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代理意见

第一篇：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代理意见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代理意见

尊敬的审判长：

湖北民基律师事务所李铁祥律师通过庭审和质证现就本案发表如下代理意见：

本案原告基于架子工分项工程承包合同以及被告中途解除合同，要求被告给付尚欠的工程款以及预期利润损失，被告以原告搭设脚手架工程进度缓慢进行反诉，要求返还多付的工程款以及赔偿损失。本案本诉与反诉合并审理，所以本人认为，实际上有两个争议焦点：

1、本案架子工分项工程承包合同是否有效或无效；

2、被告单方面认为脚手架工程进度缓慢就单方面解除合同责令原告退场是否符合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的法定解除条件。

一、从庭审过程及双方均认可的事实及提供的证据来看，被告认为架子工分项工程承包合同无效的主张不足以得到支持。

1、双方均认可的事实是2014年1月8日双方正式签订《分项工程承包合同（架子工分项工程）》，将巴东县卓越广场商住楼的外脚手架搭拆工程承包给原告。合同约定，包工不包料，原告提供劳务，被告提供钢管、扣件、护网等材料。承包单价15元/平方。到2014年5月4日，被告责令原告退场。原告退场后，被告对原告搭拆脚手架工程的工程款进行单方面算帐，认可原告工程款总计为262431元，到2014年5月29日止分五次付款262431元。

2、从适用法律上看，双方签订的《分项工程承包合同（架子工分项工程）》，系双方

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没有违反国家法律及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被告以建筑法第二十九条第三款进行抗辩，认为本案分包合同违反了“禁止分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工程再分包”的规定。本代理人认为，首先，本案是架子工脚手架分包工程，并不属于建筑法调整的范畴。建筑法第二条规定，建筑法调整的范畴，是指各类房屋建筑及其附属设施的建造和与其配套的线路、管道、设备的安装活动。本案架子工搭拆工程一不是房屋建筑主体及附属设施工程，也不是线路、管道、设备安装工程，并不适用建筑法来调整。其次，禁止分包单位现分包只是行政管理性规定，并非合同法规定的效力性管理规定，合同效力是否有效不能适用行政管理性规定来调整。

二、被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原告脚手架工程进度严重缓慢，严重影响房屋主体工程的施工进度，也不足以证明是系原告违约造成。

从双方的证据来看

原告提供有关的证人作证证明，因被告不能依据合同约定提供钢管扣件材料不及时，数量不足，导致原告方工人无料可做，有时与木工组为争材料发生争论，搭设脚手架进度有时缓慢，原因是被告没有及时供料供足材料，但也没有严重影响主体工程施工进度。

被告提供了多份整改通知单、工程通知单、罚款通知单及证人证言、监理证言，证明脚手架工程进度缓慢。这几份证据的问题在于：①巴东项目部、监理工程师等不是本案的娄事人，也不是架子工分项工程承包合同的相对人；②通知单等除三份送达原告签收外，其他均未送达原告签收，对原告不生效力；③照片没有拍摄日期，且照片内容不能确定就是本案涉及的巴东卓越广场；④对方代理人所作的调查笔录，因证人没有出庭作证，不符合举证要求；⑤巴东项目部出具的证明，一是巴东项目部不是本案当事人也不是合同相对人，二是系单方面制作，真实性客观性合法性均存在问题；⑥监理工程师的出庭作证时，一未出示身份证，二是拒绝向法庭出示监理工程师资格证和执业证，是否具备以工程监理师身份作证的资格尚存疑问；其次，只证明脚手架进度缓慢，并未确定脚手架缓慢到何种程度，也未确定导致脚手架进度缓慢的责任在原告。⑦巴东项目部与其他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一是巴东项目部不是本案合同相对人，租赁合同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其次也不能证明被告提供钢管扣件的数量以及数量满足脚手架搭设进度的需求。所以，被告出示的证据并不能足以证明脚手架进度缓慢足以影响房屋施工进度的程度，也不能证明脚手架进度缓慢是原告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从上述事实的证据来看，被告的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

三、被告在单方面认为脚手架进度缓慢时直接单方面解除合同责令原告退场，不符合合同法规定的法定解除条件，属于违法解除。

依据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原则，被告应对自己主动单方面解除合同承担举证责任。依被告的举证看，不足以证明其解除合同的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

1、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的法定解除条件，被告解除合同须证明：原告方脚手架施工进度缓慢；原告是违约方；脚手架施工缓慢严重影响房屋主体施工进度，被告是守约方，依据合同提供了及时而充足的钢管扣件等材料。被告只有证明原告的行为符合上述条件，才可以行使合同解除权。

2、从被告提供的证据来看，①被告没有证明自己是守约方，没有证明自己提供了及时而又充足的钢管扣件；②被告虽然证明脚手架进度缓慢，但没有证明原告是违约方；③被告没有证据证明因脚手架进度缓慢严重影响房屋主体工程的建设进度，即没有证据证明原告严重违约。

四、原告要求赔偿有《分项工程承包合同》以及工程量表、脚手架照片以及司法会计和评估鉴定报告，事实和法律依据充分；被告的反诉请求只是自己单方面的计算，证据不足。

1、工程量方面：原告提交工程总承包方巴东项目部确认的实际施工脚手架工程量为20173.96平方米，从负一楼至八楼。被告对工程量提出两点异议：①负一楼不是原告做的；②8层原告只做了一部分。但被告对其主张不足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相反，被告出示的反诉证据1月13日工程罚款通知单，对原告施工负一楼提出罚款通知，构成自认负一楼系原告施工。值得一说的是，原告施工脚手架的工程量，巴东项目部认可，那么对于被告，将来也会按此工程量与被告结算，被告没有理由不按此工程量与原告结算。另外被告主张负一楼等同+－0车库以下，被告对此主张应当举证证明，依被告提交证据看，被告的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

2、预期利润损失。原告提交了司法会计鉴定报告，依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原告在签订合同时是可以预见到巴东卓越广场22层楼的施工利润收益的。被告中途在不具备法定解除合同条件的情况下责令原告退场，损害了原告的预期利润损失，应当予以赔偿。

3、被告在原告退场后单方面计算的工程量和工程款262431元，是被告对原告的认可，现在被告依据自己单方面制作的工程量及工程款要求原告退款22805.3元，一是没有事实依据，二是被告此前认可原告工程款总计为262431元，到2014年5月29日止分五次给付。被告违反诚实守信原则，该反悔不应得到支持。

4被告反诉要求赔偿20%损失，本人认为，合同约定赔偿20%的前提条件是原告自己主动中途退场的情况。本案中是被告主动解除合同责令原告退场，这与合同约定并不符合，赔偿的前提条件并未成就。所以被告反诉要求赔偿，没有依据，不应得到支持。

综上所述，由于被告在解除合同时未举证证明自己的解除行为符合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的法定解除条件，因而就工程款的支付及赔偿预期利润损失的抗辩不能成立，所以原告有权利要求被告给付拖欠的工程款，赔偿预期利润损失。被告反诉请求因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因此不能得到支持。

代理人李铁祥律师

2014年8月3日

作者：李铁祥律师，湖北民基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刑事部主任。知名律师，电话：***擅长刑事辩护，建设工程，房地产，保险，金融、买卖等民商合同诉讼，股权公司法务。

第二篇：原创：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律师代理词

[原创]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代理词

代 理 词

审判长、审判员：

江西景之元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本案第一被告江西省华景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华景公司）的委托，指派我们担任该公司与沈志国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的一审（重审）诉讼代理人，我们谨依据事实和法律提出如下代理意见。

一、“黒合同”、“白合同”和“转包合同”均为无效合同 本案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当事人争议所涉及到的有三个合同，即2007年2月16日合肥富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简称富泰公司）与华景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补充协议》、2007年3月15日富泰公司与华景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和2007年4月8日聂正奇以华景公司的名义与沈志国、沈健签订的《内部承包责任书》。上述三个合同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黒合同”、“白合同”和“转包合同”。从本案查清的案件事实来看，上述三个合同均为无效合同，具体有如下理由：

（一）2007年2月16日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补充协议》，是在中标通知书发出前一个月中标合同尚未签订的情况下签订的，与此同时签订的还有《工程质量保修协议书》、《廉洁合作协议书》。上述包括补充协议在内的这些文件，就是司法实践中常说的相对备案的“白合同”而言的“黑合同”。上述“黑合同”对涉案工程的工程价款、施工工期、工程履约保证金、工人工资保证金的缴纳和金额等实质性内容有明确约定，足以说明当事人在中标前就进行了实质性谈判并达成了一致，当事人的上述行为明显违反了《招标投标法》第四十三条 “在确定中标人前，招标人不得与投标人就投标价格、投标方案等实质性内容进行谈判”的禁止性规定，是串标行为。因此，所签合同无效。

（二）2007年3月15日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是在“黒合同”之后所签，同样因当事人之间存在串标行为、违反《招标投标法》第四十三条、第五十三条规定而无效。

（三）2007年4月8日沈志国与聂正奇签订《内部承包责任书》（实为转包合同），是在聂正奇无签约资格且被逼迫、实际施工人沈志国无资质资格的情况下签订的，并且违反了国家法律禁止性规定（《建筑法》第二十八条规定：“禁止承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全部建筑工程转包给他人，禁止承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全部建筑工程肢解以后以分包的名义分别转包给他人”），因此，所签合同是无效合同。

二、沈志国与富泰公司事实上直接建立了合同关系

实际施工人沈志国与发包人富泰公司之间的合同关系存在于中标之前和中标之后，贯穿建设工程项目全过程。有如下事实和理由可以证明沈志国与富泰公司之间的事实上的合同关系。1、2007年2月14日沈志国向富泰公司交纳保证金，本次庭审质证时法院调取的公安机关对聂正奇的《询问笔录》和聂正奇出具的书面《证明》中，聂正奇陈述：沈志国在2007年2月15日左右陆续向合肥富泰交纳履约保证金（事实上沈志国等向富泰公司交纳保证金的时间和明细为2月14日交62万元，2月16日交80万元，2月26日交20万元）。上述履约保证金都是在中标之前、与聂正奇签订《内部承包责任书》之前已经交纳的。沈志国交纳保证金的行为明显是履行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行为，该履行合同的行为已经得到富泰公司的认可。2、2007年2月16日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补充协议》签订时间是在中标之前，并且中标之前实际施工人沈志国已经着手工程施工。2007年11月25日聂正奇在《询问笔录》中陈述：“2007年3月初我带沈志国、沈健进入柏林春天现场开始施工了”。2007年11月29日，沈志国、沈健在他们自己写的《关于柏林春天17#、18#楼工程施工经过》中陈述：“春节后3月初我们分别到现场进行开工前准备工作”。这些证据都能够证实实际施工人沈志国在中标前、签订《内部承包责任书》前就已经进场施工，实际履行了施工合同的事实，该履行合同的行为已经得到富泰公司的认可。3、2007年3月1日，沈志国和沈健即签订协议，明确承包各自承揽的工程，明确162万元履约保证金的交纳。重要的是该证据系原告沈志国提供，是起诉的主要证据之一。他们签订协议时，诉争工程尚未确定中标人，也未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更未签订《内部承包责任书》，可沈志国、沈健就已经从富泰公司手中承揽了工程。4、2007年3月6日，聂正奇出具书面《证明》称：“富泰公司要求华景公司支付柏林春天17#、18#楼工程质量保证金162万元，该款是承包17#、18#楼二位项目负责人沈志国、沈健直接用现金方式支付给富泰公司”。与此同时，工人工资保证金也已经支付，收款人系金鸣。上述事实同样可以证明，在中标之前，沈志国即承揽了工程，履行了施工合同中支付保证金的义务。

5.原告沈志国给富泰公司的《停工报告》以及富泰公司于2007年9月18日给沈志国的《回函》、2007年10月2日的《通知》，证实原告沈志国和富泰公司在施工过程中直接发生权利义务关系。

以上事实足以说明，沈志国在华景公司中标之前已经与发包人富泰公司之间直接建立了工程施工合同关系，并且已经履行了交纳保证金和进场施工的义务。沈志国与富泰公司之间的合同关系十分明显，虽然没有直接签订书面合同，但是实际履行合同的行为即能说明他们之间合同关系的成立，符合《合同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的情形（第三十六条：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

从理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简称《司法解释》）第26条关于发包人直接向实际施工人支付工程款的规定来看，该条款并没有突破合同相对性原则，因为《合同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当事人虽没有签订书面合同，但是一方当事人已经履行了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视为合同成立。实际施工人劳动物化在发包人的工程上，而发包人既接受了物化劳动就应支付相应工资，这个民事法律行为是实际施工和发包人之间事实上发生的，虽然其中存在着承包人或转包人，但不影响实际施工人与发包人之间的合同关系。对此，《司法解释》划出的界限是：只要发包人拖欠工程价款，发包人就应当承担付款责任。

三、合同无效不构成表见代理

如前所述，中标前签订的“黒合同”无效，签订的备案合同因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无效，所谓的内部承包合同因聂正奇不具备签约资格且被逼迫签约、沈志国无资质资格且事先参与串标、该合同实质是转包合同等情形而无效。

在合同无效的前提下，所谓的表见代理人金鸣和聂正奇、本人华景公司之间是否构成表见代理，要看合同的第三人沈志国是否善意，富泰公司是否善意，要看所保护的交易是否合法。答案是：沈志国明知自己没有承揽建设工程的资质和资格，且在中标前参与串标，承揽了讼争工程，显而易见是恶意的，所涉交易是不合法的，所签订的合同也是无效的。所以，它所指向的表见代理因不符合善意和交易合法的法律特征，因而不构成表见代理。

同理，富泰公司也不是善意的第三人，其所从事的交易也是不合法交易，它所指向的表见代理因不符合该特征，因而也不构成表见代理。

四、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

《合同法》第五十六条规定：“无效的合同或者被撤销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合同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和本案的事实，我们认为对本案中的无效合同应当作如下处理：

1、本案中的三个无效合同不存在部分无效的问题，这些无效合同自始就没有法律约束力。因此，原告沈志国提出依据合同约定支付工程款和返还履约保证金的诉请依法应当不予支持；原告沈志国要求解除内部承包责任书的诉请当然也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2、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本案中，有关当事人因无效合同取得的财产有如下两项：① 富泰公司依据“黒合同”取得沈志国支付的履约保证金81万元，依法应当由富泰公司予以返还。富泰公司提出由于承包方违约故履约保证金不予返还的抗辩理由，明显与合同法关于处理无效合同的规定相悖，依法应当不予支持。② 金鸣依据“黒合同”取得沈志国支付的工人工资保证金25万元，依法应当由金鸣予以返还。沈志国和富泰公司提出金鸣与华景公司之间系表见代理关系故华景公司负有返还义务的抗辩理由，因无效合同不构成表见代理的缘故，他们的抗辩主张也是得不到支持的。

3、富泰公司尚欠实际施工人沈志国的工程款，从无效合同处理的角度来看，该工程款对富泰公司而言是一种依合同而得到的财产利益。从《司法解释》第26条来看，最高人民法院从合同相对性、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原则出发，以司法解释设定发包人相对实际施工人支付工程款的义务。因此，富泰公司应当向沈志国支付尚欠工程款。

4、若因无效合同确实造成履约保证金利息和尚欠工程款利息损失，则应当在原告诉请范围内，在事实清楚和证据充分的前提下，由无效合同的各方当事人根据过错程度分担责任。从本案实际情况看，富泰公司、沈志国和金鸣在中标之前就讼争工程所为的一系列行为，包括但不限于他们之间的私下接触、富泰公司对华景公司投标资格审查不严、确定中标人之前的串标、违法收取履约保证金和事实上认可实际施工人等，是造成合同无效的主要原因，所以他们是主要责任者。并且“黒合同”和实际施工在先，中标合同和转包合同签订在后，本案合同无效的源头在富泰公司率先确定实际施工人，将工程交由实际施工人。因此，在分担责任时应当考虑上述情况，依法确定责任的主次。

五、富泰公司在诉讼中有违法行为

庭审质证过程中，我们要求富泰公司当庭提供《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补充协议》原件，令人吃惊的是，富泰公司在本案原审、二审和本次重审中向法庭提交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补充协议》、《工程质量保修协议书》、《廉洁合作协议书》等证据的复印件都是伪证。这些文件复印件的签署日期均是2007年3月16日，但是我们请求法庭核对原件时发现，上述证据原件上的签署日期均为2007年2月16日。富泰公司居然向法庭提交篡改过的证据，富泰公司的行为不仅蒙骗了原审、二审法官，而且使诉讼参与人蒙受讼累。富泰公司的上述行为是妨害民事诉讼的行为。我们建议依据《民事诉讼法》第102条的规定处理。

综上事实和理由，我们恳请合议庭按照处理无效合同的法律规定公正处理本案。

以上意见，请予审议、采纳。

华景公司的诉讼代理人：

江西景之元律师事务所律师王德发、江香英

二〇一一年四月十五日

第三篇：出口代理合同纠纷案判决书

浙 江 省 高 级 人 民 法 院

民事判决书

（2010）浙商初字第1号

原告：浙江五矿华星进出口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中山北路310号。

法定代表人：任海津，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陈曙华，浙江华浙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黄廉熙，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杭州华莹进出口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华达大楼三楼。

法定代表人：汤国华，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徐邦炜，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郑礼辉，浙江铁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湖州华达化学工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长兴县和平镇华达工业园。

法定代表人：戴金平，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徐邦炜，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郑礼辉，浙江铁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长兴华达和平宾馆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长兴县和 ·1·

平镇和兴小区。

法定代表人：汤国华，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徐邦炜，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郑礼辉，浙江铁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杭州华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华兴路。

法定代表人：汤国华，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徐邦炜，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郑礼辉，浙江铁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杭州瑞达莹石经营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华兴路。

法定代表人：张惠娣，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徐邦炜，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郑礼辉，浙江铁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驻马店市华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驻马店市白桥路中段。

法定代表人：汤国华，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徐邦炜，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郑礼辉，浙江铁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杭州百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 ·2·

余杭区瓶窑镇大桥北路71号。

法定代表人：江兵，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涂建葵，福建世礼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赵德铭，上海昊理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长兴华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长兴县和平镇和兴小区1幢。

法定代表人：汤虹成，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徐邦炜，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郑礼辉，浙江铁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汤国华，男，1967年2月11日出生，住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张堰村2组。

委托代理人：徐邦炜，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郑礼辉，浙江铁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张惠娣，女，1965年3月10日出生，住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张堰村2组。

委托代理人：徐邦炜，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郑礼辉，浙江铁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浙江五矿华星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矿公司）诉被告杭州华莹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莹公司）、湖州华达化学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州华达）、长兴华达和平宾馆有限公司 ·3·

（以下简称长兴华达）、杭州华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华达）、杭州瑞达莹石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达公司）、驻马店市华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驻马店华达）、杭州百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达公司）、长兴华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辰公司）、汤国华、张惠娣进出口代理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0年3月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翁暨伟担任审判长，审判员黄梅、范启其参加评议的合议庭进行了审理。2010年5月15日，华莹公司、湖州华达、长兴华达、杭州华达、瑞达公司、驻马店华达、汤国华等七被告对本案管辖权及人民法院主管提出异议并不服本院2010年6月13日作出的本院有管辖权的裁定而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后，最高人民法院因上诉人申请撤回上诉，于2010年9月15日裁定本院有管辖权。2010年10月12日，当事人书面申请庭外和解。2011年8月5日，被告华莹公司和湖州华达申请审计鉴定，2011年9月8日，华莹公司和湖州华达放弃选择审计机构并书面表示不同意审计。本案先后于2011年8月16日、10月1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五矿公司法定代表人任海津、委托代理人陈曙华、黄廉熙，被告华莹公司、湖州华达、长兴华达、杭州华达、瑞达公司、驻马店华达、华辰公司、汤国华、张惠娣等九被告委托代理人徐邦炜、郑礼辉，被告百达公司委托代理人涂建葵、赵德铭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 ·4·

结。

原告五矿公司诉称：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在递交上诉状之日起7日内先预缴上诉案件受理费4466900元（具体金额由最高人民法院确定，多余部分以后退还），款汇最高人民法院，中央财政汇款专户，账号： 11--***，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崇文区支行前门分理处。逾期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判长翁暨伟

审判员黄梅

审判员范启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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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一年十二月日

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

书 记 员吕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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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答辩状(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答辩状（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

本案系一起涉及保证金、质量纠纷、材料款退还、退场协议履行等多项争议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一审胜诉后，对方上诉至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省高院后驳回了上诉人的上诉，以下为代理词原文，供同行交流探讨。

@@建设股份公司、@@集团工程有限公司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二审答辩

状（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

答辩及代理意见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集团国际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A集团）、@@集团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B集团）与@@@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二审一案，现针对B集团的上诉，提出如下答辩及代理意见，供您们判案参考。

一、关于B集团认为一审判决程序违法问题。

1、一审没有超越@@@的诉讼请求。

@@@在一审中诉请要求“判令被告一（即A集团）向原告（即@@@）支付2760438.2元及利息，被告二（即B集团）对前述欠款及利息负连带支付责任”表达的意思就是“判令A集团、B集团连带向原告支付27060438.2元及利息”。一审判决对承担责任的主体既未涉及A集团、B集团以外的第三方，判决金额也未超过27060438.2元，因此一审并没有超越@@@的诉讼请求。此外，一审判决认定付款责任人为B集团的事项，系判决如何认定事实并作出相应判决，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规定中法院应当行使释明权的事项，B集团称一审程序违法的上诉理由不成立。

2、一审没有漏列诉讼当事人。

一审@@@提起的是要求A集团、B集团支付材料、设备款的诉讼，本案并非追讨保证金的案件，@@@也并未要求成都C公司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C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同时一审所有的证据均无C公司显名，B集团也无任何证据证明C公司与本案有关，当然无须C公司参加一审诉讼，一审没有漏列诉讼当事人。

二、关于B集团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的问题。

1、有足够事实证明罗满与@@@签订的《施工退场协议书》（以下简

称《退场协议》）系B集团与@@@订立，《退场协议》真实有效，一审判决认定该事实正确。

（1）B集团发（2010）88文件（以下简称88文件）是一审诉讼各方均无任何争议的文件，该文件确认了@@为兰渝铁路十一标隧道二工区工程专项领导小组副组长、工程清算工作组组长。依据88文件，领导小组全面负责债权债务的清理及工程移交，工程清算工作组负责与施工队对已完、未完工程的确认、结算，清理施工队物资、外欠款项等。（2）其他施工队，如@@、@@等人的退场协议均由@@代表B集团签订。（3）2010年10月14日，A集团与B集团经磋商形成的《会议纪要》明确载明：为了工作顺利开展，甲方（A集团）指定@@为甲方代表人，乙方（B集团）指定@@为乙方代表人，双方代表人所有言行均代表本方意见，具有决定权。前述《会议纪要》已被生效判决（2013）川民终字第@@号判决确认真实有效。由此表明，@@与@@@签订的《退场协议》的行为代表B集团的意见，意思表示真实，其内容也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退

场协议》真实有效，各方均应履行。

2、关于“保证金”是否虚列的问题。

（1）、@@@在一审时提交的《退场协议》及其附件已经足以证明保证金真实可信。

《退场协议》附表1《兰渝铁路11标水音乡隧道施工结算清单（@@@）》中“应付款”部分清楚载明“应退保证金5000000.00元”，表明存在@@@曾向B集团交纳500万保证金这一事实，并且该事实得到了B集团、A集团的多名负责人的认可：（1）附表1“计算”栏签字的@@，系兰渝铁路LYS-11标隧道二工区会计；（2）“复核”栏签字的@@系B集团以正式文件—B集团发（2010）88文件（以下简称88文件）任命的工程清算工作组成员；（3）“审核”栏签字的@@既是兰渝铁路LYS-11标隧道二工区负责人，也是B集团88文件任命的财务清算组组长；（4）代表B集团签字的@@，是B集团88文件任命的工程清算组组长。88文件是在一审时得到各方承认的正式文件，按该文件规定，工程清算工作组负责“与施工队对已完、未完工程的确认、结算、清理施工队物资、外欠款项”等工作；财务清算工作组负责“清理项目部应付、未付款项”、“清理项目部账务，物资，确保资产物资的安全完整”等工作。由此表明，前述四人完全有权代表B集团确认对@@@的应付款，并且经四人计算、复核、审核、签认“应退保证金5000000.00元”是真实可信的。

（2）、B集团错误的认为，如@@@无法提交银行转款凭据、现金收据、收款方收据、有关合同等证据，则可以推断保证金虚假，并且陈的一审诉讼也是虚假的。这一论断，既与上述（1）所述事实不符，也混淆了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和举证规则。试想，假定@@@所交的保证金尚未退还，并且在其退场时也未得到上述1所述的A集团股份、B集团的工区会计、负责人及工程清算工作组、财务清算工作组有关负责人的书面确认，那么，@@@要起诉索要保证金，则依据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必须向法庭提交银行转款凭据、现金收据、收款方收据、有关合同等证据，才有可能获得支持，否则，在@@@遗失前述证据的情况下，极有可能承担保证金得不到支持的败诉后果。问题的关键在于，@@@所交的“保证金”已经结算并退还，@@@在一审中并未起诉索要该费用，对于未主张的诉讼请求，自然无须提交详细的依据。同样，按照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B集团如认为A集团股份、B集团的工区会计、负责人及工程清算工作组、财务清算工作组有关负责人的书面确认的“应退保证金3800000元”属于确认错误，四个人在集体作假，则应由B集团举出充分的证据，并且在本案一审时进行反诉或另案起诉。一审法院在@@@作为原告，其诉讼请求未涉及保证金，B集团也未进行反诉的情况下，当然也无须要求@@@提交与保证金有关的转款凭据、收据等。时至今日，B集团除口头抗辩外，既未提交证明其主张的任何证据，也未进行反诉或另案起诉，其抗辩当然不应得到认可。

三、@@@一审起诉主张的2706万余元材料款、设备款应由谁承担？

@@@与B集团签订的《退场协议》确认的结算金额系B集团对@@@所负的债务，这些债务产生于@@@与B集团的施工合同履行期间，虽然《退场协议》约定由A集团项目部代甲方(即B集团)支付，但在A集团未支付的情况下，B集团仍然负有连带支付责任。@@@的材料款及工程款也产生于@@@与B集团的施工合同履行期间，A集团未支付时B集团同样应连带支付。A集团项目部虽表示愿意代B集团偿还债务，但未明示A集团代付款后B集团完全免责；《退场协议》也未约定B集团的全部债务转移给A集团，B集团不再承担偿还责任。

因此，@@@仍有权要求A集团、B集团对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

四、是否应追加中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股份）参与本案二审诉讼？

中交股份通过换股吸收合并了A集团股份，A集团股份在本案二审期间已经申请注销。本案二审开庭时，中交股份设立的子公司中交A集团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交A集团）参与了庭审，并表示愿意承接A集团股份的诉讼权利、义务。代理人认为，还应追加中交股份参与本案二审诉讼，理由如下：

1、B集团、@@@提供的有关资料均载明中交股份为A集团股份合并后的存续公司：B集团提供的2013年7月19日国家工商总局记载的A集团股份的查询档案载明：A集团股份的注销原因为“因公司合并或分立”；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A集团集团国际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2）126号）载明：@@股份吸收合并A集团股份。@@@提供的《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A集团集团国际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实施情况报告书》“

一、本次换股吸收合并方案概述”部分载明“中国交建（即中交股份）作为合并后存续公司，申请在上海证劵交易所上市”。

2、《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五条规定“公司合并时，合并各方的债权、债务，应当由合并后存续的公司或者新设的公司承继。” 该规定表明，合并后存续的公司有义务承担因合并而被注销的公司的债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四条规定“债务人将合同的义务全部或者部分转移给第三人的，应当经债权人同意”。结合前述规定表明：存续的公司以何种方式偿还债务，不能由其自行决定，包括其上级主管部门也无权决定，而应该由债权人决定。中交股份新设全资子公司中交A集团代已被注销的A集团股份偿还债务，虽然已取得了国资委的同意，但并不意味着就此当然取得了所有债权人的同意，中交股份作为A集团股份的存续公司，有义务承担因合并而被注销的A集团股份的债务，其法定责任不能因交由子公司中交A集团而免除。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89规定“在第二审程序中，作为当事人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分立的，人民法院可以直接将分立后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列为共同诉讼人;合并的，将合并后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列为当事人。不必将案件发还原审人民法院重审”。代理人认为，二审法院应依据该条规定并结合本案事实，依法追加中交股份参与本案二审诉讼。

综上所述，B集团的上诉事由不能成立，并且本案应追加中交股份参与本案二审诉讼。

@@@特别授权代理人:

张笛律师

2013年 7月 28日

本文转载请注明出处。张笛律师为四川知名建筑律师、招投标律师，多年来一直担任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驻外建管处（四川省建设劳务开发服务中心）、四川省建筑业协会人才专委会、四川招投标网等单位常年法律顾问。同业交流电话：***028-65525368

第五篇：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7号：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

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7号：牡丹江市宏阁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诉牡丹江市华隆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张继增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2012年4月9日发布）

关键词

民事诉讼 抗诉 申请撤诉 终结审查

裁判要点

人民法院接到民事抗诉书后，经审查发现案件纠纷已经解决，当事人申请撤诉，且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第三人利益的，应当依法作出对抗诉案终结审查的裁定；如果已裁定再审，应当依法作出终结再审诉讼的裁定。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条第一款第（十一）项

基本案情

2009年6月15日，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华隆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华隆公司）因与牡丹江市宏阁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宏阁公司）、张继增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同年2月11日作出的(2008)黑民一终字第173号民事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同年12月8日作出（2009）民申字第1164号民事裁定，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本案。在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提审期间，华隆公司鉴于当事人之间已达成和解且已履行完毕，提交了撤回再审申请书。最高人民法院经审查，于2010年12月15日以（2010）民提字第63号民事裁定准许其撤回再审申请。

申诉人华隆公司在向法院申请再审的同时，也向检察院申请抗诉。2010年11月12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受理后决定对本案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2011年3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立案一庭收到最高人民检察院高检民抗[2010]58号民事抗诉书后进行立案登记，同月11日移送审判监督庭审理。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经审查发现，华隆公司曾向本院申请再审，其纠纷已解决，且申请检察院抗诉的理由与申请再审的理由基本相同，遂与最高人民检察院沟通并建议其撤回抗诉，最高人民检察院不同意撤回抗诉。再与华隆公司联系，华隆公司称当事人之间已就抗诉案达成和解且已履行完毕，纠纷已经解决，并于同年4月13日再次向最高人民法院提交了撤诉申请书。

裁判结果

最高人民法院于2011年7月6日以（2011）民抗字第2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本案终结审查。

裁判理由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对于人民检察院抗诉再审的案件，或者人民法院依据当事人申请或依据职权裁定再审的案件，如果再审期间当事人达成和解并履行完毕，或者撤回申诉，且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为了尊重和保障当事人在法定范围内对本人合法权利的自由处分权，实现诉讼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促进社会和谐，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四条的规定，裁定终结再审诉讼。

本案中，申诉人华隆公司不服原审法院民事判决，在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的同时，也向检察机关申请抗诉。在本院提审期间，当事人达成和解，华隆公司向本院申请撤诉。由于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自由处分自己的民事权益和诉讼权利，其撤诉申请意思表示真实，已裁定准许其撤回再审申请，本案当事人之间的纠纷已得到解决，且本案并不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第三人利益，故检察机关抗诉的基础已不存在，本案已无按抗诉程序裁定进入再审的必要，应当依法裁定本案终结审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