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信舟国际贸易有限公司重要证明文件移交清单

第一篇：上海信舟国际贸易有限公司重要证明文件移交清单

上海信舟国际贸易有限公司重要证明文件移交清单

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正本、副本原件各一份：

（注册号：***）；

二、中国银行开户许可证正本原件一份：

（核准号：J2900109028002，编号：2900-01550161）；

三、税务登记证正本、副本原件各一份：

（国地税沪字：***）；

四、组织机构代码证正本、副本原件各一份：

（代码：55298222-5）；

五、上海银沪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书原件两份；

六、工商银行现金存款凭证原件共两份：

（凭证号：沪B00118336：金额：RMB440000.00元； 凭证号：沪B00118337：金额：RMB360000.00元）；

七、上海信舟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企业公章一枚。

现将以上重要证明文件由移交至接收保管。特此证明！

移交人：接收人：

日期:日期：

第二篇：上海信行软件有限公司招聘信息-平面设计师&UI设计师

上海信行软件有限公司招聘信息

上海信行软件成立于2006年，公司总部位于环境优雅的长风生态商务区。公司主要业务有企业级软件开发交付及互联网创新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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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vian J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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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上海安莉莉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诉高登洋酒公司案

上 海 市 第 一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06)沪一中民五(商)初字第155号

原告上海安莉莉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安莉，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袁颖，上海市邦信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徐国建，上海市邦信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高登洋酒公司(JPGOLDENWINGSCORP.)。

法定代表人Jean－MarcHenry，该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沈长义，上海何鑫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上海安莉莉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莉莉公司”)诉被告高登洋酒公司(以下简称“高登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06年7月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07年12月12日、2008年8月14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袁颖、被告委托代理人沈长义均两次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安莉莉公司诉称：原、被告之间曾于2005年8月签订商业合同一份，约定被告向原告提供原产于法国及苏格兰的六种洋酒共计13，000瓶，价值237，960欧元。合同签订后，原告依约履行了合同，向被告支付了合同项下50％的货款作为定金，共计118，980欧元。但被告迟延数月后才发出六种洋酒中的一种。原告为此支付该种洋酒的剩余货款、进口税金、服务费共计人民币784，000元后，取得上述货物，但原告发现上述货物的质量存在严重问题，无法达到合同约定的货物品质。鉴于被告的行为已构成根本违约，且与被告多次交涉未果之情况下，原告为保护自身合法权益，故请求法院判令：

1、解除原、被告之间2005年8月13日签订之编号为JW0500812的商业合同；

2、被告返还原告预付的货款118，980欧元以及相关尾款、进口税金、服务费人民币784，000元；

3、被告赔偿原告因被告的违约行为造成原告的损失；

4、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庭审后，原告于2008年12月19日向本院撤回了其诉讼请求中的第3项，本院依法予以准许。

被告高登公司辩称：原、被告之间的有关洋酒买卖的商业合同真实有效，原告在收到被告第一批货物后从未在合同约定的异议期内向被告提供过证据证明相关货物存在质量问题，应视为原告已接受了被告的货物。之后，直到被告发出第二批货物并通知原告付清余款时，原告才提出对第一批货物质量问题的异议，被告认为原告的异议已超出合同规定的异议期，且被告提供的货物都是合格的，没有质量问题。因此，被告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但鉴于被告在原告不付清余款的情况下，为减少自己的损失，自行处理了第二批货物，被告愿意由法院对实际无法履行的该批货物进行处理。

原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证据1编号为JW0500812的商业合同，以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涉及六种洋酒的买卖关系；证据2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付款凭证，以证明原告按照商业合同约定支付了合同总价一半的预付货款；证据3原告法定代表人致被告的信函，以证明被告交付的货物存在严重质量问题，与合同约定不符；证据4亨利五世大香槟干邑XO(以下简称“亨利五世”)实物一瓶，以证明被告提供的货物存在严重质量问题，且与合同约定不符；证据5被告设立在上海之子公司法国高得五世(上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得公司”)销售经理吴享聪于2006年5月30日致原告工作人员的传真函件、证据6高得公司吴享聪于2006年6月21日致原告法定代表人张安莉的传真函件、证据7高得公司吴享聪于2006年6月21日再次致张安莉的传真函件、证据8高得公司吴享聪于2006年6月22日致张安莉的传真函件、证据9高得公司吴享聪于2006年6月23日致张安莉的传真函件，上述证据5－9以证明原、被告就货物质量问题一直在交涉；证据10交通银行汕头分行龙湖支行结算业务申请书，以证明原告向被告之子公司高得公司支付过款项人民币784，000元。

被告对原告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

对于原告的证据1、2、5－10之形式真实性，被告均无异议，但认为其没有违约，交付的货物也不存在质量问题，相反是原告未及时支付剩余货款导致第二批货物无法履行；对于证据3之形式真实性，被告有异议，认为其从未收到过该封信件；对于证据4之形式真实性，被告亦有异议，认为不能证明原告提供的这瓶“亨利五世”就是被告交付给原告的原物。被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证据1高得公司吴享聪于2006年6月21日致张安莉的传真函件(与原告证据6相同)、证据2高得公司吴享聪于2006年1月8日致原告工作人员的传真函件、证据3高得公司吴享聪于2006年1月12日致原告工作人员的传真函件、证据4交通银行汕头分行龙湖支行结算业务申请书(与原告证据10相同)、证据5高得公司吴享聪于2005年12月27日致原告工作人员的传真函件，上述证据1－5以证明原告仅付清了第一批货物的剩余货款，被告所交付货物并不存在原告所称的质量问题，在第二批货物到达后被告催促原告付款，但是原告没有支付；证据6交通银行汕头分行龙湖支行结算业务申请书(注：原告提供的证据10上系将2笔结算业务申请书复印在一张A4纸上，原告将其中2006年1月18日的这笔结算业务作为其证据提供，对于另一笔2006年2月23日的结算业务未划去，经当庭询问，原告不将其作为证据，但被告将该笔结算业务作为其证据提供)，以证明原告指定了上海名特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名特公司”)进行报关；证据7上海赣星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赣星物流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及送货单，以证明被告妥善地履行了自己的义务，将第一批1，000瓶“亨利五世”送抵原告在汕头的仓库。原告对被告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

对于被告的证据1－7之形式真实性，原告均没有异议，但认为这些证据不能证明被告提供的货物符合合同约定，以及相关货物进口的报关都是由被告进行的，甚至不能看出被告提供的货物是否系通过海关正规渠道进口的。

本院根据原、被告双方对证据的质证意见，并结合双方的诉辩意见，认证如下：对于原告的证据1、2、5－10，被告的证据1－7，原、被告对于相对方提供的上述证据之形式真实性均没有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的形式真实性予以确认；对于原告的证据3，被告对其形式真实性有异议，且否认收到过该信件，本院认为，该信件系原告单方制作，原告仅表示系通过传真向被告送达且无其他证据加以印证，故对于原告的证据3之形式真实性不予确认；对于原告提供的证据4，被告否认其真实性，但却未能提供其作为供货方提供给原告的相应样品酒或者相应标签，而从原告提供的实物标签上所显示的名字为“亨利五世”，与双方传真往来函件中以及赣星物流公司出具的相关证据所提到的货品名称一致，本院认为在无相反证据之情况下，原告提供的证据4“亨利五世”实物系被告提供之真实性可予确认。

根据上述本院确认之证据，本院查明事实如下：

2005年8月13日，原告安莉莉公司作为乙方(或客户方)、被告高登公司作为甲方(或供货方)达成了一份编号为JW0500812的商业合同。该合同约定被告向原告提供六种洋酒产品，即

(A)法国杜察亨利大香槟干邑XO(70cl，40度，3，000瓶，单价14.00欧元瓶，总价42，000欧元)、(B)法国马吉利大香槟干邑XO(70cl，40度，3，000瓶，单价14.00欧元瓶，总价42，000欧元)、(C)法国马吉利白兰地XO(70cl，40度，2，000瓶，单价4.57欧元瓶，总价9，140欧元)、(D)法国马吉利白兰地XO(70cl，40度，2，000瓶，单价4.57欧元瓶，总价9，140欧元)、(E)马吉利苏格兰威士忌(70cl，40度，2，000瓶，单价5.34欧元瓶，总价10，680欧元)、(F)法国杜察亨利水晶瓶50年大香槟干邑XO(60cl，40度，1，000瓶，单价125.00欧元瓶，总价125，000欧元)，上述洋酒产品共计13，000瓶，总金额为237，960欧元，均为上海到岸价，不含关税及报关服务费及运费。其中(A)、(B)项产品为相当于或超过轩尼诗XO水平，(F)项产品为相当于或超过路易十三水平，同时被告应提供大香槟50年干邑XO的历史资料，以便原告做宣传之用。另外，(F)项产品杜察亨利水晶瓶属于被告提供，木塞、瓶盖、酒标等均由被告制作提供。

该商业合同还对付款、运输方式、索赔等事项约定如下：“若发生关于产品数量、质量的索赔，客户方必须在货物到达指定地点后的10天之内知会供货方并在此期限内向供货方提出有关证明”、“在供货方收到客户方的订金118，980欧元之后3个工作日内开始生产，从法国出货，上海到岸。客户方可指定货运公司或委任供货方的货运公司，运费由客户方负担”、“签定此合同之日起，客户方需在3个工作日内向供货方支付50％订金，货物到达上海港后5个工作日内付清50％余款(118，980欧元)”等。

合同签订后，原告即于2005年8月16日向被告支付了118，980欧元。之后，原告又于2006年1月18日通过“汕头市龙湖区金叶发展公司”在交通银行汕头分行龙湖支行的账户，向被告设立在上海的子公司高得公司支付了(F)项产品的税金、服务费、货物余款共计人民币784，000元。

2006年4月下旬，赣星物流公司将125箱“亨利五世”送到原告在广东省汕头市的仓库，送货单载明的数量为1，000瓶。

2006年5月30日，高得公司销售经理吴享聪传真给原告工作人员高先生，通知原告：

(A)、(B)、(C)、(D)、(E)项产品将到上海港，要求原告将剩余货款56，480欧元在五个工作日内汇至高得公司账户，待高得公司确认金额后再转给名特公司进行报关。

2006年6月21日，高得公司销售经理吴享聪两次传真给原告法定代表人张安莉，第一份传真系对原告之前所发传真提出质量异议的答复，被告认为其提供给原告的“亨利五世”大香槟干邑没有质量问题，不同意原告的要求。第二份传真系被告不同意原告就(A)、(B)、(C)、(D)、(E)项付款事宜提出的看货付款之要求，被告再次要求原告付清剩余货款，并表示在原告未付清货款前，无法托运入关，更无法看货取货，且被告不负责通关。

2006年6月22日、23日，高得公司销售经理吴享聪两次传真给原告法定代表人张安莉，再次要求原告付清剩余款项。但原告因认为被告的货物交付存在质量问题，且与合同约定不符，并未付清第二批洋酒的剩余货款，经交涉无果，原告诉诸法院请求判如所请。

另查明：

(一)被告提供给原告之产品实物的标签正面标明“HenryV”、“65cl40％

vol.”“JPGOLDENWINGS”，标签反面标明“亨利五世大香槟干邑XO”、“原产国法国，灌装日期2005年10月13日，经销商上海新星进出口有限公司”、规格为“650毫升酒精度40％”。

(二)2005年12月至2006年1月间，高得公司销售经理吴享聪多次发传真给原告工作人员高先生，就(F)项货物的余款付清问题进行联系，并表示要原告再次确认上述报关货物交由名特公司报关。

(三)2006年2月23日，汕头市龙湖区金叶发展公司通过其在交通银行汕头分行龙湖支行的账户，向名特公司支付人民币7，500元。

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认为其在收到被告交付的(F)项产品后马上提出过异议，其主要依据是原告法定代表人给被告传真的一封信，该封信中认为被告交付的“亨利五世”与原告订购的“杜察亨利”不符，且酒无密封漏气严重，因此要求退货。被告否认收到过该封信的传真，但表示原告提出的相关质量异议是在收货一个月后提出的，而非在收到货物10天内提出，因此，被告不同意原告的解除合同请求，但被告确认收到了原告的预付货款118，980欧元和随后支付的人民币款项784，000元。另外，双方就报关问题亦各执一词，均主张系对方委托名特公司进行报关事宜，但都未能提供报关单以及进出口代理合同之类的证据。

本院认为：本案系涉外买卖合同纠纷，因原、被告双方营业地分处《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以下简称“《公约》”)之两个缔约国，故本案纠纷之处理应适用《公约》。

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原、被告之间的买卖合同是否能够解除以及被告是否应退还原告已支付部分的货款、税金及服务费。本院认为，原、被告之间的商业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与法不悖，应为合法有效，双方一经签订，即应遵守各自的义务，全面适当地履行合同。从本案审理情况来看，原、被告就合同项下六个品种的洋酒分两批履行，第一批为1，000瓶杜察亨利水晶瓶50年大香槟干邑XO，第二批为余下的五个品种洋酒共计12，000瓶。合同签订后，原告即依约支付了全部六种洋酒50％的货款118，980欧元。之后，原告又付清了第一批1，000瓶剩余的50％货款、税金及服务费共计人民币784，000元，但对于第二批12，000瓶洋酒原告未支付尾款。因此，本院对于本案合同能否解除亦需根据合同的实际履行情况加以区分。对于第一批1，000瓶洋酒，原告认为被告提供的产品不符合要求且存在严重质量问题，而被告认为其交付的是合格产品，且退一步讲即便存在质量问题，原告也未能在收到货物后十天内提出异议，故被告认为原告的行为应视为对收到合格货物之确认。本院认为，原、被告之间对于洋酒产品的品质是有明确约定的，即被告应向原告提供法国杜察亨利水晶瓶50年大香槟干邑XO，其品质相当于或超过路易十三水平，且被告还需要提供该种洋酒的历史资料以便原告宣传使用。尽管被告否认原告提供之证据实物洋酒的真实性，但鉴于合同规定“杜察亨利”水晶瓶、木塞、瓶盖、酒标均由被告制作提供，现被告并未提供相反证据证明其观点成立，故本院结合被告提供的赣星物流公司证明及被告发给原告传真件中的内容，确认被告实际提供给原告的是“亨利五世”，并非合同约定之特定产品。被告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原、被告之间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就以“亨利五世”替代“杜察亨利”之问题达成过一致，由此可见，被告上述不按约供货之行为必然致使原告通过获得法国原产杜察亨利水晶瓶50年大香槟干邑XO并进而出售以期获得经济利益的合同目的彻底丧失，因此，本院认为被告的行为已构成根本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原告请求解除合同中关于第一批洋酒的履行部分之请求，符合《公约》规定，本院予以支持，被告应返还原告已支付的第一批洋酒全部货款，并返还原告为此支付的税金、服务费，而原告亦应将收到的第一批洋酒“亨利五世”如数返还给被告。

对于第二批洋酒，原告仅于合同签订后支付了50％的预付货款，之后便因为对第一批洋酒的交付存在异议而拒绝付清第二批洋酒的剩余款项，而实际上被告在庭审过程中也确认其自行处理了该批货物。本院认为，原、被告之间在商业活动中签订合同系基于双方之间的信任，如被告提供符合要求的原产地法国之洋酒，原告即为此支付款项，并进而在以后的商业活动中获取利益，但现因第一批洋酒的履行中存在争议，引发了原、被告之间的互不信任，从而导致第二批洋酒履行实际已无可能，而双方不信任因素产生之主要原因系被告在履行第一批洋酒过程中的违约行为所致。鉴于双方都认可本院对该部分洋酒的履行进行处理，本院认为，因该部分洋酒已无实际履行之可能，故应予以解除，被告应返还原告已支付的第二批洋酒之部分货款。关于被告辩称原告未在合同约定的异议期内提出过异议，故应视为原告接受被告交付的货物从而被告免责之观点，本院认为，《公约》第三十八条和第三十九条虽规定了“买方必须在按情况实际可行的最短时间内检验货物……在发现不符情形后一段合理时间内通知卖方，说明不符合同情形的性质，否则就丧失声称货物不符合同的权利”，但《公约》第四十条同时也规定“如果货物不符合同规定指的是卖方已知道或不可能不知道而又没有告知买方的一些事实，则卖方无权援引第三十八条和第三十九条的规定”。现在被告提供给原告的货物根本就不是合同项下约定之货物，被告对此不可能不知道，况且本案中的原告也一直在就相关异议进行交涉，直至交涉无果后提起告诉。因此，上述事实符合《公约》第四十条的规定，被告的辩解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至于原、被告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对于究竟系谁委托名特公司就涉讼货物进行报关一直争执不下，本院认为，鉴于被告已经确认收到原告的全部预付欧元货款和随后支付的人民币货款、税金及服务费，故在本院确认整个商业合同予以解除之前提下，被告就应该返还原告货款118，980欧元以及货款、税金、服务费人民币784，000元。据此，依照《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五十一条第(2)款、第八十一条第(2)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解除原告上海安莉莉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与被告高登洋酒公司(JPGOLDENWINGSCORP.)于2005年8月13日签订之编号为JW0500812的商业合同；

二、被告高登洋酒公司(JPGOLDENWINGSCORP.)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上海安莉莉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货款118，980欧元以及货款、税金、服务费人民币784，000元。

如果被告高登洋酒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2，705元、财产保全费人民币6，148元，共计人民币28，853元，由被告高登洋酒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缴纳。

如不服本判决，原告上海安莉莉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被告高登洋酒公司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黄 英

代理审判员 王 谦

审 判 员 张冬梅

二00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陈 月

第四篇：20141205关于上海信昌休闲度假中心有限公司违法销售高尔夫会员涉嫌合同诈骗的情况反映函_v6

关于上海信昌休闲度假中心有限公司 违法销售高尔夫会员卡涉嫌合同诈骗的情况反映

尊敬的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政府：

我叫

，身份证号码

，联系地址

，联系电话

，于20

****年**月**日在被欺骗的情况下,同经营场所在贵区的上海信昌休闲度假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昌公司”）签署《南公馆入会合约书》，以

万元/人的价格，购买了上海南公馆高尔夫俱乐部的会籍。现上海南公馆高尔夫俱乐部关闭，而会员费未能退回。

现经会员查询、交流得知，信昌公司成立于2002年11月19日。其后，信昌公司未经政府合法批准，在贵区惠南镇秋荷路33弄88号建造了一个18洞的高尔夫球场，并于2006年9月开始，以“上海中港高尔夫球场”为名对外营业，又于2010年6月更名为“上海南公馆高尔夫俱乐部”（以下简称“南公馆”）。

自2013年4月至2014年9月之间，“南公馆”以会员制的形式经营，通过虚假承诺提供南公馆高尔夫球场终身服务的方式，以明显低于市场价格的销售手法，从第一期定价每名个人会籍12.8万元起始（对外号称每销售100名会籍即提价一次），然后按14.8万元/名、16.8万元/名、20.8万元/名，分期提价对外销售会籍（期间也以18.8万元、26.8万元的价格分两期对外销售家庭卡），在短期内诱使800多名会员签订《南公馆入会合约书》（见附件1），获得会籍销售款保守估计约0.7-1.2亿元之间。

2014年11月30日，南公馆通过单方面公告的方式告知众会员停止营业。众会员方知其高尔夫球场因未经合法批准无经营资质而被政府有关部门关闭。

众多会员经沟通信息后，认为政府整顿高尔夫球场是正确的，但信昌公司通过违法销售高尔夫球场会员卡为自己敛财并想借机脱身，特别是明知球场要关门后，仍隐瞒、否认球场将被关闭的消息，对外销售会员卡，有明显占有会员财产的故意，涉嫌合同诈骗，应向贵区公安机关报案请求查处，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因信昌公司涉嫌合同诈骗的数额特别巨大、并涉及800多人（含外籍人士），社会影响巨大，故特向贵区政府领导反映，盼贵区政府领导能够尽早协调相关职能部门对信昌公司合同诈骗的行为及时立案侦查，追回800多名会员被骗取、转移的资金，维护我们800多名会员的合法权益，践行新一届党中央的法治中国主张。此致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政府

反映人：

2014年12月05日

抄送：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共上海市浦东新区委员会、上海市浦东新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共上海市浦东新区纪律检查委员会、上海市浦东新区监察局、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上海市浦东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第五篇：东方国际集团上海荣恒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与上海峻吉贸易有限公司、上海卫邦建材有限公司进出口代理合同纠纷案

上 海 市 第 二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05)沪二中民四(商)初字第7号

原告东方国际集团上海荣恒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东路166号17层。

法定代表人陶洪，经理。

委托代理人罗建荣，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佳融，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上海峻吉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静安区武定路595号2108室。

法定代理人何平，经理。

委托代理人高勇，上海市前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上海卫邦建材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奉贤区金汇镇金钱公路1818号(65)。法定代表人卫梦飞，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陈旭庆，上海市国威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东方国际集团上海荣恒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与被告上海峻吉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第一被告)、被告上海卫邦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第二被告)进出口代理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05年2月1日立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第二被告在提交答辩状期间提出管辖权异议，本院于2005年3月11日作出(2005)沪二中民四(商)初字第7号民事裁定，驳回第二被告提出的管辖权异议。第二被告不服提起上诉，后于2005年4月11日撤回上诉。本院于2005年4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代理人罗建荣、李佳融，第一被告的委托代理人高勇，第二被告的委托代理人陈旭庆到庭参加诉讼。应第二被告申请，本院于2005年6月1日委托上海市公安局刑事科学研究所对本案系争《委托代理进口协议书》和《最高额保证合同》上加盖的“上海卫邦建材有限公司”公章与第二被告在工商机关的预留印章是否一致进行鉴定，上海市公安局刑事科学研究所于2005年7月7日作出鉴定书。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2004年8月18日，原告与第一被告签订《委托代理进口协议书》，约定自该协议书生效之日起至2005年年底，第一被告委托原告从事代理进口业务。同日，原告、第一被告、第二被告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由第二被告对第一被告信用证占用原告资金及授信额度累计不超过550万美元的债务承担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后原告、第一被告和上海怡通报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怡通公司)签订《三方协议》，由原告委托怡通公司代办报关、运输、装卸货物事宜。2004年10月22日，原告、第一被告、上海市专利技术工贸公司陈行化工仓库(以下简称陈行仓库)签订《三方仓储协议》，约定原告委托陈行仓库代办仓储事宜，陈行仓库必须凭原告的正本出仓单才能放货。2004年12月9日至2004年12月21日，第一被告与原告分别签署了7份代理进口合同。2005年1月18日，第一被告告知原告，货物全部被上海星彦经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彦公司)骗取，并同意尽快与原告结算代理合同项下的款项。2005年1月19日，第一被告书面确认上述7份代理进口合同项下尚欠原告货款及手续费等共计39，396，466.35元。后第一被告将其对上海子能企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子能公司)的债权23，508，851.08元转让给原告，以冲抵第一被告对

原告的债务。现第一被告尚欠原告代理手续费以及原告垫付的信用证下货款及其相关费用合计15，887，615.27元。为此，原告提起诉讼，请求：

1、第一被告支付原告代理手续费以及原告垫付的信用证下货款及其相关费用合计15，887，615。27元；

2、第二被告承担连带还款责任。

原告提供了以下证据：

1、原告和第一被告签订的《委托代理进口协议书》；

2、原告、第一被告和第二被告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3、原告、第一被告和怡通公司签订的《三方协议》；

4、原告、第一被告和陈行仓库签订的《三方仓储协议》；

5、2004年12月9日至2004年12月21日，原告与第一被告签订的合同编号为0401IM259G、0401IM260G、0401IM265G、0401IM266G、0401IM267G、0401IM271G、0401IM275G的《代理进口合同》及其进口信用证、托收承兑、付款情况表；

6、第一被告于2005年1月18日向原告出具的《情况说明》；

7、第一被告于2005年1月19日向原告出具的《情况说明及保证书》、《保证书》，第一被告于同日向子能公司出具的《转让债权通知书》；

8、进帐单5份，以证明第一被告支付了7份《代理进口合同》项下的15%的开证保证金；

9、第一被告于2004年12月30日向原告出具的《情况说明》，以及原告开具给上海聚彦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聚彦公司)的增值税专用发票14张，以证明原告应第一被告的要求将编号为0401IM259G、0401IM260G合同的增值税发票开给聚彦公司。

第一被告答辩称：由于第一被告的经营者及相关的业务人员也已经离开了公司，代理人无法核实合同的签订和履行情况，对于担保合同上第二被告的公章的真实性也无法确认。从原告提供的证据的形式上看，对原告所要证明的事实无异议。第一被告与第二被告之间存在多次的担保关系。担保合同上第二被告的章不应当是假的。

第一被告没有提供证据。

第二被告答辩称：

1、第二被告为第一被告提供过其他担保，但没有对本案所涉的贸易进行担保。在第二被告确认的其他两份担保合同上都有第二被告法定代表人的签字，而本案所涉这份《最高额保证合同》上没有第二被告法定代表人的签字。根据第二被告工作人员回忆没有为这笔业务提供过担保，所以请求对《最高额保证合同》上第二被告的章与第二被告在工商部门预留的印章是否一致进行鉴定。

2、按照合同约定，原告应当把提单交给双方指定的报关公司，由报关公司代理报关后将货物运至双方指定的仓库，仓库按原告的指令放货，第一被告在付款后提货。原告和第一被告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不会造成损失。但原告和第一被告擅自变更了合同的主要条款，将提单交给了第一被告，第一被告办理报关手续后，把货交给了他的下家，致使货物被骗。原告和第一被告擅自变更合同的主要条款，致使第二被告丧失了可能控制风险的能力，故第二被告不应该承担连带还款责任。

3、本案第一被告涉嫌诈骗犯罪，有多家单位向公安部门报案，公安机关已经立案侦查。第二被告已于2005年2月25日向公安机关报案。如果经鉴定二份合同上第二被告的印章不是第二被告的真实印章，本案也涉嫌刑事犯罪，应当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第二被告没有提供证据。

原告进一步辩称：

1、2004年8月19日左右，原告的业务员陆姿群将《委托代理进口协议书》和《最高额保证合同》快递给第一被告，由第一被告联系担保人盖章。同年8月27日左右，原告收到了加盖第一被告和第二被告公章的二份合同。期间，原告的业务员巫军与第一被告的业务员崔亦丽通过电话，崔称当时在第二被告处，并将上述二份合同交给第二被告董事长卫梦飞，由卫在合同上盖章。

2、原告应第一被告的要求变更了合同的履行条款，把提单交给了第一被告，由第一被告办理报关手续。按照《最高额保证合同》的约定，《委托代理进口协议书》及代理业务项下履行期限等各项条款变更无需取得担保人同意，担保人应继续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因此，变更合同条款不能作为第二被告免于承担担保责任的理由。

第一被告进一步辩称：第一被告本身是受害人，委托代理进口的货物被星彦公司骗取。第一被告已于2005年1月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已立案侦查。本案是否移送公安机关处理由法院决定。

第二被告进一步辩称：第一被告的崔姓业务员确来第二被告处盖过章，第二被告董事长卫梦飞是在另外二份担保合同上签名并盖章，而未在本案系争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签名盖章。

第一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没有异议。第二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2合同上的第二被告的印章的真实性有异议；原告提供的证据3、4、5、6、7，第二被告不清楚，无法发表质证意见；对原告提供的证据8、9无异议。

本院经审理查明：2004年8月18日，原告与第一被告签订《委托代理进口协议书》一份，约定该协议是双方委托代理业务的总协议，由第一被告委托原告代理进口化工原料，协议有效期自该协议书生效之日起至2005年年底；该协议生效期间，原告和第一被告签订的代理进口合同或原告与外商签订的进口合同属于该协议项下的分协议；该协议的保证合同、确认书是该协议的附件或者从合同，两者不可分割；原告根据分协议的规定，对外申请开立即期及远期信用证，若原告应第一被告的要求开立远期信用证的，第一被告应当办理货物质押手续，责令运输单位将货物放入双方协定仓库，第一被告带款提货，在第一被告付清货款前，原告暂不放货；第一被告应于每份信用证开立3个工作日前支付该信用证金额15%的保证金，每份信用证对外付款日3个工作日前支付该信用证项下的全部货款及代理手续；原告给予第一被告进口开证额度累计500万美元，第一被告按每笔进口合同CIF总价0.9%支付原告代理手续费。该协议由原告和第一被告加盖公章，原告、第一被告和第二被告加盖骑缝章。

原告提供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为，第二被告作为担保人对原告与第一被告签订《委托代理进口协议书》的内容已知悉，并承诺对第一被告在上述代理业务中发生的债务承担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担保的最高债权额度为550万美元；保证期间至2005年12月底；第一被告未能按上述总代理进口协议办理货物质押手续，造成原告垫付的，担保人应承担保证责任；上述总代理进口协议项下履行期限等各项条款变更无需取得担保人同意，担保人应继续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该合同记载的签订日期为2004年8月18日，并加盖了原告、第一被告和“上海卫邦建材有限公司”公章及骑缝章。

后原告、第一被告和怡通公司签订《三方协议》，约定鉴于第一被告指定怡通公司代办报关事宜，故原告委托怡通公司代办报关、运输事宜，并将属于原告的货物存放在双方协定仓库。2004年10月22日，原告、第一被告、陈行仓库签订《三方仓储协议》，约定鉴于陈行仓库是第一被告指定的仓库，原告委托陈行仓库代办仓储事宜，将属于原告的货物存放在陈行仓库，陈行仓库必须凭原告的正本出仓单才能放货。2004年12月9日至2004年12月21日，第一被告与原告分别签署了7份代理进口合同。第一被告除支付每个合同项下15%的开证保证金外，余款未付。

2005年1月18日，第一被告向原告出具《情况说明》一份，该《情况说明》的主要内容为，第一被告委托原告代理进口的7个合同项下的货物，应第一被告的要求，原告已经将提单交给第一被告指定的报关公司报关，报关公司报关后已通知第一被告安排进仓。上述货物本应由第一被告指定的运输公司运输至第一被告指定的仓库存放，第一被告凭原告的出库单出库。由于第一被告与货物的购买人星彦公司有长期的合作关系，第一被告轻信星彦公司，同意由星彦公司直接办理运输，仓储手续，现发现货物全部被星彦公司骗走，仓单系伪造。为不给原告造成更大的损失，第一被告同意尽快与原告结算代理合同项下的款项。2005年1月19日，第一被告书面确认上述7份代理进口合同项下尚欠原告货款、代理费及手续费等共计39，396，466.35元。后第一被告将其对子能公司的债权23，508，851.08元转让给原告，以冲抵第一被告对原告的债务。现第一被告尚欠原告代理手续费以及原告垫付的信用证下货款及其相关费用合计15，887，615.27元。

2005年2月25日，第二被告在收到本案原告的起诉状副本后向上海市公安局经济侦查总队报案，该报案报告的主要内容为，2004年8月18日、11月1日、11月10日，第二被告分别为第一被告的进出口代理协议项下信用证开证保证金的付款提供金额分别为550万美元、135万美元、117万美元的担保，第一被告提取货物后未付清货款，该公司的有关人员已经失踪藏匿，造成第二被告被诉至多家法院，损失巨大，为此，请求从速立案，挽回第二被告的经济损失。

2005年6月1日，本院委托上海市公安局刑事科学研究所对本案系争《委托代理进口协议书》和《最高额保证合同》上加盖的“上海卫邦建材有限公司”印章与第二被告在工商机关的预留印章是否一致进行鉴定。上海市公安局刑事科学研究所于2005年7月7日作出鉴定书，鉴定结论为：《委托代理进口协议书》中缝上盖有的“上海卫邦建材有限公司”的印文与第二被告在工商机关的预留印章相一致；《最高额保证合同》担保人栏及合同中缝上盖有的“上海卫邦建材有限公司”的印文与第二被告在工商机关的预留印章不相一致。本案的争议焦点为：第二被告是否与原告和第一被告签订过本案系争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原告认为，第二被告在《委托代理进口协议书》上加盖骑缝章，表明第二被告有为第一被告提供担保的意思表示，《最高额保证合同》上的印章不一致并不代表上述印章就是假的，而且，第二被告在本案诉讼期间还向公安部门报案，承认为第一被告提供了本案系争业务的担保，故《最高额保证合同》的真实性应当予以确认。第二被告则认为，第二被告为第一被告提供了多次担保，向公安机关报案时误以为为第一被告提供了本案系争业务的担保，但事后经经办人员回忆未做过本案业务的担保，遂向法院申请鉴定。第二被告仅使用过一枚公章，从未使用过《最高额保证合同》上加盖的“上海卫邦建材有限公司”的印章，因此，第二被告未提供过本案业务的担保，《最高额保证合同》的真实性不应当确认。原告为本案进出口合同担保一事与第二被告有过接触，但第二被告并未在进出口代理合同和担保合同上盖章，对于上述鉴定结论，第二被告也无法作出解释。本院认为，综合分析本案现有的证据材料，一方面，《委托代理进口协议书》的委托方和受托方分别是第一被告和原告，原告在签订《委托代理进口协议书》时要求第一被告提供担保，并在该协议中载明担保合同是该协议的附件，因此，第二被告在《委托代理进口协议书》上加盖骑缝章的行为，应当认定为以担保人的身份所为。而且，第二被告在向公安部门报案时承认，2004年8月18日为第一被告提供了金额为550万美元的担保，即本案《委托代理进口协议书》项下的担保，上述行为发生在第二被告收到原告的起诉状副本和相关证据材料之后，第二被告作为一个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企业法人对自己做出的上述意思表示的法律后果应当是清楚的，因此，上述行为在法律上属于自认。第二被告在诉讼中先承认为本案提供过担保，之后又推翻上述自认，但没有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先前所做的自认出于错误，故第二被告所作自认的意思表示是真实的，即第二被告为第一被告提供《委托代理进口协议书》项下550万美元的担保的事实是存在的。另一方面，《委托代理进口协议书》和《最高额保证合同》上加盖的“上海卫邦建材有限公司”的印章不一致，通常情况下两份合同不可能在同一天形成，而且，原告也不能提供证据证明第二被告在其他场合使用过《最高额保证合同》上加盖的“上海卫邦建材有限公司”的印章，因此，尚没有充分证据证明第二被告在《最高额保证合同》加盖印章。另外，从两份合同的内容上看，《委托代理进口协议书》规定原告为第一被告开立远期信用证的，第一被告应当将货物质押给原告，并详细约定了货物的报关、仓储以及带款提货等质押手续，第二被告提供担保的责任范围仅限于货物按约质押后所存在的风险；而按照《最高额保证合同》的约定，原告和第一被告变更上述总代理进口协议项下包括办理货物质押手续等各项条款，无需取得第二被告的同意，第二被告仍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较《委托代理进口协议书》的约定明显对担保人不利，第二被告在明知主合同内容的情况下，在同一天又签订内容截然相反的担保合同，既不符合逻辑，又有违情理。基于上述理由，本院难以认定原告提交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系第二被告提供担保的意思表示内容。

综上所述，本院认为，原告和第一被告签订的《委托代理进口协议书》合法有效。原告和第一被告在履行该协议过程中变更了部分条款，不影响第一被告履行付款义务，现第一被告未按约支付原告垫付的信用证下的款项及代理费用等已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原告要求第一被告支付代理手续费以及原告垫付的信用证下货款及其相关费用合计15，887，615.27元应予支持。纵观本案的证据材料，第二被告虽然为第一被告提供了本案《委托代理进口协议书》项下550万美元的担保，但原告提交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尚难以认定是第二被告提供担保的意思表示内容。而系争代理进口协议项下的损失，正是由于原告和第一被告变更有关货物质押的约定，未办理货物质押手续所致，按照《委托代理进口协议书》的约定，由此造成的损失也在第二被告承担的担保责任范围之外，故原告要求第二被告承担担保责任的诉讼请求，本院难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第一款、第四款之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上海峻吉贸易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东方国际集团上海荣恒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代理手续费、原告垫付的信用证下货款及其相关费用合计人民币

15，887，615。27元；

二、原告东方国际集团上海荣恒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89，448元，由被告上海峻吉贸易有限公司负担。鉴定费人民币800元，由被告上海卫邦建材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马昌骏

代理审判员 徐子良

代理审判员 朱志红

二00五年九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赵 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