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阳金阳食品有限公司诉马士基(中国)航运有限公司青岛分公司等海上货物运输合同货损纠纷案（共5篇）

第一篇：海阳金阳食品有限公司诉马士基(中国)航运有限公司青岛分公司等海上货物运输合同货损纠纷案

海阳金阳食品有限公司诉马士基（中国）航运有限公司青岛分公司等海上货物运输合同货损纠纷案

一、案件基本信息

1、判决书字号

一审判决书：青岛海事法院（2009）青海法烟海商初字第70号民事判决书

2、案由：海上货物运输合同货损纠纷

3、当事人

原告：海阳金阳食品有限公司。

第一被告：马士基（中国）航运有限公司青岛分公司。第二被告：马士基（中国）航运有限公司。

第三被告：A.P.穆勒-马士基有限公司。

二、基本案情

2009年5月8日,原告与第一被告签订订舱补充协议,约定由第一被告作为承运人,负责将原告的一批冷冻去骨海鲈鱼排由山东青岛出口至美国印第安纳波利斯，原告预付了运费。第一被告为原告预订船舶为“艾伯特•马士基”轮，订舱号为801369671，开船日期为2009年5月12日。第一被告为原告指定了集装箱，集装箱号为PONU4770828，空箱堆场地点为捷丰国际物流有限公司，集装箱装货后的交付地点为青岛前湾集装箱码头有限责任公司，放箱日为2009年5月5日1554时，返箱日为2009年5月12日2000时，货物在运输期间的温度要求为-18摄氏度。

2009年5月8日0925时，原告的货运代理人青岛百杰捷运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将编号为PONU4770828的集装箱从捷丰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提出，当日下午达到原告所在地进行装货。装货完毕后，涉案集装箱于2009年5月9日0733时进入青岛前湾集装箱码头有限责任公司的码头前沿插电，等候装船。

2009年5月12日，第三被告作为实际承运人在对涉案集装箱进行装船时，其所属的“艾伯特•马士基”轮大副发现该集装箱的加载温度异常，供风温度为-20摄氏度，回风温度仅为-10摄氏度，温度日志显示该集装箱回风温度至少2天未低于-11摄氏度，因此拒绝将该集装箱装船。为使涉案货物装船出运，原告于当日向“艾伯特•马士基”轮出具保函一份，载明 “我司出口冷箱，回场站晚，温度不能达到设定温度，请先予以装船，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和问题由我司承担”。但，该集装箱最终仍被拒绝装船。

2009年5月25日，原告向青岛海事法院提出诉前海事证据保全申请，要求对存放于青岛前湾集装箱码头的涉案集装箱内货物的损坏范围、原因、程度进行勘验鉴定。原、被告共同指定的鉴定机构依照法定程序，在综合分析涉案集装箱表面状况、箱内货物积载情况、受损货物抽检情况及集装箱内电脑记录的冷冻温度信息，鉴定人作出的鉴定结论为集装箱内货物受损的原因是由于集装箱的冷冻制冷系统故障，使货物较长时间内处于较高温度的环境中，冷冻的货物解冻所致，原告因此遭受的损失金额共计人民币157054元和27405.18美元。

三、案件焦点

原告向三被告出具的保函是否可成为三被告免责的条件。

原告认为，涉案集装箱是第一被告为原告指定的，根据鉴定结论，货损原因系集装箱的冷冻制冷系统故障所致。三被告作为货物的契约承运人、实际承运人，应连带赔偿原告相关经济损失。

三被告认为，货损的原因是原告装运的货物未进行充分预冷所致。对此，原告在其出具的保函中已予以载明“回场站晚，温度不能达到设定温度”，且原告在保函中也承诺由其自行承担相关责任。因此，三被告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四、法院裁判要旨

青岛海事法院审理认为：原告出具的保函，其生效是附条件的，即在涉案集装箱装船并实际发生货损、责任及问题的情况下，该保函才生效，而涉案集装箱并未实际装船，因此该保函并未发生效力。保函的中文措辞为“我司出口冷箱，回场站晚，温度不能达到设定温度，请先予以装船，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和问题由我司承担”，上述内容未说明集装箱内温度不能达到设定的温度的原因和货损的原因。在保函的英文措辞中，将集装箱内货物温度不能达到设定温度的原因归结为货物未预冷、回场站晚，这与本案司法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报告的鉴定结论不符。鉴定结论是建立在现场勘验、数据采集、科学分析的基础上，与保函中的陈述相比较，更具证明力。且三被告未提交其他证据对保函的证明事项予以佐证。

青岛海事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八条、第五十五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三条的规定，作出如下判决：

三被告连带赔偿原告因货损遭受的经济损失人民币157054元和27405.18美元。

原告、三被告均未提起上诉。

五、评析

本案处理重点主要在于对保函效力的认定和保函内容的理解。保函在本质上属于合同，我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条件。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附解除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失效。”

具体到本案中，原告出具的保函是附生效条件的，虽载明“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和问题由我司承担”，但其前提条件为对涉案集装箱“先予以装船”。该集装箱最终被拒绝装船，因此该保函并未生效。三被告不能援引该保函作为其免责的抗辩。

对于保函中同时出现中、英文两种表述，且内容不一致的情况。若当事人双方对应采用哪种表述，不能达成一致意见时，原则上应采用中文表述的含义。这也符合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八条关于书证形式的相关规定。

值得注意的是，由托运人出具保函在国际海上货物运输过程中，已成为一种常态。承运人往往通过其强势地位，要求托运人在保函中增加承运人免责事项，严重损害托运人的合法利益。应在通过司法手段规范托运人、承运人行为的同时，制定有针对性的范本格式，以保障海上航运业的正常秩序。

第二篇：上海东达进出口有限公司诉上海迅汇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有限公司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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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东达进出口有限公司诉上海迅汇国际货物运输

代理有限公司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案

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东达进出口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温浩，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陈健，上海市光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迅汇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佳，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胡小俐，上海市汇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上海东达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达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上海迅汇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迅汇公司）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海事法院（2010）沪海法商初字第3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0年9月1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2009年5月12日，东达公司以5票货物被迅汇公司在荷兰目的港无单放货为由，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原审法院以（2009）沪海法商初字第451-455号案立案受理。在上述5案审理期间，双方于2009年7月28日签订了一份协议书，约定由迅汇公司在约30天时间内委托目的港公证人员并通知东达公司到目的港堆场查看，并出具公证文书。如果公证文书上记载与上述5案提单项下的货物数量一致且置放于目的港仓库中，东达公司同意向迅汇公司支付由此而产生的公证、认证手续费用。如果公证文书上记载与上述5案提单项下的货物数量不一致且非置放于目的港仓库中，则由此而产生的公证、认证手续费用由迅汇公司自行承担。东达公司同意在协议签订后向原审法院缴纳相当于4,000欧元的人民币费用，作为向迅汇公司付款的保证。具体金额以相关部门最终开具的收据为准。协议签订后，东达公司按付款日的汇率将人民币37,306元汇入原审法院帐户。2010年5月10日，原审法院对上述5案作出一审判决，认定迅汇公司提供的公证文书符合证据形式要件，且记载的提单编号与上述5案提单编号相同，货物品名数量基本一致，东达公司缺乏足够的事实依据证明迅汇公司无单放货，遂判决对东达公司的诉讼请求均不予支持。2009年8月21日和9月15日，涉案货物的目的港代理向迅汇公司出具了两张公证认证费用发票，一张为公证员查验货物的发票，金额为1,050欧元，另一张为公证费和去荷兰海牙送快信工作的费用，其中公证费为857.65欧元，去荷兰海牙送快信工作的费用为1,650欧元，上述费用均需另付19%的税费为675.95欧元，共计4,233.60欧元。2010年8月5日，迅汇公司向目的港代理指定的银行汇出了上述费用。

原审法院认为，迅汇公司与东达公司因另5案纠纷，需对涉案货物是否还置放于目的港仓库进行公证证明，为此双方签订了一份协议，约定根据公证证明结果确定公证、认证费用由谁承担。该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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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应按协议约定履行义务。根据原审法院上述5案的判决及双方的协议约定，东达公司理应向迅汇公司支付涉案公证、认证费用。东达公司认为公证、认证费用中有关去荷兰海牙送快信工作的费用过高。原审法院认为，涉案公证、认证费用不仅仅是公证费用，还应该包含相关的交通、代理等费用，且迅汇公司与东达公司在协议时已对该费用作出预计，协议费用4,000欧元与实际费用4,233.60欧元相差不大，说明双方在协议时对该费用的预计基本符合实际情况，且协议约定以相关部门最终开具的收据为准。对涉案公证、认证费用，原审法院予以认定。

关于涉案两张发票是否需要再进行公证、认证的问题。原审法院认为，根据双方协议的约定，在原审法院已经认定迅汇公司在另5案中提供的经公证、认证的公证文书，且迅汇公司并没有无单放货的情况下，迅汇公司已经按约提供了目的港代理开具的两张发票原件，符合双方的约定，迅汇公司事后也支付了公证、认证费用。因此，涉案两张发票无需再行公证、认证。另外，东达公司对公证文书出具的时间和公证数量异议的抗辩理由，并不能否定公证文书的有效性及本案的事实，原审法院不予采纳。

综上，迅汇公司请求判令东达公司支付公证、认证费用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予以支持。但迅汇公司请求偿付自其付款之日起的全部利息损失，理由不当，双方协议并无约定利息，且东达公司已经按约将公证、认证费用汇入原审法院帐户，对迅汇公司的该项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遂判决：东达公司向迅汇公司支付公证、认证费用4,233.60欧元。

东达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并依法改判。主要理由为：

1、根据东达公司与迅汇公司签订的协议书约定，办理公证、认证的时间应为30天，而迅汇公司实际办理的时间超过了上述约定，其行为已构成根本违约，东达公司有权拒绝支付任何费用。

2、迅汇公司提供的相关发票系在境外形成，应当办理相应的公证认证手续，故该发票形式不符合我国法律规定。

3、东达公司向原审法院支付4,000欧元旨在作为将来付款之保证，并非如原审法院认定是双方对公证认证费用的预估，同时1,650欧元的快递费用与办理公证、认证无关。

迅汇公司辩称：本案的起因源于迅汇公司与东达公司无单放货5案在审理过程中双方达成的一个协议，即如果迅汇公司构成无单放货，则相应的公证认证费用由迅汇公司承担。现原审法院认定迅汇公司不构成无单放货，因此，公证认证费用应当由东达公司承担。原审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要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的证据材料。

本院经审理查明，基于现有证据，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

本院认为，本案系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争议焦点是东达公司是否应当承担涉案的公证、认证费用共计4,233.60欧元。根据东达公司与迅汇公司于2009年7月28日签订的协议书第一条内容，即迅汇公司同意在本协议签订之后尽快办理相关的公证、认证手续，办理时间约为30天来看，双方对办理公证、认证时间约为30天的约定，实为对办理公证、认证手续所需时间的预估，且涉案公证、认证系由第三方办理，不受本案当事人掌控，故本院认为，只要迅汇公司在办理公证、认证手续上没有故意懈怠的行为或在合理期限内办妥相应的公证、认证手续，东达公司以迅汇公司超时为由，拒绝支付约定的费用，本院难以支持。

关于涉案公证、认证费用发票的证明效力问题。根据双方签订的协议书第二条，即东达公司同意向迅汇公司支付公证、认证手续费用的金额以相关部门最终开具的收据为准之约定，结合迅汇公司通过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境外汇款申请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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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款金额、收款人名称等信息均与涉案公证、认证费用发票内容吻合，本院认为，公证、认证费用发票虽系境外形成，但并非认定本案事实的唯一证据，其与境内相关证据之间构成完整的证据链，故对公证、认证费用发票的效力，本院予以认定。东达公司诉称1,650欧元的快递费与公证费用无关，根据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涉案的两张发票，一张为公证员查验货物的发票，另一张为公证费和几次往返海牙的快递工作。本院认为，结合原审的证据材料，办理本案的公证、认证涉还需公证员到涉案仓库查验货物，据此，涉案公证、认证费用不仅是公证、认证费用本身，还应包含相关的交通、陪同、快递工作等费用。这些费用的产生应当包含在公证、认证的手续之中，是为办理公证、认证的合理支出，故原审对该节事实的认定，本院予以确认。综上，东达公司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五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723.98元，由上诉人上海东达进出口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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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太平洋与中远航运股份有限公司、第三人海南一汽海马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水路货物运输合同货损赔偿纠纷案（最终版）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与中远航运股份有限公司、第三人海南分公司海南一汽海马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水路货物运输合同货损赔偿纠纷案

裁判摘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作为特别法，优先适用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的审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二条第二款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之间的海上货物运输，包括内河货物运输和沿海货物运输，不能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四章的规定，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有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1）民提字第12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中远航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许立荣，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张佳春，北京市天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韩翠晶，北京市天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负责人：项勇，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任雁冰，广东恒福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梁永刚，广东恒福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第三人：海南一汽海马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绍明，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陈勇。

再审申请人中远航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远公司)与被申请人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以下简称太保海南公司)、一审第三人海南一汽海马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马销售公司)水路货物运输合同货损赔偿纠纷一案，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3月12日作出(2010)琼民三终字第2号民事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中远公司不服该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0年 11月19日以(2010)民申字第1504号民事裁定，决定对本案提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1年2月1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中远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张佳春、韩翠晶，被申请人太保海南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任雁冰，一审第三人海马销售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陈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太保海南公司向一审海口海事法院起诉称：2007年1月1日，海南金盘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盘物流公司)代表海马销售公司，与中远公司签订了《车辆运输合作协议》。2007年12月17日，中远公司“富源口”轮装运海马销售公司所有的海马牌商品车610台，由海口开往上海。海马销售公司同时就该批汽车向太保海南公司投保了 水路运输保险。2007年12月23日，当上述商品车到达上海时，发现大部分车辆严重受损。太保海南公司共向海马销售公司赔偿保险理赔款16395960元，并支付了其他相关费用807804元。请求判令：

1、中远公司赔偿保险理赔款和其他费用损失及上述两项损失的利息；

2、中远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以及因诉讼所支出的其他有关费用。

中远公司一审答辩称：

1、与中远公司签订水路运输合同的是金盘物流公司，而非海马销售公司，太保海南公司主体不适格，无权行使保险代位求偿权；

2、涉案火灾事故因汽车自燃引起，承运人无需承担责任；

3、太保海南公司诉称的货损金额不真实、不合理；

4、即使中远公司需承担赔偿责任，也只应在海事赔偿责任限制范围内承担责任。中远公司庭前向海口海事法院提出《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申请书》，请求的赔偿限额为7900000元。

海口海事法院一审查明：海马销售公司与金盘物流公司于2006年12月31日签订的《协议书》约定，海马销售公司将海马商品车的物流、仓储、运输等事项委托给金盘物流公司运营，金盘物流公司负责海马销售公司委托的海马商品车的物流、仓储、运输等工作；金盘物流公司对海马销售公司经销汽车产品进行投保，包括运输险和仓储险；在汽车产品运输、仓储期间发生保险事故的，由金盘物流公司开展索赔工作。2007年1月1日，金盘物流公司与中远公司签订《车辆运输合作协议》，金盘物流公司指定中远公司作为承运车从海口至上海水路运输的承运商，由中远公司利用其滚装船为金盘物流公司实施海口至上海的承运车水路运输。该协议第十七条第8项约定，因不 可免责原因，中远公司违反协议致使金盘物流公司或承运车厂家遭受损失，金盘物流公司或承运车厂家有权提出索赔。第二十二条第1项规定，“承运车厂家”是指承运车的制造商或负责承运车销售管理的企业。根据《独家经销商协议》，海马销售公司是涉案车辆的所有权人。2007年12月16日，金盘物流公司为涉案货物投保了水路运输基本险，太保海南公司为保险人，海马销售公司为被保险人，投保标的为海马牌轿车610辆，运输工具为“富源口”轮，起运港为海口秀英码头，目的港为上海海通码头。同年12月17日，中远公司所属的“富源口”轮装载海马销售公司所有的海马牌轿车611辆(其中1辆为试验车)，由海口运往上海。上述车辆均拥有车辆合格证，证明“富源口”轮承运车辆均为一汽海马汽车有限公司出厂的新车，其出厂前均经过严格的强制测试(包括路试等)，对于行驶和运输途中可能产生的任何情况(包括可能的颠簸和震动等)均能保证安全。涉案船舶《海事报告》及《航海日志》证明，2007年12月21日约0950时，当航行至舟山群岛附近海域时，船上货舱发生火灾，船舶立即组织船员进行灭火，12月 22日约0823-0835时，经派船员下船舱探火，证实火已被扑灭，12月23日1700时船舶到达上海海通码头。涉案火灾燃烧范围广，中心及其所影响区域温度高，甚至造成甲板产生变形。火灾共涉及462辆车，为便于事故处理和车辆检查，双方确认将所涉车辆回运到海口。之后，被保险人海马销售公司与保险人太保海南公司于2008年 4月10日达成《保险赔付协议》，双方确认太保海南公司就涉案受损海马商品车向海马销售公司赔付16395960元，其中包括 太保海南公司于2008年2月3日向投保人金盘物流公司预付赔款1000000元；协议生效前已发生的施救费用(清洗费、场地费、保管费、回运费)由太保海南公司另行支付给金盘物流公司；协议生效后，海马销售公司同意将向第三者追偿的权益转让给太保海南公司。同年4月24日，太保海南公司向海马销售公司转账支付15395960元，海马销售公司向太保海南公司出具了赔款收据。

保险事故发生后，“富源口”轮未向消防机构进行报告和申请火灾原因调查。为查明涉案火灾原因，太保海南公司、中远公司分别单独就火灾发生原因委托鉴定。太保海南公司委托中国检验认证集团上海有限公司进行鉴定，该公司出具《鉴定报告》，证明“富源口”轮火灾事故系车辆本身之外的原因所致。中远公司委托浙江出入境检验检疫鉴定所鉴定，该鉴定所出具《司法鉴定报告书》，证明本案火灾事故是因车辆本身自燃所致；中远公司委托上海悦之保险公估有限公司进行鉴定，该公司出具《公估报告》，证明本案火灾事故是因车辆本身自燃引起；中远公司委托广州海正保险公估有限公司进行鉴定，该公司出具《检验报告》，证明本案火灾事故是因车辆本身自燃引起。经审查，上述作出有关火灾原因认定的机构均不具备公共管理职能，不具备火灾调查和认定的资质及营业范围。

太保海南公司、中远公司和海马销售公司为证明涉案火灾所造成的损失，分别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太保海南公司为证明其损失，提供了《关于“富源口”轮事故中19辆受损海马商品车的检查报告》、《关于“富源口”轮事故中443辆受损海马商品车的检查报告》和《“富 源口”轮承运车辆损失评估报告》等主要证据，证明经车辆生产厂家一汽海马汽车有限公司质量管理部依照相关产品质量和检验标准检查，涉案火灾事故造成“富源口”轮承运车辆中19辆全损、443辆产生严重损失和损害；经其经营管理部评估，涉案火灾事故造成“富源口”轮承运车辆受损金额为27860950元。第三人海马销售公司也提供了同样的证据。另，太保海南公司委托海口市价格认证中心对损失进行鉴定，该中心具备价格鉴定资质，出具《估价报告书》证明涉案火灾事故造成“富源口”轮承运车辆受损金额为 16797902元。中国检验认证集团上海有限公司出具《鉴定报告》，证明涉案受损车辆的损失情况和剩余价值为21809698元。该公司并不具备价格鉴定资质，有关损失数额引用海口市价格认证中心出具《估价报告书》中的有关认定。为证明涉案车辆的实际处理情况，海马销售公司提供了涉案受损车辆经修复后实际处理的销售合同及其发票，证明涉案受损车辆共444辆(含 1台试验车)经修复后的销售价格共计为 19245400元。中远公司另单方委托浙江出入境检验检疫鉴定所和广州海正保险公估有限公司进行鉴定。浙江出入境检验检疫鉴定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报告书》，证明涉案受损车辆的损失总额应为4597340元，该鉴定所的营业范围不包括价格鉴定。广州海正保险公估有限公司具备价格评估资质，出具《检验报告》证明受损车辆的损失金额应为4566500元。中远公司委托代理人所在的广东恒运律师事务所主任黄亚泉先生是广州海正保险公估有限公司最大的股东，且黄亚泉先生曾受中远公司委托，于2008年3月5日就本案火灾事故的处理，向金盘物流公 司和太保海南公司发出过《声明》。火灾事故发生后，太保海南公司为确定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和程度，以及对受损车辆进行施救、处理，在与中远公司协商一致的情况下，将涉案受损车辆从上海回运到海口，并产生码头堆存费 321618元、搬运及美容费132200元、清洗费97240元、转运费13230元、看管费 20900元、评估鉴定费107700(32700元+75000元)元，以及其在诉前为保全证据而支出的证据保全费5000元，共计 697888元。

另查明，根据交通部2006年公布的《老旧运输船舶管理规定》，“富源口”轮虽系老旧船舶，但其属于五类老旧海船，其强制报废期限为34年以上，而本案火灾事故发生时，该轮的船龄只有25年，还远未达到需强制报废的年限。“富源口”轮具有包括《船舶国籍证书》、《货船构造安全证书》、《货船设备安全证书》、《安全管理证书》、《船体和轮机人级证书》、《船舶年审合格证》及《最低安全配员证书》等各项有效的适航证书，在没有其他相反证据证明的情况下，认定“富源口”轮适航。根据“富源口”轮《船舶国籍证书》和《船舶所有权证书》，该轮的总吨为8553吨，核定的经营范围为国内沿海及长江中下游各港口间商品汽车整车运输。2009年10月23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特别提款权对人民币的折算率为1特别提款权兑换10.9057元人民币。

结合本案的事实，一审海口海事法院对本案争议焦点的分析认定如下：

(一)关于太保海南公司的主体资格问题。海马销售公司与金盘物 流公司于2006年12月31日签订的《协议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的规定，其性质属于委托合同，金盘物流公司是受托人，海马销售公司是委托人。2007年1月1日，金盘物流公司与中远公司签订《车辆运输合作协议》，该协议实际上是金盘物流公司代表海马销售公司与中远公司签订的。而且，根据第三人海马销售公司和中远公司提供的2004年、2005年、2006年和 2008的车辆运输合作协议，从2004年开始，中远公司就以此种方式与金盘物流公司进行合作。故中远公司对于金盘物流公司与海马销售公司的关系以及金盘物流公司的代理人身份应该是很清楚的。中远公司主张其如果知道委托人是海马销售公司就不会与金盘物流公司签订合同，但没有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因此，对太保海南公司主张的海马销售公司与中远公司之间存在水路货物运输合同的事实，予以认定。

2007年12月16日，金盘物流公司为涉案货物投保了水路运输基本险，太保海南公司为保险人，海马销售公司为被保险人。火灾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海马销售公司与保险人太保海南公司达成《保险赔付协议》。2008年4月24日，太保海南公司向海马销售公司转账支付15395960元，海马销售公司向太保海南公司出具了赔款收据。太保海南公司向海马销售公司支付保险赔款，不仅有赔付协议，而且有银行转账凭证及赔款收据，对于太保海南公司主张的其已就涉案受损海马汽车向海马销售公司支付保险赔款的事实，予以认定。

(二)关于涉案火灾事故原因问题。关于太保海南公司提供的中国检验认证集团上海有限公司出具的《鉴定报告》和中远公司提供的浙 江出入境检验检疫鉴定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报告书》、上海悦之保险公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公估报告》、广州海正保险公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检验报告》，因出具报告的机构及其鉴定、检验人员均不具有从事火灾事故原因鉴定的资质或资格，违反了国家有关火灾事故鉴定及处理的强制性规定，且其鉴定和检验人员均不具备火灾鉴定及船舶、汽车电器等方面的专业知识。对于上述鉴定、检验和公估报告的证据效力，不予认定；对其所作出的火灾原因认定，不予采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五十一条的规定，以及公安部于2009年4月颁发的《火灾事故调查规定》第五条的规定，火灾事故调查和处理的唯一法定机构是公安消防机构，除此之外，其他任何单位和部门均无权、无资质、无能力对火灾事故进行调查和处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事故调查处理条例》第九条的规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中远公司及“富源口”轮船长负有报告火灾事故并申请公安消防机构进行鉴定的法定义务。由于中远公司未能及时报告和申请公安消防机构进行调查、鉴定，导致本案火灾事故因时过境迁而无法查明其原因。因此，对于太保海南公司、中远公司及海马销售公司所主张的本案火灾事故是因“汽车本身以外的原因”或“车辆本身自燃”所致的事实，不予认定。因无法查明火灾事故原因，故认定涉案火灾事故原因不明。

(三)关于涉案火灾损失认定的问题。浙江出入境检验检疫鉴定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报告书》，证明涉案受损车辆的损失总额应为4597340元。该鉴定所虽然具有司法鉴定资质，但其不具有商品价格 认证或鉴定资质。对该鉴定报告的证据效力及中远公司所主张的涉案受损车辆损失金额，不予认定。

广州海正保险公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检验报告》，证明受损车辆的损失金额应为4566500元。但该检验机构与中远公司存在利害关系。其在报告上署名的检验人员蔡兆春当时不具有检验或公估资格，且其拒绝在法庭笔录上签字。因此，对于该检验报告，不予采信。

海口市价格认证中心是本案中唯一具有价格司法鉴定资质的机构。本案受损车辆作为刚出厂的新车，经过火灾高达1000度以上的高温烘烤，其油漆、内在零部件等均发生不同程度的质变，并有潜在质量风险，不仅已经无法修复到新产品的标准，更无法统一其修理费用；而且，如果只对其进行简单的外观修理，而不进行任何内部零部件的质量检查和修理，其结果将无法保证车辆的正常安全行驶。认证中心鉴定人员从受损车辆的这一实际出发，使用市场法定损，相比中远公司举证中所使用的修复法，更符合本案实际，也更具有合理性。该《估价报告》关于车辆损失的描述与中国检验认证集团上海有限公司鉴定人员的描述基本一致，其定损结果也获得了中国检验认证集团上海有限公司鉴定人员的认可；受损车辆443辆(不包括全损的19辆)在经过修理、运输及承担质量风险后的处理价格约为1900万元，即使不考虑其所附加的修理费和运输费，涉案车辆的价格损失仍达到约2000万元，而估价报告的定损金额为1600多万元，与车辆实际处理价格相比最为接近，这些均反映了估价报告的公正性和合理性。因此，对于海口市价格认证中心出具的《估价报告书》的证据效力及其对本 案受损车辆所作的定损结论，即损失金额为16797902元，予以认定。

太保海南公司为确定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和程度，以及对受损车辆进行施救、处理，在与中远公司协商一致的情况下，将涉案受损车辆从上海回运到海口，由此所发生的码头堆存费、搬运及美容费、清洗费、转运费、看管费、评估鉴定费，以及在诉前为保全证据而支出的证据保全费，共计697888元。上述费用的发生均有相关的协议及发票证明，且均属必要、合理，予以认定。

(四)关于中远公司是否可以享受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的问题。“富源口”轮属于从事国内沿海运输的适航船舶，本案货物损失也不是由于中远公司的故意或者明知可能造成损失而轻率地作为或者不作为造成的，中远公司有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十一章有关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及交通部《关于不满300总吨船舶及沿海运输、沿海作业船舶海事赔偿限额的规定》规定的赔偿限额赔偿损失。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9年10月23日公布的特别提款权对人民币的比率计算，中远公司可享受的海事赔偿责任限额为人民币 8243897元。

综上，本案系水路货物运输合同货损赔偿纠纷。本案《车辆运输合作协议》在性质上属于水路货物运输合同，其虽系金盘物流公司与中远公司签订，因金盘物流公司是海马销售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该协议项下所约定的金盘物流公司的权利和义务应由海马销售公司享有和承担。且该协议也明确约定，海马销售公司作为承运车厂家有权就货物损失向承运人提出索赔。因此，海马销售公司与中远公司之间存在水路货物运输合同关系。太保海南公司是本案所涉汽车的保险人，其已向被保险人海马销售公司支付了保险赔偿金及相关施救费用，有权行使代位求偿权向承运人中远公司提出索赔。中远公司关于海马销售公司与中远公司之间不存在水路货物运输合同关系，因而太保海南公司无权向其行使代位追偿权及太保海南公司主体不适格的主张，不予支持。

太保海南公司在本案中代位的是被保险人海马销售公司在水路货物运输合同项下的地位，故其应受该水路运输合同的调整。该运输合同，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内容明确、规范，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法确认有效。中远公司作为本航次货物运输的承运人，其责任期间为从货物装上船时起至卸下船时止。按照《国内水路货物运输规则》第四十八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一十一条的规定，沿海货物运输承运人承担的是一种较为严格的赔偿责任，除因不可抗力、货物本身的原因、托运人或收货人本身的过错所造成的货物损失外，承运人均应承担赔偿责任，并且承运人对其除外责任负有举证责任。“富源口”轮在运输途中，因船舱发生火灾事故，造成其承运的汽车受损，中远公司虽主张本案火灾事故是因托运人交付的汽车自燃引起，但不能举证证明本案火灾事故属于汽车自燃以及属于《国内水路货物运输规则》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的其他免责事项；且由于中远公司未能及时报告和申请公安消防机构进行调查、鉴定，导致本案火灾事故因时过境迁而无法查明其原因，中远公司的免责主张不成立。中远公司应对本案中太保海南公司所遭受的损失及其利息承担赔偿责任。

“富源口”轮属于从事国内沿海运输的适航船舶，中远公司有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十一章有关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及交通部《关于不满300总吨船舶及沿海运输、沿海作业船舶海事赔偿限额的规定》规定的赔偿限额赔偿损失。太保海南公司请求的超过赔偿限额部分的损失，不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一十一条、第四百零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十一章、第二百四十条第一款、第二百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二百七十七条的规定，一审判决：

1、中远公司赔偿太保海南公司经济损失8243897元；

2、驳回太保海南公司对中远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中远公司、太保海南公司均不服一审判决，向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中远公司上诉称：

1、太保海南公司的被保险人海马销售公司与中远公司之间不存在水路货物运输合同关系；

2、火灾事故系汽车自燃所致，中远公司无需承担赔偿责任；

3、太保海南公司未能完成有效证明涉案所称受损车辆实际损失的举证责任。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者另行改判驳回太保海南公司的诉讼请求。

太保海南公司上诉称：一审判决没有计算海事赔偿责任限额利息，显属错误。其余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

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海口海事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另查明：

1、广州海正保险公估有限公司具备估价资质和营业范围。广州海正保险公估有限公司注册资金为人民币200万元，股东为 黄亚泉、张金带、黄安华、黄安文四人，其中黄亚泉和张金带各占30％的股份，黄安华、黄安文各占20％的股份。黄亚泉同时为广东恒运律师事务所主任，本案中远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黄晖系广东恒运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陈群系广东恒运律师事务所律师助理。蔡兆春于2008年9月 21日获得保险公估资质，而广州海正保险公估有限公司作出《检验报告》的日期为 2008年8月13日，在检验期间，蔡兆春并没有保险公估资质。《检验报告》上打印有蔡兆春和韩军明两人名字，但无手写签字，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周翠英没有在上面签字。

2、一汽海马汽车有限公司质量管理部和经营管理部是一汽海马汽车有限公司的两个内设机构。

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情况，结合本案的事实，对本案争议焦点的分析认定如下：

(一)关于太保海南公司是否具备本案诉讼主体资格的问题。2007年1月1日，金盘物流公司与中远公司签订《车辆运输合作协议》。该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强制性法规的规定，是有效的协议，各方当事人应予遵守和履行。海马销售公司是涉案车辆的销售管理企业及所有权人。海马销售公司与金盘物流公司协议约定，海马销售公司委托金盘物流公司对海马汽车进行运输等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四十二条关于托运人概念和范围的规定，海马销售公司属于委托他人为本人将货物交给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有关的承运人的人，是托运人。《车辆运输合作协议》第十七条第8项和第二十二条第1项赋予了海马销售公司在中远公司因不可免责 原因违反协议给金盘物流公司、各关联公司及托运人造成损失时，可以直接向中远公司提出索赔的权利。因此，海马销售公司根据《车辆运输合作协议》销售管理企业的相关约定及托运人的身份，有权向中远公司进行索赔。

2008年4月10日，被保险人海马销售公司与保险人太保海南公司达成《保险赔付协议》。太保海南公司提供的记账回执、支票存根及赔款收据表明，其已实际赔付了16395960元。太保海南公司向海马销售公司赔偿涉案车辆的损失之后，有权取代海马销售公司在《车辆运输合作协议》中的合同权利，向中远公司进行索赔。故本案太保海南公司是适格的诉讼主体，中远公司有关太保海南公司非本案适格诉讼主体的主张，不予支持。

(二)关于涉案火灾事故原因的认定问题。火灾事故调查是一项公共管理职能，未经法律及行政法规授权，任何单位不得行使该项职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五十一条、公安部于2009年4月颁发的《火灾事故调查规定》第五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事故调查处理条例》第九条第三款均明确火灾事故调查和处理的法定机构是公安消防机构，法律、行政法规并未授权其他机关、单位行使此项职能。《运输船舶消防管理规定》第二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六十四条均明确规定个人和组织在火灾发生后具有报警的义务。“富源口”轮船长在火灾后，没有报警并申请公安消防机构进行鉴定，其对火灾原因的查明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任何有关不报警、不鉴定的方案和约定都是非法、无效的。一审法院有关中远公司及“富 源口”轮船长负有报告火灾事故并申请公安消防机构进行鉴定的法定义务的认定准确。

为证明火灾原因，太保海南公司提供了中国检验认证集团上海有限公司出具的《鉴定报告》，中远公司提供了浙江出入境检验检疫鉴定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报告书》、上海悦之保险公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公估报告》、广州海正保险公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检验报告》。上述出具报告的机构不具备火灾鉴定人的执业资格和营业范围，不具备社会公共管理职能，违背了前述法律、法规有关火灾事故原因调查权、鉴定权应由公安消防机构行使的规定，其所出具的结论不具备合法性和证明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五十四条规定承运人应对在航运过程中所产生的货物灭失、损坏的免责事由承担举证责任，中远公司未能申请公安消防机构对火灾原因进行查明，其对火灾原因负有举证不能之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应由其承担不利的后果，对本次火灾所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三)关于涉案火灾造成的车辆损失的认定问题。《火灾事故调查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可以根据需要委托依法设立的价格鉴证机构对火灾直接财产损失进行鉴定。”第二十六条进一步规定：“对受损单位和个人提供的由价格鉴证机构出具的鉴定意见，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审查下列事项：(一)鉴证机构、鉴证人是否具有资质、资格；(二)鉴证机构、鉴证人是否盖章签名；(三)鉴定意见依据是否充分；(四)鉴定是否存在其他影响鉴定意见正确性 的情形。对符合规定的，可以作为证据使用；对不符合规定的，不予采信。”因此，符合《火灾事故调查规定》第二十六条审查事项的鉴定意见，法院可以采纳作为认定火灾损失的证据，中远公司有关除公安消防机构之外的组织均不具备统计火灾损失的资质或资格的主张，不予支持。

浙江出入境检验检疫鉴定所不具备价格鉴定资质和损失认定的营业范围，对其出具的《司法鉴定报告书》所做的损失认定不予确认。广州海正保险公估有限公司虽然具备价格评估的资质和营业范围，但作为《检验报告》签署人之一的蔡兆春在报告作出前并未取得有效的保险评估资质，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周翠英没有在《检验报告》上签字，该报告不具备合法性。蔡兆春在一审出庭接受询问时拒绝在庭审笔录上签名。另外，中远公司委托代理人所在的广东恒运律师事务所的主任黄亚泉先生是广州海正保险公估有限公司最大的股东，且黄亚泉先生曾受中远公司委托，于2008年3月5日就本案火灾事故的处理，向金盘物流公司和太保海南公司发出过《声明》，一审法院对广州海正保险公估有限公司与中远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认定并无不当。广州海正保险公估有限公司作为利害关系人应当在鉴定过程中回避而未予回避，违反了《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二十条有关回避的规定。对该公司出具的《检验报告》的效力不予认定。

海口市价格认证中心具有价格司法鉴定资质和营业范围，其出具的《估价报告书》符合《火灾事故调查规定》第二十六条所要求的审查条件。虽然中远公司提出该报告书中存在VIN码错误的问题，但该 瑕疵并不属于影响鉴定意见正确性的情形，对该《估价报告书》予以认定。涉案车辆在本案火灾中所受的损失为16797902元。

太保海南公司为确定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和程度，以及为对受损车辆进行施救、处理，在与中远公司协商一致的情况下，将涉案受损车辆从上海回运到海口，产生码头堆存费、搬运及美容费、清洗费等共计697888元。

综上，中远公司应对本案中太保海南公司所遭受的损失17093848元及其利息承担赔偿责任。“富源口”轮属于从事国内沿海运输的适航船舶，本案无证据表明涉案货物损失是由于中远公司的故意或者明知可能造成损失而轻率地作为或者不作为造成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五十八条和五十九条的规定，中远公司有权享受海事赔偿责任限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二百一十条第二款、《关于不满300总吨船舶及沿海运输、沿海作业船舶海事赔偿限额的规定》第四条以及一审查明的特别提款权的折算率，中远公司应对太保海南公司承担8243897元的赔偿责任。

(四)关于太保海南公司利息请求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二百一十三条的规定，债务人只有在设立基金的情况下才产生利息，本案中远公司并未设立基金，太保海南公司要求中远公司参照已设立基金的情形支付利息，法律无明文规定，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中远公司不服二审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称：

1、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之间的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而二审判决在认定“太保海南公司是否具备诉讼主体资格”、“涉案火灾事故原因”等问题时，均适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四章的规定；

2、金盘物流公司与海马销售公司签订的《协议书》不是委托合同，海马销售公司不能依据《车辆运输合作协议》向中远公司提出违约索赔。《车辆运输合作协议》第十七条第8项的约定不应该为中远公司设立对第三人的“违约责任”；

3、二审判决对本案火灾原因举证责任的认定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金盘物流公司应对事故承担全责；

4、二审判决对本案受损车辆损失金额的认定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撤销一、二审判决，改判驳回太保海南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并由太保海南公司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

太保海南公司答辩称：

1、本案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和《国内水路货物运输规则》，二审判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确有错误；

2、海马销售公司有权依据金盘物流公司与中远公司之间的《车辆运输合作协议》对中远公司提出违约索赔。二审判决根据《车辆运输合作协议》第十七条第8项的约定，认定海马销售公司可以直接向中远公司索赔是正确的；

3、二审判决认定中远公司对火灾造成损失的免责承担举证责任是正确的；

4、二审判决对涉案受损车辆损失的认定依据充分。

海马销售公司答辩称：

1、海马销售公司与金盘物流公司之间系委托代理关系，中远公司对此是明知的，海马销售公司可以向中远公 司提起违约之诉，太保海南公司诉讼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2、二审判决依据《车辆运输合作协议》第十七条第8项的约定，认定海马销售公司有权向中远公司索赔是正确的；

3、涉案火灾事故原因系因中远公司未依法履行法定义务而无法查明，中远公司对火灾原因负有举证不能的责任；

4、二审判决对广州海正保险公估有限公司的《检验报告》和浙江出入境检验检疫所的《司法鉴定报告书》的证据效力和得出的损失金额没有采信是正确的。

本案开庭审理过程中，中远公司提交了案涉390辆汽车从上海回运至海口的水路货物运单及462辆汽车的货载订舱单作为新证据，证明从上海至海口的运输系独立的水路货物运输合同。太保海南公司与海马销售公司对上述新证据的真实性均有异议，并认为虽然确实存在回运的事实，但回运行为只是双方处理问题的一个步骤，而不是独立行为。

太保海南公司提交了四份新证据：

1、海马销售公司的说明；

2、金盘物流公司的说明及该公司营业执照(副本)；上述证据用以证明海马销售公司与金盘物流公司之间是委托代理关系。

3、海马销售公司关于海马商品车编号的说明，用以证明海马商品车编号的原则和方法；

4、中远公司上市公布资料，用以证明中远公司为海马商品车厂家提供运输服务，而不是为金盘物流公司提供运输服务。中远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没有提出异议，但对与本案的关联性提出异议，并认为海马销售公司与金盘物流公司系兄弟公司，具有利害关系，其互相印证的证据1、2没有效力。证据4均为公司的宣传资料，不是对 本案特定合同的解释说明。海马销售公司对上述证据没有提出异议。本院经审查认为，中远公司提交的上海至海口的运单及货载订舱单，因均为复印件，且太保海南公司和海马销售公司均对其真实性有异议，本院不予认定。太保海南公司提交的4份新证据，因中远公司和海马销售公司对真实性未提出异议，本院予以认定。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的基本事实，有相关证据予以佐证，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为水路货物运输合同货损赔偿纠纷。金盘物流公司与中远公司签订的《车辆运输合作协议》合法有效，对各方当事人均具有约束力。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二审判决是否存在法律适用错误问题；(二)海马销售公司是否能够依据《车辆运输合作协议》向中远公司提出违约索赔，即太保海南公司是否具有合法的诉讼主体资格；(三)二审判决对本案火灾原因举证责任以及货损赔偿责任的认定是否正确；(四)二审判决对涉案受损车辆损失金额的认定是否正确。

关于法律适用问题。本案系中远公司履行其签订的《车辆运输合作协议》，负责承运涉案车辆海上运输期间，因承运车辆损坏而引起的纠纷，属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货损赔偿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作为特别法应当优先适用。但本案所涉运输为海口至上海，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之间的海上运输。《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二条第二款规定：“本法第四章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规定，不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之间的海上货物运输。”故《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四章不适用于本案，本案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 第四章之外的其他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没有规定的，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有关规定。

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对本案“太保海南公司是否具备诉讼主体资格”进行认定时，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四十二条关于托运人概念和范围的规定，认定海马销售公司属于委托他人为本人将货物交给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有关的承运人的人；对本案“涉案火灾事故原因”进行认定时，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五十四条关于承运人对其他原因造成损坏应当负举证责任的规定，认定中远公司对火灾事故原因负有举证不能的责任；对本案“火灾造成的车辆损失”进行认定时，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五十八条和五十九条的规定，认定中远公司有权享受海事赔偿责任限制。以上适用条款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四章的规定。故二审判决适用法律明显错误，应当予以纠正。

关于太保海南公司的诉讼主体资格问题。海马销售公司与金盘物流公司于2006年12月31日签订《协议书》约定：海马销售公司将海马商品车的物流、仓储、运输等事项委托给金盘物流公司运营，金盘物流公司负责海马销售公司委托的海马商品车的物流、仓储、运输等工作。金盘物流公司与中远公司于2007年1月1日签订《车辆运输合作协议》第一条约定：金盘物流公司指定中远公司作为承运车从海口至上海水路运输的承运商，由中远公司利用其滚装船为金盘物流公司实施海口至上海的承运车水路运输。第十七条第8项约定：因不可免责原因，中远公司违反协议致使金盘物流公司(含金盘物流公司 各关联公司、托运人)或承运车厂家遭受损失，金盘物流公司或承运车厂家有权提出索赔。本院认为，按照该协议的约定，中远公司在订立合同时，已经知道其所承运货物的托运人实际为“承运车厂家”，并且在协议中明确约定“承运车厂家”因中远公司违反运输合同而遭受损失时，具有向中远公司提出索赔的权利。该约定系协议当事人一致的意思表示，约定第三人可以直接向中远公司提出索赔，对各方当事人均具有约束力。该约定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四条规定的“当事人约定由债务人向第三人履行债务”的情形，中远公司主张海马销售公司无权依据《车辆运输合作协议》提起诉讼缺乏法律依据。《车辆运输合作协议》第二十二条第1项约定：“承运车厂家”是指承运车的制造商或负责承运车销售管理的企业。根据《独家经销商协议》，海马销售公司为涉案车辆的销售管理企业和所有权人。故海马销售公司有权依据《车辆运输合作协议》向中远公司提出索赔。保险人太保海南公司向海马销售公司支付保险赔偿后依法取得代位求偿权。二审判决认定太保海南公司具有合法的诉讼主体资格并无不当。

关于火灾事故原因的举证责任及货损赔偿责任。根据案涉“富源口”轮《海事报告》和《航海日志》的记载，“富源口”轮从海口至上海航行途中货舱发生火灾导致承运车辆受损。对此事实，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案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四章的规定，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七章运输合同的有关规定确定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一十一条规定：“承运人对 运输过程中货物的毁损、灭失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承运人证明货物的毁损、灭失是因不可抗力、货物本身的自然性质或者合理损耗以及托运人、收货人的过错造成的，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因此，中远公司作为货物运输合同承运人，对运输过程中造成的货物损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除非其举证证明存在法定免责事由。中远公司主张涉案火灾事故因汽车自燃引起，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二审判决对火灾事故原因举证责任的认定并无不当。

为证明案涉火灾事故的原因，太保海南公司提交了中国检验认证集团上海有限公司出具的《鉴定报告》，中远公司提交了浙江出入境检验检疫鉴定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报告书》、上海悦之保险公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公估报告》和广州海正保险公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检验报告》。本院认为，公安部《火灾事故调查规定》第六条规定：“火灾事故的调查由公安消防机构负责实施。”第十条规定：“各级公安消防机构应当配备专职或者兼职火灾事故调查人员。火灾事故调查人员应当按照公安消防监督人员资格管理的有关规定，取得岗位资格。”因此，火灾事故调查和处理机构应当为公安消防机构，调查人员应当具备相应的岗位资格。中远公司和太保海南公司委托的机构并非公安消防机构，检验师和鉴定人均不具备火灾事故鉴定的岗位资质。二审判决对中远公司和太保海南公司提交的鉴定、检验和公估报告中作出的火灾原因认定均不予采信并无不当。火灾事故发生后，因中远公司并未向公安消防机构以及港务监督部门报告，造成火灾原因无法查明。中远公司不能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其对火灾事故具有法定免责事由，二 审判决由中远公司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对火灾事故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并无不当。

原审查明，2007年12月23日“富源口”轮到达上海海通码头，因运输途中发生火灾导致承运车辆受损。中远公司与金盘物流公司经协商一致签署了车辆回运协议。该协议第一条约定：关于“富源口”轮 2007年12月21日货舱起火一事的后续处理由双方通过友好协商或其他方式解决。第二条约定：事故中涉及的462辆商品车(包括目前暂存舱内的72台)由“富源口”轮重新运回海口。结合《海事报告》和《航海日志》的记载，该回运协议已经充分证明了火灾事故的发生以及车辆受损的后果。中远公司认为没有编制卸车交接记录就不能证明货损事实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回运协议第五条约定：车辆在卸货港交货后，中远公司从上海至海口段的运输责任即告终止，风险转移至金盘物流公司承担。中远公司认为该约定说明回运协议履行完毕，货物风险责任已经转移至金盘物流公司，中远公司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本院认为，回运协议所指的从上海至海口的水路运输确系独立的运输合同，但协议第五条约定的风险责任的转移仅仅是针对上海至海口段运输过程中可能产生的风险责任。该回运协议的签订以及回运的事实并不能视为金盘物流公司就火灾事故放弃对中远公司的索赔，也不能视为金盘物流公司对中远公司关于火灾原因系车辆自燃的主张表示默认。再审申请人中远公司认为金盘物流公司的卸货行为和回运行为既证明运输合同履行完毕，也表明金盘物流公司愿意自行承担货损责任的主张缺乏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

关于车辆损失金额。为证明车辆受损情况，中远公司提交了浙江出入境检验检疫鉴定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报告书》和广州海正保险公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检验报告》。浙江出入境检验检疫鉴定所的业务范围不包括价格鉴定，不具有商品价格鉴定资质。广州海正保险公估有限公司作为利害关系人在鉴定过程中并未回避，且其《检验报告》签署人蔡兆春在报告作出时并未取得相应鉴定资质，并拒绝在一审庭审笔录上签名。二审判决对上述两份鉴定检验报告不予采信并无明显不当。

太保海南公司为证明车辆受损情况，提交了海口市价格认证中心出具的《估价报告书》、《车辆堆存协议》及发票、《车辆清洗协议》及发票、运输发票等一系列证据材料。为证明受损车辆的实际处理情况，根据中远公司的申请以及一审法院的要求，海马销售公司补充提供了案涉受损车辆经修复后实际处理的销售合同及其发票。太保海南公司委托的海口市价格认证中心具有价格司法鉴定资质和营业范围，二审判决对该《评估报告书》的证据效力予以认定并无不当。

根据回运协议的约定，各方当事人对火灾事故造成462辆商品车受损，所有事故车辆均由中远公司运回海口后卸至海口秀英港码头的事实并无异议。为确定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和程度，太保海南公司委托海口市价格认证中心对事故车进行检验并无不当。中远公司关于《估价报告书》与本案争议货损不存在事实关联性的主张缺乏充分的事实依据。

本案受损车辆为新车，经过火灾事故的高温烘烤后，存在潜在质 量风险，修复后的车辆价值相比新车有很大的差异。海口市价格认证中心出具的《估价报告书》采用市场法定损，相比中远公司主张的以修复价格确定损失更为符合实际，也更为合理。此外，结合海马销售公司提交的案涉受损车辆经修复后实际处理的销售合同及其发票，二审判决对《估价报告书》中关于车辆损失金额为16 797 902元的定损结论予以认定并无不当。中远公司并未提交充分的相反证据，其关于二审判决认定损失金额错误的主张缺乏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中远公司作为案涉货物运输合同承运人，对运输过程中发生火灾事故造成承运车辆的损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富源口”轮属于从事国内沿海运输的适航船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二百零四条的规定，中远公司有权享受海事赔偿责任限制。二审判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四十二条、第五十四条、第五十八条、第五十九条属于法律适用错误，应予纠正，但认定事实清楚，判决结果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0)琼民三终字第2号民事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淑梅

代理审判员 胡 方

代理审判员 傅晓强

二�一一年三月十日

书 记 员 赵 迪 审判长简介

王淑梅高级法官：1963年出生，法学硕士。1999年起任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员。

第四篇：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福州办事处诉永德信集团(福建)水泥有限公司等借款合同纠纷案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福州办事处诉永德信集团（福建）水泥有限公司等借款合同纠纷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05）榕民初字第40号

原告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福州办事处。

负责人林光松，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徐晓江，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梁秋华，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永德信集团（福建）水泥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云孝，董事长。

被告李云孝。

以上两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华燕，福建浩辰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福州办事处与被告永德信集团（福建）水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德信水泥公司）、李云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由审判员林岩担任审判长，由代理审判员黄勤武主审，代理审判员郑颖参加评议，于2005年8月3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代理人梁秋华，被告永德信水泥公司、李云孝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华燕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福州办事处诉称，被告永德信水泥公司因为对福州万德福录影带有限公司、永德信（福建）彩印有限公司、福州佳德磁带有限公司三家公司的借款提供担保，被福州中院以（2002）榕经初字第292、294、295号民事判决书判定向原告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判决生效后，因为三个主债务人未履行还款义务，原告于2003年12月申请福州中院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永德信水泥公司进行执行，同时请求对其财产进行查封。2004年2月26日福州中院裁定对永德信水泥公司的机器设备进行了查封。查封后，经调查发现两被告居然于2004年2月12日签订了一份《借款合同》，永德信水泥公司确认截止2002年12月31日，共欠李云孝借款本金人民币8753240元。两被告同时还签订了一份《抵押合同》，约定永德信水泥公司以其所有的机器设备余额抵押给李云孝作为偿还上述借款的担保。同日，两被告到尤溪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动产抵押登记手续。由于被告永德信水泥公司在已有多个普通债权人的情形下，在清偿债务时，经与被告李云孝恶意串通，将机器设备事后抵押给被告李云孝，并已使被告永德信水泥公司丧失了履行原告债务的能力，故被告永德信水泥公司向被告李云孝所设定的抵押，明显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担保法解释》）第六十九条所禁止设立的恶意抵押，该恶意抵押已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请求：

1、依法确认被告永德信水泥公司以其机器设备对债权人李云孝所作的抵押为无效抵押；

2、依法撤销被告永德信水泥公司以其机器设备对债权人李云孝所作的抵押行为；

3、判令两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的诉讼费用。

原告向本院提交以下8份证据：

1、（2002）榕经初字第292号民事判决书；

2、（2002）榕经初字第294号民事判决书；

3、（2002）榕经初字第295号民事判决书；

以上三份证据共同证明（1）以生效的判决确定了被告永德信水泥公司对三个主债务人拖欠的原告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2）被告李云孝是被告永德信水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与被告永德信水泥公司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3）三份判决均由一审生效，因此原告针对被告永德信水泥公司的债权已被确认。

4、（2003）榕执申字第270-2号民事裁定书：查封机器、设备；（2003）榕执申字第270号送达回证；证明（1）被告永德信水泥公司的机器设备及房地产已被法福州中院查封；（2）三份裁定书已经送达被告永德信水泥公司；（3）原告针对被告永德信水泥公司的债权进入了法院强制执行阶段；（4）结合《借款合同》、《抵押合同》签订的时间可以看出，被告永德信水泥公司对被告李云孝所作的抵押，是在原告的债权经生效的判决确认后，符合《担保法》解释第69条的规定，是依法应予以撤销的抵押行为。

5、被告永德信水泥公司与被告李云孝签订的《借款合同》，证明（1）签订《借款合同》的时间是2004年2月12日，该时间是被告永德信水泥公司对被告李云孝的债权的确认时间，《借款合同》是在原告对被告永德信水泥公司的债权经生效判决确定并经执行立案后才形成；（2）由此可知被告李云孝对被告永德信水泥公司拥有的债权存在事后虚拟的可能，目的是以抵制原告债权的实现。

6、被告永德信水泥公司与被告李云孝签订的《抵押合同》，证明（1）签订《抵押合同》的时间是2004年2月12日，该《抵押合同》是在原告对被告永德信水泥公司的债权经生效判决确定并经执行立案后才形成；（2）该抵押符合《担保法》解释第69条关于恶意抵押的规定，是无效抵押。

7、机器设备清单，证明是可供法院执行以实现原告债权的财产，但却由于被告永德信水泥公司与被告李云孝的恶意抵押，变相地转移了财产，对抗法院执行，严重地损害了原告的利益。8、2003年5月19日，被告永德信水泥公司与中国银行尤溪支行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证据8-1）；2003年6月4日，被告永德信水泥公司与中国银行尤溪支行签订的《房地产抵押合同》（证据8-2）；2003年6月2日《房地产估价结果报告》（证据8-3）；证明（1）被告永德信水泥公司将其所有的房地产和机器设备抵押给中国银行尤溪支行，抵押财产金额为2255万元人民币；（2）、被告永德信水泥公司将其所有的座落在尤溪县西摈镇的房地产抵押给中国银行尤溪支行，房地产当时价值1128万元人民币。

被告永德信水泥公司、李云孝辩称：

1、原告提起的诉讼程序错误，本案应通过行政诉讼程序解决。原告在民事诉状中载明其主要诉讼请求是确认两被告的抵押无效并予以撤销。两被告于2004年2月12日就机器设备的抵押向尤溪县工商局办理了登记申请，尤溪县工商局已依法确认了抵押合同的有效性，抵押合同自登记之日起生效，在抵押行为之上已覆盖了一个生效的行政确认行为。因此，如果原告认为两被告签订的抵押合同侵犯了其合法债权，应提起行政诉讼，而不能以永德信水泥公司和李云孝为被告直接提起民事诉讼。

2、永德信水泥公司与抵押权人李云孝签订的《抵押合同》内容真实、形式合法，具有法定效力。双方签订《抵押合同》是为了保障真实债权的实现，并不存在任何主观恶意，且该抵押合同经行政机关依法登记确认，并已发生法律效力。而且，（2003）榕执申字第270-2号民事裁定生效后，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没有采取实际查封措施，原告也一直未有异议。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起诉。

被告永德信水泥公司向本院提交以下5份证据：

1、永德信水泥公司与李云孝订立的借款合同；

2、福建建联有限公司责任会计师事务所专项审计报告；

以上两份共同证明永德信水泥公司与李云孝间存在真实的债权债务关系。

3、永德信集团（福建）有限公司与李云孝订立的抵押合同； 4、2003年尤最高抵字0501号最高额抵押合同；

以上两份证据共同证明永德信水泥公司与李云孝订立的抵押合同内容真实合法。

5、（2004）尤工商抵押登字第003号《抵押物登记证》，证明永德信水泥公司与李云孝订立的抵押合同已经过行政机关依法登记确认，足以发生对抗第三人的法律效力。

经庭审质证，双方当事人对以下事实无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1、被告永德信水泥公司曾为福州万德福录影带有限公司、永德信（福建）彩印有限公司、福州佳德磁带有限公司三家公司向原告的三笔借款提供担保，后本院以（2002）榕经初字第292、294、29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永德信水泥公司向原告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判决生效后，三个主债务人未履行还款义务，保证人亦未承担保证责任。原告于2003年12月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本院于 2004年2月26日作出裁定，查封被执行人永德信水泥公司的机器设备。2、2004年2月12日，被告永德信水泥公司（甲方）与被告李云孝（乙方）签订了一份《借款合同》，合同约定：

一、甲方确认截止2002年12月31日，因生产经营需要，永德信水泥公司共欠李云孝先生借款本金人民币8753240.00元。

二、借款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或年利率5%（取两者中较低的利率）从甲方各实际借款日开始计算。

三、借款与还款期限：自2004年2月12日至2008年11月19日甲方向乙方（李云孝）还清上述借款及其利息。

同日，两被告还签订了一份《抵押合同》，合同约定：甲方因生产经营需要，截止2002年12月31日，共向乙方借款本金人民币8753240.00元，为保证甲方能按时还款，双方经过协商一致，甲方以其所有的机器设备（详见设备清单）余额抵押给乙方作为偿还上述借款的担保。此后，双方到尤溪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动产抵押登记手续。3、2004年2月13日，尤溪县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了（2004）尤工商抵押登字第003号《抵押物登记证》，该证书载明：抵押人：永德信水泥公司；抵押权人：李云孝；抵押合同：甲方永德信水泥公司，乙方李云孝（注2004年2月12日签订）；抵押担保的范围：借款本金及利息以及实现抵押权的费用；被担保的主债权种类、数额：人民币8753240元整；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期限：自2004年2月12日起至2008年11月19日止；抵押物的名称、数量、价值：机器设备391台（套），详见抵押物清单；抵押物价值：为实现[2003]尤工商抵押登字第037号抵押物登记证抵押权人中国银行尤溪支行主债权120万元后的余额。4、2003年5月19日，被告永德信水泥公司与中国银行尤溪支行签订2003尤最高抵字0510号《最高额抵押合同》，将价值（评估值）1128万元的房地产和价值（评估值）1127万元的机器设备作为向中国银行尤溪支行借款的抵押财产。

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为：

1、本案是否应通过行政诉讼程序解决？

2、原告是否有权请求撤销两被告之间的抵押行为？对此，本院予以查明、分析并认定。

（一）本案是否应通过行政诉讼程序解决？

原告认为，《担保法解释》第六十九条明确说明请求人民法院撤销的是抵押行为，并没有说明经过登记的抵押行为需要撤销登记行为，该条款意思非常明了——不论该抵押行为是否经过登记，只要具备了条款中规定的情形，受损害的债权人就可以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受损害的债权人享有的是民事诉权。被告永德信水泥公司于2004年2月12日将其所有的机器设备抵押给被告李云孝的行为，是发生在原告对其债权经生效的法律文书确认并已经进入执行程序以后，是发生在民事活动中的典型的恶意行为，原告有权依据《担保法解释》第六十九条的规定，请求人民法院依据民事诉讼程序进行审理并撤销两被告之间的恶意抵押行为，无须通过行政诉讼程序解决。而且被告永德信水泥公司曾在本案答辩期间提出管辖权异议，认为本案属于《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法院应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告知原告另行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一审已经驳回被告永德信水泥公司提出的管辖权异议，并经二审裁定维持。因此，本案的程序问题也已经有了明确结论。

两被告认为，原告提起的诉讼程序错误，本案应通过行政诉讼程序解决。

1、本案审查的对象是经行政主管部门依法登记确认的抵押行为。原告在民事诉状中载明其主要诉讼请求是确认永德信水泥公司与李云孝先生间的抵押无效并予以撤销。本案中，永德信水泥公司将机器设备抵押给李云孝先生，显然属于《担保法》第四十二条规定的情形，适用登记生效规则。基于此，永德信水泥公司与李云孝先生于2004年2月12日就机器设备的抵押向尤溪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登记申请，尤溪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已依法确认了抵押合同的有效性，抵押合同基于该登记确认而生效。可见，本案审查的对象是经工商行政机关登记确认过的抵押行为，而非单纯的双方当事人签订生效的抵押合同。

2、《担保法解释》并没有授权民事审判庭通过民事诉讼程序对所有生效抵押进行审查并予以撤销。尽管根据《担保法解释》的规定，人民法院有权对抵押行为进行审查，甚至可予以撤销。但该解释并没有明确人民法院具体应由何类业务庭、通过何种诉讼程序对抵押行为进行审查。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行政诉讼程序同样能实现对公民、法人或者其它组织财产权利的保障。从《担保法解释》中并不能当然地推定，为了保障其他债权人的财产权利，人民法院只能由民事审判庭通过民事诉讼程序审查抵押行为。

与《担保法》对抵押行为设臵的两种不同生效规则相对应，人民法院对抵押行为的审查也应区分两种不同情形：一是抵押没有经过登记，属于双方当事人签字生效的。此情形下，法院审查的对象纯粹是发生在平等主体间的合同关系，审查应以民事诉讼的程序进行；二是抵押经工商部门登记生效的，在抵押合同之上已覆盖了一个行政行为。这时法院的审查已不再是直接针对平等主体间的合同关系，其审查对象已是工商部门作出的行政确认行为。这一审查应在行政诉讼中进行。本案正属于后一种情形，所诉的抵押合同已经尤溪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确认，在抵押合同之上已覆盖了一个生效的行政确认行为。因此，如果原告认为永德信水泥公司与李云孝先生签订的抵押合同侵犯了其合法债权，应以尤溪县工商行政管理局为被告，并以永德信水泥公司与李云孝先生为第三人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法院对工商行政机关的抵押登记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而不能直接以永德信水泥公司与李云孝先生为被告直接提起民事诉讼。

3、本案适用民事诉讼程序，不仅与行政行为公定力原则相冲突，还会在事实上引起更为严重的矛盾。如前所述，本案的审查对象实质上是尤溪县工商行政管理局作出的行政确认行为。该行为一经作出便具有公定力和公信力，非由有权机关经法定程序撤销，行为即推定合法有效。否定行政行为合法性或使其失效的有权机关只有三类，即行为机关自身、行为机关的上级机关和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否定行政行为的效力，只能通过行政审判庭来实现。本案中，尤溪县工商行政管理局行政确认行为实质上也是一种确权行为，经由尤溪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并核发《抵押物登记证》，确认了李云孝先生作为抵押权人对机器设备等抵押物享有优先受偿权。原告东方资产管理公司之所以提起诉讼，也正是因为其对李云孝先生的优先受偿权有异议。因此，本案在性质上也应视为是原告对行政主管部门确权决定不服而提起的诉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法函[1993]33号的规定，本案应作为行政案件受理。在未经法定程序撤销前，工商行政机关颁发的《抵押物登记证》与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有同等效力。在本案中，如果法院不顾有法律效力的行政确认行为的存在，就永德信水泥公司与李云孝先生间的抵押合同径行作出裁判，则可能会出现就同一问题有两个有法律效力的决定同时存在。这样不仅实际存在的争议难以解决，而且还会引起更为严重的矛盾。

本院认为：

1、关于《担保法解释》相关条文的理解

《担保法解释》第六十九条规定：“债务人有多个普通债权人的，在清偿债务时，债务人与其中一个债权人恶意串通，将其全部或者部分财产抵押给该债权人，因此丧失了履行其他债务的能力，损害了其他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受损害的其他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该抵押行为。”首先，依文义解释，该条款所称的“抵押行为”并无是否经过登记的语义限制，应理解为不论抵押行为是否经过登记，只要具备了该条款中规定的情形，受损害的债权人就可以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并无需要先通过行政诉讼撤销抵押登记行为的限制；其次，依目的解释，该条款的立法目的是为防止债务人与某个普通债权人串通利用抵押制度诈害其他普通债权人，为贯彻此立法目的，该条款中的“抵押行为”也不应有任何限制性的理解，以避免给债权人行使撤销权设臵前臵性的程序或其它障碍，实现保护诚实守信的普通债权人的立法目的；再次，依体系解释，《担保法解释》属民事实体法范畴，第六十九条规定针对的是债务人与某个债权人的恶意抵押行为，亦属民事法律关系，受损害的债权人享有的撤销权当属民事诉权，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民事诉讼程序进行审理。因此，两被告将该条款中的“抵押行为”自行划分为未经登记的抵押行为和经过登记的抵押行为两种情况分别适用不同的规则，系对法律条文作出的不合理的解释，缺乏法律和学理依据，以此认为本案属于《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抗辩理由不成立。

2、关于是否与行政行为公定力原则相冲突的问题

抵押权系担保物权，抵押登记属于物权登记的一种形式。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三条规定的办理抵押物的登记部门多为相关行政主管部门，故抵押登记可列入行政登记范畴。不可否认，行政登记作为国家行政机关依法定程序做出的行为，具有一旦做出即被推定有效，且不得随意变更的效果。依行政行为的理论，依法成立的行政行为有公定力，即行政行为一经成立，即具有推定为合法而要求所有机关、组织或个人予以尊重的一种法律效力。这种效力在物权登记领域表现为：第一，这是一种公法上的效力，通常表现为一种证据法上的效力，即作为确认物权归属的初步依据。第二，这种效力的内容是：除非登记行为明显重大违法，在经法定程序由法定机关使之失效前，都应对其作合法的推定，即物权既经依法登记，就应推定登记簿上记载的权利人有记载的合法权利。第三，这种效力是一种推定的效力。物权登记不是当事人取得物权的根据，它不能脱离物权民事法律关系当事人做出意思表示的行为及其效力的发生，即须与实质的权利状态相符合。因此，物权登记并非对物权进行确权的唯一和最终依据，相反它只是一种证据上的初步推定效力，一旦有相反的证据证明物权的登记与实际的权利状态不符合，真正权利人或利害关系人可以依法定程序涂销错误的登记。

由此可见，抵押登记作为一种行政登记行为，其所具有的行政行为公定力应予尊重，但更应全面理解其效力内涵和表现形式。本案讼争抵押虽经由尤溪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并颁发《抵押物登记证》，但该抵押登记并不具有绝对效力，仅具有权利推定效力，即推定记载在《抵押物登记证》上的抵押权人是真实的，至于该记载是否实质上是真实有效的，则应通过民事诉讼程序作出司法判断。

现实的司法实践也表明，行政行为的公定力效力不是绝对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企业开办的其他企业被撤销或者歇业后民事责任承担问题的批复》第一条第3项规定：“企业开办的其他企业虽然领取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但实际没有投入自有资金，或者投入的自有资金达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施行细则》第十五条第（七）项或其他有关法规规定的数额，或者不具备企业法人其他条件的，应当认定其不具备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开办该企业的企业法人承担。”该条规定表明对于经过企业法人登记的企业，法院经实质审查认为不具备法人条件的，可以直接否定其法人资格。因此，对于行政机关仅依形式审查后办理的登记行为，法院在民事诉讼中可以不受其羁束。

两被告片面理解行政行为公定力在行政登记中的作用，忽视了行政登记的推定力效力。行政登记的推定力恰恰是行政行为公定力在行政登记中的具体体现，是公法效力和私法效力共同作用的产物，两者并不矛盾。行政行为公定力理论不应成为民事诉讼中对行政登记证书及所涉民事权利效力认定的障碍。

3、关于抵押登记的审查范围与本案诉讼的审查对象

行政登记不创设权利义务，登记仅产生公示、公信效力。行政登记这一法律功能，决定了登记机关依法为登记行为时，尤其是与民事权益相关的登记时，不享有自由裁量权，且依法只应负形式审查义务。登记机关只能依相对人的申请，对相对人申请登记的事项依照法律规定进行审查，是否给予登记取决于相对人的申请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四十四条规定：“办理抵押物登记，应当向登记部门提供下列文件或者复印件：

（一）主合同和抵押合同；

（二）抵押物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证书。”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发布的《企业动产抵押物登记管理办法》第四条规定：“办理动产抵押登记，由抵押合同双方当事人共同向登记机关提交《企业动产抵押物登记申请书》，并提供下列文件或者其复印件：

（一）主合同和抵押合同；

（二）有关动产抵押物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证书；

（三）有关动产抵押物存放状况资料；

（四）抵押合同双方当事人的营业执照；

（五）双方代理人身份和权限证明文件；

（六）需要提供的其他资料。”第七条规定：“登记机关应当在受理登记申请材料后，依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审查下列内容：

（一）第四条所列文件是否齐备；

（二）抵押合同条款是否齐备；

（三）用作抵押的动产是否重复登记；

（四）抵押物是否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七条禁止抵押的动产；

（五）抵押期限是否在动产抵押物权属期限或者使用年限内。”上述法律、部门规章的规定表明，企业动产抵押登记机关对抵押登记的审查职责仅限于审查申请人是否依法提交了申请登记所需的材料，申请登记事项有无违反法律的禁止性或限制性规定，申请材料内容之间是否一致等。至于申请人申请登记的抵押法律关系在实质上是否合法有效，是否属于恶意抵押，则不在登记机关的审查职责范围之内。可见企业动产抵押登记机关行使的是形式审查的义务，对于抵押登记机关既无资格且无能力审查的抵押权的实质合法性，属于实质审查内容，应交由法院作出司法判断。这是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基于宪政架构的合理分工。

法院的司法判断体现在法院通过对登记行为所涉民事权属进行审理，查明真正的权利状态。这实际上就是对民事权属的实质审查，这一实质性审查是针对登记行为的法律基础所作的审查，而不是针对登记行为本身的审查；是针对登记申请当事人的审查，而不是针对登记机关的审查，故不属对行政登记行为的合法性审查，显然应当由法院的民事审判部门按照民事诉讼程序并依据民事实体法对民事权属作出审查认定。本案审查对象表面上虽然是经过抵押登记机关登记的抵押行为，但实质上的审查对象是针对两被告，不是针对抵押登记机关；是针对抵押登记所涉基础法律关系即两被告之间的抵押民事行为，不是针对抵押登记这一行政登记行为，应由民事审判部门作出审查认定。

另一方面，鉴于工商管理机关在进行企业动产抵押登记审查时遵循的是形式审查的标准，在行政诉讼中对该行政登记行为的合法性审查也应遵循形式审查的标准。行政诉讼只圃于形式审查无法通过实质审查查明当事人之间抵押权属的合法有效性。因此，从避免出现法律审查的盲区和使当事人陷入法律救济的僵局，也应由民事审判对抵押权进行实质审查。

两被告混淆了抵押登记所涉抵押权属的审查与抵押登记行为合法性审查两个不同的概念，将两者等同起来，从而作出了错误的理解。无论从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合理分配，还是从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的分工协调两个方面审视，在民事诉讼程序中解决本案抵押撤销权纠纷，都是合理的选择。

综上，两被告关于本案应通过行政诉讼程序解决的抗辩理由均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二）原告是否有权请求撤销两被告之间的抵押行为？

原告认为：两被告之间的抵押行为符合《担保法解释》第六十九条规定的全部要件，是非法的，依法应予以撤销。

1、被告永德信水泥公司将其所有的机器设备抵押给被告李云孝之时，恰恰是原告针对被告永德信水泥公司的诉讼已审结生效，并在申请法院执行之后，因此被告永德信水泥公司的抵押是在有多个普通债权人的情况下，将其财产抵押给与其有关联的债权人，符合《担保法解释》第六十九条关于债务人有多个普通债权人的情况下、将其全部或者部分财产抵押给一个债权人的规定。

2、被告李云孝是被告永德信水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被告李云孝充分利用了其在被告永德信水泥公司中担任董事长这一要职的便利条件，与被告永德信水泥公司恶意串通，为对抗法院执行打开了方便之门。两被告在原告的债权进入执行程序后，明知被告永德信水泥公司的财产已不足以清偿原告人民币43548137.73元的债务情况下，却故意抢在福州中院即将采取强制执行措施之前，匆忙于2004年2月12日签订所谓的《借款合同》，对时间跨度长达八年之久的欠款进行确认，继尔在同一天又签订了《抵押合同》，企图对抗法院的执行，使原告的债权落空，两被告恶意串通的主观心态极其明显，完全符合《担保法解释》第六十九条关于债务人与其中一个债权人恶意串通的规定。

3、根据调查，被告永德信水泥公司的财产分为两大部分：一是机器设备，二是房地产。2003年6月，被告永德信水泥公司为向中国银行尤溪支行借款设臵抵押担保，抵押财产净值为人民币2255万元。被告永德信水泥公司委托福建建科评估行有限公司对被告永德信水泥公司的房地产进行估价，2003年6月2日的《房地产估价结果报告》表明：“房地产评估价值为人民壹仟壹佰贰拾捌万元整。”被告永德信水泥公司于2003年6月4日在尤溪县房地产交易管理所办理了抵押登记，抵押给中国银行尤溪支行，同时还将机器设备（评估值为1127万元）作了抵押。因此，被告永德信水泥公司的房地产及机器设备经过估价总价值只有人民币2255万元，已经不足以清偿原告约为人民币43548137.73元的债务，在此情况下，被告永德信水泥公司还将价值为2255万元财产之中抵押后的机器设备的余额部分抵押给其法定代表人即被告李云孝，欲使原告的债权落空，符合《担保法解释》第六十九条关于“……将其全部或者部分财产抵押给该债权人，因此丧失了履行其他债务的能力，损害了其他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的规定。

另外，被告李云孝是被告永德信水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这种特殊的关系，使得被告永德信水泥公司对被告李云孝所确认的债权不能够令人信服，债权的真实性非常低。不能排除两被告为对抗法院的执行，虚拟债务并设臵抵押的可能。

综上所述，即使被告永德信水泥公司欠被告李云孝的债务是真实的，被告永德信水泥公司的抵押行为仍然是非法的，被告永德信水泥公司在有多个普通债权人的情况下，在清偿债务时，与被告李云孝恶意串通，将机器设备抵押给被告李云孝，因此丧失了履行原告债务的能力，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两被告之间的抵押行为依法应予撤销。

两被告认为：本案中永德信水泥公司与李云孝先生签订的《抵押合同》内容真实、形式合法，具有法定效力。

1、永德信水泥公司与李云孝之间存在真实债权债务关系。永德信水泥公司因生产经营需要从1994年3月起至2002年12月31日共积欠李云孝借款本金人民币8753240元，该债权债务关系真实存在，福建建联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就此出具了闽建联CPA（2003）专审字第019号《专项审计报告》。该《专项审计报告》依据的材料及得出的审计结论均应被认为是真实合法有效的，《专项审计报告》足以证明永德信水泥公司与李云孝之间存在真实的债权债务关系。

2、永德信水泥公司与李云孝签订《抵押合同》不存在主观恶意。永德信水泥公司与李云孝于2004年2月12日以合同形式对上述债权债务关系予以书面确认。为确保债权的实现，双方同日签订《抵押合同》，以永德信水泥公司向中国银行尤溪县分行借款机器设备抵押的余额部分抵押给李云孝先生，2004年2月13日，该《抵押合同》经福建省尤溪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审查并核发（2004）尤工商抵押登字第003号《抵押物登记证》。而经原告申请，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永德信水泥公司机器设备的查封裁定则是于2004年2月20日作出。可见，永德信水泥公司与李云孝在法院查封裁定作出前就已签订了《抵押合同》，并依法办理抵押登记。该抵押行为符合《担保法》的规定，并不存在任何主观恶意。

3、基于行政公文书证的证明优势，福建省尤溪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抵押物登记证》足以证明永德信水泥公司与李云孝之间的抵押行为合法有效。该《抵押物登记证》的法律效力与《土地使用权证》《房屋所有权证》的效力一样，是行政机关依法作出的，具备了完全的具体行政行为的法律效力，在未经法定程序撤销前，能够对抗第三人。本案双方当事人对将（2004）尤工商抵押登字第003号《抵押物登记证》作为本案证据均无异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七十七条的规定，对同一事实的证明力，国家机关制作的公文书证的证明力大于其它书证。本案中，原告提供的八份证据均为书证，证明力均不及（2004）尤工商抵押登字第003号《抵押物登记证》。根据该《抵押物登记证》，李云孝作为抵押权人，有权在抵押物价值范围内、在保证[2003]尤工商抵押登字第037号抵押物登记证主债权实现后的余额中，就其借款本金及利息以及实现抵押权的费用主张优先受偿权。

本院认为，纵观本案现有证据，两被告的抵押行为符合《担保法解释》第六十九条规定的债权人可以行使撤销权的构成要件：

1、依据本院此前作出的（2002）榕经初字第292、294、295号三份民事判决书，原告为被告永德信水泥公司的普通债权人。上述三份判决均已生效，并由原告于2003年12月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表明上述债务已处于清偿阶段。被告永德信水泥公司在2004年2月将其所有的机器设备抵押给债权人被告李云孝，上述行为主体、行为特征及发生时间均符合《担保法解释》第六十九条规定的债务人有多个普通债权人的，在清偿债务时，债务人将其部分财产抵押给其中一债权人的构成要件。

2、从原告针对被告永德信水泥公司的三个执行案件执行未果，以及被告永德信水泥公司在本案中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尚有可供满足原告债权的相应财产，更无偿债的实际行为，应认定被告永德信水泥公司将机器设备抵押给被告李云孝的行为已使其丧失了履行对原告债务的能力，损害了原告作为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3、被告永德信水泥公司对其所欠原告债务、该债务已进入法院强制执行阶段、将机器设备抵押给被告李云孝将使永德信水泥公司丧失对原告履行债务的能力，主观上均构成明知，而被告李云孝作为被告永德信水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对上述事项亦是明知。债权人李云孝对债务人永德信水泥公司有其他债权人并且该公司已陷入支付危机为知悉的情况下，仍然与被告永德信水泥公司签订抵押合同，应认定两被告之间存在恶意串通。

4、被告以尤溪县工商局颁发的（2004）尤工商抵押登字第003号《抵押物登记证》作为抵押行为合法有效的证据行使抗辩权，但正如本院在第一个争议焦点中所述，物权登记证书可以作为诉讼证据使用，但仅具有权利正确性推定效力。《抵押物登记证》虽然是国家机关制作的公文书证，具有较高的证明力，但仅是一种证据上的初步推定效力，并不具有当然的绝对效力。《抵押物登记证》并非确认抵押权的唯一和最终依据，一旦有相反的证据证明抵押权的登记与实际的权利状态不符合，就可推翻《抵押物登记证》上的记载。而在本案中，原告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两被告之间的抵押行为符合《担保法解释》第六十九条规定的构成条件，构成恶意抵押。据此，原告提供的证据动摇了《抵押物登记证》的权利推定效力，本院对《抵押物登记证》的证明力不予确认。

综上所述，本院认为，在程序上，本院有权依据《担保法解释》的相关规定，通过民事诉讼程序解决本案抵押撤销权纠纷；在实体上，原告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两被告的行为构成《担保法解释》规定的恶意抵押，原告请求法院撤销两被告之间的抵押行为，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两被告在程序上和实体上的抗辩理由均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但《担保法解释》仅是规定恶意抵押行为属于可撤销行为，该行为仅在被撤销后发生自始无效的法律后果，并非当然无效行为，因此原告要求确认两被告之间抵押行为无效的诉讼请求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同时，本院对尤溪县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抵押物登记证》不予确认，仅是对该登记证书作为证据证明力的不认定及该登记行为所包含的对抵押权属推定的不认定，并未对该行政登记行为合法性作出评判，从而在事实上和法律上都未对行政权和行政诉讼构成侵越，更不可能产生行政权与司法权及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行政登记机关及相关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可以依据生效裁判对抵押权的最终认定，通过法定程序对行政登记行为作出符合实质权属认定的处理，以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在各自职权范围内合理分工和协调运作，最终实现合法权利人民事权益在形式和实质上的统一。

据此，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被告永德信集团（福建）水泥有限公司和被告李云孝基于2004年2月12日双方《抵押合同》所作的抵押行为；

二、驳回原告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福州办事处其它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7388元，由被告永德信集团（福建）水泥有限公司、李云孝共同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原告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福州办事处、被告永德信水泥公司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被告李云孝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林 岩

代理审判员

黄勤武

代理审判员

郑 颖

二00五年十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赖传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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