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我国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制约科必须通过深化改革加以解决。”请结合实际谈谈你对这段话的理解。
问题: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当前,世情、国情、党情继续发生深刻变化,我国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突出,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躲不开、绕不过,必须通过深化改革加以解决。”请结合实际谈谈你对这段话的理解。
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领导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财经国家周刊报道 经过金融危机冲击与洗礼,世界和平与发展进入新阶段,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具有新特点与新内容。最近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研究制定“十二五”规划的建议等问题时,明确指出,综合判断国际国内形势,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首先,经济全球化进程步入调整深化新阶段,世界经济可望持续温和增长。
金融危机是冷战后经济全球化粗放阶段的必然结果。眼下,世界经济已基本摆脱衰退,步入缓慢复苏进程,二次探底的可能性不大。未来5年,世界经济可望回归正常增长轨道。主要发达经济虽然不同程度面临高成本、高债务和高失业的困扰,但这些国家科技基础雄厚,市场发育成熟。后危机时代,它们普遍重视重振实体经济,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抢抓全球绿色经济产业制高点,可能推动新材料和新能源技术取得突破,推动航空航天、海洋经济和生物医药产业增量提质,促使投资与贸易结构合理化。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众多新兴经济体,虽然科教基础比较薄弱,但包袱小、成本低、活力足、潜力大,能及时有效地承接全球产业转移。有些国家可望在发展新能源等绿色经济方面实现追赶式发展。在全球范围形成梯次产业结构的背景下,普遍的科技创新与结构调整,意味着跨国投资与并购将再掀一轮小高潮。各国普遍吸取此次危机教训,重视全球治理体制机制改革与创新,推进宏观政策协调与合作,强化金融监管与危机预警,推进全球和区域金融合作,有助于保持经济稳定向好。新能源、新材料开发应用和绿色经济的发展,有助于节能降耗,防止资源能源价格大起大落。所有这些,都意味着中国可望更有效地利用外部资源、资金、技术与市场,实现“十二五”规划的战略目标。
其次,综合国力竞争模式转型,大国关系框架可望稳定发展。
金融危机也是多极世界格局的催化剂。随着新兴大国的群体性崛起,大国俱乐部成员明显增多,大国力量此消彼长,大国竞争难免更加激烈复杂。但金融危机也凸显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前所未有,大国间冲突与战争日益成为不可想象的事情。这种情况促使大国综合国力竞争发生某种实质性变化。新型综合国力竞争模式应运而生。其特点有三:一是综合国力竞争着眼点从谋求在未来冲突中确保战胜对手转向保持自身经济长远可持续发展,即发展竞争。二是竞争日益成为以和平方式进行的竞争,即和平竞争。三是在和平条件下进行发展竞争,促使各大国更加积极地开展大国合作,以谋求综合国力竞争优势,即合作竞争。未来5年,G20作为全球经济治理主平台的作用可能有所强化,主要战略关系将更具可预见性、可持续性与稳定性,国际战略环境发生逆转从而严重干扰中国实施“十二五”规划的可能性不大。
再次,中国国际影响力跃上新高度,外部对华期待与借重进一步增大。在世界成为大市场的背景下,不仅世界的发展有利中国发展,中国自身发展也带动世界发展。未来5年,西部大开发方兴未艾,东部沿海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八仙过海,将推动全国范围内梯次产业转移与升级。国内发展继续坚持以人为本,注重统筹兼顾,保持平衡稳定与可持续,更加重视环保与保障民生。这意味着转变发展方式将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果,这意味着中国不仅将继续保持能源资源进口大国的地位,还将在发展绿色经济背景下成为发达国家高科技产业转移和高科技产品出口对象国。各类国家尤其主要大国普遍重视通过经济可持续发展谋求综合国力竞争优势,必然更加期待发展与深化对华经贸合作,搭乘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快车。换句话说,中国实施“十二五”规划本身就有利于塑造有利的外部环境,为顺利实施规划的战略目标提供新机遇。
未来5年,我们说中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更多着眼于危机后中国与世界发展的新阶段、新特点与新需求,以更加积极自信的心态,稳步实施“十二五”规划,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一步推向前进,为21世纪的世界发展打上中国的印记。(文/王在邦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副院长)
第二篇:我国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突出,必须通过深化改革加以解决
问题: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当前,世情、国情、党情继续发生深刻变化,我国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突出,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躲不开、绕不过,必须通过深化改革加以解决。”请结合实际谈谈你对这段话的理解。
我国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依然突出。主要是: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约束强化,投资与消费关系失衡,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业基础仍然薄弱,城乡区域发展不协调,就业总量压力和结构性矛盾并存,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较多;服务业增加值和就业比重、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之比重没有完成“十一五”规划目标。一些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没有根本解决,主要是:优质教育、医疗资源总量不足、分布不均;物价上涨压力加大,部分城市房价涨幅过高;违法征地拆迁等引发的社会矛盾增多;食品安全问题比较突出;一些领域腐败现象严重。
改革是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领导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要从治国理政各个环节上推进改革,也就是说,不是从某一点上求得突破,而是治国理政的各个环节上深入推进改革,这是一个全面、系统的改革,是一个很高的要求。
我们要继续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政治体制改革实际是全局性的改革,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必须积极稳妥地推进。而要做到积极稳妥地推进,根本之点还是解决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人民群众到底需要解决哪些问题,要享受哪些权利,即了解群众需求;第二个问题是现阶段我们能够解决哪些问题,分阶段地推进。只有这样,才能在推进民主政治改革的时候,保障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真正给老百姓带来实惠,让民生得到改善。
我们的改革只有一个指向,就是人民的利益,或者说我们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而改革。改革如果不能保证人民的利益,就是没有意义的。人民在这里不是一个抽象的政治概念,而是实实在在的全体中国人民。所以,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中国的改革是“要解决十亿人的贫困问题,十亿人的发展问题”。
为人民改革,就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改革的出发点和归宿,就要让人民不仅成为改革的推动者、承担者,而且成为改革发展成果的拥有者、享有者,充分拥有和享有他们应该得到和可以得到的利益。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判断和衡量我们各项工作成败得失的“三个有利于”标准最终落脚于“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样的价值取向,江泽民同志指出的“党的一切工作,必须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和胡锦涛同志强调的“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也是同样的价值取向。为人民改革也不是抽象的政治要求,而有着十分确定的内容与要求。具体来说,就是要在改革中始终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在第一位,围绕人民群众最现实、最关心、最直接的利益问题来推进,努力把经济社会发展的长远目标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阶段性任务统一起来,把实现人民的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结合起来。
只有充分调动改革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使改革主体接受并自觉参与改革,改革才能顺利推进。这是我们在改革中积累的一条宝贵经验。我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告诉我们,在当代中国,改革的主体只能是广大人民群
众。人民群众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创造主体,是实现自身利益、加快改革、深化改革的根本力量。邓小平同志指出:“我相信,凡是符合最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受到广大人民拥护的事情,不论前进的道路上还有多少困难,一定会得到成功”。可见,只有真正以人民群众为主体,我们的改革才能真正深化、真正完善,也才能取得预期效果。如果仅仅由少数人参与,在目标的设定、方案的设计、措施的出台等方面听不到人民群众的声音,这样的改革是无法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也是无法顺利推进、不断深化的。
强调坚持人民群众的改革主体地位,并不是要弱化党的领导。我们党理所当然是我国改革的核心领导力量,但党的领导主要体现在善于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最广泛地动员广大人民群众为实现自己的利益和美好生活而团结奋斗。强调坚持人民群众的改革主体地位,也不是要淡化改革者的作用。改革要有先行者,要有拓荒牛。但改革者之所以能有奋起前行的力量与勇气,之所以能取得成功,正是因为代表了人民群众的意愿、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心声。改革者如果因此而居功自傲、孤芳自赏,就必将失去人民群众的支持,无法将改革推向前进,以至前功尽弃。
国内发展继续坚持以人为本,注重统筹兼顾,保持平衡稳定与可持续,更加重视环保与保障民生。这意味着转变发展方式将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果,这意味着中国不仅将继续保持能源资源进口大国的地位,还将在发展绿色经济背景下成为发达国家高科技产业转移和高科技产品出口对象国。各类国家尤其主要大国普遍重视通过经济可持续发展谋求综合国力竞争优势,必然更加期待发展与深化对华经贸合作,搭乘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快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