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译文】孔子说:“治理一个拥有一千辆兵车的国家,就要严谨认真地办理国家大事而又恪守信用,诚实无欺,节约财政开支而又爱护官吏臣僚,役使百姓要不误农时”。
【评析】孔子在本章中所说的话,主要是对国家的执政者而言的,是关于治理国家的基本原则。他讲了三个方面的问题,即要求统治者严肃认真地办理国家各方面事务,恪守信用;节约用度,爱护官吏;役使百姓应注意不误农时等。这是治国安邦的基本点。
康有为说,孔子的学说是“爱人”,泛爱一切人。但本章里所说的“爱人”则非此意。他所说的“人”不是百姓,而是官吏,是有地位的人;而“民”才是百姓,是被治者役使的对象。可见,“爱人”不是爱一切人,而只是爱统治集团中的人。“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的思想是合理的,反映了孔子的社会思想。但这与“爱人”与否则无太大干系。从另一个角度说,孔子这里是为统治者治理国家、统治百姓出谋划策。
鲁迅曾经指出:“孔夫子曾经计划过出色的治国的方法,但那都是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且介亭杂文二集·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这是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看待孔子治国方略的。因而颇具尖锐性。
钱穆曰:本章孔子论政,就在上者之心地言。敬于事,不骄肆,不欺诈,自这以信。不奢侈,节财用,存心爱人。遇有使于民,亦求不妨其生业。所言虽浅近,然政治不外于仁道,帮惟具此仁心,乃可在上位,领导群伦。此亦通义,古今不殊。若昧忽于此,而专言法理权术,则非治道。
张居正讲评:道,是治。乘,是兵车。四马驾一车,叫做一乘。千乘之国,是地方百里,可出兵车千乘的大国。时,是农功间暇之时。孔子说:“千乘的大国,事务繁难,人民众多,不易治也。”若欲治之,其要道有五件:
其一要敬事。盖人君日有万几,一念不敬,或贻四海之忧,一时不敬,或致千百年之患。必须兢兢业业,事无大小,皆极其敬慎,不敢有怠忽之心,则所处皆当,而自无有于败事矣。其一要信。盖信者,人君之大宝,若赏罚不信,则人不服从,号令不信,则人难遵守。必须诚信不贰,凡一言一动都要内外相孚,始终一致,而足于取信于人,则人皆用情,而自不至于欺罔矣。
其一要节用。盖天地生财止有此数,用若不节,岂能常盈。必须量入为出,加意撙节。凡奢侈的用度,冗滥的廪禄,不急的兴作,无名的赏赐都裁省了。只是用其所当用,则财常有余,而不至于匮乏矣。
其一要爱人。盖君者,民之父母,不能爱人,何以使众。必须视之如伤,保之如子,凡鳏寡孤独、穷苦无依的,水旱灾伤,、饥寒失所的,都加意周恤,使皆得遂其生,则人心爱戴,而仰上如父母矣。
其一要使民以时。盖国家有造作营建,兴师动众的事,固不免于使民,然使之不以其时,则妨民之业,而竭民之力矣。必待那民事已毕之后,才疫使他,不误他的耕种,不碍他的收成,则务本之民,皆得以尽力于田亩,而五谷不可胜食矣。
这五者都是治国的要道,若能体而行之,则四海之广,兆民之众,治之无难,岂特千乘之国而巳哉!为人君者,所当深念也。
这句话是孔子与弟子们交流时所提出于的针对于一个领导人的基本能力要求。春秋时代的国力以“乘”而论,因为战争频仍,所以一个国家在战争期间能够出动多少辆战车,就表征着国家实力的区别。
千乘之国特指如鲁、宋、卫等小国,其他列强,如齐、楚、晋,动辙战车以万计算,鲁宋卫在这方面是万万不及,所以,如何发展壮大一个小国家,使其在列强的窥伺之中存保自身,是当时每一个小国家迫在眉睫的急务。正是基于这样一个原因,所以孔子专门针对这一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在这里孔子提出来作为一个领导者最容易犯的几个错误:不注重领导人的表率作用而失去信用,好大喜功而不惜民力财力,政令朝三暮四而使人无所适从。
鲁国就是最典型的“不敬事”的代表,国君及权臣高高在上,对于管理国家政务缺乏兴趣,却只把全部的心思用在斗鸡游戏及权力争斗上。就在孔子35岁那一年,鲁国就发生了历史上有名的“斗鸡之变”。
斗鸡是当时权贵们之间的一种游戏或赌博活动,两主人以鸡相斗,得胜之鸡的主人就是赢家。为了压倒对手的气势,季平子在他的鸡翅膀上涂了芥末,以便在斗鸡的时候造成对方鸡视力模糊,而季平子的对手郈昭伯则是技高一筹,干脆在他的鸡爪上装上了铁爪。结果斗鸡的结果,季平子输而郈昭伯成为赢家,于是季平子就不干了,两厢吵了起来,吵到最后,季平子出兵占领了郈昭伯的封地,以实力说话。
郈昭伯向鲁昭公哭诉季平子无礼,恰好鲁昭公也正有意要压一压季平子的气焰,就出兵攻打季平子,眼看季平子就要被攻克,这时候与季平子同为“三桓”(即鲁桓公的三个儿子的后代)的叔孙氏和孟孙氏唯恐季平子倒掉之后,唇亡齿寒,就联合军马前来攻打鲁昭公,迫使昭公逃到了齐国。
满朝文武,潢潢之贵,却不务正业,竟然为了一只斗鸡而大打出手,甚至导致国家的政治格局出现大变化,这种情况,岂能不让孔子扼腕叹息?
同样是小国的陈国,在列国窥伺之下竟然缺少起码的危机感,而耗费民力财力修筑凌阳台,大搞形象工程,这样的行为在春秋时代如此,此后千百年来也从未曾减少过,最典型的莫过于秦始皇的阿房宫,这庞大的宫殿耗尽了天下的民力,最终迫使国人群起而反之,而阿房宫也被乱兵焚为焦土。
但统治者是健忘的,历史的教训对于他们来说形同于无,以至于这种情况到了清朝末年,反而愈演愈烈,慈禧太后居然挪用北洋海军的军费以修筑颐和园,终致八国联军入侵,写下了我国最耻辱的一页。
所以,孔子针对于为政者最容易犯下的错误,开出了这样一剂方药: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任何时代,凡是遵循了孔子的教诲的,莫不国泰民安,百姓乐业,而每当孔子的思想被教条化的时候,也往往正是政局昏乱之时。
什么是“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春秋时期五大基本原则!
孔子大学制定的五大工作准则
春秋时期,摆在各方邦国、邑家面前的首要任务和当务之急,是贯彻得民、聚民方针,是实施求富、求强政策,因而各个邦国、邑家自然要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并且要开展政治体制改革。
正是在这种社会环境下,各个诸邦侯国都在千方百计地寻求安邦治国人才,以便增强本国的实力,使本国“守”可防止外敌入侵,“攻”可占领周边城邑及他国土地。
因此,培养和任用优秀的政治、经济、军事人才,是当时各个邦国的头等大事。
《道千乘之国》一章就是孔子大学向它培养的年轻工作者
论述安邦治国道理和开展政府工作的基本原则。
第一原则,是“敬事”的原则。
“敬事”即是敬业负责、勤勉忘我、忠于职守的奉献精神,体现效力邦国、积极工作的实干精神;
在敬业精神的鼓舞下,要求社会工作者恪尽职守,认真严谨,兢兢业业地开展工作。
结合春秋时期社会实际,我们发现,本章“敬事”还有两方面的含义。
其一,“敬事”精神要求社会工作者遵循邦国、邑家的指示,要求社会工作者具有认真执行政府方针政策的自觉性。
其二,“敬业”精神要求开展工作、执行政策要从实际出发,我们从“子禽问于子贡曰: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的论述中,了解到孔子大学重视培养年轻工作者开展调查研究的工作素质。
所以“敬业”精神必然要在调查研究,了解情况的基础上,制定符合实际、符合民意的工作方法和施政步骤,使社会工作得到民众的支持。
第二原则,是“而信”的原则。
先秦时期以“信”字表示信念、愿景、原则、目标。
坚持信念,坚持原则,也就是坚持主义,坚持方向。
因而,“信”是指坚定信念、坚持原则、努力工作。
社会工作者总要在一定“信念”的指导下开展工作,人们在信念的鼓舞下,会产生坚定不移的必胜信心,可见“信”字包含着信念、信心的双重含义。
用今天的话来说,“信”就是信心、信念、理想、主义。
后秦词语中,赋予“信”字以诚实、守信、言之有实的含义,这一方面词义转化的问题,也是对“与朋友交而不信乎”等论述的错释误解形成的词义。
可以肯定的是,在《论语》中,“信”字只表示信念、信心,而没有交友要诚实的意思,“言之有实”、“实心实意”决不是“信”字的本源含义。
都要树立推动社会发展、造福邦国人民的信念;
都要坚定勇于克服困难、努力做好工作的信心。
“而信”而是每个社会工作者的必备素质!
我们一你给考证了“而”即是象形字“必须”的意思,“而信”表示必须坚定“为人谋(利益)”的信念,表示必须树立“为人谋(利益)”的信心。
第三原则,是“节用”的原则。
“节用”原则即是精简开支、节约用度、合理预算,要求为政者要加强财物、劳务和资源管理,珍惜人民血汗,防止贪渎滥用,要把有限财力用在国计民生的关键环节。
“节用”的原则要求为政者做好邦国、邑家的发展规划,发挥政府鼓励生产、发展经济的调节、激励作用,开源节流、轻征薄敛、让利于民,促进邦国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第四原则,是“爱人”的原则。
本章“爱人”并非指“爱谁,不爱谁”的个人情感问题,也不是指空泛的爱人类、爱生命的“慈悲之心”,而是具体所指的关爱民众、服务人民的社会责任心,这就是春秋时期的爱民思想。
《论语》中的“爱人”包含两层含义。
第一层含义是关心百姓疾苦,因而要求政府制定符合人民利益的方针政策,使民众在政府的领导下得到好处、得到实惠,这才能体现出国家和政府为民施政的“爱人”宗旨。
第二层含义是爱惜人才、重视人才、保护人才。
如果没有珍惜人才、合理利用人才这一条,那么,制定和执行正确方针、解决民众疾苦、为民众谋福祉的说道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可见,“爱人”不是空洞的“爱人之心”,而是具体的利国利民方针政策和踏实肯干无私奉献,可以说,“爱人”的原则,是社会实践的概念,关乎政府工作、关乎国计民生,是调动广大民众生产积极性的头等大事!
因而“爱人”的原则体现政府工作和群众利益相互一致的问题。
春秋时期“爱人”一语,对于当时的人来说,是明白易懂的一句话!
就是爱民人、爱群众,就是团结同事、尊重人才。
虽然只有两个字,却表示出为政者的爱民思想。
我们不能要求两千五百年前的人,用现代汉语加上“我们要热爱人民”的注解,才相信“爱人”指的是“爱民众、爱人才”。
也不能像朱熹解注的那样,把“爱人”解注为“亲亲为大”。
认为“爱人”就是爱自己的亲人,孔子从未讲过“要爱亲人”、“亲亲为大”的话。
那是误孔学对孔子思想的篡改和歪曲。
第五原则,是贯彻“使民以时”的改革原则。
推行“使民以时”的改革政策,是消除过时的“使民以耤”的人身依附经济关系,巩固该改革成果的重大措施,这对于春秋时期生产发展,具有巨大推动作用。
由于“使民以时”的经济体制
有利于提高劳动者的社会地位,有利于提高耕民的生产积极性,因而有利于社会生产发展,有利于社会长治久安。
本章论述的春秋时期五大工作原则,或者说五项为政方针,环环相扣、缺一不可。
这是春秋改革时期
各级政府及其工作者的基本工作纲领。
对于今天来说,这五条工作原则的精神,仍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值得借鉴!
领导一个大国家,或者领导一个单位,乃至领导地方的政治,要“敬事而信”。“敬事”,就是对一件事认真做为“敬事”,一项职务宁可不接受,既接受了就要认真去做。前一时期据说在世界上最畅销的书——《致加西亚的信》所要说得就是“敬事”。
如果你为一个人工作,以上帝的名义:为他干!如果他付给你薪水,让你得以温饱,为他工作——称赞他,感激他,支持他的立场,和他所代表的机构站在一起。如果能捏得起来,一盎司忠诚相当于一磅智慧。
至于“而信”是使下面的人绝对信服。争取下面的“信”,如何得到“信”,就要敬其事,说了的话一定要兑现。如好的领导,身先士卒就是敬事,那么谁也会受感动而信赖他,所以要“敬事而信”。记得以前听过一个故事:抗战时期,一个战地记者分别采访了国民党军队和共产党军
队,使他印象最深刻的是,当需要冲锋时,共产党军队的干部站在团队前说:“同志们,跟我冲啊!”;而国民党军队的干部站在团队后面说:“弟兄们,给我冲啊!”一个跟,一个给,决定了两个团队成败兴衰的必然。
国内几乎所有企业家的工作时间都在14个小时以上,以至于严重损害了自己的健康。正是他们的对事业的执著,才使得这些企业从小作坊做到了高楼大厦,从游击队做到了集团军,吸引了一批批信赖他的追随者。但也有很多企业家由于言而无信导致了其企业的停滞不前乃至衰败。
“节用而爱人”,节用指经济政策的措施,对经济要能够节省,是经济原则。节用是为什么呢?不是为自己,而是为“爱人”。
“节用”可以理解为控制成本,不该花的钱一分都不可以乱花。有了上面的对工作认真负责,自然就可以自觉地控制成本了。每一个企业或者组织,只要开张,不管赚不赚钱,首先就要支出一大笔基本费用。往往大公司都格外的抠门,连打印纸要两面用都会有规定。“节用”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爱人”,关注企业内每一个员工的健康和生活,关注他们的福利待遇将决定他们是否在企业里长期踏实的工作,关注他们的薪酬将决定他们是否开心和生活的更好。有很多的企业是“节用”了,制定了很多冷冰冰的条例,可结果却极不理想,反而让员工觉得没有人情味,因为他们忘记了“节用”的目的!
Google 是一个“爱人”的公司,“免费”是Google 总部文化的一大特色。无论任何员工,都能在Google 各个大楼每层必有的咖啡厅里享用免费饮料和点心。他们的用餐、休闲娱乐、健身、按摩、洗衣、洗澡、看病都100%免费,公司给员工的最差电脑都会配备两个17寸双液晶显示器,连厕所都装配着高级遥控坐便器。公司里面设有驻诊牙医与家庭医师看诊,请育婴假的员工可照领75%的薪水,婴儿出生后两周内,公司每天补贴50美元当作员工的作月子津贴。正因为如此,2003财年,Google入账9.619亿美元,净利润1.056亿美元,这是Google连续第三个年头盈利。
在这样一个“以人为本”的社会中,谁最能够体现“爱人”并营造“爱人”的氛围和制度,谁就可以吸引来最有价值的人才来为你创造更大的价值。
“使民以时”,做事情时,要选正确的人,做正确的事,正确的做事。任何企业,都存在各种各样的人,千万不可以用一个规则和要求去选人做事情。只有用不对的人,没有不可用的人。当年刘邦总结自己取得天下的原因时说:“谈到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我不如张良;镇守国家,安抚百姓,供给粮饷,保持运输粮道畅通无阻,我不如萧何;统率百万大军,战必胜,攻必克,我不如韩信。这三位都是人中豪杰,而我能够任用他们,这才是我所以能取得天下的原因。”试想,如果刘邦让韩信作谋士,张良去打仗,萧何去当兵,那也就没有了高唱“大风起兮云飞扬”的汉高祖了。
作为一个领导者,能够知人善任,是一项最重要的能力。
这三项基本功,是决定一个领导者能否带领一个团队成功的充分必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