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权是最需要有力的制约和监督的公权

第一篇：警察权是最需要有力的制约和监督的公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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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权是最需要有力的制约和监督的公权

杨涛

据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近日报道：今年的6月26日晚，在湖南省溆浦县发生了这样一起严重的溆浦县暴力事件，溆浦县公路养路征稽所八名工作人员被殴打，三名伤重者至今住院不起，而这便是溆浦县公安局桥江派出所的民警暴力抗法的结果。这些民警不仅当场暴力阻止养路征稽所执法，而且事后封锁溆浦县各主要路口，见到路政标志的车辆就拦车抓人;在众目睽睽下，持枪拿棒冲向了县养路费征稽所对里面的工作人员脚踢拳打、横加施暴。

警察欺压百姓的事件时有发生，因为在权力与权利的对话中，权力总是占于上风。但是警察欺压其他行政执法人员的事件倒是少有听见，因为权力与权力都是同属于政府的领导，目的都是为了有效地进行行政管理，本不应该发生冲突。然而，事实上行政机关并不总是为行政管理的一方，当它在不属于其管理的领域也是行政相对人，也要接受其他行政机关的管理，如公安局建设楼房也要得到批准，当然由此矛盾就有可能产生。

一个严格执法和守法的行政机关是不可能与管理它的行政机关发生冲突，更不可能欺压管理它的行政机关。但是，溆浦县公安局桥江派出所却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动用自身的权力对抗正当的执法行为，这是缘由权力与权力之间并不对等，警察权掌有比一般行政机关更为特殊、重要的公权，因而在权力与权力的对话中，警察权无疑要占上风。相比一些行政机关还强制执行权都没有而要申请法院强制执行而言，警察权无疑是显赫的行政公权。警察权不仅享有强制执行权，对于它自身作出的决定无须申请法院的强制执行，更为重要的是它是少数几个享有行政权和和司法权力的行政机关，它具有进行治安管理的行政权力，也具有进行刑事案件侦查的司法权力;它是少数几个具有限制和剥夺公民人身自由权利的权力行政机关，它可以对公民进行行政拘留、劳动教养，可以对公民进行刑事拘留;它还是少数几个享有合法配置枪支武器的行政机关，在符合法定的情形时，它可以使用武器来确保公务的有效进行;警察权也是唯一的涉及社会管理方方面面带“全能型”的行政机关。

依据现代行政法治的原理，不受制约与监督的权力容易滥用，有权力必须要有制约与监督，享有特殊、重要的权力需要更强和更多的制约和监督，这样才能确保权力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行。

然而，在现实中，我们却看到并不如我们所愿。在一些地方，政府在越来越多的行政事务依赖于警察权，因而也是千方百计让其减少制约与监督。一些地方让公安局长进入当地党委常委班子，让公安机关在更多的地方事务的管理上有更多的发言权，无限制地提高公安机关及其内设机构的规格，这些都在无形中限制了检察机关和法院对其进行有效的监督和其他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中与其进行平等地对话。一些地方党委、政府更是尽可能掩饰和包庇公安机关的个别人的违法乱纪的行为，浙江省海宁市公民吕海翔非正常死亡事件中，当地政法委不是实事求是地调查事件的真相，而是出面调停，把事情“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四川省公安厅厅长吕卓在7月16日表示，欢迎新闻媒体对警察特别是领导干部在“8小时之外”的言行也实施监督。他说，要让警察这支队伍处于阳光之下，处于人民监督之中。监督让官不好当了，就可以避免“跑官卖官”，是民主政治进步的体现;让警察不好当，就可以避免滥竽充数，是民主法制进步的体现。(《华西都市报》7月17日)笔者深以为然，制约与监督警察并非要抹煞警察的业绩和功劳，而是维护警察的声誉与形象，让国家真正走向法治的轨道。要避免权力欺压权利，权力欺压权力的现象再度发生，就必须对警察权进行更多与更有效的制约和监督。

反腐机关加强自身建设不容忽视

杨涛

新华网 7月18日报道，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纪委副书记何勇在全国纪检监察机关自身建设工作会议强调，要紧紧围绕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大力加强纪检监察机关自身建设，切实提高纪检监察机关工作水平和能力，全面提高干部队伍素质，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深入开展。

无独有偶，中新网7月16日也报道，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贾春旺日前在云南省考察调研时强调：全国各级检察机关要全面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狠抓检察队伍建设。他说，抓好队伍，首先要从严治“长”，要抓好各级检察长。抓好队伍建设首先要抓好领导班子建设，尤其是要抓好一把手。

在江西省检察院检察长丁鑫发涉嫌违纪被立案审查，江苏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省反贪局局长韩建林由于涉嫌违纪被免职并被立案审查，湖南省娄底市委副书记、纪委书记罗子光被检察机关立案侦查等一批反腐高官纷纷落马之际，笔者认为，两位中央反腐败机关的领导人关于加强自身队伍建设的讲话显得很及时也很有必要，表明了中央反腐败机关领导人对于加强自身队伍中反腐败问题的高度关心和重视。

无数铁的事实告诉我们，腐败是没有真空的。反腐败的机关脱离不了社会大环境，反腐败的人也并非神仙，只要有可能，腐败的瘟疫也是会传染给反腐败的领域，反腐败的人如果不注意法律和道德修养，腐败分子一样可能拉拢、腐蚀反腐败的人，一些反腐败的人甚至还可能主动进行权力寻租。因而，反腐败的人也有可能腐败，这是反腐败机关也要加强自身队伍建设的前提。

反腐败机关加强自身队伍建设对于我们国家实现法治，促进反腐败斗争深入开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反腐败的人也滥用公权，给我们的法治建设带来的后果是灾难性的。如果说一般官员的腐败只是污染了水流，那么反腐败的人也腐败则是把水源都污染了，腐败就无法得以根治，民众将无从寻找公平与正义、清明与廉洁。腐败分子也完

全可以利用反腐败的人也腐败的事实，与其一道结成腐败同盟，逃避打击。其次，反腐败的人也腐败，使得民众与被查处的腐败分子对反腐败的行动不能信服。俗话说：“打铁还须自身硬”，反腐败的人也腐败，人们就完全可能怀疑反腐败的人反腐败的动机，一场轰轰烈烈的反腐败的行动给人看起来倒像是一场闹剧。

因而，我们如何强调反腐败机关加强自身队伍建设的重要性都不过分。当前，我们在一方面要强调加强制度建设，保证反腐败机关的相对独立，确保其不受地方的干扰，严格依法办案;另一方面，也要加强党委、人大、司法机关、新闻媒体和人民群众对反腐败机关的监督与制约，以及反腐败机关的自上而下的监督与制约和反腐败机关的互相监督与制约也是必不可少。只有反腐败队伍的纯洁性得到最大程度的保证，人民群众才能对反腐败斗争保持信心，反腐败斗争才能真正得到深入而持久的开展。

民主需要反复试错

杨涛

1年半前由镇人大代表联名推举的广东省阳春市河士朗镇镇长林木生，近日被全镇59名人大代表联名提请罢免，并最终以全票通过罢免案。今天下午，不少人大代表对记者表示，1年前选错了人，没有履行好人民群众赋予的神圣权力，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中国青年报》7月20日)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镇上的人大代表和群众对林木生有着一致的评价：文化水平低、工作能力不强、组织能力差。对于这么一个人，为什么1年半前代表会把他选为镇长呢?原因主要有：一些代表有排外思想，认为林木生是本地人，能为本地人办实事;对其个人欠贷情况不了解;还有原则性不强，被乡情、友情等左右。

这个教训的确是很深刻，这充分说明了在民主的政治体制下，我们还是会选错人、办错事，民主是有缺陷的。在河士朗镇这个事例中我们看到，由于对林木生的不了解，个人信息公开制度不健全，再加上代表个人的偏见和私心，尽管给予了他们广泛的民主的权力，最终还是选出了连他们自身都不满意的官员。

事实上，民主的政治体制从来都不是完美无缺的。在民主的体制下，可能产生多数人剥夺少数人的权利和利益的所谓的“多数人暴政”;在民主的体制下，可能基于信息的不对称，民众一时被蒙蔽，使一些狡诈之徒登上政治舞台;在民主的体制下，也可能出现选民和代表被收买，而形成事实上“金钱政治”。如果这个世界真有柏拉图所说的无所不能而又毫无私心的“哲学王”的话，我想“哲学王”的统治会是人间的最好的政治体制。

只是可惜的是，在人类的千百年历史中，我们从来就没有找到这么一个“哲学王”。而民主加法治是人类迄今为止所能发现的对于自己进行自我管理的最好形式，这当然是一种退而求其次的做法。因而，既然民主不是完美的，民主就要受到法治的制衡。当然，我们也要在一定程度上容忍民主给我们带来的可能出现的偏差与错误，要让民主制度踏过一个又一个错误而前进，民主是需要反复试错的。然而，我们也清醒地看到，民主制度之所以比起其他制度显得

高明就在于民主制度尽管会出现错误，但它为自身的错误提供了纠错的功能。例如，对于一个不理想的官员，选民和代表有权推他上台，但当发现他不合格时，民主制度又允许选民和代表拉他下马。

因而，我们看到，尽管在1年半前代表们错误地将林木生选举为镇长，但1年半后，觉醒了代表们又将他全票罢免。从中我们不得不承认，民主体制还是能反映民意，还是一个能良性运转的机制，民选镇长制度的方向没有错，是值得我们坚持的，绝对不能因为一个不合格的林木生而否认一种理性的制度。因为，我们在享受民主给我们带来的好处时，也要容忍民主的试错。

然而，允许民主试错绝不意味着可以对在试错中暴露出来的问题熟视无睹，不对其进行深刻反思。比如，我们是否可以建立对候选人的个人信息进行更加公开的披露的制度，是否应该努力提高选民和代表们的政治素养和法律水平，是否应该加强对于当选官员的监督和制约等等。

第二篇：论我国警察权的宪法制约与监督机制的构建

【 论文 关键词】警察权宪法制约宪法监督

【论文摘要】对警察权的制约和监督，我国在制度上设立的监督方式虽然比较完备，但具有实效的监督方式少，尤其是制约和监督机制的宪法设计尚有一定的缺陷。本文以宪法的视角从三个方面探讨了对警察权的宪法制约和监督机制的构建及其完善：从限权方面应明确界定警察权的法定权限，确立检察官在侦查中的主导地位；从制衡方面应建立司法审查制度，以司法权控制警察权；从监督方面应设立人民侦查员制度，加强人民群众的监督。当今社会，警察是国家维持统治秩序和社会安全的不可或缺的力量，任何一个社会及其人民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能够保障社会安宁的警察队伍。但是，如果誓察所行使的权力一旦被滥用，反过来又会侵害社会及人民的合法权益。因为誓察权是国家公权力体系中最为重要的权力之一，它包括警察在行使的法定的行政职能和刑事职能中的一切权力，它的行使直接影响到公民的私权利。因此替察权在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中实际运行的状况在某种程度上标志着这个国家法治文明的 发展 水平，一旦权力被滥用将造成对公民权利的极大侵犯。尤其是在当今 中国，我们已经明确地将“依法治国”和“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了宪法，誓察权行使必须以尊重和保障人权为第一要旨。而依据宪法理论，公权力的行使和私权利的享有是一种此涨彼消的反比例关系，警察权的扩大意味着公民权利的缩小，警察权的滥用往往使公民的权利化为乌有f}l。而宪政的核心内容就是通过调整国家公权力和公民私权利之间的关系，以规范国家公权力的运行，防止国家的公权力对公民的私权利造成的侵害，实现对人权的最大限度的尊重和保障。对誓察权的制约和监督，应该说我国在制度上设立的监督方式还是比较完备的。既有国家监督(包括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人民政府的监督以及国家检察机关和人民法院的监督)，也有社会监督(包括党的机构的监督、人民团体的监督以及社会舆论的监督);既有来自这些外部力量的监督，也有来自公安机关内部的监察部门和督察力量的有力监督;既有事前监督，也有事后监督等等。这些监督方式都从某一个方面和角度保证了公安机关能够严格地依法行使职权，自觉地为人民服务。但是，从监督的实效来看，确实还存在着许多问题，最突出的问题是监督形式虽然比较丰富，但具有实效的监督方式少。尤其是对于警察权滥用的制约和监督机制的宪法设计尚有一定的缺陷。对此，笔者拟以宪法的视角从限权、制衡、监督三个方面对警察权的宪法制约和监督机制的构建及其完善等问题进行粗略探讨。

一、限权—明确，察权的法定权限，确立检察官在侦查中的主导地位 依据宪政的理论，任何权力都必须得以制衡，不受制约的权力会自发地向外和向内寻求扩张，导致越权和滥权、擅权。权力必须要有制约，而惟有权力才能制衡权力。且愈重要的权力，愈需要与之相匹配的权力来进行制衡。而警察权作为国家公权力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和其他公权力一样具有易扩张性。正如孟德斯鸿在其《论法的精神》中写道，“在警政的实施上，惩罚者与其说是 法律，毋宁说是官吏。在犯罪的审判上，惩罚者与其说是官吏，毋宁说是法律。誓察的事务是时时刻刻发生的事情，几乎不需要什么手续、形式。”这段话一方面说明誓察权力广泛，另一方面说明誓察在行使权力过程中受约束的程序少，也就是誓察的“自由裁量权”大。因此由于警察权先天的易扩张性，往往最容易被滥用。而它一旦被滥用，对人民的伤害，对社会的损害就会极为普遍极为深重。因此，从宪政角度来构建限制警察权的机制尤为必要。我国替察权最显著一个特点就是警察权界限缺乏宪法的明确定位。由于誓察权界限的不确定性，有时政府会出于某种考虑，要求公安部门承担某些 政治、经济 或社会性任务，而这些任务超出了警察理应承担的正常范围，从而导致了誓察权力的扩张，并为那些贪婪的警察制造出了寻租的机会。譬如有的地方政府提出，公安部门要为经济建设、要为某项政治任务保驾护航。这实际上是逼迫誓察去承担他所不应承担的行政职能，而警察权也就借此延伸到社会生活的各领域中。或者由于公安部门与政府的重要任务联系在一起，由此在决策层上获得了与其职能不相称的权力。这样，从制度上警察的强制性权力延伸到了非警察事务中，这必然会诱惑誓察腐败。因此，只有宪法将警察权力限定在于明确的法定范围之内时，其权力才有可能被有效地约束、监督。就警察的刑事职能而言，我国《宪法》第135条对公检法三机关之间的关系一直作出的设计就是“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这一设计从宪法上确立了中国的公检法三机关之间既是一种互相配合、制衡的关系，又是一种“流水作业式”的刑事诉讼构造。依照宪政理论，权力只有相互制衡，公民的私权利才能得到有效的保障。而这一诉讼结构在强调侦查、公诉、审判三个权力之间相互制衡的同时，又强调密切配合，这本身在形式逻辑上就出现了矛盾。强调配合固然能起到增强打击犯罪的合力，但是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靠什么机制来保障呢?而且对于审判前程序而言，由公安机关直接面对被追诉者，自行决定实施旨在限制或者剥夺公民基本权益的强制性措施，诸如逮捕、拘留、搜查、扣押、勘验、检查等，而这些措施却又无法获得中立司法机构的授权和审查，遭受不公正对待的公民也不能获得有效的司法救济。这必然使诉讼活动成为公安机关针对公民自行实施的单方面治罪活动。这种司法制约机制的缺乏，直接导致被追诉者地位的严重恶化和警察权力的无限膨胀甚至滥用的局面冈。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构建侦诉一体化的刑事司法模式，在刑事诉讼的审前程序中加强对警察权的限制和制约。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笔者赞成龙宗智先生主张的“侦诉一体化”的观点[3]，不赞成有些学者主张的“检警一体化”的观点[4]。检警一体化，强调的是检察官对警察的指挥，容易弱化警察的责任感，不利于侦查的专业分工，反而不利于侦破[4]。加强侦诉合作的具体设想是:警察侦查案件，得随时向检察官报告侦查的过程，自觉地接受检察官指导和限制，以防止警察权力的无限膨胀甚至滥用。检察官认为必要，可以亲自侦查案件，可以介人任何案件的侦查。检察官认为需要警察帮助时，警察必须予以协助。检察官发布的命令，警察应当接受，否则构成读职。侦诉一体化的核心是确立检察官在侦查阶段的主导地位，侦查机关的所有诉讼行为，特别是调查、取证行为，必须服从检察机关的领导、约束和监督，从而在提高诉讼效率的同时，又为公民合法权利的保障设了一道屏障，也有利于防止被追诉者地位的严重恶化和警察权的无限膨胀甚至滥用。

二、制衡—建立司法审查制度，以司法权控制赞察权 警察权应当受到司法权的控制是宪政的必然要求，也是当今社会发展的时代潮流和趋势。最常见的司法权对警察权的控制方式就是行政诉讼，当事人可以在警察的执法行为作出之后向司法机关提出请求，由司法机关对警察的执法行为的合法性等予以审查并作出处理。除了这种事后监督模式的行政诉讼之外，另一种较常见的司法权控制警察权的方式是警察在作出某些涉及公民基本权益的行为之前，必须首先向司法机关申请，经过司法机关审查同意并取得相应的许可证状之后，才能实施相应的行政行为。司法权对警察权的这种控制模式一般主要适用于那些涉及到公民基本权利的行为领域。譬如，当需要对公民临时限制人身自由或者需要进行搜查、扣押、羁押、监听等情形时，警察无权直接决定和实施，而是必须事先向法院、治安法官等提出申请，由法官决定是否批准同意[5]。以司法权控制警察权，正是基于对警察权的天然的易扩张性的考虑，因此有着坚实的宪政理论基础。首先，以司法权控制警察权符合宪政理论中“权力须得分工和制约”原理的需要。我国的警察主要承担着治安行政管理和代表国家侦查犯罪、追诉犯罪的职能。在这一职责的驱动下，警察在履行职能过程中捕捉、搜集当事人违法犯罪证据的主观积极性非常强烈。更重要的是，警察拥有强大的国家权力，掌握着丰富的权力资源，警察权本身又具有单向性和强制性的特点，而行政相对人、犯罪嫌疑人等则处于被管理和被追诉的地位，他们的权利最容易受到具有强制特性的警察权的侵害。根据“任何人都不得在自己为当事人的案件中担任裁判者”这一法律格言，对于为维护治安和追诉犯罪而采取的涉及公民基本权利的行为，如果允许警察自己作出决定并对当事人的不满和异议作出最终认定，则无疑违反了这一理念。马克思也曾经说过:“在刑事诉讼中，法官、原告和辩护人都集中到一个人身上，这种集中是和心 理学 的全部 规律 相矛盾的。”因此对于警察权的行使，司法权作为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对社会纠纷和争议享有最终的裁决权，由司法权予以控制是合乎权力分工和制约理论的。其次，以司法权控制警察权也符合我国宪法保障公民人权的理念。当今中国，保障人权和正当程序观念已经深人人心，为国家权力行使过程中必须予以考虑的重要内容。而警察作为国家维持统治秩序和社会安全的重要工具，在行使职权时，也必然是倾向于维护国家、社会的利益。对于被管理者来说，在面对代表强大国家、拥有国家强制力的警察面前，特别是在被警察采取限制自由的措施之后，其必然处于弱者地位，权利更容易遭受警察权的侵害。从一定意义上说，警察扮演的是控告、追诉者的角色，不能由警察自身对限制、剥夺公民权利的行为是否合法作最终的裁决，因为“被控人面对具备法官绝对权力的追诉人，束手无助”、“控告人如果成为法宫，就需要上帝作为律师’’i61。而司法权从其本质上说应当是超然、中立的，控、审分离、司法最终裁判等原则也为 现代 法治国家所公认。因此，以司法权来控制侦查权的行使，符合上述理念和原则，也有利于保障公民权利、维护人权。因此，为体现惩罚犯罪和保护人权的统一，有必要在我国刑事侦查程序中建立司法审查制度以制约膨胀的警察权。具体设想是:(1)建议在全国各基层法院设立司法审查庭或治安法庭，专门负责对在侦控机关提请适用的强制性措施的合法性进行审查，签发司法令状。(2)确立司法审查的例外。即在特定情况下赋予侦控机关可无证采取强制性措施的权力。(3)建立人身保护令制度。赋予当事人及其代理人、辩护人在诉讼的各阶段都有权向检察机关申请取保候审的权利，如遭拒绝，应嫌疑人、被告人的要求，由法院在听取控辩双方意见后迅速作出裁决。如仍遭拒绝，可向上级法院上诉。这样将警察拥有的事关公民的人身权和重大的财产权的决定权被改变为申请权，警察对任何公民的人身权和重大财产权的决定，都只能依申请，而由法院做出最终决定。

第三篇：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

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

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既坚决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又切实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要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执行改进工作作风相关规定，让人民群众不断看到实实在在的成效和变化。

据新华社电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全党同志要按照党的十八大的部署，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更加科学有效地防治腐败，坚定不移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引向深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张高丽出席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王岐山主持会议。

反腐败是实现“中国梦”前提

习近平指出，实现党的十八大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把我们党建设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党的建设的重大任务。为政清廉才能取信于民，秉公用权才能赢得人心。改革开放30多年来，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始终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作为重要任务来抓，旗帜是鲜明的，措施是有力的，成效是明显的，为我们党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有力保证。

要做到有腐必反、有贪必肃

习近平强调，我们党员干部队伍的主流始终是好的。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当前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仍然易发多发，一些重大违纪违法案件影响恶劣，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人民群众还有许多不满意的地方。反腐倡廉必须常抓不懈，拒腐防变必须警钟长鸣，关键就在“常”“长”二字，一个是要经常抓，一个是要长期抓。我们要坚定决心，有腐必反、有贪必肃，不断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以实际成效取信于民。

加强反腐立法制约权力运行

习近平在讲话中要求，要继续全面加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加强反腐败国家立法，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以及中央军委委员等出席会议。

第四篇：人大监督是审判工作健康发展的有力保障

人大监督是审判工作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南平市延平区人民法院

原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同志曾经就人大监督问题谈到：“监督就是加深理解，监督就是支持，监督就是鼓励，监督就是鞭策。”肖扬院长的这番话，道出了人大监督与人民法院发展之间深刻的辩证关系。延平区法院多年的发展经历也表明，只有自觉主动地接受人大监督，才能更好地做好各项审判工作，更好地实现司法公正。本文将结合人大监督的理论与实践经验，谈一谈人大监督与审判工作发展的关系。

一、人大及其常委会对法院的监督的宪法和法律依据 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是我国的国家权力机关，人大对法院的监督具有充分的宪法和法律依据。我国宪法第2条、第3条规定：“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的国家权力机关，行使统一的国家权力”、“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由它产生，对它负责并接受它的监督”。宪法第104条规定：“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决定本行政区域内各方面工作的重大事项，监督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工作。”上述规定表明，宪法明确赋予人大监督“一府两院”工作的职责和权力。由此可见，我国的审判权派生于立法权，审判机关是国家权力机关按照宪法设立的行使国家审判权的特别机构，它有义务接受权力机关的监督，人大依照宪法规定对审判工作进行监督应是毫无疑义的。此外，《宪法》第62条、第67条、第101条、第104条、第128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第l条、第4条、第17条也对人大与法院的关系，人大对法院的监督作了一些具体的规定。总之，人大对法院的监督内含于宪 1

法和法律的规定中，是宪法和法律赋予人大的神圣权力。

二、人大监督对促进法院审判工作的重大意义

人大及其常委会对法院的监督，是法院不断改进审判工作，提高审判质量和效率，确保司法公正的重要保障。其重大意义表现在：

（一）加强人大监督是人民法院贯彻“科学发展观”，实践以人为本，切实做好司法为民的时代要求。人民群众是科学发展的受益者，也是科学发展的推动者。人民法院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必须始终坚持以人为本，落实好司法为民宗旨，切实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而人大作为人民群众的代表机构，是人民群众利益的集中体现，法院只有自觉接受人大的监督，才能牢牢把握人民所赋予的审判权，才能做到公正司法，更好地发挥打击犯罪，保护人民的审判职能，才能真正把对法律负责与对人民负责、把实现最广大人民利益与保护当事人利益一致起来。

（二）加强人大监督是制止和消除司法腐败的迫切需要。消除司法腐败，实现司法公正、司法廉洁和司法效率的统一，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中的重要课题。而消除司法腐败必须加大对司法的监督，可以说，司法腐败的客观情况和人民群众渴望消除司法腐败的强烈要求，就是加强人大监督的合理性基础。

（三）加强人大监督是启动人民法院内部监督的有效形式之

一。通过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可以及时有效地启动人民法院内部审判监督程序和其他内部监督程序，从而依法解决人民群众反映比较强烈的问题。因此，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是宪法和

法律的基本要求，是实现司法公正与效率，加强队伍建设，遏制司法腐败，树立公正司法形象的客观需要。

（四）加强人大监督是保证法院工作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保证法院公正司法的重要手段。人大对法院的监督，不只是对审判工作的监督，而是对所有工作的全面监督。法院只有在人大监督下，才能牢牢把握法院工作的政治方向，既做到依法审理各类案件，又注重办案的法律效果、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人大对法院执法活动进行监督，最具有法律性和权威性，能有效保障法院的审判工作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忠于宪法和法律，秉公办案，维护法律的尊严。

三、延平区法院近几年接受人大监督的几点体会

近几年，我院不断提高自觉接受人大监督的思想认识，把接受监督纳入党组的议事日程和部门岗位责任制考核范畴，不断拓宽接受监督的渠道和方式，同时，我院在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大力支持下，队伍管理、审判工作、基层建设等方面一些难点得到有效化解，我们深深体会到：

（一）人大监督是一种动力。如果把人大代表审议法院工作的建议和意见比做“清醒剂”，那么人大代表“听审”案件以及个案监督就是促进公正司法的“监视器”，从表面上看，这些工作是给法院加大了压力，但正是因为法院工作存在着不足，人大代表才会提出意见建议，把这些问题解决好了，人民群众对法院工作就会更加满意，这是压力更是一种动力。法院工作“成也案件，败也案件”，因此，加强个案监督，对提升法院形象利大于弊。2007年，多位区人大代表对我院计生非诉执行工作提出了意见建议，新一届院党组充分认识到人民群众对法院的意见就是

我们改进工作的重点，专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征收社会抚养费执行案件工作办法，强化组织领导，调动行政庭、基层法庭的审判力量，逐步形成城乡联动、分片包干、上下一体的征收社会抚养费长效执行机制，执行力度大大加强，彻底扭转了延平区计生工作落后局面，亦使得计生非诉执行成为延平法院工作一大亮点。

（二）人大监督是一种帮助。对法院组织人事任免权是人大司法监督的一个方面，人大任命审判员、庭长之前要经过严格的考核和法律知识测试，而审判员、庭长等人的政治素质、业务素质和综合素质是法院工作实现跨越式发展的一个决定性因素，人大严把任免关，实质上起到了帮助法院法官队伍职业化建设的助推作用。近几年，区人大在帮助法院解决审判、执行难题上创新了做法，如人大代表视察重大疑难案件执行现场的做法，就有效地缓解了法院与被执行人之间的冲突，第三方的公平、公正介入，不仅督促法官文明执法，而且对被执行人也是一种震摄，避免暴力抗法事件的发生，保障重大疑难案件顺利执行。据不完全统计，从2004年至今，人大代表现场视察重大案件执行共计28件，全部案件得以顺利执结。08年，区人大内司委还将这一做法延伸至参与重大案件审理的调解程序中，也取得了很好效果。区人大信访办、内司委在帮助法院息诉息访上也提供了有力的帮助，对一些看问题不客观、偏激或片面的上访群众，在了解了事实真相后，帮助做好上访人员的思想工作，解释有关法律规定，上访人员更能接受，客观上缓解了法院压力。

（三）人大监督是一种支持。延平区人大在依法监督的同时，对法院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持。区人大听取法院专项工作汇报和视察法院工作，从不同层次了解司法工作情况，帮助法院解决工作

中的实际困难和问题，如2009年5月我院向区人大专题汇报了人民法庭工作情况后，区人大了解到我院西城法庭因客观原因造成没有办公场所，严重影响法庭规范化建设的情况后，积极主动地向有关部门发出呼吁，引起政府高度重视，从而启动了西城法庭新址选址立项工作。区人大对法院的阶段性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持。在2003年法院机构改革工作和2005年人民陪审员选任工作中，区人大特事特办，专门召开常委会研究法院上报人选，确保了专项工作按时序进度顺利进行，有力地支持了人民法院工作的开展。

“监督就是爱护，监督就是支持，监督就是帮助，监督就是指导”。完善的制度，切实的措施，在延平区人大常委会和延平法院之间架起了一座牢固的高架桥，在人大的关心、理解与支持下，延平法院的各项工作得以更加顺利地开展。人大的监督已日益的成为延平法院树形象之本，强动力之源。

第五篇：2006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是惩治和预防腐败的关键

加强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是惩治和预防腐败的关键

摘要本文总结当前腐败的特点，分析腐败未得到有效遏制的原因，阐述了

立科学的权力运行机制，以权制权、外部监督、以法制腐，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观点。

关键词权力腐败权力制约监督

前 言

遏制腐败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从古至今，从中国到世界，人类对腐败问题的围剿从来没有间断过。当今世界，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无不为腐败问题所困扰。因此，各国加大了反腐败力度，形成了世界性的反腐败浪潮。

一、当前腐败的特点

目前，我国腐败现象正处于多发期和高发期，根据中央纪委的深入研究和总结，当前腐败现象出现几个突出的特点：

一是腐败现象产生的领域越来越宽。从政府、经济部门，到党委、人大、政协、政法等部门，几乎都有腐败现象滋生蔓延。二是腐败分子的职务越来越高。最近七年就查处了地厅级、省部级以上的干部就有３000多人。三是犯罪金额越来越大。贪污受贿几十万小菜一碟，百万、几百万甚至上千万也不稀罕。广东省佛山市石湾区财政局预算科原科长罗斌贪污公款的数额竟达到了１。５６亿元人民币，创下建国以来个人贪污数额之最。四是权力制度弱化引发的腐败案占大多数，“窝案”、团伙案越来越多。如山东省泰安市委领导班子受贿案和辽宁沈阳查处的“慕马”大案中，就涉及该市的市委书记、市委副书记、市委秘书长、副市长、公安局局长等人，而且多人是 “第一把手”。尽管轻重程度有所不同，但大多具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权力资本腐败”，权钱交换。“权力资本腐败”成为近十年来的主要形式。

腐败现象的产生和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微观层次上个人素质方面的，也有宏观层次上制度结构方面的，而究其根本原因则都是权力运行失控、失衡所致。权力容易被滥用而导致腐败，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权力自身具有扩张性和腐蚀性。１８世纪法国著名的思想家、近代法理学理论创始人孟德斯鸠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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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精神》中写到：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英国著名历史学家约翰·阿克顿有一句名言：“权力有腐败的趋势，绝对的权力绝对地腐败。”“腐败的根本就是权力的腐败”，权力腐败的实质是公有权力被滥用，这就尖锐地揭示了权力同腐败的关系。

二、建立科学的权力运行机制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

“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防止和遏制腐败，就必须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与制约，建立科学的权力运行机制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

（一）强化以权力相互制约为主要内容的内部监督机制

抓住权力核心，改变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建立相互制衡的权力构成体系。从反腐败斗争中揭露出来的大量违纪违法案件看，许多腐败分子作案手段并不高明，但却为所欲为，畅通无阻，屡屡得手，一个突出的原因就是有些单位和部门疏于防范和管理，内部监督机制不健全，监督不到位，制度不得力。改变权力过分集中现象是保证民主监督的前提，权力越集中越容易滋长“一把手”说了算的家长制作风，从而导致种种腐败现象的发生。强化内部监督制约，核心是强化对权力的监督制度，关键是干部权力不能太大、太集中。不能把具有相互制约的职责和权力集中于一个部门或一个人，权力应进行适当的分解，并突出异权分离的功能，以及形成权力主体之间有效的权力制约关系，改变一个人说了算的权力结构。还要加强岗位内部的制度机制建设，强化业务和分工的制约，制订必要的权力运行程序，不经过有关权力运行的制约程序，权力就不能生效，形成互相制约的权力格局。当一种权力的行政超过其合法限度时，就会引起相关权力的自行制约与限制。这样一种权力制衡机制应包括规定权力实施的程序和标准，权力行使各环节上的互相制衡。也就是说，要以权制权，即通过在个人、群体和不同机构中合理配置权力，达到权力的相互启动和适度分散及平衡。

（二）适应公开化的要求建立权力运行外部约束体系

内部监督制约无论如何强化，其作用都是十分有限的。因为内部人容易形成利益共同体，监督也容易失去效力。事实上，更大的监督力度和效果应是来是

外部的监督。

1． 建立完善权力运行的公开体系，为有效监督权力创造条件。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提高公开性是保证权力运行过程的透明度，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是实现对权力有效制约和监督的必要前提和基础。公开，是行政在其运行过程中，按照法定程序予以公开。公开的直接意义在于将一切行政行为让全体人民知悉评论，迫使政府官员对自己做出的行政行为作出充分的、负责任的说明和解释，并使一切滥用公共权力的行为暴露在公众压力之下，遭受舆论的谴责，最终受到法律的处罚。同时，还要深入推行政务公开、厂务公开、村务公开以及公共事业单位办事公开，同时增强各方面工作的透明度，保证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以公开制约权力滥用。

2． 强化对责任行驶者的责任追究，增强权力主体的责任意识。

在权力理论中，权力是人、机关、权力三者的统一体。国家机关的权力是由具体的人行使的，行使权力的人称之为权力主体。权力主体是权力的操纵者，掌权者的良好素质是保证权力不被滥用和失控的重要前提。因此要加快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依法选准掌权人，从根本上保证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廉政、勤政和优政，有效遏制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建立各级干部权力与责任相统一的配套的责任追究机制，有多大的权力就要承担多大的责任，责任应该是明晰的。权力越大，责任越重，接受监督的范围应该越大，实行监督的体系应该越严密。还要建设责任追诉制度，国家工作人员因个人滥用职权贪污腐败应经过法定程序予以追诉，应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和法律责任制度。

3．建立严密的权力监督体系，加强对权力运作的监督，防止权力垄断。监督是实现国家权力系统内在稳定的必要机制，是防止腐败的根本措施之一，失去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失败。腐败的实质是权力的滥用，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反映了对权力的失监失控。没有有效的监督，就不可能真正有效遏制腐败。

一要加强监督机制的总协调。目前，我国的监督机制是分散了，主要是统一协调关系没有理顺。要通过明确划分各种监督机构的功能和责任，重视监督系统的层次性和明确划分不同层次监督机制的职责权限，加强监督的总体规划

和避免各种监督机制的相互碰撞，进而使各种监督机制既能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又能发挥监督系统的整体功能，增加监督系统的全力，这就要求要切实加强人大、政协对党政机关的监督，要重视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监督，使“举报箱”“举报电话”“领导接待制度”等监督措真正发挥作用；要全面推广和落实“两公开一监督”制度；要把群体监督的威力性与舆论监督的曝光性有机结合起来，从而形成强有力的监督网络，发挥监督的整体效能。

二要理顺监督体制，增强监督权威。以权制权、以权衡权，要建立具有相对独立性、高度权威性的监督机构。从现行的体制来看，各级纪检监督机关实行的是双重领导体制，受上一级纪检监察机关和地方党委、政府的双重领导，起主要作用的是同级党委和政府。由于经费及干部任免等切身利益问题由当地党委、政府管理，而地方党委又是同级纪委的监督对象，因此便出现监督客体领导监督主体，监督主体依附于监督客体的状况，这在客观上使监督者难以履行监督职能，缺乏执行纪律的自主性和独立性，使纪检监督工作容易受到权力的干扰和关系网的阻挠，尤其是涉及到当地利益或个别领导者的权益时更为突出，这种状况大大削弱了职能监督本身的力度。我国和国外监督实践证明，要实施有效的监督约束，必须建立一个具有相对独立性，高度权威性的监督机构。这一机构应具有相对独立性并拥有充分自主权，依照法律法制行使其独特的监督使命，才能有效地防止和遏制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

三要强化对权力的社会监督，充分发挥舆论对权力的监督作用。社会监督是公民、企事业、社团和其他社会组织依照法定权力对公共管理权力进行的监控和督促，体现对权力监督的社会性、民主性和广泛性，它是权力监督和制约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对国家行为的规范和约束力量。权力腐败损害着社会公共利益，那么，动员各种社会力量保卫自身的合法权益，维护正常的管理秩序，必然构成对违法犯罪的有力抵制。

4． 建立权力轮换制度和任期经济责任审计制度。

俗话说：流水不腐，户枢不蛀。权力行使者对一项权力的长期行使，会加大权力腐败的风险。因此对掌管人、财、物等容易产生腐败、滋生不正之风的重要岗位、环节和部位，应定期进行岗位轮换，防止权力的滥用。实施干部交

流、轮换制度，不仅仅是培养干部的一种有效手段，更是防止权力腐败的一条有效途径。建立与权力轮换制度相配套的一个重要制度就是领导干部任期经济责任审计制度，这是在领导干部的权力使用上实施强有力的监督和约束。通过任期经济责任审计，有效地发现权力运作过程中存在的漏洞和弊端，从而完善相应的制度，为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提供保障。

（三）适应法制化要求建立权力运行保障体系，以法制腐。

孟德斯鸠认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遇到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权力作为一种支配控制力量在客观上存在一种无限扩张的倾向。因此，防范权力腐败最根本的是立法制约权力，防止公共权力被滥用。

1．加强法制建设，严格规范权力运作行为。

权力的正确运行，必须有严密、科学的程序作保障。程序之所以必要，是因为一项完备的法律制度应当包括实体规范和程序规范两方面的内容。这两个方面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实体规范能否得以实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程序性规范的设计。离开程序的实体可能使权力走向极端。法治比较完备的国家，都有较完善的权力运行程序。

关于反腐败斗争，已出台了许多旨在预防和惩治腐败的法规、制度、条例、政策，虽然收到一定的成效，但是由于各种法规、制度、政府之间没有形成整体合力，有的甚至相互矛盾，为腐败分子提供了可乘之隙。我国在权力设置上也不尽合理，一是还没有很好地解决“以党代政，以政代法”的问题；二是不少法律带有部门利益的痕迹，法律部门化、地方化的倾向比较严重。因此，第一，要加快党的领导法律化的进程。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中国共产党在国家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确立党的领导权的具体内容和用权原则，加强和规范党的领导，切实解决好党政关系问题。建设法治国家，就必须确立法律至上的观念，即法律在治国过程中具有最高的权威。任何个人或组织都不得将自己凌驾于法律之上，不享有法律之外的任何特权。

第二，逐步转变政府职能，体现权力的公共特点，规范权力进入市场行为。把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逐步从微观管理转到宏观调控上来，政府的权力资源尤

其是管理经济的权力资源要不断弱化，从整体上逐渐消除政府权力的垄断现象，削弱政府官员赖以搞腐败的权力资本，削弱社会利益主体进行经济活动的动力侧面起到对腐败现象进行釜底抽薪的作用。对于受市场规律机制约束和调整的那些权力，政府部门既管不了又管不好的那些权力，应当依法撤销。特别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授予政府的、目前已经严重制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那些审批权，应当从政府权力中消失。

第三，实行权由法定的原则。就是要用法律的形式对政府及其部门有哪些权力、上级政府与下级政府的关系、行使权力的基本原则和程序以及不正当行使权力时的法律责任加以明确规定。任何政府和公务员手中的权力都必须由法律创建和规定，任何不具法定资格的主体不能私自创建权力。

第四，清理行政法规，消除行政立法部门化的倾向。部门立法的实质，就是部门自己在给自己授权，其结果是狭隘的部门利益法律化，行政法规相互矛盾和冲突，执法主体多元化。这样，既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合法利益，又损害了法律的尊严和权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建立新的立法机制，对已经出台的法律法规进行清理和修改。

2．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确保权力运行的高效廉洁。

“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来的社会主义法制基本原则，这也应该是依法惩治腐败，把反腐败斗争纳入法制化轨道的基本要求。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对权力腐败者依法给与必要的党纪国法处理，是惩治腐败的重要手段，是维护权力高效、廉洁运行的重要手段，也是人民评价反腐败工作的重要标志。一是通过严厉查处各种腐败案件，特别是加大经济追缴和处罚力度，提高腐败的成本和风险，对其他权力行使者起到警示作用，促使其慎用权、用好权。二是通过严肃党纪党规，将权力操作的违规者清理出去，确保权力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中。三是通过查处各类违法违纪案件，及时发现权力运作过程中在机制、体制、制度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为建立有效地权力运行机制提供科学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