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08月10日李某案受害人律师：刑案判决后 肯定起诉李家

第一篇：2013年08月10日李某案受害人律师：刑案判决后 肯定起诉李家

2013年08月10日李某案受害人律师：刑案判决后 肯定起诉李家

2013年08月10日 09:04

来源：法制晚报作者：王晓飞 分享到：20267人参与 235条评论

李双江儿子李某某

点击图片进入：梦鸽告酒吧经理等人介绍卖淫 酒吧：她已丧心病狂

针对梦鸽公布的李某某案详细内容，今天上午，受害人杨女士的律师称，在法院对刑事案件判决后，肯定会起诉李家人，“无论是诬告还是诽谤，都会追究其法律责任”。

昨天，梦鸽将控告酒吧经理张某等人涉嫌介绍卖淫和敲诈勒索的内容公开后，受害人杨女士的律师田参军连发微博，表示内容涉及未成年人及隐私，梦鸽无权公开。

今天上午，记者电话联系到田参军律师。对于梦鸽控告涉案酒吧经理，并指称杨女士装醉卖淫，田参军称，梦鸽有权向警方提起控告，但无权将此次控告的内容向公众披露，因为该内容不但涉及李某某等4名未成年人的违法或犯罪行为，更涉及杨女士的个人隐私。

“如果她确有把握追究被控告人的刑事责任，那就没有必要将控告内容公开；如果没有这种把握，那她为什么还要公开控告内容？”田参军说。

由于此案涉及法定不公开审理的内容，田参军并未过多透露案情，也未回应控告函的事实真假。

田参军称，对于控告函中指认的细节，无论真假黑白，作为被害人的律师，他不方便回答，“相信有常识的人、有良知的人，应该可根据案件进程、信息，有一个基本的判断”。

田参军认为，此案经过了公安机关的侦查阶段，以及检察院的审查起诉阶段，并且做过补充侦查，事实部分不是梦鸽单方面说翻就能翻的。

就李家是否涉嫌侵犯杨女士的名誉权问题，田参军称，在法院对该刑事案件作出判决后，肯定会向李家人讨一个说法，“无论是诬告还是诽谤，都会追究其法律责任”。

记者留意到，在田参军发布的两条微博中，大部分网友留言并质疑李家人的做法为“搅浑水”，企图煽动舆论，制造“舆论审判”，但田参军并未对网友留言进行答复。

“最终案情的事实部分为何，还要等待法院的审理查明，以及法院作出的判决，单方的言论和舆论不足以影响法院判决。”田参军称。

第二篇：崔英杰案辩护词(李劲松律师)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根据《律师法》和《刑事诉讼法》之规定，北京市忆通律师事务所接受本案被告人崔英杰的委托，指派我作为其辩护人。

身为辩护人，我的责任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相关辩护意见，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庭前我审阅了案件材料，听取了当事人对案件情况的陈述，进行了相关调查工作，在参与了本案的庭审后，现向法院致送如下辩护意见。

我有些辩护内容，跟第一辩护人会有些重复。请大家谅解，因为人命关天。

一、我认为：

公诉人指控被告人犯有故意杀人罪，是认定事实不当！公诉人指控被告人犯有故意杀人罪，是适用法律错误！

因为，经过刚才的法庭调查质证，大家可以清楚地看到，就算是，公诉人所说的是实，崔英杰当庭所陈述说的意外伤人致死，不是事实。我们也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

被告人只有故意伤害受害人的犯罪故意。被告人并没有，故意杀死被害人的犯罪故意！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四条明确规定，“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这里说的是明知，不是说的，应当知道，明知自已的行为会发生这样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因而构成犯罪的，是故意犯罪。”

依据这条法律规定，我们可以知道，故意犯伤害他人身体这样的故意伤害罪，指的就是：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导致受害人的身体受到伤害这样一个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

1，按照这个罪名的概念，按照公诉人刚才所陈述的事实或观点，我认为，被告人崔英杰，至多也就是构成了故意伤害罪。

故意犯终结他人生命这样的故意杀人罪，是指：明知道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导致人家的生命终结，导致人家的死亡，这样一种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受害人死亡这种结果发生。

这一点，我相信大家都能看到，崔英杰肯定不是，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导致李志强这样的结果，而故意还要再作这样的事。

所以我认为，就是刚才说的，公诉人认定说，崔英杰是故意杀人，这是和事实不符。

2、我注意到了，北京市公安局于2006年10月23号，经过马振川局长负责审核确定，并且致送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的，起诉意见书。

在这个起诉意见书里面，它确认的是被告人崔英杰的行为，已经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4条。

第234条，是故意伤害他人身体。

北京市公安局经过马振川局长负责审核确定的结论是，崔英杰涉嫌故意伤害罪而不是故意杀人罪。

我认为，北京市公安局的这个起诉意见书里面，对崔英杰行为的认定，相对而言，是客观公正准确的。

相比而言，公诉人提交法庭的起诉书里面，关于崔英杰的行为是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2条。

第232条，是故意杀人。

这个结论，是有违事实有违法律的，是不客观不公正不准确的。特别是，公诉人提交法庭的起诉书里面所说的，被告人犯罪性质极其恶劣、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犯罪后果特别严重。

这样一个结论，我认为，更是有违事实，有违法律，不客观，不公正，不准确的。而且我也认为，这样的一个结论，是有违我们做为法律人的基本专业经验和判断能力。如果说公诉人所说的这个结论，是大家可以绝对相信，是完全符合事实真相，没有一点错误的话。作为一个法律人，我很清楚，本案的公正判决结果，依法只能是一个：判处被告人的死刑，并且立即执行！因为，把“一个杀人犯，犯罪性质极其恶劣、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犯罪后果特别严重”这样的专业用语，转换成大众的通俗用语，就是说，“这个杀人犯是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二、经过刚才的法庭调查，庭审质证，特别是，看了视听录像，我相信，大家都已经清楚，本案相关事实的基本真相。非常遗憾，最关键的那个就是，崔英杰刺伤李志强的过程，那个录像显示，在车的前面，我们不能看到。但这个行为，仅仅是3秒之内的突发的行为，这个大家是能够清楚地看到的。因为当时现场崔英杰这边只有一个人，他所说的，公诉人刚才已经说了，不足采信。公诉人说它跟崔英杰在公安局侦查阶段所说的不一致，而且反而说，他今天当庭的陈述，是对自己的罪行悔罪不够。但我相信，今天崔英杰所说的是客观事实。可是，我也很明确的说，我们也的确没有太多证据来证明他说的是事实。相反，我们刚才当庭也看到了，公诉人所提交的在现场的其他证人的证言，这些与录象所示明显不符，显然涉嫌伪证的控方证人证言，多是指向，崔英杰是故意杀人，没有有利于崔英杰的，有利于崔英杰的证人证言，一份我都没看到。但是，作为公诉机关，基本职责，不是为了认定一个人有罪，为认定一个人的死罪，而去工作。公诉机关的责任，应该是全面收集，能够证明被告人无罪或者罪轻的有罪的，都要全面收集才对。

我当庭刚才已经说到了一个问题，当时在现场的，有一个很关键的证人，叫宋成栋，他是直接护送李志强到医院。我刚才说护送的时候，公诉人员强调说不是他护送去的，是车子送去的。我知道，是车子送去的。但在车上是他抱着李志强，而且用手抚着李志强的伤口。可能当时他也不知道刀片在里面。那么可能，所以我刚才说到，致死李志强的原因，你公诉人能不能当庭给我一个结论？是崔英杰一刀下去，就直接伤到了肺部，如果没有其他外力，它已经到达肺部了？还是说，确实，在送医院的过程中，包括在救治过程中，大家不知道有个刀片在里面，所以采取的救助手段不恰当，而把那个刀片又往下移，割到肺叶，割到肺叶之后，肺叶受伤之后，才会导致胸腔里面1500多毫升的血液囤积在里面，这个才是李志强致死的真正原因？但这个事实，我到现在，刚才经过庭审质证，我知道，公诉人是没有查实的。

还有一个，就是说，当时医院救治李志强的这个医生，他的手术记录，按理来公诉人也应该调取到。他当时这个刀片，是什么时候才发现有刀片在里面的？这刀片在体内的什么位置？我相信，在医院的救护记录里面，应该都有。但是很遗憾，今天公诉人提交的证据里面，就没有这方面的证据。

其实，本案相关事实的真相是：告人崔英杰，故意伤害，因为，我现在没有其他证据，证明他是过失，或者说是无意伤害，我现在只能，先依据现有证据说，我认为他是，故意伤害城管队员李志强并且致李志强死亡。

崔英杰是一个，大家刚才也都见到了崔英杰，知道他是一个本性并不坏，知道做人要自食其力，对家里人也很有良心，而且也具有靠自己的吃苦耐劳，来勤劳致富，这样一种很朴素的理想，而且，他在部队保家卫国这个期间，不仅表现良好，就在退伍的当年，还被评为优秀士兵。

这样的一个退伍军人，他是，由于，省吃俭用，刚刚借钱买来的，200多块钱的新三轮车，被强行粗暴的没收。由于，见到10多个城管工作人员，正向自己围拢，担心自己被带走，或许可能还会被罚款。在高度紧张、情绪亢奋、情急之下，也是在当时的混乱之中，在极其短暂的，我可以肯定，是三秒到五秒钟之内，做出了，一失足成千古恨的；确实结果是害人害已的；偶然，激情，犯罪行为。

公诉人刚才始终强调了一点，说根本不存在执法人员对崔英杰实行人身控制，这样一种可能的威胁。

这一点，我提醒合议庭注意，在公诉人刚才提交的证人证言里面，有控方证人明确地说了，我们抓了一个新疆人。而且控方证人也明确地说了，李队去追崔英杰，我也去追崔英杰。所以，崔英杰所陈述的，说他当时想跑不被控制这个事实，我认为是应该要认定的。

再一个，崔英杰主观上确实没有杀人的故意。他所用的，所谓匕首，其实并不是一个匕首。其实只是他随手拿着的工作工具。所以，我认为公诉人也应该如实陈述这个事实。你在陈述他持刀杀人的时候，最好能把事实如实说清楚，他持的是他的工作工具，是一个不到20厘米的，一块钱一把的劣质水果刀。而并不是大家印象里，想象中的匕首。它并不是，故意杀人的蓄意杀人者做案时会选择的，有杀伤力的一种致命武器。它只是崔英杰花了一块钱买回来的一把劣质水果刀。

第二个，就是说他第二次为什么要复出。

大家也一直在问这个问题，就是他第二次为什么还要出来？我昨天去会见他的时候，也问他，你第一次已经走了，第二次为什么还要回来。他告诉我说，他出来是想看一下这个小女孩怎么样了，他想把她带走。他过来看，没看见小女孩，看见他的车在向皮卡车上拉，而且皮卡车准备拉走，他真的很心疼。

他知道，他说他以前见过，有的新疆人，卖哈密瓜之类的新疆人，他们的东西，他们的车，被拉上车之前，还有人就在最后关头，做最后一次努力去求他们，还是把车拉回来了。所以，他也想冲过去，再抢一下，救一下，再求一下。根本不是说，他第二次跑出来就是为了报复。根本不是象公诉人刚才所说的，他是因为自己的车被没收，受到了损失，就报复所有的城管。而且，这个报复目标是不特定的，是到了见城管就杀这种程度。我认为，公诉人刚才这种判断认识，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

他第二次跑出来，根本不是为了杀死被害人李志强或其他任何一个城管。他第二次跑出来，就是为了保住自己的谋生工具，想为自己借钱新买的一个三轮车，作最后一次努力。而且，他在发现车已经开走之后，是为了保自已不会被带走罚款而奔跑。因为车走后他回头一看，他刚才当庭所陈述的，发现当时有十来个人向他围过来。

我相信他说的是事实。因为刚才录像已经放出来的，包括证人证言说的，最少跟受害人一起的就有六个人，还有之前的几个人，还有保安，加起来绝对超过了十个人。这十个人绝对是围向了崔英杰，是想抓住他。

这个事实，我相信，只要把那些人叫到庭上来，当庭接受质证，我相信他们的天良都会让他们说实话，说他们当时是不是围过去想抓住崔英杰。么在这种情况下，崔英杰就是，为了自己不被带走，不被罚款。而在紧张奔跑之中，情急之下，临时起意，将这把劣质小水果刀，一直就在手上的水果刀，挥向离他最近的李志强。

所以，这个事实可以肯定，根本他并不是为蓄意伤害，特别是，他不可能说是为了谋杀受害人李志强，或者，你刚才所说的，其他不特定城管工作人员，而冲出来的。

这个录像资料我一直注意了一点，从被告人崔英杰第二次跑出来，向货车的方向冲去，到他跑离事发现场，仅仅9秒钟！我把那个录像，定点定格放过。从他在栏杆跑过去，再跑出来，这个过程只有9秒钟。

那么，从受害人以及其他的城管工作人员，向第二次跑出来的崔英杰围上去，到受害人被第二次跑出来的被告人崔英杰，用这把劣质的小水果刀所伤。这个时间，我也测算了，仅仅三秒钟！

那么这三秒钟，你就能说，他是故意为了报复杀人而去做事吗？

他要是为了报复杀人去做，他不用去追那个车。李志强，我们在录像里也看到了，在他去追那个车之前，李志强还有其他两个城管离他更近。

但他去追的，是那个车，他追的，不是比那个车离他更近的李志强等其他城管。

录像清楚反映出的事实是：他是去追车，而李志强及其他城管，是在他后面追他！

此外，从常理我们也能想到：人家几十个人，你只有这样的一把一块钱的小水果刀，你有可能会想靠它去实现杀死人家的目标吗？

所以，我认为，公诉人把北京市公安局作出的，经马振川局长审核确定的，这种正确的确定崔英杰是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的这种认定，强行的改变为故意杀人。我觉得，确实是，很说不过去的！

三、关于，本案被告人崔英杰是否的确如公诉人刚才所说的“犯罪性质极其恶劣、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犯罪后果特别严重”。

关于这个问题，我在这里，要借助下面十二个案例，来进一步明确说明。

第一个案例、2005年6月25日早上6时多，21岁的北京大学医学部大二学生崔培昭，在北京世纪坛医院宿舍内被同班同学安然杀害。检察院指控，今年22岁的北京人安然与同学崔培昭素有矛盾。案发时，安然在世纪坛医院教学楼西侧三至四层楼梯处与崔培昭相遇，并因琐事发生争执。然后安然在追赶崔培昭到四楼平台时，用事先藏匿在四楼门后的菜刀，猛砍崔培昭头面部、颈部等数十刀，并用随身携带的尖刀，刺扎崔培昭背部两刀，崔培昭因被砍切颈部，伤势过重而死。2006年3月14日，北京市一中院对“北大学生八十余刀杀死同学案”，刑事部分，作出判决，疑犯安然一审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第二个案例，是一个与崔英杰同名的案例。

2004年10月10日下午，云马厂子弟崔英杰和宋金宁商量，一起实施抢劫。当晚10点左右，附近某中学高三女生王兰下晚自习后从云马厂路过，崔英杰和宋金宁持刀威胁，从她身上抢走现金15元，并将王兰挟持到附近某中学对面的山上，对王兰实施了轮奸。

随后，两人又将王兰挟持到她所租住的宿舍内，再次抢得现金40元。由于担心王兰报警，崔英杰和宋金宁决定杀人灭口，他们准备将王兰带到云马厂蜜蜂水库杀害。在前往蜜蜂水库的路途中，崔英杰和宋金宁又对王兰实施了一次轮奸。到水库后，崔英杰和宋金宁用一条小船将王兰载到水库深处，崔英杰跳下水，让宋金宁将王兰推下水，打算将她按进水里。当时已是秋天，水冰冷刺骨，崔英杰被迫爬上船，脱下王兰身穿的白色夹克，将她捆住后推进水库，准备将她淹死，谁知王兰会游泳，竟奋力向岸边游去。崔英杰和宋金宁未能得逞。

两人并没有放弃杀心。他们把船划到岸边，哄骗王兰上岸，马上用岸边的石头对着王兰的头部一阵猛砸，致使王兰当场死亡。两人把王兰的尸体抛到水库中后逃逸。

经过审理，2005年6月16日，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刑事判决，认定崔英杰犯故意杀人罪、强奸罪、抢劫罪，判处死刑；判决后，崔英杰表示不服，向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了上诉。

2005年11月23日，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此案做出了终审判决。在判决中，贵州高院维持了安顺中院对崔英杰和宋金宁的罪行认定，但撤消了对崔英杰的量刑，因“考虑到上诉人崔英杰能够坦白其罪行，认罪态度好，对其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将量刑改为“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3、4月30日，宜昌中院一审公开宣判被告人刘志祥故意伤害、贪污、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一案，刘志祥原系武汉铁路分局副局长，判决认定刘志祥在任汉口火车站站长期间，被害人高铁柱因汉口火车站招待所转租一事，多次找刘志祥索要赔款，刘未予解决，后刘志祥得知高铁柱准备与他人一起到有关部门举报其违法犯罪问题，便指使无业人员彭支红去“修理”高铁柱。在刘志祥的多次催促下，彭支红邀约并指使冯立海殴打高铁柱。2002年12月8日，冯立海又邀约“长毛”等人携带弹簧刀、铁管等凶器窜入高的租住处，对其进行殴打，冯立海向其连刺三刀，刺破右股动静脉，致其急性失血性休克死亡。

法院同时查明，1995年至2004年，被告人刘志祥在担任汉口火车站站长和武汉铁路分局副局长期间，利用职务便利，指使财务人员、工作人员和下属单位负责人等从汉口站“小金库”中取出巨额款项，以外出学习、考察、办事、旅游、需要用钱、“感谢”有关方面等名义，采取无条和白条领款等手段，单独侵吞或伙同他人私分公款，贪污公款及公物其中刘志祥个人实得现金及物资折款共计人民币1144万余元、美元52万元、欧元3.5万元。

在此期间，刘志祥利用职权，先后160余次收受工程建筑商、车票代售点负责人和所属工作人员等的巨额款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所得现金及物资折款共计人民币1435.4万余元。

法院同时还查明，有关机关依法扣押、冻结被告人刘志祥财产的数额特别巨大，扣除其个人及家庭成员合法收入、个人贪污受贿所得、违纪款物等外，还有共计人民币527.5万余元、美元88.744万元、欧元5.8万元、港币120.473万元的财产不能说明其合法来源。根据被告人刘志祥的犯罪事实、性质和情节、悔罪表现及其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有关规定，判决被告人刘志祥犯贪污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同时判决对被告人刘志祥4000余万元的非法所得予以追缴。4、9月12日，原辽宁省人大代表侯建军驾车杀人一案在沈阳宣判，被告从一审的死刑被改判为死缓。侯建军驾车将受害人刮碰，但他却不道歉，反而与对方争执、撕扯，竟然开车追撵受害人，受害人跑到人行道他不放过，受害人跑到百货大楼休闲广场，他还不放过，而是越过路边石，从行人通道口冲入该广场，将受害人撞倒致死。

5、曾为浙江省兰溪市市委书记的孔哲2000年10月15日中午在《浙江青年报》记者方筱萍住处，将其杀死。当天下午，孔哲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1年2月9日一审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孔哲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6、原北京市交通局副局长毕玉玺玺贪污受贿1304万元被判死缓。

7、原黑龙江省委副书记朝韩桂芝贪污受贿736万元被判死缓。

8、原深圳市民政局局长黄亦辉贪污受贿1660万元被判死缓。

9、原山东省青岛市市长助理王雁贪污受贿496万元被判死缓。

10、原黑龙江省绥化市委书记马德贪污受贿600万元被判死缓。

11、原成都市委宣传部长高勇贪污受贿955万元被判死缓。

12、原黑龙江省鸡西市委书记丁仍今贪污受贿620万元被判死缓。

客观上，经过刚才的法庭质证，大家都已经清楚看到，本案被告人崔英杰，是一个平时表现良好的一个退伍军人，在服役保卫祖国期间，他曾经于2003年，被评为优秀士兵，也就是说，他曾经是国家的优秀卫士。

在本案中，被告人崔英杰的犯罪动机，我认为不是十分恶劣。本案被告人崔英杰，是因偶然的原因，犯下了特别严重的罪行。

而且，我提请公诉人跟合议庭注意，在侦查机关工作人员提交的一份证据里面，我看到，下面的一些文字：本案被告人崔英杰在到案过程中，始终予以配合，没有拒绝、阻碍、抗拒、逃跑行为。

如果说，象刚才公诉人说，就因为，崔英杰没有认这个故意杀人罪，没有认这个暴力抗法罪，就说崔英杰认罪态度不好。我认为，这不符合客观事实。

因为事实真相，他的故意，只有他自己清楚。他知道自已不是故意杀人，他今天当然可以自己坚持下去，而且他这种坚持是对的。

如果说，他坚持对的东西，反而说他的认罪态度不好。我认为这是很不公平的。

刚才，公诉人也问到了，说这些案例与本案有什么关联。那我现在就告诉公诉人，在这里我想问你两个问题：

1、把本案被告人崔英杰的罪行，与上列十二个案例中罪犯的罪行具体比对之后；你能不能明确地告诉我们，你认定本案被告人崔英杰犯罪性质“极其”恶劣、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犯罪后果“特别严重”的标准，究竟是什么？！

2、如果你到现在，还坚持本案被告人崔英杰是“犯罪性质极其恶劣、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犯罪后果特别严重”这一结论；哪么你能不能告诉大家，对上列十二个案例里面罪犯的“犯罪性质、犯罪情节、犯罪后果”您又将下怎么样的结论？！

就是说，本案崔英杰的行为和他们的行为，有没有具体的差距？是不是本案崔英杰的行为和他们一样的恶劣，严重？是不是本案崔英杰的行为比这十二个案例中的罪犯更恶劣，极其恶劣到了非斩立决不可的顶点？

四、我知道：在我国，‘杀人偿命，欠债还钱’的观念早已深入人心，这是一种朴素的公平正义理想。我还注意到：刑法分则里面，除了少数几个绝对死刑的法定刑条款外，其他规定里面，有死刑的条款里面，死刑总是作为可供选择的刑期，与无期徒刑、有期徒刑规定在一起。这在故意伤害罪里，也是一样。

我认为：在适用这些条款的时候，应当综合所有犯罪情节，判断行为人的罪行，是否极其严重，是应该判处死刑，还是无期徒刑，或者有期徒刑。

假定，本案被告崔英杰，这是我今天辩护的重点，假定，本案被告崔英杰因犯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而必须被依法判处死刑。《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48条第1 款规定：“对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如果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可以判处死刑，同时宣告缓期二年执行”。

我坚信：本案被告崔英杰就是属于“不是必须立即执行，可以判处死刑同时宣告缓期二年执行的”。

1、按照这个规定，对犯罪分子适用死缓，应当同时符合这样两个基本条件：

其一，他罪该处死。就是说，如果他所犯的罪行本不应当判处死刑的，不能适用死缓。其二，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

2、由于刑法对于应当或者可以判处死刑的犯罪有明文规定，但是，对于哪些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属于“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刑法上是没有明确规定。

所以，在这里，我同样还是必须要借助，刚才我说的上列十二个案例，来做对比分析说明，以支持我今天要特别强调明确的，这样一个，我今天的，一个基本辩护观点。

我认为，崔英杰的此次犯罪行为，不管最终罪名是什么，即便就是按公诉人所说的故意杀人罪，而使得他，属于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但是，与“贵州崔英杰故意杀人被判死缓案、北大医学院安然故意杀人被判死缓案、武汉铁路局贪官刘志祥雇凶杀人并贪污受贿2600多万元被判死缓案、原辽宁省人大代表富翁老板侯建军驾车杀人被判死缓案、原浙江省兰溪市市委书记孔哲杀害《浙江青年报》女记者方筱萍被判死缓案、原北京市交通局副局长毕玉玺玺贪污受贿1304万元被判死缓案、原黑龙江省委副书记朝韩桂芝贪污受贿736万元被判死缓案、原深圳市民政局局长黄亦辉贪污受贿1660万元被判死缓案、原山东省青岛市市长助理王雁贪污受贿496万元被判死缓案、原黑龙江省绥化市委书记马德贪污受贿600万元被判死缓案、原成都市委宣传部长高勇贪污受贿955万元被判死缓案、原黑龙江省鸡西市委书记丁仍今贪污受贿620万元被判死缓案”等十二个案例中被判处死刑并缓期二年执行的犯罪分子的罪行相比；无论是从，法理、情理、天理角度来说；崔英杰显然更是属于“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

3、刚才公诉人说到社会危害性。我认为，崔英杰的社会危害性，绝对要远远低于上列被判死缓的九个贪官污吏！！

4、刚才公诉人提到人身危险性。我认为，从人身危险性这个角度来说，崔英杰的社会危险程度肯定要低于上列被判死缓的贵州的崔英杰和北京大学医学院的安然及辽宁省的这个民企老板人大代表！

5、公诉人刚才说到了暴力抗法行为的示范性的社会效果。我认为，从它对暴力抗法行为的示范性社会效果角度来分析，也不是非判死刑立即执行不可！

我相信，经过今天的庭审和之前的案件报道，如今北京所有知道这一案件消息的任何一个小摊贩，都已知道象崔英杰这样的行为，是不可取性、不理性、不合算的。仅仅是由于一辆280多元的新三轮车而引发出来的命案，不但是害了李志强，害了李志强的家人；其实同时，也是害了本案被告人崔英杰自已及他自已的家人，这样的行为，对被告人崔英杰自已及他自已的家人，也是有百害而根本没有半点利的！

我相信，不用公诉人强调什么极其恶劣，极其严重，不用强调到那个份上，就是对崔英杰判的是无期徒刑，也都足以起到惩前毖后的社会效应。

6、根据我们作为法律人所了解的司法实践经验，我们知道，属于“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通常是指具有下列情形之一：

其中跟崔英杰这个相关联的主要有3点，A、平时表现较好，犯罪动机不十分恶劣，因偶然原因犯了特别严重罪行的； B、被害人有一定过错，责任不全在被告人的； C、被害人有明显过错，引起罪犯激愤犯罪的。

显而易见，崔英杰至少是，属于其中“平时表现较好，犯罪动机不是十分恶劣，是因为偶然原因，犯了特别严重罪行的”。

7、再一个，我想再谈一下关于受害人过错的问题。

刚才公诉人一直强调说，当天的城管人员的执法行为，是文明执法。但是，我想，经过刚才的庭审，我们知道，在刚才庭审放的录像中，我们已清楚看到，他们在整个处理过程中，是根本没有出示执法证件，也根本没有出示相关的处罚决定，就强行的把车拉走。他们拉走车的依据，我也看到了，就是国务院的无照经营查处取缔办法.按照这个办法里面，第十条的明确规定，这个办法的执法机关，是工商行政管理机关。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照本办法第九条的规定实施查封，扣押，必须，这里用的是必须，经县级以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主要负责人批准。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实施查封，扣押应当向当事人出示执法证件，并当场交付查封扣押决定书和查封扣押财物及资料清单。

刚才，我们另外一个辩护人说到城管执法的法律依据的问题。

我这里要说，就算，工商局依照这个规定，把自已这个执法的权力移交给城管了。那么，城管也必须，依照国务院的这个条例规定的程序，行使相应的权力。在这个案子里面，他们的行为，刚才你说的是说扣押行为，他们自己说的，是没收。这个你从刚才几个城管人员的证言里可以清楚看到，他们自已说的是没收。他们实施的没收崔英杰的新三轮车的决定，有没有经过县一级以上的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的批准？他们强行实施没收，就是强行违法把人家的车拿走的这种行为，有没有向人家出示执法证件？有没有当场交付扣押它的清单？这些都没有，你怎么能说，他们的执法，是文明的，和谐的，值得表扬的？

而且，我还要结合国务院的条例说明一点。

这一个条例上所说的，可以查封扣押的东西，是只限于，专门用于从事无照经营活动的工具设备原材料产品等财物。这里有个前提，叫做专门用于。但是，本案中引致血案的是一辆三轮车，我们刚才从视听资料里看到。崔英杰所说的，其他的什么东西我都不要，你们都拿走，就把我这车留下，好不好？

这个身高一米七的二十三岁的退伍军人，是一只脚跪在地上对着这一伙要没收他的新三轮车的人这么哀求说的。

我现在要问的一个问题是，这个三轮车，是不是从事无照经营的专门用于无照经营的工具？

很显然不是。

所以，他们根本就没权这样强行没收人家的三轮车。

那么，我反过来也要说，如果没有强行违法没收人家不该被没收的三轮车的行为，这个血案还会发生吗？

我在这里要特别说一下，我相信，已进入天国的受害人李志强烈士个人是没有过错。

但是，现实生活中层出不穷的事实证明：目前在北京及全国各地都客观存在的，城管执法人员素质不够高、执法不够公平、选择性任意性执法、执法态度野蛮粗暴不够人性化、不按法定程序办理立案查扣没收物品手续这些错误，是必须得到检讨和纠正！

李志强烈士失去的宝贵生命，如果换来的仅仅是，让曾是国家优秀卫兵的崔英杰也失去了生命或终生失去了自由。

李志强烈士失去的宝贵生命，如果换来的仅仅是，给北京的城管队员换来了，武装到牙齿的技术装备。

李志强烈士失去的宝贵生命，如果还是没有能够使城管执法不公，选择性任意性执法，和简单粗暴不够人性化，没按规定程序办理立案查扣没收物品手续这些错误，得到制度性的纠正。

李志强烈士失去的宝贵生命，如果还是没有能够使现实生活中，不科学不合法的城管制度，或者说这个制度里不合法的方面，及时得到体制方面的反省。

则我想，这不仅仅是李志强烈士和崔英杰两个人两个家庭的悲剧，这将会是整个社会的悲剧！

因为，我们也都知道，你刚才也说到，崔英杰指向的不是特定的人李志强，而是不特定的所有城管队员，我也曾经见到过有人说，这次死的是李志强烈士，但是相关的制度不改，李志强的死是偶然的，有这种悲剧的发生是必然的。如果那些制度里面不合法不科学的东西不改的话，这种悲剧，不是说，靠杀一个崔英杰，就能真正制止住的。

五、公诉人刚才还说到，关于首都的社会管理秩序的问题，关于必须严打暴力抗法问题。

我认为：对暴力抗法行为，的确需要保持高压严打态势。对于严重刑事犯罪，还是应该从重的要坚决从重，该判死刑的决不手软。对这个，我持支持态度。

但同时，我认为：对于具有法定或者酌情确定从轻的罪犯，无论他的罪轻罪重，无论他是否属于严打对象，都要一视同仁，该兑现政策的都要依法予以从宽处理。如果因为严打，而不兑现政策，就会导致犯罪分子丧失对国家法律的基本信任，也会导致其他的人丧失对国家法律的信任。只有审时度势，坚持宽严相济，才能产生积极的、正面的社会效果！也只有在严格、公正执法的基础上，才能最终实现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执法形式与执法目的、执法效率与实现公正的有机统一！

我认为：在强调坚持严打方针的同时，要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最大限度地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比如，对象崔英杰这样的，初犯，偶犯，主观恶性较小的，应该区分不同情况，在法定的处罚幅度内，从轻处罚，或者判处缓刑。

我相信：这样做，才是真正的有利于挽救失足者！有利于从根本上缓解社会冲突！有利于真正的减少社会对抗！有利于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最后，为了，最大限度地，增加社会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不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缓解社会冲突，最大限度地，防止社会对立”。我恳请合议庭，在本案的审理判决中，切实贯彻执行十六届六中全会决议中所提出的，“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依法对本案作出公正判决！

谢谢！

崔英杰的一审辩护人： 李劲松律师 北京市忆通律师事务所 2006年12月12日

第三篇：从李天一案辩护看律师职业伦理

蓟门决策第30期

主题：从李某某案辩护看律师职业伦理

主讲：许身健(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法学院副院长)

点评：

王进喜(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证据科学研究院副院长)

吴革(北京中闻律师事务所主任、全国律协宪法与人权委员会主任)

朱明勇(著名刑辩律师)

易胜华(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刑事部主任)

伍雷(著名刑辩律师)

周泽(著名刑辩律师)

毛立新(法学博士，北京尚权律师事务所律师)

主持：李轩(中央财经大学副教授、全国律协宪法与人权委员会秘书长)

时间：2013年10月24日(周四)下午2点

地点：中国政法大学(蓟门桥校区)综合科研楼B209会议室

李轩：尊敬的各位来宾、老师们、同学们，大家下午好！很高兴能回到我们的母校之一中国政法大学，接受中国政法大学公共决策研究中心以及何兵院长的委托受邀主持这么一个小规模的高端研讨会。一般说，小社开大会，大学社开小会。蓟门决策到今天是30期，围绕着中国国计民生、社会发展的重大决策做出了非常多的英明决策供有关部门研讨。今天是另外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从热心听众挤爆现场的情况可以看出，讨论的李某某案在今天社会生活乃至法治社会中掀起了不少波澜。前两天我以娱乐化的心态看这次研讨会，但今天多少有点纠结，心情也有点沉重，因为就在我来的路上听到一些不太好的说法或者动向，说这个案件不光是律师违纪，可能还涉及到违法，有关方面考虑要抓几个律师。如此恐怕是一个大问题了。李某某案从今年进入人们的视线，高潮迭起、精彩纷呈，而且不断地吸引人们的眼球，让人们大跌眼镜，很多演员出场，包括少数律师，案情有色情、有暴力，或者黑道、江湖尤其是律师的江湖。但我个人的体会是，此案虽然有影响，但在法治建设方面，尤其是在律师业方面更多是不利影响或者是坏的影响，不像之前发生的贵阳小河黎庆洪案、北海案，给大家展现的是律师正面形象，这个案件中我们看到很多律师粉墨登场，或者以各种各样的身份发表意见，有些意见和做法超出了法律援助范围和旁观者所能忍受的极限。今天围绕这样的话题展开研讨很有现实意义，我希望每一个有重大影响的案件能够成就一批律师而不是毁掉一批律师。

在正式开始之前，我代表主办方做几个说明：第一，这次研讨会不是跟风的研讨会，不是有关方面对某些律师展开调查后做的研讨会，这个研讨会由来已久，从刘志军案开始，很多律师就向何兵院长请求能否展开律师伦理的研讨，在座的伍雷律师公开向钱列阳律师约辩，直到贵阳小河案纪念一周年，这个研讨会也没有开成。之前一个律师事务所组织了小型研讨会，我有幸受邀，和钱列阳律师进行了一次对话，多多少少理解钱律师的一些做法。

第二，这次研讨会不是要落井下石，恰恰相反，我们希望规范律师行业发展，在有关方面如果对律师有过度处罚的要求或者适度算账的举措时，希望有关方面理性对待，不要做一些出格的所谓的反映民意的错误之举，所以我希望这次研讨应该发出法学界和律师界理性的声音，尤其是希望有关方面包括律协不要是有人打了招呼事后追查律师，如果秋后算账首先要算公安机关第一时间泄露当事人隐私的账。

今天邀请了很多重要级嘉宾，首先是主讲嘉宾，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许身健教授！大家掌声欢迎！许教授我比较熟悉，长期以来关注司法实践，尤其在法律职业伦理、法律教育、法律援助方面有很深造诣，今天由他来主讲再恰当不过了。

点评嘉宾为：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王进喜教授！王教授早年从事律师学的研究，在这方面有很大的发言权。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刑事部主任易胜华律师！著名刑辩律师伍雷先生！知名律师，同时身兼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尚权律师事务所毛立新律师！著名律师周泽律师！《南方都市报》何雪峰主任！巴士广先生，掌声欢迎！《南方都市报》李响先生，大家欢迎！最后一位并不是不重要的一位，恰恰相反，他是这次研讨会核心灵魂人物，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著名大V何兵教授！

下面把时间交给许身健教授，有请许先生主讲，大家掌声欢迎！

许身健：非常感谢主持人，感谢今天来的各位嘉宾、各位朋友、各位同学，大家下午好！说实话律师职业伦理在法律教育中或者司法实践中是比较冷门的一个，今天场地很热，托各位嘉宾的福。非常冷门的专业、冷的话题到很热的场面来，我受宠若惊。今天讲的话题主要是给大家提供一个机会，相互交流探讨。我觉得李某某案正当其时，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应当认真对待法律职业伦理，尤其认真对待律师职业。

法律职业伦理这门课程在法学教育中比较弱，中国将近700所法学院，开设这门课程的院非常少，有队伍研究这个话题的研究所也非常少，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法律职业伦理是全国700所法学院中唯一的一家。相对来说这样一个学科比较寂寞，长期以来在整个法学教育中并不受到重视。法学院14门课程中(民法、刑法、法知识、法理学)，并没有这样一门课程。如果把法律教育定为职业教育，你又不把这门课程作为必修课，显然是不正常的。不但课程没有必修课，在很多法律教育管理者来说这门课可有可无。因为很多年前曾经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人大法学院院长开了一个会，研究法学教育的走向，在这个会上，朱苏力院长说“我认为有些课程没有必要开”，他说法律职业伦理没有必要开，因为开了这样一门课后对从事法律执业的学生来讲，不但没有好处，而且有很多坏处，因为这个课开后，会教会学生在将来的执业中打擦边球。所以对于这门课程是否需要开，法学教育界有这样的争论。

现在我们可以看看法学教育在比较发达的美国也经过了漫长过程，最初也并没有人重视法律职业伦理这门课程，长期以来，在他们的法学教育过中，把这门课定义成一种讲正义、理念的思想理论课。但美国发生了一个重要事件，即1970年初发生了水门事件。尼克松在他的竞争对手的大厦里按了窃听器，而尼克松本人几乎是前律师出身，是法学院毕业的。这样的现状，结合美国60、70年代陷入越战泥潭，国家权威进一步衰退，这时美国人发现整个法律人群体是一些“小人”，为了取得成功而不择手段的人。这样的话，就会产生重大问题，因为美国人有这样一个逻辑，一个国家如果要成为一个强国必须要实现法治，如果实现法治必须要有一个良好的法律体制，良好的法律体制必须要有一个良好的法律人队伍，这个法律人队伍必须德才兼备，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假如法律人队伍尤其是律师队伍不是一个德才兼备的群体，是一些小人，为了取得成功不择手段，美国司法体制就岌岌可危，法治会荡然无存，会跌入万劫不复的地步。所以美国律师协会借这样一个契机强制美国法学院必须开设法律职业伦理课，并且做了很多研究。如果美国人对法律职业、对律师群体持有一种不信任态度，时间长后，在商业上来讲，整个法律职业尤其是律师群体商业前景也会越来越黯淡。也就是说强调职业伦理的约束，对于法律职业、商业的发展有利。而且以水门事件作为契机，从此法学院把法律职业伦理作为一项必修课，每个法学院到二、三年级唯一一门必修课是法律职业伦理，其它课程是各州做各州的，但法律职业伦理不一样，全美同考。而且法学院其它课程是给当事人学的，但法律职业伦理是给法律人自己学的。美国从粗糙不重视到现在把律师界、法律界伦理作为法学院的必修课，作为重中之重，借用的契机是件水门事件。

今天中国发生了李某某案，我认为这个案件在中国律师执业伦理发生史上应该起到非常独特的作用，这个事件提醒我们今天强化重视职业伦理的时候到了。当然之前我们可以看到有其它的事件，比如李庄案件，在李庄案上，全国上下法律人群体、律师群体主要关注的是集权、不按规则出牌，是对律师安危的一种公然挑战。这个事件让律师作为一个相同的群体、作为同胞同行惺惺相惜，李庄受到不公正待遇，如果今天我们不说话，也许明天就没有人替你说话了。而且这个事件是对法治的一种公然挑战，律师群体站出来责无旁贷。李庄事件有职业伦理的意义，但没有李某某案突出。

法律职业包括律师、法官、检察官、公务员群体，但在法律职业伦理组成中，律师师职业处于各种矛盾的漩涡中；作为法官的要求是中立、独立、公正，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的；检察官有客观义务，是法律的代表，相对来说也比较简单；公务员也相对简单要求。但律师处于各种各样的矛盾漩涡中，所以相对来说在整个法律职业伦理中，律师伦理最重要、最复杂、最受关注的。律师职业伦理最受关注，刑事辩护律师的伦理更受关注，因为相对于其它业务来讲，如非诉业务，很多是常规性的、文件性的，在这些过程中有些大客户对律师操纵，当然从事非诉的律师贯彻“以委托人为中心”的原则更充分。但刑事辩护律师在整个律师业务中起到非常独特的作用，因为在刑事案件中，罪与罚、与非罪，刑事案件关系到被告人的自由、尊严、财产乃至于生命。在这个过程中，各种对比更加强烈、更加受到关注。所以我想律师职业伦理中，刑事辩护的伦理是焦点的焦点，而且最显功夫。

那什么叫一个好律师？——好律师若良医生。对一个好律师的评价和对一个好医生的评价像类似，当然治病救人要比律师工作单纯，但对于医生的角色期待和对于律师的期待差不多。假如把律师的工作当做治病救人、解决问题，刑事辩护律师解决的病症更加疑难、更加复杂，风险更大。这样的案子，刑事辩护律师属于焦点的焦点。当然另外一个情况是李某某案有自己的特点，跟中国当下社会有一些相重叠的地方，中国处于转型社会、竞争、价值观分立、利益分化等情况下，有各种各样的思潮。当然有客观存在的因素，比如仇富，不同阶层之间的一种断裂，相互仇视，当然还有其它的复杂原因，即李某某父亲的特殊身份。李某某案基于这些原因和因素，所以我说它属于非常重要的关键节点。

像我刚才做的介绍一样，水门事件在美国律师界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我相信李某某案带中国重新关注这样的问题，认真对待职业伦理会起到非常重要作用，就像很多年以前有人问周恩来一句话一样“周总理，请问你怎么看法国大革命？”周总理说，“它的影响现在说为时尚早。”今天讨论律师执业伦理，现在讲李某某案对中国律师职业伦理的发展到底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为时尚早，但肯定是一个契机。这个案子从发生到现在一审结束，那么多媒体(包括网络媒体)、律师同仁、法律人、青年法学生关注这样的问题就是明证，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契机，提醒我们要认真对待律师职业。

什么叫职业伦理？所谓伦理是指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的行为准则。和道德有什么样的差别？很多人现在讲律师职业伦理，把职业伦理和职业道德混为一谈，实际上职业伦理是调整律师因执业行为和他人产生关系时应遵守的行为准则，是一种规则；道德是个人内化，个人对个人的一种要求。说伦理含义，要提出另外一个概念：什么叫职业？“profession”有一个“PRO”，“PRO”是“宣示”的意思。也就是说所谓职业是人道主义的一种行业。那哪些行业应该属于职业？我们把律师作为一种profession。那什么叫职业？职业包含法律人、教师、医生，我提到过“好律师若良医”、宗教人士。这几个行业有一些相通特点，也就是说它们都有公共性，主要目标都有公共性。这种公共性叫有这样的职业性，商业性处于第二位。在很多会议上律师进行讨论时，讨论的重要问题是如何寻找你的客户，很多话题是关于商业性的话题，但律师行业有一种公共性、职业性，商业性处于第二位，律师要谋生。

学界一般认为职业主要有三个特征：一是基于深奥理论基础上的专业技术，区别于满足实用技巧和工匠性专才。二是为公众服务的宗旨，其活动有别追求私利的商业或营业，尽管自由职业和其它行业一样需要经济收入甚至较高的收入，但高收入不是主要目的，而是附带结果，最根本价值是为公众服务的精神。三是形成某种具有资格认定、纪律惩戒和身份保障等整套规章制度的自治性团体，以区别于一般的行业。正因为律师行业有公共性特征，所以美国法学家庞德说“所谓职业是从属于公共服务的群体”，把职业界定为“公共服务”，抓住了职业的本质。美国律师协会在有关报告中将职业律师界定为促进公正和公共福祉为使命、为委托人服务并通身公共服务的法律专家。律师职业价值包括两方面，即依法捍卫委托人的最大利益和维护社会公正。

刚才对什么叫职业做了界定。由此引发出下一个问题，律师是什么，律师是谁，律师的角色是什么。从中国的《律师法》来看，结合美国律师协会职业行为示范规则，对律师角色做了重要界定：一是委托人的代理人，二是法庭的一员，三是对社会正义、社会公正有特殊职责的公民。

首先，委托人代理人是最重要的，律师是委托人代理人，向委托人提供法律服务，担任代理工作。而且律师担任委托人代理人，当中要贯彻法律职业伦理：以委托人为中心的原则。大家对“以委托人为中心”耳熟能详，但里面有各种各样的要求，就刑事辩护而言，律师必须要给被告人做热忱的辩护，而且辩护的标准要求是做有效的辩护，要有相应的效果。什么叫“有效的辩护”？显然不是我们生活中见到的常规案件，聂树斌辩护律师提出一些常规的辩护意见，比如“被告人认罪态度较好”，“有自首情节”。聂树斌有这样的悲剧，里面有侦查机关不当的侦查行为和审判机关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我想和律师的辩护行为有非常大的关系。“热忱的辩护”是辩护律师要对被告人进行热忱的辩护，辩护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党派性辩护，忠诚献给委托人、被告人的。前面我提到辩护律师是法庭一员，他的忠诚并不是全部献给被告人，有一部分献给法庭，对法庭的责任不能误导。

既然是热忱、有效的辩护，就必须要在法律允许范围内竭尽全力、竭尽所能为被告人提供尽职的辩护。西方国家有一些辩护律师说的话有些极端，“在我的委托人和我的祖国之间，宁可选择背叛我的祖国”；“为了维护委托人的利益，掀起一场混乱、掀起一场地震也在所不惜”。李某某案发生的很多问题，比如我们对兰和律师有很多非议，但我想他所做的是否符合“热忱”的标准？是否做到了以委托人为中心？所谓职业伦理探讨的是各种各样的关系。

那律师在职业生活中需要处理哪些关系？我想律师要处理的关系不外乎为两类：一类是对事，一类是对人。对事的关系是解决问题、解决案件，要迎难而上，要找到问题的症结，竭尽全能提出一个安全的(有时要为被告人冒一下风险)，实现被告人利益的最大化。对人的关系是作为一个律师要与上级律师、律师主任、律师事务所本身要解决的关系，对自己的团队关系处理好，与律师同行处理好，当然也包括跟媒体的关系，对各种各样的关系要处理好。兰和的辩护行为，最重要的标准是他在完成一个重要的职能，即忠诚献给他的委托人李某某，最重要的是判断他是否竭尽全能，是否做到了利益最大化。

律师的职业角色有三个，这几个角色之间可能存在着冲突，律师处于整个职业伦理漩涡是因为有时必须要做出一个非常艰难的选择。尽管做出选择，但对于辩护律师来讲首先要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各种各样的方案、各种各样的选择，哪个是唯一正确的很难讲。比如李庄案，很多人认为陈有西采取的辩护策略是错的，但很难讲，陈有西也是在几种方案中选择了一种。夏俊峰这样的案件，刑事复核走过四年时间，不能以成败看待那个结果。最后夏俊峰执行死刑可能有很多因素，有些是律师所无法控制的。辩护策略像一个医生给一个危重的病人提供各种方案一样，很难说这种方案是最好的，那个方案是不好的，只能让委托人保持明知，你要进行充分交流、沟通，你尊重他的选择，但决定权并不在于你，而是在于他。假如被告人认罪、坦然受死，你是否一定要告诉他不认罪，我觉得很难讲。当然这只是假设，假设被告人愿意坦然受死，认为自己做错了，那么辩护律师应该尊重他的选择。医生在治病时，各种各样的方案有风险。同样一个好的律师是让被告人了解你职业行为的意义、方案的意义，你去扶持他，勇敢地做出选择。

回到刚才的问题，评价兰和的辩护是否达到了这样的标准。李某某案，有些律师公布了被告人的隐私，这确实给被告人的生活带来很大困扰，律师作为一个对维护社会正义、特殊的公民，没有达到公众对其角色期待，如此做要谴责，尤其是律师职业伦理，律师职业行为要在律师生活中保持谨言慎行。当然还有另外一个问题，若我们把刑事审判当成一场公平的竞赛，做一场游戏，参与游戏的各方，不管是公诉、侦查、审判、辩方，大家公平公正地玩游戏，进行有效的博弈，按拳出招，如此剑不走偏锋才是正常的。如果有人胆敢把游戏规则置于鼓掌之间会受到同行建立谴责。如果玩游戏时出现明显偏差，有一方力量强大，不尊重这样的游戏规则，相应一方的律师吸引媒体、大众的注意力，最终以他本人的一种职业声誉的损害(也许带来损害的同时给自己带来特别的好处)，通过这样一种剑走偏锋的方式维护被告人的利益，这谴责还是赞赏值得大家讨论，律师的利益和被告人利益哪个大哪个小值得讨论。

我们讨论生活当中的伦理时没有唯一正确的答案，会面临很多选择，要对自己每一个选择负责。在这样的情况下，李某某案的律师抛出这样的怪招、怪牌，让公众、让媒体关注，而这种做法做得是否得当，有律师同行的评价。但我想要做评价的话，重要的是律师在完成他的职责过程中是否到位和尽责。当然李某某案中还有一些其它现象，比如有一位律师向李某某的母亲发出一个短信要约：希望你聘请我做你儿子的辩护律师，因为我现象需要这样的一个大案要案，希望通过这个案件担任政协委员。如此赤裸裸的行为不光是律师、法律人，整个社会公众要谴责，这是一种裸奔行为。我把“裸奔”分为两类：一种是利他型，一种是利己型。一个刑事辩护的辩护律师职业伦理和大众公众伦理之间存在差异，也许公众把十恶不赦的罪犯看成一个恶魔，这时候律师职业角色要求辩护律师要担任恶魔的辩护人，如此行为在老百姓、普通人看来是一场“赤裸裸的裸奔”，是非常丢脸的行为。比如伊拉克因为有的律师给萨达姆辩护，被绑架枪杀，因为在他们看来给战犯、屠夫辩护，就是战犯、屠夫的同伙。但律师职业准则要求他勇敢地跟被告人站在一起。辛普森案件辩护律师团首席辩护律师柯克兰写过一篇小文章，有人问他“你怎么给这些人辩护？你给辛普森这样的人渣辩护你就是人渣？”柯克兰讲，“我的职业要求我勇敢地跟我的辩护人站在一起，辩护永不止息。”要给十恶不赦的罪犯辩护，在普通人看来为坏人辩护是一场裸奔，这种是利他型的，律师为了委托人。前面某个律师的行为是赤裸裸的拿这个案子进行炒作，希望得到政协委员的职位，把自己的利益凌驾于被告人之上，这是赤裸逻辑性的裸奔。李某某案提供了非常丰富的题材与话题，包括最后一审辩护律师发表一个声明：我不再愿意担任李某某案二审辩护律师。我认为做这样的行为是不当的、不严谨的、不谨慎的，仍是为了自己的脸面和职业上的名声，因为你的行为本身给公众造成非常不好的不良暗示。所以李某某案各个侧面值得法律人深思、思考。今天我是打开一个话题，希望借着这个话题跟在座嘉宾、同学展开一场热烈的讨论，希望大家认真对待律师职业伦理，谢谢大家！

李轩：非常感谢许身健教授！许身健教授刚才的演讲从法律现象开始深入剖析相关伦理哲学的基础，并且从美国律师协会所定义的律师身份探讨职业伦理的话题，很多内容值得我们深思。其中许身健教授特别提到考虑到每一个辩护律师或代理律师(法律顾问)在案情当中的不同情境，可能掌握的信息跟我们有所不同，并且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对这个表示理解，并且区分了利他型裸奔、利己型裸奔两种可能在我们看来有些不好的行为。同时点出了在李某某案中，律师所表现出的种种值得我们反思，尤其值得以同行观察进行分析的思路。非常感谢许身健教授。现场还来了两位重量级嘉宾：一位是知名律师、北京中闻律师事务所主任、全国律协宪法与人权委员会主任前《法制报》记者、中国青年政治新闻系教授、著名律师周泽！大家掌声欢迎！

周泽：我完全不同意你这么说。

李轩：(笑)实际上我忽略了一个细节，主办方做了一个PPT，按照以往的惯例要先介绍案情，但我考虑到两点：一是李某某案大家众所周知，PPT介绍的内容不超出我们常识所了解的范围；二是我发现里面个别不当言论，可能会导致新一轮反击的目标，为了不使会场成为某些律师反击的目标，所以在场不要说了。这里我要特别表扬一下许教授，全程以“李某某”代替，希望以下的点评和研讨尽量做到公平、理性、不侵犯任何人的权利。

下面有请第一位重量级点评嘉宾，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王进喜先生！

王进喜：谢谢各位！我名不正言不顺，现已不是证据科学院的副院长了，已经下野了。刚才身健对于案件所涉及的问题做了一个简单的描述。在过去两个月中，李某某案并不是一个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案件，我看了审判纪，包括薄某某案、陕西杨某某案、王书金故意杀人案一系列案件都引起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跟这些案件相比，李某某不是因为案情问题而受到各方关注，而是这个案件相关代理及辩护律师行为有大量的行为界限问题，如涉及到泄露当事人隐私、不当披露案件信息、不当发表贬损同行的言论，许身健教授也说还涉及到对于委托人的不当劝用，这些行为所引起的法律后果仍在不断发酵。9月29日北京律协会长张学兵宣布北京律协将会对近期有关案件，主要是对李某某案中有关律师的行为进行调查，切实维护律师行业律师的严肃性，维护北京律师行业的整体形象。实际不仅仅是北京市律师行业的整体形象，而是整个中国律师行业的形象，这个决断很重要，会成为下一季舞台的重要看点。

这个案件涉及的问题非常多，涉及到委托人的有关行为，涉及到律师的保密义务、言论界限，特别是现在的博客、微博、微信已经成为传统媒体重要取代者的自媒体时代，律师言论界限特别引人注目，一个朋友说过“胜言胜于雄辩”，对于律师的职业来讲尤其如此。律师言论往往涉及到当事人、一些秘密。在这种情况下律师行为要遵守一定的规则。那规则到底是什么性质的？不管是职业伦理还是职业道德，实际上是一个意思，中国在翻译时经常出现错乱。我认为对于律师包括法官、检察官应当遵守这些规则，它是法律。如果不是法律，会发现有很多问题。为什么说它是法律？如果它不是法律，法官就没有办法沿用律师的行为规则对律师进行管理。曾有一个法官问我，“一个律师事务所的两个律师分别代理一个案件的原告和被告，行不行？”我说“违规了，你没管？”他说“我没法管，这是律师制定的规则，不是法律，法官是执法的，律协制定的不是法律，怎么执法？”律师制定的规则，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讲都应该是法律，律师根据这个规则对律师进行惩戒。那最终的救济权在哪儿？按照现在的规则，北京市律协对律师进行惩戒处分，不服，由中华全国律师协会进行复查。如果还不服，能否进入法院诉讼程序？律协对律师违规行为进行调查时，手段权力是否足以查人家？如果你没有这样的权力，怎么能做出一个正确性的裁判？这涉及到律师的声誉。所以职业规则就是法律。我现在讲课包括写东西以法律职业行为法界定其界限。许老师讲美国制定这样的规则从水门事件开始，中国缺乏这样的导火索，出的事情很多，但引起行业内部重视的事件是不多的，所以我们可能还需要再出更多的事情(现场笑)，引发行业对职业行为规则的关注，因为我们看到无论是从行业还是行业管理者对这个问题都不重视。

比如，前几天我在网上对中华全国律师协会进行了批评，2004年制定《律师执业行为规范》，2008年进行修改，但修改以后没有公布。前年12月份又改了一次，而因要换届了，不公布不行了。街谈巷说改完放在那儿，忘了公布。作为管理机关对这个规则不重视。另一方面广大律师对这个规则不重视，很多律师执业过程中对于实体法、程序法比较重视，但对于规则不重视。所有人不重视就会带来问题：即现有规则建设的技术性。身健说了一句话，兰某某的行为是否违规有疑问。为什么有疑问？因为不清楚他的行为界限在哪里。比如律师言论，能否披露这个案件，如果对方或媒体披露了案件，作为律师有没有权利进行反击？我们没有规定。所以在这个案件中，司法行政机关、律师协会、人民法院三个机构都不作为。在进行时，无论司法行政机关还是律师协会都没有采取措施，司法行政机关在自己的规则里讲得很清楚，比如司法部在2010年《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第14条讲得很清楚：属于《律师法》第四十九条第一项规定的律师‘违反规定会见法官、检察官、仲裁员以及其他有关工作人员，或者以其他不正当方式影响依法办理案件的’违法行为”，这属于以其它不正当方式影响办理案件的违法行为。所以行政法规讲得很清楚。

律师协会没有作为好理解一点，即2004年《律师执业行为规范》也规定，在诉讼或者仲裁案件判决前，承办律师不能通过传媒或者在公开场合发表任何可能被合理地认为损害司法公正的言论。但我不知道什么原因，2011年全国律协公布修改以后的规范把这个给删掉了，所以现在律师言论在律协范围内缺乏有效的条文规制。唯一涉及到的问题可能是保密问题，律师要保守委托人的隐私，当然对于哪些属于隐私要进行界定，这个比较复杂。

法院不作为，2009年有一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接受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若干规定》第9条规定：对正在审理的案件报道严重失实或者恶意进行倾向性报道，损害司法权威、影响公正审判的；以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法官名誉，或者损害当事人名誉权等人格权，侵犯诉讼参与人的隐私和安全的。所以这里面法院也没有裁决措施。

在这样一个引起舆论广泛关注的李某某案中，律师没有慎言法院慎言，应该采取措施时而没有措施，整个规则执行机制有问题。所以造成现在的局面是，一方面行业不重视、整个社会不重视造成技术性很差，没有办法操作。另一方面是出了问题，谁都不知情。这样的事情，整个行业要进行反思，如何加强律师执业行为规范建设，如何把它当成一个法律来看待。

在法律职业管理中，把它视为法律还是视为伦理，其实是人治和法治的界限。如果视为法律就严格执行，对律师、法官相关管理；如果仅仅把它当做一个伦理，各个方面都可以做，无所谓。

我就讲这么多，谢谢！

李轩：感谢王教授，时间上稍微长一点，可能有很多没有讨论完的地方。王教授提出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律师的言论界限。我们一般理解庭内、庭外言论的区别很大，庭内可以知无不言，但庭外要谨言慎行。还提出有关机关不作为，包括法官不作为，该支持不支持；律协不作为，该监督不监督；司法行政机关不作为。还间接隐含着公安机关过早披露的不当行为问题、媒体过度披露的问题。但我注意到，法院在一审结束后接受公开媒体采访的行为，事实上在判决未生效之前也是非常不当的。所以这个案件不限于律师的职业伦理，法律人职业伦理方方面面都值得我们探讨。如果是结合刚才提到的有关方面不作为，事后秋后算账，对律师过度处罚可能剑走偏锋，可能会出现另外一种局面，希望下面的专家能够发表更精彩的观点，下面有请北京中闻律师事务所主任、全国律协宪法与人权委员会主任吴革律师发言，大家掌声欢迎！

吴革：我是一个律师，不代表全国律协。刚才听了许身健教授的演讲，非常受鼓舞也非常受启发，说了很多精彩的语言：“好律师若良医”。还说了律师的职业伦理是“三最”：最重要、最复杂、最受关注，职业的角色有这样的特点。产后倡导国际经验：律师应该热忱地辩护，同时在复杂的环境下，律师谨言慎行但也要勇敢地选择，律师职业充满了选择。我期待许身健对律师职业伦理的研究能够成书，让更多的法律同行学习、借鉴。

本期论坛是从李某某案辩护看律师职业伦理，就这个问题我谈自己的看法。

第一，为什么李某某案受到了如此高的关注？可能大家都有这种感觉，特别是我们作为一个法律人会经常碰到非法律方方面面的，如经济的、农业的、海内外的朋友向你打听“你对李某某案怎么看？”“对李某某案律师怎么看？为什么这个案件长时间受关注？”我一开始不明白，这不就是一个很平常的案件吗？为什么要我谈看法。后来问得多了，我说：受关注因为有“三个二代”：一是李某某案是“官二代”，他的父亲是文职少将，比“我爸是李刚”官大多了；二是“星二代”，他母亲、母亲都是星；三是他是“富二代”，虽然跟北京的富人比不是很富，但跟全国大多数老百姓相比是非常富的，比如宝马改装花了20万，也许在富人中看来很次，但还是很富了。他是三个二代，一个二代都可以引起网络高度关注，何况是三个二代呢？这个案件被我们高度重视，从一个普通的刑事案件最后转化成超过所有案件，甚至比薄案受关注度还要高有它根本原因。但这是表面现象，我们要看到的是一个更深刻的现象：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走向法治时代，公民法律意识高度觉醒，自媒体又为大家提供了去观察这些案件发展的媒介、参与整个案件的媒介。所以我个人认为在互联网时代、在中国走向法治的时代，大家对个案推动法治的期待，通过这个案件能不能看到有关的司法机关能够秉公执法、如何通过这个案子诠释法律，这是我们关注本案的重要原因。

我多年研究中国影响性诉讼，个案如何推动中国法治。过去二、三十年，是一个立法的时代，某某法律体系已经建成了。这个法律体系建成以后怎么样用个案测试这个法，大家关注的个案是我们测试这个法律的过程，这时就能看到是否做得好。往往在一些个案中，公安机关、司法机关反而有一种对公众的敬畏，急于脱身，说这个案件的处理不是受到舆论影响、社会复杂关系的影响，是秉公执法的，从量刑来看，差别很大，在很大程度上我们感觉到司法机关被公众的关注是比较胆怯、害怕的，我们认为起到了作用，但里面的经验需要总结。

第二，律师的关系学，律师有几种关系：一是律师和法律、法治的关系。律师应该遵守法律，但更应该推动和完善法律；律师信仰的应该是法治，而不是单纯表现出信仰法律，你按法律规则执业，还要不断地推动法律完善，因法律有善法和恶法。如果一个律师选择违法，就有很大问题，牵涉到律师的职业伦理问题。二是律师和当事人关系，律师应该忠于但独立于当事人，如果律师不忠于当事人，律师的职业伦理、职业底线就被突破了，没有价值；如果仅仅是表现为忠于听当事人的，非独立于当事人，那这个律师显得也没有价值。如果一个医生治病就听当事人的，当事人说怎么治就怎么治是不行，良医应该给当事人建议，因为你毕竟比他更专业、有经验，看得更远。独立于当事人独立在哪里？独立在你的经验和你对法律的研究、对法律的信仰。三是律师跟媒体的关系，尤其是自媒体，我觉得要“慎重”“善用”，不愿寻找关系的、去搞勾兑的律师，所选择的办法是利用媒体。比如一个律师碰到一个当事人，第一审走的是关系，有各种各样的关系，最后没有用，因为有更多的领导来看这个案件；二审程序找媒体，愿意开高价帮我炒作，可能看到炒作会带来案件的改变。但对媒体不慎重可能导致你被处罚，因为法庭内言论和法庭外的言论有区别，案件审结前后的言论要区别，不应该用媒体影响司法，你也不能不当地披露案件秘密，里面有很多原则要慎重。不过也要善用，有人前几天跟李律师在一起开一个会，最高院准备出台一个新的法律规则，李律师讲应该善用自媒体，要慎用。四是律师和其他同行的关系，这种关系有简单的两个词：相互尊重、相互监督。如果你不尊重同行、不尊重检察官、法官，法律职业共同体荡然无存，法律舞台上需要这几个角色共同扮演，不可能独角戏，所以在这个舞台上大家要相互尊重相互监督，不是说尊重就不监督了，对于违法行为一定要相互监督。

最后，律师职业魅力是它充满着挑战和选择，优秀的律师是能在充分挑战和选择过程中把握好度，如此我相信此职业的魅力会有很多人把它作为自己的终生职业。谢谢各位！

李轩：非常感谢吴革律师，这么多年我和吴革律师合作非常多，他有一些概念、术语基本都比较熟悉，包括影响性诉讼、个案促进法治。今天我听到了一些新说法，其中“以个案测试法”，这就提到了更高一层局面，中国某某特色的法律体系已经建成，通过什么检验它到底是成熟的半成熟的，是有效的还是有问题的？通过测试再促进法治，这个强调非常重要。同时提到两个关系：一个是律师要忠于当事人，同时独立于当事人。他认为忠于和独立于当事人是不矛盾的。对此我特别赞成，忠于不是盲忠，独立不是不为当事人考虑。另外一个关系为律师同行之间是尊重与监督的关系，这也不矛盾，今天这样的研讨会实际上也是起到一个监督的关系，同行自律与监督。我也注意到吴革律师发言中再次重复了前面两位嘉宾的概念，转型时期中国环境异常复杂，在这个复杂的环境下，尤其在制度规范不健全的情况下，律师可能为当事人的利益突破有些规则，剑走偏锋，有些突破值得鼓励、同行尊重，有些突破可能存在一些问题。来之前我特别做了功课，知道易胜华律师来做点评嘉宾，之前我听到易胜华律师对这个案件有独到的见解，但可能有误传，因为我相信兰和律师志在必得的表现包括陈有西律师特别让人费解的转入(现场笑)，可能确实是基于他们对这个案件有特殊的了解，易胜华律师似乎在这方面有更多的信息带给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争论焦点出现，大家掌声欢迎！

易胜华：谢谢大家，我觉得我今天来有点上当受骗，因为是张律师邀请我过来，说有一个蓟门决策论坛是关于律师职业伦理的讨论，我说好。因为事先我知道蓟门决策论坛是何兵老师办的，而且何兵老师又是我那本书的推荐者，算是我的恩师，肯定要过来捧场。

关于律师职业伦理，李律师谈到伍雷律师对钱列阳律师发出挑战，当时在张律师主持之下，关于律师职业伦理展开了一场正方和反方的讨论，伍雷律师作为其中一方队长，我是作为另一方的队长。后经过反复考虑，我觉得向伍雷律师投降，退出这场辩论。因为当时觉得刘志军案辩论的点稍微少一些，更多是集中于对某一个律师具体办案当中的方式是否妥当问题，而我考虑到具体案件中每个律师有自己的风格和自己的考虑，作为其他并不是参与这个案件的律师讨论这个事不一定很合适，基于这种考虑我退出了与伍雷律师的辩论。

之所以我说是被骗过来的，是因为我并不知道今天的主题是关于李某某案，兰和是我们盈科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因为兰和在此案中参与进来，我对这个案件发表了很多观点，很多观点和兰和的观点完全不一样，甚至站在他的对立面。虽然最开始我们所里最高层要求我不要发出不同声音，毕竟是一个律师事务所的。我忍了几天后实在没忍住(现场笑)，就发声了，后来所里最高层也不管我了。因我一直不断发出声音，网上有一篇《梦醒十分》，虽然我及时删除，但被广泛地转载、不断地扭曲、切割，现在还有人紧盯着我不放，动不动将我正在办理的案件的很多信息披露出来，让我的当事人感到非常惊恐，我自己也觉得非常内疚，从我的角度来讲，本身是想做一个简单的比较而已，没想到被人有意歪曲，虽然在我的文章中没有披露我的当事人任何信息，但架不住那一群人的悬赏，很多人给他提供信息，结果还是有很多信息被披露。由此真觉得自己不应该对这个事情发出言论，我自己不害怕，但我的当事人害怕，就觉得自己不对，不应该对李某某发表过多的意见。后来我在网上表态，如果没有新的进展，就不发表新的意见。今天上了“蓟门决策论坛”这个船就发表一些自己的看法。

李某某案一审宣判后，律协、司法机关进入之前，我是最早得到消息人之一。据我了解，只要有这个案件的律师事务所纷纷开展了内部的自查，我们所毫无疑问也开展了讨论据我了解，这个案件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可能是因为有一些错误的信息或者虽然信息不多，但介入这个案件的一些律师对这些信息做出错误判断后，才会做出一种错误的选择，导致越错越远，自己又无法控制。

我是这样认为的：在李某某案中各律师的各自表现，在我看来一定程度上暴露或者展示出当下中国律师尤其是中国年轻律师的生存状态和心态，我们把这个案件的其它东西拿开，似乎可以看到这一方面，因为办理这些案件的律师，大部分参与这个案件的律师，包括案内案外大部分是一些年轻律师，他们在这个案件中展示出年轻律师的生存状态和他们面临这种生存状态的情况下所展示出的一种心态——急功近利。同时还暴露出一种问题，当前中国律师的职业技能还有很大缺陷，尤其是在新媒体时代背景下，律师从法学院校接受了理论知识，通过司法考试后，在律师事务所经过一年实习，然后执业，接触到的更多是理论知识和律师执业的基本技能，但非常严重地欠缺两方面的知识，即律师需要面对关系：律师与公共关系。我一直在研究这样的课题，在一些学校和同学进行讲座时把律师公共关系作为课题和同学一起研究、讨论。

律师公共关系里很重要的一项是在这样一个时代律师怎么去面对新媒体、自媒体，在这种时候怎么把除了案件本身的东西处理好，在案件之外可能会影响到案件结果和影响到律师声誉的案外因素处理好，这对于律师而言从来没有接受这方面的教育，也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是我们急需补的一堂课。同时包括律师的职业伦理，我不知道现在的司法考试是否还考这个内容，我记得我参加考试时，律师职业道德是考点之一，虽然分不多，但有这个考点。不过考完后就不再提这个问题了。这两项也是年轻律师或者大多数律师在现在执业过程中的两大弱项，这个案件中又恰恰展示出来。

可能有的同学知道，盈科律师事务所正在搞盈科刑辩训练营。训练营里一共是八节课，其中有两节课是律师如何和媒体打交道。最后一堂课本本周末：律师职业伦理的讨论。在我看来，八节课里要拿出两节课弥补这方面的缺陷，我们所欠缺的东西要补上来。

今天的主题是律师的职业伦理，如果一个年轻的律师在自己饭都吃不饱的情况，跟他大谈特谈职业伦理、职业道德是否有很大意义？谢谢！

李轩：非常感谢易胜华律师，虽然我听出易胜华律师间接或隐讳地对年轻律师提出了批判，但我必须要说易律师还很年轻。这个研讨会如果是闭门研讨效果会更好，因为大家有所顾及，不好从容展开，尤其是不方便点名道姓甚至不敢激烈地批评。但我要重申一点，我们的研讨对事不对人，就当作是为年轻律师出道，怎么样把握律师职业伦理和辩护技巧提供帮助的一次学习研讨会，没有更多的恶意。刚才易律师还特别提出心态的问题，不光是年轻律师比较浮躁，还有一些处于弱势或者是待发展的中老年律师现在也很浮躁，实际也是环境所迫，方方面面导致律师剑走偏锋，但法律的底线要遵守。易律师说他上当，我说他没有上当，来了就获益了，至少澄清了一些误会或者误传，也端正了我对他的认识，但有很多隐情不方便探讨，我相信大家也能理解，包括案件事实是否为法院最后判决的真相，我不敢肯定，我相信兰和律师有他们掌握的第一手资料，可能有他们的苦衷。下面特别想听听曾经准备和易胜华队长展开辩论的伍雷队长，看看他在这方面的高见，大家掌声欢迎！

伍雷：这里学生比较多，我想对律师职业伦理发表我作为一个刑辩律师的观点，何老师的课也许不好学，出来不一定找得到工作；但许老师这门课一定好学，为什么？刑事辩护律师目前非常关注律师职业伦理问题，而我们也在摸索，刑事辩护律师群体很小，大家忙于业务，对伦理本身没有做深入严重，所法大学能够开这样一门课，体现了敏感性、前沿性，包括李某某案。这是第一。

第二，前面提到“队长”，我想我今天过来可能不是对李某某案有研究，可能是对刘某某案有研究。律师职业伦理确实非常重要，但我并不完全同意易胜华律师刚才把一个伦理问题归结于一个吃饭问题(现场笑)。可能年轻律师需要伦理教育，出现了伦理问题，但我们知道一些老律师出的问题并不少于年轻律师。当然我不是说刘某某，大家不要误会。我最早对律师职业伦理产生强烈质疑时是在北海案，在那之前我是一个赚钱的律师，赚钱带来的快乐跟做刑事案件带来的快乐完全不一样，刑事案件带来的快乐是一种真正的快乐(现场笑)。在北海案中，我们一个同行给当事人做的有罪轻辩护，当事人说无罪。这个案子二审后证明是假案子，被告人在广西高院说没有杀人，当时是迫于压力。他辩护时就在我面前，他在那里玩偷菜游戏(现场笑)。开庭时，面对你的被告人，面对被告人生死存亡时，他在玩游戏。当时我忍了又忍，尊重他。但从他后来的表现中，我们可以判断他完全没有看卷，对此案什么都不了解，只是司法需要告诉他必须做一个罪轻辩护，他就做一个罪轻辩护。所以不是一个吃饭问题，是一个所有年龄段律师都存在的问题。

这里我简短汇报一下我自己对律师职业伦理的看法。当事人利益最大化不是律师职业伦理的内容，律师伦理内容，我觉得主要是三方面：一个是勤勉敬业。一个律师为当事人服务，是否做到了勤勉敬业，也就是说是否是否看完卷，对当事人是否多次会见，或者调查取证，或者在法庭上法官说不要说，你作为律师要尽量辩护。二是保守秘密。从李某某而言，我觉得最大问题是保守秘密问题，包括委托人秘密、案件秘密、对法庭的保密秘密，这是一个最大问题。一线刑事辩护律师对这个案件没有公开讨论，我认为不具备完全讨论的基础，当媒体一边倒时，刑事辩护律师一定要充分警惕。三是独立辩护问题。独立到什么程度是自古以来的一个难题。独立辩护问题如果是一个法律援助案件，是对司法负责还是对当事人负责。当对一个特别案件，比如北海案，对律师说是自己杀的，怎样判断是否为他的真实意思表示，因为有的时候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必须要我们综合判断；当事人说非常感谢律师对他所做的努力，我们可能也要担心这话是否为他的真实意思表示，所有冤案靠口供。独立辩护职能特别重要，我们是根据法律和事实进行辩护，事实是否包括委托人、被告人意思本身的比重比较少，这是一个沟通问题。律师职业伦理我归结为前面三个问题。

最后四方面的结论性东西、更大意见性的东西是这样的：律师职业伦理是作为一个刑事辩护律师一定像他的血液一样，我们跟学生谈职业伦理非常困难，主要因为律师职业伦理不单单是伦理问题也不单单是道德问题，而是贯穿于律师的执业过程中，是在法庭辩护过程中，它是血液是空气，没有它就不存在。

二是谈律师职业伦理不能假定前提，比如假定法庭是一个公正的法庭。作为一线律师都知道在一个案件中最大的问题不是律师问题，而是司法公正，甚至让人感觉到这不是一个法庭，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更复杂。谈律师职业伦理问题一定涉及到很多其他权利，比如宪法权利。我作为一个律师也是一个公民，作为律师就不能对法庭进行批评了？司法部说刑事辩护律师不能介入案情，不让律师介入案情，媒体又是被控制的，老百姓从哪里得到案情？重庆打黑案件全是一边倒，所以面临着民众知情权问题。还有我们的媒体并不是特别独立，在这样的情况下律师职业伦理产生了新的问题。

三是加强立法问题，从三个角度加强处罚、处理，我理解是王进喜老师对律师界的爱护，行业自律怎么提都不过分。但我想这里面可能有一个前提，即对律师一方面要关心爱护，不能为了加大处罚而加大处罚，司法形象，包括李某某案是否因这些律师说几句话就一边倒了？不会。陈有西能够说，好多律师冒着风险说，不顾民意一边倒地说(包括兰和律师)，是否对错，大家都可以参考，而不是说急于去处理他，处理本身有可能最后演变成对律师的一种封杀，让大家不说话。如果是律师职业伦理问题，一定是行业内讨论、律师协会讨论，但律师协会又不是独立的。如果解决、处理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律师协会的独立性问题，对律师的保护问题。

四是媒体影响司法问题，一线刑事辩护律师感觉到整天谈、学者谈、媒体谈，对一个具体法院来讲媒体算什么？媒体再报道，那个冤案该做还是得做。聂树斌案就是如此，我们到高院去，跟河北省高院谈，为什么不让我们约见？他说死刑不能。我说我们要最大善意理解法律。今天你是何兵老师的学生，在何兵老师课堂上讲法律公正善良，一旦当了法官按罪恶标准去理解法律怎么能行？媒体不影响司法，现在还没到媒体影响司法时，而是其它因素对司法影响太过分了，律师辩护，痛死在法庭上都没人管。

李轩：是这样的，迟夙生大姐当庭晕倒没人去救。

伍雷：北海案，开了33天，10名律师一致在法庭上为10名被告人辩护，我们说你再这样就磕死在你们法庭上，到最后完全保障被告人的权利、辩护人的权利，要查清。后来被告人说已经开始感觉到法庭的威严了，公正了自然就威严了。我想律师职业伦理真不是一个简单的职业伦理问题，板子也不能打在律师身上，我建议要更广泛地讨论，从行业发展、利于案件、利于法治进步讨论这个问题，谢谢大家！

李轩：非常感谢伍雷律师，长期以来我一直在关注他的行踪，很多案件是“利他性裸奔”，有很多行为艺术，在最高院提着红薯就把事情解决，一个杀人犯就被释放回家。

伍雷：5个红薯，最大是审判长的。

李轩：所以他的所作所为是有勇气的，而且他的所知所言有深切体会。其中提到律师违规操作并不限于年轻律师，以我的观察就是这样，涉及到基本的职业伦理，不是对年轻律师的要求，而是对所有律师的要求。还特别提到另外一个深层次的问题：律师各种表演怎么甄别，有的表演是越规则的，有的表演司法不公，如此怎么办？能不能向媒体披露、求救于媒体？能不能发声？在中国到底是媒体影响司法还是司法左右媒体？昨天《新快报》一个记者陈永洲因为报道中联重科被抓，恰恰说明国家公器已经被权贵资产阶级用来发泄自己不满或者实现自己私利的工具，还有什么公正可言？真正的媒体人能影响多少司法？我还特别赞成伍雷律师的观点：公正了，法院自然就有威严了，不在于舆论、媒体怎么说。伍雷是还特别提到一个概念：要以最大的善意理解法律。但我能够体会到他是以最大的善意理解同行。一开始我对伍律师有点成见，认为他站在易胜华律师的对立面，挑战刘志军案中钱某某律师，可能对这些律师抱有恶意，会否有过度表现。但我刚才听到他特别担心的是律师协会不要受到有关当局的影响，把律师作为砧板上的肉来处理，这值得我们重视，也值得有关方面反思，该作为不作为，有时候动用刑法手段追究律师责任可能反其道而行，也许效果起到封杀律师自由言论的作用。伍律师把我们的讨论推向了小小的高潮，下面希望毛立新律师有精彩的发言，大家掌声欢迎！

毛立新：在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的时代讨论伦理问题有点奢侈，因为大家都知道这几年在官德沦丧的社会下，社会风气在下降。今天我们讨论法律问题，说到律师很多问题，但中国法律职业伦理是整体性问题，没有谁比谁更好一点点。我们说法官，按照美国规则，中国几乎找不到一个合格的法官和法律(现场笑)。

何兵：正常的事。

毛立新：比如***案件开庭开得很好，我也写了文章予以赞赏，但开后，《人民法院报》写了两篇文章把好处全都否了，这是不对的，按照美国司法官员的职业规则是严重违反，直接导致司法不公，一场好戏生生被它破坏掉。然后是检察官、警察都可以挑出毛病。在这个大环境下，单独讨论律师的职业伦理问题不太公平，这是伍雷一再说的，中国有中国的特殊语境，以美国标准要求中国律师，送红薯绝对会被处罚的，这岂不是藐视法庭吗？更不用说闹庭了。闹庭直接抓起来送监狱。中国的语境是什么？不仅仅是整体道德低下问题，而是司法体制和诉讼结构本身存在的严重问题。为什么我说几乎找不到一个合格的法庭？是因为体制和结构决定了没有中立、超然的可以做裁判者的资格，很多情况下是一屁股坐到控方立场。甚至我们在贵阳看到，审判长冲到第一线直接跟律师对着干，检察官在底下乘凉。所以不仅仅是职业伦理，还有愚蠢问题。这在我们安徽很少发生，我办过很多闹庭的案件，绝对没有法官到第一线跟你干起来。中国问题有它的特殊性。有一位律师在《检察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说的是律师发表言论问题，他的观点都是对的，人民法院报不应该、律师不应该，但都是在有前提下的。如果法庭是不公正的法庭、不让对方说话的法庭、是排斥辩护人的法庭，怎么办？你可以不送红薯，但里不得不闹庭。

所以中国的问题有中国的特殊性，我们讲法律职业伦理问题有它的复杂性，完全套用西方东西没有办法得出正确结论，所以这个问题很难讨论。比如我们讨论李某某案，最先透露李某某案信息的是谁？肯定是办案机关，背后肯定有特别目的，普通强奸案怎么会变成这样。后来我们看到有律师表演。那之前是谁弄的？肯定有人在弄。所以我比较理解兰和和陈有西律师。泄露李某某的信息肯定不是律师，律师后来的表现是相互比丑(现场笑)，确实做出了一些让我们律师行业还没有面子的事情。职业伦理问题，最初讨论是刘志军案，那个比较简单，就是辩护问题。发展到李某某案，觉得不能回避这个问题，因为所言所行已经严重影响到律师行业的整体形象，所以我也写文章呼吁律协采取行动，最起码自己清理好自己的门户，该行动就得采取行动，不能一连串不当言行都出来了而没有一个人发声，这确实是不对的。当然还有跟案件没有关系的律师，比如雷海军。

易胜华：我跟这个案件没有关系，也受到批评。

毛立新：但你的言行是适当的(现场笑)，雷海军的言行很奇怪，彻底把“主任律师”这四个字给毁掉了。这么一个案件暴露出律师那么多问题确实要引起我们的警醒。处罚是次要的，因为我们连处罚律师界行为的合格主体在哪里，律协、司法行政机关表现如何都是堪忧的，我们更不想看到因为这么一个案件，由于对某些律师启动的某些程序演变成对整个律师行业的一场整肃更不应该，也是更没有道理的。前面王进喜律师读了很多法条，实际我们国家在律师职业伦理这一块不是不完善，书上规定得非常详细，我原来都不清楚搞得那么规范，规定得那么非常详细，不亚于美国的。所以不是没有规定的问题，而是怎么启动一个日常性的运作机制问题，出了问题要赶紧干预，雷海军在网上叫来叫去，必须找他谈话。

李轩：谈了，没用。

毛立新：应该惩戒。我觉得中国问题有它的复杂性，值得我们进一步讨论和研究。我就说这么多，谢谢！

李轩：谢谢毛立新律师，他也是一边做学问一边以身试法，而且最近对这个案件里的职业伦理问题研究得非常渗透，很多观点我是赞同的，但他把我们的研讨引向另外一个深刻话题：官德普遍沦丧、司法机关存在严重职业伦理问题时，能否对律师业单独苛求，这值得探讨。如果看李某某案，李某某案的原罪是什么？首先是公安机关还是律师业？这也值得探讨，当然不能回避律师行业本身相互比丑的问题。伍雷律师提出，作为律师以当事人最大化实现自己的职业价值还是独立于相关部门、有关机关甚至幕后操纵要有自己的敬业表现，而不是迁就与庭审，不光是刘某某案、薄某某案、薄谷某某来，所以怎么破解这些难题需要更多的研究，甚至就是在刘志军案件中，他的前任律师说过一句话就带来律师职业伦理的重大讨论“刘志军叫我免死，所以我不做他的辩护律师”，这样一个高层次的律师说出这样的话，是否有违律师职业伦理。讨论已经很惹恼了，最后请周泽律师发言，大家掌声欢迎！

周泽：我刚才翻了会议议程，没有我发言，之前没有参加这个会议，是听说有这样的会议想学习一下，跟伍雷打了一个电话，知道他在这儿，他跟找了一个关系，在这里给我列一个“牌位”(现场笑)，有一个坐的机会很不容易，因为有这么多同学在这里站着，但今天在这里参加会议我很不高兴，特别是李老师关于我是“裸奔”的说法，我觉得利他型、利己型裸奔都不是好事，我不接受，我相信伍雷也不能接受。

今天讨论的李某某案，我觉得用“李某某案”这样一个词是不是也不符合我们要表达的伦理？今天讲“李某某”时都知道讲的是李某某吧(现场笑)，讲保护隐私，什么是隐私？是不愿意公开的，但人家父母把信息发在网上，上面写得到一清二楚，我们还以隐私来做很荒唐，我建议大家的讨论就叫李某某，而不是李某某。

何兵：在这里不能讲李某某。

周泽：为什么？

何兵：因为李某某的父母有权利保护他，我们作为公众不能扩大。

许身健：你也是律师，必须要遵守律师职业伦理。

何兵：周泽你对法律理解是错的。

周泽：因为有老师在场指出错误，按老师的意见办，说“李某某”。今天讨论律师职业伦理问题，律师职业伦理已经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特别是最近司法行政部门就关注李某某案律师表现问题，把律师行业职业伦理问题全面提出来。今天我看到一本杂志《南风窗》，上面讲到谁是坏律师，从这里透露出的某些信息来看，似乎真正为当事人辩护、维护当事人利益的律师都可能被当“坏律师”。书里讲了当前律师队伍中出现了一些突出问题，个别律师串联、抱团、死磕、恶意炒作等。对于前三者我们不避讳，比如有合作可能被当成是“串联”，能理解，无妨。“抱团”，我们这些年来就在抱团，北海案、小河案就是这样。“死磕”很显然是指我们这种品种的律师。“恶意炒作”，我觉得这个词是一个解释余地很大的一个词，在我们看来是很正当的舆论监督性质的信息披露，完全被一些部门当成恶意炒作来对待，也可能有这样的情况。

对我本人来讲，这些年做的每一个案子都是同样的道路：让案子的信息尽可能公开，让社会更全面地了解案子的信息。但我这种做法，总体而言效果蛮不错。不过司法行政机关、律协行业管理部门一开始对我有偏见，到现在对我比较理解，甚至也比较认同。

如果律师都按照我们的规则讲，按照判决之前不要披露信息，简单把律师披露信息当成一种不正当的影响依法审理案件是很危险的一件事，特别是在今天的刑事司法，除了公众媒体、舆论对他们还有所影响、可能让一个案子得到些微的公正处理之外，几乎没有任何手段可以制约司法的不公正。我可能比较特殊一点，遇到任何一个案子都特别，全是同一类型案子：觉得很冤来找我。所以到今天我所做的所有案子都是做无罪辩护的，我本身也真的认为是无罪的，虽然最后有些人被判有罪。就算现在被改成无罪的、撤诉的，如果不是通过这种方式很难想象他们会得到一种公正处理。

所以我认为从律师辩护来讲，不仅仅是在法庭上根据法律依据发表意见，更重要的是把你的辩护延伸到一切可以决定这个案子的空间，让他们充分认识到一个案子所存在的问题，我们习惯性认为这会影响案件的依法处理，这好像有一个附会，律师这么一弄就影响到法院公正处理了？怎么可能影响？而且作为律师就要施加影响，法庭上辩护就是要有影响，法庭外有影响又有什么问题？而且律师的影响更多是一种善意，施加影响是让法官做出更公正的处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讲律师职业伦理，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应该是一个因地制宜、因事制宜、因时制宜。现在的职业伦理规范总是基于合理化的制度设计之下、政策的状态之下应该这么做，可当这种状态不正常时我们应该怎么做？在这种状态下制定的规则是围绕什么来制定的？制定的基础是什么？《律师法》解释的是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公平正义，这要贯穿整个行为的任何一个环节，我们在法庭上遇到这种情况时，很本能地就要做出这种反映，比如在小河法院的法庭上进行激烈的激辩。把审判长从台上拉下来会有什么后果？有律师可能愿意这样做，中国律师冒着被抓起来的危险而做，这是一种什么精神？这才是一种真正的职业伦理。谢谢！

李轩：看得出来周泽律师有点激动，再不打断他就是他的主场了。看似他在跑题，好像与本案无关，但与伍雷说的内容：司法不公正不怎么办？规则不公正时，律师群体怎么自卫、怎么自救很关键，下面有请王耀刚律师。

王耀刚：我今天是来学习的，做律师比较短，只有4年多，职业伦理和职业道德了解过，做起来也是跟着老师，跟着张青松律师，有时这个能不能做、那个能不能做要请教。李某某案出来以后很关注，对有些律师同行的做法不太理解，感觉跟我们通常的做法不太一样。李某某案一审后，了解到律协要对此案中的律师进行开展调查，对我来说也是一个触动。也就是说在执业中，什么样的行为是正当的，什么样的辩护行为是应当注意的或者应当禁止的，很有必要搞清楚。所以我今天来是学习的，听到各位老师讲的受益匪浅。

周泽律师谈到《南风窗》上的一篇文章，我看到了，我的家属也看到了，对我表示很担心，比如“死磕派”，感觉我跟他们走得比较近，比较担心。我说没有关系，我们是依法辩护。今天听到各位的发言受益匪浅。我所理解的刚才各位都提到了，主要一点是尽职，忠实委托人，勤勉敬业，首先自己要专业，自己不专业，没有办法给当事人提供最好的服务、最好的辩护。这里面我一边做一边体会，有些案子做着做着感到很害怕，突然发现一个新的法律规定没有注意到，或者证据中有那样的问题没有发现，后来发现了，出了一身冷汗。所以一定要经常学习相关规定，特别是跟你所代理案件有关的相关规定。然后你要穷尽一切办法为你的委托人争取权利，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死磕”“恨不得碰死在那儿”，要有精神，不一定非得那么去做，要有精神，为委托人穷尽一切办法实现他的权利。别的就不说了，谢谢！

李轩：谢谢王律师，他是很多知名案件的参与者，比如政法大学校友陈宝诚记者案，他是一线律师；贵阳黎庆洪案也是一线辩护律师。在这里我想“披露”一点他的隐私，在做律师之前是做警察，是公安局长。

何兵：而且是市一级公安局局长，不是县公安局局长。

李轩：能有这样的行为和“死磕”精神让我们佩服。(掌声)下面是自由发言，先有请许身健教授做点发言！

许身健：我先热热场，然后隆重请何兵老师出场。各位非常精彩的点评对我的启发非常大，特别是毛律师，他的主题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我们现在有特别完美的法条，当然也无形暴露他作为一个很优秀的律师对职业伦理不是很乐观。还讲到中国的国情，国情论、特殊论是中国常讲的话语，不但指律师行业，中国选举、民主都有这样的感觉。我们今天谈这样的话题，职业伦理跟律师的职业角色结合在一起，它是一种责任。毛律师特别提出中国现在有特殊情况，这些年我一直对律师进行研究，除了论文后也写了法学随笔，如《律师要按拳谱出招》、《律师三种人》，按孔子观点律师有三类：一种是歹人律师，一种是小人律师，一种是君子律师。从本义来讲有一种坏律师，所谓小人律师是寻常律师、普通律师，还有一种是君子律师。很多律师可能没有看过我的书，可能看了标题。我是爱律师的，但律师不爱我。

今天宏观地讲律师群体，但不能否认律师分阶层，易律师也提到青年律师、成功律师、大律师、小律师，二八定律，还有律师贵族、律协的组成问题。西方人也讲律师约束内部，有些律师不具体出庭，但他们能长袖善舞，有分工。从律师群体形象来看，也要承认在一些受关注的群体中，很多职业不受关注，比如在一百多种比较受关注的职业中，律师行业形象并不高，而是低的。前段时间著名主持人杨澜也讲过律师群体不幸福，结果她受到痛骂。我认为律师职业形象不高的原因有两个：一个确实有职业不道德行为，一个是严重的违规违法行为。还有诉讼律师跟很多人一段不幸经历联系在一起，比如离婚或者是债务人，别人告了你，或者你是刑事被告人，你的自由、尊严、财产乃至于生命受到严重威胁，律师和别人的不幸结合在一起，基于各种原因，律师形象并不是太高。

律师有各种各样的类型，但好律师是不是好人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什么叫君子律师？哪种律师展现了律师风范？哪种律师形象不倒？有些律师是给整个律师群体挣面的，比如公益律师，奥巴马可以去做一个商业律师赚钱，但他做了一个“人民律师”，彰显了律师职业精神。耶鲁法学院院长说“是政治家“，律师行业离全民最近。李克强总理做了总理后，很多人特别乐观：律师的春天来了，律师马上要掌握权力。但恰恰说明律师行业很多特质跟从政相关，也就是说律师为人和国家未来结合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做一个律师很难。毛律师是我的同行，都是教师，在这种情况下是一个选择问题，你该怎么做，而且有因就有果。说到决策，有决策就有期待，说对律师行业要求不要太高，你的要求是不切实际的，如此恰恰说明人民、公众、法律群体对律师没有失望，对律师有比较高的要求。对贪官没有希望，甚至充满了失望，对他有任何要求都不切实际。反过来讲，法官、检察官不按拳头出牌，是否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是否让大山向你走来？大山不向你走来，你可以向大山走去。我们法官、检察官叫在朝法曹，他们掌握权力，律师不掌握权力，叫在野法曹。那是否完全死磕？记者、老百姓都会死磕，死磕是一种形式，这时要展现你丰富的技能，德才兼备，一个律师的工作要把复杂问题简单化，有时要把问题复杂化，要有”CARE“，不要像李逵一样大吼一声。总是要有人走出来，总是有人需要去做。现在流传着马丁路德金、甘地、林肯，尽管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但我们要呼唤好律师、君子律师、好领袖，因为这些人反映了国家未来和希望。所以千万不要同流何污，千万不要简单，千万不要当李逵，因为我对你们寄于厚望，你们也不要让我们失望，谢谢大家！

李轩：谢谢！许身健老师对前面的研讨做了阶段性总结，对”死磕"的方式方法提出了具体要求，也提出了学者的期待。周律师今天在座的律师是那种品种的律师，今天的学者也是那种品种的学者，我们的研讨会是抱团的研讨会，价值目标共同。我看何兵院长已经跃跃欲试，给你10分钟。

何兵：以往会议是我主持，今天不是我，发现一旦没有权力感觉就不一样(现场笑)。

我先澄清几个事：一个是周泽说今天为什么要说“李某某”，是因为其他人错误导致未成年人的隐私被公开我，法律上我们要遵守我们的规则。二是虽然他的信息被公开，我们没有权利进一步把这个信息扩大发酵，在这个原则上我们要叫李某某，而不是其它。

许身健院长讲死磕，两个多月前在深圳开了一个政法大学校友会，马怀德校长代表我们大学致辞，他先谈到我“我知道何兵院长这几年和死磕派律师走得比较近”，最后他还说了一句“我支持他”！(掌声)，我以为他要委婉我一下，结果没有委婉，而是支持我，说的道理是：让律师们在法庭上死磕总比老百姓在汽车上放汽油好多了，这样的判断，大方向是对的。

今天讨论有几个问题可以厘清一下：第一，今天讨论的是律师职业伦理其实是司法伦理，碰到一个法官不讲伦理、不讲法(包括检察官)会发现问题都存在。但我们今天还是要讨论，不能限在这个圈子里，说人家是坏人，也许法官会说是律师搞坏了，律师天天请我们喝酒、送女人。如果到了这样的境界，不反思自己律师职业伦理是不对的，所以许身健老师讲得有道理。

这里面有几个问题需要具体解决：美国伦理标准和当下中国律师的操守问题，周泽一说话，我就感到伍雷有一种苦大仇深的感觉。我跟王耀刚律师在一个案子中是搭档，我亲眼看到一个法官在法庭上犯罪，这是真实的。这个法官说给你判什么刑，当时他妻子在场。然后我们申请他妻子法庭作证。结果休庭，下午开庭，审判长说：他的妻子证人不愿意到庭作证。可他的妻子在下面“审判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现场笑)，但不让她作证。许身健讲的原则，比如第一律师的职业伦理是谨言慎行，第二尽最大程度维护当事人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我怎么办？我是在外面喊出来，或者像伍雷那样提着红薯甚至在法院门口绝食，还是谨言慎行？所以对于一线律师来说，面临的并不是这个问题，许身健说对你们有更多的期待。但当你用另外一个啊原则来说，当事人期待你把案子办赢，用不违法的方法把我的案子办赢，这是当事人的最大的伦理，不管中国百年以后的司法建设问题。所以我发现职业伦理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冲突和矛盾。

第二，职业伦理规则里，王进喜教授说不是伦理问题，而是一个规则问题，是一个法的问题。我觉得这既是对的也是不的。把所有伦理都上升为法是错的，因为任何领域总会有规则不能上升为法的东西，即使把一部分伦理规则上升为法，仍必然存在着一些永远不可能上升为法的规则。对于不能上升为法的规则，如何在律师队伍中贯穿出去、弘扬出去？这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比如刚才大家说有的人之所以着急，按可能言行不符合伦理规则，是因为我们碰到一个不是真正的法庭，这是真正存在的。但我不认为在李某某案中存在这个条件，至少没有什么证据证明我们的法律就准备枉法裁判，何以律师们就不顾李某某案未成年现实把案件往外披露，实际在很大利益上是牺牲当事人的利益炒作自己。我作为一个旁观者看得比较明显，包括一些律师、有西的表态都是不恰当的，你说“根据我看到的材料怎么样”，不是你的案件说那么多怎么可行？

而且我认为对李某某判得太重，对于一个未成年人来说，未成年犯罪主要是社会犯罪。我在北欧，他们的监狱长告诉我一句话：我们的监狱从来不关押18岁以下的人。我说如果这个人杀人放火、强奸关不关？他们说“we never

does(永远不关)”。我说那你们怎么办？给他做一个电子手铐，在家里周围活动，不能超过区域，超出区域就能马上知道。为什么？他们讲了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未成年人需要社会监护和教育，他之所以犯罪肯定是社会和父母出了问题，怎么可以惩罚孩子呢？(掌声)这才是真实的问题。所以李某某案律师没有辩护到这一点，他的父母有问题，没有教育好，他的周边群体有问题，整个社会环境有问题，导致这个孩子出了问题，除非我们的孩子是天生的犯罪人。到现在我一直想写一篇文章，这个判决太重了，10年后出来20多岁，他就不可能融入这个社会了，青春期、成长期最关键时把他放在监狱里，跟坏人关在一起就坏了，如果跟许身健院长在一起起就好了(现场笑)。再从一个人的角度来说，李双江70岁了，把儿子关了10年，他再不可能享受天伦之乐，“我为国家唱了多么年好歌”。所以我认为判决在这方面过重。李某某案律师的行为很令人失望，不能用一个所谓的没法抵制的力量而没有办法，完全不存在这个问题，最让我感到悲愤的是炒作技巧太蠢了，一蠢再蠢。

易胜华：如果您是这个律师怎么炒作？

何兵：让他母亲认错，你教育孩子有问题，如果这个案子不认识，孩子以前打人是你教的，认错、道歉，至于其它再说。我觉得很多律师说在问题上说肯定不构成，这肯定够呛。在外面很多行为推断里面没有强奸，即使之前合议了，同意，但到了房间以后不同意，两个就是强奸，没有办法，当然我们不去推定案件事实，除非律师在房间里待着，否则你怎么那么确信说这个案子有问题或者没有问题？我觉得律师在这个案子上的发言不符合谨言慎行。我就讲到这里。

李轩：很好，何院长说得很好，我没想到他的观点和梦鸽律师的观点一模一样，说判决太重了。确实太重了，尤其是同一案件量刑差距太大，事实还可以做得更好。关于这个案件的实体问题，律师发表了大量观点，何兵老师总结得很到位，包括对有西的批判，有西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主观主义、机会主义的错误，但没有办法，事物发展总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下面时间留给同学们。

提问1：各位老师好、各位律师好，我是社科院法学所的硕士，李某某案包括之前的沈阳刘涌案，都组织了专家论会，我想听听论证会这个性质是否有干扰司法之嫌？

许身健：我觉得这个问题让何院长回答，何院长写过一篇文章是讲这方面的。

何兵：专家意见书，我曾写过一篇文章。专家意见书不能递交法庭，因为没有相关性。如果专家只向当事人出具意见书，当然没有太大问题。但一旦当事人把这样的意见书向法庭递交，在证据法上不成立，不是证据，法官不能接受不相关的材料，不是说什么材料法官都会拿过来。

李轩：我研究这个问题，我是诉讼法学专家，我觉得何兵院长的说法是错误的：第一，法律上不禁止代理律师为当事人提交专家论证意见；第二，这种论证意见不是证据，而是作为辩论意见的一种补充，是言词辩论的材料，法院应该入卷，只要是当事人或代理律师；第三，《民事诉讼法》已经引用了辅助专家人制度，非常明确允许这种机制的存在，当然额外组织专家论证会会否影响司法公正可能是另外一个话题。

何兵：李轩教授说他是诉讼法专家，我强调一下他是我的师弟(现场爆笑)，诉讼法规定说由专家辅佐证人，但这个专家排除法律专家，因为律师就是当事人的法律专家。法律专家有话说，就律师上场，这是一个。再一个是法律不禁止的材料可以送到法庭，你可以回去问问你的导师，不是这个道理。诉讼法是要有相关性，而相关的判断是为了防止不当的信息干扰法官的判断，没有相关性的材料不允许进入法庭。不是律师说这个相关那个相关拿一堆材料你们去看，那排除规则又去哪里了？

王进喜：我们要确定专家到底是什么概念，刑事诉讼法包括2009年《民事诉讼法》修改以后，讲到专门性问题，当事人可以请专家来做，一般情况下是指技术性问题。具体的法律成为一个技术性问题时，当然可以请这样的专家。通常情况下，法学教授发表的专家意见更多是诉辩、类比，是这样的情况，是否具有相关性，关键看是否证明案件的事实，通常情况下不是证明案件事实，而是自由意见，在这个言论讲不具有。

李轩：我回应一句话，我说的的专家辅助人制度，说明有立法趋势。第二，作为辩论意见提交，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看是否可以入卷。

提问2：我问一下许身健老师和何兵老师，这次李某某案中，这个过程中媒体起到了什么作用？有律师说媒体不能影响司法公正，这起案件中李某某是未成年人，但媒体追得非常紧，两位老师怎么看这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与会所有专家对秋后算账表示出了一定的自己理解，那业界、学界有没有向律协反馈？

许身健：第一个问题，这位同学的问题特别好，又提出另外一个问题，即关于媒体的职业伦理问题，媒体代表着非常重要的价值，司法是司法独立，媒体代表言论自由、新闻自由，这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价值。但也像何院长讲的，许多美好的价值追求之间有矛盾，我们总是希望媒体通过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对于司法起到监督作用，它非常重要。但我们应该提出：媒体应该是什么？在进行新闻报道时遵循什么样的报道原则？我想一个媒体应该是中立的、公正的、平衡的、是建设性的，必须成为一种公器而非私器。比如一个记者被拘留，报纸说快放人，但也有一些人把公器变成一种私器，当然这值得讨论。而且新闻媒体这些年暴露出来的问题同样值得关注。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现在媒体的一些报道特别自然，因为他所追求的东西是吸引注意力、吸引眼球，这是一个记者特别关注的问题，是一个报纸特别关注的问题。但我们要考虑到责任问题，单纯靠媒体一方自律不够，必须依靠的他律。律师职业伦理也一样，单纯依靠法官自律、律师自律不够，同样也需要他律，现在社会更加需要的是相互冲突、相互批评，彼此进步。就李某某案来说，很多媒体报道是不符合现代意义上的职业伦理规则。

第二个问题，秋后算账，如果确实有违规，就按照规则惩罚和惩戒；如果有犯罪的按照刑律进行惩戒，不要带有任何政治目的。李某某案很多人猜测一家哭一路笑，通过这个案件严刑峻法起到严打目的，惩戒官二代，惩戒文职将军，一家换来一路笑是不公平的。

周泽：我认为律协的行为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秋后算账，从理性角度而言，不应该扣上“秋后算账”的帽子。

易胜华：就我了解的相关信息，司法调查这一块介入的主要是案情泄露这一点进行的调查，我们所里召开研讨时我也谈到这一点。在这个案件里，很多律师所存在的一些问题是年轻律师包括一些老律师在办案过程中都会出现多多少少的失误，只是因为这个案件关注度太高，失误被扩大化。我们在做律师过程中，多多少少都有这样那样的失误，只不过我们办的案件影响力不够大，没有在公众面前展示我们的失误而已，年轻律师犯一些错误应该的，我们更多是从爱护角度进行劝解。如果真有过分的，严重违反律师职业规范甚至构成犯罪行为，有必要依法进行惩戒，否则若有同类似案件出现，这一起案件中丑恶的现象会重演，律师圈里必须通过这个案件吸取教训，一方面要反思，一方面该处理的要处理。

许身健：我补充一句，律师解决的是法律问题，其实还是一个人的问题，作为法律人容易犯一个错误：只见法律不见人，因为每个人背后有各种不同背景和不同需求，必须制定非常个性化的方案。同样的问题，辩护律师泄露被害人的一些隐私，其实是他一种选择，有的律师也许完全按照常规路数去做，有些律师也许拼死一博，可能身败名裂，但每个人要对自己的选择负责。在法充满着偏见，对被告人严重不利时，律师平死一博，甚至付出了惨重代价，这种行为如何评价很难，但他做了要付出相应的代价，这很难说。

李轩：在江湖上，出来混总是要还的。时间不早了，刚才何兵院长给了我一个总结时间，我不想说太多废话，就三句：第一，今天的研讨会就事论事，对事不对人，有关律师确有不当行为要检讨，同行需要反思。第二，也不是说律协、司法局、有关机关不能追究他们的责任，迟到的处罚必要时是可以的，但律协处理时要保持中立性，司法行政机关、有关机关里时一定要强调证据，依照法律来办法事，不能受任何长官意志或者政策因素影响，从我个人角度看来这仅仅是违纪范畴，而非刑事犯罪的范畴，我们不希望最后非常复杂。第三，在将来我们期待律师协会、司法行政机关能够更主动、更及时地行使它的监督权，发现问题就叫停，初次总比事后所谓的秋后算账追加式处罚要强，而且我们也希望公安司法机关注意自己的职业伦理问题，不要提前泄露不该泄露的信息，对自己的行为也要进行反思，如果有违规操作、违法行为也需要进行违法追究，这是我们今天研讨的成果，非常成功非常满意，感谢大家！

第四篇：大牌律师转型 李庄案后的律师暗战

大牌律师转型李庄案后的律师暗战

从2009年延伸到2011年的重?c李庄案，曲折跌宕，幽明交替。

李庄漏罪案以撤诉终止，意料之外，又在法理之中。其中，活跃在浙江、上海一带的职业律师以其技术功底和深厚学养，开始试水公共参与，站到了网络时代的聚光灯下。

再过几天，北京律师李庄即将结束其一年半的刑期。然而，外界仍然对其重获自由的可能性充满了担心，网络上盛传“李庄出狱前后的N种可能”，甚至猜测对方会设下新的貌似温柔的陷阱，让李庄出丑或出其他意外。

6月4日，陈有西律师正在上海跟朋友们吃饭。中途，他接到李庄妻子李艳芳的一个电话，对方告知，6月11日重?c警方将护送李庄回京。面对网络上汹涌的舆论，陈有西说，不行，得发布一个安民告示。他迅速发了条微博，内容是监狱方面将保障李庄的安全，希望各界人士不要去当地接访。

陈有西是浙江京衡律师集团董事长、一级律师、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宪法与人权委员会副主任。在大多数未知悉他的人面前，陈有西可以说是凭借李庄伪证罪案一举成名。2009年年底，李庄案第一季初发，陈有西从律师业内旁观者角度，以一篇《法治沉沦：中青报奇文批判》的长文，驳斥了某媒体对律师行业的歪曲和污名化。

这篇文风极为犀利的文章，一时风靡。代理人李庄家属看到陈有西的文章后，决定聘请其为律师。

示弱

尽管知道李庄案第一季未完待续，但是看到李庄被追诉的消息后，陈有西还是有点吃惊，“我再一次高估了他们的智商”。

3月31日，陈有西给高子程短信：“是否代理再说，出于道义我们应去见他一次。目前兄应给其妻指点帮助。当否?”高子程是康达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李庄的原同事，也是李庄第一季的辩护人，曾代理原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等高官贪贿案。高子程回复称：当法律背离道义，道义只是无助的同情与呻吟，或许究问前世的因果，可以暂且抚慰李庄?并且，“今之再诉，预料之中。惟增二罪，评估之外。徒劳之辩，莫若不为。”高表示，第二季开始后，李庄妻子李艳芳希望他出庭，找了他三次，哭了三次。不过，李庄案一季二审宣判后，他即已言明不再参与李庄案。李庄曾从看守所给高子程邮来托其代为申诉之委托书，以及代为复议吊销律师资格听证的委托书，高都推辞了这些委托。

康达所主任傅洋也曾表示，“李庄与康达所没有关系，我们也是被调查对象”。傅洋乃前全国人大委员长之子，曾在全国人大法工委任职。随后，陈有西致电全国律协刑委会主任田文昌和副主任李贵方，对方都表示“很忙”。陈有西遗憾地称，我的目的是加强李庄案中全国律协的色彩。之所以想加强李庄案中官方的色彩，这与陈有西本人曾在政府、公安、法院、高校工作经历有关。陈是1977年恢复高考时的第一批大学生，1982年杭州大学中文系毕业，之后从事过公安工作，1986年，陈有西担任浙江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袁芳烈的秘书，1988年袁芳烈兼浙江省省高院院长，陈也兼任院长秘书。后来下海当了律师。在朋友圈内，陈有西以其对体制的洞察、和文笔的老辣著称。

斡旋

当陈有西释放出不再较劲的信号时，他没料到半途会杀出一个斯伟江。

面对《李庄案，还有必要陪练吗?》一文，斯在博客上批评陈有西的消极应对态度，他称，在中国律师目前刑辩和公益之路越来越窄的今日，不要轻易放弃，尤其是业内的领袖人物，“即使我和有西是朋友，仍要提出不同意见。有西，不要轻言放弃。”

斯伟江比陈有西小15岁，和陈有西一样，斯伟江也是浙江人，两人个子都不高，肚子都不大，都有着旺盛的精力。斯1992年毕业于华东政法大学，是上海大邦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专攻知识产权。知识产权案件几乎没有法律援助这个说法，因为这是有钱有品牌人的事情。不过，斯会时不时窜到行政法和刑法领域指指点点。4月初，面对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斯伟江，陈有西不以为然，既然你这么坚定，李庄案到时候你去搞。在此之前，湖南律师杨金柱已经在博客上公开点将，推荐斯伟江和另外一位北京律师周泽出征重?c，代理李庄案第二季。但在陈有西看来，斯伟江和周泽都“自由派色彩太浓”，如果出任该案辩护律师，容易授人以柄。

4月2日，陈有西将北京律师魏汝久推荐给李庄家属。魏汝久，山东人，烟台大学法律系毕业，现为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环境与资源法委员会委员。

魏汝久拉来了熟人杨学林，做伴去重?c。杨学林，北京市律协宪法与人权委员会委员，擅长刑案辩护，2008年入选《中国刑辩大律师》。根据陈有西和李庄家属的安排，魏、杨只负责阅卷和会见李庄，听取李庄本人对聘请律师的意见。4月6日，魏、杨到达重?c市第二看守所会见李庄。魏称，抵渝的前一晚，因内心恐惧，一夜没睡好，为免多生事端，杨学林则带着夫人一起前往。

次日，杨学林夫妻先期返回北京，魏汝久再次前往看守所会见李庄，就控方证据与李庄详细交换意见。当天，除委托魏、杨二人外，李庄还签署了另外三份委托书，分别是张思之、陈有西、斯伟江。

现年84岁的张思之被誉为“中国律师第一人”。这位见证并参与了共和国法制史的老人，被视为中国律师的体面和良心。因此，李庄告诉魏汝久，“最好能请到张思之”。不过，因张年纪较大，因此说好老先生仅在二审出庭。

尽管陈有西不看好斯伟江，但是魏汝久还是向李庄力荐斯伟江。此前，他曾看过斯伟江在南京郭泉案里的辩护词，认为斯“阐释法理的水平较高”，此外，斯在乐清钱云会一案中执著的表现，也让他觉得斯认真可靠。

顾问团

4月12日，李庄家属与魏汝久解除了合同，斯伟江正式上场。知情人称，魏汝久跟李庄都是表达欲很强的人，会见时性格不合。

在全国律协宪法与人权委员会秘书长李轩的建议下，陈有西成立了李庄案第二季“全明星顾问团”，引进体制的元素，扩大统一战线。除陈本人外，顾问团还包括：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江平、中国律师界“活着的祖宗”张思之、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何兵、全国律协宪法与人权委员会主任吴革、刑辩大律师许兰亭、法学博士研究生李肖霖、刑辩界“京城四少”之一的张青松，以及魏汝久。

陈解释说，前五个是学院派，“我把自己放在学院派里”，后五个的实务派多为北京律协、全国律协会员。陈有西称顾问团为“自敲锣鼓自开张”，团员只进行法律研究和指导，同时会发表对案情和法律问题的看法，事先宣布不去现场，不搞签名，“此案既复杂又敏感，江、张、贺等德高望重的人物去现场，会影响审判，各方都不好办。”

杨海鹏则强调了顾问团成员的党员身份。杨解释称，有这个色彩，就不怕有人用“外国势力”给顾问团扣屎盆子。

庭审

4月19日，在重?c江北法院的台阶上，斯伟江和湖南律师杨金柱第一次相见。这两个在网络上互闻大名的律师，当天一个在庭上，一个在庭外。

斯回忆称，当看到老杨走上台阶，扬起他那本律师资格证书，大声说“我杨金柱是黑律师吗?”周围似乎无人敢捋其锋芒，“兄弟我真的很感动，”斯称，换成自己，要不是担任辩护人，肯定不会千里赴会，更不敢在法院门口大声演讲。

当斯伟江在前方开庭时，陈有西正在后方排兵布阵，依托其“陈有西学术网”和新浪微博，进行动态与总结并行的平行传播。自此，通过利用其他媒体提供的资源，以及在渝律师提供的情况，进行不间断的网络微博直播，李庄案逐渐变成为庭外“舆论陪审团”的审判。在庭审现场的斯伟江和杨学林，也感受到诸多善意。斯称，检察官私下对他们很客气，在场直播的华龙网的记者，也对他们竖起拇指，让他们“加油!”

4月20日庭审现场，辩方三人不约而同用“良知”作辩。杨学林说，假如若干年后，我们同你们法官检察官见面，期望都能够拍着胸膛说，我对得起良心。斯伟江说，我们每个法律人都会受到良心的审判，会有报应的。李庄说：我今天站在这，但我敢拍着胸膛说，我问心无愧。检察官法官，你们也一样吗?

4月22日，两个万众聚焦的案子同一天传来消息，李庄漏罪案撤诉，药家鑫案被判死刑。当天的撤诉令斯伟江和杨学林都松了一口气。他们实在无法预料，如果没有撤诉，在第一季中认罪的李庄会做怎样的最后陈述。

复盘

陈有西是极少数知道李庄案第二季启动的人，也是极少数预感到李庄案第二季会赢的人。他将之归功于自己对信息的敏感，做律师前的漫长体制内历练，令他了解体制运作的规律。陈认为，李庄第二季移送起诉至检察院后，公诉方就去掉了一个“合同诈骗罪”，这说明体制内已经有人想固守法治的底线。

没有人知道是哪个原因起到了最关键的作用。斯伟江认为，肯定不是律师的辩护功劳，应该归功于体制内人坚守底线。无论是陈有西、斯伟江还是杨海鹏，都赞同一个观点：尽管李庄案撤诉可能不是法治的胜利，但是大家一定要理解成法治的胜利，把它包装成法治的胜利，要给体制内的人更多鼓励。李庄也从看守所托其子李亚童传话，感谢杨海鹏的“生死由命，我要发言”。

第五篇：北京司法局副局长吴庆宝说李某某案受害人利用了法律范文

北京司法局副局长吴庆宝说李某某案受害人利用了法律

李某某案中，法律被人利用，那个女孩本可随时走掉，但是她最终还是跟这几个人在一起。而案发后，她应立刻举报这个案件，可她是在所谓的谈判不成的情况下，才举报了这几个人。她没有遵守职业道德，但她利用了法律的漏洞。

所遭议论：

1，法律上的漏洞很多，很多贪官不也是在利用这些漏洞在发财吗？为什么吴副局长要在这

个案子上跳出来呢？中国的这种事情很多，为什么偏偏在这个事情上发话呢？你遵守你的职业道德了吗？

2，吴副局肯定很了解这类人的职业道德。

3，从法律角度来说！此案可以说是司法的进步！原告利用法律漏洞获利体现的是法律的权

威！但原告选择一群孩子做替死鬼有点残忍！这招同样适用于贪官！请原告下次找贪官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