公司让他人为自己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但由于当地税务机关未能提供虚开证明，检查组认为应按照取得取得票货款不一致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进项税金，依据国税发［1995］192号文第一条第三款之规定补征税款。对不符合抵扣条件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列支进项税金，属于“在账簿上多列支出”应依据《税收征管法》第六十三条处罚。
2.T公司具有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违法行为。2004年10月至2005年6月间J公司向江阴市、常熟市、宁波市、上海市等地九家企业销售从S公司购买的铜废料和自产电子元件，J公司收取货款，提供开票资料给T公司，由T公司向这九家企业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同时由T公司与这九家企业补签销售合同。T公司共向这九家企业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34份，金额255.82万元，税额43.49万元，价税合计299.31万元。其中，在T公司与J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前，T公司从S公司购进货物通过J公司销售而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13份，金额101.15万元，税额17.20万元，价税合计118.35万元；在T公司与J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后，T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17份，金额137万元，税额23.29万元，价税合计160.29万元；J公司将自产电子元件销售后，由T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4份，金额17.67万元，税额3万元，价税合计20.67万元。检查组认为T公司开具的34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属于“无货物销售，替他人代开发票”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应依据《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九十三条之规定进行处罚。由于T公司上述行为涉嫌犯罪，应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二、案件审理过程
市国税局稽查局于2007年3月7日提请市国税局重大案件审理委员会审理该案，市国税局重大案件审理委员会办公室首先进行了初审，初审意见认为：该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但对违法事实一的定性和适用法律有不同意见，从询问笔录和合同协议判断，违法事实一属于委托第三方付款的购货行为，尽管T公司账务处理没有反映委托付款的情况，但从实质重于形式的角度考虑，没有违反票货款一致规定。同意检查组对违法事实二的定性处理意见。
市国税局重大案件审理委员会于2007年3月16日召开审理委员会审理了此案，尽管在审议过程中有少数委员有不同意见，但绝大多数委员同意检查组的意见。于是作出如下审理决定：
1.T公司取得的17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已申报抵扣进项税23.03万元，属于取得不符合抵扣条件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税款行为，应依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增值税征收管理若干问题的通知》〔国税发〔1995〕192号文〕第一条第三款规定，补征增值税23.03万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对T公司应补税款从滞纳税款之日起至缴纳税款之日止按日加收万分之五的滞纳金；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三条规定，拟对T公司处以税款一倍的罚款。
2.T公司九家企业开具的34份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255.82万元，税额43.49万元，价税合计299.31万元，属于“无货物销售，替他人代开发票”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应依据《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九十三条之规定处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税额一倍罚款。由于T公司上述行为涉嫌犯罪，应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根据市国税局重大案件审理委员审理决定，重审委办公室制作了《税务处理决定书》（X国税处字〔2007〕4号）、《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X国税罚告字〔2007〕2号），市国税局稽查局于2007年3月28日送达T公司代理人，2007年3月29日T公司法定代表人通过其代理人向市国税局递交了《听证申请书》。经审查，市国税局认为符合听证条件，受理了其听证申请。2007年4月12日市国税局召开了税务行政处罚听证会。听证会上，案件调查人员陈述了当事人的违法事实、证据、依据和拟处罚意见，当事人的代理人对调查人员指控的违法事实、证据材料和法律依据进行了申辩和质证。
1.当事人方主要观点。当事人委托代理人的质证内容和陈述意见主要有以下几点：
（1）承认存在违法事实一认定“票货款不一致”的事实，但并不违法，原因是S公司、T公司与俞某(J公司)三方之间存在合作关系，俞某个人出资作为预付款支付给S公司，以后以合作销售收回的货款不断滚动支付从S公司提货产生的应付货款。此种操作形式，是基于T公司与俞某之间合作关系，虽然账务处理存在不规范，但主观上没有故意，客观上没有造成国家税款损失，不能以偷税认定。
（2）认为违法事实二指控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除其中4份(价税合计20.67万元)外证据不足、不能成立。理由是：根据T公司与俞某之间合作分工，T公司负责从S公司提货，俞某负责对外销售并收回的货款，收回的货款用于支付从S公司提货产生的应付货款。此项合作是符合《民法通则》和《合同法》的规定，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合作关系上，是T公司与俞某个人之间的合作，而不是两个企业之间的合作，俞某对外销售从S公司购进的货物时也宣称是替T公司销售货物，销售行为也在开具发票后得到T公司以与购货方补签买卖合同的方式授权认可。在整个业务中，俞某应视为T公司的业务员销售T公司的货物，不存在“无货物销售，替他人代开发票”的问题，不能界定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3)违法事实一与违法事实二之间存在关联关系，因为是一个整体合作业务。货物所有权只发生了二次转移，即从S公司到T公司再到俞某联系的购货方。
2.税务机关检查人员的观点。针对当事人的陈述意见，调查人员在听证会上进行答辩和举证，主要观点如下：
（1）针对违法事实一，检查人员认为，尽管T公司和J公司与S公司共同签订购销合同。从货款的实际支付情况看，S公司是从J公司俞某取得的货款，因此，货物所有权的转移应是从S公司转移到J公司，J公司对购进货物拥有控制权，所购进货物也是由J公司对外销售的。由于T公司公司既未支付货款也不对购进货物拥有控制权，T公司只是起到中间介绍人的作用，T公司从S公司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属于T公司让他人为自己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但由于开票方税务机关未能提供虚开证明，因此根据国税发［1995］192号文第一条第三款规定，上述取得的发票也不得抵扣进项税款。对用不符合抵扣条件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列支进项税金，属于“在账簿上多列支出”应依据《税收征管法》第六十三条处罚。
（2）针对违法事实二，检查人员认为J公司法定代表人俞某联系销售业务，负责收款，而由T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T公司行为属于“无货物销售，替他人代开发票”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当事人方陈述的J公司俞某与T公司合作纯属个人行为，不代表J公司，俞某作为T公司业务员或者销售员，其行为是代表T公司，检查人员认为理由不成立。理由是：首先，T公司和J公司与S公司签订的三方购销合同使用的都是企业名称，T公司和J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双方法定代表人均签字并加盖本企业的公章，可以认定俞某代表J公司，不能认定为T公司的业务员。其次，从J公司和S公司往来商务信函反映，对账单、申明函均以J公司名义出具，证明合作双方是两个法人企业之间合作。
听证会结束后，市局政策法规科、市局稽查局和市局法律顾问又共同分析了案情，认真研究了听证会上当事人的亲属和委托代理人的陈述意见，在此基础上，市局分别与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某区法院行政庭的领导进行了座谈和咨询，综合各方面意见，得出以下认识。
虽然拟进行税务行政处罚的违法行为认定上，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依据合法。但若作出行政处罚，存在一定的风险。
（1）对当事人违法事实一认定为“票货款不一致”是成立的，但由于总局国税发［1995］192号文第一条第三款只规定“纳税人购进货物或应税劳务，支付运输费用，所支付款项的单位，必须与开具抵扣凭证的销货单位，提供劳务的单位一致，才能够申报抵扣进项税额，否则不予抵扣。”并未对“票货款不一致”作出明确解释，此情形是否属于《税收征管法》第六十三条“纳税人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账簿、记账凭证，或者在账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也没有明确规定，若认定为偷税，据此进行行政处罚，若进入行政诉讼环节，会带来较大的败诉风险，应借鉴外地国税机关的做法，只补税不罚款。
（2）从本案的案件来源看，作出行政处罚存在一定瑕疵。本案是公安部门在刑事案件调查过程中发现当事人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于2006年10月请求稽查局派人协助调查的，调查结束后，公安经侦部门于2007年1月22日发函要求税务部门进行税务鉴定。如果作出税务行政处罚，若进入行政诉讼环节，案由是必须要陈述的，对已经进入刑事侦查的案件通常不同时进行行政调查，即对同一个违法事实，不宜同时进行行政和刑事处罚。
（3）税务机关掌握的证据中有相当多的是公安局经侦部门收集的证据，此类证据并不能直接作为税务行政处罚的证据使用，从而可能导致处罚证据不足。
（4）在事实认定上，税务机关不否认T公司与俞某合作事实的存在，但其合作涉及增值税的业务应当符合增值税原理，保证票货款的一致，但这种理解没有明确对应的法律法规或规范性文件支持，很难从正面回答当事人行为的违法。外界对税法的理解往往难以接受税务人员的理解方式，比如，公安经侦支队人员对上述事实的理解上就与税务人员不一致，他们对整个案情非常清楚，也旁听了听证会，通过与他们交换的意见，他们认为除其中属于J公司生产货物对外销售由T公司开具发票属于虚开外，其余部分不构成虚开。
基于上述分析，经征询区法院行政庭的领导和法律顾问，因公安部门已就T公司相关税务违法行为正在进行刑事调查，建议中止税务行政处罚并通知当事人，密切关注此案件的刑事处理结果，保留下一步行使行政处罚权，待最终刑事处理结果出来后再依法进行处理。
三、案件处理结果
1.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增值税征收管理若干问题的通知》〔国税发［1995］192号文〕第一条第三款规定，对T公司2004年12月至2005年5月期间，从S公司购进货物，由J公司付款，取得17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已申报抵扣进项税额23.03万元的行为，决定补征增值税23.03万元。
2.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对T公司应补税款从滞纳税款之日起至缴纳税款之日止按日加收万分之五的滞纳金。
3.对T公司涉嫌违法行为暂不作出税务行政处处罚。因公安部门已就T公司同一违法行为正在进行刑事侦查，决定对T公司涉嫌取得票货款不一致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税款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违法行为中止税务行政处罚，待最终刑事处理结果出来后再依法进行处理。
四、案件分析
1.本案争议焦点分析
（1）关于违法事实一：T公司具有取得票货款不一致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进项税款的违法行为。对于该违法行为是否成立，争议焦点集中在T公司与J公司之间实质的法律关系是什么，以及税务机关认定的证据是否是否充分，这决定案件的法律适用以及对本案如何处理。虽然在案件审理过程中，税务机关认为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但我们认为，从上述资料来看，税务机关对本案事实的认定并不清楚。主要原因是T公司与J公司在与S公司签订购销合同以及T公司与J公司签订的合作合同时，对T公司与J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没有约定清楚。而税务机关在检查过程也没有进一步认定清楚。虽然从当事人之间签订的合同中无法判定T公司与J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但是税务机关应当依据以下事实进一步作出认定：T公司与J公司购买S公司的铜废料之后是如何销售的，以谁的名义销售，发票由谁开具，货款由谁收取。从增值税发票管理的角度，即从发票链以及货物流的角度，对本案而言，税务机关只能从再次销售的环节来判定是T公司还是J公司从S公司购买了货物，从而确定T公司与J公司之间实质的法律关系，以及判定T公司从S公司取得增值税发票的行为是否合法。
根据上述案情，T公司与J公司购买S公司的铜废料之后，由T公司法定代表人金某分批提货并发往J公司，再以J公司（或者J公司法定代表人俞某）的名义销售给江阴市、常熟市、宁波市、上海市等地九家企业，J公司收取货款。但同时T公司与这九家企业补签销售合同，T公司向这九家企业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但T公司的代理人在听证过程中提出，在合作关系上，实质是T公司与俞某个人之间的合作，而不是两个企业之间的合作，T公司负责从S公司提货，俞某负责对外销售并收回的货款，收回的货款用于支付从S公司提货产生的应付货款。俞某对外销售从S公司购进的货物时也宣称是替T公司销售货物，销售行为也在开具发票后得到T公司以与购货方补签买卖合同的方式授权认可。在整个业务中，俞某应视为T公司的业务员销售T公司的货物。
我们认为，在合作关系上，不论是T公司与J合作，还是T公司与俞某个人合作，都不是本案的关键。关键是J公司（或者俞某）在销售从S公司购买的铜废料给江阴市、常熟市、宁波市、上海市等地九家企业时，是以谁的名义销售，合同由谁签订，发票由谁开具。T公司的代理人在听证过程中提出的意见，税务机关并没有足够的证据予以否认，或者说税务机关并没有足够证明就是以J公司的名义销售从S公司购买的铜废料。因此，依据现有的证据我们只能认定，T公司与J公司（或者俞某）合作购买S公司的铜废料后，由T公司法定代表金某分批提货并发往J公司，以T公司的名义销售并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以合作销售收回的货款不断滚动支付从S公司提货产生的应付货款。那么，T公司与J公司（或者俞某）的合作关系就应当认定为J公司（或者俞某）为T公司提供代理服务，其报酬就是T公司经营此项业务利润的50%。从流转税的角度分析，T公司缴纳增值税，J公司（或者俞某）缴纳营业税。此时，S公司就其货物的销售开具增值税发票给T公司。从税收和发票管理的角度，T公司与J公司（或者俞某）的操作就是合法的。税务机关就不能认定T公司具有取得票货款不一致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进项税金这一事实，不能依据国税发［1995］192号文第一条第三款之规定，责令当事人补缴税款，更不能对当事人进行行政处罚。否则，这样处理案件就属于适用法律错误。
假设反之，如果税务机关有足够的证据证明，T公司与J公司购买S公司的货物后，由T公司法定代表金某分批提货并发往J公司，再以J公司（或者J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名义销售，并由J公司开票和收取货款，则可以认定为：J公司向S公司购买了货物，并由J公司再销售，那么，T公司与J公司的合作关系就应当认定为T公司为J公司提供代理服务，其报酬就是J公司经营此项业务利润的50%。从流转税的角度分析，J公司缴纳增值税，T公司缴纳营业税。此时，S公司就其货物的销售开具增值税发票给J公司。由于T公司既未支付货款也不对购进货物拥有控制权，T公司只是起到中间介绍人的作用，而如果T公司要求S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给T公司，T公司接受了由S公司开具的17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对于T公司而言就属于虚开增值税发票的行为，即让属于他人为自己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如果上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即使开票方（S公司）所在地税务机关未能提供虚开证明，T公司所在地税务机关也可以独自认定T公司具有虚开发票行为，从而适用相关法律规范予以处理。不能仅仅认定T公司具有取得票货款不一致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进项税金这一事实而依据国税发［1995］192号文第一条第三款之规定，只是责令当事人补缴税款。否则，这样处理案件也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如果T公司具有虚开增值税发票的行为，对国家税收造成的危险主要表现为，T公司接受了由S公司虚开的17份增值税专用发票之后，T公司就有虚假抵扣进项税的条件。而如果有证据证明，T公司也利用了上述发票抵扣了进项税，T公司就达到了其虚开发票的目的。当然，此时T公司同时又具有偷税行为，即利用虚假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进项税而导致少缴税款，同时实现了偷税的目的。
但是，根据上述案情以及现有的证据，我们只能认为，T公司与J公司的合作关系是J公司为T公司提供代理服务的法律关系。T公司与J公司的上述操作形式，虽然账务处理存在不规范，但不能简单地套用国税发［1995］192号文第一条第三款的规定，认定为T公司购进货物所支付款项的对象，与开具抵扣凭证的销货单位不一致，不允许T公司抵扣其增值税，从而决定对T公司补征增值税。国税发［1995］192号文第一条第三款表述为：“购进货物或应税劳务支付货款、劳务费用的对象。纳税人购进货物或应税劳务，支付运输费用，所支付款项的单位，必须与开具抵扣凭证的销货单位、提供劳务的单位一致，才能够申报抵扣进项税额，否则不予抵扣。”这一款只是规定，纳税人取得抵扣凭证，支付的对象与开票单位必须是一致的，才能够申报抵扣进项税额，否则不予抵扣。而T公司取得的由S公司开具的抵扣凭证，支付的对象与开票单位都是S公司，即所支付款项的单位，与开具抵扣凭证的销货单位是一致的，并不违反上述总局文件的规定。只是基于T公司与S公司的合作关系，在形式上付款人为J公司（或者俞某）。但国税发［1995］192号文第一条第三款只是规定支付的对象与开票单位必须是一致的，而并没有对付款方予以规定，上述案件并不能适用这一规定。因此，我们认为，税务机关对上述案件的处理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也基于上述理由，税务机关更不能认定T公司具有偷税行为而对其进行行政处罚。
（2）对违法事实二：T公司具有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违法行为。对于该违法行为是否成立，争议焦点还是集中在T公司与J公司（或者俞某）之间法律关系的确定。因为税务机关认定的违法事实一与违法事实二是同一合作业务的两个阶段。如上所述，T公司与J公司（或者俞某）的合作关系应当认定为J公司（或者俞某）为T公司提供代理服务，以T公司的名义销售从S公司购买的废铜料，那么就是T公司在销售货物，T公司就应当开具销售发票（增值税专用发票），即T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就是合法的，不属于虚开发票行为。所以，2004年10月至2005年6月间，在T公司与J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前，T公司从S公司购进铜废料通过J公司（或者俞某）销售而开具的13份增值税专用发票，以及在T公司与J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后，T公司从S公司购进铜废料通过J公司（或者俞某）销售而开具的17份增值税专用发票，T公司这样的开票行为就不应当认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违法行为。
当然，J公司将自产电子元件销售后，由T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4份这一行为，税务机关应当认定T公司具有为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T公司的代理人也认可T公司开具的4份增值税专用发票为虚开行为。
所以，税务机关认定T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34份，属于认定事实不清。只能认定T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4份。公安经侦支队的办案人员对上述事实的理解与税务机关的认定也不一致，他们也认为，除其中属于J公司生产货物对外销售由T公司开具发票属于虚开外，其余部分都不构成虚开。
另外，对于T公司与J公司之间的合作经营而言，为了避免税收风险，在操作上可以设计得更加完善。一种操作方式是将从S公司购进货物由二次销售变为三次销售，即T公司从S公司购进货物开票销售给J公司，J公司从T公司购进货物开票销售给另外九家公司，J公司收取货款后支付给T公司，再由T公司支付给S公司。另一种操作方式是在账务处理上更加规范。T公司从S公司购进货物在账务作购进货物处理，开票销售给另外九家公司作销售货物处理。同时，按照合同的约定，支付给J公司（或者俞某）的代理费，由J公司（或者俞某）开票给T公司，T公司在账务上作销售费用处理。这两种处理方式都不会让人引起误解，从而避免税收风险。
五、本案要点
对于如何认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我们认为，主要是依据《发票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以及总局相关文件的规定，同时可以参照我国《刑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以“票货款”是否一致为基本标杆。但同时，我们还应注意经济活动或者经济交易的复杂性。尤其有第三方（如本案的J公司）参与其中之后，而且当事人之间的合同又没有约定清楚，或者故意不约定清楚时，对“票货款”是否一致的判定就较为复杂。此时就需要查清三者之间的法律关系。在本案中，S公司、T公司、J公司之间，三者都是买卖合同关系（S公司销售货物给T公司，T公司再销售货物给J公司，J公司再销售给另外九家企业），还是仅仅S公司与T公司是买卖合同关系，J公司是T公司的代理人，还是仅仅S公司与J公司是买卖合同关系，T公司是J公司的代理人，还是仅仅S公司与J公司是买卖合同关系，T公司仅仅就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税务机关必须对此查实清楚，否则无法确定案件的法律适用以及对案件进行处理。而从增值税发票管理的角度，即从发票链以及货物流的角度而言，税务机关只能从再次销售的环节来判定上述三者之间的关系。就本案而言，根据现有证据，我们只能认定，T公司从S公司购买了货物，J公司（或者俞某）作为T公司的代理人销售从S公司购买的货物给另外九家企业，T公司再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给另外九家企业。因此，T公司从S公司取得增值税发票的行为以及T公司再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给另外九家企业的行为都是合法的。因此，我们认为，从再次销售的环节来判定上述三者之间的关系是本案的关键，也是我们破解复杂经济交易关系这一谜团的有效方法之一。
第三篇：王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数额达6万,律师成功辩护获缓刑!
王某虚开增值税发票案值6万获缓刑！
王某1994年生，2010年年初从老家来深圳打工，因为年纪不大，学历不高，来深数月之后依然不能找到工作。在找工作过程中，王某经常与自己的老乡张某联系，得知张某也没有正常工作，但是张某却依然有经济来源。原来张某私下底贩卖增值税发票以获得经济来源。见老乡张某混的风生水起，也没有被公安机关发现，王某遂铤而走险。发票，深圳大街上贩卖分子一大把。王某前往深圳人流量非常密集的地区——华强北，开始找寻猎物。王某找到林某后购得四份增值税专用发票，转手卖给某公司，使得某公司在没有发生真实业务的情况下，抵扣税款67343.8元。在发展自身业务时，王某可谓是花尽心思。王某通过群发器对外发送各类假发票等销售信息。王某的行为已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被公诉机关依法提起公诉。
控方意见：
原公诉机关认为王某通过群发信息方式发送出售各类假发票的信息，当联系到某公司之后卖给某公司增值税专用发票4张，使得某公司在没有发生该笔业务时抵扣增值税税款合计67343.8元，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零五条之规定，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
辩方意见：
对于王某的行为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书，辩护人不存在异议。但是有以下几点需要提请法庭注意：
一、王某系未成年，具有法定从轻或减轻的情节；
二、王某的年纪小，不能清楚地认识到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归案后，认罪态度诚恳，且某公司偷逃税款的损失已追回。鉴于王某具有以上几点，辩护人建议法庭对王某宣告适用缓刑，以体现刑罚对未成年教育挽救的立法初衷。
争议焦点：
对案件定性，控辩双方都没有异议。可是，对于被告人王某适用实刑还是缓刑，控辩双方存在异议。公诉机关认为为更有利于打击罪犯，更有利于维护我国市场经济秩序，对被告人王某不适应缓刑；辩方认为被告人王某的情形完全符合刑法关于缓刑的适用情况。
庭审辩护词：
一、被告人王某所具有的“情节严重”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虚开、伪造和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被告人王某的情形属于“其他严重情节”的情形。
但是其一，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被抵扣，虽然与被告人王某的开票行为有一定的关联，被告人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但抵扣与否、是否造成国家的税款流失却主要是由受票人某公司决定。一方面，被告人对于受票人的经营状况并不了解，事先无法知晓受票人会将此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用来抵扣税款还是仅仅用来做账；另一方面，被告人亦无法控制、支配虚开以后的用途。
其二，即便该情节认定为被告人具有严重情节，应注意有关司法解释发布于1996年，而当
今物价、税收水平与十多年前不可同日而语，同如今动则上百万的发票犯罪相比，被告人王
某的犯罪行为仅导致被骗六万多元税款，刚刚超过“具有严重情节”的数额线；况且，根据本
辩护人的调查结果，被抵扣的税款已被税务机关实际追回并处以了一倍的罚款，被告人的行
为给国家的损失已全部挽回。因此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所体现出的社会危害还恳请法院仔细衡
量，综合认定。
二、本案被告人王某系未成年犯罪。
本案被告人王某犯罪时未满十八周岁，不仅在生理上和心理上都未成熟，对于发票、税收有
关的经济类犯罪更难以认识其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我国《刑法》第十七条第三款规定，已十
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宽
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第七条也明确指出“审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应认真执行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6]1号)坚决
贯彻“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切实做好对未成年犯罪人的教育、感化和挽救工作，能
不判处刑罚的，一般不判处刑罚；能判处较轻刑罚的，一般应判处较轻刑罚；能不适用监禁
刑的，一般适用非监禁刑”。
三、被告人王某系初犯，且认罪悔改表现良好。
本案被告人王某自小是孝顺、老实、肯干的孩子，本次为减轻家庭的负担，远赴深圳打工，由于一时失足实施了犯罪，归案后经过教育，已经认识到了行为的危害性，因此不仅一直对
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并且深感悔恨。何况，其家人在得知本案后深感震惊与难过，表示将
加强对王某的引导、教育，被告人户籍所在地的相关部门也表示对其进行帮教，再犯可能性
极小。
综上，被告人王某虽然实施了虚开增值税发票的行为，但是被告人王某在犯罪时未满十八周岁，主观恶性不深，客观造成的危害不严重，在具备帮教条件的情形下，恳请法庭落实我国
处理未成年犯罪所采取的一贯方针，考虑到一个青少年宝贵的青春和一生的前途，对被告人
王某尽量从轻处罚，并且适用缓刑。
辩护人：刘平凡律
师
程先华律师
2010年9月20日
【办案总结】
缓刑，是本网两位律师在代理本案时的终极目标，也是两位律师为挽救被告人王某所能做的最大的努力。当经法院判决宣告被告人王某缓刑时，王某哭了，王某的家人哭了，这是感动的泪水，这是重获自由的泪水。两位律师笑了，当代理的终极目标得以达成，当案件的辩护
效果如此之好，两位律师在结案后，认真教育了王某，告知其要感谢社会，报有一颗感恩的心面对生活。
法律规定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量刑标准与司法解释
[释义]
构成本罪，必须具有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或非增值税发票的专用发票的行为。
[刑法条文]
第二百零五条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虚开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虚开的税款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虚开的税款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有前款行为骗取国家税款，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给国家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单位犯本条规定之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虚开的税款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虚开的税款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虚开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是指有为他人虚开、为自己虚开、让他人为自己虚开、介绍他人虚开行为之一的。
第二百零八条第二款非法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购买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又虚开或者出售的，分别依照本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二百一十二条犯本节第二百零一条至第二百零五条规定之罪，被判处罚金、没收财产的，在执行前，应当先由税务机关追缴税款和所骗取的出口退税款。
[相关司法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虚开、伪造和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的决定)的若于问题的解释》
为正确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虚开、伪造和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依法惩治虚开、伪造和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和其他发票犯罪，现就适用《决定》的若于具体问题解释如下：
五、根据《决定》第五条规定，虚开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的，构成虚开专用发票罪，依照《决定》第一条的规定处罚。
“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是指可以用于申请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非增值税专用发票，如运输发票、废旧物品收购发票、农业产品收购发票等。
六、根据《决定》第六条规定，伪造、擅自制造或者出售伪造、擅自制造的可以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的，构成非法制造专用发票罪或出售非法制造的专用发票罪。
（略）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分子与骗取税款犯罪分子均应当对虚开的税款数额和实际骗取的国家税款数额承担刑事责任。
利用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税款或者骗取出口退税的，应当依照(决定》第一条的规定定罪处罚;以其他手段骗取国家税款的，仍应依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偷税、抗税犯罪的补充规定》的有关规定定罪处罚
第四篇：福建省泉州市松苑锦涤实业有限公司等伪造、出售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案—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与非罪之认定
福建省泉州市松苑锦涤实业有限公司等伪造、出售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案—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与非罪之认定
【案号】（2000）泉刑初字第196号二审：（2001）闽刑终字第391号
一、案情
公诉机关：福建省泉州市人民检察院。
被告单位：福建省泉州市松苑锦涤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松苑公司），中外合资企业。
被告人：林建基。
被告人：陈某某，原系松苑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1995年11月1日曾因偷税罪被石狮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在缓刑考验期内因本案被采取强制措施。
被告人：施某某，原系松苑公司副总经理。
2000年5月间，林建基在松苑公司向陈某某推销节能器材过程中，得悉陈为提高公司现有设备价格，以显示公司经济实力，欲购买一些伪造票据做公司账目。林建基即表示愿意提供，陈某某提出虚开票据数额为3700余万元人民币。双方商定，由陈某某按虚开面额千分之五的比例支付酬金给林建基，并向林建基提供了3张松苑公司向江苏扬州惠勇物资有限公司、江苏盐城华强化纤机械有限公司、江苏苏州凯美化工有限公司购买设备所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作样式。施某某在陈某某的授意下，根据该公司现有设备虚列了一张价格3700余万元人民币的设备清单，通过杨跃辉（另案处理）交给林建基，林建基则根据陈某某、施某某提供的发票样式及设备清单，从他处买来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942份，以及发票专用章12枚，并以松苑公司为受票人开具发票326份，面额总计37087001.15元，税额5388709.57元。同年6月23日，林建基指使杨跃辉将开具的326份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拿到松苑公司，经施某某核对后交由陈某某，陈某某付款人民币18.54万元给林建基。案发后，公安机关在林建基家中搜出开错税率及空白的伪造增值税专用发票和伪造的印章12枚。
福建省泉州市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林建基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购买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被告单位松苑公司、被告人陈某某和施某某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向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被告单位松苑公司及其辩护人辩称，松苑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不是用于抵扣税款，犯罪情节轻微，可以不认为是犯罪。
被告人林建基及其辩护人辩称，林建基在公安机关主动交待为松苑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事实，构成立功，应从轻、减轻处罚。
被告人陈某某及其辩护人辩称，陈某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不是为了抵扣税款，归案后认罪态度好，应从轻处罚。
被告人施某某及其辩护人辩称，施某某没有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主观故意和客观行为，不是本案单位犯罪的直接责任人员，施某某不构成犯罪。
二、审判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林建基违反国家对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管理规定，为牟取非法利益，购买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942份，并从中为被告单位松苑公司虚开326份，面额总计37087001.15元，税额5388709.57元，虚开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及购买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被告人陈某某、施某某分别是松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副总经理，为公司牟取非法利益，故意让他人以公司的名义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且虚开的税款数额巨大，其中被告人陈某某系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被告人施某某系直接责任人员。被告单位松苑公司及被告人陈某某、施某某均已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林建基在被公安机关查获其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及印章的情况下，才交待赃物去向及其他同案犯的犯罪事实，故其辩护人提出林建基有立功情节的辩护理由不能成立。被告单位松苑公司违反国家对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管理法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数额巨大，社会危害性大，故其辩护人提出被告单位犯罪情节轻微、可以不认为是犯罪的辩护理由于法无据。被告人陈某某为谋取单位非法利益，与被告人林建基商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事宜，指使被告人施某某虚列设备清单，是主犯，其辩护人提出陈某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不是为了抵扣税款，归案后认罪态度好，建议从轻处罚的意见可以采纳。陈某某在缓刑期间犯罪，应撤销缓刑，数罪并罚。被告人施某某明知陈某某为显示松苑公司经济实力，在其授意下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而开具公司生产设备价格清单、验收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事实，有同案人供述，并有扣押的虚开的生产设备清单、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可佐证，施某某辩称事先不知道要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及其辩护人提出的施某某没有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主观故意和客观行为，不是本案单位犯罪的直接责任人员，施某某不构成犯罪的辩解和辩护意见均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采纳。鉴于施某某系在陈某某的指使下实施犯罪行为，在本案犯罪中起次要、辅助作用，是从犯，对被告人施某某应比照陈某某减轻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一、二款，第二百零八条第一款，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七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九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于2001年3月20日判决如下：
1.撤销石狮市人民法院（1995）狮刑初字第173号刑事判决中以偷税罪判处被告人陈某某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的缓刑部分之判决。
2.被告单位泉州市松苑锦涤实业有限公司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
3.被告人林建基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犯购买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五万元。
4.被告人陈某某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合并原偷税罪有期徒刑三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二年。
5.被告人施某某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6.继续追缴被告人林建基违法所得人民币18.45万元，上缴国库。
一审宣判后，被告单位松苑公司及被告人林建基、陈某某、施某某均不服，提出上诉。
被告单位松苑公司及其辩护人上诉称：该公司在招商引资过程中，为了提高公司设备的价格以显示公司的实力而购买一些伪造的发票作公司的账目。本案购买的伪造增值税专用发票，由于注明是固定资产，不能从销项税额中抵扣税款。因而，该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都不具有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偷逃税款的主观故意和行为，不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该公司只是具有购买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鉴于主观恶性较小，没有给国家造成经济损失，请求法院从轻判处松苑公司罚金人民币10万元，并对法定代表人陈某某从轻判处。
林建基及其辩护人诉称：1.林建基虽然购买了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但这只是犯罪的手段，购买发票是为了虚开，其实施的犯罪与其方法之间存在牵连关系，因而应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一罪认定，而不应实行数罪并罚；2.原判对林建基量刑偏重。本案中林建基同样系从犯，却比主犯陈某某判处了更重的刑罚，显失公平；3.林建基在公安机关主动交待了为松苑公司虚开的事实，应认定具有自首、立功情节。
陈某某及其辩护律师诉称：1.陈某某只是购买了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应以购买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定罪；2.陈某某购买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只是做内部账目，没有抵扣税款，没有给国家造成损失；3.陈某某主观恶性小，归案后认罪态度较好，其是泉州民营企业家，每年给国家上缴税款上千万元，对当地经济建设有一定贡献，请求从轻判处。
施某某及其辩护律师诉称：1.松苑公司只是实施了购买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不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2.施某某是在陈某某的授意下开具了生产设备清单，不知是用于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因而本人不构成犯罪。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认定的案件事实基本一致，认为：上诉人林建基违反国家对增值税专用发票管理规定，为牟取私利，受人之托，从他人处购买了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942份，从中出售给松苑公司326份，其行为已构成出售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因其购买时即明知不是为了抵扣税款，也没有将抵扣联交给买方，未给国家税款造成损失，综合考虑本案的情节及后果，对林建基可予从轻处罚。林建基及其辩护人关于只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一罪和具有自首和立功情节等辩护意见，经查与法律、事实不符，不予采纳。上诉单位松苑公司和上诉人陈某某、施某某向他人购买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不是以抵扣税款为目的，而是为了提高购进设备价值，显示公司实力，以达到在与他人合作谈判中处于有利地位的目的。根据国家税法的规定，注明为固定资产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不能抵扣税款，且陈某某也没有要抵扣联，国家税款不会因其行为而受损失，松苑公司、陈某某、施某某的行为不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因此不构成犯罪。各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有关辩护理由，予以采纳。原审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对松苑公司、陈某某、施某某定罪处刑不当，应予撤销。原审认定上诉人林建基出售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事实清楚，但定罪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九条第（二）项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于2002年5月31日判决如下：
1.撤销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0）泉刑初字第196号刑事判决；
2.上诉人林建基犯出售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
3.上诉单位泉州市松苑锦涤实业有限公司、上诉人陈某某和施某某无罪。
三、评析
本案中，对于被告单位松苑公司，被告人陈某某、施某某为了提高购进设备价值，显示公司经济实力，向他人购买虚开的伪造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如何定性，存在较大分歧。
第一种观点认为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理由是：刑法第二百零五条规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虚开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从法条规定看，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是行为犯，立法并未将抵扣税款或骗取出口退税的目的和国家税款流失的犯罪结果作为该罪的构成要件。对于增值税专用发票，一经虚开达到一定数量，即构成犯罪。被告单位松苑公司，被告人陈某某、施某某的行为属于让他人为自己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且数额巨大，已经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不过，对这种不以抵扣税款和骗取出口退税为目的的犯罪，可以根据其犯罪情节适当从轻处罚。
第二种观点认为构成购买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理由是：刑法第二百零五条规定的立法本意是为了保障国家流转税制，不仅仅是为了保护发票秩序，打击的锋芒是利用增值税专用发票非法抵扣国家税款和骗取出口退税款。对于类似本案被告不以偷骗税为目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不宜认定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刑法第二百零八条第一款规定：“非法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购买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被告单位松苑公司和被告人陈某某、施某某实施了购买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从罪刑相适应的角度看，购买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法定刑较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为轻，因此，对上述被告单位或被告人可以按购买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定罪处刑。
第三种观点认为不构成犯罪。理由是：本案中，被告单位松苑公司和被告人陈某某、施某某之所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是为了增加其公司现有设备的价格，提高其固定资产的数量，以便在和外商谈判时处于有利的地位。而根据国家税法的规定，注明为固定资产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不能抵扣税款，且涉案被告单位或被告人根本没有要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抵扣联，因此国家税款不会因其行为而受损失。综合考虑，被告单位松苑公司，被告人陈某某、施某某的行为不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因此不能以犯罪论处。
笔者同意第三种观点。理由是：
（一）被告单位松苑公司，被告人陈某某、施某某为了提高购进设备价值，显示公司经济实力，向他人购买虚开的伪造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不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
我国刑法第十三条规定：“一切危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分裂国家、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破坏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侵犯国有财产或者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以及其他危害社会的行为，依照法律应当受刑罚处罚的，都是犯罪，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这一犯罪定义表明，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本质特征。准确把握这一特征，是我们结合刑事法律界定一种行为罪与非罪的前提。根据罪刑法定原则，对于刑法没有明文规定的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不能定罪，同时，对于不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即使从字面上看为刑法条文所规范，也必须适用限缩解释的方法将之排除在犯罪圈外。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是主客观要素的统一，因此，在确定行为是否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时，不仅要考察行为的客观危害性，而且要关注行为的主观危险性。
本案中，被告单位松苑公司，被告人陈某某、施某某从林建基处以人民币18.54万元购得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326份，面额总计37087001.15元，税额5388709.57元，并用于虚高公司设备的价值，以显示公司的实力。虽然从表面上看，松苑公司、陈某某、施某某实施了购买虚开的伪造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且涉案数额巨大，但与人民法院审理的大量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件相比，社会危害性具有本质区别：主观方面，涉案被告单位或被告人是为了虚夸公司实力，以便在和外商谈判时处于有利的地位，并不具有偷、骗税款故意，且无证据证实其具有获取其他非法利益的动机和目的；客观方面，根据国家税法的规定，注明为固定资产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不能抵扣税款，且涉案被告单位或被告人根本没有要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抵扣联，所以国家税款不会因其行为而遭受损失，且无证据证实有其他严重危害后果。因此，本案被告单位或被告人购买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和接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从本质上讲不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
（二）考察立法原意，对刑法第二百零五条和第二百零八条应基于体现谦抑的价值立场作限缩解释，被告单位松苑公司，被告人陈某某、施某某的行为不具有刑事违法性。
刑事违法性是犯罪的法律特征，是行为的严重社会危害性在法律上的表现形式。犯罪是严重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的统一，其中，社会危害性是第一性的，刑事违法性是第二性的，行为不是因为违法才具有社会危害性，而是因为具有社会危害性才违法。因此，对于刑事违法性的判断，我们不能仅从法律规范本身去理解，而应结合社会危害性来考察。如前所述，对于不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即使从字面上看为刑法条文所规范，也必须适用限缩解释的方法将之排除在犯罪圈外。目的性限缩的解释方法即是广义的限缩解释方法的一种，它是司法实践中法律适用的重要方法，是指基于规范意旨的考虑，依法律规范调整的目的或其意义脉络，将依法律文义已被涵盖的案型排除在原系争适用的规范外。对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相关刑法条文的理解和适用，也必须照应目的性限缩解释方法的运用。
从刑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一款的规定看，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犯罪构成，表现为行为人客观上具有虚开行为，主观上有虚开的故意，并不要求有偷逃、骗取税款的目的。但查立法资料可知，1997年刑法修改时没有注意到类似本案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情况，也没有考虑到对这种问题的处理，刑法第二百零五条的立法本意是保障国家流转税制，打击的锋芒是利用增值税专用发票非法抵扣国家税款和骗取出口退税款的行为。因此，对于确有证据证实行为人主观上不具有偷、骗税目的，客观上也不会造成国家税款流失和其他严重后果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虽然字面上看其符合刑法第二百零五条的规定，但认定其具备刑事违法性恐怕并不符合立法原意。
同时，认定本案行为难以被刑法第二百零五条所规范，也是基于刑法谦抑的价值立场所应得出的结论。刑法事关生杀予夺，对其可能的扩张和滥用必须保持足够的警惕，谦抑是刑法较之其他部门法独特的价值立场。所谓刑法的谦抑性，又称刑法的经济性或者节俭性，是指用刑之道应力求以最小的支出——少用甚至不用刑罚（而用其他刑罚替代措施），获取最大的社会效益——有效地预防和抗制犯罪。刑法的谦抑性要求慎用刑罚，准确贯彻存疑时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为行政处罚、经济制裁等非刑罚的社会调控措施留下足够空间。据了解，类似本案行为是否定罪，理论界和实务部门都存在不同看法。在这种分歧观点争执不下的情况下，选择有利于被告人的谦抑立场，更加符合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的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同理，刑法第二百零八条购买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规定，亦应将本案这种购买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提高购进设备价值、显示公司经济实力的行为排除在外。
综上，本案被告单位松苑公司，被告人陈某某、施某某的行为不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和刑事违法性，不宜以犯罪论处，二审法院依法予以改判是正确的。需要指出的是，本案另一被告人林建基虽然因明知所虚开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不是用于偷、骗税，不会给国家造成税款损失，故其行为不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但其主观恶性较大，为牟取高额开票费，购买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并出售数额巨大，与被告单位松苑公司，被告人陈某某、施某某购买发票意图服务于公司经营有明显区别，应以犯罪论处。根据刑法第二百零八条第二款的规定，购买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又出售的，应依照刑法第二百零六条出售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规定定罪处罚。因此，二审法院改变一审对林建基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购买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定性，将其罪名修正为出售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也是正确的。
文/牛克乾
（作者单位：最高人民法院）
第五篇：2012年查处发票违法犯罪典型案例一：利天祥工贸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本站推荐）
2012年查处发票违法犯罪典型案例一
青岛利天祥工贸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
2012年4月，青岛市国税局稽查局在对一家加工服装辅料、塑料制品公司进行检查时，发现该公司从经营酒水的青岛利天祥工贸公司取得了200多万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同时经对青岛利天祥工贸公司涉税问题的分析，发现青岛利天祥工贸公司具有非常明显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疑点，引起了检查人员的高度警惕。
随后税警联合成立了专案组，首先抓捕了销售服装辅料的王某，王某到案后很快交代了其销售服装辅料给外贸纺织公司，以支付6%的开票费让毛从心为其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违法事实。专案组随即抓获了青岛利天祥工贸公司实际经营人毛从心，毛从心到案后交代了其根据销售酒水客户普遍不要发票这一特点，利用青岛利天祥工贸公司对外大肆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以非法牟利的事实。
经查，毛从心在没有实际货物交易的情况下，以收取3-6.5%的“开票费”的形式，利用青岛利天祥工贸公司对外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347份，总计金额17520241.78元，税额2978441.10元，以获取非法所得。目前该案已追缴税款、滞纳金及罚款300余万元，并对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犯罪嫌疑人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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