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建立受贿犯罪特殊证据规则的立法思考

第一篇：关于建立受贿犯罪特殊证据规则的立法思考

关于建立受贿犯罪特殊证据规则的立法思考

近年来，随着对贿赂案件查处力度的加大，现行证据规则在发现、调查和认定受贿犯罪行为上的缺陷突现出来，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制约了对受贿行为的打击。结合两年来对法律的学习，现谈一下自己对关于建立受贿犯罪特殊证据规则的几点看法。

一、受贿犯罪的证据特点

我国

《刑法》第385条第一款规定：受贿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从犯罪构成和司法实践看，受贿犯罪具有以下证据特点：

1、有罪证据的稀缺性

受贿犯罪侵害的客体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相对一般刑事犯罪，没有具体的被害人，缺少主动提供有罪证据的一方。仅有的知情人，往往又是行贿犯罪嫌疑人，其出具的有罪证据，在证实对方受贿的同时，也证实了自己行贿。因此，一般情况下不会出证。这决定了受贿犯罪案件有罪证据稀缺。

2、有罪证言与无罪辩驳的“一对一”性

受贿犯罪的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其法律知识和社会经验比较丰富，反侦查的意识和能力较强；且双方当事人都是受益者，都有逃避法律制裁的心理。因而，一般都选择没有第三人在场时交接贿赂物，不留任何痕迹。即使一方当事人出具了有罪证言，也会形成有罪证言和无罪辩驳的“一对一”。

3．有罪证据形式的单一性

很多受贿犯罪案件，都只有受贿犯罪嫌疑人的供述、辩解以及知情人证言等言辞证据。现金等贿赂物作为物证因很难与犯罪嫌疑人的合法财产区别，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言辞证据的说明，难以单独成为证据。因此，受贿犯罪证据以言辞为主，形式比较单—。

4、证据的对合性

任何一个受贿犯罪的成立都必须同时具有受贿人的受贿行为和另一方当事人的送钱送物行为，这一特点，决定了受贿犯罪必然是收受贿赂和送钱送物两种行为对应，证据对合。任何一方的证据存在瑕疵，都会给认定带来困难。

5、有罪证据的不稳定性

受贿犯罪证据中，双方当事人的供述或证言与他们本人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因此很大程度上受其心理状态等因素的影响，具有不稳定性。

二、现行证据规则在查处受贿案件中的缺陷

我国现行立法对刑事证据规则的规定散见于《刑事诉讼法》关于证据和程序的规定之中，不够系统全面，更没有针对受贿这一特殊犯罪制定的特殊证据规则。

1、证明责任的分配存在缺陷

根据我国法律，除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外，其他公诉案件都由司法机关负担证明责任。这种证明责任的分配在查证受贿犯罪中存在以下缺陷：

取证途径受限。一般刑事案件都有证人、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三方，因为在诉讼中的利害关系不同，他们出具的证据也完全不同：犯罪嫌疑人的辩解，一般是对犯罪行为的否认；被害入陈述，一般是对犯罪行为的指认；证人证言相对客观，也能够对存在的罪行予以证实。因此，被害人陈述与证人证言是一般刑事犯罪案件中获取有罪证据的主要途径。而受贿犯罪有罪证据稀缺的特性，却决定其在通常情况下缺少这两个获取有罪证据的主要途径。另外，有罪证据与无罪辩驳“一对一”的特点也决定司法机关取证要靠当事人的配合，双方当事人哪怕其中一方“强硬”、“狡猾”，都难以获取足够的有罪证据。

难以达到证明标准。我国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是兼具客观、关联、合法三性的证据要“确实、充分”。受贿犯罪有罪证据形式单一，直接证据、主要证据多是言辞证据的特点，决定其有罪证据客观性不强。

同时，证据对合和有罪证据不稳定等特点进一步增加了证明困难。证据对合要求受贿犯罪嫌疑人的受贿证据与“他人”的送钱送物证据要能够相互印证；而“他人”很多时候是行贿犯罪嫌疑人，不愿自证其罪，这是一对矛盾。加之其具有不稳定性，这些原因决定司法机关很难获取“确实、充分”的兼有客观、关联、合法三性的有罪证据。

上述缺陷使司法机关在查证受贿犯罪案件中，难以负完全证明责任。

2、证明对象的设计存在缺陷

犯罪嫌疑人主观方面是否有直接故意、客观方面是否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并“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都是司法机关证实受贿犯罪必须查明的最基本的证明对象。

将“为他人谋取利益”作为客观方面要件之一的设计存在缺陷。一是法理上没有必要。被尊为“刑法学之父”的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利亚认为“衡量犯罪的真正标尺，即犯罪对社会的危害。”我国刑法学界也认为“行为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是犯罪最基本的特征”。世界各国之所以都将受贿作为一种犯罪严厉打击，“权钱交易”对公职人员职务行为廉洁性的侵犯是根本所在。至于是否有为“他人”谋利的行为，并不影响其渎职性质，只应是量刑时考虑的一个情节。二是不符合现代法治理念，有失公正。根据现行法律规定，收受“他人”巨额财物后根据工作职责和正常的工作程序，为

“他人”办理了请托之事，是受贿；同样情况下，为了规避法律没有为他人办理请托之事，却不构成犯罪。三是加重了司法机关的证明负担，降低了受贿犯罪被查证的概率。

将主观心理作为证明对象的设计与证明责任的分配冲突。在司法机关负证明责任的情况下，主观心理的取证途径主要是受贿犯罪嫌疑人的“口供”，非常被动。目前的受贿犯罪多是共同犯罪，证明

环节多，达到证明程度更是困难。

三、建立受贿犯罪特殊证据制度的思考

贝卡利亚认为“对于犯罪最强有力的约束力量不是刑罚的严酷性，而是刑罚的必定性。”抑制、打击受贿犯罪的关键，在于研究设计一种刑事法律制度，提升贿赂行为被揭露、证实进而被惩处的可能性。因此，建立与受贿犯罪证据特点相适应的特殊证据规则，解决受贿犯罪取证难、认定难的问题，是更准确有效地惩治受贿行为的重要措施。

1、建立“强制作证”与“刑事免责”制度，弥补受贿犯罪案件中有罪证据稀缺的不足

在受贿犯罪案件中，知情人提供的证据是认定犯罪的证据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建立“强制作证”与“刑事免责”制度，可以要求受贿犯罪案件的知情人提供证据，如其没有正当理由拒绝，就视为“抵抗”，可以对其进行刑事处罚，强使其同意提供证据；如其提供证据证明受贿犯罪，即使是行贿人，也可“刑事免责”，以有效保证知情人作证。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德国等国已使用这种办法或建立类似制度，效果较好。

我国目前关于证人有义务出证的规定和“坦白从宽”的政策，在打击犯罪的实践中，发挥了积极有效的作用，但在查处受贿犯罪案件中，也有其局限性：一是没有对“坦白从宽”的后果做出明确具体的规定，行贿人最终地位不确定，不利于促使他们如实、彻底交代问题；二是知情人不作证或不如实作证没有刑事处罚措施作后盾，难以保证其出庭如实作证。因此，有必要逐步建立“强制作证”与“刑事免责”制度。

2、建立推定制度，将受贿犯罪的部分举证责任分配给受贿犯罪嫌疑人，进一步化解司法机关取证难、证明难的困境

司法机关履行证明责任，收集到证明受贿的有罪证据包括知情人提供的证明对方受贿的证据后，被指控受贿的一方应当提供相反证明以示清白；如不能提供反证，则推定受贿成立。法律推定是为提高诉讼效率、维护社会公益而设计的加重被告人责任的特殊证据制度，符合诉讼制度的发展趋势。英国、印度、新加坡、我国香港等国家或地区都有贿赂行为推定条款。我国《刑法》中也有推定的条文，如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认定。因此，建议对受贿行为的认定实行法律推定，以有利于发展和完善我国的证据规则，合理配置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

因推定制度存在部分证明责任倒置等问题，需要限定适用条件：第一，司法机关必须首先承担证明责任，证明基础事实存在；第二，只能在司法机关取得直接证据特别困难或无法收集直接证据等情况下适用；第三，要及时告知受贿犯罪嫌疑人负有举证责任和不承担举证责任的法律后果；第四，推定的结论可反驳，没有反驳或反驳不成立时，推定才可以作为认定受贿的证据。否则，推定无效。

3、减少受贿犯罪的证明对象

适时修改《刑法》关于受贿犯罪的规定。取消其客观方面为他人谋利的要件，使证明对象设计更加符合立法目的和法治精神，进一步体现国家查处受贿犯罪的决心，并与我国政府已签署加入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有关受贿犯罪的规定相衔接。

取消司法机关在主观方面的证明责任。使制度设计更加符合实际。也为应对我国批准加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做好准备。

《关于建立受贿犯罪特殊证据规则的立法思考》

第二篇：基于当代中国环境犯罪刑法立法及其完善的思考论文

环境问题在整个人类的发展进程中占据重要位置，假如环境遭到毁损，便会给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造成很大不利影响，所以，我们必须要积极采取各项有效措施对环境进行保护，促进我国环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现阶段，虽然我国大多数人员的环境保护意识有了很大的提高，社会各界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度也越来越高，但是单单依靠这些途径很难保证环境不再遭受破坏，所以，我们必须要制定一套完善的刑法，针对环境破坏行为进行惩罚，发挥强制性约束作用，保证环境破坏现象大幅度减少，改善自然生态环境。

一、现阶段环境犯罪罪名体系存在的问题分析

综合分析我国目前的环境犯罪防控需要，参考和借鉴国外环境刑法在罪名设置方面的做法，本文对我国环境刑法罪名体系存在的缺陷及不足进行了归纳分析，具体如下：

(一)罪名规制范围不够广

要想成功构建罪名体系，首先必须要明确罪名的具体范围。环境刑法属于保障法的范畴，环境刑法的罪名应该根据环境管理法内相关环境要素进行针对性设置，保证一一对应。根据我国环境保护法相关内容，环境指的是对人类生存及发展存在密切影响的各种因素的集合，不但包括大气方面和水源等方面的自然环境因素，同时还包括各种人文因素，此外，城市环境以及农村社会环境等也被纳入环境的范畴。但是，我国的环境刑法在环境概念选择上存在一定的狭窄性特征，部分罪名仅仅针对自然环境方面，对于人文环境以及社会环境方面的罪名设置还比较少，而且我国的环境保护法律中对于自然环境方面罪名的设置也还不够全面，没有将草原以及湿地等自然环境因素纳入该范畴。在罪名的具体设置上相对较窄，造成环境刑事治理以及行政治理两者间出现脱离现象，未被法律明确规定的环境管理行为很容易因为缺乏相应的刑罚措施及保障而出现执行力不足的问题，直接弱化整个环境治理整体机制的综合效能。

(二)罪名结构不完善

综合分析我国刑法，环境犯罪罪名大部分以那些已经出现的环境危害作为对象，此类罪名通常是已经造成实际性的环境危害，被纳入事后惩治的范畴。目前，我们在事前预防方面和事中控制方面仍然主要采用的是行政处罚的手段。在传统刑法中，通常具备本位立法的观念，十分强调事后惩罚和治理，这也反映了我国刑法存在的谦抑性，然而，现阶段我国社会经济以及科技的迅速发展导致环境污染问题严重加剧，危害直线上升，环境侵害引发的风险因素越来越复杂。环境犯罪以及一般犯罪之间存在较大差异，针对那些已经出现的危害，如果造成损失就很难挽回，而如果等到收获实际结果之后再采用刑法，就很容易造成问题解决的滞后性，而生态环境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并不具备自我意识。站在被害者的视角上，生态环境极易因为人类的主观行为而受到侵害。预防犯罪属于现代刑法重要功能之一，现代刑法能够针对环境犯罪发挥良好的规制作用，与其他犯罪类型相比，其预防功能应该更为突出。不同国家在环境刑法方面均遵循预防为先的原则，例如，针对危险犯以及行政饭等，应明确纳入犯罪范畴，同时采用相应刑罚措施进行制裁。与国外环境犯罪刑法相比，我国的环境刑法还未能充分反应预防犯罪的特点，通常，我国采用刑法惩治方法的都属于结果犯，而不属于危险犯。在这种模式下，发挥环境犯罪刑法的行为指引功能的过程中，极易导致人们出现投机思想，错误地以为只要污染行为不严重，未引发严重污染事故，未导致公私财产严重受损或危害大家的人身安全就不属于犯罪，这种思想明显是错误的，需要及时进行调整和纠正。必须要加强环境犯罪惩罚力度，充分发挥环境保护作用。

二、针对环境犯罪刑法内容进行适合延伸

现阶段，我国已经建立环境犯罪法，然而，现有的环境犯罪刑法仍然不够健全，刑法内容不够全面，保护范围较小，保护力度不足，虽然在发展过程中进行了一些修改和补充，但是站在环境犯罪的角度上看，相当一部分环境犯罪仍然无法受到应有的惩罚，很难发挥应有的约束作用。所以，我国的环境犯罪刑法应综合分析本国实际发展状况，对刑法内容进行科学补充，尽量完善环境犯罪刑法，保证环境犯罪刑法覆盖环境犯罪各个阶段以及环节，我们可以针对环境犯罪罪名实施细化处理，适当增加环境犯罪罪名。举个例子，我们可以针对破坏保护区环境的行为增加“破坏自然保护区罪”;此外，我们还可以针对噪声污染行为增设“噪声污染罪”。

三、针对环境犯罪刑法另外增设危险犯

对于我国环境犯罪刑法中是不是需要另外设置危险犯这个问题，部分人员认为，从环境犯罪的特征上看，人如果出现破坏环境行为，就会对自然环境和生态平衡造成不良影响。这种威胁是否已经开始实施，或者仍然处于潜伏状况，均会给生态平衡带来危害。如果我们仅仅重视结果，很难对环境犯罪行为进行预防。所以，要想充分发挥环境犯罪预防作用，我们必须要在环境犯罪行为发生前制定有效措施进行预防，例如，针对环境破坏现象提出警告或者针对破坏环境的行为进行严厉惩罚。另外，也有部分领域对于增设危险犯这一建议持反对意见，他们认为如果在环境刑法中另外设置危险犯，就很容易造成刑法触角发生增长，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法律的公正性，很难彻底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利。综合以上分析，要想避免自然生态环境遭受破坏和毁损，避免对人民群众的人身财产安全造成威胁，就一定要加强犯罪行为发生前的预防，针对即将危害到自然生态环境的现象实施有效惩治。所以，仍然建议另外设置危险犯，对环境刑法的内容进行延伸和完善，充分发挥环境犯罪预防作用。

四、针对环境犯罪行为，采用财产惩罚方法并加强力度

从理论角度上看，财产刑法是用于剥夺犯罪人财产法益的刑法措施之一。财产刑通常由两大部分构成，其中一种属于罚金，另一种方式为对其财产作没收处理。要想充分发挥惩罚作用，建议不断加强环境犯罪财产惩罚力度，对于那些犯罪事实具有一定特殊性，并且犯罪情节相对较轻的情况，建议采用财产刑。之所以推荐财产刑主要是因为：首先，大多数犯罪均是因为追求利益而引发的，环境犯罪同时是因为利益的驱使而造成，如果针对环境破坏等不法行为加强财产惩罚力度，就能够有效发挥威慑性，警醒犯罪人吸取教训，切勿再犯，促进环境犯罪现象的大幅度减少;其次，财产型通常具备明显的经济性，跟别的刑法不同，国家无需投入过多的资源对其进行改善，仍然能够获得较好效果。

五、适当增设非刑罚措施

首先，采用各种教育性非刑法方法，即对相关法律知识以及思维模式进行学习，同时引导犯罪人员自觉悔过;其次，采取民事性费刑法方法，也就是要在短时间内进行补救，或者开展相应限制活动;最后，通过各种行政性刑法途径对刑罚进行补充，也就是在特定时间内对引发的后果开展治疗或者及早迫使其解散。现阶段，非刑罚方法已经开始应用于我国的具体实践工作中。举个例子，2002 年，占蔺县法院受理的一个案件中，村民王某涉嫌毁林被判缓刑，同时，还必须要在接受缓刑的前提下在遭到毁坏的土地上种植树木。针对此类刑事处罚，采用以上惩罚措施不但能够有效发挥环境犯罪刑法应有的效果，同时还可以对遭受破坏的环境提供有效保护，促使毁损环境逐步恢复正常。假如以上案例仅仅按照普通刑事犯罪的处理方法实施判刑，犯罪人员应该会被判刑数年，并且在接受判刑的基础上上缴数万元罚款。通常情况下犯罪人员很难足额上缴这笔罚款，在这种情况下即使犯罪人员已经服刑完毕，该项罚款仍然没有得到顺利偿还，而遭受破坏的环境也没有得到有效的治理。综合分析现阶段我国的环境犯罪案例，因为环境污染问题以及生态失衡问题，经常会引发严重的经济损失，而这些损失通常需要依靠国家进行补救，给国家造成较大的负担，同时也未能发挥环境犯罪法应有的积极作用。

总而言之，科学运用各种非刑罚方法，能够发挥良好的预防作用，同时还可以引导犯罪人员主动治理被毁环境，避免出现更为严重的损害，这就真正体现了环境犯罪刑法的根本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