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瑕疵纠纷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比较分析以两个不同程序案例为视角

第一篇：婚姻瑕疵纠纷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比较分析以两个不同程序案例为视角

婚姻瑕疵纠纷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比较分析以两个不同程序案例为视

角

[ 王礼仁 ]——(2010-8-16)/ 已阅704次

婚姻瑕疵纠纷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比较分析

----以两个不同程序诉讼案例为视角

王礼仁

“婚姻登记瑕疵”不是一个法律概念。但从目前使用的特定语境看，所谓“婚姻登记瑕疵”，就是在婚姻登记中存在程序违法或欠缺必要形式要件等缺陷。因而，它不属于婚姻法第10条规定的无效婚姻（又称绝对无效婚姻）和第11条规定的可撤销婚姻（又称相对无效婚姻）。“婚姻登记瑕疵”的范围很广，包括他人代理或冒名顶替进行婚姻登记、借用他人名义或身份证登记结婚、使用虚假户口或虚假姓名登记结婚、因疏忽婚姻姓名登记错误、隐瞒真实身份等欺诈结婚、使用虚假证明材料登记结婚、结婚登记手续不完善或证件不齐全、越权管辖婚姻登记，等等。凡是无效婚姻（包括相对无效婚姻）之外的程序违法或欠缺必要形式要件等缺陷，都属于“婚姻登记瑕疵”。

实践中，对于“婚姻登记瑕疵”纠纷，多数是通过行政诉讼撤销婚姻登记，极少数是通过民事诉讼解决。但无论是通过民事诉讼宣告婚姻无效，还是通过行政诉讼撤销婚姻登记，都是认为婚姻无效，都是以婚姻登记上姓名为婚姻当事人。那么，这种处理是否正确？“婚姻登记瑕疵”到底应当如何处理？有待研究，下面结合两个案例具体分析。

一、实例介绍——先看两个具体案例：

案例1：适用行政诉讼程序处理婚姻瑕疵纠纷案

袁姐与袁妹是一对双胞胎姐妹（生于1979年9月11日）。2004年8月18日，袁妹与蒋某登记结婚时，袁妹未找到自己身份证就持袁姐的身份证到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结婚登记，因袁姐与袁妹是双胞胎姊妹，长相十分相似，婚姻登记机关没有发现，便进行婚姻登记。袁妹持上述结婚证与蒋某同居生活。而早在2001年12月25日，袁姐持自己身份证已经与王某登记结婚。

后因袁妹与蒋某感情不和，2010年初，袁妹在百般无奈下，在城区找到一

位律师，起诉与蒋某离婚，自己抚养女儿。

在诉讼中，律师发现袁妹所提供的个人信息与其丈夫结婚登记时所提供的信息不相符，袁妹结婚登记时的身份证是其姐姐的。律师得知，袁姐早在2001年便已登记结婚，因其身份证两次被登记结婚，按现行婚姻法的相应规定，已构成重婚。

律师建议先由袁妹撤回离婚诉讼，改由其姐先行打行政诉讼官司，撤销袁姐与蒋某的重婚。

袁妹便撤回了离婚诉讼，由其姐作为原告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判决袁姐与蒋某婚姻无效。法院认为，袁姐进行两次结婚登记，违反婚姻法的规定，属于重婚，遂判决袁姐与蒋某的婚姻无效。

案例2：适用民事诉讼程序处理婚姻瑕疵纠纷案

原告刘红玲与被告赵光武于2004年9月在宜昌市打工期间相识并建立恋爱关系，因刘红玲未婚先育而没有达到婚龄，便借用其姐姐刘路英身份证，自己照片与赵光武办理了结婚登记。之后二人以夫妻名义在宜昌市居住生活。2006年底，被告赵光武外出打工，从此再未与原告联系。2008年4月21日，刘红玲凭结婚证在宜昌市妇幼保健院补开了女儿赵寒晶的《出生医学证明》，该证明上登记的赵寒晶父亲为赵光武，母亲为“刘路英”。

原告于2009年12月11日刘红玲向宜昌市点军区起诉要求与赵光武离婚，子女由本人抚养，并要求法院向民政部门发司法建议, 建议民政部门撤销其婚姻登记。在审理过程中，承办法官罗红军看过我的《婚姻诉讼前沿理论与审判实务》一书，他认为，此案可以直接在民事诉讼中根据姻成立与不成立理论处理，并就其具体诉讼技术问题与我磋商。我认为，一方面按离婚处理，一方建议撤销婚姻登记，两者相互矛盾，而且司法建议也不能成为原告独立的诉讼请求。我建议通过法院释明，由原告变更诉讼请求，将婚姻成立与不成立之诉与离婚之诉合并提起，法院合并审理。罗红军采纳了此建议。通过法院释明，刘红玲变更了诉讼请求为：请求法院确认刘红玲与赵光武存在婚姻关系，刘路英与赵光武不存在婚姻关系，并确认刘红玲与赵光武的婚姻成立有效；判决刘红玲与赵光武离婚；女儿赵寒晶由刘红玲负责监护。被告经依法公告传唤，逾期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向法院提交书面答辩状。

在诉讼期间，经原告申请，法院委托宜昌市公安局刑事技术鉴定处对刘红玲与赵寒晶作亲子鉴定，结论为：赵寒晶与刘红玲具有亲缘关系，血缘关系概率大于99.99%。

2010年4月12日，宜昌市点军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刘红玲因未达法定婚龄，借用其姐姐刘路英的身份证与被告赵光武办理结婚登记、后又为其子女办理出生证明，其行为是错误的。但原告刘红玲与被告赵光武具有共同结婚的合意和行为，且双方以夫妻身份共同生活；刘路英与赵光武没有结婚的合意，也没有以夫妻身份共同生活的事实。因此，刘红玲与被告赵光武的婚姻关系成立，刘路英与赵光武的婚姻关系不成立。现原告刘红玲与被告赵光武均已达法定婚

龄，其婚姻无效的情形已经消失，应当认定其婚姻成立有效。因被告赵光武下落不明已两年有余，双方夫妻关系名存实亡，故对原告刘红玲的离婚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出生医学证明上登记为赵光武与“刘路英”之女赵寒晶与原告刘红玲的亲权关系概率大于99.99%，应认定刘红玲系赵寒晶生母，刘路英不是赵寒晶生母。遂依法作出如下判决：

一、原告刘红玲与被告赵光武的婚姻成立有效；刘路英与赵光武的婚姻关系不成立。

二、原告刘红玲与被告赵光武离婚

三、赵寒晶由原告刘红玲负责监护。

二、两个具体案例的诉讼路径和实体处理法理比较分析

1、从程序上比较

（1）“案例2”运用婚姻成立与不成立之诉解决此案，将婚姻成立与不成立之诉、有效与无效之诉、离婚之诉以及婚姻附带之诉合并审理，一次性彻底解决纠纷。可以说将相关的婚姻诉讼“一网打尽”，无需重复诉讼，体现了经济、便捷、高效原则；体现了现代先进司法理念，是能动司法的好典范。这也是“全国婚姻第一判”，具有里程碑意义。

（2）“案例1”则将一事分为三诉，一案办成三案，拖拉繁琐，耗时费力。一案办成三案就是：离婚案（撤诉）；申请宣告婚姻无效案；财产分割和子女抚养案。而且申请宣告婚姻无效案，并没有真正解决袁妹与蒋某的婚姻效力问题，只是解决了袁姐与蒋某的婚姻效力问题。

2、从实体处理上比较

（1）“案例1”案件处理存在两个问题

首先，“案例1”法院认为，袁姐进行两次结婚登记，违反婚姻法的规定，属于重婚，这个定性是错误的。袁姐与蒋某并没有结婚的合意，也没有进行结婚登记，更没有共同生活，婚姻何有？因而，这不是婚姻无效，而是婚姻不成立，即袁姐与蒋某根本不存在婚姻关系，而不是婚姻无效。如果把上述身份被他人冒用认定为婚姻成立，那一个未婚人身份被他人冒用，岂不是都成为已婚者？一个已婚人身份被他人冒用，岂不是都成为重婚者，并受到重婚罪的法律追究？袁姐既然属于重婚，为什么不追究法律责任？袁姐之所以不能追究重婚责任，原因就是定性错误。

其二，袁妹与蒋某的婚姻效力到底如何？“案例1”实际上并没有解决，而是用宣告袁姐与蒋某的婚姻无效，代替处理了袁妹与蒋某的婚姻。这样处理，在程序上实际上形成了一个“空挡”遗漏现象，使袁妹与蒋某婚姻无法进入实质审理。在实体上，袁妹只是一时找不到自己身份证，为了“救急”，使用了姐姐身份证，因此否认袁妹与蒋某的婚姻成立和效力，没有法律根据。对此，我在《婚姻诉讼前沿理论与审判实务》一书有详细论述，2010年《人民司法》（应用）11期也有介绍，在此不再赘述。

（2）“案例2”运用婚姻成立与不成立之诉解决案件比较圆满、科学。

首先，“案例2”判决刘路英与赵光武的婚姻关系不成立，而不是无效，这比“案例1”准确。其二，“案例2”判决原告刘红玲与被告赵光武的婚姻成立有效是正确的；

其三，“案例2”运用婚姻成立与不成立之诉，在一案中解决了刘红玲、刘路英与被告赵光武的婚姻效力问题，并同时解决刘红玲与被告赵光武离婚等，案件处理的很完美。

这里对涉及第三人的婚姻效力问题，要作一个特别强调和说明。由于婚姻关系案件涉及公益，在婚姻有效与无效、成立或不成立以及是否撤销婚姻之诉中,均可能影响夫妻以外第三人之权益, 这当然不能使婚姻关系因人而异其效力。因而，婚姻关系案件不仅以一次解决为原则,而且其判决具有对世效力。也就是说，婚姻关系案件的判决，具有既判力扩张的特点，即扩张其效力范围, 对于第三人亦有拘束力。这在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民事诉讼法中有明确规定。如《日本人事诉讼法》第24条规定，就婚姻无效或撤销、离婚或其撤销之诉作出的判决对第三人亦发生效力。《德国人事诉讼法》第640条之8规定，“判决在当事人生存时确定的，该判决为一切人并对一切人均生效力。”我国台湾地区的民事诉讼法第 582 条规定:“就婚姻无效、撤销婚姻或确认婚姻成立或不成立之诉所为之判决，对于第三人亦有效力。” 就本案而言，刘路英虽然没有参加诉讼，刘红玲与赵光武的婚姻效力的认定和判决，直接涉及到她（刘路英）与赵光武的婚姻效力问题。在判决确认刘红玲与赵光武的婚姻成立时，刘路英与赵光武的婚姻自然不成立，其判决效力对刘路英有拘束力。刘路英不得另行主张与赵光武的婚姻成立，也无需主张与赵光武的婚姻不成立。民政局可以根据法院生效判决，在原婚姻登记档案中注明真正的结婚人是“刘红玲”，并将判决书存档。这样也不会影响“刘路英”的结婚问题。

三、婚姻瑕疵纠纷诉讼路径之选择

通过上述两个案件比较，不难知道，婚姻瑕疵纠纷应当选择民事诉讼之路径。但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在民事诉讼中不直接处理婚姻瑕疵纠纷的现象还相当普遍。

比如，王某与陈某系叔嫂关系。2004年6月28日，原告王某与陈某的哥哥在当地民政部门登记结婚，因陈某的哥哥当时无身份证，故借用陈某的身份证与王某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并领取了结婚证(结婚证上的身份信息是陈某的，但照片是陈某哥哥的)。王某在得知该行为违法后，于2008年1月28日诉至安徽省宁国市人民法院，请求法院依法判令王某与陈某离婚。

法院审理认为，从王某诉陈某离婚一案来看，王某请求与结婚证上的陈某离婚，而实际是与陈某的哥哥在一起共同生活。王某与陈某既无结婚的意愿，又没有在一起共同生活，其结婚证是在弄虚作假的情况下取得的，法院显然不能以离婚为案由处理此案。如果王某申请宣告与陈某的婚姻无效，也不符合婚姻无效的四种情形，只能驳回其申请宣告婚姻无效的请求。故王某的救济途径是对瑕疵的结婚登记请求婚姻登记机关予以补正或重新确认，当事人也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遂驳回了王某的诉讼请求。

对于上述案件，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在其主编的《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总第35集)》作为范例予以肯定。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意见认为：当事人以法定无效婚姻四种情形(重婚、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且婚后尚未治愈以及未达到法定婚龄)以外的理由申请宣告婚姻无效的，应当判决驳回当事人申请宣告婚姻无效的诉讼请求，告知其可以依照《行政复议法》及《行政诉讼法》规定的程序办理。

我们认为，在离婚诉讼中发现婚姻登记瑕疵或无效婚姻情形，无需动员原告撤诉或驳回原告起诉后另行打婚姻无效的行政官司。可以将离婚之诉、婚姻无效之诉、撤销婚姻之诉、婚姻成立或不成立之诉合并审理。包括原告增加诉讼请求、被告反诉都可以合并审理。当然，在合并审理时，应当先审理婚姻无效、婚姻成立或不成立、撤销婚姻之诉，离婚之诉为备位之诉。在婚姻有效或成立的情况下，再审理离婚之诉。如婚姻无效或不成立，则不存在离婚问题，只就子女或财产处理。

在上述王某与陈某离婚案件中，陈某使用他人身份证与王某登记结婚，其登记程序存在瑕疵，首先涉及的就是婚姻成立与不成立问题，而不是婚姻有效与无效问题。只有解决了婚姻是否成立之后，才能解决婚姻效力问题。

因而，王某与陈某离婚案件，完全可以在民事诉讼程序中将婚姻成立或不成立之诉与其它诉讼合并审理，一次性解决。即使认为王某与陈某的婚姻不成立，也可以直接处理子女财产问题，没有必要另行打行政诉讼官司。

第二篇：浅析法社会学研究方法——以“案件社会学”与“社会学视野下的司法”为分析视角

《法律社会学专题》期末论文

浅析法社会学研究方法

——以“案件社会学”与“社会学视野下的司法”为分析视角

摘要：作为纯粹法社会学的创始人和行为法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布莱克开创了一个法社会学新的研究方法；案件社会学以“法律量”为分析变量，距离、亲密度等可量化因素成为关键自变量；社会学视野下的司法倾向于用社会学理论来剖析现实中的司法活动、法律适用，涉及组织与个人、合作社团、社会信息等，并尝试提出解决司法歧视现象的方法；这两个视角都关注社会结构对法律适用过程和结果的影响，排除价值因素，在法律因素的基础上更关注社会性因素的作用；而在适应法社会学要求方面，都有其优势与不足，应该在借鉴的基础上建立起更为完善的体系。

关键字：纯粹法社会学案件社会学社会学视野下的司法社会结构

一、案件社会学

案件社会学是布莱克纯粹法社会学的组成部分，其最显著的就是它关注点在于研究案件的社会结构，基于日常生活中一些情况基本类似的案件，经审理后却得出截然不同的判决的这样奇怪现象，于是法律的运用并不严格地遵循既有的规定，已有的法律没有显现出其应有的约束力、预测力和解释力。那么是什么在“主宰”或影响着案件的判决呢？案件社会学将视角集中于社会结构，认为“每一个案件都是社会地位和关系的复杂结构”①，只有对案件的社会结构进行研究，才可预测和解释案件的判决和处理方法。

在研究案件的社会结构这一最重要的变量时，布莱克提出了“法律量”的概念，将其细分为四个小变量，即对手效应、律师效应、第三方效应和讲话方式。概括而言，即关注的是案件中的当事人（原被告、律师、法官、证人等）所牵引到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每个群体内部、与他人的距离、亲密度等，都将这些方面作为可量化的因素。案件社会学认为以上的各个要素构成了案件的整个社会结构，每个因素都会对社会结构产生影响，只要认识了这些要素，即可对案件的处理作出预测和解释。在1976年布莱克发表的《法的行为》中，“提出把法作为可变量, 全面考察法的量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之间的函数关系”②，将社会生活领域分为五个方面，“即分层（纵的方面）、形态（横的方面，包括分工、亲密性、结合性）、组织（合作方面）、文化（符号方面）和社会控制（规范方面）”，③，论述法的量是如何随着以上几个方面的变化而变化的。通过这样的分析方法，布莱克提出了各项公式，如法于分层的量之间关系的公式是“法的量与分层的量成正比”，换言之，即“政府的社会控制是随着分层的出现而产生的, 并随着分层的量的增加而增加, 没有分层也就没有法”。④

二、社会学视野下的司法

社会学视野下的司法关注法律实践中的诉讼、协调、法律的非社会特征化和社会的非法律化，其中司法过程中的社会歧视现象是重要的研究焦点。这种研究方法的特点就是分析社会学知识是如何被运用于律师、诉讼等司法实践中的。日常生活中“犯罪分子等违法者可运①

② 详见课件《布莱克的纯粹法社会学》朱景文，“论布莱克的纯粹法社会学”第1页，《当代法学》1993年03期

③同上，第3页

④同上，第3页

用其来逃避惩罚，律师可用各种社会特征来标榜自己”①。比如，在分析冲突的协调时，注意到“组织”这一要素在实践中扮演的角色和地位：现代社会中的法律个人主义，个人相对于组织而言是处于劣势的一方，因此在现实生活中，个人会归属于某个组织，在遇到冲突陷入困境时，寻求组织的庇护和帮助，“法律合作社团”孕育而生，它能够“提供一种社会技术，赋予个人与组织相同的优势”②；司法过程中存在或多或少的歧视，布莱克将其归咎于社会异质性，即案件之间的社会结构差异、双方当事人的社会异质性、第三方的影响等，在这个层面上类似于案件社会学的分析。再者，将法律与社会信息相联系，把社会信息作为定量变量，首先是法律环境的变化会引起社会信息的量的变化，然后社会信息影响法律对案件的适用。在法庭的审理过程中，将其进行非社会特征化，即排除社会性因素，减少社会信息对审判过程的影响；当然，这是在承认社会性因素对司法的影响的基础上作出的为减少歧视的措施。而相对应的，另一种研究视角则是社会的非法律化，即通过削减社会中的法律来达到法律更好适用的目的。比如增加法律的替代物、降低对法律的过分依赖、创造出一种反法律的环境来达到法律的最小化程度等。

三、分析——与法社会学研究要求的契合以往在对法律现象进行研究时，忽略了法律中的社会学维度，特别是法律条文主义在研究中占据着主要位置，其只适用于同质性很高的缺少个人特征的社会中，所以只有当案件在法律技术上、社会结构上都高度相似，这样法律条文才能得以发挥作用。③而现代社会早已没有了这样的环境和条件，多样化和民主化的法律生活，异质性的提高等，都更加注重社会因素的影响，一味的只强调法律因素已无法得到大家的认可。

法社会学不同于传统法学，其研究方法应更契合法社会学的特点和要求。举例而言，传统法学研究注重用既有的规则来评价案件，更倾向于机械化和固定化，将法律规则作为评判的工具和尺度；而法社会学需要转移视角，集中研究案件的社会结构，案件社会学“法律量”中涉及了诸多社会因素，如对手、律师、法官、陪审员等，就可以较好地满足这一研究需求，特别是不是单独得考察社会角色，更是将其角色的社会阶级、亲密关系、文化状况等作为自变量，涉及度较广。再者，与法学研究的逻辑过程不同的是，法社会学研究事实层面，以一个观察者的身份将法看着是可变的，用社会因素来“解释判决与审判过程中参与者之间实际发生的行为的关系”④比如，法律因素基本相同的案件，由于参与者社会因素的不同，最后会得出不用的处理判决。法律因素固然应该是研究法律现象的重要方面，但却无法完全很好得解释日常现实生活中的审判差别；这就是法学研究所存在的漏洞，而法社会学就担当其了弥补这一缺陷的任务，因此就需要考察社会因素的影响，即案件社会学的研究方法。

作为纯粹法社会学的开创者，布莱克认为法社会学是研究法律事实的一门科学，要能明确科学与政策的关系，批评传统研究中一味注重效率。这就是布莱克研究方法中的价值中立无涉的立场。法理学与社会学模式在研究的焦点、过程、范围、视角、目标等存在着相异，法理学将社会特征、社会结构排除出考察视野，社会学则相反。

布莱克不赞同塞尔兹尼克提出的法社会学与自然法、价值判断不可分的观点，认为“法

⑤社会学是经验的, 可以用科学立法证明的, 它不应对法律政策作出评价”。由于法律政策涉

及了太多的价值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价值立场的体现，因此不能作为法社会学研究的范畴。传统法社会学在对法的效用的研究中的特点就是将法律现实与某种法律理想相比较，力图展示出两者的差距，而这也是布莱克所反对的。传统法社会学所具有的两种形式都存在不①

②详见课件《布莱克的纯粹法社会学》 同上

③详见课件《布莱克的纯粹法社会学》

④朱景文，“论布莱克的纯粹法社会学”第2页，《当代法学》1993年03期

⑤朱景文，“论布莱克的纯粹法社会学”第1页，《当代法学》1993年03期

可克服的缺陷；如应用法社会学中，“将法律现实与制定法或判决相对照, 当制定法或判决的含义清楚时, 这类研究有希望表明它们在实际上是否被执行,①”但是这严重依赖于纯粹法社会学，独立性较差；而另一种形式是把法律现实同某种理想（如“法治”“合法性”“正当程序”等）相比较，但因缺少确定的经验内容作为铺垫，研究者会很容易地将自己的理想当着法律理想，这样的研究就涉入太多的道德因素，因研究者价值立场的不同，其研究成果各式各样，也就存在偏见，缺乏说服力。因此，布莱克的纯粹法社会学更注重法律现象（法律事实）的研究，坚持“实然与应然被严格区分，客观的、价值中性的实证主义立场”②。这当然有着重大的积极意义。它倾向于法社会学研究方法论中的行为主义，排除价值影响，关注现象和经验世界；延续孔德实证主义社会学，布莱克寻找所有能够影响司法裁判的社会因素（当然，无法完全包含），将其进行系统分类，建立起一套体系，在量化后用其进行预测和解释。

张乃根教授在《法社会学分析：框架与范例》中提出了法社会学分析的理论框架，即以“狭义的实证法”为起点，以“广义的实证法”为分析重点，将“理想的法”作为分析的价值尺度，从而将分析的归宿落脚于“实现的理想法”；作者认为“法社会学家的研究不应以主观性的概念, 而以客观性的事实为起点”③，寻找实证的法作为分析对象。法社会学的分析不应局限于法律条文或规范本身，要能够透过条文或规范内容去准确把握法与社会的关系，摆脱“司法中心论”的束缚，建立起“狭义实证法一广义实证法一实证法反映的社会现实”的分析框架。④

案件社会学存在一定缺陷，用“法律量”作为自变量对案件的运作过程进行分析、推论，应该注意这种方法接近于自然科学的模式，忽视了法律实际运作中所固有的正义或公正的各种规则和要求，如程序正义、证据规则、司法人员的职业道德等；这样的量化分析方法具有一定的说服力，且能提高操作的可能性，涉及社会结构中的多个层面和要素，但是始终无法完全涵盖了所有的会对法律运用产生作用的因素。要想做到将所有要素进行分析，不仅工作量大，而且完成的可能性极低。

四、小结

在对法社会学研究方法论的选择中，我赞同老师在课堂上所论述的那样，“关键是建立起一套符码体系，它将用一套科学、客观有效的知识符码体系，去破译和解码社会中既存的法律现象与法律事实”。法社会学最大的特点或者本质就是用社会学理论去研究法律现象和法律事实，如何产生、如何形成、如何消亡、有何影响等；而形成一套统一的符码体系就是研究的基础和工具。布莱克案件社会学中用接近与自然科学的模式建立起的一套以“法律量”为基点而涉及众多社会因素的分析模型具有借鉴意义，特别是在法律因素之外，将重点转移至社会因素对法律适用实施的影响上，案件的社会结构成为分析焦点。但其也存在不足：社会结构纷繁复杂，社会因素多样，这套模型只能将其一部分纳入研究范围，而无法完全涵盖。这也就使得研究结果存在片面性。而社会学视野下的司法大致延续着纯粹法社会学的特点，认为案件本身的社会结构会对案件的处理过程和结果产生影响。相比于案件社会学，在其细化的研究因素上有所不同，更倾向于对现实司法实践进行分析，组织与个人、合作社团、社会信息等社会异质性的构成，特别是法律适用中歧视现象的存在；根据研究，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法律的非社会特征化和社会的非法律化。

因此，我认为这两者都各有千秋，有值得借鉴之处，应该在其基础上建立起更有效的方法论模式。①

②同上张凌鹰，“布莱克纯粹法社会学理论概要及其借鉴意义”第2页，《经济研究导刊》2009年02期 ③ 张乃根，“法社会学分析：框架与范例”第2页，《社会学研究》1993年06期

④ 同上，第3页

参考文献：

陈明华，“法社会学研究引论”，《社会学研究》1988年01期

丁卫，“法律社会学在当代中国的兴起”，《法律科学》2010年03期

张乃根，“法社会学分析：框架与范例”，《社会学研究》1993年06期

张凌鹰，“布莱克纯粹法社会学理论概要及其借鉴意义”，《经济研究导刊》2009年02期

张文显，“西方法社会学的发展、基调、范围和方法”，《社会学研究》1988年03期

朱景文，“论布莱克的纯粹法社会学”，《当代法学》1993年0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