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长福诉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合同纠纷案

第一篇：李长福诉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合同纠纷案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08）西民初字第7850号

原告李长福。

被告中国文史出版社。

法定代表人王秀峰，社长。

委托代理人熊建华，北京市世纪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李长福诉被告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08年6月17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08年8月1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长福，被告中国文史出版社的委托代理人熊建华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李长福诉称：原被告于2001年4月13日签订了图书出版合同，被告按合同于2004年8月出版了原告主编的定价为130元的《邓小平理论辞典》一书，书号为ISBN7-5034-1525-8/D.0100。同时，被告还出版一本含光盘的定价为298元的《邓小平理论辞典》，并用了另一个书号ISBN7-5034-1525-8/D.0101。原告曾以被告未经许可出版含光盘的《邓小平理论辞典》侵犯原告著作权为由诉至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该院作出判决，北京市高级法院作出终审判决。按照终审判决，原告有权向被告要被告出版的《邓小平理论辞典》各100册及印数稿酬。

此后，原告在向新闻出版总署反映问题时得知被告还出版了不含光盘的《邓小平理论辞典》。被告的律师曾在前述诉讼的二审开庭中主动向法庭说明出版过平装的《邓小平理论辞典》，但原告从未见过此书。现起诉至法院，要求判令被告给付原告定价298元的不含光盘的《邓小平理论辞典》100册（如不能给付折价为29800元）、印数稿酬7410元；被告给付原告平装本《邓小平理论辞典》100册。

被告中国文史出版社辩称：

一、原告主张给付定价298元不含光盘的《邓小平理论辞典》100册及印数稿酬，没有出版合同依据，也没有证据表明我社出版过该书。我社仅出版过一个版本，就是1092版，不存在光盘版和不含光盘版本，后来附赠光盘才改动的版权页，含光盘和不含光盘的《邓小平理论辞典》各印刷了1000册。关于印数稿酬问题，由于我社只出版过一个版本，已经法院判决并已执行完毕，不应再次计算稿酬。

二、我社从未出版过平装本的《邓小平理论辞典》，平装本是一本假书，是为了桂林书会上展览用的，但由于反响不好，没有出版，最终出的是精装版，就是1092版。因此，不存在向原告给付100册图书的问题。1

经审理查明：

1、2001年4月13日，原告就《邓小平理论辞典》一书的出版事宜与被告签订《图书出版合同》，主要条款内容为：第一条，甲方（李长福）授予乙方（中国文史出版社）在合同有效期内，在中国大陆以图书形式出版发行《邓小平理论辞典》作品汉字简体字文本的专有使用权；第十一条，乙方采取下列方式及标准之一向甲方支付报酬：

（一）基本稿酬加印数稿酬：65元/每千字×？千字＋印数（以千册为单位）×基本稿酬？％；第十二条，以基本稿酬加印数稿酬方式付酬的，乙方应在上述作品出版后60日内向甲方支付报酬；第十四条，上述作品首次出版10年内，乙方可以自行决定重印。首次出版10年后，乙方重印应事先通知甲方；第十五条，乙方重印、再版，应将印数通知甲方，并在重印、再版60日内按第十一条的约定向甲方支付报酬；第十九条，上述作品首次出版后？日内，乙方向甲方赠样书100册，并以70％折价售予甲方图书100册。每次再版后？日内，乙方向甲方赠样书2册。

2、合同签订后，原告将书稿交被告，被告分别出版了两种开本的《邓小平理论辞典》图书，即960开本和1092开本。被告支付原告基本稿酬74 100元，并给付960开本样书100册。960开本的图书出版发行者署名为“中国文史出版社”，ISBN7－5034-1525-8/D.0100，开本787*960，印数为5000册，字数为1180千字，版次2004年8月第1版，印次2004年8月第1次印刷，定价为130元，印刷装订署名为“北京市宝旺印务有限公司”。1092开本的图书分为含光盘和不含光盘两种。二者版权页记载图书书号均为ISBN 7-5034-1547-9，出版发行者署名均为“中国文史出版社”，开本787*1092，印数均为5000册，字数均为1180千字，版次均为2004年8月第1版，印次均为2004年8月第1次印刷，印刷均为“北京业和印务有限公司”，装订署名均为“北京通州振华装订厂”，定价均为298元。不同之处在于二者封面设计不同，版权页文字排版格式略有不同，一本书写为“词典”，在定价后标明“含光盘1张”，图书中附带1张光盘，另一本书写为“辞典”，定价后未标明其它内容，图书中不含光盘。

3、原告李长福曾就被告拖欠960开本印数稿酬以及被告出版1092开本及光盘侵犯其著作权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起诉，2005年12月20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5）一中民初字第1207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原被告解除《图书出版合同》；被告支付原告960开本《邓小平理论辞典》印数稿酬7410元；赔偿原告经济损失40 000元；支付原告合理支出4108元。原告提出上诉，2006年6月23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维持原判。该案已经执行完毕。

4、2006年5月31日北京市高院开庭审理上述案件，庭审笔录第7页记载：“关于到底是出什么开本问题我们进行过探讨，在桂林书市的时侯搞了一个平装的，反映不好，后改为开本，根据领导的要求，我们在7月出版了1092版，这个字大容易阅读，这个没有打光盘号。”

5、原告李长福向本院申请调取不含光盘的定价为298元的《邓小平理论辞典》的样书，本院向新闻出版总署审读处调取了该样书，经核对与原告李长福向本院提交的证据复印件一致。经比对，不含光盘定价为298元的《邓小平理论辞典》与含光盘定价为298元的《邓小平理论辞典》内容相同。

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交的《邓小平理论辞典》960开本和1092开本（含光盘）图书实物证据、不含光盘的1092开本图书版权页复印件、《图书出版合同》、2006年5月31日高级法院庭审笔录复印件等证据，以及当事人陈述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原、被告就出版《邓小平理论辞典》一书签订的《图书出版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法规规定，该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

依照合同约定，原被告双方就出版《邓小平理论辞典》一书所采用的付酬方式为基本稿酬加印数稿酬，该种方式是指出版者按作品字数以千字为单位向作者支付一定报酬，即基本稿酬，再根据图书的印数，以千册为单位按基本稿酬的一定比例向著作权人支付报酬，即印数稿酬。作品重印时只付印数稿酬，不再支付基本稿酬。现被告就原告的作品《邓小平理论辞典》分为960开本和1092开本进行出版，被告现已支付了基本稿酬74100元和960开本的印数稿酬，对于1092开本理应支付印数稿酬。因此，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定价298元的不含光盘的《邓小平理论辞典》印数稿酬并无不当。被告抗辩认为，其仅出版过一个版本，就是1092版，不存在光盘版和不含光盘版本，后来附赠光盘才改动的版权页，含光盘和不含光盘各印刷了1000册。印数稿酬已经法院判决并已执行完毕，不应再次计算稿酬。本院认为，（2005）一中民初字第12079号案件判决被告支付的是960开本的印数稿酬，对于1092开本的印数稿酬并未处理。此外被告所述含光盘和不含光盘各印刷了1000册一节，没有证据证明。故本院对其抗辩理由不予采信。原告要求按10000册计算印数稿酬，没有法律依据，本院将依据1092开本（不含光盘）图书的版权页记载的印数5000册判定印数稿酬。

对于原告要求被告给付定价298元不含光盘的《邓小平理论辞典》100册的诉讼请求，本院认为，依据合同第十九条约定，作品首次出版后，乙

方向甲方赠样书100册，每次再版后，乙方向甲方赠样书2册。被告在作品《邓小平理论辞典》首次出版后，向原告赠送了960开本的样书100册，现被告又出版了1092开本（不含光盘）图书，1092开本图书（不含光盘）与960开本书号、开本、装帧均不同，因此按照合同约定应赠送给原告样书2册。故对于原告李长福要求被告给付100册样书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部分支持。

对于原告要求被告给付平装本《邓小平理论辞典》100册的诉讼请求，其依据是另案庭审笔录中被告的陈述。对于该证据，本院认为，一方面被告不是针对本案事实进行的陈述，另一方面对该陈述应全面、整体的理解，在本案中，被告对此陈述进行了说明，其未自认正式出版了平装本。因此在原告没有其它证据证明被告已经正式出版了平装本《邓小平理论辞典》，被告又否认该事实的情况下，本院依据现有证据，无法认定被告已经出版了平装本《邓小平理论辞典》一书，无法确定平装本图书的具体内容，也无法认定其是否属于再版，因而对于该项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中国文史出版社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李长福印数稿酬三千七百零五元；

二、被告中国文史出版社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李长福定价为二百九十八元不含光盘版的《邓小平理论辞典》样书二册；

三、驳回原告李长福其它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七百三十元，由原告李长福负担四百三十元（已交纳），被告中国文史出版社负担三百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被告中国文史出版社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田 燕

审 判 员武 彧

人民陪审员程阿霈

二ＯＯ八年九月十九日

书 记 员付广庆

第二篇：李仁杰等诉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责任公司高青县支行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

法律侠客在线lawbingo

李仁杰等诉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责任公司高青县支行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

李仁杰等诉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责任公司高青县支行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

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3)淄商终字第41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仁杰。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莎莎。系李仁杰之妻。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责任公司高青县支行。

负责人：万瑞海，行长。

委托代理人：胡玉倩，山东洪筹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杨恩刚。

原审被告：尚书莹。系杨恩刚之妻。

原审被告：邵珠光。

原审被告：孙红。系邵珠光之妻。

上诉人李仁杰、王莎莎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高青县人民法院（2012）高商初字第8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李仁杰，被上诉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责任公司高青县支行的委托代理人胡玉倩，原审被告邵珠光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杨恩刚、尚书莹、孙红、王莎莎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09年11月初，被告邵珠光、杨恩刚协商为刘恒军（邹平县长山镇郭家村人）顶名贷款的事宜，11月13日被告邵珠光、杨恩刚、李仁杰（以下简称三被告）组成三户联保小组，向原告邮政银行递交《农户联保小额贷款申请表》，分别申请借款80000.00元。2009年11月16日三被告与原告邮政银行分别签订了《小额联保借款合同》、《小额贷款联保协议书》、《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小额借款合同补充协议》、《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个人贷款（手工）借据》。同日原告邮政银行根据《个人信贷分期还款计划表》、《个人贷款放款单》，向三被告的存折账户（其中被告李仁杰名下的存折账号为×××7740）分别存入借款80000.00元；《借款合同》约定：借款年利率13.5%，借款期限至2010年11月16日，如果不按期归还借款本金，从逾期之日起按照借款利率加收50%的罚息；保证期间到借款到期后两年。上述借款手续办结后，三被告手持《借款合同》合影。

2009年11月17日三被告与案外人刘恒军签订了“三被告分别为刘恒军顶名贷款80000.00元”的《协议书》一份。（《协议书》原件保存于2010高民初字771号卷宗第89页）被告邵珠光名下80000.00元于2009年11月16日被提取3000.00元；三被告名下的其它借款于2009年11月18日被分别一次性提取，但三被告均否认是本人取款。2013年3月28日庭审休庭后，案外人刘恒军向原审法院邮寄了证明一份。证明内容是：“在借款合同签订前后，刘恒军与三被告有顶名贷款协议；存折是案外人李仁卫从原告邮政银行取出交给了刘恒军”。原审法院书面通知李仁卫于2013年4月13日出席法庭，但李仁卫表示由于其外出躲债，不能公开出席法庭，只能在法庭做笔录。李仁卫证明：“三被告与刘恒军有顶名 法律侠客在线lawbingo

贷款协议；存折不是李仁卫从原告邮政银行取出的；由于刘恒军无力偿还借款，三被告赖银行”。

另查：经庭审对《中国邮政储蓄个人结算账户开户申请书》质证，三被告均对该申请书的“客户签名”提出异议，原告邮政银行也不能确认就是三被告本人的签名。被告邵珠光名下的借款80000.00元，案外人刘恒军归还了本金39328.83元，到起诉日尚欠本金40671.17元。

原审认为，本案焦点问题有两点：

1、在三被告办理完结借款手续后，原告邮政银行是否将三被告的存折和身份证留下后交给他人。

2、2009年11月18日原告邮政银行办理的三笔大额取款业务是否有过错，如果有过错是否应当对三被告承担责任。

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原告邮政银行在2013年3月28日庭审中出示的照片清楚地看出被告邵珠光手持存折，被告李仁杰、杨恩刚也认可曾经得到存折，三被告辩称的存折和身份证被原告邮政银行的工作人员留下的理由，没有证据证实，原审不予支持。

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按照二〇〇七年六月二十一日中国人民银行等四部门公布的《金融机构客户身份识别和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管理办法》第八条的规定金融机构为自然人客户办理人民币单笔5万元以上的，应当核对客户的有效身份证件或者其他身份证明文件。审核所要做的基本工作，一是审核存款事实是否存在，即对照提款人提交的取款凭证和密码是否真实，与银行记载的存款记录是否相符；二是审核提款人身份，即提款人提交的身份证件是否真实，是否与存款人本人相一致，这两项内容均应包含在审核范围之内。但是，本案中，原告邮政银行工作人员在实际操作中只审查了取款凭证和密码的真实性，遗漏了对提款人身份的核实，未完全尽到审核之责，因此，原告邮政银行存在违规操作、疏于审查的情况。虽然三被告拒绝说出取款人的身份，但是无论是案外人刘恒军与三被告于2009年11月17日签订的顶名贷款《协议书》还是于2013年3月28日庭审休庭后向原审邮寄的证明，均表明在在借款之前和借款之后，三被告与他人有口头和书面的顶名贷款协议，三被告将存折交给了取款人并把密码告知了取款人，应当视为是三被告的本人取款；三被告对取款人的身份是明知的，该笔存款被提取不是由于原告邮政银行工作失误被他人冒领，而是三被告自愿将借款转给他人使用。三被告与他人形成借贷关系，不是本案审理的范畴。而原告邮政银行的业务过失，是金融主管部门按照有关的金融法规对原告邮政银行进行处理的情况，不是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主管的范畴。

综上所述，本案中的《小额联保借款合同》、《小额贷款联保协议书》、《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个人贷款（手工）借据》等书面资料填写规范、标准、要素齐全、数字正确、字迹清晰，原告邮政银行对贷款的审查审批、合同签署、贷款的发放符合《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小额贷款业务操作规程》的规定，原告邮政银行与三被告签订的《借款合同》合法有效。签订《手工借据》是该案《借款合同》履行的关键环节。原告邮政银行将借款分别存入《手工借据》中指定的三被告的银行存折账户后，就已经按照《借款合同》的约定履行了义务。被告李仁杰及妻子王莎莎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偿还原告邮政银行的逾期借款并支付利息，由于是三户联保借款，其他被告应当对被告李仁杰、王莎莎的贷款承担连带责任。虽然《中国邮政储蓄个人结算账户开户申请书》文字记载的内容存在瑕疵，但是，该瑕疵不能对抗《小额联保借款合同》已经合法生效并已经实际履行的事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四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

一、被告李仁杰、王莎莎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责任公司高青县支行借款本金40671.17元及利息14744.37元（利息截止于2012年6月1日）；2012年6月2日至实际执行日的利息按合同约定的利率计算方式计算；

二、被 法律侠客在线lawbingo

告邵珠光、孙红、杨恩刚、尚书莹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被告邵珠光、孙红、杨恩刚、尚书莹在偿还借款后，可以向被告李仁杰、王莎莎追偿。案件受理费1185.00元，由被告李仁杰、王莎莎、邵珠光、孙红、杨恩刚、尚书莹负担。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二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宣判后，被告李仁杰、王莎莎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上诉人虽然与被上诉人签订了借款合同，但是办理完借款手续后，被上诉人未将贷款交付给上诉人，被上诉人在办理贷款过程中存在严重违规操作，甚至构成刑事犯罪，上诉人没有按照借款合同获得相应利益，不应偿还借款。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查清事实，依法改判上诉人不承担还款责任。

被上诉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责任公司高青县支行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主张没有任何证据支持，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有两个争议焦点问题，一是被上诉人是否履行了发放贷款的义务。二是上诉人是否应偿还贷款。

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上诉人李仁杰与被上诉人于2009年11月16日签订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小额联保借款合同》以及上诉人签字确认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个人贷款（手工）借据》上均注明了借款合同所涉借款金额和放款账号，被上诉人已经依约将贷款转入了该放款账号。

且在（2010）高民初字第771号案件中，上诉人李仁杰曾作为原告，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对案外人刘恒军及高青希森机械加工有限公司提起诉讼，主张自己曾经向被上诉人贷款8万元，此款由刘恒军用于高青希森机械加工有限公司经营，因刘恒军未按照约定向银行还本付息，要求刘恒军及高青希森机械加工有限公司向其承担还款责任。上诉人李仁杰在上述案件中主张的8万元贷款即为本案所涉贷款。在（2010）高民初字第771号案件中，上诉人邵珠光提交2009年11月17日邵珠光、杨恩刚、李仁杰与刘恒军签订的协议书一份，该协议书载明，邵珠光、杨恩刚、李仁杰为刘恒军顶名从邮政银行贷款240000元，刘恒军必须按期还贷，贷期为2009年11月17日至2010年11月16日止等内容。虽然（2010）高民初字第771号案件以证据不足为由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但上诉人向法院提起诉讼这一事实说明上诉人对于贷款已经实际发放是明知的，并且认可与刘恒军之间的借贷关系，由此可以认定被上诉人已经履行了发放贷款的义务。上诉人主张银行未经其同意擅自将存折交付他人，未有证据支持，也与已证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被上诉人已经履行了发放贷款的义务，上诉人又将该贷款转借他人，上诉人作为与被上诉人签订借款合同的相对方，应承担相应的还款责任。上诉人与刘恒军之间的借贷关系应另行处理。如果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或者他人在贷款发放及取款过程中涉及违规或者刑事犯罪行为，可以另行要求相关机关进行处理。

综上，上诉人李仁杰、王莎莎主张不应向被上诉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责任公司高青县支行偿还贷款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185.00元，由上诉人李仁杰、王莎莎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池卫东

法律侠客在线lawbingo

审 判 员

袁 媚 代理审判员

禚慧聪 二〇一三年一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张青晓

第三篇：乐山市市中区就业服务管理局诉中国四川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劳务输出合作合同纠纷案

乐山市市中区就业服务管理局诉中国四川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劳务输出合作合同纠纷案

乐山市市中区就业服务管理局诉中国四川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劳务输出合作合同纠纷案

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01)乐中民初字第44号

原告乐山市市中区就业服务管理局，住所地，乐山市市中区新村街22号。

法定代表人段云华，局长。

委托代理人黄永杰，该局职工。

委托代理人殷永红，四川乐山新大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国四川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永兴巷15号。

法定代表人沈国钧，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刘映东，该公司职工。

委托代理人刘洪彬，该公司职工。

山市市中区就业服务管理局(以下简称就业局)与中国四川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川公司)劳务输出合作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01年4月2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就业局委托代理人黄永杰、殷永红、被告中川公司委托代理人刘映东、刘洪彬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就业局诉称，经就业局授权，就业局下属机构劳务输出中心(以下简称输出中心)于1999年8月31日、9月1日与中川公司分别签订了赴巴哈马、英国、柬埔寨三国名称为“劳务项目内部合作协议书”，该协议实质为委托合同，即输出中心为中川公司招聘出国劳务人员，并办理相关手续、代收相关费用。协议约定：输出中心可向劳务人员增收一定费用，增收部分为输出中心所得；如一方违约，应赔偿给对方造成的全部损失。协议签订后，输出中心按约为中川公司招聘出国劳务人员56人，支付给中川公司代收取的费用102.78万元，全面履行了协议约定的义务。2000年4月，中川公司通知输出中心不能履行协议，并退还收取的费用102.78万元。此后，就业局多次派人到中川公司要求赔偿经济损失均无果，故起诉要求中川公司赔偿经济损失50万元。

被告中川公司辩称，①输出中心不具备法人资格，所签协议无效；②中川公司与输出中心的关系是合作关系而非委托关系；③协议不能履行的原因是与中川公司签约的外方即雇主香港华商国际投资有限公司涉嫌诈骗，已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按协议第6条第2款约定：“双方同意，由于中国有关主管部门不予审批、项目所在国不予审批或雇主原因而使本项目不能执行(即对外合同无效、解除或中止导致本协议无法执行)，则甲、乙方不承担违约责任，双方已经发生的费用均由各自承担”。因此，原告要求赔偿损失的理由不能成立；④原告提出的个别损失与本案无关联。

经当庭举证、质证，双方一致确认的事实如下：1999年8月，中川公司向就业局及其下属输出中心出具委托书，委托其代为招聘出国劳务人员。同年8月31日、9月1日，经就业局授权，输出中心与中川公司分别签订了关于赴巴哈巴、英国、柬埔寨三国劳务人员的劳务项目内部合作协议书，协议约定：中川公司负责对外签约、洽谈及与雇主联络等相关事宜，输出中心负责劳务人员的选审、与个人签订合同等内部事宜，双方各自发生的费用各自负担；输出中心代中川公司向劳务人员收取服务费、出国手续费、履约保证金，并可增加一定数额收费，增收部分为输出中心所得；协议第五条违约责任条款约定：若一方违约，违约方应向雇主赔偿损失、向对方赔偿损失；

协议第六条不可抗力条款第二款约定：双方同意，由于中国有关主管部门不予审批、项目所在国不予审批或雇主原因而使本项目不能执行(即对外合同无效、解除或中止导致本协议无法执行)，则双方不承担违约责任，双方已经发生的费用均由各自负担。协议签订后，输出中心在乐山市境内并通过洪雅县就业局在洪雅县境内进行了招聘出国劳务人员的工作，先后分别与钟卫东等56人签订了劳务项目合同书，向劳务人员共收取费用134.18万元，其中，102.78万元为代中川公司收取费用，31.4万元为增收费用，该增收费用数额超过协议约定数额。输出中心在组织人员过程中，支出公证费、体检费、办证费等费用16?667元。此后，输出中心按约支付给中川公司代为收取的费用102.78万元，并按约将其与钟卫东等56人签订的合同书提供给中川公司，中川公司对输出中心超过协议约定增加收取费用未表示异议。2000年4月，因与中川公司签约的香港华商国际投资有限公司涉嫌利用虚构的劳务输出合同对中川公司进行诈骗(该公司为该劳务输出项目的中介公司)，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致劳务人员不能出国工作，中川公司遂通知输出中心终止履行合同，并陆续于同年4月12日至6月14日分四次退还了收取的费102.78万元，但拒绝向输出中心赔偿损失。由于不能履行合同，劳务人员纷纷要求输出中心退还收取的费用并赔偿经济损失，部分劳务人员在洪雅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部分劳务人员多次到输出中心、中川公司要求解决纠纷，就业局为此多次派员前往中川公司协商解决赔偿损失事宜，但中川公司以有协议约定为由拒绝赔偿经济损失。2001年4月，就业局起诉来院，要求中川公司承担违约责任，赔偿经济损失。上述事实，有中川公司出具的委托书、中川公司与输出中心签订的关于赴巴哈马、英国、柬埔寨三国劳务人员的劳务项目内部合作协议书，输出中心与钟卫东等56人签订的劳务项目合同书，中川公司退款102.78万元的退款情况说明，输出中心组织劳务人员过程中支出公证费、体检费、办证费等费用票据，成都市公安局锦江区分局立案报告

表、就业局差旅费报销单、洪雅县人民法院(2000)洪民初字第101、102、141号民事判决书、执行通知书，以及当事人陈述予以证实，本院予以确认。

对当事人争议的下列事实，本院评判如下：1就业局提供证据：2000年4月以后，就业局派员出差成都的差旅费报销单29份，共计金额6?423.80元。其中，有16份报销单载明是去成都解决与中川公司的纠纷，金额4?819.30元。就业局提供该证据证明双方发生纠纷后，就业局多次派员去中川公司解决纠纷，产生差旅费损失。经庭审质证，中川公司认为：就业局确实派人去过中川公司，但其所提供的单据有13份不能证明是去中川公司，另外16份单据虽载明是去中川公司，但该单据是就业局人员自行填写的，对此不予认可。

本院认为，就业局提供的上列单据中，有13份单据无法证明与中川公司有关，故本院对此不予采信；另外16份单据载明是前往中川公司解决纠纷，中川公司亦承认就业局派人去过公司，因此，对该16份单据载明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即就业局在与中川公司发生纠纷后，多次派员前往中川公司解决，产生差旅费损失4?819.30元。2就业局提供证据：①接待洪雅县就业局人员接待费用单据6张。证明就业局与中川公司发生纠纷后，由于洪雅县境内签约劳务人员善后事宜未解决，洪雅县就业局来人协商，就业局为此产生接待费损失1?670元；②接待部分签约劳务人员的接待费、差旅费单据9张。证明因就业局与中川公司发生纠纷，导致就业局未能赔偿劳务人员损失，劳务人员前往解决而产生的接待费、差旅费损失，共计2?358元；③洪雅县人民法院(2000)洪民初字第101号、第102号、141号民事判决书及执行通知书各3份。证明因中川公司拒绝赔偿损失，致就业局未能向劳务人员进行赔付，部分劳务人员为此提起诉讼后，洪雅县人民法院判决就业局承担的诉讼费、执行费损失，共计25?000元。经庭审质证，中川公司对上列费用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笔费用是就业局为与劳务人员解决纠纷而产生，与中川公司无关。

本院认为，中川公司与就业局终止内部合作协议后，未能积极、及时处理善后事宜，导致就业局支出上列费用的损失，该损失与中川公司终止合同有关，本院予以采信，即由于中川公司终止合同并未能积极、及时处理善后事宜，致就业局产生接待洪雅县就业局、部分劳务人员、以及承担诉讼费用的损失共计

29?028元。3就业局提供证据：其下属机构输出中心1999年4月至2001年3月的收支情况报表复印件28页。

证明因中川公司违约，导致输出中心从2000年4月至2001年3月的营业收入与上年同期相比减少

200?779.90元，属中川公司违约造成损失，要求中川公司承担损失143?548.20元。经庭审质证，中川公司认为，该收支情况表系输出中心自行编制，对真实性有异议。此外，输出中心经营收入的减少有经营方面的诸多因素，不能证明是中川公司违约导致。

本院认为，单位经营收入的减少有许许多多主客观方面的原因。就业局不能证明其输出中心经营收入减少是中川公司违约直接导致，故本院对就业局提供的该损失证据不予采信。综合原、被告双方诉辩意见，本院认为：1输出中心与中川公司签订的三份关于赴巴哈马、英国、柬埔寨三国劳务人员的劳务项目内部合作协议书，是经就业局授权签订，中川公司也向就业局出具有招聘出国劳务人员的委托书，因此，该协议对就业局和中川公司有约束力。中川公司提出输出中心不具备法人资格，所签协议无效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2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约定了具体的合作事宜，明确了双方的权利义务，双方通过内部合作完成劳务项目，按照协议约定取得各自应得利益，即就业局在向劳务人员收取的费用中，向中川公司支付协议约定的固定金额，其余增加收费部分归就业局所得。中川公司并不向就业局支付委托费用和报酬，因此，双方的关系并不是单纯的委托关系，而是协议确定的合作关系。

中川公司主张双方关系是合作关系的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双方的权利义务应按协议约定确定；3导致原被告双方协议不能履行的原因是香港华商国际投资有限公司涉嫌利用虚构本次劳务输出项目进行诈骗，但香港华商国际投资有限公司只是劳务输出项目的中介公司，不是雇主，该事件亦不属于不可抗力事件，因此，中川公司提出协议不能履行属雇主原因，按协议第六条不可抗力条款第二款约定不应由中川公司承担违约责任的理由不能成立。中川公司对外签订劳务输出合同时审查把关不严，工作失误被骗，应向就业局承担不能履行合同的违约责任；4就业局已按约履行了协议约定义务，且已获取了协议约定的费用314?000元，并将其与劳务人员签订的劳务项目合同及中川公司应得费用交付给了中川公司。由于中川公司违约解除合同，导致就业局应将获取的费用退还给劳务人员，由此给就业局造成了直接经济损失(履行协议的实际支出)和可得利益的损失共计314?000元。此外，因中川公司未及时向就业局退款和赔偿损失，还导致就业局产生差旅费、接待费、诉讼费用损失，共计33?847.3，对此，中川公司应当承担赔偿损失的违约责任；5就业局提出的其余经济损失，因不能证明与中川公司的违约行为有直接关系，故对其要求中川公司赔偿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中川公司应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赔偿原告就业局经济损失347?847.30元。

本案诉讼费用13?000元，中川公司负担8?000元，就业局负担5?00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陈 健

审判员 戚红艳

审判员 朱 珠

二○○一年五月二十三日

第四篇：中国银行哈尔滨动力支行诉中国钢铁工贸集团公司、中国冶金进出口哈尔滨公司借款合同纠纷案、

中国银行哈尔滨动力支行诉中国钢铁工贸集团公司、中国冶金进出口哈尔滨公司借款合同纠纷案、源：（2000）经终字第14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钢铁工 点击数：22 更新时间：2006-9-22 16:38:00-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最 高 人 民 法 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00）经终字第14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钢铁工贸集团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长安街乙17号。

法定代表人翁宇庆，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宋学成，北京市共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冶金进出口哈尔滨公司。住所地：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文瑞街4号。

法定代表人杨学文，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栾红，该公司职员。

委托代理人惠铁男，中国钢铁工贸集团公司法规处处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银行哈尔滨动力支行。住所地：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动力区民生路196号。

负责人刘滨，该行行长。

委托代理人郭庆涛，该行职员。

委托代理人李会武，黑龙江省仁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中国钢铁工贸集团公司、中国冶金进出口哈尔滨公司为与被上诉人中国银行哈尔滨动力支行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1999）黑经初字第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由审判员宋晓明担任审判长，审判员周帆、于松波组成的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书记员夏东霞担任记录。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查明：1995年10月11日至1996年3月26日。中国冶金进出口哈尔滨公司（以下简称冶金公司）向中国银行哈尔滨动力支行（以下简称动力中行）先后提出了五份《出口信用证项下打包放款申请书》，动力中行据此先后为冶金公司办理了五笔出口信用证项下打包放款，总计金额172万美元。具体情况是：1995年10月11日第一次放款48万美元，月利率7‰，还款期限1995年11月2 日；1995年11月8日第二次放款36万美元，月利率7‰，还款期限1995年11月20日；1996年3月12日第三次放款12万美元，月利率7‰，还款期限1996年4月5日；1996年3月20日第四次放款6万美元，月利率7‰，还款期限1996年5月25日；1996年3月26日第五次放款70 万美元，月利率7‰，还款期限1996年4月26日。动力中行向冶金公司放款时，均按当日汇率将美元分别折为人民币3981984元、2986776元、996756元、498780元、5820430元后，分五次划至冶金公司在该行开立的人民币帐户内。

1997年4月8日，中国钢铁工贸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中钢集团公司）向动力中行出具一份《信用保证书》，承诺：中钢集团公司为冶金公司在该行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该保证有效期一年，即从1997年4月8日至1998年4月8日；最高保证限额（包括外币贷款折人民币）为2300万元，及由此产生的利息和有关费用。同日，中钢集团公司、冶金公司又共同向动力中行出具一份确认书，确认截止1996年12月31日，冶金公司在动力中行共融资2524万元，中钢集团公司为其中2300万元提供担保。

1998年4月6日，中钢集团公司、冶金公司又共同向动力中行出具一份确认书，确认截止1997年12月31日，冶金公司在动力中行融资外汇190.4万美元，利息32万美元。中钢集团公司保证承担连带责任。

1998年10月12日，动力中行与冶金公司签订了两份《人民币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借款金额共计631万元人民币，第一份合同借款300万元人民币，月利率6.023‰，还款期限1998年11月12曰；第二份合同借款331万元人民币，月利率6.023％口，还款期限1998年11月12日。

上述贷款相继到期后，冶金公司仅偿还部分美元本息。动力中行向冶金公司催收，并要求该公司对尚欠的美元及人民币提供还款担保。1999年3月8日，冶金公司和中钢集团公司又共同向动力中行出具了美元及人民币欠款《确认书》各一份，内容为，至1999年3月8目，冶金公司尚欠动力中行美元贷款本金136.5万美元、人民币711万元。中钢集团公司并表示为冶金公司尚欠的美元借款本金及相应利息和尚欠的人民币借款中631万元本金及相应利息继续承担连带责任。至1999年9月20日，冶金公司除已陆续偿还的本息，共欠动力中行美元借款本金1365523美元，利

息625731.8美元，尚欠人民币贷款本金 631万元，利息1879599.5元。1999年9月9日，动力中行为此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冶金公司偿付借款本息，中钢集团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动力中行与冶金公司因打包放款及贷款人民币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清楚，冶金公司对此也未提出异议，故该公司应承担偿还所欠美元及人民币本息的责任。中钢集团公司在冶金公司与动力中行债权债务关系已经形成，冶金公司不能按期偿还债务的情况下出具的连带责任保证，其保证合法有效，中钢集团公司对冶金公司的债务应当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打包放款是出口贸易融资的一种方式，其与外汇贷款是金融机构两种不同的业务，因此，对打包放款不应适用外汇贷款的法律规定。动力中行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结汇、售汇及付汇管理暂行规定》的有关规定将外汇按当日汇率折合成人民币给付冶金公司应属合同有效，中钢集团公司提出动力中行上述行为违反国家外汇贷款管理中“借外汇、用外汇、还外汇”的规定应属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中钢集团公司出具的《信用保证书》明确承诺，对最高保证限额（包括外汇贷款折人民币）2300万元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其保证的意思表示清楚，故中钢集团公司提出动力中行贷美元给付人民币，事先不知道，违背了其意思表示的理由亦不能成立。该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之规定，判决：

一、中国冶金进出口哈尔滨公司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中国银行哈尔动力支行美元借款本金1365523美元，利息625731.8美元；偿还人民币借款本金 631万元，利息1879599.5元（计算至1999年9月20日，至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的利息分别按外汇及人民币逾期借款利率计算）。

二、中国钢铁工贸集团公司对中国冶金进出口哈尔滨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案件受理费128870元，财产保全费40500元。由中国冶金进出口哈尔滨公司负担。

中钢集团公司、冶金公司均不服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中钢集团公司上诉称，原判认定动力中行与冶金公司发生五笔打包放贷业务，证据不足，缺乏事实依据。中钢集团公司只对“押汇美元”提供担保，而原审法院却判决中钢集团公司对“打包放款”的人民币贷款承担保证责任，超出了中钢集团公司担保责任范围。动力中行向申请人提供的既不是凭证押汇，也不是外汇贷款，而是人民币贷款，加大了贷款的使用风险，也加大了担保人的风险。请求依法予以改判。

冶金公司上诉称，冶金公司与动力中行不存在五个信用证打包贷款的合同关系，也没有借贷过外汇，只存在人民币借贷关系，原审判决认定为外汇借贷，属认定事实错误。

动力中行答辩称，动力中行与冶金公司因打包放款及贷款人民币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清楚。打包放款是出口贸易融资的一种方式，即申请人将出口信用证交付银行抵押，由银行先支付信用证项下的款项。因其不同于外汇贷款，应按中国人民银行的规定进行结汇，交付给申请人的应是人民币。因此，中钢集团公司提出贷美元给人民币违反有关规定的理由是不能成立的。中钢集团公司为冶金公司担保实际上是一种债务担保，即冶金公司与动力中行债务已形成，冶金公司不能按约偿还债务的情况下出具的担保，而且多次承诺，对冶金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因此，中钢集团公司应承担民事责任。

本院认为，动力中行依据冶金公司的出口信用证项下打包放款申请，为冶金公司办理了打包放款，并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结汇、售汇及付汇管理暂行规定》的有关规定，将外汇按当日汇率折合成人民币给付了冶金公司，双方因此而形成了打包放款的民事法律关系。该民事法律关系并未违反中国人民银行有关金融管理法规，应认定为合法有效。冶金公司应依照合同约定，偿付动力中行尚欠款项及利息。中钢集团公司为冶金公司向动力中行的外汇及人民币借款出具担保，并一再予以确认，承诺对冶金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其担保也应认定为合法有效。中钢集团公司对冶金公司的债务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本案打包放款是冶金公司利用信用证正本作为还款凭据向动力中行申请的一种出口贸易融资，不同于一般的外汇借款关系，打包放款不应适用国家有关外汇贷款的法律规定，因此，中钢集团公司、冶金公司有关动力中行未向冶金公司发放外汇贷款以及本案借款违反国家外汇贷款管理中以“借外汇、用外汇、还外汇”的规定，应认定为无效的理由均不能成立，对其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法律适用亦无不当，应予维持。

本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128870元，由中钢集团、冶金公司各承担64435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宋晓明

审 判 员 周 帆

审 判 员 于松波

二○○一年五月十四日

书 记 员 夏东霞

第五篇：海阳金阳食品有限公司诉马士基(中国)航运有限公司青岛分公司等海上货物运输合同货损纠纷案

海阳金阳食品有限公司诉马士基（中国）航运有限公司青岛分公司等海上货物运输合同货损纠纷案

一、案件基本信息

1、判决书字号

一审判决书：青岛海事法院（2009）青海法烟海商初字第70号民事判决书

2、案由：海上货物运输合同货损纠纷

3、当事人

原告：海阳金阳食品有限公司。

第一被告：马士基（中国）航运有限公司青岛分公司。第二被告：马士基（中国）航运有限公司。

第三被告：A.P.穆勒-马士基有限公司。

二、基本案情

2009年5月8日,原告与第一被告签订订舱补充协议,约定由第一被告作为承运人,负责将原告的一批冷冻去骨海鲈鱼排由山东青岛出口至美国印第安纳波利斯，原告预付了运费。第一被告为原告预订船舶为“艾伯特•马士基”轮，订舱号为801369671，开船日期为2009年5月12日。第一被告为原告指定了集装箱，集装箱号为PONU4770828，空箱堆场地点为捷丰国际物流有限公司，集装箱装货后的交付地点为青岛前湾集装箱码头有限责任公司，放箱日为2009年5月5日1554时，返箱日为2009年5月12日2000时，货物在运输期间的温度要求为-18摄氏度。

2009年5月8日0925时，原告的货运代理人青岛百杰捷运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将编号为PONU4770828的集装箱从捷丰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提出，当日下午达到原告所在地进行装货。装货完毕后，涉案集装箱于2009年5月9日0733时进入青岛前湾集装箱码头有限责任公司的码头前沿插电，等候装船。

2009年5月12日，第三被告作为实际承运人在对涉案集装箱进行装船时，其所属的“艾伯特•马士基”轮大副发现该集装箱的加载温度异常，供风温度为-20摄氏度，回风温度仅为-10摄氏度，温度日志显示该集装箱回风温度至少2天未低于-11摄氏度，因此拒绝将该集装箱装船。为使涉案货物装船出运，原告于当日向“艾伯特•马士基”轮出具保函一份，载明 “我司出口冷箱，回场站晚，温度不能达到设定温度，请先予以装船，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和问题由我司承担”。但，该集装箱最终仍被拒绝装船。

2009年5月25日，原告向青岛海事法院提出诉前海事证据保全申请，要求对存放于青岛前湾集装箱码头的涉案集装箱内货物的损坏范围、原因、程度进行勘验鉴定。原、被告共同指定的鉴定机构依照法定程序，在综合分析涉案集装箱表面状况、箱内货物积载情况、受损货物抽检情况及集装箱内电脑记录的冷冻温度信息，鉴定人作出的鉴定结论为集装箱内货物受损的原因是由于集装箱的冷冻制冷系统故障，使货物较长时间内处于较高温度的环境中，冷冻的货物解冻所致，原告因此遭受的损失金额共计人民币157054元和27405.18美元。

三、案件焦点

原告向三被告出具的保函是否可成为三被告免责的条件。

原告认为，涉案集装箱是第一被告为原告指定的，根据鉴定结论，货损原因系集装箱的冷冻制冷系统故障所致。三被告作为货物的契约承运人、实际承运人，应连带赔偿原告相关经济损失。

三被告认为，货损的原因是原告装运的货物未进行充分预冷所致。对此，原告在其出具的保函中已予以载明“回场站晚，温度不能达到设定温度”，且原告在保函中也承诺由其自行承担相关责任。因此，三被告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四、法院裁判要旨

青岛海事法院审理认为：原告出具的保函，其生效是附条件的，即在涉案集装箱装船并实际发生货损、责任及问题的情况下，该保函才生效，而涉案集装箱并未实际装船，因此该保函并未发生效力。保函的中文措辞为“我司出口冷箱，回场站晚，温度不能达到设定温度，请先予以装船，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和问题由我司承担”，上述内容未说明集装箱内温度不能达到设定的温度的原因和货损的原因。在保函的英文措辞中，将集装箱内货物温度不能达到设定温度的原因归结为货物未预冷、回场站晚，这与本案司法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报告的鉴定结论不符。鉴定结论是建立在现场勘验、数据采集、科学分析的基础上，与保函中的陈述相比较，更具证明力。且三被告未提交其他证据对保函的证明事项予以佐证。

青岛海事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八条、第五十五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三条的规定，作出如下判决：

三被告连带赔偿原告因货损遭受的经济损失人民币157054元和27405.18美元。

原告、三被告均未提起上诉。

五、评析

本案处理重点主要在于对保函效力的认定和保函内容的理解。保函在本质上属于合同，我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条件。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附解除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失效。”

具体到本案中，原告出具的保函是附生效条件的，虽载明“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和问题由我司承担”，但其前提条件为对涉案集装箱“先予以装船”。该集装箱最终被拒绝装船，因此该保函并未生效。三被告不能援引该保函作为其免责的抗辩。

对于保函中同时出现中、英文两种表述，且内容不一致的情况。若当事人双方对应采用哪种表述，不能达成一致意见时，原则上应采用中文表述的含义。这也符合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八条关于书证形式的相关规定。

值得注意的是，由托运人出具保函在国际海上货物运输过程中，已成为一种常态。承运人往往通过其强势地位，要求托运人在保函中增加承运人免责事项，严重损害托运人的合法利益。应在通过司法手段规范托运人、承运人行为的同时，制定有针对性的范本格式，以保障海上航运业的正常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