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天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与上海康定房地产有限公司联合投资协议纠纷重审案

第一篇：航天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与上海康定房地产有限公司联合投资协议纠纷重审案

【审判名称】：航天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与上海康定房地产有限公司联合投资协议纠纷重审案

【审判程序】：再审

【案件分类】：经济法学

【公 布 号】：

【裁判文书字号】：(1999)沪二中民重字第1号

【裁判文书类型】：裁定书

【裁判时间】：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七日

【受理法院】：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案由】：合伙协议纠纷

【案例全文】：

原告 航天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 淀区西三环中路甲18号四维大厦。

法定代表人 王礼恒，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 谈培初，天达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

被告 上海康定房地产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余姚 路27号。

法定代表人 丁坤明，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 盛铁卫，上海康定房地产有限公司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 童其伟，上海市申齐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航天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诉被告上海康定房地产有限公司联合投资协议纠纷一案，本院曾于1998年12月28日以(1998)沪二中民初字第260号民事判决书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上海康定房地产有限公司不服，上诉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审理后以第三人浙江金鹰实业有限公司已于1998年12月7日经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宣告破产，已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原审判决程序不当为由，于1999年4月29日以(1999)沪高民终字第2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1998)沪二中民初字第260号民事判决，发回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审理。1999年6月21日，本院以(1999)沪二中民重字第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浙江金鹰实业有限公司在本案中第三人的诉讼地位。本院于1999年7月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的委托代理人谈培初，被告的委托代理人盛铁卫、童其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决认定：被告(原名上海康定房地产开发经营总公司)与第三人浙江金鹰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鹰公司)于1994年元月5日订立康定永昌小区《联合投资协议书》一份，约定金鹰公司参建被告座落上海市西康路679弄基地的房屋，暂定1997年3月30日交房。被告于1996年4月10日取得上址房屋上海市内销商品房预售许可证。1996年12月13日金鹰公司与案外人浙江宝金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金公司)订立《抵押协议书》，约定金鹰公司将其拥有的座落上海市西康路679弄康定永昌小区15、16、17、18层各层建筑面积1480平方米的全部房屋抵押给宝金公司，抵押期为二年。被告对上述抵押协议予以认可。原告于1997年12月12日与金鹰公司订立《项目转让协议书》，协议约定：金鹰公司将其参建被告的上海市西康路 679 弄康定永昌小区939.79平方米房屋以每平方米5320元计人民币4999682.8元转让给原告，原告并补偿金鹰公司人民币639057.2元。原告应支付金鹰公司金额总计人民币5638740元整，归还方式：金鹰公司受宁波东海信托投资公司委托，把应收的人民币5638740元转让款代为其归还原告借款本利。被告在上述《项目转让协议书》上盖章予以承认，并在1997年12月18日与原告订立《联合投资协议书》，约定原告投资被告建造的康定永昌小区15层建筑面积939.79平方米房屋，每平方米人民币5320元，总计人民币4999682.8元。案外人宝金公司于同日发函被告，称金鹰公司抵押给其的939.79平方米房屋，同意转让给原告。

另查，被告取得上址房屋上海市内销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时，并没有将系争房屋与金鹰公司办理预售登记。被告于1998年11月24日获得上址房屋上海市房屋所有权证。

原判认为，第三人浙江金鹰实业有限公司将其参建被告的上海市西康路 679弄基地康定永昌小区 939.79平方米房屋转让给原告，但在转让时，自始未获得上址房屋上海市房屋产权证，据此应认定浙江金鹰实业有限公司与原告订立的《项目转让协议书》无效。被告在以原告与浙江金鹰实业有限公司《项目转让协议书》的基础上订立的《联合投资协议书》也应认定为无效。被告与浙江金鹰实业有限公司应共同返还原告投资款人民币4999682.8元。由于签订协议的各方均有过错，并从1997年12月18日订立协议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固定资产贷款利率计算而产生的利息，应根据各方的责任予以分担。余款人民币639057.2元应由浙江金鹰实业有限公司单独返还。被告要求追加浙江宝金实业有限公司为本案第三人，因浙江宝金实业有限公司与本案系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故不予准许，被告可另行谋求解决。据此判决：

一、航天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1997年12月12日与浙江金鹰实业有限公司订立的《项目转让协议书》无效；

二、航天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1997年12月18日与上海康定房地产有限公司订立的(1994年元月5日)《联合投资协议书》无效；

三、上海康定房地产有限公司、浙江金鹰实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日起十日内一次性返还航天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投资参建款人民币4999682.8元，并支付该款利息的60%(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固定资产贷款利率从1997年12月18日起至本判决生效日止)；

四、浙江金鹰实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日起十日内一次性返还航天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人民币639057.2元，并支付该款利息的60%(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固定资产贷款利率从1997年12月18日起至本判决生效日止)；

五、航天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本案重审中，原告变更了诉讼请求，诉称，被告与原浙江金鹰实业有限公司于1994年元月5日订立联合投资协议，约定浙江金鹰实业有限公司参建由被告开发的上海市西康路679弄(康定永昌小区)住宅楼5920平方米，参建价为每平方米建筑面积5320元。1997年12月12日，浙江金鹰实业有限公司将其参建房屋中的西楼1501-1506室、东楼1501室、1505室、1506室，合计九套房屋(建筑面积计939.79平方米)转让给原告。同年12月18日，被告予以了认可，并于当天与原告补签了一份联合投资协议，协议署明签约日期为1994年元月5日。但此后，被告迟迟未将上述房屋交付原告使用，损害了原告的权益，为此原告诉至法院。目前由于上述房屋已被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归案外人浙江宝金实业有限公司所有，故变更原诉讼请求，原诉讼请求为要求被告交付座落于上海市西康路679弄西楼1501-1506室和东楼1501室、1505 室、1506室房屋(价值人民币4999682.8元)；诉讼费由被告负担。现变更为要求被告支付房款人民币4999682.8元及利息(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固定资产贷款利率计算，自1997年12月18日起至本判决生效日止)；诉讼费由被告负担。

被告辩称，原、被告之间并无债权、债务关系，其与原告所订立的联合投资协议是虚假的。双方也无经济上的往来，被告从未收过原告房款人民币4999682.8元。被告仅是协助浙江金鹰实业有限公司向原告履行债务，现上述九套房屋已被浙江金鹰实业有限公司的另一债权人浙江宝金实业有限公司执行了结，故原告仍应向浙江金鹰实业有限公司主张债权，不应向被告主张。为此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经重审查明，以下事实原、被告双方无争议：

1、1994年元月5日，浙江金鹰实业有限公司与被告订立《联合投资协议书》一份，约定双方联合投资建造上海市西康路679弄旧区改造基地。

2、1996年4月10日，被告取得了上海市西康路679弄基地房屋的上海市内销商品房预售许可证。

3、1996年12月13日，浙江金鹰实业有限公司与案外人浙江宝金实业有限公司订立《抵押协议书》一份，将浙江金鹰实业有限公司在上述基地投资中所得的全部房产(即第15层、16层、17层、18层房屋，各层建筑面积1480平方米)抵押给浙江宝金实业有限公司。

4、1997年2月18日，原告与案外人宁波发展信托投资公司订立《国债委托投资协议》一份，约定原告委托宁波发展信托投资公司投资国债人民币500万元。2月19日，原告支付宁波发展信托投资公司人民币500万元。

5、1997年12月11日，案外人宁波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江东营业部出具《证明书》一份，明确原告已付的人民币500万元已转入该营业部，此笔债务将由该营业部承担。

6、1997年12月12日，原告与宁波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江东营业部及案外人宁波金鹰集团有限公司订立《债权债务解除协议》一份，明确截至该日，宁波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江东营业部共欠原告人民币552.3625万元(其中借款本金人民币500万元、利息及滞纳金人民币52.3625万元)，而宁波金鹰集团有限公司未能如期归还宁波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江东营业部债务，为此宁波金鹰集团有限公司以其全资子公司浙江金鹰实业有限公司投资应得的上海市西康路679弄中的部分房产抵偿给宁波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江东营业部(即15层西楼1501-1506室、东楼1501室、1505室、1506室，总面积939.79平方米)，抵偿价格 为均价每平方米6000元，房价总计人民币5638740元，宁波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江东营业部以上述房产再抵偿给原告，并由原告与浙江金鹰实业有限公司直接签订上述房产转让的项目转让协议书。另明确本协议中所涉及的债权债务关系在原告同浙江金鹰实业有限公司签订项目转让协议书并与被告签订联合投资协议取得房产后自动解除。

7、1997年12月12日，原告与浙江金鹰实业有限公司就上述房产转让事宜订立一份《项目转让协议》，约定浙江金鹰实业有限公司将上述房屋以每平方米5320元计人民币499.96828万元转让给原告，原告另补偿浙江金鹰实业有限公司人民币63.90572万元，合计人民币563.874万元；浙江金鹰实业有限公司受宁波东海信托投资公司委托，把上述应收的人民币563.874万元代为其归还原告借款本利。

8、同日，浙江宝金实业有限公司致函被告，同意浙江金鹰实业有限公司将上述九套房屋转让给原告。

9、1997年12月18日，被告在上述《项目转让协议书》上盖章予以同意，并于同日与原告补订了一份《联合投资协议书》，协议日期倒签为1994年元月5日。

10、1997年12月30日，原告将所得房屋的价款与应得债权的差额部分计人民币115115元支付给宁波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江东营业部。

11、1998年4月10日，原告曾委托被告销售上述房屋，但被告未予以销售。

12、1998年6月23日，被告与浙江金鹰实业有限公司订立《投资合作补充协议》，对上述九套房屋抵偿原告债务后浙江金鹰实业有限公司的投资情况作了明确。

13、原、被告之间的协议订立后，原、被告之间并无款项往来，也未向有关政府部门办理过登记备案手续。

14、浙江宝金实业有限公司曾以浙江金鹰实业有限公司未履行还款义务为由，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案号为(1998)杭经初字第277号)，1998年8月7日，该院作出一审判决，判决浙江金鹰实业有限公司返还浙江宝金实业有限公司人民币845万元。浙江金鹰实业有限公司不服提出上诉，但未缴纳上诉费用，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遂于1998年9月24日作出裁定((1998)浙经终字第529号)，该上诉案件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1998年10月5日，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将浙江金鹰实业有限公司投资的23套房屋(含上述九套房屋)强制执行给浙江宝金实业有限公司。为此，原告于1998年10月13日也诉至本院。

15、1998年12月7日，浙江金鹰实业有限公司被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1998)杭经初字第605-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宣告破产，目前该公司处于资产清算过程中，尚未破产完毕。原告在本案诉讼中，明确表示不向浙江金鹰实业有限公司主张实体权利。

16、被告原名上海康定房地产开发经营总公司，1997年11月改制为现被告。

以上事实有浙江金鹰实业有限公司与被告之间的《联合投资协议书》、浙江金鹰实业有限公司与浙江宝金实业有限公司之间的《抵债协议书》、原告与宁波发展信托投资公司之间的《国债委托投资协议》、宁波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江东营业部出具的证明、原告与宁波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江东营业部及宁波金鹰集团有限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解除协议》、原告与浙江金鹰实业有限公司之间的《项目转让协议书》、原、被告之间的《联合投资协议书》、1997年12月12日浙江宝金实业有限公司的函件、有关的诉讼材料、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政府1997年11月11日(静地1997第(10)号)批复以及

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佐证。

在本院审理中，原、被告双方对上述事实所产生的法律后果争执不一。原告认为通过上述一系列的协议，原告与宁波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江东营业部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已发生转移，现债务已转移至被告，故应由被告偿付原告有关债务。被告则认为上述债务并未转移至被告，不应由被告负责偿付，被告仅仅是协助浙江金鹰实业有限公司向原告履行债务，故原告现仍应向浙江金鹰实业有限公司主张权利。

本院认为，本案中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其实质是双方之间是否存在权利义务关系。根据本院已查明的事实，原告通过与宁波发展信托投资公司订立《国债委托投资协议》，并按该协议支付了人民币500万元，原告与宁波发展信托投资公司据此形成了一个债权债务关系，原告为债权人、宁波发展信托投资公司为债务人。此后，宁波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江东营业部对宁波发展信托投资公司的上述债务予以确认，对此原告并未提出异议，并于1997年12月12日就上述债务与宁波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江东营业部及宁波金鹰集团有限公司订立了一份《债权债务解除协议》，明确上述债务由宁波金鹰集团有限公司用其全资子公司即浙江金鹰实业有限公司在上海市西康路679弄投资所得的部分房产(即15层西楼1501-1506室、东楼1501室、1505室、1506室共九套房屋)予以抵偿，嗣后，原告与浙江金鹰实业有限公司又通过订立《项目转让协议》，对此抵偿行为作了确认。该抵偿行为也征得了被告及浙江宝金实业有限公司的书面认可。但此后，由于浙江金鹰实业有限公司与浙江宝金实业有限公司也存在着债权、债务关系，上述九套房屋被依法执行归浙江宝金实业有限公司所有。至此浙江金鹰实业有限公司用上述九套房屋抵偿原告债务的抵偿行为并未实际实施完毕。根据上述1997年12月12日原告与宁波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江东营业部及宁波金鹰集团有限公司的《债权债务解除协议》的约定，该协议在原告取得上述九套房屋后予以解除，现原告并未取得上述房屋，故该协议并未解除，原告应仍根据该协议的约定主张债权。鉴于被告在原告与浙江金鹰实业有限公司的项目转让协议书上的盖章认可行为及原告与被告订立联合投资协议的行为均系依据1997年12月12日的《债权债务解除协议》所为，原告现以被告认可上述房产抵偿行为，并与原告订立了联合投资协议为由，认为债务已转移至被告，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综上，原告要求被告返还房款人民币4999682.8元及利息的诉请，与法不符，本院难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第六条、第八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原告航天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5008.41元、财产保全费人民币25518.4元，合计人民币60526.81元，由原告航天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吴耀君

代理审判员李 蕾

代理审判员王国军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虞恒龄

第二篇：内蒙古九郡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上海云洲商厦公司与韩凤彬]产品质量损害赔偿纠纷管辖权等异议申请再审案

内蒙古九郡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上海云洲商厦有限公司与韩凤彬、上海广播电视台、大连鸿雁大药房有限公司产品质量损害赔偿纠纷管辖权异议申请再审案

[裁判摘要]

上级人民法院发回重审的案件，当事人能否再行提出管辖权异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对此并没有明确作出规定。但根据管辖恒定原则，发回重审的案件管辖权已经确定，当事人仍提出管辖权异议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事裁定书

(2013)民再申字第27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内蒙古九郡药业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兰计，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代理人：万建雄，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上海云洲商厦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孙志伟，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李洪元，该公司职员。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韩凤彬。

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上海广播电视台。

法定代表人：黎瑞刚，该台台长。

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大连鸿雁大药房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谷玉胜，该公司董事长。

再审申请人内蒙古九郡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九郡药业)、上海云洲 1

商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洲商厦)为与被申请人韩凤彬、一审被告上海广播电视台(以下简称电视台)、大连鸿雁大药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雁大药房)产品质量损害赔偿纠纷管辖权异议一案，不服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2)辽立一民再终字第1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出再审申请。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韩凤彬诉九郡药业、云洲商厦、电视台、鸿雁大药房产品质量损害赔偿纠纷一案，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8年 9月3日作出(2007)大民权初字第4号民事判决。九郡药业、云洲商厦、电视台不服，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院于 2010年5月24日作出(2008)辽民一终字第400号民事判决。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九郡药业、云洲商厦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0年12月22日作出(2010)民申字第1019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并于2011年8月3日作出(2011)民提字第117号民事裁定，撤销一、二审民事判决，发回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在重审中，九郡药业和云洲商厦提出管辖权异议。

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认为，该院对案件享有管辖权，理由是：

1、该院重审此案系接受最高人民法院指令。

2、被告之一鸿雁大药房住所地为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长江路271号。九郡药业和云洲商厦提出的管辖权异议不成立。该院裁定驳回九郡药业和云洲商厦对管辖权提出的异议。

九郡药业、云洲商厦不服，提起上诉。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认为，韩凤彬在向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时，即将鸿雁大药房列为被告，且在原审过程中，提交了在鸿雁大药房购药的相关证据并经庭审质证，鸿雁大药房属适格被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二条之规定，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案依法享有管辖权。九郡药业、云洲商厦提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九郡药业及云洲商厦分别向本院申请再审，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一条第二款关于“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的民事诉讼，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及第二十八条“因侵权行为提起的诉讼，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的规定，九郡药业和云洲商厦两一审被告

住所地分别在内蒙古自治区与上海市，生产与销售行为均不在大连市，亦没有在大连市行政区域实施侵权行为。案件不应由辽宁省大连市行政区域内法院管辖，应由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中级人民法院或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管辖。况且被申请人韩凤彬在原审期间提交的销售发票，发票上客户名称并非是韩凤彬，不能证明鸿雁大药房所销售，二审裁定认为鸿雁大药房为适格被告有误。

本院认为：九郡药业和云洲商厦是在案件被本院通过审判监督程序裁定发回一审法院重审，在一审法院的重审中才就管辖权提出异议的。对于当事人提出管辖权异议的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当事人对管辖权有异议的，应当在提交答辩状期间提出”。本案最初一审时原告韩凤彬的起诉状送达给九郡药业和云洲商厦，九郡药业和云洲商厦在答辩期内并没有对管辖权提出异议，说明其已接受了一审法院的管辖，管辖权已确定。而且案件经过一审、二审和再审，所经过的程序仍具有程序上的效力，不可逆转。经审判监督程序被发回重审的案件，虽然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案件是一审的，应当按一审程序审理，但是，发回重审的案件并非一个初审案件，就管辖而言，因民事诉讼程序的启动始于当事人的起诉，其目的在于获得法院对案件作出最终裁判，以解决双方之间的民事纠纷。当案件诉至人民法院，经人民法院立案受理，诉状送达给被告，被告在答辩期内未提出管辖异议，表明案件已确定了管辖法院。此后不因当事人住所地、经常居住地的变更或行政区域的变更而改变案件的管辖法院。在管辖权已确定的前提下，当事人无权再就管辖权提出异议。如果在重审中当事人仍可就管辖权提出异议，无疑使已稳定的诉讼程序处于不确定的状态，破坏了诉讼程序的安定、有序，拖延诉讼，不仅不利于纠纷的解决，也浪费司法资源。因此，基于管辖恒定原则、诉讼程序的确定性以及公正和效率的要求，亦不能支持重审案件当事人再就管辖权提出的异议。据此，九郡药业和云洲商厦就本案管辖权提出异议没有法律依据，原审裁定驳回其管辖权异议并无不当。

综上，九郡药业和云洲商厦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零四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内蒙古九郡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和上海云洲商厦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张志弘

代理审判员 宁 晟

代理审判员 贾亚奇

二0一三年三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朱兰利

第三篇：北京新中实经济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海南中实(集团)有限公司与华润置地(北京)股份有限公司房地产项目权益纠纷

北京新中实经济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海南中实(集团)有限公司与华润置地(北京)股份有限公司房地产项目权益纠纷案

【案件字号】(2004)民一终字第107号 【审结日期】 2005.09.1

2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2004)民一终字第10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新中实经济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住×××。

法定代表人：王天怡，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张玮，该公司法律顾问。

委托代理人：党继军，北京市大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海南中实(集团)有限公司，住×××。

法定代表人：王天怡，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张玮，该公司法律顾问。

委托代理人：党继军，北京市大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华润置地(北京)股份有限公司，住×××。

法定代表人：王印，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付朝晖，北京市颐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呼爱军，北京市颐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北京新中实经济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新中实公司)和上诉人海南中实(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中实公司)与被上诉人华润置地(北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润公司)房地产项目权益纠纷一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04年8月6日作出(2003)高民初字第715号民事判决。新中实公司和海南中实公司对该判决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05年3月1日、3月4日开庭审理了本案，新中实公司和海南中实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张玮、党继军，华润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付朝晖、呼爱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经审查，2003年8月7日，华润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称，1992年6月25日，海南中实企业有限公司(海南中实公司前身)与北京市西城区华远建设开发公司(华润公司前身，以下简称华远公司)签订合作开发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危改区房地产项目协议约定，华远公司负责项目三通一平及工程建设的各种手续，分得房屋售后利润的20％，海南中实公司负责资金安排，分得利润的80％。同年9月19日，双方签订补充协议，进一步明确分工，约定华润公司利润扩大到25％。1993年2月8日，双方签订危改公建工程补充合同，约定将补充协议中的利润分成改为一次性包死，由海南中实公司支付5000万元并交付5000平方米的房产。华远公司出具委托书，全权委托海南中实公司开发项目。1994年10月 20日，新中实公司承诺代为履行上述协议项下应由海南中实公司履行的全部义务。1995年12月26日，华远公司与新中实公司签订了双方分配股利和利润的补充协议，将原约定交付5000平方米房屋改为支付现金方式。新中实公司于1996年8月9日及1997年1月27日分别支付了1000万元利润和200万元逾期付款的利息后，未再付款。故要求新中实公司支付项目转让费9000万元、违约金4579万元(截止到 2003年7月9日止)并承担诉讼费用。

新中实公司和海南中实公司辩称，华润公司提出支付项目转让费9000万元及违约金的要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不应得到保护和支持，请求依法驳回华润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1992年5月，北京市西城区计划经济委员会、北京市西城区城

市建设管理委员会对华远公司关于阜外大街危旧房改造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同意华远公司对阜外大街破旧危房进行改造；总占地约8．3公顷、代征地6公顷、规划用地2．3公顷；小区危房改造按照北京市建设总体规划要求，以商业办公及相应配套设施建设为主，拆除危旧房面积 52042平方米，新建房屋面积15万平方米；总投资7．0838亿元，其中拆迁费3．3560亿元、建设费3．7278亿元，建设资金通过房改和房地产开发筹措，做到资金平衡并有节余；要求据此同有关部门进行拨地、拆迁、规划设计等前期准备工作。同年5月，华远公司取得了北京市城市规划管理局同意对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进行危房改造(建筑面积待定)的规划设计条件通知书。

1992年6月25日，华远公司与海南中实公司签订合作开发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危改项目协议书约定，合作开发危改区地上面积4．79万平方米，地下面积1万平方米，占地约2万平方米(含市政分摊部分)；总投资3．0309亿元，单方造价5229元／平方米，其中三通一平以前的总投资 1．7558亿元，预计工程建设投资1．1591亿元，四源费、电贴等1160万元；预计全部外售后回收资金4．64亿元(单方售价8000元／平方米)，总利润为1．6091亿元；华远公司负责办理项目三通一平前的所有手续及拆迁安置工作，如立项、拨地、拆迁等；负责工程建设期内的各种手续；协助海南中实公司组织设计、施工监理、组织竣工验收；提供前期的工作计划、拆迁进度、使用资金计划等，海南中实公司根据计划安排资金，及时支付各类款项，按房屋售后利润的 20％(扣除前期费用)一次性付给华远公司；海南中实公司得80％，其中包括协助海南中实公司组织资金和销售的香港大通有限公司应获的20％的利润；双方组成联合办公室，对外以华远公司名义开发组织资金，对内为华远公司的一个业务部等。同年 9月，华远公司取得了北京市城市规划管理局颁发的项目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确认阜外大街危改项目用地面积约7．3公顷。

1992年9月19日，华远公司与海南中实公司签订补充协议约定，海南中实公司组织全部资金，双方按华远公司25％和海南中实公司75％利润分成；组成指挥部，华远公司负责立项、规划批文、报建、办理土地使用批文、开工证等手续和组织拆迁；海南中实公司负责资金、设计、施工、装修等；双方成立合资公司；本协议签订后，华远公司提供给海南中实公司红线图批文、土地证等全部正式、合法、有效批准文件复印件，待海南中实公司支付第一笔拆迁费 4000万元，华远公司用该款所购房屋合同或土地证进行抵押，待合资公司成立后，由海南中实公司转给合资公司，同时华远公司将全部批文正本提供给海南中实公司，以后转给合资公司；在搬迁费中扣除前期工作中的海南中实公司支付的1180万元前期费用；工程分：一期6万平方米定名为富豪公寓，二期为该公寓东侧，三期为该公寓西侧；本协议与1992年6月25日协议有抵触以补充协议为准；海南中实公司支付定金50万元等。同年12月，北京市城市规划管理局下发审定设计方案通知书，确定危改小区占地面积7．3公顷，其中规划用地4．17公顷，规划建筑性质为商业办公、写字楼。

1993年2月8日，华远公司与海南中实公司签订危改区公建工程补充合同，就合作开发事宜双方约定：合作开发项目总用地约8．3公顷，其中代征地约6公顷，规划用地2．3公顷左右，规划审定总面积为 20万平方米左右(含地下)；该项目要求建成现代化地区级综合业务用房、大型公建配套、商住、公寓及市区干道，并配置7条大市政管线；合作方式：

(一)资金投入，项目全部投资由海南中实公司负责筹措；(二)利润分成，双方将1992年9月19日签订的合作协议25％和75％分成修改为，华远公司分成利润一次性包死，在保证华远公司提供规划批准图上面积情况下，海南中实公司向华远公司支付5000万元及交付该项目中5000平方米商业及办公用房，其余利润统归海南中实公司所有；华远公司除提供项目已获批准规划方案及各种批件．办理手续外，委托海南中实公司全权开发项目及对外销售；海南中实公司负责项目规划审定方案批准后的全部工程前期工作、项目红线内拆迁安置和平地及项目的建设、商品房销售经营；华远公司在上述合作条件下，同意海南中实公司对该项目

进行具体操作和实施；在一期工程开工后，销售部分的60％-80％海南中实公司向华远公司支付2500万元，二期工程竣工后再支付2500万元；一期工程竣工后交付5000平方米面积用房作为利润；土地使用权出让和土地使用费缴纳，在华远公司协助下由海南中实公司承担。双方1992年9月19日合作合同与本协议冲突部分，以本协议为准等。

1993年2月，北京市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批准成立北京华远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远股份公司)，该公司总资本为25 000万元，其中法人股为22 500万元，华远公司在其中占国有法人股8703万元。1993年6月，华远公司注销工商登记。2001年12月，华远股份公司变更名称为华润公司。

1993年9月23日，北京市城市规划管理局复函新中实公司，同意新中实公司提前施工，按设计方案先行土方工程。同年 10月20日，华远股份公司与新中实公司共同向北京市西城区计划经济委员会提出立项更名申请称，双方共同承接的危改项目已经开始动迁，土地有偿出让手续正在办理，外销工作正全面展开。为便于新中实公司外销内销和回迁手续的办理，申请在不改变新中实公司与华远股份公司原有合作条件和利润分成的前提下，准许以新中实公司名义办理计委立项更名手续。同年 11月6日，北京市西城区计划经济委员会、北京市西城区建设管理委员会批复华远股份公司和新中实公司，同意项目立项单位变更为新中实公司，危改任务仍按原定规划计划和改造要求由上述两单位合作承担。同年11月11日，北京市城市规划管理局批文通知，同意以(92)市建地字136号(即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批准华远公司开发的7．3公顷用地，变更为新中实公司使用。同年11月27日，新中实公司取得了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大街现状路北侧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

1994年10月20日，新中实公司致函华远股份公司称：新中实公司是海南中实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海南中实公司与华远公司签署的合作开发协议，由新中实公司代海南中实公司履行。

1994年11月7日，华远股份公司与海南中实公司签订137号补充协议约定，双方原1993年2月8日合同书约定的海南中实公司应于1994年底支付华远公司 5000万元，双方同意该5000万元作为海南中实公司向华远股份公司的股东贷款，借款自1994年12月31日起，月息12‰。当日，华远股份公司与海南中实公司签订关于137号补充协议的内部协议约定，双方签订的137号补充协议，只是海南中实公司配合华远股份公司对外融资需要，对海南中实公司没有任何法律约束力。对该内部补充协议，华润公司在庭审质证中表示不予认可。

1995年12月26日，华远股份公司与新中实公司签订184号关于应分配股利房和利润的补充协议约定，阜外大街首期建筑已进行60％以上面积的销售工作，应向华远股份公司交付2500万元利润，该 2500万元于1995年12月31日前实际支付给华远股份公司，同时华远股份公司将 2500万元借给新中实公司作为周转金，期限半年，于1996年6月30日归还，贷款协议双方另签；原约定交付5000平方米用房，改为以现金方式于1995年12月31日前向华远股份公司支付，每平方米1万元，合计支付5000万元。该5000万元作为新中实公司贷款，期限11个月，于1996年 11月30日前归还，贷款协议另行签订；二期工程竣工后应支付的2500万元，仍按原协议执行。同时，新中实公司与华远股份公司就上述协议内容签订了两份借款合同约定，新中实公司2500万元借款，于1996年 7月31日(7个月借期)一次还本付息； 5000万元，于1996年12月30日(12个月借期)一次还本付息，月息12．06‰，逾期计复利，本金按月加收10％罚息。

1996年12月20日，华远股份公司与新中实公司签订危改工程利润分配第二补充协议约定，新中实公司同意提前支付华远股份公司利润，在新中实公司支付华远股份公司利润后，华远股份公司同意放弃全部项目权益。双方经协商对6月25日协议、2月8日协议、12月26日协议内容进行修改：将原合同中二期工程竣工后应支付给华远公司的2500万元利润仍

按原协议执行，改为2500万元利润提前到1996年12月31日前支付华远股份公司；除本协议修改内容外，原协议其他内容不变。在新中实公司全部支付利润后，华远股份公司放弃原协议中项目所有权益(提供的贷款除外)，但仍承担协助完成项目的未尽事宜。同年12月20日和12月28日，华远股份公司与新中实公司分别签订借款合同约定，新中实公司向华远股份公司分别借款 2500万元和6500万元，并分别于1997年 12月28日和1997年6月30日偿还本息。

1997年3月13日，新中实公司向华远股份公司出具确认书，主要内容为：根据 1995年12月签署的合同，新中实公司应在1997年1月向华远股份公司支付777万元利息，由于资金紧张，不能按期如数支付，于1997年1月支付了200万元，尚欠 577万元，新中实公司承诺上述欠款于 1997年6月30日前支付。

2001年3月20日，华远股份公司与新中实公司对阜外项目应付款及利息签订协议约定，新中实公司2001年3月30日前支付50万元；在新中实公司与中行北京分行、建行西四支行诉讼完成前，华远股份公司不向新中实公司提出还款要求；项目二期竣工时，支付全部尾款；新中实公司同意将国宾饭店1万平方米办公楼抵押给华远股份公司。

根据双方签订的上述合作协议、补充协议约定和双方的共同申请，新中实公司陆续取得了项目的土地使用权证和建设手续，并变更了房地产项目立项人为新中实公司，对危改项目进行了开发建设。一期工程包括道路改造及公寓、酒店，项目建设在 1994年开工，现该部分项目已基本完成，新中实公司称由于项目投入资金较大，且全部工程还没有完成，向银行还贷尚在进行，没有对项目进行结算，还未取得利润收益，至今二期工程没有开工建设。在此期间，在华远股份公司的催促下，新中实公司在1996年和1997年支付给华远股份公司共1000万元，双方约定的其他应付款(借款)新中实公司未向华远股份公司支付。

一审庭审中，华润公司承认，其在 1993年取得立项和规划用地许可证后，未对项目进行投资和办理建设用地的征地手续，也没有取得土地使用证。关于双方约定的组建项目公司和抵押财产等事项，双方没有落实办理。

一审期间，一审法院通知海南中实公司参加诉讼。海南中实公司表示，海南中实公司最初与华远公司就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危改项目所签的一系列协议，海南中实公司均未实际履行，合同的全部权利义务均转由其所属的全资子公司新中实公司履行。海南中实公司认可并同意新中实公司替代协议中海南中实公司的合同主体地位并承担相应的权利义务。华润公司和新中实公司对此均表示认同。

一审法院另查明，华润公司的前身为华远公司。新中实公司是海南中实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负责北京项目的开发建设。海南中实企业有限公司于1997年12月变更名称为海南中实公司。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房地产的开发经营和转让应当依法进行。华润公司与海南中实公司为合作开发危改项目于1992年6月和9月签订了合作开发协议及补充协议，两份协议均是以华润公司负责立项并提供相应的建设用地手续，海南中实公司负责建设资金及建设施工，双方按照约定的比例分配利润等为主要内容，协议体现了双方真实意思，不违背法律。由此，可确认上述两份协议具有合作开发房地产项目的性质，属有效合同。在此基础上，双方于1993年2月8日签订补充协议，对 1992年9月签订协议中华润公司利润分成部分进行修改，变为华润公司的利润分成一次性包死，但双方合作开发的性质并无改变。双方签订的该份协议仍是以合作开发为基础，具有合作的性质，双方在向政府申报立项的文件中明确，不改变原有合作条件和利润分成，准许以新中实公司的名义办理立项更名手续。政府在批准变更立项单位为新中实公司的同时，要求危改任务仍由华润公司和新中实公司合作承担。故应确认为在不改变合作关系的前提下，双方同意将项目交新中实公司开发建设，新中实公司因此取得了项目的开发建设手续，成为项目所有人也实际进行了建设。根据上述查明的事实

和证据，新中实公司取得危改项目开发建设权完全是基于双方的合作关系，并非华润公司的项目权的转让。华润公司主张项目转让缺乏依据，不予确认。

1993年2月8日，双方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华润公司将在合作项目中享有的利润分成一次性包死，由海南中实公司给付华润公司，应视为华润公司对双方合作项目中自己应获权益的转让，新中实公司和海南中实公司多次通过不同形式对华润公司应取得收益，向华润公司付款予以确认并承诺给付，但至今未向华润公司全部兑现，违背了诚信原则。故对华润公司要求新中实公司给付转让款9000万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因海南中实公司是双方合作协议及补充协议的签约主体，其将合同权利义务转由其所属的新中实公司享有和履行，属企业内部行为，华润公司并无异议，现项目虽由新中实公司取得但不能免除海南中实公司的合同责任。因此，海南中实公司应与新中实公司共同对华润公司承担给付责任。

考虑到双方对房地产项目进行合作开发，运作得不够规范，鉴于双方对华润公司所获利益的形式和条件多次进行变化，对造成现在的纠纷均有一定责任，根据本案实际情况，对新中实公司和海南中实公司未付款的行为不宜按违约处理。对华润公司要求支付违约金的请求，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八条第一款、第一百零六条

第一款的规定，判决：(一)新中实公司和海南中实公司于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给付华润公司 9000万元；(二)驳回华润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88960元，由华润公司负担238 960元，由新中实公司和海南中实公司负担45万元。

新中实公司和海南中实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华润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由华润公司承担诉讼费用。主要理由：1．华润公司主张双方为项目转让关系，一审法院根据已查明的事实，认为双方之间没有项目转让关系而是合作开发关系，在华润公司经释明坚持不变更诉讼请求的情况下，应驳回其诉讼请求。一审法院在对合作开发未予审理的情形下，擅自将项目转让纠纷变更为合作开发并迳行判决由新中实公司承担付款责任，属未诉而判，违反了民事诉讼法中不告不理的基本原则，剥夺了新中实公司和海南中实公司的抗辩权利。2．海南中实公司没有实际履行合同，华润公司亦没有向海南中实公司提出任何权利主张，新中实公司替代海南中实公司属合同主体变更，因此，海南中实公司不应列为原审被告，亦不应承担共同付款责任。3．华润公司提供的其前身为华远公司的证明材料不能证明其合法的原审原告主体身份。4．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5．华润公司的行为属倒卖批文，双方1993年2月28日的补充协议违反了国务院关于房地产公司不得转手倒卖、不得转让商品房建设计划的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无效。所谓项目转让款亦属非法利润，不应支持。

华润公司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主要理由： 1．华润公司提起诉讼的依据是双方之间自愿签署若干份协议书的法律事实，非项目转让的法律关系。一审法院围绕华润公司的起诉依据进行审理，双方进行了充分的举证、质证及法庭辩论，不存在剥夺新中实公司抗辩权利的情形。2．华润公司起诉时确定的案由为房地产项目转让纠纷，一审法院通过对证据的审查，将本案案由进一步确定为房地产项目权益(转让)纠纷，并无不当。法院在结案时有权也应当依据法庭查明的当事人之间实际存在的法律关系确定案由。3．一审法院依职权追加海南中实公司为原审被告并进行了告知，新中实公司对此当庭表示认可。4．华润公司不仅提交了关于主体资格的相应证据，且双方签署的若干有延续性的协议亦表明新中实公司及海南中实公司对华润公司的名称变更及主体身份是认可的。5．双方就转让款的数额及支付事宜一直在进行磋商，本案债权未超过诉讼时效。6．本案协议性质为合作开发房地产项目，是双方在平等自愿基础上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当时的法律规定，属有效协议。华润公司已依约履行了义务，对项目进行投资和缴纳土地出让金属新中实公司的合同义务。7．新中实公司引用的“倒卖批文”的两个规定，因不能用来调整民事法律行为及不属于法律和行政法规而不能适用于本案。

本院二审查明：一审庭审结束后，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华润公司诉请主张的“房地产项目转让关系”不成立，遂向华润公司行使释明权，告知其变更诉讼请求。华润公司坚持不予变更。

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基本相同。

本院认为，一审期间，华润公司在起诉状、庭审陈述及所附证据材料中，均明确表示其主张项目转让款的依据为双方之间存在房地产项目转让的法律关系。一审法院基于审理查明的事实认为，华润公司诉请主张的“项目转让关系”不能成立，遂于庭审结束后至一审判决前，多次向华润公司行使释明权，告知其变更诉讼请求，否则自行承担诉讼风险，但华润公司拒绝对诉讼请求予以变更。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规定，一审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一审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一审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本案中，经一审法院告知后，华润公司仍未变更诉讼请求，由于华润公司主张的法律关系性质与一审法院根据案件事实认定的不一致，一审法院不应作出实体判决，而应驳回华润公司的起诉。一审法院在华润公司经释明仍未变更诉讼请求的情形下，迳行对华润公司未予主张的法律关系予以裁判，既替行了华润公司的起诉权利，又剥夺了新中实公司和海南中实公司的抗辩权利，违反了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的法定程序。

综上，一审判决违反法定程序，应予纠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第(一)项、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86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03)高民初字第715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华润置地(北京)股份有限公司的起诉。

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各50元，均由华润置地(北京)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程新文

代理审判员张颖新

代理审判员陈朝仑

二00五年九月十二日

书 记 员虞文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