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起保险代位求偿权纠纷案谈公平原则在商事审判中的适用

第一篇：从一起保险代位求偿权纠纷案谈公平原则在商事审判中的适用

从一起保险代位求偿权纠纷案谈公平原则在商事审判中的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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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例

2004年8月9日，北京首钢自动化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首钢自动化技术公司）职员金锋上班时将已向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以下简称太平洋财产保险北京分公司）投保的美日牌汽车停放在首钢自动化技术公司主楼西侧的围墙边。当日12时至13时石景山地区突下暴雨，因该围墙建立在半山腰上，山上大量雨水下泻将围墙冲塌，倒塌墙体将金锋停放在围墙边的汽车砸坏。当日太平洋财产保险北京分公司工作人员出现场勘察，之后按保险理赔流程对车辆损失情况进行定损，确定为全损，理赔金额为29 500元。8月19日投保人金峰获得赔款29 500元，并向太平洋财产保险北京分公司出具了理赔权利转让协议书。太平洋财产保险北京分公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的有关规定，将首钢自动化技术公司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令首钢自动化技术公司给付保险公司已赔付金峰的款项29 500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首钢自动化技术公司辩称：第一，首钢自动化技术公司对自己所有的建筑物经过历年的年度检验，并未发现该墙体存在事故隐患，可以证明其对维护建筑物的安全和防止危险已经尽到相当的努力，足以达到“无过错”的程度。第二，当日石景山地区普降暴雨，瞬间风力达到九级，已构成“不能抗拒”的自然灾害，应属于不可抗力的事故。第三，车主金峰在事发当日并未将车停放至指定车位，而是停在了围墙边，故其自己对事故的发生亦有一定责任。综上，首钢自动化技术公司对该事故的发生没有过错，不应该承担任何赔偿责任，不同意太平洋财产保险北京分公司的诉讼请求。

（一）一审法院的裁判依据及结果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太平洋财产保险北京分公司作为专门从事财产保险的公司，其有义务依据保险合同约定，在保险事故发生后对被保险人进行理赔,其理赔后根据双方约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的相应规定取得代位追偿的权利，享有向第三方即侵权方要求赔偿的权利，故太平洋财产保险北京分公司有权要求首钢自动化技术公司予以赔偿。首钢自动化技术公司围墙倒塌将金峰已投保的美日汽车砸坏，其有责任提供证据证明对倒塌围墙已尽到维修之义务，主观上不存在过错，或符合其他免责依据，否则应承担侵权民事责任。庭审中首钢自动化技术公司提供证据证明其对倒塌围墙已尽到维修之义务，主观上无过错，且围墙倒塌的主要原因是当日突降暴雨、并伴有短时大风的自然灾害所造成的。首钢自动化技术公司所属停车场属于内部管理性质，其主、客观均无过错，故不应承担相应民事侵权责任。但首钢自动化技术公司围墙倒塌确实造成了他人财产损失，而该损失全部由他人承担，有失公允，因此首钢自动化技术公司给予太平洋财产保险北京分公司适当补偿，减少其受损程度，符合法律所追求公平之目的。首钢自动化技术公司承担补偿损失的具体数额，本院根据双方当事人具体情况予以酌定。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四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之规定，判决：

一、被告北京首钢自动化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补偿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经济损失五千九百

元。

二、驳回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判决后，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对此判决不服，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上诉理由为：第一，首钢自动化技术公司在一审中提交的工程质量检验评定表上记载护栏经检测的合格率仅仅在80%，并非100%合格。可以说明护栏在建成之时就已存在安全隐患，故首钢自动化技术公司明显存在过错。第二，事发当日确实下暴雨，但暴雨仅是围墙倒塌的诱因之一，其倒塌的根本原因在于该围墙存在安全隐患，故首钢自动化技术公司对事故的发生存在过错。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首钢自动化技术公司服从原审判决。

（二）二审法院裁判依据及结果

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首钢自动化技术公司提供的“分项工程质量检验评定表”是对护坡包括围墙在内的工程整体的鉴定结果，虽然合格率为80%，但核定意见为“合格”，因此，太平洋财产保险北京分公司认为该评定表证明该工程存在隐患的意见不能成立；且发生保险事故当日突降暴雨、并伴有短时大风的自然灾害是造成围墙倒塌的主要原因，且车主本人亦未将车辆停放在规定的位置。据此，首钢自动化技术公司对保险事故的造成不具有主观过错，不应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且原审法院依据公平原则令首钢自动化技术公司酌情对太平洋财产保险北京分公司的损失给予适当补偿，减少了太平洋财产保险北京分公司的财产损失。综上，原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太平洋财产保险北京分公司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最终，二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五十八条之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相关法律问题分析

本案争议的焦点是该案应适用建筑物致人损害时的过错推定原则还是适用公平原则，这是一个对法律适用的判断问题。正确判断这一问题的关键，是对这两个原则的法律概念有一个正确的理解与把握。

（一）建筑物致人损害时的过错推定原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建筑物或者其他设施以及建筑物上的搁置物、悬挂物发生倒塌、脱落、坠落造成他人损害的，它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但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除外。

关于建筑物致损的民事责任主体和归责方式，各国规定不一。我国对建筑物致损的民事责任采用过错推定的归责方式，是因为建筑物不具有“高度危险”的性质，故并无采用无过错责任的必要；建筑物致损事件的受害者往往难以了解和证明建筑物所有人、管理人的过错，故不宜采用一般的过错证明方法。而采用过错推定原则，一方面免除了原告的举证负担，加强了对受害人的保护，另一方面，承认被告在证明自己没有过错时免除责任，避免了对建筑物所有人、管理人过分归责的偏向。

适用该原则时，作为建筑物致损的民事案件原告人，必须证明以下事实：一是被告为正当的责任当事人，即被告是造成损害的建筑物的所有人或管理人。二是存在建筑物或者其搁置物、悬挂物倒塌、脱落、坠落之事实。这里的“倒塌”包括建筑物因本身结构的毁坏而全部或部分倾覆坍塌。三是原告受有损害，包括人身损害和财产损害。四是建筑物或其搁置物、悬挂物倒塌、脱落、坠落的事件与原告所受损害之间有因果关系。具备以上条件，当被告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时，即可适用建筑物致损的过错推定原则。

一般来说，被告仅证明自己对维护建筑物安全和防止危险已尽相当努力，尚不足以构成无过错的抗辩。因为建筑物倒塌、脱落、坠落的事实本身，即为危险存在的有力证据。因此，被告必须进一步证明某种抗辩事由的存在。通常可采用的抗辩的事由有：不可抗力、受害人过错和第三人过错。

（二）公平原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对造成损害都没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当事人分担民事责任。

公平，简而言之即是利益均衡。它是作为一种价值判断标准来调整民事主体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确定其民事权利和民事责任的要求。作为一项重要的司法原则，这一原则既适用于合同责任，也适用于侵权责任。司法机关在处理民事纠纷时，根据公平原则的观念，使案件的处理既符合法律，又公平合理。正确地使用公平原则可以更好的化解社会纠纷矛盾，以达到和谐的效果。

公平责任，是指当事人双方在对造成损害均无过错的情况下，由人民法院根据公平的观念，在考虑当事人的财产状况及其他情况的基础上，责令一方对另一方的财产损失给予适当补偿。

公平责任主要适用于当事人双方都没有过错的情况。这里的“没有过错”，主要包括以下几点：一是不能推定行为人有过错，换言之，不能通过过错推定的办法来确定行为人有过错。二是不能找到有过错的当事人。三是确定当事人一方或双方的过错，显失公平。即损害的发生不能确定是双方或一方的过错，或者认定或推定过错会显失公平。

由于当事人双方对事故的发生都没有过错，但是一方确实是因为对方的行为而受到了损害，此时让双方各分担一部分民事责任是合理的。分担的标准应当根据具体损害发生的原因、情节及损害后果，参照双方当事人的经济负担情况，合情合理的分担。

三、对本案的法律分析

在本案中，两审法院都用到了公平原则而不是用建筑物致损的过错推定原则来处理此案，主要是基于以下几点：

第一，据北京市石景山区气象局出具证明，事发当日石景山地区普降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大风，瞬间最大风速达九级，其降雨量及风速均达到自然灾害程度。因此，该事件的发生应属由于无法预见的自然灾害而引起的不可抗力事件，故不宜适用建筑物致损的过错推定原则来处理。

第二，本案被告首钢自动化技术公司在庭审中提交了相应证据证明其对涉案围墙尽到了维修管理的义务：墙壁是经过合理的设计，有竣工验收报告并备有工程质量检测评定表；其每年都对墙体进行巡检，不存在安全问题。这些都可以证明首钢自动化技术公司对维护该涉案墙体的安全和防止危险已尽相当努力，不存在过错，故不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由于存在着不可抗力的诱因导致围墙倒塌，而首钢自动化技术公司对该墙体的倒塌在主客观上均无过错，因此不宜以建筑物致损的过错推定原则令其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但由于首钢自动化技术公司所属院墙的倒塌确实将金峰的汽车砸毁，进而导致保险公司的利益受到损害，而该利益的损害并非由任何一方当事人的过错行为所为，故无论另哪一方当事人单独承担责任都有失公允。此种情形正符合适用公平原则的条件，因此人民法院依据公平原则酌情判令首钢自动化技术公司给予太平洋财产保险北京分公司适当补偿以减少保险公司的财产损失的判决是公平合理的。

四、由本案引出的法律思考

（一）公平原则与“公平责任原则”

公平，即公道合理，也就是处理事情合情合理，不偏袒任何一方。公平原则本是在市场交易中形成的道德准则，现在已上升为法律原则。我国在1986年4月12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中正式确立了公平原则，即“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的原则”。

公平责任，是指当事人对所造成的损害都无过错，由人民法院根据具体情况，依公平原则，判由当事人双方分担损失的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对造成损害都没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当事人分担民事责任。”这应当

认为是公平责任原则在立法中的体现。

公平原则是我国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它在各项民事制度和法律执行中都有所体现。公平或作为法律的特性，或作为执法的规则，或作为确立过错责任、无过错责任的一个论据，或作为确定赔偿数额的一种方法或原则等。公平原则与过错责任原则、无过错责任原则不处于同一个层次上，因为公平原则是民法的基本原则，具有较高的法律地位，起着统帅作用。但公平责任原则作为公平原则的具体表现，却是可以与过错责任原则、无过错责任原则相提并论的。它可以补救严格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和无过错责任原则可能导致的不公平，填补了只有两个归责原则所造成的现实中的空白领域。当然，承认公平责任原则也不意味着过错责任原则和无过错责任原则不公平，因为过错责任原则和无过错责任原则也是法律平衡各方当事人利益的结果，都是符合民法的公平原则的。[①]

二者就适用方面而言，由于公平原则作为我国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它并不对权利义务各方的行为模式和法律效果做十分明确的、详尽无遗的规定。因此，公平原则的司法准则功能应该是有限度的，在处理具体民事案件时，司法机关对立法机关对公平原则已予具体化的部分应给予完全与足够的尊重，在没有足够充分且正当理由的情况下，是应当适用具体规范而不适用法律原则的。[②] 这在法律方法上被称作“禁止逃向一般条款”。

具体到本案而言，笔者认为一审法院在判令由被告首钢自动化技术公司给予原告太平洋财产保险北京分公司适当经济补偿时，若适用《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二条之规定更为恰当。

（二）保险公司的风险承担义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保险，是指投保人根据合同约定，向保险人支付保险费，保险人对于合同约定的可能发生的事故引起发生所造成的财产损失承担赔偿保险金责任„„的商业保险行为”。即商业保险是由投保人与保险人双方根据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原则，通过订立保险合同而建立的民商事法律关系。

保险与危险同在，没有危险就没有保险可言。危险是一种客观存在，具有发生的可能性和损失的不确定性，一旦发生，就会对人们的经济生活有直接或间接的痛切影响。为了保障人们的经济生活的安定，减少遭受损害时的痛苦，保险业应运而生。保险并非担保不发生危险，而是通过保险，对于投保人一旦遭受意外不幸，致经济生活发生困难时能获得补偿的保障。由此可得知，保险合同是射幸合同。射幸就是碰运气的意思。就单个的保险合同而言，任何投保人均有可能以少量的保险费支出，而换取在保险事故发生时保险人的保险金给付。保险人的任何一次承保均有可能以收取少量的保险费而在事故发生时进行巨额的赔偿或者给付。当然就任何单个的合同而言，也有可能是投保人只支付保险费，或者保险人只收取保险费，而保险事故未发生。

在本案中，金峰将已向太平洋财产保险北京分公司投保的美日牌汽车停放在首钢自动化技术公司的围墙边，因暴雨致围墙倒塌将其车辆砸毁。在庭审中首钢自动化技术公司已出具证据证明其对该围墙的倒塌在主客观上均无过错，不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那么，是不是就一定应当按照公平责任原则来处理此案呢？笔者个人认为，因金峰在与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签订的保险合同上明确约定，“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合格驾驶员在使用保险车辆过程中，因下列列明原因造成保险车辆的全部损失或部分损失，保险人负责赔偿：1.„„ 3.外界物体倒塌、空中物体坠落、保险车辆行驶中平行坠落；4.„„ 5.雷击、暴风、暴雨、洪水、龙卷风、雹灾；6.„„”由此可以看出造成本次事故发生的诱因“暴雨”属于太平洋财产保险北京分公司承保的“车辆损失险”的承保范畴，造成事故的直接原因“围墙的倒塌”亦属于保险公司承保的“车辆损失险”的承包范畴，而围墙的所有者对其墙体的倒塌并无过错，因此该事故应属于保险公司本身业务固有的风险。据此，笔者认为，若判令由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以保险风险独自承担本案损失更为符合保险制度设计的宗旨。

第二篇：保险代位求偿权的法律适用理解

保险代位求偿权的法律适用理解

雷桂森

【案情】

2006年10月12日。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太保深圳分公司)与深圳市腾邦货运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腾邦公司)签订国内货物运输预约保险单，保险单号为COPSZ070054，保险期限1年，自双方均已签字盖章之日起第2日零时开始，1年内有效，预计保险金额为人民币2．2亿元。保险单约定的保险条件是：(一)主承保条款及险别：适用条款：国内水陆、陆路货物运输保险条款(综合险)、航空货物运输保险条款(一切险)；承保险别：扩展公路运输盗抢险特别约定。(二)每次事故绝对免赔额(率)：保险金额在10万元以上如发生盗抢事故：绝对免赔额为人民币2000元或损失金额的1O％。以高者为准。2007年2月5El，腾邦公司与作为乙方的深圳市鹏盛达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鹏盛达公司)签订《运输合同》，双方约定：甲方指定湖北的零担货物由乙方承运；甲方委托乙方承运所有货物。如甲方未在乙方投保出现货损，货差等一切损失．乙方最高按照该次货损货物运费的2—3倍赔偿。但乙方有义务提供相应的单证给甲方，以协助甲方理赔；合同有效期限：2007年2月5 Et至2007年12月30日为止；如发生纠纷在甲方所在地诉讼解决。等等。

2006年12月23日，腾邦公司(乙方)与深圳市元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元征公司)(甲方)签订《货物运输服务合同》，约定甲方委托乙方代理承运全国各地长、短途汽车整车和零担汽车运输配送及铁路、航空运输配送等物流业务；乙方负责代甲方为本合同项下的货物向保险公司投保，甲方支付乙方保险费，与运输费用一并结算；本合同有效期从20o7年1月1 日起到2007年l2月31日止。

2007年8月31日，元征公司将一批货物交由腾邦公司承运至武汉和十堰。腾邦公司于当日按照国内货物运输预约保险单(保险单号为COPSZ070054)为该批货物向太保深圳分公司进行了投保，被保险人为元征公司，保单号为ASHZ91112707E027199V(本案所涉货物)和

ASHZ91112707E027l94H(另案所涉货物)，并委托鹏盛达公司运输。两案所涉货物的运费合计为人民币300元。

2007年9月1日．鹏盛达公司委托司机高井章运输该批货物至目的地。同日，该批货物在京珠高速公路410公里处发生被盗事故．高井章向湖南省耒阳市公安局小水中心派出所报案，公安机关于同日决定对该案立案侦查。耒阳市公安局小水中心派出所黄警官称：该所接到报案后，该派出所派员到现场勘查过，现场确实有被盗痕迹(装载货物的拖挂车车厢上盖的蓬布被划破了)，事故发生在高速公路上。

2007年9月17日．元征公司向太保深圳分公司出具委托书，全权委托腾邦公司就其被盗货物办理理赔事宜。经太保深圳分公司审核，该次货物被盗损失为人民币199800元(本案所涉为人民币54000．16元)，符合保险理赔条件，并于2008年1月30日向腾邦公司支付了保险赔款共计人民币179820元(本案所涉为人民币48600元)。2008年2月28日，腾邦公司向太保深：0i1分公司出具了收据及权益转让书．称：由于你们赔付了我们上述索赔款(人民币179820元)，兹确认我们对已取得赔款部分的保险标的的一切权利及可得补偿转让给你们，并确认你们得以使用我们的名义采取法律或其他措施以行使这些权利或取得补偿等等。

2008年2月18日，腾邦公司向鹏盛达公司发出《索赔函》，称：腾邦公司委托鹏盛达公司承运的货运单号为6183，6l82的货物在京珠高速公路410公里处发现货物部分被盗。经清点，货物被盗12件，腾邦公司的托运单位已针对此次货物被盗事宜向腾邦公司索赔198545元。针对此次货物丢失事件。腾邦公司向鹏盛达公司索赔15000元。鹏盛达公司同意腾邦公司在《索赔函》中索赔的金额，并于同日向腾邦公司赔偿了现金人民币15000元，腾邦公司出具了收款收据。

太保深圳分公司向鹏盛达公司代位求偿未果。于2009年1月8日对鹏盛达公司提起本案诉

讼．请求判令其赔偿损失人民币48600．02元。

被告鹏盛达公司答辩称：(一)被告与腾邦公司在2007年2月5日签订了《运输合同》，依据合同约定，由于腾邦公司没有在被告处投保，即使是在运输途中发生货损事故，被告也只是按约定赔偿运费的2倍至3倍；(二)事故发生后，腾邦公司向被告发来了索赔函，经双方协商，被告同意承担人民币15000元的损失，剩余部分由腾邦公司承担。综上，本案所发生的货损事故的处理方式和处理结果，被告与腾邦公司在事故发生前就已经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事故发生后也达成了一致的处理意见。原告请求于法无据，请求法庭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审判】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本案为保险代位求偿权纠纷。根据法律规定，原告在其支付的保险赔偿范围之内，代位取得了腾邦公司对鹏盛达公司的货运损失求偿权。本案中，鹏盛达公司与腾邦公司存在运输合同关系，双方签订有书面的《运输合同》。据此，本案原、被告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也应依据《运输合同》并按照法律规定予以确定。综合诉辩意见，本案双方的争议焦点应是：

一、《运输合同》中关于限额赔偿的约定是否有效；

二、鹏盛达公司向腾邦公司给付赔偿款人民币15000元的行为是否有效：

三、鹏盛达公司的赔偿责任是否已经履行完毕。根据本案事实，对上述三个焦点问题认定如下。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前已查明．腾邦公司虽为其委托鹏盛达公司运输的本案所涉货物予以了投保，但不是按照《运输合同》的约定在鹏盛达公司处投保的。据此，按照《运输合同》约定和我国《合同法》第312条的规定，鹏盛达公司有权只按照该次货损货物运费的2—3倍对腾邦公司予以赔偿。原告主张上述限额赔偿条款无效。对此，本院认为，《运输合同》系双方自愿协商而定．并非格式合同，应为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故不存在因限额赔偿条款为格式条款而可归于无效的情形；同时，鹏盛达公司所承运的货物被盗窃是发生在汽车在高速度公路的行驶过程中，且公安部门陈述：现场确实有被盗痕迹。装载货物的拖挂车车厢上盖的蓬布被划破了。由该事实可以推定．鹏盛达公司对货物被盗窃的事实并不具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过错。因此．在该情形下．限额赔偿条款亦不存在其它依法可归于无效的情形。综上事实和理由，本案《运输合同》关于限额赔偿的条款应属合法有效，原告主张其无效，并无充分理由和依据，不予采信。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在原告实际给付了腾邦公司保险赔偿金之后，腾邦公司与鹏盛达公司依据《运输合同》就货物被盗损失达成赔偿协议，鹏盛达公司并据此支付了腾邦公司赔偿款共计人民币15000元。经审查。上述赔偿款数额高于鹏盛达公司所收取货物运费的3倍，没有减损腾邦公司依据《运输合同》所应享有的赔偿请求权，符合民法中的意思自治原则：同时，本案原告给付腾邦公司的保险赔偿金并未完全弥补其所遭受的实际损失，在此情形下，根据我国《保险法》第45条第3款的规定，腾邦公司有权就其未从原告处获得赔偿的部分向鹏盛达公司请求赔偿。综上理由。鹏盛达公司向腾邦公司给付赔偿款人民币15000元的行为．是符合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的，应属有效。

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根据《运输合同》有关限额赔偿之条款，如果不考虑双方其后依据意思自治原则而达成的赔偿协议，在本案情形下，鹏盛达公司依法所应承担的赔偿责任，其金额实际上应不到人民币15000元。因此，在鹏盛达公司给付腾邦公司赔偿款人民币15000元之后．其赔偿责任应属履行完毕，并不存在还需要就本案所涉货物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鉴于此，鹏盛达公司亦不需要再向原告承担赔偿责任。

综上所述，原告提起本案诉讼时．被告的赔偿责任已经依法履行完毕，原告关于本案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难以成立，依法应不予支持。依照《民事诉讼法》第64条、第128条，《合同法》第312条，《保险法》第45条第3款之规定，判决：

驳回原告太保深圳分公司的诉讼请求。

太保深圳分公司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称：其一，鹏盛达公司提供的《运输合同》中关于限

额赔偿的约定是无效的。其二，鹏盛达公司赔偿腾邦公司人民币15000元的证明，与权益转让没有任何关系。其三，鹏盛达公司与腾邦公司达成的赔偿协议，系恶意串通、损害太保深圳分公司利益的行为，应属无效。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鹏盛达公司赔偿太保深圳分公司人民币48600．02元。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合同法》第312条规定，“货物的毁损、灭失的赔偿额，当事人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本案中，腾邦公司与鹏盛达公司签订的《运输合同》中约定，如腾邦公司未在鹏盛达公司投保出现货损、货差等一切损失，鹏盛达公司最高按照该次货损货物运费的2—3倍赔偿。腾邦公司在货物丢失后也向鹏盛达公司索赔了人民币15000元，该赔款也超过了《运输合同》约定的应赔数额，因此，鹏盛达公司应承担的赔偿责任已履行完毕，太保深圳分公司无权再代位腾邦公司向鹏盛达公司行使代位求偿权，即鹏盛达公司无需再向太保深圳分公司承担赔偿责任。

原审驳回太保深圳分公司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妥，本院予以支持。太保深圳分公司上诉提出腾邦公司与鹏盛达公司所签合同中对货物损失赔偿的约定无效，对此，本院认为，该《运输合同》非格式合同，系腾邦公司与鹏盛达公司经协商签订的，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也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因此．合同中对货物损失的约定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应属有效。关于太保深圳分公司提出腾邦公司与鹏盛达公司恶意串通。损害其利益的问题，本院认为，鹏盛达公司支付给腾邦公司赔偿款人民币15000元。是双方经协商达成的结果，并没有违反《运输合同》的约定和《合同法》的规定，也没有损害太保深圳分公司的利益，因为本案的被保险人是元征公司，其作为托运人将货物交由投保人腾邦公司承运，腾邦公司有义务将其货物安全运送至目的地，因此，腾邦公司对元征公司的货物损失应承担赔偿责任，而事实上，元征公司在保险事故发生后也向腾邦公司提出了索赔；此外，因腾邦公司与元征公司签订货运合同后，又与鹏盛达公司签订《运输合同》将元征公司的货物转交由鹏盛达公司承运，依据合同相对性的原则，鹏盛达公司仅须对腾邦公司承担合同违约责任，因此，鹏盛达公司在按合同履行了赔偿责任后，其有权依此抗辩太保深圳分公司的代位求偿权，没有证据证明鹏盛达公司与腾邦公司串通，损害太保深圳分公司利益。据此．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太保深圳分公司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正确，应予维持。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53条第1款第l项，第158条之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评析】

上述案例主要涉及到对保险代位求偿权法律适用的理解问题。

一、保险代位求偿权与被保险人的关系

保险代位求偿权是指因第三者对保险标的的损害而造成保险事故的。保险人自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赔偿金之日起．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保险代位求偿权源于被保险人自身对第三者享有的权利，保险人只是在其给付的保险金额范围内代位取得了被保险人对第三者享有的全部或部分请求权。当保险人给付的保险金弥补了被保险人的全部损失时．被保险人对第三者享有的请求权全部让渡与保险人；当保险人给付的保险金未能完全弥补被保险人的全部损失时．被保险人对第三者享有的请求权只是在其接受的保险金额范围内部分让渡与保险人。因此，若被保险人的全部损失在保险人给付保险金后仍有不能弥补的部分，就该部分，被保险人仍然享有对第三者的请求权．并不因保险人的保险代位求偿权而受影响。我国《保险法》第60条第3款对此亦有规定：“保险人依照本条第一款规定行使代位请求赔偿的权利．不影响被保险人就未取得赔偿的部分向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基于此，上述案例中被保险人在接受保险人的保险金后，仍然有权向第三者主张赔偿，因为其遭受的损失未能从保险公司处得到完全弥补。

二、保险代位求偿权与第三者的关系

保险代位求偿权的行使。既涉及到保险人与被保险人之间的保险合同关系．也涉及到被保险人与第三者之间的侵权关系或者合同关系。由此决定，对保险代位求偿权的理解，必须考虑到上述两方面的法律关系．而且应该重点考虑被保险人与第三者之间的合同关系或者侵权关系的具体内容。在保险人提起的保险代位求偿权诉讼中，第三者依据侵权关系或者合同关系对被保险人享有的抗辩权仍然可以向保险人行使。我国保险法对此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但从代位求偿的法理来看。代位求偿法律关系的成立只是导致债权人变更，并不在实体上减损债务人的权利。因此，在保险代位求偿法律关系中，处于债务人地位的第三者对被保险人所享有的抗辩权并不会因保险人代位行使被保险人的权利而受到减损。上述案例中，被告作为保险合同关系的第三者．对原告保险公司所提出的抗辩主张，正是依据其在与被保险人的合同关系中所享有的权利。两级法院经审查后，认为被告与被保险人的合同中关于赔偿额的约定是有效的，且被告已经履行完了相应的赔偿义务．故采纳了被告所提出的抗辩主张。

三、保险代位求偿权与被保险人的余额请求权何者优先的问题

笔者所指的余额请求权，即是指《保险法》第6o条第3款所规定的被保险人就其未能从保险人处取得赔偿的部分向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如前所述，在保险金不足以完全弥补被保险人损失的情形下，保险代位求偿权与被保险人余额请求权可以并行．互不影响。若第三者的赔偿责任能够满足保险代位求偿权与被保险人余额请求权的全部内容，保险代位求偿权与被保险人余额请求权之间不生矛盾，固无疑问；但在第三者的赔偿责任不能全部满足保险代位求偿权和余额请求权时，就如案例中所反映．第三者的赔偿责任由于已经由合同明确限定，远远小于被保险人所实际遭受的损失。

在此情形下，保险代位求偿权与余额请求权何者优先。即保险人和被保险人中谁可以优先向第三者请求赔偿，关系到保险人代位求偿权和被保险人余额请求权何者能够实现的问题，对当事人利益影响甚大。对此，我国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学界有不同意见。笔者认为，被保险人的余额请求权应优先于保险人的代位求偿权，其理由在于：保险代位求偿权的立法旨趣主要在于将保险人承保的损失归由真正的责任人承担，而不在于填补保险人因给付保险金而遭受的风险损失．保险人有其自身的风险分担机制：而被保险人的余额请求权既是为了让真正的责任人对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亦是为了完全弥补被保险人所受损失之必需。被保险人购买第三者责任保险的目的正是为了使其可能遭受的损失得到更好的填补，而不是使其固有的损失 偿请求权受到减损。因此，基于填补被保险人损失优先的原则．在保险人给付的保险赔偿金不足以弥补被保险人实际损失的情形下。被保险人的余额请求权应优先于保险人的代位求偿权。鉴于此。上述案例中被保险人向保险人索赔后，再就其未能得到弥补的损失部分向造成实际损失的第三者进行索赔是于法有据的．保险人以保险代位求偿权来对抗被保险人的余额请求权是没有法理依据的。

(作者单位：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

第三篇：上诉人中国人保股份有限公司佳木斯市永红支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佳木斯分行保险代位求偿权纠纷案

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佳木斯市永红支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佳木斯分行保险代位求偿权纠纷案

裁判要旨

因第三者对保险标的的损害而造成保险事故的，保险人自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之日起，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07)民二终字第6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佳木斯市永红支公司。住所地：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前进区中山路中国银行10楼。

负责人：张杰，该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雍佳丽，该公司职员。

委托代理人：张晶，北京市亚捷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佳木斯分行。住所地：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前进区保卫路241号。

负责人：赵同贵，该行行长。委托代理人：张杰，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咏梅，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佳木斯市永红支公司(以下简称永红公司)与上诉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佳木斯分行(以下简称佳工行)因保险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均不服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04)黑高商初字第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由审判员裴莹硕担任审判长，审判员朱海年、宫邦友参加的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书记员安杨担任记录。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一审查明：1994年11月1日，佳木斯市华联商厦(以下简称华联商厦)与佳工行签订租赁房屋《合同书》，约定佳工行租用华联商厦一楼100平方米作为其中山路储蓄所营业场所。1997年3月6日，永红公司与华联商厦签订了042004号财产保险综合险投保单及保险单，投保标的项目为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总保险金额92646888元，保险费为231617.22元，期限自1997年3月7日至1998年3月6日。1998年1月26日，永红公司与华联商厦签订了042152号财产保险综合险投保单及保险单，投保标的项目为流动资产，保险总额5553000元，保险费为11360元，期限自1998年1月27日至1999年1月26日。约定出险时按进价80％赔偿。财产坐落地址为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中山路106号。上述两份保险合同签订后，华联商厦交纳了保险费。

1998年1月31日，该华联商厦发生特大火灾。1998年2月1日，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公安局消防处对华联商厦火灾出具了《认定书》，认定火灾是由华联商厦一楼佳工行中山路储蓄所柜员处木质地板上放臵电热器长时间通电，引燃地板及附近可燃物而蔓延成灾。后黑龙江省政府《调查报告》及向国务院的请示和有关批复确认：(1)认定火灾直接损失3638万元。(2)认定火灾是一起责任事故，直接原因为佳工行设立的中山路储蓄所引起。同时认定华联商厦在消防管理上存在的严重问题，是造成重大损失的重要原因。(3)对火灾相关责任人员共计24人作出了处理：1998年4月12日，佳木斯市政府成立指挥部向佳木斯市各有关部门、各银行下发《方案》，决定对华联商厦实行依法清算，对华联商厦债权债务的清理及华联商厦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新华联)的成立提出了指导性意见。1998年7月1日，佳木斯市土地管理局、佳木斯市财政局、佳木斯城乡建设发展总公司及41名自然人股东投资设立新华联。1998年7月9日华联商厦在当地工商局办理了注销登记。本案火灾发生后，华联商厦即开始请求永红公司理赔。永红公司对华联商厦火灾现场进行了勘查并对保险标的损失作出了鉴定和认定。同年2月20日起永红公司开始给付理赔款39998818元(含施救整理费、鉴定费等)。同年6月15日至8月17日，永红公司依据042152号保险单向42名华联商厦个体户支付理赔款合计金额4424370元(含施救整理费)。对上述理赔，永红公司与华联商厦签订了两份《赔付协议书》予以确认，华联商厦给永红公司出具了收据，两份协议赔款合计金额44423188元，1998年4月20日，华联商厦给永红公司出具了《权益转让书》两份，约定在保险足额赔付后，华联商厦将保险财产损失追偿权益转移给永红公司，两项共计 44423188元。1998年12月24日，永红公司依据《权益转让书》向佳工行主张权利，并出具《理赔证明》，载明依据042004号保险合同，实际支付华联商厦赔额36753886.56元。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省分公司(以下简称省保险公司)因华联商厦火灾一案，曾于1998年10月26日、1999年6月17日、2001年5月10日、2003年6月9日向佳工行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省分行(以下简称省工行)提出追偿要求，省工行三次出具证明予以确认。但最终因双方多次协商未果，永红公司于2004年1月8日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佳工行赔偿永红公司44423188元，支付上述赔款利息13654688.47元(自1998年10月1日至2003年10月1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并承担案件诉讼费用。

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华联商厦与永红公司于1997年和1998年签订的两份保险合同以及火灾发生后签订的《赔付协议书》和《权益转让书》是当事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均符合法律规定，应认定为合法有效。1998年1月31日华联商厦火灾发生后，根据佳木斯市政府下发的《方案》，指挥部有权进行处理华联商厦债权债务，清算等善后事宜，永红公司依据保险合同向指挥部下设的恢复建办、筹资办、投资办等账户付款应视为是向华联商厦给付火灾赔款。永红公司依据042152号保险合同给付华联商厦42名个体户支付理赔款也是向华联商厦履行赔付义务。华联商厦对上述两项付款予以认可，并出具收据，应认定火灾发生后永红公司依据保险合同进行了实际赔付。华联商厦在1998年7月9日注销后在赔款收据上加．盖公章并 不影响赔付的效力，因此，佳工行关于华联商厦在签订保险合同及依据保险合同接受理赔款并出具相关协议时不具备主体资格的抗辩主张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关于“因第三者对保险标的的损害而造成保险事故的，保险人自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之日起，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的规定，保险公司只要依据保险合同对事故损失向被保险人进行了实际赔付，即取得代位求偿权。本案中当事人双方对特大火灾实际发生并造成保险标的重大损失、火灾起火点在佳工行储蓄所均无异议。因永红公司已依据保险合同对华联商厦进行了实际赔付，所以永红公司依法取得了代位求偿权，其有权向佳工行追偿。佳上行关于永红公司没有依法取得代位求偿权的抗辩主张不予采纳。关于永红公司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问题。1999年、2001年、2003年省工行三次为省保险公司出具证明，证实省保险公司曾因华联商厦火灾一案，多次向其主张权利，虽然省保险公司和省工行不是本案的诉讼主体，但分别是本案当事人双方的上级主管单位，因此，省保险公司向省工行追偿应视为永红公司向佳工行追偿；佳工行主张2001年5月10日至2003年6月9日超过了诉讼时效期间，但因省工行出具2001年主张权利《证明》的时间为2001年6月12日，已构成诉讼时效中断，因此，永红公司起诉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关于华联商厦与佳工行在火灾中的责任问题。在永红公司的代位求偿权确定之后，本案还应进一步认定华联商厦和佳工行在损害赔偿关系中的责任问题。经公安消防部门确认，火灾发生的起火点在佳工行中 山路储蓄所，佳工行对火灾发生具有过错，与华联商厦的损害结果存在因果关系，因此，其对华联商厦已构成民事侵权，是火灾事故中负有民事责任的第三人，其对华联商厦的损失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华联商厦作为28600平方米的华联商厦大楼的实际管理人，应按我国消防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安装使用消防设施、火灾发生后及时报警和扑救，防止火灾损失扩大，但依据黑龙江省政府的《调查报告》，华联商厦存在日常消防措施不力、在商场内环型走马廊处堆放货物等管理问题，在火灾中存在值班人员严重失职、消防装臵失灵和报警不及时等问题，是造成火灾重大损失的重要原因，应对这起火灾事故负主要责任，应自行承担其财产损失的70％。佳工行与华联商厦签订的租赁合同书中虽然未约定消防管理的责任条款，但佳工行违规使用电器，未尽到承租人应尽的防火注意义务，对这起火灾事故应负次要责任，对华联商厦的财产损失应承担30％的赔偿责任。华联商厦应得的赔偿款依据前述代位求偿权的规定应由永红公司享有。永红公司主张省工行向省保险公司出具的《关于对佳木斯市华联商厦火灾保险代位求偿的意见》是省工行自认承担全部赔偿责任的证据，因该意见属和解意见，双方未达成协议，不能以此作为其承担全部赔偿责任的依据。永红公司要求佳工行全额赔偿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关于佳工行应赔偿数额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四十四条之规定，保险人行使代位求偿权不得超过其先行赔偿的数额，本案中永红公司与华联商厦之间的《赔付协议书》、《权益转让书》和赔款收据确定的赔款数额总计为44423188元；而永红公 司向佳工行主张权利时出具的《理赔证明》则证明042004号保险合同实际赔款为36753886.56元，其还载明“按有关规定决定预赔款3960万元。其中包括5090平方米的公企房保险赔款2846113.44元。剔除此项后，实际支付华联商厦赔款36753886.56元，其中，流动资产赔款19896663.00元，固定资产赔款16857223.56元。”此证明与永红公司举不的上述协议确有不符，应以其第一次向佳工行主张权利时自己出具的《理赔证明》为准，超出部分不予支持。因此，理赔额应为042004号合同的赔款36753886.56元与042152号合同的赔款4424370元相加，共计41178256.56元。永红公司主张042004号保险单的赔款为39998818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由于本案为民事侵权引发的代位求偿权纠纷，永红公司主张佳工行支付赔款利息不予支持。关于佳工行主张抵消问题，佳工行在火灾发生后于2001年9月26日为华联商厦核销呆账4419万元属实，但属政策性核销，未说明与佳上行承担侵权赔偿责任的关系，亦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九条、第一百条关于抵消的有关规定，不能据此免除其在火灾事故中的侵权责任，因此佳工行相互抵消的抗辩主张不成立。综上，永红公司的诉讼请求部分有理，应予支持。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一百三十一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

一、佳工行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给付永红公司赔偿款12353476.97元。

二、驳回永红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原审案件受理费300399.38元、财产保全费290909.38元，由永红公司承担413916.13元，由佳工行承担 177392.63元。

永红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原审判决佳工行在本案中只承担30％赔偿责任属责任划分不当。①佳工行中山路储蓄所柜员处木质地板上放臵电热器长时间通电，引燃地板及附近可燃物从而蔓延成灾。佳工行的过错是造成本案火灾损害结果必然发生的绝对原因，没有其侵权损害行为绝不可能造成华联商厦的火灾。有关材料均认定火灾责任人为佳工行中山路储蓄所。佳工行所称其他无法控制火势的原因与损害结果无必然因果关系。佳工行应当为其造成保险事故向永红公司承担保险理赔金额范围内的全部赔偿义务。原审判决已经确认佳工行是火灾的直接责任人，却没有判令直接责任人承担全部或者绝大部分责任而只判定其承担财产损失30％的赔偿责任错误。②佳工行在本案诉讼过程中有承认其是火灾责任人并同意偿还本金的书面自认。2004年6月1日省工行向省保险公司出具一份《关于对佳木斯市华联商厦火灾保险代位求偿的意见》，表明其因有实际困难只愿偿还永红公司理赔的本金部分，该自认足以作为支持永红公司诉讼请求的直接证据。原审判决对此没有认定而只支持永红公司30％的赔偿金本金请求错误。(2)原审判决认定042004号合同的理赔额度为36753886元证据不足，应认定理赔额度为39998818元。永红公司曾举出多份证据充分证明042004号合同的理赔额度为39998818元。但佳工行在原审对案件已经审理近三年的2006年11月13日第四次庭审时突然拿出一份内容载有理赔额度为36753886元的理赔证明，没有经过证据交换直接当庭出示。原审对此理赔证明进行质证违 反规定，应判定该证据举证失权，不具有法律效力，并由佳工行承担延迟举证不利后果。(3)原审判决对赔偿利息请求不予支持没有法律依据。自永红公司向本案被保险人(即被侵权人)给付保险金之日起至今近9年，已经赔付出去的保险金在日日生息，利息损失同样为永红公司损失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没有法律只规定支持本金而不支持利息。保险金给付之日起的赔款利息应当由侵权人承担。因此，永红公司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判决佳工行承担支付全部代位求偿款及利息并承担案件诉讼费用。

佳工行针对永红公司上诉答辩称：

一、原审判决认定佳工行负赔偿责任属责任认定错误。(一)没有充分证据证明佳工行对火灾负有过错。原审判决认定火灾责任所依据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公安局消防处火灾原因认定书及黑龙江省政府调查报告，仅是从自然科学原理角度分析了火情发生、发展过程，其结论属于一种推断，客观性较弱，不能单独成为佳工行实施侵权行为的依据。(二)华联商厦过错是导致本起火灾的直接原因和限本原因。华联商厦所有值班人员在火灾发生时全部脱离岗位，其消防设施在火灾发生时全部失灵以及华联商厦违反消防法规存放易燃物品、拒不执行消防整改通知等因素才应当是本次火灾事故的根本原因和直接原因，全部责任应当完全由华联商厦负责。

二、永红公司主张的保险代位求偿权依法不能成立。(一)本案保险关系的成立、履行、代位求偿权的取得等诸多因素存在重大瑕疵，1、没有充分证据证明042004号保险单的保险费实际交纳。

2、永红公司没有将理赔款支付给保险单记载的被保险人不能行使代位求偿枚。

3、永红公司没有受让042152号保险单项下的追偿权。042152号保险单项下的实际被保险人为42名个体户，华联商厦作为投保人不具备转让此份保险单项下迫偿权的资格。(二)永红公司主张代位求偿权金额错误。

1、本案火灾损失金额应以有关政府文件确认数额3638万元为准。

2、佳工行中山路储蓄所在火灾中损失应当从永红公司可以享有的请求数额中扣除，至少按过错程度分担。

3、永红公司在诉讼前自认042004号保险单赔款为36753886.56元，其上诉主张39998818元不应得到支持。

4、永红公司关于火灾损失数额证据均不具有证明力。(1)永红公司针对两份保险单提交的保险标的损失鉴定不能作为有效定损文件。(2)永红公司提供的042004号保险单在投保时制作的《保险财产明细表》与火灾发生后制作的《保险标的损失清单》所列财产绝大部分不是一一对应，存在超出保险财产范围虚假理赔。(3)两份保险单的《保险标的损失清单》所列受损财产系永红公司单方行为不能约束保险关系之外的人，受损财产数量、价值审核没有原始凭证可以印证。

三、永红公司利息请求依法不应得到支持。永红公司自保险金支付之日起资金所有权已转移给被保险人，不存在每日生息的事实，永红公司无权要求孳息。故原审判决认定佳工行承担赔偿责任属责任认定错误；但驳回永红公司的利息请求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永红公司的上诉请求。

佳工行亦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

一、原审判决对本案永红公司存在严重虚假理赔问题未予认定。(一)原审错误认定华联商厦注销时间。对此一直是争议焦点，直接关系到华联商厦与永红公 司之间保险合同、火灾损失认定，理赔协议、代位求偿权转让、理赔款收据等一系列行为效力。(二)永红公司与华联商厦之间保险合同具有严重瑕疵。永红公司只能提供手写的保险费收据，对保险费实际交纳与否并无令人信服的证据。(三)原审判决认定理赔数额没有合法依据。本案火灾损失数额是由没有资质的哈尔滨集智技术开发咨询服务公司认定，且未征求佳工行意见。黑龙江省政府调查报告认定本案火灾直接损失是3638万元，但其中未知多少属投保财产；即使都是，保险人也只应赔偿80％。(四)永红公司并未合法履行理赔义务。永红公司将保险金支付给与华联商厦无关的三个临时机构即华联商厦恢复建办、筹资办、投资办。故永红公司和华联商厦在保险合同订立、履行、赔付中具有明显过错，甚至不合情理，实质就是在当地政府于预下用工南银行的钱弥补地方经济损失、缓和突发事件造成的矛盾。

二、原审法院认定佳工行对本案火灾损失承担责任错误。本案火灾发生在凌晨2点，当时对整个商厦的管理义务人是华联商厦而不是佳工行。中山路储蓄所工作人员使用电器属于正常使用范围，本案火灾原因是华联商厦工作人员明知工商银行承租职场未闭合电源而未履行值班职责造成的，佳工行是本次火灾实际受害人而不是责任人。

三、本案已过诉讼时效，永红公司实际丧失胜诉权。永红公司提供省保险公司分别于1998年10月26日、1999年6月17日、2001年5月10日向省工行提出赔偿请求的三份证据证明本案诉讼时效中断，但证明主体并非本次诉讼双方当事人，并不能产生本案当事人之间诉讼时效中断的效果。2001年5月10日永红公司向佳工行主张权利后，再次 主张权利时间为2003年6月9日，期间确已超过二年诉讼时效。因此，佳工行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驳回永红公司的诉讼请求；判令永红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永红公司针对佳工行上诉答辩称：

一、本案虚假理赔观点毫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原审对华联商厦注销时间认定无误。佳木斯市工商局分别于2004年10月8日和2004年10月15日出具两份证明书，证明内容与原审依职权调取的证据相印证。原审法院从民事证据优势原则角度认定华联商厦的注销时间是1998年7月9日正确。(二)本案保险合同无瑕疵。原审认定保险合同有效正确。华联商厦交纳了保险费毋庸臵疑。此属合同履行问题，不影响合同效力，也不能据此得出保险合同存在瑕疵结沦。(三)原审判决认定保险事故理赔额度虽有不当，但没有以黑龙江省政府调查报告确定财产损失数额正确。(四)永红公司依法履行了赔付义务。华联商厦在保险公司支付理赔款后开具正式收款收据，确定收到保险金，并出具了赔付权益转让书，已证明永红公司履行完毕全部赔付义务。至于要求保险人将保险赔款存入到谁的账户是被保险人的权利。以保险金没有直接进人华联商厦账户为由否认保险金已赔事实无依据。

二、佳工行是华联商厦火灾直接责任人，应当为其造成的保险事故向永红公司承担保险理赔金额范围的赔偿义务。(一)佳工行过错造成火灾结果的必然发生，是损害结果的绝对原因力，是本案火灾直接责任人。(二)本案火灾发生地点在华联商厦一楼的东北角，该处属佳工行中山路储蓄所自有产权，不存在与华联商厦有租赁关系。佳工行作为产权人和管理人未尽到消防安全责 任人义务，对造成火灾后果应当承担全部责任。即使佳工行与华联商厦有租赁关系，亦不能因合同关系而减轻其侵权行为所应承担的责任。佳工行中山路储蓄所的电源总开关都处于关合(接通)状态；电器插销始终在插座上，上班总闸一推上就热，下班不关电源，致使电热器长时间通电，局部过热酿成大火。此种非正常的带有极大危险性和破坏性使用电热器行为，绝非正常使用。(三)佳工行有承认其是火灾责任人并同意偿还本金的书面自认。

三、本案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问题。永红公司在取得代位求偿权后，始终主张权利，已有证据证明索赔时间分别是1999年6月17日、2001年5月10日、2003年6月9日以及永红公司索赔时要求省工行出具证明时间分别是1999年11月16日、2001年6月12日、2003年6月12日足以说明本案诉讼时效在法定期间内至少中断六次。因此，永红公司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佳工行上诉请求，同时改判佳工行对其造成的保险事故向永红公司承担保险理赔金额的赔偿义务。

本院除对原审判决所认定的事实予以认可外，确认以下事实：

一、1998年2月1日，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公安局消防处出具《佳木斯市华联商厦中山路储蓄所“98.1.31”火灾原因认定书》，对本案华联商厦火灾的起火部位、起火点、起火原因作了认定，其根据：

1、佳工行中山路储蓄所电源总开关及分开关都处关合状态；

2、电热器的插销经现场X光照显示是插在插座上；

3、现场勘查在自南向北第二、三柜员的地面上分别有地板边缘清楚的烧穿痕迹，尤其是第三柜员地板烧穿的区域上有一电热器紧紧座在地板烧穿的窟窿里；

4、储蓄所 员工程华证实电器的插销始终在插座上，上班总闸一推上就热了，下班时把总闸拉下就全停电了；

5、电热器在夜间由于电压尚，电热器又没有温控装臵，空气流通较差，电热器位臵长时间不动，又放臵在可燃的木质地板上因而引起火灾，从而认定本案火灾的起火原因是由于华联商厦一楼佳工行中山路储蓄所第三号柜员处木质地板上放臵的电热器长时间通电，发生局部过热，引燃地板及附近可燃物，火势向上蔓延引燃可燃天棚，酿成大火。

二、1998年2月11日下午，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召开省长办公会议，听取有关人员关于本案华联商厦发生特大火灾情况的汇报，该会议纪要(第一次)第三项对本案火灾直接原因和造成重大损失的重要原因作了说明，认定本案火灾的直接原因是由华联商厦一楼佳工行中山路储蓄所3号柜员处的木质地板上放臵电热器长时间通电，以致引燃地板及附近可燃物向上蔓延，又引燃可燃天棚造成的。另外，华联商厦在消防管理上存在诸多漏洞和严重问题，是这场火灾造成如此重大损失的重要原因。

三、1998年2月18日，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作出《关于佳木斯市“1〃31”特大火灾事故的调查报告》，正式对本案所涉火灾扑救及损失情况、华联商厦、佳工行中山路储蓄所基本概况以及火灾直接和重要原因、责任分析及处理意见、火灾善后处理和教训及建议作出结论，其中认定(一)本案火灾的直接原因是由华联商厦一楼佳上行中山路储蓄所3号柜员处木质地板上放臵电热器长时间通电，以致引燃可燃天棚造成的；(二)引起并造成这起特大火灾的重要原因：

1、佳工行中山路储蓄所对使用石英玻璃红外线取暖器管理不严，取暖器放在木制地板上，离人时 未能将取暖器的电源插头从插座上拔下来，总电闸不断电时，取暖器始终处在工作状态。

2、佳工行中山路储蓄所租用华联商厦一楼100平方米后，只采用角钢骨架玻璃隔断与一楼营业厅连结，储蓄所与华联商厦虽然是两个独立单位，但从消防安全角度看完全是一个整体，储蓄所失火必然直接殃及华联商厦。

3、华联商厦值班值宿人员严重失职。营业厅值宿更夫睡觉，起火后本人逃出值班室20余米处被烧死；五楼值班干部直到大火浓烟冲到五楼，被楼梯更夫叫起，慌忙破窗逃出，被消防队员救下；夜班3名护场队员，本来从商厦外围和内围(即天井)都应发现火情，但起火时都未发现。

4、华联商厦一楼营业厅内的远红外线火警报警装臵失灵，火灾发生时没有报警。

5、华联商厦安装的高倍泡沫灭火系统，按设计要求，具有良好的灭火性能，由于没有及时检修，电机相线中途被接反，灭火时电机反转，系统水压上不来，使整个灭火系统失去作用。

6、华联商厦各营业厅都有防火卷帘，卷帘两侧的天棚上各有一个烟感报警器和温感报警器。若卷帘处于联动状态，无论是烟感还是温感报警，卷帘就会自动落下，起到防火作用。但由于这套系统有时谎报，怕白天砸着顾客而将卷帘都处于手动状态。因此，发生火灾时，即使烟感器和温感器都不失灵，卷帘也不能自动下落，因而失去了防火作用。另外，按公安部规定，商场闭店后，应将防火卷帘落下，但华联商厦违反规定，闭店后未将营业厅的防火卷帘落下，发生火灾时卷帘起不到防火作用。

7、商厦内环形走马廊按规定不应堆放货物或其他物品，但商厦没有按规定办，在走马廊处堆放了许多货物。由于商厦是“回”字形结构，楼中 央形成一个“天井”，发生火灾后，“天井”产生烟囱效应，加快了火势向上蔓延的速度，致使一楼的大火很快引燃二楼走马廊的可燃物，将火引到二楼营业厅。同样的道理，二楼到三楼，三楼到四楼，直到整个大楼，大火迅速向上蔓延，加大了消防人员扑火的难度。

四、1998年5月26日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以黑政发(1998)44号文向国务院提交了《关于佳木斯市“1〃31”特大火灾事故处理意见的请示》以及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1998年11月27日对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上述请示所作的国经贸安全(1998)764号《关于佳木斯市“1〃31”特大火灾的批复》等，也均对本案火灾原因作了相同的结论性认定。五，在这场火灾原因查明中，省工行曾经分别在1998年2月7日、2月23日、3月31日向黑龙江省省委、省政府发出了《关于对佳木斯“1〃31”特大火灾鉴定结果提出疑问的报告》和有关疑点的补充报告和《关于对佳木斯“1〃31”特大火灾责任认定意见的报告》，对上述有关火灾原因认定结论提出不同的意见。对此，黑龙江省省政府、省委曾给予高度重视，专门召开了省长办公会议，并派专门调查组进行第二次的核实调查，应黑龙江省公安厅邀请，公安部也派防火专家会同黑龙江省及佳木斯市消防部门共同对火因进行复查并重新进行技术鉴定，又形成了1998年2月15日《佳木斯市华联商厦中山路工商行储蓄所“1〃31”火灾原因鉴定意见》。在此基础上，黑龙江省政府调查组又对省工行通报了“1〃31特大火灾火因的责任认定和对有关人员的处理意见，形成了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佳木斯市“1.31”特大火灾事故的调查报告》。对此，省工行仍然提出部分疑问，但最终没有在 上述有关文件所提出的结论之外形成不同的结论。

本院认为，根据当事人上诉、答辩情况，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以下两方面：一是本案火灾原因及有关当事人所应承担的相应责任；二是本案火灾所造成的损失和赔偿数额认定等问题。

首先，关于本案火灾原因。就本案而言，正确认识和确定本案火灾发生的起因以及其他原因，是确定本案有关当事人相关责任的首要条件。正如上述，按照1998年2月1日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公安局消防处出具的《佳木斯市华联商厦中山路储蓄所“98〃1〃31”火灾原因认定书》、1998年2月11日黑龙江省人民政府省长办公会议纪要(第一次)、1998年2月18日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作出的《关于佳木斯市“1〃31”特大火灾事故的调查报告》、1998年5月26日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以黑政发(1998)44号文向国务院提交《关于佳木斯市“1〃31”特大火灾事故处理意见的请示》以及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1998年11月27日对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上述请示所作的国经贸安全(1998)764号《关于佳木斯市“1〃31”特大火灾的批复》等，均对本案火灾原因作了相同的结论性认定，即认定本案火灾是一起责任事故，直接原因是佳工行设立于华联商厦的中山路储蓄所三号柜员处的木质地板上放臵的电热器长时间通电，以致引燃地板及附近可燃物，蔓延成灾。但同时，华联商厦在消防管理上存在许多严重问题，也是这场火灾造成如此重大损失的重要原因。省工行在这场火灾原因调查中，曾经多次向黑龙江省省委、省政府提送对佳木斯“1〃31特大火灾鉴定结果表示疑问的报告和补充报告，表达对本案火灾原因认定结论的不同意 见。对此，黑龙江省省政府、省委给予高度重视并采取慎重措施进行调查和重新技术鉴定，但并未形成与《关于佳木斯市“1〃31特大火灾事故的调查报告》不同的结论。总之，上述有关材料对本案火灾原因所作的结论性认定具有客观事实依据，可以认定此次火灾的直接原因就是由于佳工行设在华联商厦的中山路储蓄所不当使用电热器引燃地板以致火势蔓延成灾。这个着火点不论是中山路储蓄所的自有产权的房屋内还是在其从华联商厦租赁而来的房屋内，首先的责任在于佳工行中山路储蓄所工作人员、管理人员的失责。然而，华联商厦的值班人员严重失责、消防设施不作用、违反消防法规存放易燃物品、安全隐患存在已久等许多因素尽管只是本案火灾得以发生的条件，而并非是直接引起本案火灾的起因，但是也正是由于这些因素才使本案火灾由最初小火得以蔓延扩大成为难以扑灭的大火，正如上述材料所认定的，是造成本案重大损失的重要原因。因此，本案火灾原因的责任，首先在于佳工行中山路储蓄所不当使用电热器的过错，然而，华联商厦存在众多管理方面的问题使得本案火灾发生后得以蔓延扩大，是本案火灾造成损失扩大的重要原因。因此，在确定本案火灾及其造成损失的责任承担方面，与当事人对本案火灾起因及其造成重大损失原因的过错综合考虑，华联商厦对本案火灾所造成的损失应当承担主要的责任。原审判决所确定的华联商厦和佳工行的责任比例是正确的，即由华联商厦自行承担其财产损失的70％；佳工行因违规使用电器未尽到承租人应尽的防火注意义务从而对本案火灾事故造成的重大损失负次要责任，对华联商厦的财产损失应承担30％的赔偿责 任，原审判决已经考虑到当事人过错程度以及对火灾损失发生及扩大的原因作出了正确的责任划分，本院予以维持。佳工行中山路储蓄所的责任由佳工行承担。省工行2004年6月1日向省保险公司出具的《关于对佳木斯市华联商厦火灾保险代位求偿的意见》，虽然内容涉及表示省工行愿意偿还永红公司理赔的本金部分，但不能依此作为省工行自愿承担本案全部赔偿责任的自认，也不能以此作为佳工行承担本案火灾损失全部赔偿责任的依据。原审判决对此认定的理由正确，本院亦予以维持。

其次，关于火灾损失和赔偿数额的认定，既牵涉到投保财产实际损失的认定，又牵涉到定损机构对各种单据的审查。考虑到本案火灾发生时间发生距今已久，有关当事人并没有提出任何直接证据否定原审耐火灾所造成的财产损失认定，也没有提供以便二审法院重新认定本案火灾所造成的投保财产实际损失的方式方法，故本院对原审判决有关永红公司理赔款数额的认定予以维持。永红公司与华联商厦之间的《赔付协议书》，《权益转让书》和赔款收据确定的赔款数额总计为44423188元，其中042004号保险单项下赔款额为39998818元，这与1998年12月24日永红公司向佳工行主张权利时出具的《理赔证明》所证明的042004号保险合同实际赔款额为36753886.56元不符，由于该份《理赔证明》出具的时间较其他证据材料形成时间晚，应当以该份《理赔证明》所确定理赔数额为准。永红公司履行理赔义务时应以保险合同确定实际赔付额度，有关事故调查报告中涉及的火灾损失数额认定并不能直接作为理赔依据。原审判决对此认定正确，本院 予以维持。佳工行上诉关于其设在华联商厦的中山路储蓄所在本案火灾中损失也应当从永红公司可以享有的请求数额中扣除或者分担的理由，因本案火灾起因在于佳工行，且其损失无充分证据予以证明，该损失由佳工行自行承担。永红公司上诉关于1998年12月24日《理赔证明》属迟延举证且与关于理赔额度的其他证据相比呈明显弱势，该证据没有法律效力应不予认定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佳工行上诉所称永红公司虚假理赔、本案保险合同订立、履行、赔付具有明显瑕疵以及对本案保险合同以及理赔协议书和权益转让书的效力异议等上诉理由，均缺乏确凿充分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和支持。佳工行提出的关于永红公司将保险金支付给三个所谓与华联商厦无关的临时机构即华联商厦恢复建办、筹资办、投资办从而并未合法履行理赔义务，以及永红公司依据042152号保险合同给付华联商厦42名个体户理赔款，华联商厦对此不具有转让该保险单项下代位求偿权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永红公司基于其与华联商厦的保险合同支付理赔款，且华联商厦对保险金支付作出正式书面收据认可，保险金已经偿付，保险代位求偿权的转让有效。

再次，关于火灾保险金理赔后至由保险公司行使代位求偿权向责任人追偿时，对理赔款应否计算利息问题，本院认为，由于本案为民事侵权引发的代位求偿权纠纷，而追偿的责任尚处在不确定状态之中，因而由此责任而形成的债权也并非确定。责任人应否承担责任；如是，则应承担多大的责任，亦尚处在不确定状态。只有在当事人对本案责任和债务没有争议时或者由法院作出裁定后，当事人迟延履行 其应当履行的义务才产生迟延债务的责任问题。本案永红公司主张佳工行支付赔款利息的上诉请求，本院亦不予支持。关于本案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1999年、2001年、2003年省工行三次为省保险公司出具证明，证实省保险公司曾因华联商厦火灾一案，多次向其主张权利，虽然省保险公司和省工行并非本案诉讼直接当事人，但分别是本案当事人双方的上级主管单位，本案双方当事人上级单位的行为可以视为本案当事人之间的行为，能够发生引起本案诉讼时效中断的效果。原审判决对此认定正确。另外，省工行2004年6月1日向省保险公司出具的《关于肘佳木斯市华联商厦火灾保险代位求偿的意见》，其内容也表明双方争执一直处于延续之中，纠纷并没有中断过或者最终解决，本案当事人之间以及双方当事人上级单位之间就有关赔偿问题的争议一直延续。因此，永红公司就奉案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本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佳木斯分行应在原审判决指定的期限内履行给付义务；逾期履行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二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300399.38元、财产保全费290909.38元，合计591308.76元，按原审判决执行；二审案件受理费300399.38元，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佳木斯市永红支公司和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佳木斯分行各承担150199.69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裴莹硕 审 判 员 朱海年 审 判 员 宫邦友 二OO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书 记 员 安 杨

第四篇：从一起案件谈票据权纠纷的诉讼程序适用

从一起案件谈票据权纠纷的诉讼程序适用

来源：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作者:赵鸿生更新时间：2007-07-13 00:00:00

[要点提示]

票据权利的性质是债权，作为有价证券的票据是一种金钱证券，且是金钱债权证券，因而体现在票据上的权利当然也只能是债权，而且是金钱债权，所以票据权利实际上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民事债权。票据诉讼适用的程序一般都是在民事诉讼法中作特别规定，民事诉讼法中规定了有关票据诉讼的程序，但对票据权利诉讼，规定适用普通民事诉讼程序。对于票据权利恢复诉讼，专门规定了公示催告程序。

[案情]

2005年7月5日，常州顺裕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州顺裕）开出银行承兑汇票1张，付款行被告信用联社，收款人浙江汇德纺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汇德），金额为156800元，到期日2006年1月5日。该汇票多次背书，被背书人依次为新昌县鹤晖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昌鹤晖）、被告台州今朝、TCL家用电器（惠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TCL惠州）、被告TCL景德镇、原告九江恒通。该汇票被背书给新昌鹤晖后，新昌鹤晖将汇票交付新昌鹤群机械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新昌鹤群），新昌鹤群又将该汇票交付被告临海隆翔用以支付货款，2005年8月25日，临海隆翔因支付生铁款将该汇票交付被告浙江环洲，但上述新昌鹤群、临海隆翔、浙江环洲均未在该汇票上有记载。2005年9月22日，浙江环洲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时称，上述汇票系临海隆翔支付生铁款而交付我公司的，我公司不慎遗失。本院于2005年9月30日在江苏法制报上公告，于2005年11月30日作出除权判决，并通知信用联社，浙江环洲有权向你银行请求支付。2006年1月5日，信用联社向浙江环洲支付了该汇票上的156800元。2005年12月26日，九江恒通委托银行收款，后九江恒通向信用联社提供了台州今朝、TCL惠州、TCL景德镇的证明，信用联社以该汇票已被除权并于2006年1月5日解付为由于2006年2月15日出具拒绝付款理由书。2006年6月16日，原告九江恒通向本院起诉，提出诉讼请求。审理中，各方意见不一，调解未果。

另查明，台州今朝并非通过与本案其他被告贸易往来而取得本案承兑汇票。

2006年6月16日九江恒通自动控制器有限公司向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起诉称，被告TCL景德镇与原告因货物买卖给付原告156800元的承兑汇票，该汇票被浙江环洲申请公示催告，天宁法院未在全国性报纸上公告，而是在江苏法制报公告，信用联社向浙江环洲支付了156800元。临海隆翔将票据给付浙江环洲，不属于空白背书。浙江环洲业务员林亨法从临海隆翔拿到票据后自行转让，并不是遗失，而是职务侵占，故浙江环洲申请公示催告的理由是不成立的，浙江环洲申请除权判决，直接侵害了我公司作为票据权利人的利益，天宁法院的除权判决是无效的。浙江环洲并不是票据的最后持有人，无权申请公示催告，天宁法院的公告催告未在全国性的报纸上公告，造成了我公司权利未得到及时实现。现要求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承兑汇票款项156800元及利息（利息自2006年1月6日起至清偿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被告浙江环洲辩称，2005年8月25日，我公司收到临海隆翔用以支付生铁款的承兑汇票，因遗失，我方到临海隆翔复印了该汇票复印件，复印件不清楚，问及临海隆翔有无背书时，临海隆翔以书面证明说明自己也进行了背书，我方并无虚假陈述的故意，背书连续并不是证明票据权利的唯一合法依据，我方曾持有票据，是合法的票据持有人，如原告认为不是，可举证予以证明。遗失应当是丧失占有，也包括我公司由于业务员非法侵占的情况。我公司是经过法院的合法审查后，经其确认为具有资格的公示催告申请的申请人，票据的支付是有业务关系的，系以其他合法形式取得票据的转让方式。台州今朝伪造了票据关系，其与新昌鹤晖并无商品交易，不应享有票据权利。公示催告期间受让票据的行为是无效的，如果临海公司将票据给我公司的行为是有效的，我公司对原告无返还票据款项的义务。

被告TCL景德镇未作答辩。

被告信用联社辩称，我单位依2005天催初字第225号挂失止付通知书、民事判决书、付款通知书，支付了

相关票款，完全合法，根据最高院的相关规定，原告要求我单位支付相关票款是无法律依据的，要求驳回原告对我单位的诉讼请求。

被告台州今朝辩称，浙江环洲公示催告不合法，除权判决应予撤销，浙江环洲的票据权利不能向我方主张追索。本案为不当得利纠纷，我公司交付给TCL公司的承兑汇票是台州市路桥公司的周小波从浙江环洲公司职员林亨法处购得，票据上虽有虚假记载，但原告以背书不连续为由进行追索是不合理的，我公司与其他被告间无利害关系。要求驳回原告对我公司的诉讼请求。

被告临海隆翔辩称，我公司曾是该汇票的合法持有人，新昌鹤晖于2005年8月15日将该汇票交付新昌鹤群，新昌鹤群当日将该票当货款交付我方。新昌鹤晖和新昌鹤群均证实他们与台州今朝无任何贸易往来，我公司将该汇票作为货款交付浙江环洲的业务员林亨法，林亨法非法转让汇票后，浙江环洲完全可以通过刑事程序来获知当时持有人是谁，在此阶段进行终结处理，这样就不会造成如此繁琐的票据流转。浙江环洲到我公司复印该票据并要求出具证明，只是讲会计做帐需要，未提及公示催告，所以浙江环洲以欺骗方式取得该财产，已构成票据诈骗罪，此案先移送到公安进行刑事处理。天宁法院在审理时，未在全国性报纸上公告，也未对票据背书栏里背书等情况进行审查，事先也未征询过票据权利相关人即我公司的意见。我公司不存在过错，要求驳回原告对我公司的诉讼请求。

[审判]

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票据的取得和转让应当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持票人以背书的连续证明其汇票权利。按照本案承兑汇票记载，原告九江恒通是合法的票据权利人，被告浙江环洲在承兑汇票上并无记载，不是该汇票的最后持票人，其无权依公示催告程序取得汇票金额。九江恒通要求浙江环洲退还已兑现的156000元并承担自2006年1月6日起至清偿之日止的银行同期贷款利息的诉讼请求，法院予以支持。浙江环洲与其他利害关系人之间的经济纠纷可另案诉讼。TCL景德镇经法院传票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依法可缺席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九十八条的规定，判决浙江环洲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九江恒通156800元，并承担自2006年1月6日至付清之日止的银行同期贷款利息。驳回九江恒通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出上诉，一审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评析]

票据是指以约定一定日期及地点，由自己或者委托他人无条件支付一定金额为目的的有价证券。根据我国《票据法》的规定，主要是指汇票、本票和支票。票据诉讼，从性质上分析，仍属于民事诉讼，但票据诉讼又不同于一般的民事诉讼，在程序上有着与一般民事诉讼不同的特点，是一种特殊的民事诉讼。因为票据诉讼涉及的是票据权利，票据权利是反映依据票据而行使的，以票据金额的支付为直接目的的权利。

在当前票据操作业务中较普遍的是背书人仅仅签章，而不书写被背书人名称。背书不连续会给票据效力以及持票人票据权利带来何种法律后果，世界各国票据法大都未作具体规定，我国《票据法》亦未明确。在票据法理论上，一般认为，背书不连续不会对票据本身的效力产生影响。因为票据本身的效力主要是从出票行为来判断，只要出票的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符合法定条件，票据就属有效。背书不连续一般不影响票据本身的效力。在审判实践中，各地法院对背书票据的自身效力基本上是按这一原则判断的。

票据的丧失在票据实务中经常发生，票据丧失，是指持票人非出于本意而丧失对票据的占有。票据丧失有绝对丧失与相对丧失之分，前者又称票据的灭失，指票据从物质形态上的丧失，如被火烧毁、被洗化或被撕成碎片等。后者又称票据的遗失，是指票据在物质形态上没有发生变化，只是脱离了原持票人的占有，如持票人不慎丢失或被人盗窃或抢夺。由于票据具有流通性和无因性等特点，使得票据在丧失后如果不及时采取有效的救济措施，很可能导致失票人丧失票据利益。我国法律规定的票据丧失的救济措施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多的，如《票据法》中规定有挂失止付制度、公示催告制度、提起诉讼制度。

本案的诉争票据经过了公示催告，公示催告是指具有管辖权的法院根据当事人的申请，以公示催告的方式催告不明的利害关系人，在法定期间内申报权利，逾期无人申报，作出宣告票据无效的除权判决，从而使票据权利与票据相分离的一种制度。但是，失票人所采取的措施又必须是合乎法律规定的，否则不能产生相应的救

济效果，《民事诉讼法》中也有专门公示催告程序的规定等。民事诉讼法规定：按照规定可以背书转让的票据被盗、遗失或者灭失，该票据在被盗、遗失或者灭失前的最后持有人，可以向票据支付地的基层人民法院申请公示催告。

本案申请人浙江环洲钢业股份有限公司不是银行承兑汇票的最后持有人。虽然其通过公示催告取得了票据权利，但公示催告目的在于催促利害关系人在规定的时期内向受理申请的法院申报权利，并且依规定期间内有无利害关系人申报权利而产生不同的法律后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八条规定，利害关系人因正当理由不能在判决前向人民法院申报的，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判决公告之日起一年内，可以向作出判决的人民法院起诉。本案的持票人九江恒通自动控制器有限公司在依法举证证明了自己为合法权利人时，应享有票据权利。

另外，本案在适用程序上与一般民事案件相同，但必须组成合议庭，管辖上规定，因票据纠纷提起的诉讼，由票据支付地或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本案是票据权利诉讼，是票据权利人因票据上权利的行使，而与票据债务人发生纠纷，为行使票据金额的请求权及相关的法定利息的赔偿请求权而提起的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39条规定，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八条的规定，利害关系人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可按票据纠纷适用普通程序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