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组部从源头上确保官员品质 用人失察要追究
中组部从源头上确保官员品质用人失察
用人失察失误责任追究制度的具体内容和标准将在今年年底确定和推出 “用人腐败是腐败之母，靠司法反腐败，多是事后监督，总像隔了层皮。反腐也要从源头的用人机制抓起，并引入责任制。”北京市人大代表李保群说。
据统计，从1997年10月至2002年9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861917件，有846150人受到党纪政纪刑事处理，其中县处级干部28996人，厅局级干部2422人，省部级干部98人，每年平均有5799名县处级干部、484名厅局级干部、19名省部级干部受到查处。这种现实，使公众及社会的思考维度在2004年指向了干部选拔制度——谁该对这些“问题官员”负责？ 终结“边腐败边提拔”
李真、王怀忠等腐败案件使一种现象浮出水面:边腐败边提拔。中央组织部部长贺国强对此种现象的概括是“带病上岗”、“带病提拔”。这种现象增加了人民的不满，削弱了中国公众对执政党的信任。
现在，人们看到了问题解决的希望。不久前贺国强在与中央党校第19期一年制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员座谈时表示：“今年中组部要建立用人失察失误责任追究制度，为党和人民把好选人用人关。”此话一出，民心鼓舞。
事实上，中共解决这一问题的决心在春节过后颁布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即已显露出来。这两个条例的核心内容是监督授权，即由谁来监督和对谁监督;其次是监督运作和有效的监督保证。
社会舆论对中组部拟建立用人失察失误责任追究制度的举动评论颇为积极。国家行政学院杜钢建教授对《瞭望东方周刊》说:“我国一些地方已经建立了这项制度，现在党是从全盘考虑，把这项制度推广落实。”
《瞭望东方周刊》日前从中组部有关部门得知，用人失察失误责任追究制度的具体内容和标准将在今年底确定和推出。
从源头上确保官员品质
在中央党校，贺国强强调:“今年中组部将会同有关部门集中出台六项社会普遍关注的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措施，解决干部‘带病上岗’、‘带病提拔’的问题。”他同时说，一个搞虚假政绩的干部被重用，就会在干部任用上形成误导。正所谓“用得正人，为善者皆劝;误用恶人，不善者竞进”。
2004年，中央组织部将集中推出六项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措施。
一是出台公开选拔党政领导干部的规定，进一步提高干部公开选拔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水平。
二是出台党政机关干部竞争上岗的规定，使之成为机关干部选拔任用的一种重要方式。三是出台党政领导干部辞职的规定，进一步疏通领导干部能下能出的渠道。
四是出台地方党委全委会对下一级党政正职拟任人选和推荐人选表决办法，充分发挥全委会在干部任用中的作用。
五是出台干部职务与职级相结合的制度，合理设置职级结构，增强职级的激励作用。六是对党政领导干部辞职“下海”问题提出规范性意见，将其纳入依法管理的轨道，消除其消极影响。同时，重申党政领导干部不准在企业兼职的意见。
中共组织部门对干部选拔任用问题的重视近年来力度不断加大，这也从侧面印证了干部选拔任用问题困绕执政党的一面。据了解，近年来，中组部先后制定下发了《党政领导干部考核工作暂行规定》、《关于党政机关推行竞争上岗的意见》、《关于进一步做好公开选拔领导干部工作的通知》、《关于推行党政领导干部任前公示制度的意见》、《党政领导干部任职试用期暂行规定》，编制了《党委(党组)讨论决定干部任免事项守则》，初步建立起干部选拔任用
和监督的制度体系。
为了加强对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监督，2003年8月，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又组建了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巡视工作办公室和巡视组，同时派出5个检查组，对部分省区和中央国家机关部委贯彻执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情况进行检查，并设立了公开举报电话，受理反映违反干部任用条例、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搞不正之风问题的举报。中组部还决定，从2003年起，利用5年时间，将全国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普遍培训一遍。
用人失察该承担何种责任
截至2002年，中国先后有13个省区市出台了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任制，7个省区市出台了用人失察失误责任追究制度。但是，被称为“政治癌症”的“买官卖官”现象并未得到有效遏制。2004年2月中旬，中央组织部对吉林省靖宇县原县委书记李铁成、辽宁省宽甸县原县委书记商殿举、安徽省蒙城县原县委书记孙孔文、海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原局长马招德等4起领导干部受贿“卖官”案件进行了通报，通报强调，要加大对违规用人行为的查处力度，严肃追究用人失察失误者的责任。对不严格执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导致用人失察失误、造成严重后果的，要严肃追究党委(党组)主要领导、分管领导和有关人员的责任。
严峻的态势使人们的思考更趋冷静。“我国已经实施了多项人事制度改革，但现在看来要进一步加强在责任追究制度方面的建设。出现问题以后，推荐者、选拔者、用人者都要在不同程度上承担一定的责任，同时，这种责任需要追究到位。”杜钢建教授说。
中国政法大学蔡定剑教授说:“干部选拔要经过党委的讨论，集体通过，出现问题了，追究谁的责任？解决问题的办法很简单，就是让人民来决定官员的去留。”
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系主任毛寿龙在肯定的同时也表示出了担心:很多制度在目标上是为了改善问题，然而这样做有时候会有一些意外的结果。比如说，这项制度会对主管人事的人有约束力，但选拔者可能会变得保守，为了求保险，避免责任风险，会出现以自我的价值标准去选人，而不是根据职位的需要去选人，这样会非常影响人才的选拔的。另外，即使选上去以后，被选拔者后来怎么样是超出选拔者的控制的，如果不能干预，为何也需要承担责任呢？不但如此，推荐的人和被推荐的人之间会形成一定的依附感，从而干扰了现有的制度与工作。
尽管有一些疑惑，但是用人失察责任制度还是令人期待的。杜钢建对这项制度充满了信心，“这项制度的具体内容与标准还没有出台，谈不上有没有弊端的问题，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是缺乏这项制度，是加强这项制度的建设。”他同时强调，“即使制度程序到位，也可能出现新的问题。”
对于用人失察该承担何种责任的问题，学者们也给出了建议。
杜钢建说:“一把手犯事，这里有集体的责任，也有个人的责任，集体和个人要分别承担相应的责任。用人失察失误责任追究制度就是明确当事者承担什么责任。”
对于具体承担什么责任，毛寿龙教授做了简单的分析：
第一，道义上的责任。选人的时候一定要有责任意识，对此，组织上是很难约束选拔者、推荐者和用人者的。
第二，行政的责任。做一项工作，一定要做得非常完善。这种完善，不是结果完善，而是程序上做到非常完善，这样选出的人大致不会出问题。
第三，法律责任。在选拔干部的时候，出现违法乱纪、收受贿赂、暗箱操作等问题时就需要纪检部门、司法部门等提出控诉，进行法律制裁。
第四，就是政治的责任。政治的责任现在更多体现为党的责任，问题出现以后，党内会做出一个决定，对选拔者进行相应的惩罚。毛寿龙教授分析，这或许是中共高层的一个用意，要使人们明白，所谓政治责任，就是对人民负责，对选民负责，对公民负责。
第二篇：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用人腐败
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用人腐败
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腐败现象的发展演变呈现出从经济领域向政治领域转变的趋势。改革开放初期,腐败现象主要是由于计划和市场两种资源配置机制同时并存所产生的大量寻租机会诱发的。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的初步确立和经济监管措施逐步出台,由双轨制带来的寻租机会大幅度减少,寻租型腐败在90年代中期以后相应地呈现出衰减的态势。但另一方面,政治领域滥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的腐败行为呈现上升态势。
这主要表现为:党政领导干部腐败案件逐步向“高层化”发展同时“一把手腐败”比例在增长,[1]腐败的群体性特征明显,腐败分子在政治上拉帮结派形成了具有紧密人身依附关系的关系网,在经济上互相利用结成了利益同盟或利益共同体[2];“一把手腐败”、用人腐败等政治领域腐败案件居高不下。“一把手腐败”、用人腐败、司法腐败、公贿、行政腐败等腐败形式的流行,究其制度根源在于现有的党政领导体制、干部人事制度、司法体制、政府间管理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存在着严重的缺陷。政治领域腐败案件多发高发趋势表明,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因此,制度反腐败的重点应当从经济领域转向政治领域,通过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与创新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尽快度过腐败的高峰期。[3]
一、“一把手腐败”与党政领导体制改革
在当前各种腐败形式中,“一把手腐败”现象最为突出。无论是从发案的绝对数量还是从当年查处职务犯罪案件总量中所占比例来看,各级党委、政府及有关职能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即俗称的“一把手”腐败案件发案率和涉案金额中大案比例近年来都有逐年上升的趋势,一些地方和部门出现了一把手“前腐后继”的腐败接力赛。据统计,目前在领导干部违法犯罪的案件中,党政一把手的案件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一甚至更高。[4]从大案在“一把手”职务犯罪案件所占比例来看,1999年“一把手”职务犯罪案件中的大案比例是51 8%,而到2003年这一比例已经上升到75 1%。[5]
“一把手腐败”案件的高发频发说明它已是一种反复出现的、“前腐后继”的理性行为,属于制度性腐败。其深层的原因在于现行的党政领导体制为“一把手腐败”提供了激励机制、机会结构,同时反映出对“一把手”约束机制的软化。现行的党政领导体制使权力高度集中于“一把手”同时又缺乏有效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这是“一把手腐败”得以猖獗的主要根源。因此,改革党政领导体制成为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一把手腐败”的关键。
首先,积极推进党内民主和基层民主,从根本上改变自上而下的权力授受机制。在自上而下的权力授予和逐级向上负责的体制中,腐败的“一把手”只要“搞掂”与其直接上级的关系就可以在自己管辖的范围内为所欲为而畅行无阻。只有实行选举民主,将“一把手”的选择权交给选民,才能从根本上改变自上而下的权力授受机制,也才能使人人起来监督政府从而彻底打破各种各样的关系网。选举民主的突破口是党内民主和基层民主。执政党的党内民主对人民民主具有很强的示范和推动作用。有人建议,各级党的“一把手”应当坚持差额选举,同时应当实行严格的任期制,任期内不得随意调动,并对连任届数做出明确规定。党代会应当实行常任制,充分发挥党代表的作用。充分保证党内言论自由。凡重大问题必须由集体讨论决定,实行票决制“一人一票”。
[6]“一把手腐败”的主体是乡村基层干部,因此推进基层民主对于遏止“一把手腐败”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村委会直选推动了农村党支部书记的“两票制”选举,即首先由党员和村民进行民主推荐投票,然后党员根据民主推荐结果正式选举产生党支部书记。两票制选举作为一种制度创新形式较好地解决了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的结合问题,并增加了党支部书记的民意基础和政治合法性。两票制选举目前正由中组部在全国范围内加以推广。在农村基层干部直接选举的基
础上,一些地方开展了乡镇领导选举方式改革。步云乡在2001年底举行的乡镇长换届选举中采取全乡选民选举出唯一的乡长候选人再由乡镇人大正式选举产生乡长的“两票制”选举方式,将直选的精神实质和程序的合法性有机地统一起来。[7]上述乡村基层选举民主的制度创新和程序创新代表着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方向,同时对于从制度根源上解决乡村基层干部的腐败问题具有关键性的作用,应当予以积极鼓励和适时加以推广。
其次,从体制上解决“一把手”责任无限、权力无边的情况。“一把手”责任无限必然要求权力无边,否则难以承担第一责任人的重任。实行党政分开和政治与行政分开,就是为了明确党政领导干部、行政管理干部各自的职权和责任,做到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实行党政分开,最重要的是将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分开,避免三种权力同时集中于一个人身上。按照党政分开的思路,党委会要负责提名推荐政府首长和法官的人选,提出政策方针路线,交由政府首长去执行,并根据政府首长的执行结果决定其去留。党委会成员可通过法定选举程序进入人大常委会任职,实现党委会和人大常委会重大事项决策权、人事任免权和监督权的衔接,党的“一把手”同时担任人大常委会主任。政府要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行政首长有权挑选和任命副职官员和部门首长,同时改变党政联合决策联合发文的机制,将行政决策权真正交给行政首长,这样才能真正建立起政府向民众负责的责任政府体制来。在党政分开的基础上,还要落实政治和行政分开的原则。只有实行政治和行政分开,严格限制政治任命官员的范围,依法明确划分政务类公务员和事务类公务员各自的职责权限,事务类公务员实行考试录用、考绩晋升和常任制,才能使事务类公务员依法行政、科学管理,抵制“一把手”对自己职责范围内事情的不当干预。
最后,实行参与式决策和决策过程透明化,从决策机制和程序上改变“暗箱操作”、“一言堂”和“拍脑袋决策”等现象。所谓参与式决策就是保障公众参与政府决策并在其中拥有知情权和发言权的决策方式。参与式决策的具体制度安排包括,重大事项决策必须举行公开听证会,广泛听取利害相关各方的意见;实行专家咨询论证制度,决策方案的设计和决策可行性的评估必须由相对独立于政府的思想库和智囊团及与之相联系的专家学者来进行;建立相对独立的民意调查系统,搜集民众对政府决策的评价并据此调整政府的政府。参与式决策的制度安排应当上升为法定的决策程序,不经过这些程序做出的决策应当被判定为程序违法而归于无效。决策过程的透明化,要求政府通过新闻媒体、因特网等手段对重大决策信息及时进行社会公示,并开辟专栏或专区鼓励公众就相关决策问题展开自由的、理性的讨论和辩论,开展决策者与公众的协商对话。在民主协商凝聚共识的基础上做出决策。
总之,改革现行的党政领导体制,改变权力高度集中于“一把手”同时又缺乏监督制约的状况,是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一把手腐败”的治本之策。
二、“用人腐败”与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所谓“用人腐败”就是党政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利用人事任免调动等干部管理权谋取私利的行为。用人腐败的具体表现形式包括:买官卖官,跑官要官,任人唯亲,贿选等。用人腐败经历了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90年代初,用人腐败仍被称为用人问题上的不正之风,90年代中期以后“吏治腐败”、“用人腐败”等术语在党和政府文件中的使用频率越来越高,买官卖官等用人腐败案件日益增多。这一方面表明,用人腐败开始从“灰色腐败”走向“黑色腐败”,越来越不为人们所容忍,反对用人腐败的呼声日益高涨。另一方面也表明,用人腐败呈现上升趋势,且危害也越来越大。
自上而下选拔任用干部的现行干部人事制度使干部管理权集中在少数党政领导者手中同时对他们的权力又缺乏有力的监督制约机制,这是导致用人腐败的重要制度诱因。因此,改革现行的干部人事制度成为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买官卖官等用人腐败的关键。一是要扩大干部任用工作中的民主,逐步从选拔政治过渡到选举政治。自上而下的干部选拔任命体制使干部选用权集中在少数几个人手中,买官者所需要贿赂的对象数量有限,贿赂成本也有限,买官者很容易把贿赂成本转嫁给普通民众。而在自由的、竞争性的选举体制中,贿赂者所需要面对的是人数众多的选民,贿选的成本高于买官的成本,而且贿选者在当选后很难把贿选成本转嫁给选民,否则他将难以再次当选,不仅如此,当选后他还要兑现选举时的承诺为选民谋福利。由于竞争对手的揭发和反对,由于贿选成本会增加到贿选者难以承担,由于选民的权利意识苏醒而越来越难以被收买,随着选举的重复进行,贿选等选举腐败会呈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因此,从选拔政治过渡到选举政治是遏止用人腐败的治本之策。90年代中期以来,以扩大干部任用工作中的民主为方向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制度改革取得了不少积极有益的成果,如实行民主推荐、民意测验、考察预告、任前公示等。2002年颁布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条例》将这方面的改革成果加以制度化并全面推广实行,在遏制用人腐败方面产生了良好的效果。应当继续坚持以扩大干部任用工作中的民主为方向,进一步健全干部选拔制度。可以考虑制定民主推荐程序的实施细则,对“群众公认”原则做出具体的量化要求,适当增加民主推荐的轮次,适度公布民主推荐、民意测验的结果,民主推荐会召开之前发布干部考核公告并民意测验的结果,民主推荐会召开之前发布干部考核公告并鼓励受考核干部进行述职报告以及扩大民主推荐和个别谈话中的知情群众参与范围等。[8]此外,四川、江苏等地在乡镇党政领导甚至县市领导产生方式上实行“公推公选”,即实行公开报名、闭卷笔试、面试接受公开民主测评、根据民主测评得票数进行正式选举等。[9]“公推公选”在传统的干部选拔制度中引入了公开性、竞争性并扩大了群众的参与。这种制度创新一经产生就被证明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并在一定范围内得到了推广。“公推公选”乡镇长和乡镇党委书记制度应当向全国推广并向更高的层级延伸。
二是要改进干部考察考核方式、方法,实现干部考评管理的科学化。建立对干部能力和业绩的科学考评指标体系和方法,避免考察考核评价中感情、关系等人为因素的干扰,对于防止用人腐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选人用人的主要依据应当是能力,政绩是人的能力的表现形式之一,包含在广义的能力之中。依据能力选人用人,需要借鉴能力主义管理思想,后者的基础是对人的能力的公正评价。应当将党政领导干部任职条件量化、细化为一个科学的指标体系,使之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同时还应组织力量研究、开发出一套测评干部素质能力的方法和技术。[10]干部考察应当将平时考察与任前考察相结合,建立起经常性考察、阶段性考察、考察与任前考察相结合的考核机制。干部考察还应建立先进合理的干部考察体系,使考察内容细化、量化,民主测评表应设计得科学合理并尽可能量化,由群众对根据被评判对象的实际表现给予“判分”。还应建立干部考察工作责任追究制度,促使考察组深入群众全面了解被考察对象情况。[11]此外,还应当借鉴国外做法和经验,探索建立公共部门绩效评估指标体系,由上级主管、同事、服务对象或管理对象(客户)根据相应的指标体系进行评判,并根据考评结果决定升迁奖惩。
三是要健全干部分类管理制度,不断改革和完善公务员制度。首先要健全党政干部管理制度。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应当实行“竞争上岗”的选举制。各级党组织的负责人可以通过“两票制”选举的方式产生。为了体现党的领导,同级党委应当掌握行政首长人选的提名权,后者经由人大通过法定选举程序选举产生,同时应当赋予行政首长以政府组成人员的委任权和人大以审查批准权,这样才能真正落实行政首长负责制。选举和委任产生的党政领导干部应当依法实行任期制,事务类公务员应当严格实行考试录用,考绩晋升和常任制。无论是委任制官员还是实行考任制的事务类公务员都不应实行“竞争上岗”的办法,同时也不应把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程序用到委任制和考任制官员身上,否则就将影响到行政首长负责制的落实。要结合完善国家公务员制度,逐步建立体现岗位职责、能力、业绩等因素,职务工资与绩效工资相结合的工资制度。适当拉开不同职务和职级的收入差距,发挥职务和职级工资的激励功能,同时抓紧建立廉政公积金,增加公务员对廉洁从政的收入预期。其次要完善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制度。对不同类型事业单位领导人员区别不同情况分别实行聘任、选任、委任和考任,建立重实绩、重贡献的分配制度,收入分配向关键岗位和优秀人才倾斜。最后要改革和完善国有企业经营管理人才的选拔任用方式。对作为国有资产出资人代表的董事会或监事会成员应依法实行派出制并对各级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负责,国有企业经理则应由董事会或监事会聘任并实行契约化管理,并将企业经营管理者的薪酬与其责任、风险和业绩相挂钩,逐步推广年薪制、股权期权激励等分配方式。
第三篇：建立和完善涉诉信访案件的责任追究和问责机制,从源头上治理涉诉信访
建立和完善涉诉信访案件的责任追究和问责机制 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涉诉信访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健全和发展，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社会良好的物质、文化和经济基础为人民群众法律水平的不断提高夯实了基础，同时也为人民群众积极参与民商事活动提供了便利条件，随之而衍生的矛盾纠纷也成为社会发展道路上的一个障碍。在解决这些问题和矛盾纠纷时，人们往往会选择诉讼进行处理。当有某些矛盾纠纷因为程序或实体问题不能及时有效进行解决或是不能达到当事人期望的目的和某种目标时，部分当事人或参与人会选择向收案法院所在地党委、人大以及上级党委及相关部门进行信访、上访，以求所反映问题得到解决或加快解决力度。在社会主义法治不断健全的今天，这种做法不能不说是中国法治的一种无奈。但同时，又是人民法院倾听人民群众呼声，发现自身存在问题以便及时改正，推进法院工作不断向前发展的一条重要途径和手段。涉诉信访案件的解决成为法院开展各项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但与此同时所产生的不利因素同样制约了人民法院各项工作的正常开展，使人民群众对法院的公信力和依法独立办案的职责产生怀疑和不信任。
一、涉诉信访案件的多发性有其一定的历史原因和社
会背景
中国是一个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的国家，其中封建历史有着千年的“悠久岁月”。受传统观念的潜移默化，在人们思想和意识形态留下的“官本位”思想还十分严重，“人治”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远远高于“法治”。当出现问题时人们关注是有无“包青天”似的执法者，而忽视有无让执法者据以执法的“范本”――法律、法规，而当今作为法律宣传报道的重要途径的新闻传媒、网络、报纸在对司法领域的报道中也有失偏颇，多也以讴歌先进人物、报道典型案件为主，也使人们不自主的忽视了法典的重视。
第二、立法思想的严肃性和立法程序的繁琐性，使得中国立法与现社会的实际情况在衔接方面还不十分协调，存在有矛盾。仅就《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来讲，自1998年开始起草至2001年底由全国人大法工委产生《物权法》征求意见稿至2006年12月提请人大常委会进行第一次审议，最终到2007年10月1日起施行，前后共计近10年时间。而与此同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使得某些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现实问题日益突现，要想通过法律途径解决这些问题就使我们面临着“无法可依”的尴尬局面，这彰显出了中国的法治建设相对滞后的现状。
第三、普法工作的片面性和狭隘性造成矛盾得不到有效、及时解决。近年来，通过广大普法工作者的不懈努力和
辛勤工作，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有了普遍性的提高，出现问题和发生矛盾通过法律途径解决也成为人们的首选。但在肯定普法取得成绩的同时，我们又不得不承认在普法过程中存在着局限性。各部门在普法方面往往是“各搭各的台，各唱各的戏”，造成广大人民群众对法律问题及解决问题所走法律途径的一知半解，往往出现问题时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只注重发生问题、矛盾时的表象而忽视根源、本质，致使矛盾在无形中产生、堆积，最终使一些本可避免的矛盾、纠纷暴发，影响社会稳定。造成这一局面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受各个部门自身服务范围和职能范围所限，只是片面追求短期效应，无法形成普法合力。
第四、部分地区行政干预或干涉，使涉诉信访案件有上升苗头。近年来，国家为使矛盾化解在基层、解决在基层，确保基层民生问题，出台实施了一系列的政策。例如：对地方各级、部门考核时，因上访或越级信访实行“一票否决”。这本身是为了激励基层解决矛盾的机制。但在执行过程中，部分群众抓住了政府担心因上访或越级信访而使自己全年工作被一票否决的心理，对部分已判决生效案件进行上访或“闹访”，迫使当地党委、政府通过行政干预或干涉使其中一些案件进入到再审程序，直接达到了某些小群体人的意图。而这种方式产生的负面效应就是在诉讼、执行过程中，人们为了快速达到自己的某种目的，就寄希望于通过行政干
预，这就在一定的程度上催生了涉诉信访案件的发生。
二、涉诉信访案件的多发性与人民法院改革不到位、不完善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
涉诉信访案件之所以呈上升趋势，在我们分析外因的同时，人民法院自身改革的不到位、不完善也是一个重要的内因，直接影响和决定了涉诉信访案件的产生。
首先是判后释法工作不到位。人民群众参加诉讼以此为解决其个人与个人、个人与企业或其他组织的人身、财产、所有权之间的纠纷，是寄希望于法律的法定性、严肃性。同时，又希望通过法院判决或是调解来了解掌握一些法律道理。这时，作为审判机构的人民法院在充分、依法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审判职能的同时，应当尽可能做好法律适用的解释工作，以此让当事人“赢得清清楚楚，输得明明白白”。然而，人民法院在裁判阶段过分强调裁判文书适用法学术语及其格式，对没有接受过正规法律知识，特别是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的农牧民而言，裁判文书让他们有一种“雾里看花”般的迷惘感觉。如在某案中，在庭审过程中，询问一方当事人对对方证据“有无异议”时，被询问人明确表示没有异议，但在判决后，当事人对对方证据被采用表示不满，并表示自己在庭审过程中认为对方证据“没有意义”而非“没有异议”。在裁判文书表达中“本院认为……”将法官理解及所引用法律的意思表示完之后，直接引出法律条文作出判
决。而当事人大多数人并不清楚这些条文什么意思，就算看到条文后，由于知识水平所限，对其中含义并不能完全理解也会产生歧义，从而埋下了上诉或信访的伏笔。
其次是审判监督工作落实不到位，审判监督改革不完善，审判监督工作以法律形式固定为“事后监督”即对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文书的监督。使人民法院在诉讼、执行过程中，过分依赖甚至可以说是过分信赖这种事后监督体制。致使案件在审判流程管理过程中，失去有效监督，特别是在审判阶段，审判员自由裁量权过大（对审判员手中这种过分的自由裁量权目前尚无有效监督、制约手段），审判监督在这方面出现空档，无形中让本可以在审判阶段避免的产生涉诉信访的因素加大、增多。而对于生效裁判文书的审判监督，由于再审启动程序的繁杂性，必然导致了当事人通过涉法信访的模式进行解决，如此来说，这倒是依法诉讼的一种“悲哀”。
再者，人事制度改革未完全达到适应社会形势和人民法院开展工作的需要，甚至可以说，法院人事制度已制约了人民法院各项工作前进的脚步。一是法院人事制度无法突出一线审判工作者的重要性，对审判人员的重视只是停留在表面，而部分法院对审判人员的待遇提高也是根据本单位自身实际，无法起到以点带面，推动全社会对法官工作和社会地位的普遍承认。最起码来说，国家在要求担任法官必须具备
较高标准的同时，没有对法官的职能待遇作出相应规定，这可以说是在当前社会发展趋势下，人民法院人事制度的一处“败笔”。二是法院人事制度与国家公务员制度没有本质区别，可以说没有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人事管理制度，对审判人员的绩效考评没有区别于公务员考核的特点，无法突出人民法院审判、执行工作的特色，特别是在法官等级方面，就对社会而言，人民法院的法官等级不被承认为带有技术含量，故不能称之为“职称”，所以法官在社会方面不算是技术人才。三是法院人事制度的平庸，无法形成有效的奖惩机制，法官没有荣誉感，一线审判人员与后勤服务人员的工资、职级、待遇之间不存在差异或是差异不大，无法调动一线广大审判人员的工作热情和积极性。四是基层法院，特别是西部基层法院一方面，多年来，随着案件的大量增加，每名审判人员办理案件数也呈上升趋势，压力加大，无暇参加法律知识的更新培训，疲于办案;另一方面由于受现有人事管理体制的限制、约束，优秀的法律人才无法进入法院工作，而在法院工作的年青骨干也由于自身待遇得不到解决而流失。这两个方面的原因互相交替，造成一线审判人员极缺，办案质量不高。这也是造成当事人不断进行涉诉信访的一个重要诱因。
三、建立和完善涉诉信访案件的责任追究和问责制的必要性。
首先，建立和完善涉诉信访案件的责任追究和问责制是实践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必然要求。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要求我们政法机关，按照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要求，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政法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工作中切实做到以人为本、执法公正、一心为民，坚持“三个至上”。司法为民是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执政理念对政法工作的必然要求，是“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宪法原则在政法工作的具体体现，是政法工作始终保持正确政治方向的思想保证。因此当人民群众在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或侵害，通过诉讼渠道解决自己的纠纷时，人民法院只有依法办案，才能切实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使群众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只有进一步建立和完善涉诉案件的责任追究和问责制，才能促使人民法官在办案过程中，始终以人民群众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依法办案、公平、公正办案，坚持把握社会效果、法律效果、政治效果的有机统一，从源头上治理涉诉信访的发生，最终做到“案结事了、息诉罢诉”是真正落实司法为民的重要举措，是落实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必然要求。
1其次，建立和完善涉诉信访案件的责任追究和问责制是法院树立司法权威和形象的重要举措。
：引自中国长安出版社《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读本（简编版）》第12－13页
作为国家审判机关，人民法院只有通过以审判为中心的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最大限度的方便当事人诉讼，最大化的解决与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问题，让群众的诉求得以解决，合法权益受到保护，才能彰显司法权威和法院形象。通过建立和完善涉诉信访案件的责任追究和问责制，能够最大限度的保证审判人员切实提高自身的法律知识和业务素质，从而为依法办案夯实理论基础，同时，涉诉信访责任追究和问责制的建立和完善，能够极大的提高审判、执行案件的质量，形成对审判、执行工作的监督、制约机制，使人民群众进入诉讼渠道解决的矛盾和纠纷真正的解决在法院。从而使人民群众相信法院依法办案的公信力，杜绝了当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放弃法律途径而寻求其他途径解决问题的手段，同时，通过对以身试法的不法分子的打击、对参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活动中不诚信自然人、企业或其他组织的惩处，在整个社会起到了警示和教育的作用，使广大人民群众意识到只有自己依法工作、生活，人民法院就能保护自己不受非法侵害，从而真正使法院树立起司法权威和形象。
再者，建立和完善涉诉信访案件的责任追究和问责制是从源头上预防司法腐败发生的重要手段和方法。
在探究涉诉信访问题产生的同时，我们也应当承认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在涉诉信访案件中不排除有一部分案件产
生的根源就是司法腐败导致。造成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不但受不到法律的保护，而且还受到了司法腐败的伤害。这对当事人为说无疑于“雪上加霜”。而涉诉信访案件的责任追究和问责制，将对出现涉诉信访案件出现的原因进行探查，在分析涉诉信访案件发生的成因及根源的基础上，加大对法院受理各类案件的监督力度，发现审判人员在审理、执行案件过程中，确实存在违反法定程序的行为，依法给予审判人员政法、党纪处分，有徇私枉法、腐败舞弊行为，并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涉诉信访案件的责任追究和问责机制也是人民法院廉政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人民法院开展司法廉政教育的一种重要手段，只有敢于从自身动手，对法院审判人员存在的不良行为和违法犯罪进行制止和追究，才能从源头上铲除产生腐败的土壤，也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监督、制约和规范审判人员、执行人员严格按照《人民法院审判人员行为规范》和法律、法规的要求，认真履行自己的审判职责，严格依法办案，对违法犯罪“不敢为、不愿为”。从而在源头上遏止涉诉信访案件的发生。
四、如何建立和完善涉诉信访案件的责任追究和问责机制。
建立和完善涉诉信访案件责任追究和问责机制，首先是强化审判监督工作。
就笔者在以上文中所述，现有的审判监督工作，重要的
是在对判决生效后裁判文书的审判监督工作，而审判监督的重点则是对审判环节。那么应当如何强化审判监督工作，笔者认为：
一是选调精通业务，有较强理论水平和政治素养的人充实到审判监督工作第一线。
加强审判监督工作的前提，首先是有一支德才兼备的审判监督工作者队伍。作为审判业务单位，具备较强的业务素质是开展各项工作的前提条件。只有具备了较强的业务素质才能胜任法院工作，才能够发现在审判活动过程中存在有什么问题，判决、执行程序是否合法，处理结果是否合法。便于及时发现问题，能够在最恰当的时候，迅速介入或提出监督意见，对涉诉信访案件的发生防患予未然。
二是扩大审判监督工件的范围，进一步增强审判监督部门的职责。
如前所述，人民法院在审判监督方面可以在审判流程方面监督，这是程序方向性的监督，那么对于实体是否可以摆脱事后监督的桎棝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相对于启动再审程序的繁杂和困难而言，在裁判文书还尚未生效的情况下，对有可能存在的发生错案或造成当事人涉诉信访的案件进行监督而改正就显得相对容易。但是，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工作并无这一项内容，能够供现实操作，这就需要国家立法扩大审判监督工作的范围，能够使审判监督工作的覆盖面更加全
面，人民法院的审判监督工作能够覆盖到审判、执行工作的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使审判监督工作能够更能体现新形势下人民法院工作开展的需要。
三是进一步明确审判监督部门内部职权。使审判监督部门在监督审判、执行环节时，能够强化自身的约束。
审判监督部门在工作中，应当实施权责分离，将对程序与对实体的监督由不同的两组人进行启动，实行监督权、调查权的分离。监督权由监督组负责，在审判、执行阶段，对各案按照程序与实体两个方面进行监督，发现存在有问题的案件，及时向院审委会（或另行成立领导小组）反馈，讨论决定是否启动审判监督调查程序。也可以首先由监督组先行就问题严重性进行前期工作，如果只是程序存在暇疵，可以直接由审判监督部门口头或书面予以建议纠正。如果审判人员在具体操作中可能涉及违法犯罪的，由法院纪检监察部门介入共同调查，对最后调查结果报院审委会（或另行成立的专门机构），由其最终决定是否处理。
建立和完善涉诉信访案件责任追究和问责机制，其次是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使涉案信访责任追究和问现做到“有章可循”。没有规距不成方圆，对于涉诉信访案件责任追究和问责机制的建立和完善同样有用。必须要建立涉诉信访案件责任追究和问责机制的一整套完整的相关制度。这套制度中必须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对发生涉诉信访案件的审判、执行人员的责任追究和问责的“罚制”
建立和完善涉诉信访案件的责任追究和问责机制，应当注重对审判、执行人员发生涉诉信访案件的“罚”，这一套制度中应当详细规定，对于审判人员、执行人员由于自己承办的案件发生涉诉信访案件的，根据不同性质和程度对其追究党纪、政纪和刑事责任。凡是造成信访案件发生的，如存在违纪情形的，应当给予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及开除处分。而构成犯罪的，则坚决对其追究刑事责任。
二是为保证制度的平衡性，在追求罚的同时，对于能够严予律已，良好、模范遵守法律规定，全年无涉诉信访案件发生，办案质量得到领导及当事人肯定的办案人员，给予一定的物质或精神奖励。真正做到制度的“宽严相济”，在监督约束审判人员的同时，对于审判人员的工作要给予肯定，实行“高奖”，只有奖、罚相当，才能最大限度的调动广大审判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才能真正保证审判人员在不敢为的同时，也不愿为或不屑为。正、反两面的相互作用，才能最终确保审判、执行人员在工作中不偏不依，严格依法办案。
建立和完善涉诉信访案件的责任追究和问责机制，最后是必须要建立一套行之有效，能够突出法院工作特色的人事管理制度。
一是要突出审判人员的工作特色和重要性。
人民法院主要工作就是审判业务和执行工作，而审判和执行工作不仅在人民法院工作所占比重较大，而且所面临的工作压力和执业风险也远远大于其他工作人员，同样，其面临的诱惑也大于其他工作人员。由于审判、执行人员手中的裁判和执行权很大，最终可能导致涉诉信访案件的发生也远远大于其他人员。但现有法院人事制度的管理并未突出审判业务和执行工作这一特点，而对于所有工作人员“一视同仁”：审判员与书记员一个样，一线业务人员与二线后勤人员的待遇一个样，干多和干少一个样。殊不知正是这种平均化，造成了审判人员工作思想的消极和被动，工作没有积极性和主动性，案件质量也在一定程度上打了折扣。而人事制度的改革则是改变这种现状的必经之路，必须紧密结合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实际和特色，注重突出审判和执行业务，实行对业务人员和二线后勤保障人员的分级管理。进一步提高一线审判人员的待遇，要让一线审判人员的地位从制度上得到保障。增强业务人员的使命感和荣誉感，在待遇和职级上向一线业务人员倾斜。
二是注重对人民法院业务人员，尤其是一线审判、执行人员的思想教育，从思想上夯实依法办案、廉政办案的基础。
加强审判、执行人员的培训教育工作不应当是一句空话，就近几年自治区高院组织的培训而言，对业务人员的轮
训或培训可以说是相对较少，一线审判人员、执行人员的政治理论水平和业务素质直接决定着涉诉信访案件的产生和产生的数量，因此，强化对一线业务人员的培训也是从源头治理涉诉信访案件的一项重要手段。
小结：我们也应当认识到建立和完善涉诉信访案件的责任追究和问责制不可以一蹴而就，这不但需要我们人民法院从内部管理入手，从自身建设出发，还需要党委、人大的支持，需要政府及相关部门的配合，这是一个完整而庞大的体系工程。但无论如何，我们必须走出这一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从源头上治理涉诉信访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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