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名权浅谈

第一篇：姓名权浅谈

中国人在历史上是袭承宗族传统的，因此对自己的姓名很重视，皇室如此，权贵富有者如此，平民百姓也如此。现在，姓氏的宗族作用已经淡化衰竭，或有少量存在，在国家治理、男女平权、人口大量流动和社会保障日益发展的今天，已经没有太多现实上的意义。为了体现妇女的地位与男性公民的平等，新中国的有关婚姻家庭方面的法律规定了子女可以随父姓也可以随母姓。我国《婚姻法》第22条规定：“子女可以随父姓，可以随母姓。”这个规定（包括此前的相类似的规定）从法律上打破了男权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格局，是中国社会文明、进步的具体表现。不过，由于该规定过于原则，在实施中又被理解成不应受到什么约束的自由行为，因此造成了一些不便解决的矛盾。比如，这个权利的主体究竟是谁的问题。子女出生时尚不具备为自己择姓设名的能力，实际上这个权利在子女未成年前是对子女的父母而言的。父母双方如何行使该项权利，因此产生纠纷应按什么原则或规定去解决，《婚姻法》未作详细规定。好在中国几千年的传统习惯仍在绝大多数人的潜意识中发挥着作用，所以这方面的纠纷罕见发生。不过，纠纷一旦发生，由于缺少相应具体的解决规范，就成为难缠问题。对于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子女来说，他们也应该享有决定随父姓还是随母姓的自由。这个规定只是原则地解决了随姓的问题，对于取名的问题还是没有规范，完全空白。因此，从现实需要来看，进一步完善姓名权方面的立法就显得必要。结合社会管理，照顾家庭感情，考虑生活实际，本人认为，姓名取用和变更应遵循以下原则：

1、稳定使用。公民的姓名不只是公民个体身份的符号，不只是事关一个家庭内部事务和个人的喜好与感情，还涉及到社会管理方面的诸多因素。随着16周岁公民办理身份证起，一个公民的姓名、年龄、性别、民族相应都开始固定下来，一个身份证对应一个人，这有利于管理。16岁以上改名的，由于其参与的社会事务增多，相应的档案材料也多，带来的问题就比较麻烦。因此，对更改姓名的问题，应根据公安部的有关要求，出于方便公民生活、学习、交往等和方便社会管理的考虑，一般年龄在16周岁以下的提出更改姓名申请的，公安机关酌情办理；16周岁以上的，应严格控制。

2、慎重变更。在特别情况时，可以允许公民变更自已的姓名，包括公民的监护人在必要时为被监护的子女提出相应的变更申请。但这些情况必须是重要的、已经因姓名问题严重影响了个人的学习、生活。比如：（1）随姓的一方对子女有严重遗弃或其它犯罪行为，严重地难以修复地伤害了子女的感情；（2）随姓的一方有严重的犯罪或其它不道德行为，因随姓而给子女的名声及尊严带来难以忍受的社会影响；（3）名的取用带有不合时宜的政治色彩、种族歧视、民族偏见、人身攻击、有损自己的人格等（4）因工作性质、生活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更改姓名可以更好地与这种变化相适应；（5）名字长期被以诈传诈，更改顺从诈传以适应大家习惯的；……

3、限制自由。《婚姻法》只是赋予子女“可以随父姓，可以随母姓”的权利，并不包含更改姓名自由的内容。其实，该法所以有此规定，更主要的是保障男女平权，通过随姓平等予以体现。有些人把这项权利理解成可以自己自由处分而不受约束，应是一大误解。不仅社会管理需要公民姓名的相对稳定，公民在社会生活中给予其他人方便也需要该公民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姓名。即使认为随姓取名是一种自由，也只能是在一定条件和范围内的自由。――不受任何约束的自由是不存在的。至于未成年人并且没有学习、工作、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档案管理需要的，原则上可以自由变更姓名。

4、体现平权。《婚姻法》已经从子女随姓的立法上体现了男女平权。这里所讲的体现平权是指在应用国家权力依法解决具体的姓名纠纷时的体现。这时，不仅要体现男女之间的平权，而且还要体现成年子女与父母之间的平权。如果一起这样的纠纷诉至法院，依目前相关规定，尚没有具体的判断准绳，在不符合慎重变更原则中的变更情况时，不妨从这几个方面予以考虑：（1）支持有独立生活能力的子女依自己的意愿并为公安机关接受办理所作的更改。姓名的使用更主要是与子女本人的利益切身，在判断时应主要考虑有独立生活能力的子女的意见。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因改名纠纷的对方是其父母，因此可能影响到子女今后生活方面的保障，原则上不予支持。（2）不支持父母单方更改子女的姓名。子女的姓名通常是由父母双方协商或一方默认后产生，应当是双方合意的结果，无论父母双方是否离婚，均无权单方更改子女的姓名。（3）采用抽签方式决定行使更改姓名权。如果更改姓名的原因只是基于父母之间的矛盾，不更改不影响父母对子女学习、生活方面的照应，则为体现男女平权，可采用抽签方式决定由子女的父或母行使更改姓名权；如果父母双方同意，可以采用父母名字组合成的复姓，随机排定父母姓的前后次序。（4）父母一方有抚养能力并愿意领带子女而另一方没有抚养能力的或虽有抚养能力却不愿意领带的，考虑领带一方的意见。毕竟，子女的学习、生活需要才是最根本的，父母之间的矛盾不能对此有不良影响。有道是“清官难断家务事”。家庭方面的大小事务不只是繁琐二字了得，更重要的是感情方面的微妙。就家庭关系看，子女无论随父姓还是随母姓，都不能改变父与母之间对子女所享有的权利和应承担的义务，子女对父与母之间亦然。但是，由于历史的传统的文化思想作用，随父姓还是随母姓这件事对许多人来说就不是喜欢哪种颜色般的简单，而是具有了人际感情方面的色彩，甚至影响到彼此间的亲疏远近。也许，我们能够从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通过法律手段解决姓名问题，却不能很好地解决问题的本质——感情方面。

第二篇：姓名权讲义

姓名权讲稿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民商法学 向华 2007224022 感谢学院给我的宝贵机会，我试讲的内容是具体人格权之一的姓名权。主要方式：理论结合实际，注重互动，尽量使课堂气氛活跃，请各位老师指正。

我先说明一下，我是按照两节课的标准课时来备课的，第一节课主要是我讲，主要是姓名及姓名权的基本理论；第二节课我安排的是讨论课：讨论的主题是由“赵C”案谈谈自然人设定姓名的法律限制。

一、姓名概述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姓名，口语中叫名字，英语中名字的指称比较随意，比如;一个很著名的英国人叫做大卫.贝克汉姆，关系比较亲密的朋友叫他大卫，也可以叫他贝克汉姆，还可以叫他大卫.贝克汉姆。但是在东方语系国家，像中国，朝鲜，韩国，日本，名字一般就是指的姓名。

姓名，是自然人借以相互识别的文字符号系统的总称。姓名是自然人的姓氏和名字的组合，其中，姓氏表明家族系统和血缘关系，名字则表示姓名的持有者本人。在我国，除了一些少数名族外，大多数人的姓名主要以四种形式表现，单姓单名、这个很简单，比如我的名字，向华；单姓双名，像什么刘德华张学友周杰伦之类的都是；复姓单名，如：慕容复；复姓双名：西门吹雪。

除本名外，文学界和娱乐圈的很多人还有笔名艺名，比如：金庸，还如小沈阳；中国传统上还习惯在姓名之外另起字号，现在好像很少了。

法律上姓名的意义主要体现在：

1、姓名是自然人维持其个性所必不可少的要素。其性质同自然人的生命、名誉、荣誉、肖像等一样，是自然人作为人所必须具备的人格利益。人格利益上升到法律的层面就是人格权。动物也可以设定姓名，但是动物的姓名权是不受法律保护的，因为动物没有人格，人格是人与动物的最根本区别。

2、姓名使自然人在社会上特定化，以自己的名义享受权利和承担义务。简言之，姓名成为民事主体资格的外在表现。

二、姓名权概述

学者们都挺喜欢下定义的。我总结了一下，大致有两种给姓名权下定义的方式：

一、概括式：王利明教授认为：姓名权是自然人依法享有的为与他人区别而使用姓名的权利。

二、列举式：杨立新教授认为：姓名权是公民设定、使用和依照规定改变自己姓名的权利。如果列举式能够以不太复杂的方式列举概括，那将比概括式的定义更明确，让人更能够一目了然。比较而言，我更认同姚辉教授给出的定义：

姓名权是自然人依法享有的决定、变更和使用自己的姓名并取得排除他人干涉或非法使用的权利。因为从这个定义上，法律特性显而易见：第一是法定性（自由和权益必须上升到法律层面才能变成权利，受到法律的保护）、第二是人格权属性（自然人才能享有）、第三是对世权性质（自己享有并排除他人干涉和非法使用，义务人是不确定的）。

和其他的法律关系一样，姓名权法律关系也是由主体、客体和内容三个要素组成的：

（一）主体：是自然人，且是对一特定姓名享有权利、承担义务的特定自然人。

注意，我在这里用了两个特定，特定姓名和特定自然人。人民大学姚辉教授说的是：对某一姓名享有权利承担义务的自然人。我加上两个特定是想更加突出表现姓名权的对世权性质和姓名权的专属性，以及与人身的不可分离性。我们知道，经度加纬度的方式确定能够确定地球上的任何一点的坐标，绝不重复。所以，我提出姓名权的主体是由特定姓名加特定自然人确定的。社会实践中，同名同姓的情况时常发生，比如我自己，我叫向华，当时我读高中的时候我们班还有个同学也叫向华，问题是她是个女生，而且我们俩还坐在一块儿。有次上课的时候老师说向华，你来回答这个问题，结果没人站起来，只听到下面同学们捂着嘴笑，七嘴八舌的说，老师，我们班有两个向华呢，您指的是哪个呢？老师指着我们座位的一边说这边的向华回答，下面笑得更厉害了，老师，他们都坐在这一边呢，我们班是有一个男向华，还有一个女向华呢，所以啊，楞是没人站起来回答这个问题。同样的姓名，老师搞糊涂了，我的同学们却不至于混淆，这是为什么？特定的姓名+特定的自然人，老师只确定了特定的姓名，但没有确定一个特定的自然人，所以他就找不着人来回答问题。这样一来，如果有个人效仿齐玉苓案中被告陈晓琪的做法（湖南有个罗彩霞案），冒用向华的姓名来到咱们北京青年政治学院试讲来了，这就是一个具体的侵犯姓名权的行为，但是呢，我可以说，只有我，公安大学民商法学的向华才有资格来追究他的民事责任，而我高中的同学哪个女向华她就没份儿。所以，我感觉啊，特定姓名+特定的自然人确定姓名权主体的方法还是很管用的。

（二）客体：姓名权法律关系的客体是权利主体的姓名以及与姓名相关联的精神利益和非直接体现的财产利益。传统理论上认为姓名权具有非财产性，一般认为姓名权的客体是姓名以及与姓名相关的精神利益，但是现在的教科书都基本上认同了人格权包括姓名权具有非直接体现的财产性。

对此处的“姓名”，杨立新教授在他的《人身权法论》一书中说：我国自然人的“ 姓名”有广、狭义之分。狭义的姓名即为本名。广义的姓名包括姓名本名以及字、号、笔名、艺名等区别公民人身特征的文字符号。狭义的姓名一般严格依照姓加名的方式设定，而本名之外的姓名随意性就比较大。作为姓名权法律关系的客体是仅指狭义的姓名即本名还是广义的姓名，学者们有不同意见。

姚辉教授认为：姓名应该作广义理解和解释，不仅指公民在户籍和居民身份证上显示的姓名，还包括曾用名、笔名、艺名、及我国传统文化中所独具的“字”、“号”等。判断一个符号或称呼能否成为姓名权客体，关键并不在于该符号或称呼的表现形式，而在于它们能否表示某个特定的人。

公安大学徐武生教授有着不尽相同的意见，他认为：姓名权的客体应当限定为狭义的姓名, 即正式姓名。理由有如下三点：

1、非正式姓名可以随意更改，体现的义务性不够，人格属性不够强；

2、未经过户籍登记的姓名，如笔名，艺名不具有专属性；3，笔名、艺名等假名由于不具备人身专属性, 因而虽可自由决定和使用但不能为法律所保障, 不能称之为权利。徐老师还认为：由于长期为某人所固定使用并为社会所公认的笔名和艺名,在事实具有了一定的人身专属性, 法律对此应当予以保障, 赋予当事人以相应的权利。不过, 即使在这种情况下, 由于其人身专属性都是基于文字、戏剧等作品而产生的, 因而该权利并非任何自然人都可以享有。他认为, 这类权利也决非作为人格权之一的姓名权, 而只能属于著作权中诸如署名权之类权利的范畴。

我觉得徐老师的观点值得商榷：就姓名权的客体“姓名”而言,除了自然人在户籍机关登记的正式姓名和有关身份证件所显示的姓名外,还应包括曾用名、笔名、艺名、字、号等,因为这些名字有个特点，要么是自己取的要么是经过自己认可的，所以即凡在一定地域范围内能够明确无误地指向特定自然人的称谓的,都是姓名权的客体。职务称呼、民间习惯称呼乃至互联网用名等,而这些名字都是别人叫的，但是只要其能在一个确定的地域范围内或一定领域内(包括虚拟空间)能被特定为某一自然人,并被自己所认可的均应作为姓名权的客体加以保护。比如蒋委员长，芙蓉姐姐等等，但如果你如果侵犯“周老虎”的姓名权，估计周正龙不会找你的麻烦，原因很简单，我估计他应该不会认可“周老虎”这个名字吧。

再拿艺名举例，艺名的人格属性和专属性的甚至更胜于其本名。小沈阳这个名字就是个艺名，我问问在座的各位，小沈阳的本名叫做什么？对，叫做沈鹤，但是，现在最起码在中国范围内，只要有人干涉、盗用、冒用小沈阳这个名字，大家都知道，哦，这种行为侵害了小沈阳（沈鹤），就是那个喜欢穿裙子、带发卡、唱《大海》的赵本山的徒弟的姓名权及小沈阳这个名字后面体现的精神利益和财产利益。但是，如果在09年春节联欢晚会之前，有人侵犯小沈阳的姓名权，估计绝大部分的中国人都不知道这个姓名指向的是谁，但是你能说小沈阳这个名字不具有专属性吗？在春晚之前，小沈阳在东北已经小有名气，这个名字还是指向特定的人。退一万步来说，即使小沈阳这个艺名只有侵权者和沈鹤自己知道，他还是能够准确指向沈鹤这个人，因为在具体的侵害姓名权法律关系中，具体的侵权行为，具体的法律事实具体的因果联系都能准确指向特定的人，只要这个姓名符号能够使人认为确实可代表某人时，具体的姓名就具有专属性。所以干涉、盗用、假冒笔名艺名等非户籍登记姓名的行为依然是侵犯姓名权的行为。德国民法上甚至有这样的规定,即使是纯粹的数字组合,只要这些数字组合已被公认为一个人的名称,也能成为姓名权的客体从而受到法律的保护。另外，侵害署名权和侵害姓名权的法律关系不同，一般情况下是很容易将两个法律关系分别开来。

（三）姓名权的内容

《民法通则》第九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公民享有姓名权，有权决定、使用和依照规定改变自己的姓名，禁止他人干涉、盗用、假冒。此条为授权性规范，依据此规范我们可以得知姓名权的内容。

1、姓名决定权：

1.1姓名决定权的时限和程序要求。有人说，公民不是享有决定自己姓名的权利吗？但是我的姓名却不是自己决定的啊。对这种现象的解释，大致有两种学说，一为自由权说，决定姓名的自主权属于自由权的范围，是姓名权产生的条件，不是本义上姓名权的内容。姓名的决定，俗称取名，是取得姓名权的根据。而代理权认为说，公民的名，一般都是公民出生时其父母给起的，但这不是对自我命名权的否定，实际上是父母亲权的表现，是父母实施亲权的代理行为。公民成年后，也可以通过姓名变更手续，变更自己的姓名。因为公民出生时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其最初的姓名是由其监护人代为行使的。我赞同这种观点。这在我国的一些法律法规中得以体现。我国《户口登记条例》第7条的规定，婴儿出生后1个月内，由户主、亲属、抚养人或者邻居向婴儿常住地户口登记机关申报出生登记。姓名一经户口登记机关核准登记并记入户籍档案，就成为公民的正式姓名，不得随意更改。《姓名登记条例（初稿）》第九条规定：公民姓名由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在申报出生登记时决定。

1.2 姓名决定权中的姓氏决定权。

公民姓氏分为出生姓氏和婚姻姓氏。出生姓氏依血统关系而取得，我国《婚姻法》和《收养法》做出了明确规定。《婚姻法》第16条规定“子女可以随父姓，可以随母姓”。这一条的规定很模糊，不少人理解为婚姻法的这一规定是任意性规范, 应当理解为子女既可以随父姓, 也可以随母姓, 还可以谁的姓也不随，但是按照目的解释我们应该得出相反的结论：婚姻法该条规定是针对子女随父随母姓起争议这个社会问题的，类似的规定有，《收养法》第24条规定“养子女可以随养父或者养母的姓，经当事人协商一致，也可以保留原姓”。目的是想告诉大家，男女平等，随父姓随母姓都可以。有人可以说了私法意思自治，法不禁止即自由，但是显然立法者当时并不认为有人会不想随父姓或者随母姓。追求个性的今天，立法者终于发现了这个问题了。现在比较有争议的是《姓名登记条例（初稿）》，第八条规定：公民应当随父姓或者母姓。允许采用父母双方姓氏。我认为姓氏的设定是涉及公共利益的，血缘关系得到了延续，传统也应该坚持，在承认广义的姓名是姓名权法律关系的客体的前提下，追求自由个性者可以设定别名，这样两种价值得到了平衡。

婚姻姓氏则基于婚姻双方的意思表示由双方自愿共同确定，《德国民法典》第1616条规定了子女以其父母的婚姻姓氏为出生姓氏。德国、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采用此种姓氏，我们比较熟悉的，如连战的妻子连方瑀等，如这个在我国大陆地区现在好像不流行。

1.3姓名决定权中的取名权。

案例：全国首例姓名权案——青年赵C之烦恼（不是少年维特之烦恼）赵C，家住江西省鹰潭市月湖区，目前已是大四学生。

赵C的烦恼源于2006年的二代身份证变更。鹰潭市月湖公安分局以“C”为英文字母进不了公安部户籍网络程序为由，不给赵C换发二代身份证，除非他把这个中西合璧的名字改为原汁原味的汉字。

赵C 的父亲赵志荣说, 之所以给儿子取名“ 赵C”, 是想寄托自己的一种希望。他认为, 人一辈子至少要学会两种语言, 首选汉语和英语, 他自己英语没学好, 因此儿子出生后想在儿子名字上做点英语文章, 希望他能学好第二语言。而且, 在英语中,“C”是“China(中国)”的第一个字母, 又有“ 西方”谐音的意思, 因此告诫儿子最好能到西方国家留学并学有所成, 但又不能忘掉自己是中国人。另外, 以“C”开头的单词最多, 有人丁兴旺之含义。

2008年1月8日，无奈之下的赵C将月湖公安分局告上法庭，法院当天受理了此案。

2008年6月6日，法院一审判决被告月湖公安分局允许原告以“赵C”为姓名换发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并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办理完毕。理由有两点：一，《民法通则》第九十九条第一款明确规定:“ 公民享有姓名权, 有权决定、使用和依照规定改变自己的姓名, 禁止他人干涉、盗用、假冒。”居民身份证法第四条第一款规定:“ 居民身份证使用规范汉文字和符合国家标准的数字符号。”第二代居民身份证是由汉字、数字、符号三种元素组成的。“C”既是英文字母, 也是汉语拼音字母, 也是一种符合国家标准的符号, 因此姓名“ 赵C”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另外,“ 赵C” 这个名字已经使用了22年, 未给国家、社会及他人造成不利。二，原告赵C 于2005 年6 月进行居民身份证初始登记, 经公安机关核准领取了第一代居民身份证, 应视为被告作出了具体行政行为。换发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并不是第一次进行居民身份证初始登记, 而是为了提高居民身份证的制作质量和防伪性, 公安机关只要“ 复制”第一代居民身份证的内容即可, 而不是改变登录的内容。这个案子后来月湖公安分局上诉了。二审结果是：在经过长达四个多小时的二审庭审后，备受社会关注的“全国首例公民讨姓名权案”终于尘埃落定。江西省鹰潭市中级人民法院当庭宣判，双方自愿达成和解协议，赵C同意更名，鹰潭市公安局月湖分局免费为其办理二代身份证，并协助其办理有关学籍、银行、保险等各项更名手续，同时撤销一审判决。网上热议这是全国首起姓名权案件，我觉得这个案件实质上是一个法律解释的问题。让我们看整个案件争议的关键，公安局辩称不是其不作为不给赵C换发二代身份证，而是因为“C”是英文字母，进不了公安网的户籍系统。显然此系统的开发者是严格按照其理解的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开发的，使用外文字母作为名字，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规定，从而违背了民法的“公序良俗”原则，造成户籍登记秩序的紊乱，损害了社会的公共利益。而按照赵C的委托代理人其父赵志荣的说法，C是一种符合国家标准的数字符号，把它理解成外文字母是片面的，《居民身份证法》第四条明确规定:“ 居民身份证使用规范汉文字和符合国家标准的数字符号。”第二代居民身份证是由汉字、数字、符号三种元素组成的。而赵C 的“ 赵”是规范的汉字, 名“C”既是英文字母,又是汉语拼音字母,也是符合国家标准的数字符号。

我认为姓名的设定是要有一定的法律限制的，姓名既然是由姓氏和名字组成，对姓名的设定应该采用二元的法律标准，姓氏表征着血缘关系的延续和传统的继承，于公序良俗和社会公益关系较大，应该采取较之名字更加严格的法律限制，父母姓氏理应坚持和婚姻姓氏也可以得到允许。名字的设定可以相对宽松一些，但是不得违反民事法律的基本原则，至于本名之外的其他名字法律的干预理应越少越好，让当事人的自由得以更加充分的发挥。

2、姓名变更权

2.1姓名变更登记。根据我国《户口登记条例》第18条的规定，目前在户籍管理工作实践中，未满18周岁的人需要变更姓名时，由本人或者父母、收养人向户口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被收养或被认领人年龄较大的须征得本人同意。18周岁以上的人需要变更现有姓名的时候，由本人向户口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

2.2姓名变更的原因和次数限制。我国现行法律未做明确规定。国外法律规定比较详细，一般要求有充足的理由。《姓名登记条例（初稿）》规定姓名变更以一次为限。

2.3姓名变更中的姓氏变更。这个更多的是一个与婚姻家庭有关的社会问题。在我国户籍管理工作中，姓氏变更主要由以下情况引起:①因收养关系引起的姓氏变更。《收养法》第24条规定:“养子女可随养父或养母的姓，经当事人协商一致，也可以保留原姓”。②因父母离婚引起的姓氏变更。根据1981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变更子女姓氏问题的复函》和1993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19条规定的精神，父母离婚后，其子女姓氏变更应按以下原则处理:一是子女已具备相应的意思表达能力的，可根据其子女本人意愿，允许子女申请将姓氏由原父(母)姓变更为原母(父)姓;二是经原父母双方协商同意，未成年子女姓氏可由原父(母)姓变更为原(母)父姓，亦可改为现继父(母)姓。但如果原父母双方未经协商或协商不一致，父或母一方植自将子女姓氏由原父(母)姓改为原(母)父姓或皿继父(母)姓氏的，应责令其恢复原姓氏。对此，公安部2002年5月《关于父母离婚后子女姓名变更有关问题的批复》也予以明确规定，即对于离婚双方未经协商或协商未达成一致意见而其中一方要求变更子女姓名的，公安机关可以拒绝受理;对一方因向公安机关隐瞒离婚事实，而对子女姓名变更的，若另一方请求恢复其子女原姓名且离婚双方协商不成，公安机关应予以恢复。

3.4关于姓名变更权行使的例外。我国1958年4月公安部《关于执行户口登记条例的初步意见》规定，依法被剥夺政治权利的分子和正在受刑事处分的分子，以及被劳动教养的人，一律不准变更姓名。另外，我国宪法规定，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民法通则》亦规定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这也对公民姓名变更权的行使做出了一定限制。

3、姓名使用权

自然人对自己姓名的专有使用权, 这也是自然人姓名权的重要内容之一。自然人在民事活动中有权使用自己的姓名, 也有权不使用自己的姓名。一般情况下, 任何人不得强迫自然人使用或不使用其姓名。未经自然人许可, 其他人也不得擅自使用自然人的姓名。不过, 重名即姓名的平行不包括在内。但是, 自然人使用自己的姓名, 也必须依法进行。

第三篇：姓名权纠纷案例

姓名权纠纷案例

2007年7月，公务员赵某申请住房贷款，被告知其名下已有20万元逾期还贷的不良记录。赵某从未向银行贷过款，后经调查发现，其在五年前现金购买单身宿舍时，曾将身份证复印件留存于房主胡某处以办理过户手续，胡某暗地再次予以复印。2002年，胡某利用赵某的身份证复印件，与某银行工作人员江某勾结，利用江某职权之便，冒用赵某的名义从银行贷得住房款20万元投资股市。

其后胡某、江某陆续归还贷款，但2006年上半年，由于炒股亏损，胡某、江某丧失还款能力，到期未能归还剩余的10万元贷款。得知情况后，赵某与银行交涉，要求银行消除其不良信用记录，但银行只对工作人员江某进行了处罚，拒绝赵某请求。赵某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被告银行立即消除他在银行的不良信用记录;判令胡某、江某和银行恢复名誉、赔礼道歉、赔偿精神损害。

肖像权纠纷案例

1992年9月3日，原告甲、乙将一卷拍摄了两原告（甲和乙）婚礼活动的富士牌彩色胶卷交给丙彩色扩印服务部冲印，并预交了冲印费18元。该部给甲开了冲印单一张。第二天，甲到服务部去取件，被告告知曰，胶卷暂时找不到，可能被他人误领，让原告等等再来。后甲数度催要，均无结果。原告于1992年10月8日向被告提出赔偿损失的要求，索赔5000元。被告只愿按南京市摄影行为协会的规定（南京摄影行业协会服协字（92）142号第3条：“如遇意外损坏或遗失，只赔同类同号胶卷。”）赔偿胶卷和退还预收冲印费。甲和乙遂于1993年4月4日向某区人民法院起诉，以被告遗失其胶卷为由，要求被告赔礼道歉、赔偿相应的损害和精神损害共5000元。被告辩称，原告的胶卷确定是由其遗失的，愿意向被告赔礼道歉；愿赔一卷胶卷和18元的预收冲印费，但是精神赔偿不能接受。

第四篇：聂树斌案被害人康菊花的父母起诉姓名权名誉权侵权案

聂树斌案被害人康菊花的父母起诉姓名权名誉权侵权案

2013年1月28日上午，“聂树斌案”被害人康菊花隐私名誉侵权案在石家庄市井陉矿区人民法院开庭，康菊花的父母将包括聂树斌母亲在内的7名当事人告上法庭。聂树斌的申诉代理律师刘博今律师因私人原因也没有来到出庭现场，但其助理石玉成律师在庭审后表示，刘博今作为聂树斌申诉案的代理律师，在整个申诉过程中并不存在对受害人康菊花侵权的事实和故意，在涉及原告方亲属的文字中也未涉及侮辱、诽谤等内容，这些文字也都没有

[3-4]超出过一、二审判决书的范畴，不构成对受害人的侵权。审判庭宣布2月1日将宣判。2013

年4月3日，石家庄市井陉矿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定刘博今律师及其他被告不构成对受害人的侵权，判决驳回原告康某、尹某的诉讼请求。判决后，原告康某、尹某依法提起了上诉。2014年4月8日上午9时，该案在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开庭审理。上诉人康某、尹某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刘博今本人未到庭，其助理石玉成律师、被上诉人朱爱民律师、以及被上诉人法制网的代理人依法到庭参加了二审诉讼。上诉人在庭审中情绪激动，多次打断审判员及被上诉人发言。目前二审判决尚未作出。

第五篇：论人格权之经济利益和权益的类型化--基于“鲁迅姓名权”个案的思考(张 琦)

论人格权之经济利益和权益的类型化

--基于“鲁迅姓名权”个案的思考

张

琦 上传时间:2001-12-16

一、问题的提出

前身为延安鲁迅艺院的沈阳鲁迅美术学院在２０００年５月向国家商标局申请注册校名商标，对“鲁迅美术艺术学院”、“鲁迅艺术文学院”、“鲁艺”和“鲁迅美术学院”４个校名进行了商标申请。消息传出后，鲁迅之子周海婴即以鲁迅的姓名权被侵犯为由，要求撤消鲁迅美术学院的商标注册申请。同时，周海婴也向国家商标局递交了由鲁迅头像和姓名组成的“鲁迅”商标图案，申请注册“鲁迅”教育类商标及酒类商标〔１〕。此事经媒体报道后引出了轩然大波。媒体就鲁迅先生的名字能不能拿来做商品的商标？鲁迅美术学院有没有侵权？“鲁迅”算不算周家的私产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而国家工商总局则在2001年8月9号正式告知媒体，周海婴向其申请注册“鲁迅酒”商标一案经初审予以驳回，国家商标局有关人士强调：名人商标是一种特殊的商标，要考虑社会影响。根据我国商标法第八条第一款第九项规定，商标容易引起社会不良影响的不予以核准通过。鲁迅是历史名人，在整个文学界、教育界名望很高，因此无论是谁提出申请，在审查与鲁迅有关的商标时都有一个基本原则—不损害鲁迅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形象，不伤害人民对他的深厚感情，不引起不良的社会影响。现在把他的名字作为商标用在商业活动中，是不合适的。〔２〕

周海婴先生为去世的父亲打官司，倒是屡见报端，这一次又为了鲁迅的“姓名权”而大动干戈，学界对此也多有评论，但大多是围绕着死者有无肖像权或姓名权等问题展开讨论。但是其代理律师却自有主张，认为名人拥有商品化权，因为名人在他的人生中，不断地奋斗，用一生的智慧来塑造和维护自已的名誉和地位，法律上确认这样一种权利，就是对名人以往为社会作出贡献的另一种承认和肯定〔３〕。相对于死者有无肖像权或姓名权等问题，律师提出的这种诉求才是问题关键。该项诉求致力于开拓人格权益的新边疆：鲁迅在去世后其人格权中蕴含的财产权益仍然存在，并应当认定为是实体权利，这种权利不但可以继承〔４〕，还可以商品化为商标（与传统的人格权益相比，我们不妨将其称之为新权益）。与上述讨论死者有无姓名权的论争相比，这种对权利的要求才是该个案的核心所在。由此引发的问题是：传统民法强调保护人格利益，尤其关注人格权受侵害时的损害赔偿问题，但这种保护毕竟只是在静态层面提供消极的保护，着眼点在于人格的人格权的完整性和不可侵犯性，但本个案对法律提出了诘问：人格权作为具有排他性的绝对权利，是否还有着动态性和积极的一面？尤其是在权利主体消亡后，蕴于其人格权中的财产权益部分能否成为游离于社会公共利益之外的私人权益，并得物化为一种不依附于精神利益的新的财产权形式？对这些问题，鲜有讨论，本文将试图用分析这些问题，并求教于学界同仁。

二、权益的类型化与法定权利

分析本个案的关键问题在于，周海婴主张的“新权益”能否类型化并上升为为法定权利？一般来说，人格权是一种法定的权利〔５〕，《民法通则》以制定法的形式肯定了名誉权、姓名权、名称权、肖像权、荣誉权等特殊人格权〔６〕，而《宪法》和《民法通则》规定了人 1 格尊严和人身自由不容侵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又将其细化为可具体实施保护措施的一般人格权，同时也对隐私权做了保护〔７〕。追寻中国人格权法的发展轨迹，我们可以发现这是一个不断扩张的过程，一般是在诉讼中出现某一新类型的权益，关于这种权益的诉讼日渐增多，进而实现类型化，为立法所承认，从而成为一种新的人格权形式〔８〕。但是这种新生权益要实现类型化并上升为法定权利需要有有两个前提：第一是内容合法，不能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也不能违反法律保护他人的规定；第二是要合乎伦理道德，新权利须能够成为人人享有、人人尊重的充满伦理意义的普遍的权利，也就是要符合规则背后的伦理共识〔９〕。

虽然人格权是以精神利益和人身利益为主的权利，但无疑其中也蕴含着财产利益，尤其在现代的工商社会，经济活动已经渗透到社会的几乎个个领域，有一部分的人格权所保护的客体也因此成为经济活动的客体，最明显的是姓名和肖像〔１０〕。不过法律仍然侧重保护人格利益尤其是精神利益，与之相比，财产利益只是附随性的。因为人之为人存在于世界的基点就在于其具有独立的人格，而人格权尤其是自然人的人格权具有专属性，一般不能转让，这也就限制了其商品化的可能。

但周海婴先生申请注册“鲁迅”商标的行为，却不妨视为是他努力实现鲁迅人格特征彻底商品化的一种尝试，因为，只有商标才能摆脱“人”的生命期限而获得永久的保护，只有商标才能在其身份特征的本义之外，建立起纯属产权排斥本义的消费符号而争取法律的认可和保护。名人人格也是驰名的符号，它的各种特征也可以用作商标，成为商家谋取利益垄断市场压抑竞争的利器〔１１〕。显然，鲁迅后人认识到了把这种新权益物化后可能产生的巨大收益。据报载，目前，除了鲁迅美术学院和绍兴的6所鲁迅学校外，在上海和北京各有一所鲁迅中学，在杭州还有一所树人大学，而其他以鲁迅命名的民办大学确切数目不祥。由于商标使用的独特性，鲁迅的家人决定将“鲁迅”的商标注册后，再根据各所学校的实际情况授予冠名权。目前已设计出由鲁迅头像和姓名组成的商标图案，在鲁迅商标注册成功后，这些“鲁字号”学校的校簿、校徽、校服上将带上鲁迅商标的标志。〔１２〕而在此之前的一次冠名权授予活动中，绍兴鲁迅外国语学校以50万元的代价从周家获得“鲁迅”的三年冠名权。〔１３〕但是，上述可能收益的实现要以该种新权益得以类型化并被认定为法定权利为前提的。

如果我们从价值判断的角度切入，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周家的主张很难实现。因为它不仅遭遇到现行法律的狙击，还将面临着价值判断的诘难。

正如上文分析的，一种新权利的诞生，要以其包含的权益类型化为前提，这不仅要求该种权益满足合法性和伦理性条件，还要求这种权益之争要比较频繁的在诉讼中出现，并具有代表性。其原因在于，可诉性是成文法的脉搏，当某一类型的诉讼在实践中频繁出现的时候，我们才可以说“纸面上的法”会被置换为“运行中的法”，同样，只有人们就某一种新类型的权益提起诉讼的时候，它才具有类型化的可能。但本个案却具有一般的名人官司所没有的特点，它过于特殊，因为鲁迅不仅是名人，而且是具有极高知名度和象征意义的名人〔１４〕。从理论意义上讲，所有人都存在可以将人格商品化的可能，但在事实上，只有少数名人才会有把其人格物化的特权，更何况，鲁迅还是已经去世的名人。而“死者姓名权”和“鲁迅姓名权”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后者只是作为特例的偶然存在，而对于普通人而言，真正值 2 得强调的应该是姓名权人或其亲属享有的精神利益而不是虚无飘渺的商品化的权利。正如有学者在评论“鲁迅肖像权案”中指出的：“死者肖像权”和“鲁迅肖像权”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后者占据的，正是前者反复强调的肖像权人或其亲属的精神利益所排斥的那个领域：产权〔１５〕。因此，周海婴的主张难以实现，名人拥有的商品化权益难以类型化和上升为法定权利。

就该个案而言，鲁迅去世后，其人格利益已经转化为社会公共利益，其原因在于：鲁迅作为历史名人，具有特殊的纪念意义和象征意义，其作品成为我国文学宝库的瑰宝，其反抗旧势力的抗争精神成为感召人们奋进的巨大精神动力。对鲁迅的研究已经成为文学和史学的重要课题，而在鲁迅的诞辰和忌辰，总有相当多的机构和团体自发的组织活动以纪念这个伟人。从这个角度说，鲁迅已经不是个人的，而成为全民族的共同精神财富，成为社会公共利益的组成部分。事实上，人们在得知“鲁迅”会成为商标这一事实后大多表示对此在感情上很难接受，过激者甚至认为把“鲁迅”申请注册商标是对精神文化领域的一次掠夺，是“侵吞国有资产”。〔１６〕这些事实表明，周海婴主张的“新权益”缺乏一般性和普遍化的伦理支持，同时这些事实也表明“鲁迅”这个名称已经进入了社会公共领域，成为社会公共利益的组成部分，不应该成为私产。

事实上，我党早在延安时期就建立了鲁迅艺院，其后，为了纪念这位文学巨人，解放后又在以鲁迅为名在北京、上海、绍兴命名了鲁迅中学，这些学校都是公办院校，以“鲁迅”为校名的目的在于激发在此求学的下一代青少年，弘扬民族精神，这种使用是合理使用。事实上，周海婴和一些“鲁字头”的院校关系也较为密切，在此前相当长的时间里，周海婴先生显然是知道并默许了这些院校对“鲁迅”名称的合理使用，比如沈阳美院声称：周海婴曾于１９４９年和１９９８年两次来院参加捐赠活动和纪念活动的，１９５４年，周海婴还到学院来进修过〔１７〕。而周海婴同时还是绍兴市绍兴县鲁迅中学的名誉校长，跟该校联系比较紧密。现在周家突然要求收取冠名费，也许是因为利之所致，就象鲁迅长孙周令飞表示的：“鲁迅”商标被注册的事件使鲁迅家人意识到了“鲁迅”这个名字的含金量。所以，周令飞才要求就商标冠名一事 “象征性地”从绍兴鲁迅中学收取一点费用。〔１８〕但是这种利用显然超出了基于社会公益目的而进行的使用，成为一种积极的利用“新权益”牟利的行为，显属不当。

但是沈阳美院申请鲁迅商标的行为也有不当之处，这不仅侵害了社会公共利益，还侵害了鲁迅后人的权益和情感，此时，鲁迅的后人和利害关系人有权请求商标局撤销其申请，而且《商标法》19条也规定，对于初步审定的商标，任何人都可以提出异议。而《商标法》第8条第9项规定有害于社会主义道德风尚或有其他不利影响的文字或图形不得批准为商标，如果批准沈阳美院的请求，将会造成社会公共利益和鲁迅后人情感的损害，因此可以认定这种行为会产生“其他不利影响”，应当驳回沈阳美院的请求。同样，周海婴也没有权利请求申请获得“鲁迅”的商标权。国家工商总局之所以驳回周海婴的申请，也正是基于社会公共利益的考虑才依照《商标法》第8条的规定以“授予该商标容易引起社会不良影响”为由而不予以核准通过〔１９〕。

三、基于现行法的救济

正如上文分析的，周家主张的“新权益”面临无法类型化的困境，其主张难以实现，但 3 另一个问题在于：鲁迅在世时，他自己当然可以许可也可以禁止其他人使用自己的姓名，但在他去世之后，其姓名已经进入公有领域，那是否意味着任何对“鲁迅”的使用都是正当的呢，而鲁迅后人又对先人享有何种权利呢？在欠缺明确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应该用什么手段保护周家后人的权益？

一般来说，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终止于死亡，《民法通则》第九条也规定：公民从出生时到死亡时止，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在自然人死亡之后，其民事权利能力终止，不能享有民事权利。因此鲁迅实体意义上的姓名权已经随着鲁迅的去世而消灭，但问题是，鲁迅生前可以就授权他人使用其姓名而获利，但是一旦去世，却立刻进入公有领域，别人可以无偿使用，这是否有失公平。要知道“鲁迅”这个符号已深入人心，广为人知，如果用作商标，会具有极高的品牌知名度，也因此蕴含着巨大的财产利益，对此，精明的商家有着深刻的认识，近年来各地大量出现的“鲁迅”打头的民办学校也是证明，因为如果一所学校有着较为著名的校名的话，它往往可以争取到更多的优秀生源和更多的经济利益。这些学校良莠不齐，不排除有一些民办学校为招揽生源和牟取经济利益而把自己注册为“鲁迅学校”的可能。如果说建于延安的鲁迅艺院和一些公办学校还可以理解为是对伟人的纪念而具有公益性目的的话，那么现在很多学校纯粹是为了获取经济利益而以冠以“鲁迅”二字，对于这种以盈利而社会公益为目的而使用“鲁迅”的情况，应当予以制止。也就是说，对于使用已经进入到公有领域的“鲁迅”这个名称，应当区分善意和恶意，如果是以赢利性为目的使用“鲁迅”的话，周家后人有权要求对方停止使用，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周家只能有权禁止别人的不当使用，而不能通过授权给别人使用而获利，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周氏后人只享有诉权，而不享有对“鲁迅”这个名称的独占权利。其原因在于，此时，对方首先侵犯了社会公共利益，不仅仅只是对周氏后人精神的损害。从理论上，虽然任何人对损害社会公益的行为都享有诉权，但显然对“鲁迅”的不当使用对周家后人造成的损害更为严重，因此在诉权分配上，周家优先享有诉权，得请求禁止该种不当使用。

那么，在有人滥用鲁迅姓名牟利的情况下，除了请求对方禁止使用外，周海婴应以什么理由请求损害赔偿？笔者认为，对周海婴而言，可以比照侵害死者名誉的处理方法获得救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司法解释》等司法解释确立了保护死者名誉的制度，在这些解释中，区分了“名誉权”和“名誉”，这种区分，实际上是区分了“权利”和“权益”，侵权行为法保护的不仅仅是法定的权利，也保护合法权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司法解释》第三条也规定：自然人死亡后，他人以侮辱、诽谤、贬损、丑化或者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的其他方式，侵害死者姓名、肖像、名誉、荣誉；其近亲属因该侵权行为遭受精神痛苦，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虽然鲁迅虽然已经去世，但其姓名本身就是一种应该受法律保护的权益，民事权利以权益为内容，这种利益是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的结合，鲁迅死亡后，他不可能继续实际享有权利中的包含的个人利益，但其权利中仍然有着社会利益的内容，因此在其死亡后，仍应该保护这种社会利益，当有人不当使用“鲁迅”这一名称时，周家后人，可以提起诉讼维护鲁迅的名誉，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而且，周家后人比其他社会公众显然会受到更多的痛苦，应该获得损害赔偿。

总之，由于姓名经常成为经济活动的客体，因此也常常成为法律调整的对象，对此类问 4 题的规制，我们可以借鉴相关的立法例，以完善我国的立法。我国台湾地区对此有专门规定，如台湾公平交易法第20条即禁止以相关事业或消费者所普遍认知的他人姓名、商号或公司名称，为相同或类似的使用，致与他人商品或营业、服务相混淆的行。而台湾商标法第37条第11项也禁止未经同意而以法人及其他团体或全国著名之商号名称或姓名、译名、笔名、字号，申请注册商标。〔２０〕

对姓名权的财产权益尤其对自然人去世后的姓名进行保护，德国的做法也可以借鉴，在自然人死亡后，他人未经其家属同意，擅自将其姓名利用于商品或广告上，或用于企业名称。从人格权法的角度分析，人格权原则上随着自然人的死亡而归于消灭，并不能成为继承的客体，只有在例外的情形，如被歪曲丑化，始得受到保护，其家属得请求禁止之，然而如果他人之利用并无歪曲丑化之情事，其家属即无从禁止。德国法院为了克服这一问题，采取了较为宽松的态度，认为即使没有达到被歪曲丑化的程度，也要赋予死者的家属防止死者之姓名被擅行使用的权利。〔２１〕

四、结论

周海婴先生申请商标的行为至少向人们展示了一种可能性：人格权中的财产权益可以类型化并得转化为一项私权，这种权利不仅可以继承，还可以通过积极主动的使用来获得利益。但是这项主张却面临着现行法律的诘难和价值判断的挑战，不仅难以类型化为法定权利，而且也无法得到现行法律的支持。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在于，“鲁迅”已经内化为社会公共利益的一部分，对“鲁迅”的使用也只能限于公益目的，不能用其来牟取私利。而对鲁迅亲属的保护，可以通过保护人格权的方法实现，可以借鉴台湾法和德国法的做法，鲁迅亲属得享有禁止他人擅自使用“鲁迅”的权利，但这并不意味着死者亲属由此就享有了支配死者姓名的权利，去世名人的亲属只是享有被动的禁止他人不当使用死者姓名的权利，不能借此使其商品化，并从中获利。

注

释：

〔１〕“鲁迅后人质疑鲁迅美术学院凭何抢注“鲁迅”商标”见 2001年4月4日 北京晨报

〔２〕“伟人形象不能受损害 周海婴注册“鲁迅酒”被驳回”见2001年8月11日 江南时报

〔３〕“鲁迅”可以做商标吗 “鲁迅酒”商标注册引争议 摘自 2001年8月20日 新华网 社会新闻

〔４〕比如鲁迅之孙周令飞就大声疾呼：“我们使用先人的遗产有什么不对，把我们的祖父、父亲还给我们。” 见“鲁迅”可以做商标吗 “鲁迅酒”商标注册引争议 摘自 2001年8月20日 新华网 社会新闻

〔５〕王利明、杨立新、姚辉 著《人格权法》第6页 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 〔６〕见《民法通则》第98条－104条，第120条；

〔７〕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

〔８〕比较典型的是一般人格权和隐私权，在相关司法解释出台前，司法实践中多对一般人格权和隐私权的案件类推适用保护名誉权的方法，随着诉讼的增多和认识的深化，最高 5 人民法院出台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对其予以确认。

〔９〕冯象“鲁迅肖像权问题”见《读书》2001年第3期第133页

〔１０〕比较著名者如“李宁”牌运动装，毫无疑问，以体操王子的姓名作为商品的品牌为该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空间，提升了品牌知名度，当然牟取了巨额的利润

〔１１〕

冯象“鲁迅肖像权问题”见《读书》2001年第3期第130页

〔１２〕

“鲁迅名字也含金 家人注册“鲁迅”商标” 2001年4月2日 长江日报 〔１３〕“鲁迅冠名权卖了50万 有关人士对授权行为持异议” 2001年6月23日 文汇报

〔１４〕

从小学到大学，鲁迅的文章是在教科书中出现次数最多的作家，而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硬骨头精神更成为催人奋进抗争的精神动力。从这个角度看，鲁迅已经超脱了一般的名人。

〔１５〕

冯象“鲁迅肖像权问题”见《读书》2001年第3期第130页 〔１６〕

“鲁迅”商标注册引起争议 见2001年04月21日 解放日报

〔１７〕“鲁迅美术学院召开说明会：并未侵犯鲁迅姓名权” 2001年4月29日20:45 新华社，转引自新浪网

〔１８〕“鲁迅家人申请注册鲁迅商标 “鲁字号”都得“摘牌”? 见 2001年4月1日 浙江青年报

〔１９〕

“伟人形象不能受损害 周海婴注册“鲁迅酒”被驳回”见2001年8月11日 江南时报

〔２０〕

谢铭洋 《论人格权之经济利益》见谢铭洋著《智慧财产权基本问题研究》第48页 翰芦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99年版

〔２１〕

谢铭洋 《论人格权之经济利益》见谢铭洋著《智慧财产权基本问题研究》第48－49页 翰芦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9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