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关怀和历史理性：文学价值取向的交合

第一篇：人文关怀和历史理性：文学价值取向的交合

人文关怀和历史理性：文学价值取向的交合在文学创造中，人文关怀是古往今来一切以文学作品的总主题，并与历史理性共同筑起文学的真善美功能的价值体系。作者从人的需要出发，坚持以人为本把自己对社会生活的体验以及社会现实的认识用文字表达出来，使人文关怀寄寓在对社会规律的认识和描述中，即同历史理性密切的联系在一起，两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实现了人文与历史两种文学价值的交合。文学创造是作家对社会生活的反映。作者根据现实生活的实际，在历史理性中展现人文精神。例如英国作家狄更斯的小说以高度的艺术概括、生动的细节描写、妙趣横生的幽默以及细致入微的心理分析，广泛地描写英国十九世纪中期的社会生活，塑造了众多的“小人物”形象，对社会下层阶级表现极大的同情，批判资产阶级社会的自私、伪善和冷酷，小说《双城记》最为突出。它以法国的革命为背景，描写玛耐特医生妇女的遭遇，揭露贵族的荒淫残暴，表现法国大革命的必然性和人民革命的热情。小说写得是两个男人和他们的爱，以及围绕这场爱发生的无法回避的冲突。玛耐特医生放下自己的不幸，看在查尔斯憎恶家族的作恶多端放弃了贵族爵位与财产自食其力的份上，为了女儿露西的幸福，把女儿嫁给了他，而卡顿为了自己刻骨铭心深爱着的露西的幸福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小说以个人的欢乐和悲哀反映了整个国家的兴盛与悲惨，作者艺术描写中无形的加入了自己的情感评价，是小说不仅蕴含着丰厚的人文关怀的价值意义，而且也体现了深刻的历史理性。

然而，文学创作并不存在规范化的模式。文学作为审美创造的自由空间，使作家能够在不同的历史理性观点上展现人文精神。例如茅盾的《子夜》主要对都市生活中各个阶级和阶层人物进行描写，通过这些人物的生活和命运，大规模地反映中国的社会现象，提出尖锐的社会问题，体现了鲜明的革命现实主义色彩。而与茅盾处于同一时期的作家沈从文的《边城》则是通过湘西边地乡村人物的性格、命运的发展变化来展示湘西下层人民的悲欢离合，是人道主义现实主义的代表作。他们把历史理性的视点放到不同的侧面，各有各自的局限性，但他们在刻画描写中吧人文关怀与历史理性血肉般地联系在一起，在对当时中国社会的现实生活的实际反映中实现了人文与历史价值的交会，体现了作家在文学审美创作中的自由度，展现了自己的艺术个性。

当然，在文学创造中，我们不能违背社会发展的规律，也不能违背艺术创作的规律。如果违背，则会导致对人文精神的破坏。社会在其发展进程中，会不可避免地损害某个阶层的利益，但如果一味片面强调某一历史观点就意味着人文关怀与历史理性的脱离。因此，作家在文学创作中应该把握好一个“度”：在肯定社会发展的前提下，以艺术的方式揭露苦难与罪恶，从而让人文与历史两种价值相交会，使文学实现对着生命的追求。

第二篇：科技理性、价值理性和人文关怀

科技理性、价值理性和人文关怀

[摘 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结构的变化和科技理性的张扬有密切关系。必须指出，科技理性只是理性的一个方面，它需要人文价值理性的判断、比较和匡正，人类道德的实践品格必须来自于价值理性的孵化。人文关怀所蕴涵着的巨大的精神力量实质上是要求关注每个人的生命意义和内心生活。在不断重视和强化人文关怀的基础上，一切表面上看来非常诱人的“说教”就会因失去生存和传播的温床而自行消亡。只有这样，人类才有可能在创造出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创造出持久美好的人性流露和充溢的善感。[关键词] 科技理性；价值理性；人文关怀；德性；价值

一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原有的垂直隶属型的社会亚系统逐渐被水平网络型的发展趋势所取代，与此相关，曾经在旧体制中起重大维系作用的、具有很强的单一性和排斥感的准则、规范和价值观日益为多样性和包容性很强的准则、规范和价值观所取代。“网络组织使权力由垂直变成平行，个人因而得到极大的自由”，[1]（P210）人们越来越多地对于已有的社会现象和行为有了相对宽容的尺度。所有这些都使得社会不管在要素意义上还是在结构意义上都越来越大，从而使现今的中国社会与30年以前相比较，差异点多于共同点、一致性弱于冲突性、断裂性多于连续性。

如果在科学技术层面上进行深入分析，产生这种“新社会”的原因则在于科技发展的快捷和科技的社会影响的凸显。

诚如哈贝马斯所言，如今，我们生活世界的结构当中充满了技术。一方面，科技的实证性内在地偏离了对于抽象的一致性、连续性和共同性的不懈追求，另一方面，科技的工具理性倾向天然地具有打破旧有框架的固有张力。科学上的“实验主义”认为只有有效的东西才是有价值的，它的价值建立在“效果”上，因此，“实验主义”本身不能产生价值系统，它本身并不能解决什么是道德、美和宗教的问题。由于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它对社会的作用和影响日益增强，广泛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而促进了社会产业结构的变革，同时，人们的生活观念无不在科技的影响下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这种变化中，科技理性以及由它所导致的社会行为理性便是重要的构成。

科学就其本质来说是一种理性活动，这种活动“特别注重感官所能知道的事实，认为所有的命辞都必须根据他们认为的事实，才能成立。”[2](P44)在科学实证主义看来，“一种单纯的批判姿态，不管在主观上被许多现象证明是多么有理，却必须让位给更加可靠确切的知识”[3](P108)，信仰系统是无法能够被证明的，所以，它也就是不可知的、不合理的，这样，科学理性的核心在于相信客观世界的客观性、统一性、规律性和可知性。科学理性起源于科学家特定思维和行为方式，这些特定方式应该包括：探索创新、实事求是、崇尚真理、严谨踏实。科学研究的这些特定思维和行为方式逐渐地被社会所采纳和接受，成为社会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人们指导自己社会行为的一种规范，这就是科学理性，它是人所独有的认识世界、探究自然的能力，是以自然科学为对象的人的理性的一个方面。

应该指出的是，作为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科学通常以两种方式对 社会发生作用和影响：第一种是物质的力量，即科学为生产技术的进步开辟道路；第二种是精神的力量，它直接作用于人的理智和心灵，对社会生活发生影响。科学作用于社会的第一种力量较为明显，从而为人家所熟悉，而第二种方式和力量则容易被人们所忽视。对于科学以第二种方式作用于社会的功能，爱因斯坦早就有洞见，他把科学“对人类心灵的作用”或者说“科学对于理智所产生的影响”，称为“不朽的荣誉”，并认为，“尽管草率看来，这种方式好像不大明显，但至少同第一种一样锐利”。正是由于科学的这样两种作用方式，所以它既可以作为“科学—技术—生产”系统中的要素，表现为物质生产力的方式，又可以作为“科学—理性—世界观”系统中的要素，表现为精神生产力的方式。

在爱因斯坦看来，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的，即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和文艺复兴时期发现的通过系统的实验可以找出的因果关系，中国的贤哲没能走向这两步，是无足惊奇的，而要是发现了这两个基础则倒是令人惊奇的事。近代以来，我国的科学理论相对薄弱，在传统文化中科学理性的沉淀相应地较为缺乏。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工作重点的转移，人们对于科学技术的认识也在不断地提升。其中首先被认识到并受到重视的是科学技术的生产力功能。如今，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但平心而言，科学知识、科学思想、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在社会精神生活中的作用和影响，即科学理性的社会价值，特别是对于从科学理性通往世界观的理论研究和宣传普及工作还重视不够。

作为人类认识和把握世界的主体能动力量，理性是人类在本质方面的重要力量和特征。据此，可以认为，科技理性是人的理性的一个方面，另一个重要的方面在于，理性也是认识自己、探究社会，为社会设定理想价值目的并给人自己立法的能力。在此，我们可以把以追求理想、伦理道德等人文科学为对象的人的理性称为“价值理性”。这两种理性由于共同指向于人及其生存的客观环境而应该有本质上的同一性。简单地说，人类在认识自然的必然性的基础上，发展出了科学技术和认知世界的科技理性，又在追求人类的合目的性、合主体性的理性过程中发展出了“真”、“善”、“美”，这渗透着价值理性把握世界的发展、让人类生活得更美好、更完善的方向性指引。

二

动态地看，现代化过程要求普遍地实现工具意义上的理性化，但工具理性（即科技理性）的过度膨胀，使科学与技术本身成了意识形态，具有明显的工具性和奴役性，起着统治人和奴役人的社会功能。仿佛成为技术社会的现代社会，使人们原本丰富的人生蜕化为“技术的人生”。马克斯·韦伯甚至认为自然科学“总是倾向于从根底上窒息这样的信念，即相信存在着世界的‘意义’这种东西”[4](P33)，这和我们这个时代的“除魅”有关联，它的结果就在于：那些终极的、最高贵的价值从社会生活领域中的消逝。

随着科技理性的不断张扬，崇尚科技万能的文化理念逐渐成为近现代社会的文化倾向。在道德相对论、追求事实和效率精神的怂恿下，科技理性深深地介入人们的生活世界，掩盖了价值理性的自我解释能力，于是，科学对外部自然界的技术性尝试便延伸到社会生活领域。这样，以所谓富有人情味的故事为共同名称的娱乐材料以其消费的虚拟性和充实度导致了人性的理性匮乏，电影、电视和网络媒体事实上将新闻形式和零散的信息整合成有足够弹性区间的“生活忠告”，使其带有一种超级广告的因素或担负起广告的模拟功能，于是人们的交往形式和交往的实质本身也发生了变化，它们的影响极具渗透力，以致于大众媒体和肤浅的社会思潮充当了个人疾苦和困难、情感迷茫和抑郁的诉诸对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阅读更多的是周末杂志、画报和马路报刊，也更多地听听广播、看看电视和叙叙街头小道传闻，如此而已，真正读书的人反而越来越少，浮躁情绪越来越烈，隐藏在高度物质文明之下的是人们的精神痛苦和行为堕落，世界因此而失去了与道德不可分割的美的存在。在弥漫着一种引人注目的不安和焦虑气氛中，有责任的思想家敏锐地看到了对于科技理性的过分强调所带来的可怕后果，有的西方学者认为由于价值理性的过分缺失，我们的时代面临着毁灭的可能性，人类已经走到了“一个‘绝对文化的门槛’”，没有任何人不会不受到它的巨大转变的影响[3](P106)。在当今社会中，人们在互动过程中有意无意地所表现出来的道德意义的缺失和本能倾向的凸显已逐步把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从这个世界上清除了出去，并把我们置于一个可加利用、但没有意义的宇宙之中，为此他们真诚地走上了精神定位和价值选择之途，渴望有一种内在精神生活的不死之鸟能够站立起来，支撑人类伟大而遥远生活的未来。

看来，人类在过多地占有自然飞地的同时也失落了纯真的精神家园。安东尼·吉登斯认为，作为推动现代社会前进的文化力量，科学与技术建立在“没有任何东西是神圣的”假设的基础之上，于是现实生活中就没有任何道德秩序能够被保存下来[5](P45)。帕森斯非常深刻地指出，随着宗教兴趣的衰微，科学成了人们主要的关注点，科学也被广泛地看做是人类精神在理性上的成就，这种强劲的影响通过近代社会而留下其难以抹去的痕迹[6](P668)。如今，人类所面对的许多社会问题都是人类内在精神危机的外部表现。只有失去了内在精神的人才会疯狂地追逐外在的物质，而越是追逐外在的物质，就越是失去人的精神家园。

据此，可以认为，科学好比是一艘在雾中夜航的轮船，需要人文之灯来导航。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德托罗斯教授认为，300年前，人类犯了一个历史性的错误，那就是将人文与科学分开发展。在他看来，这种分割越深，人类应付复杂世界的能力就越弱。所以，反省人文价值理性和自然科技理性的关系，强调建立科学与人文平衡的整体性文化观是关系到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攸关大事，乃至于许多科学家群体也在致力这一问题的研究，如美国科学史家布鲁诺斯基（J·Bronovsky）在其著作《科学与人文价值》一书中深入地阐明了科学的价值在于人的价值，并指出当今世界文明的许多困境不是科学本身的恶果，而是人们鄙弃了真正科学的人文精神。

如今，人们倾向于认为科学理性是现代文明的灵魂，是提高人的认识、促进社会行为理性化的强大精神力量，在理性精神的指引下，以工具、技术和自然科学为标志的人驾驭自然界的能力空前发展了。在此意义上，科学技术本身是无辜的，问题在于人类没有正确地把握科技理性和价值理性之间的关系，人本身的精神生活和内心要求却遭到了漠视。如果我们一直能用人文价值理性对自然科技理性和科学发展的方向进行合理的判断、比较和匡正，使对人文精神的追求和对求生物欲的追求一样努力，那么，就可能在创造出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创造出持久美好的人性流露和充溢的善感。果真如此，则虽如马克思所言：“任何人如果不同时为了自己的某种需要和为了这种需要的器官而做事，他就什么也不能做”，但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中人们只能追求和满足那些正当的利益、欲望和需要，这样就不会因为积德消业而放弃人生的各种利益追求和各种欲望的满足，就不会为在磨难中修炼和“形成强大的思想业力”而“割舍七情六欲”，乃至于“在亲朋好友遭受痛苦时还不会动心”。“人类在败坏，到处都是魔”只能为人类道德反动论和人类毁灭论作注解。本该内在于个体的德行的生成无可置疑地有着外在的源泉，而道德的实践品格必须来自于人文价值理性的孵化。所以，人类发展中的困境和迷惑只能是人们鄙视真正科学的人文精神的折光和反射。

三

米尔斯曾说：“给予科学方法和科学理性在社会中的中心地位，并不意味着人们可以生活在理性之中，而不再有神话、欺诈和迷信”[7](P182—183)。科学理性的“理性亏空”必须借助于价值理性的“理性垫补”，而这种“垫补”只能通过人文关怀逐渐实现。因为，人文关怀所蕴涵着的巨大的精神力量，是一种分析性的、批判性的力量，它实质上是要求关注每个人的生命意义和内心生活。人文关怀以其内在精神孕育价值理性的基本途径可通过以下几个方面表现出来： 第一，在科学地认识和指导人类有意识地创造自己的历史、自觉地进行实践活动的基础上，人文关怀能够把人类引向远离本能和盲目的动物式行为方式的美好境界[8](P202)人类总是处在一种困惑的境地中，即一方面是动物，同时又是具有自我意识的精神性的存在，而后者使人类知道自己被赋予了其他动物所不具备的尊严，为此就设定了常规，这也就成为人类文化和文明的一把尺子。理性化行为要求人们理智地追求合理的恰当的目标，有效地、切合实际地追求合理的高效益。依靠科学理性，科学家发现了宇宙规律、解释自然现象、预见世界的未来。这就昭示人们应该按照客观规律来指导社会实践，使他们的行为“带有经过思考的、有计划的、向着一定的和事先知道的目标前进的特征”，反对一切盲目的、主观的、唯意志的行为，在科学理性之光的引导下，不断地从必然王国迈向自由王国。理想的现实世界必然要求将逻辑公理、道德规范和审美原则等各自的真理性建立在某种合目的性上，而对其的论证和一系列的内化过程不得不依赖于人文关怀的渐次渗透。

第二，传播和普及了科学知识的心灵在人文关怀的浸润下，会在更高层面上提高心智和智慧，增强人们抵制愚昧和野蛮的能力，推进社会行为方式的道德化和文明化

自然科学作为一切知识的基础，是人类文化宝库中的精华部分，它既是物质的财富同时又是观念的财富。科学知识内化于人的心灵，使人视野开阔、思想锐利、行为理智。在科学发达、理性之光照耀的地方，野蛮愚昧和封建迷信是没有市场的。相反，现实生活中存在愚昧落后现象，都是在科学知识尚未插足的一些领域里发展起来的。当前，一些地方看风水、观星相、重巫术、建神庙以及其他一些伪科学和反科学现象的泛滥，根本原因就是科学理性之光没有照到那里。

社会发展固然需要更多的科技理性精神，但人文价值理性在某种意义上更重要，因为它不仅是真的，而且也包含了人类善的和美的理想的愿望，包含了主体需要的价值取向，引领着人类发展的合理方向，表达着人性和人类生活的真谛。在此意义上，应该由价值理性统领科技理性以保证科技理性的正确方向。而这只能在人文关怀的前提下才能得到保证。

第三，科学的认知功能能够上升到世界观的高度，成为社会的理想、信念和道德的科学基础，人文关怀最终对世界观、价值观发生作用，从而影响人们的行为方式

有人将科学理性与强调人的价值与尊严，尊重人的情感的人文精神对立起来，认为弘扬科学理性必然导致人文精神的缺失，并把世界上人文精神的失落归咎于科学，这是错误的。其实，真正的科学理性和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是融为一体的。近代以来，正是自然科学的诞生才把人的尊严从神的统治的阴影中解放了出来。现代科学在追求知识和真理的同时也在追求着人类自身的进步和发展，而科学家的精神气质、高尚品质和人生理想代表着人类道德发展的方向，特别是作为先进世界观和价值观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高度的科学理性和高尚的人文精神的完美结合。在科技越来越发达的今天，科学理性与人文精神的融汇趋势应该日益明显，社会行为在高度理性的基础上，应更具人文精神。人们能够提高自己理智的批判能力，利用科学的观点、方法和知识去识别各种消极没落的世界观、价值观以及各种反科学、反民主的社会思潮，如此，则一切表面上看来非常诱人的“说教”就会因失去生存和传播的温床而自行消亡。

美国学者理查德·罗蒂在他的《后哲学文化》中十分深刻地指出：“一个从着魔状态中解脱出来的世界必然是宽容性的，这必然导致实用主义”。既有的封闭社会的隐退会促发主体的个人主义和对个人选择的自由性的推崇。前文已经指出，我国改革开放之前的统一性的被打破和新社会的被铸造，建构了宽容的社会氛围，使社会成员现实的或预期的行为空间和思想空间大大扩展，形成了社会层次的渐次分化。齐美尔的形式社会学表明，社会群体的分化会产生超越原有空间、经济和精神等方面限制的需要和倾向，该过程会日益增长个体化及各个要素之间的摩擦，不断增加的离心倾向又成为通向其他群体的桥梁[9](P42)。曾在我国历史上出现过的法轮功等“邪教”组织能够将具有不同文化层次和文化品位的人们揪结在一起，非常典型地表现了人类原始思维的特点，那就是主观和客观的不易区分性与感性和理性的相互渗透性[10](P125)，这种保持了许多相当原始精神状态的“集体无意识”，通过江湖郎中、手相先生、风水先生、占卜者、魔法师和所谓的“教主”及其崇拜等表现了出来，这实质上是实证思维在另一个向度的延伸。它从反面说明：在转型社会中，我国群体生活空间的弹性和有凝聚力的、能动的社会道德认识基础的缺乏。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作重点向经济建设的转移，自然地助长了具有实用主义倾向的科技理性的膨胀。现代社会对“投入—产出”关系的情有独钟，极大地刺激了人们的功利意识，诱发了人们的交换冲动，使现代人的人生情趣日渐趋同、心灵空间日显封窒，人们在进行“数”的计算的同时不可避免地陷入生命意义的空白。[11] 社会发展进程中人文关怀的极大缺失所产生的累积效应不断地溢泻出来并在现有的社会背景中得到不断强化，于是在社会实践领域和内在精神领域中出现种种与科学精神背道而驰的非理性行为便成为必然，惟其如此，“邪教”组织才能够打着科学的幌子，严重地损害科学的尊严，直接败坏社会风气，给经济的平稳过渡和社会的良性运行、协调发展带来极大的破坏。因此，在重视科学技术的实用价值的前提下，通过人文主义关怀全面提升科学的理性价值，这对整个社会的健康、协调与和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 [美]约翰·奈斯比特.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M].梅艳译，姚琮校.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2] 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M].北京：三联书店，1988.[3] [德]阿诺德·盖伦.技术时代的人类心灵：工业社会的社会心理问题[M].何兆武译校.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3.[4] [德]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M].冯克利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5] [英]安东尼·吉登斯、克利斯多弗·皮尔森.现代性——吉登斯访谈录[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6] [美]T．帕森斯.社会行动的结构[M].张明德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7] [美]C·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像力[M].陈强、张永强译.北京：三联书店，2001.[8] 徐辉.科学·技术·社会[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9] [德]齐美尔.社会是如何可能的——齐美尔社会学文选[M].林荣远编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10] [法]让·卡泽纳夫.社会学十大概念[M].杨捷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11] 岳天明.试论个人社会化的标准与目标[J].西北师大学报，2001，（4）.

第三篇：在人文关怀中体验历史

在人文关怀中体验历史

———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

教学过程（节选）：

导入：播放MTV《春天的故事》（画面出现小草破土而出、儿童奔向前方、大潮初涌等）师问：从录象中我们能感受到什么感觉？它指的是什么？

生答：春天，改革开放。

师：对，指的是改革开放，迎来了春天的故事，我国走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问：）春天以前是„„？指的是什么？

生：冬天，文化大革命。

师过渡：在冬天还未走远，春风刚刚吹起之际，还有一段乍暖还寒时节，李清照曾有词曰“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结合历史特征，这里所说的“乍暖还寒”指的又是什么？ 生答：在徘徊中前进。

（投影）

第一幕

乍暖还寒

—（1976--1978）在徘徊中前进

师：请同学们阅读课文，说出此时的“暖”意从何而来——即徘徊中有哪些前进的表现？ 生：科技文化出现新的面貌，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发展

（在学生回答的基础上，师补充介绍）

师：这些成果的取得都与——邓小平的整顿密不可分。其中有两件大事特别值得一提：一是1977年底恢复高考制度。我们知道“文革”期间，中学毕业生，也就是所谓的知识青年，出路何在？

生：上山下乡。

师：对，到农村的广阔天地中接受锻炼。那时大学的主要招生方式是通过人民公社的推荐，推荐人才的主要依据是看出身，是否根红苗正，对革命的贡献如何。因为“宁要一个没文化的劳动者，不要一个有文化的精神贵族”，“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分子作为臭老九被打倒。所以，恢复高考的欣喜对于一代人来说是难以用语言表达的，而这不仅仅是一代人的幸运，更是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幸运。

第二件事：而到了1978年3月18日，这是广大知识分子扬眉吐气的日子。这一天在北京隆重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邓小平提出“科技是生产力”，是广大科技工作者感到无比振奋，从此，“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成为时代的强音，广大知识分子如鱼得水。比如著名的报告文学《歌德巴赫的猜想》关于数学家陈景润的故事，就是此时浮出水面，为世人熟知。师（过渡）：以上这一切似乎使人们感到了“柳暗花明”，但是“乍暖还寒”，又出现了“山重水复”的景象。请同学们结合课文内容，再说出“徘徊”的局面有哪些？ 生一：党的主要领导人仍然犯“左”的错误，指导思想也没有改变。

生二：还有党的主要领导人提出“两个凡是”。

师（补充材料）：华国锋当年对毛泽东晚年的政策积极贯彻，得到毛泽东的称赞“你办事，我放心”，成为毛泽东指定的合法接班人。“在他的任职期内，无论是政治风格还是个人外表方面，华国锋都极力模仿他的前任，甚至他留的发型也是他的恩师所喜爱的”，在经济建设方针上，他也是一脉相承。

（投影材料）

国民经济十年规划“要建设120个大项目，其中有10大钢铁基地，9大有色金属基地，10大油气田。（这个计划在20年后事实上也不可能完成。）1978年7—9月，国务院召开务虚会，强调要善于利用国外资金，大量的引用国外先进的技术设备„„宝钢是在上海北郊的海滩上平地而起的钢铁基地，既无基础生活设施，又无现存的矿山可以依附，通过长达十多年的时间，硬是用美元造出了一座‘宝钢’。这是1978年国民经济‘洋跃进’的典型代表„„即使是到现在为止，的所有矿石要靠从澳大利亚进口，否则，宝钢就只能是一只饥饿的骆驼。”

学生分析材料，得出结论：在经济建设方针上又出现了急于求成。

师（过渡）：这种徘徊的局面真的是印证了“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请同学们讨论一下：要想走出这种困境，最关键的是什么？

（经过前面的铺垫，已经水到渠成，学生迅速齐声回答）解放思想。

（真理标准问题的的讨论这一内容，结合播放资料片，出示文字材料）

“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讨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同志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

（以形象的资料引导学生分析这场讨论的作用和意义略）

师（过渡）：乍暖还寒时候终于被一声惊天春雷驱散，（进入第二幕），十一届三中全会带领我们走进真正的春天。

（投影）

第二幕

春雷惊天

—伟大转折：十一届三中全会

（出示思考题）：结合“文化大革命” 的史实，你能说说为什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伟大的历史转折吗？

（学生思考、分组讨论、回答）

生一：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人们生活在疯狂的个人迷信束缚之下，会后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生二：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以阶级斗争为纲”，全会决定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生三：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开展了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

（教师在学生回答的基础上进行总结）从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三个方面概括，（历史意义的分析略）。

师过渡：至此，我们已经能够感觉和煦的春风扑面而来，而且春风化雨滋润大地，呈现出万象更新的景象。

（投影）

第三幕

春风化雨

—实施：拨乱反正

（过程略）

（小结略）

师过渡：我们这一代可以说是完全沐浴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下成长起来的，请同学们联系实际生活“谈一谈：伟大的转折带给社会生活的新变化，你有哪些切身感受？”

（学生立刻展开热烈的讨论，纷纷举手发言）

生一：我们能够坐在宽敞明亮的多媒体教室里上课。

生二：以前买东西要用粮票，布票，肉票等，现在只要用钞票就可以了。

生三：现在高楼大厦多起来了，马路宽起来了，交通更加便捷。

生四：现在通讯也方便很多，电话走进千家万户，手机也越来越普遍。

在学生的热烈的发言中，教师适时结束语：“从同学们的感受中我们可以发现，1978年的确是中国命运的大转折，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改革开放号角的吹响，我们已经走进一个新时代。让我们在这份激动当中共同放歌！”

伴随着多媒体的播放，师生齐唱《走进新时代》。

案例分析：

在传统的历史教学中，说起历史，就好像故纸堆里的一位老学究，呆板毫无生气，令人望而生畏。历史中那一个个鲜活的形象在人们头脑中全是一些模糊的面影，那一幅幅波澜壮阔的史诗般的画面都是干涩枯燥不甚清晰的棱角。所以往往出现学生喜欢历史，但对历史课望而生畏的现象。造成可能学生会在教师的权威影响下，背诵了丰富的历史知识点，但历史课堂生活十分琐屑、贫乏和沉闷，以至于学生人文关怀和创造精神的缺失，综合实践能力的匮乏。

我觉得，我们的历史课堂不应该给学生形成历史是遥不可及的感觉，而要抓住“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注重带领学生用情感“走入”历史、用心灵体验历史、感受历史跳动的脉搏。所以，我在教学设计中尝试着人本追求，营造历史美感的教育情境，力争引导学生在人文关怀中体验历史，使学生同时具有科学素养和人文素养。

针对本节抽象思维性比较强的内容，我特别创设出整个“走入春天”的意境，从“乍暖还寒”到“春雷惊天”再到“春风化雨”，老师作为指导者的身份，带领学生徜徉在这份“春”的意境中。

这节课在激发学生兴趣方面，利用多媒体教学的优势，向学生提供照片、文字材料、录象（视听材料）等丰富的史料。

学生思维活动中的感知、想象、联想都被教师创设的历史意境激活了，师生在情感上处于共鸣状态。

绍兴一中分校裴英杰

第四篇：小议历史教学中的人文关怀

小议历史教学中的人文关怀

什么是“人文关怀”？复旦大学哲学系俞吾金教授对人文关怀作了很好的解释，他指出：“人文关怀”是对人的生存状况的关注，对人的尊严和符合人性的生活条件的肯定，对人类的解放和自由的追求等等。”历史学是人文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教育更是以人为本的，它是通过历史史实的传授和分析，满足人心灵上的需要和解决心中的困惑。《历史新课程标准（实验稿）》明确指出：“历史课程是以提高学生人文素质、铸造民族精神为宗旨的课程。”由此可见，历史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完美的人”，也就是集真、善、美于一身的人，在现在功利主义、物质主义泛滥的现实情况下，历史教育应该承担起对人进行人文关怀的职责，反映到教育上就是要加强对学生人文精神的熏陶，以此来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

传统的历史教育躺在 “应试教育”的窠臼里，按部就班地进行：课堂上老师的照本宣科、学生的拼命记录，其实还是在灌输知识、接受知识；书店里琳琅满目的参考书，都还是以强化应试能力为核心。相反的，教育的本来面目——人文关怀，在中学教学中并未得到真正的认识和体现。尤其是历史学科，本身就充满强烈的人文精神，却往往在中学课堂里成为最令学生乏味和最不受欢迎的学科。可见，传统的历史教育观和教学模式让学生在历史课堂中早就失去了自我，让他们在被动式的接受和应试压力下变得麻木。

所幸，传统的历史教育已经在一阵“讨伐”声中离我们远去，素质教育已经被推到了前台，新课程改革也拉开了帷幕。著名的教育家斯普朗格指出：“教育绝非单纯的文化的传递，教育之为教育，正是在于它是一个人格心灵的唤醒，这是教育的核心所在”。我们提出中学历史教育应该为塑造完美的人性而教，为养成健全的生活观念，为培养良好的行为习惯而教。而学生更应该在历史的学习中“学会做人、学会求知、学会劳动、学会生活、学会健体、学会审美”。这种定位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对“素质教育”目标方向的界定，更在于其中展露出的一片人文关怀意识——“对国民大众的生存和生活质量的价值关怀。对个性全面发展的教育学尊重”，并且在此，审美的维度被明确树立进了目标的范畴。这无疑是对传统的“精英”教育价值观的一种“反拨”。

不管素质教育也好，课程改革也罢，无非是让教育还其庐山真面目。而对于历史学科而言，就是要让历史中的人文精神真正地凸显出来。作为历史教师则更应努力提高自身的学科知识和多方面的人文素养，在历史教学中，让历史学科真正闪现出它博大宽广、充满睿智的人文色彩，给学生以更多的人文关怀。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学历史教育不仅它本身体现出了高度的人文精神，而且还要以培育人文精神为目的。

1、关注学生

“以学生为主体”，是素质教育对我们的要求。但不少教师把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片面理解为一堂课主要是让学生去完成，其结果是由过去照本宣科变成主要是由学生去漫无目的地去读书和回答问题，时间在这种流于形式的教学方式下“空耗”了去，相反的有可能造成不仅学生没有得到一定的情感认同和人文熏陶，甚至连最起码的应试能力都丧失了。这些都不是真正的关注学生、突出学生主体地位，更违背了培养创新精神的。

关注学生，以学生为主体，就是要以学生的发展为本，使“学生要有自觉、主动、积极参与学习过程的正确态度，要有求知的强烈愿望和激情，要掌握科学、有效的学习方法”。在教学中，我们应尊重、理解和关爱学生，挖掘学生的个性智慧，发展学生的人格及潜力，使课堂体现出教师对学生的人文关怀。“历史教学应该鼓励学生把对人类过去活动的学习和寻求未来问题的解决联系在一起，使学生在历史学习中懂得各种可能性和应当承担的历史责任”。教师的工作，就是激发、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使学生在愉快中学习，并且通过启发，经由学生自我反思得出认知和结论。这种认知和结论，能真正反映出学生的认知水平和个性见解，不见得就符合历史课本或传统的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定性，更不是对历史课本提供给我们的观点和看法的认证，它是多样性的和开放性的，以及具有个性特征的，真正能做到“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创新精神，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培养出来的。我们应该改变对课本的看法，它不应该成为我们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的唯一准绳。我们绝不能还“以课堂为中心，以教师为中心和以课本为中心”，而应以使学生自我发现和自我发展为前提和归宿，否则，将会严重影响到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

在讲授八年级上册《戊戌变法》一课时，我讲到由于“戊戌变法”触动了封建保守势力的利益，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软禁了光绪皇帝，并要追捕所有的维新党，谭嗣同不愿同康有为、梁启超一起出逃日本。他说：“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有之，请自嗣同始！”，他决心为变法流血，用自己的鲜血来唤起那时麻木国人的觉醒。在监牢的墙壁上他奋笔疾书“有心杀贼，无力回天”；在法场行刑时他高呼“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我在讲到这个地方，停顿了下来，深情地问大家：“谭嗣同这样做，究竟值不值得呢？”让各个小组去讨论，并选出一个代表发言：有的同学说，谭嗣同要以自己的一腔热血去唤醒精神麻木的民众，具有甘于牺牲、为国为民的革命精神，值得我们学习；有的同学说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他应该逃走；有的同学则更进一步地指出，他如果逃走，用自己以后的更多的行动去唤醒更多的民众，岂不比流血牺牲更有价值，应知活着远比死去更有意义？同学们对谭嗣同之死的看法莫衷一是，虽然在表达上尚欠流畅，但这其中闪现着学生的独立思考、个性见解和合作探究的精神。这种多方位多角度的思考，只有放手鼓励学生，真正关注学生，才能取得。学生的个性思维和认知水平，就是在这过程中得

以发现和提高的。教师在这个过程中不应是一个盖棺论定地评判者和标准答案提供者，教师只能是个引导者、鼓励者、帮助者和参与者。在这样的课堂里学生才是学习的真正主人，是课堂的主角，是自我发现者和肯定者，是个性的体现者。在这种发现和发展中，学生的自信心和思辨能力将会在无形中得到提高。同时在引导和发现的过程中，教师也在无形中把对学生的理解、尊重、启发和人文关怀注入了其中。

2、关注教师

关注学生，“以学生为主体”并不是忽视教师在这种人文关怀中的功能和地位。教师不仅是课堂的执行者、参与者，学生的帮助者和鼓励者，更是课程的建设者、开发者。很显然课堂对于学生都具有个体的生命意义，因此在课堂教学过程中促使学生发展的同时，还要调动教师的积极因素，使师生的生命力在课堂中得到充分发挥。因为高扬人文精神同时也是教师自我实现的要求。教师是人，生活中的人，平凡的人，不应是吞吐历史知识的机器，因此历史课或多或少总要深深地打上教师个人的烙印。对于一个热爱生活、酷好思考的教师来讲，课堂就是他展示个人魅力的地方，他的一言一行，一笑一颦，无不源于他对历史的体验、认知。他的情感，他的生活观念，他的素养，甚至他的经历、爱好都将通过他对善恶美丑的臧否，对历史事件的点评等体现出来。这一切，将对学生思想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对他们的性格的塑造也将产生一种濡化作用。故而我们应该适时、适度地发挥教师的示范、熏陶、引导、提示、升华与启发的作用，尽量使学生能在教师的引导之下，独立地感受人类历史文化中的精神力量，不断塑造具有个性的、崇高的、独立的精神家园。

因此，课堂是教师实现自我的地方，历史课是教师实现自我的机会，历史教师应充分展示自己的个性品质，把自我活生生的个性转化为创造的源泉，获取爱岗敬业的心理动力，只有这样，中学历史教育才称得上是创造性工作，也只有这样我们教师才能对学生的人文精神有更多的关怀。

3、关注人文教育

“动人心者，莫先乎情”。教育本身就是充满情感的职业。没有情感的教育不会是成功的教育，没有情感的课堂是死气沉沉的课堂，“没有人的感情，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于真理的追求”。中学历史教育中的人文教育可以帮助我们树立正确的认识观、价值观和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操。中学历史课堂是进行思想教育的最好阵地，也是主要阵地。如果我们都丧失这一块阵地的话，我们的精神家园就会显得更加空虚。李大钊曾说过：“欲得一正确的人生观，必先得一正确的历史观”，“吾信历史中有我们的人生，有我们的世界，有我们自己”；更有人直接说道，“学历史即学做人”。可见，中学历史教育对学生的思想道德品质和爱国精神的培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试想，学生在学习历史中，在接触诸多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过程中，怎能不从中产生

触动和感悟。历史教师就应善加利用历史教育的这种功能，在潜移默化中对学生施加积极的影响，从而培养他们健全的人格和高尚的情操。

在物欲横流的今天，人们关心自己的多了，关心国家的少了；关注物质的多了，关注精神的少了，怎能不叫人心寒呢？这时我们就更不应该弱化中学历史的爱国主义教育的作用。我们知道，爱国主义是一种对自己祖国的深厚感情，爱国主义教育是历史教学永恒的主题和核心内容之一，是历史教师义不容辞的职责。在欧美诸国的历史教学大纲中无一例外的把培养爱国情感作为历史教学的主要任务，这充分说明历史教学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中负有特殊重要的使命。中国历史我们展示了一幅丰富多彩的历史画卷：各个历史时期治乱兴衰的变迁、社会发展的进程、古老文明的承传、仁人志士的奋斗、为自由和独立的抗争、继往开来的探索„„历史本身就是爱国主义的源泉，历史知识本身就充满着爱国主义的内容。比如我们通过对唐代的音乐、雕塑、佛教、绘画发展等方面的学习，看到它继承传统和吸收外来文明的印记，从而使学生得出结论：正是这种开放的胸襟、广泛的吸纳和融会贯通，造就了唐代文明的博大精深、绚烂辉煌；再如近代中国在遭受凌辱和奋起抗争的同时，又不得不在中西文明的冲突中开始了对自身的反思和向西方学习的艰难历程，从而在剧变中孕育着文明的新生„„在这种比较和学习中，不仅使历史教学内容得到拓展、深化和富于时代意义，也使学生的眼界和思维得到开阔，并在一定程度上培养了他们的人文意识。历史课这种知识教育和思想教育一致性和交融性的特点，使得教学过程中的知识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使历史课堂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绝好阵地。历史教师只要把握住历史课的这个特点，在历史教学中有意识、有目的地挖掘蕴藏在历史过程中和历史知识中的巨大精神财富采取一切有效手段，使其变成有效的教学资源。从而收到“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效果。

同时，在教育的实施方法和手段上，应注重采用现代化的教学方法和手段，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

（1）打破封闭式的教学模式，实行开放式的历史教学。要求课堂形式灵活多样，师生互动，或历史问题讨论，或师生平等对话，或扮演历史小品，或模拟现场采访等等。这样的课堂必将是焕发生命活力、张扬学生个性的快乐课堂、和谐课堂，学生在享受着生命和智慧成长的快乐，同时也真正体会“读史使人明智”的乐趣。

（2）在评价体系上，实行全新的历史学习评价体系。《新课标》为我们构建了全新的历史学习评价体系，除考试之外增加了表现性的评价方法，如学生成长记录簿、历史知识多媒体制作、社会调查等，这个评价体系要求科学、合理，充满人文精神，有利于学生健康成长。

（3）改变学生孤立的学习方式，在和谐合作中探究学习。《新课标》要求倡导学生在多样化、开放式的学习环境中，充分发挥学生的积极性与参与性，培养探究历史问题的能力。所以历史学习，应鼓励学生提出疑问，大胆质疑，对重大历史人物、事件进行有创意的评价。让学生敢于提出自己的观

点,哪怕其观点与传统的结论不一致，也应给予宽容。让学生组成讨论小组，就某些历史问题合作学习，探究辩论。更应让学生走出校园，走出课堂，走进社会，从事研究性学习，引领学生了解社会、关注民生，培养学生人文情怀，提高学生治史能力。活动中，学生不仅能提高学史兴趣、同学之间也增进了解。

我国教育正在接受着时代的挑战，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决不是换一套教科书，也不是课程内容的调整，而是一场教育观念的更新，人才培养模式的变革。一场“革命”正轰轰烈烈地展开，这场“革命”的旗帜就是“人文关怀”。人文关怀对于提高人的文明素质具有重要的作用，它是时代的召唤，是民族复兴的召唤，是我们21世纪人类社会美好家园不可缺少的部分。综上所述，如果我们在中学历史教学中做到了关注学生、关注教师以及不失时机、恰如其分地对学生进行人文教育的关注，我们也就真正把握住了素质教育或课程改革的真正内涵，也就真正体现出了中学历史学科中的人文精神。

第五篇：文学欣赏的主体条件与时代价值取向

看，文学欣赏的主体条件与时代价值取向

文学欣赏是读者对文学作品进行感受、体验、领悟、理解，从而获得由浅入深、情理结合的审美把握。读者在文学欣赏的过程中充当了欣赏主体这一角色，而欣赏主体生活经验、文化基础等的不同，对文学作品欣赏的审美角度、审美深度，自身获取的审美体验也会不同。在欣赏主体自身的条件影响下，由于时代的不同，欣赏主体都对文学作品的价值也会有不同的取舍趋向。总体上说，文学欣赏不仅要有欣赏主体的自身条件，还受到了时代价值取向的影响。

一、生活经验与时代价值取向的共同作用：

文学作品是对社会人生的审美反映，只有具备一定的生活阅历才能理解作品中的生活现象。欣赏主体若是没有作品中所描述的生活经验，在欣赏作品时只能是被作者单纯的随意的牵着鼻子走，无法通过自己已有的体验与作品中的片段产生共鸣，欣赏主体也就无法进入到角色中，进而被艺术形象吸引、感染，和作品中人物同命运、共呼吸。而欣赏主体的生活经验也反映了其所处的时代特点，就随之带着时代价值取向去欣赏一部作品。例如当王小波的《黄金时代》被不同时代的读者阅读、欣赏时，就会产生与欣赏主体不同的化学反应。

在《黄金时代》里，王二离开知青生活的主流，去跟陈清扬搞“破鞋”，从而在大批判、生产劳动之外，找到了自己的黄金时代。书中的“时代”是以文革时期为背景的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知识分子群体无能为力而极“左”政治泛滥横行。生长于这个年代后期的读者，在读这部作品时，一开始会很不理解，为什么王二总是对“破鞋”很敏感？为什么陈清扬总是纠结于自己是不是“破鞋”？为什么王二会不顾他人的眼光，不顾组织上的调查继续和陈清扬纠结不清？又或者生长于20世纪90年代后的读者会认为“破鞋”真这么值得去探究吗？所以，当这类读者去欣赏《黄金时代》时会产生诸多的不解。他们有可能会将欣赏的角度移到作品中人物语言上，在面对大段大段的“性爱”描写上，会认为其增加了作品的可读性，将王小波看作了如当代某些商业化作家一样，以此搏人眼球。这便是对王小波以及其作品的深深的误解。

实际上，名叫“王二”的男主人公处于恐怖和荒谬的环境，遭到各种不公正待遇，但他却摆脱了传统文化人的悲愤心态，创造出一种反抗和超越的方式：既然不能证明自己无辜，便倾向于证明自己不无辜。于是他以性爱作为对抗外部世界的最后据点，对陈规陋习和政治偏见展开了极其尖锐而又包含幽默的挑战。特别是王二和陈清扬被发现在一起后，每天都要做机械式的流水账式的报告，更是充满了对那个时代禁锢人自由的讽刺。当读者生长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他们对知青生活、文化大革命有着亲身的体验，对作品背景的了解是发自于内心的，当他们一读到王二所生活的环境时，脑海中的记忆自然会和作品产生碰撞。此时，这类读者对作品的审美是从作品所表达的主旨、精神上的，读者似乎也可以在文字间找到自己的影子。他们不再对人物语言感到陌生或好玩，不再对“性爱”场景的描写感到好奇惊叹，书中的一切不正是那个时代的真实写照么？所以，他们以他们的生活经验，和那个他们所处时代的价值取向对《黄金时代》做出了最正确而客观的评价。真正能够欣赏到《黄金时代》的也正是他们这类有着同时代背景命运的读者。

二、文化基础与时代价值取向的共同作用：

古代的神话，如中国的《女娲补天》、《后羿射日》，古希腊的《普罗米修斯》等，对处于童年时代的读者来说，他们希望从神话那里获得对于自然、社会的幼稚的认识。正如我们小时候听长辈讲看月食会被天狗咬掉耳朵的故事，我们会“自觉的”不去看月亮并且还捂住耳朵。我们会真正祈求神灵的保护，还会把神话中的英雄当做生活中的上帝来崇拜。当我们长大后，再来阅读古代神话，不是为了认识自然，而是感受古代

神话里那神奇的幻想，那人类童年的经验，从而获得审美的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