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客观、尊重来续写历史——再读《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第一篇：用客观、尊重来续写历史——再读《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孙睿：用客观、尊重来续写历史

——再读《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孙睿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是由国学大师钱穆先生的几次演讲集合而成，内容针对性很强，字数虽不多，但囊括了中国古代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的政治史。而这五个朝代正如钱穆先生自己说的，是中国历史上最具代表性的朝代。由于是演讲稿的整合，所以书中的语言轻松易懂，虽在讲述严肃的历史，但一字一句深入浅出，处处散发着诙谐与幽默，总能引人深思。这一次再读起这本书，已经算作是第二次了。一年前，在学习中国法制史的时候也曾经粗略的看过书中的几段。当时读书，仅仅只是达到了科普的作用，把这本书当做一本教材。

中国古代谈到法律无不与政治有关，一个地区的行政长官，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审案断案，为民众解除纠纷。先生在书中每每提及某个制度时，常会评价该制度在“法理上”的可取性或者讲它的弊端。在我们传统的观念里，古代社会哪有什么“法”可言，初在书中看到这样的词，觉得先生说的可笑，但慢慢读下去，却又觉得先生讲的很在理，不是空洞的口号似的的叫嚷，而是字斟句酌地说理，透露着一个真正学术大师的气度和修养。第一次读这本书，常常被书中叙述的知识内容所吸引，那时候是一个获取新的知识的过程，加上钱先生语言幽默，更使得这本小书变得好读起来。其中有一处印象最深，谈到汉武帝时候应为南征北战消耗了大量经费，使得大司农的钱都用光了，于是武帝把自己少府的钱拿出来，希望以此来带动拥有大资产者也来捐钱，可是并没有效果，于是出台了“盐铁政策”。在这里，钱先生说：“武帝不禁要想：你们的钱究竟由哪里来呢？岂不是都有我把山海池泽让给你们经营„„”同时又将这样的政

策与“国家社会主义”相类比。就是这样方法简单同时表达清楚的描述，让我这类秉着学习知识为主的读者更清楚的了解了书中所说。

今天再读这本书，我还煞有介事的买了一本繁体竖版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总觉得如今开始新闻学的学习，该抱着新闻人的想法来重新审视这本书，希望能从另一个学科的角度来从书中获得全新的收获。开始对繁体竖排还是很不适应，但后来却发现这样的排版倒是很适合讲历史的书籍，用古人的读书的方法来看古人的记事。

正如《左传》、《史记》等历代史学家撰写的著作一样，所谓史书并不仅仅只是来述说历史的真实事件，这本《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也是同样。先生在其中除了叙述历代政治制度的基本状况外，更是极力在表达自己对于古代政治制度的见解。全书最主要阐述的就是中国古代政治并不是像当时社会上认为的“专制黑暗”，不值一提。但同时钱穆先生也并不是过分奉承古代的制度，而是站在相对客观的角度，从当时的功过到现今的影响综合地来评价有据可查的历史、真实的历史。书中谈及皇权和相权的分权、科举考试制度在当时的先进性等等，一反那个时代甚至是我们今天人们的观念，不卑不亢、据理力争地来述说从历史事实中分析得出的见解。贯穿全文的中心理念便是希望人们摒弃偏激的、没有事实理由的对古代的政治制度的偏见、对传统文化的漠视。

清末的中国被迫卷入世界市场，陷入殖民地半殖民的国家主权困境中，从这之后的百年中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无不在咒骂着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唾弃着黑暗腐朽的专制制度。可是与此同时，人们也同样将这一切的苦难的源头归结为几千年来的古代政治制度。但事实上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真的一文不值吗？钱先生对待历史的态度是尊重、客观的，同样也希望历史能被世人真正地了解，而不是用偏激与片面错误地对待历史。我们常说今日的新闻是明日的历史，今天的新闻人担负着记录历史的重要责任。一段历史的作用不能仅仅是让后人了解过去的故事，更重要的是要以史为鉴，去发现和探索更美妙的而未来。是否能让后世人了解如今真正的社会现实，需要的是新闻人对事实的尊重与敬意。

钱穆先生的将这本书的书名定为“得失”，正是以一种相对客观、公正的眼光来看待历史，这不仅是对历史事实的负责，更是对今天读到这本书的我们负责。相同的一本书，不同的人读来总会有不一样的收获。作为一名法学专业的学生，我们长久以来都在寻找着相对的公平正义，但这样的努力很多时候却不被世人所理解。来选择修读新闻传播学的双学位的目的正是想要依靠新闻传播的力量，让大众更好的了解法律的用意，避免因为不了解而带来的对法律的误解。另一方面作为新闻人更要以相对客观、理智的思维方式和严谨、庄重的文字语言来记录每时每刻发生在我们周围的事，以此来续写一段真实、真切的历史。

第二篇：在历史中真貌中,找寻未来读——读《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在历史中真貌中，找寻未来

——读《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涂方静

封建专制？漆黑一团？我们对历史的误解到底有多深？作为一个文科生，学了六年多的历史，每每提到古代史无一不带着“封建专制”的标签，才发现，在看这本书之前，我对历史尽是偏见。

为制度翻案鸣冤

一说到历史，显现在我们脑海中的便是古代帝王的至高无上，手握生杀大权。似乎在我们的印象里，中国至秦汉以来都是封建政治，或是皇帝专制，但这却都与事实不相符。钱穆先生在书的第一章便告诉我们“历史是按照皇室与政府分开的原则演进的”，皇帝虽然是国家的惟一领袖，但实际政权却而在政府，代表政府的是宰相，照法理，负责政治上的一切实际责任。皇帝的行为既要遵循中国传统制度，也受到百官的约束，我们暂不论这个束缚有多大或多小，它确实是存在。

同时，他也肯定一公认的事实“中国的君权从秦汉以来一直呈现一个集中的趋势”。所以事实上，专制政权到满清，才真正发挥到极致。而辛亥革命前后，为了革命宣传，把秦以后的政治传统，用“专制黑暗”四字一笔抹杀。因此我们必须澄清，从政治制度上来说，我们是步步倒退的，以至于我们见到满清的落后，便以偏概全的抨击全部的中国历史，却不知，满清的制度其实是我们历史中最落后的阶段。

历史是漆黑一团吗？就汉代来说，一个壮丁到二十三岁才开始服兵役，你知道其内在意义吗？一个壮丁二十受田，可以独立谋生，但他要为国家服兵役，你知道国家制定二十三岁，是结合庄稼的收成规律，照顾其家庭负担吗？这中制度不仅是一种经济的考虑，更是一种道德的决定。历史上每一个制度背后，必有外在的需要和内在的用意，都蕴藏着当时人的观念和理论，断然不会凭空产生。

西方民主真的明智吗？中国政治上的传统观念，对一条意见的抉择，往往不像西方所谓民主精神，取决于多数，而常求取决于贤人。春秋时就有“贤均从众”之说，贤属质，众属量，中国传统重质不重量。中国人认为只要其是贤者，就能够代表多数。不贤而仅凭数量，是无足轻重的。但我们常常却用西方的价值观来衡量我们的历史与制度，以此来说，中国将永远不会有民主。

既然如此，历史上为什么仍有那么多腐朽的制度？

我们现在也许只会骂创始八股文制度的人存心不良，荼毒人才，扼杀思想。但你可

知，八股文在创立之初也是为了确定客观标准，录取真人才。而且即使是存心善良的人，创立的制度也可有偏弊，有流害。我们必如是想，才能对政治制度有深一层之研讨与警惕。

汉代的察举制度，也实在不算是一种坏制度。只是日子久了，那制度就变坏了。但是钱穆先生说的好，“一项好制度，若能永久好下去，便将使政治窒息，而不需要有后人来努力政治了，为其一切制度不会永久好下去才是我们在政治上要继续努力，永久改进。哪有一项制度经过一百年还是好制度呢？”其实，并不是我们的传统政治知识专制黑暗，无理性，无法度，而是“一切合理性，有法度的制度都具有沿革性，全都该不断改进，不断生长”。

钱穆先生，尽可能客观的还原历史各个阶段的政治制度，让我们不要妄自菲薄，纵有糟粕，亦有精华。在他荡气回肠的文字下蕴藏着深厚的公正和包容，对待任何一项政治制度，都要站在历史的角度去观察，若仅以当前的标准来评价和看待历史，必然有失公允，得出偏激的结论。

塑造体制，而非拆体制，才是中国文化树大根深之所在上个学期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课上，潘维先生的讲座让我记忆犹新。他的看法似乎与钱穆先生一脉相承。记得他说，从鸦片战争开始，不断的被动挨打，器物层面被西方超越，导致我们对于本民族的制度与精神失去了信心。最明显的表现就是五四运动时期，宣扬民主的同时起的反传统，全盘西化的浪潮，把问题全归附于体制。

我们正想抹杀自己两千年的历史，插进别人的历史传统。然而历史已经成为历史了，如何能一笔抹杀，又如何能再插入别人的历史？一切政治制度必然要与人事相配合，政治制度也需要自根自生，不能理想化的把西方的制度强加在我国活生生的现实上，理论必须与结合现实，二者不可缺一。

酌采西方新潮，如何拿自己以前的旧经验，来替自己打开一出路，来创新法，运用才，这是我们这一代的责任。历史终是客观事实，历史没有不对的，不对的是在我们不注重历史，不把历史作参考。五千年是何其的沉重与丰富？我们不能从中开辟出自己的路？我不信！关键要统一信念，去践行。

钱穆先生对历史与现实的冷静与理智的思考与深度，让我深深的佩服，更值得敬畏的是，他对传统文化怀着一种发自内心的深深的崇敬，同情与理解的胡搞。他说“讲历史，可叫人不武断。因事情太复杂，利弊得失，历久始见，都摆开在历史上。知道历史，便可知道里面有很多的问题。”在先生看来，我们不要说中华民族衰老了，文化不行了，那些空洞的话，我们要分析那时的具体事况，换言之，我们要找出历史材料，来说明当

时究竟失败在哪里”看完钱穆先生再来看刘晓波，那种过于简单化的历史叙事，抓住“专制”的矛头不放，忍不住要让人发笑。

读完《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我再也不敢说自己懂得历史。

第三篇：从对本国历史“略有所知”开始——读钱穆先生《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有感

郭宋立：从对本国历史“略有所知”开始

——读钱穆先生《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有感

郭宋立

钱穆先生《国史大纲》的开篇第一句话是：“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

在我看来，此“知”不只是“知史实”，更是“知如何判史实”，即如先生所说的“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我读《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便是从矫正自己的二“知”开始。

以前若要我用一个词来概括中国传统政治，我很可能会不假思索地蹦出“封建专制”来，并且略带鄙夷。至于为什么“封建”、为什么“专制”，除了“皇帝”、“家天下”这些宽泛的概念以外就无言以对，更不论“封建专制”呈现怎样的形态、对于传统中国的意义了。

就拿“专制”来说，今人多以为在中国古代，“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只要皇帝足够强大，就能随时收回臣子的生命和权力。这里就混淆了“皇帝”与“政府”的概念。皇帝是国家的唯一领袖，而实际政权不在皇室而在政府，代表政府的是宰相。皇帝是国家的元首，象征此国家之统一；宰相是政府的领袖，负政治上一切实际的责任。至少在宰相还存在的明朝之前是如此。

其实本国制度自有其合理性。西方政治思想发源于古代希腊罗马，他们国土小、人口寡，所以城市居民参与政治决议比较容易；同时海洋民族受环境限制，一旦发展就要向外征服，形成帝国。中国则是地大、人口多、以农业立国，发展模式从来都是向心凝结，因此不适宜推行近代西方的民选制度。所以，“我们若非专凭自己时代判断，来吞灭历史判断，我们应该承认皇位世袭，是中国已

往政治条件上一种不得已或说是一种自然的办法”。由此可知，一国的制度必然有其根源所在，而每一项新制度的运用必须与本国传统相配合。

此外，抱着理性务实的态度了解本国历史，能帮助我们解答今日的困惑。譬如说如今我们在政府系统里办一件很简单的事，常常要经过市县乡镇等好几关的重重审批，行政效率很低。这个问题在中国古代的地方行政变迁里就能找到答案。以官级为例，汉代“郡太守-三公-九卿”之间升级转换灵活，故各级安于本位，人事变动不大，行政效率也高；及至唐代，因州县多分级，朝廷为奖励地方官而升调快速，但上下级难以流通，官品中渐分清浊，行政效率开始降低；此后的元明清代在地方政治上也就延续这一传统。所以，如今的行政效率低还是表象，官场清浊明显则是问题核心。几百年的清浊孕育了中国式的“关系”，若不是出身名门，或者和名门联姻，一个县长想要做到省长真的是难上加难，更不要说由“吏”变“官”了。

了解本国过往历史还能为社会改革提供借鉴。以唐代两税制为例，它的出发点是好的，以一代三直接收税，“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等于是农民没有户籍限制且各种义务劳役都取消了。不料手续虽简单，但到政府要用钱用劳役时还是要增加新项目，等于是加倍增收税目，化繁为简终更繁。对照今日呼声甚高的“取消高考户籍制度”，若是没有周密的配套制度，想要一劳永逸地以学籍为终极认证，那么很容易造成各地有条件者涌向北京、上海、海南等高考录取率高的省市。这样一来，本地、非本地考生的高考“税目”都会增加，竞争程度还可能追平原本的高考大省，化繁为简终更繁。所以，如钱穆先生所言，没有一个制度创新者是想迫害他人的，但往往导致社会秩序更不如前。不改不行，但要改还是得严谨再严谨。

虽然两税制带来这么多的弊端，但因历史“种种条件在引诱，在逼迫”，使它在稍加修改之后能一直运用下去。这里涉及到中国文化根基的问题。钱穆先生写道：“中国历史上的经济与文化基础，一向安放在农村，并不安放在都市„„一辈士大夫知识分子，还可退到农村做一小地主，而农村文化，也因此小数量的经济集中而获得营养。若使中唐以后的社会，果仍厉行按丁授田的制度，那将逼使知识分子不得不游离农村，则此下的中国文化也会急遽变形。”得益于乡绅之治，农村政治也会比较稳定。反观当今，文化主流归于都市这点且不谈，由于几十年的改革，中国的农村走到今天，经济的确是比以往好了，但是城乡差距日益扩大，乡绅之治破坏殆尽，拿出去给人看的“文化”不过是“农家乐”、“红腰鼓”、“花剪纸”等生活技艺，而没有更深的理念上的总结和传承。乡绅之治不再，镇政府、村委会等机构沿袭“革命”思路，管理方式粗放甚至粗暴，强拆殴打、争抢选票„„这里虽有基层政治还未成熟之因，却也不得不承认农村文化在中国政治进程中的“失”带来了莫大影响。过去之失无法弥补，然而今日中国的发展既然强调“文化”，那就应当意识到我们没有站在中华文化的历史制高点上，万万不可忘记了“农村文化”这蕴藏了千年的“软实力”。

历史总是有太多相似，到底是“得”是“失”，就取决于国人有没有这份“对其本国以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因为“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备具上列诸条件者比数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