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CISG有关国际货物买卖的诉讼时效有异于我国合同法的规定

第一篇：1.1 CISG有关国际货物买卖的诉讼时效有异于我国合同法的规定

CISG有关国际货物买卖的诉讼时效有异于我国合同法的规定

[ 作者: 来源:中国涉外商事海事审判网 点击次数:643 发布时间:2007-7-13 13:08:33 ]

【要点提示】

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的一般诉讼时效是四年，但根据《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国际货物买卖中有关货物质量问题的主张应在实际收取货物后的两年内提出，否则丧失就货物质量问题提出索赔的权利。此外，合同中约定的国际贸易术语的风险转移规则不能作为货物质量问题的抗辩理由。

【案例索引】

一审：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4)穗中法民三初字第297号(2005年11月19日)

【案情】

原告（反诉被告）宝得利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美国纽约州纽约市民铁吾东百老汇11号10楼。

法定代表人陈伟夫，总经理。

诉讼代理人汪天可，广东金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反诉原告）中国电子进出口广东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东风东路750号广联大厦18－21楼。

法定代表人文国胜，总经理。

诉讼代理人杨瑞华，该公司法律顾问。

诉讼代理人杨燕平，该公司职员。

2000年11月16日，宝得利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宝得利公司)为买方、中国电子进出口广东公司(下称：电子进出口公司)为卖方签订一份合同号为2000EMDC481US的《售货合同》，约定：电子进出口公司为宝得利公司提供生姜一批，总价款为美金16579.2元，目的口岸为纽约，FOB广州；装运期限为第一个货柜于2000年11月底出，第一个货柜出货后一个星期出第二个货柜；宝得利公司在签订合同之后，先预付总货款30%的订金，待货到验收后，七天内付清余款；由电子进出口公司提供以下装运单据：提单或其他货运单、装箱单和发票；质量要求：鲜姜要保证符合食品卫生标准，不烂、不碎、不发芽，姜块要大，每块最小要求在100克以上。宝得利公司提供的《售货合同》文本上，第10条质量要求的条款是手写添加于合同文本印刷字体后的，内容为：“卖方保证买方该批生姜到达目的地口岸，符合美国食品卫生标准，姜块在100克以上，不烂、不碎、不发芽、不发酶”。双方是通过传真形式协商合同条款的，其中电子进出口公司提供的几份传真文件中，亦有手写的有关质量要求的条款，与电子进出口公司提供的最终合同文本上的质量条款内容一致。

2000年11月28日，电子进出口公司送检的两批生姜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合格，取得编号NO.44***73－

1、NO.44***73－2的植物检疫证书，这两批生姜分别在2000年12月6日和12月13日，在广州黄埔港装运，运往美国纽约。宝得利公司在美国纽约收到货物后，2001年1月1日，宝得利公司向美国农业部申请对第一批生姜进行检验，检验结论是早期软腐烂0－33%，干腐烂15－90%，影响根部新鲜至1/2英尺深，大部分集装箱中的货物都是湿的，且可看见根部长有小芽和/或表面有白色霉，许多箱中的货物，都是干的并有表面皱纹。2001年1月17日，宝得利公司向美国农业部申请对第二批生姜进行检验，检验结论为：箱内所有货物潮湿，且大部生姜上长有绒毛状的白色至蓝色/绿色至黑色霉，大部分生姜受到了干腐化或者软腐化的影响，而且一些生姜，大约在1/10-1/8英寸处长有小芽，大部分集装箱中的货物都是湿的，且可看见根部长有小芽和/或表面有白色霉，许多箱中的货物，都是干的并有表面皱纹。之后,宝得利公司将该批生姜作为垃圾处理，支付了垃圾处理费等相关费用。

2003年8月5日，宝得利公司的律师向电子进出口公司发出律师函认为电子进出口公

司交付生姜不符合合同约定的质量要求构成违约，要求电子进出口公司承担违约责任，其中有关质量要求的记载为：2000年11月16日，贵司（即电子进出口公司）与我委托人（即宝得利公司）签订了买卖鲜姜的《售货合同》。合同第十条约定，“鲜姜要保证合乎食用卫生要求，不烂、不碎……”。

另查，宝得利公司于2000年11月16日和12月3日分别支付了货款总额30%的订金人民币20550元和人民币20541.6元，电子进出口公司相应地开具了两份发票。同年12月5日，电子进出口公司向宝得利公司开具两张金额均为8289.60美元的未加盖公司公章的随货发票。

原告宝得利公司诉称，2000年11月16日，原、被告双方签订一份生姜售货合同。合同签订后，原告已依约支付货款、运输费用及第三项诉讼请求中所列的费用。但被告提供的生姜到达目的地口岸不符合美国食品卫生标准，出现霉烂现象，只能作为垃圾处理，原告为此又支出垃圾处理费等损失美金13236元。原告请求法院判令：

1、被告返还货款本金美金16579.2元及其利息约2400元（该利息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00年12月5日计至清偿之日止，现暂计至起诉日），折合人民币155627.8元。

2、被告赔偿原告损失美金共计13236元及其利息美金约2000元（该利息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01年1月9日计至清偿之日止，现暂计至起诉日），折合人民币108535.2元。

3、被告支付以下费用：（1）纽约州认证委托书费用250美元及625美元；（2）纽约认证律师费250美元；（3）税费35.36美元；（4）报关费95美元；（5）美国农业部收取的排放费25美元；（6）美国农业部检验费484美元；

（7）美国内陆运费355美元；（8）美国农业部抽样检验费40美元；（9）美国农业部检验费

299美元；（10）美国海关检验费35美元；合计：2493.36美元（折合人民币20445.55元）。被告电子进出口公司辩称：

一、原告提交的合同没有提交英文译文，合同第10条也没有译文。双方没有签字确认合同第10条，是事后原告擅自增加的，请求法庭追究原告伪造证据的法律责任。

二、原告并没有支付货款美金16579.2元，原告仅支付货款30％的合同订金，故被告反诉请求原告支付除订金外的其余货款。

三、被告已尽合同义务，被告装运出口的生姜完全符合我国出境检验检疫要求，货运的保险温度也是由原告确认的。

四、本案货物风险已经转移到原告，被告不承担任何质量责任。理由：双方签订的合同第一条是按F.O.B GUANGZHOU价格条款，根据2000年《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在装运港货物风险已转移到买方，卖方已不需要任何责任。

五、原告的索赔已超过时效，依法不受保护。本案中原告称生姜有质量问题，但原告没有在收货的两年内根据《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39条的规定向被告主张质量问题。因此，原告已经丧失了此权利。

六、原告所提交的一系列证据都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获得的，没有办理公证，并经我国领事馆认证，不符合法定形式，因此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七、原告无证据证明生姜的质量有问题。

电子进出口公司反诉称，2001年11月，反诉人电子进出口公司与被反诉人宝得利公司签订《售货合同》一份。合同签订后，被反诉人支付30％货款即美金4973.76元，折合人民币41091.63元。反诉人依约提供价值美金16579.20元的鲜姜，并依约提供装运单据。货到美国纽约后，被反诉人无故拒付剩余70％货款即美金11605.44元，折人民币95852.47元。经多次催讨，未果，现请求人民法院判令被反诉人支付反诉人货款美金11605.44元，折合人民币95852.47元。

宝得利公司辩称：

一、被反诉人已经实际支付了全部货款；

二、反诉人请求被反诉人支付货款已超过诉讼时效。

【审判】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是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纠纷。原告和被告没有就本案合同争议选择管辖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因被告住所地和合同履行地

均在广东省广州市，故本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因原告和被告对处理合同争议所适用的法律未作选择，依照最密切联系原则，本院确认被告住所地和合同履行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法律作为解决本案争议的准据法。鉴于原告营业所所在地美国和被告营业所所在地中国均是《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的缔约国，原被告双方建立的货物销售合同关系不属于《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二条、第三条排除适用的范围，而我国国内法对国际货物买卖合同没有明确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事法律有不同规定的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的精神，故本案应考虑适用《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的有关规定。宝得利公司和电子进出口公司之间发生的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关系，是当事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我国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宝得利公司于2001年1月1日和1月17日已实际收到本案合同项下的两批生姜并取得美国农业部出具的检验报告，但宝得利公司提交的证据显示直到2003年8月5日宝得利公司才委托律师就货物质量问题向电子进出口公司发出律师函，没有证据证明在此之前宝得利公司曾向电子进出口公司通知并主张过该两批货物的质量问题，根据《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三十九条“买方对货物不符合同，必须在发现或理应发现不符情形后一段合理时间内通知卖方，说明不符合同情形的性质，否则就丧失声称货物不符合同的权利。无论如何，如果买方不在实际收到货物之日起两年内将货物不符合同情形通知卖方，他就丧失声称货物不符合同的权利，除非这一时限与合同规定的保证期限不符”的规定，宝得利公司未在实际收到本案两批货物之日起两年之内向电子进出口公司通知和主张货物质量问题，在2003年1月1日和1月17日之后宝得利公司已经分别丧失声称两批货物质量不符合同的权利，视为其已接受了符合合同的货物。综上，宝得利公司要求电子进出口公司退还货款和赔偿损失的本诉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电子进出口公司有关宝得利公司就货物质量问题索赔已超过两年期限的抗辩有理，本院予以采纳。

关于反诉，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的付款方式是“宝得利公司在签订合同后先预付总货款30%的订金，待货到验收后，七天内付清余款”，电子进出口公司确认宝得利公司已支付货款30%的订金美金4973.76元折合人民币41091.63元，虽然电子进出口公司曾在货物发运前开具了两份发票给宝得利公司，但这两份发票并未加盖电子进出口公司公章，属于在国际货物买卖过程中使用的随货发票，与我国国内法上作为付款凭证的发票的证明效力不同，宝得利公司没有进一步提供其他证据佐证其确实支付过货款，单凭该两份发票无法证实宝得利公司已支付了剩余的70%货款给电子进出口公司，故电子进出口公司反诉请求宝得利公司支付剩余货款美金11605.44元折合人民币95852.47元的主张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宝得利公司认为电子进出口公司的反诉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因双方约定的付款时间为货到验收后7日内，本案中宝得利公司收货后检验日期是2001年1月1日和1月17日，故付款期限应为2001年1月8日和1月25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九条的规定，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纠纷的诉讼时效为四年，本案电子进出口公司于2005年1月8日提出反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故宝得利公司有关诉讼时效的抗辩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三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二十九条、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一百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宝得利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中国电子进出口广东公司清偿货款美元11605.44元，折合人民币95852.47元；

二、驳回宝得利股份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一审宣判后，双方均没有提起上诉，一审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评析】

本案是典型的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纠纷案，涉及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纠纷的法律适用、诉讼时效以及国际贸易术语的采用等方面问题，其中诉讼时效期间的认定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一、法律适用

本案纠纷适用了《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可以基于缔约国当事人的选择而得到适用，但本案对该公约的适用不是基于当事人的选择，而是在适用我国内地法的基础上得到适用的。“意思自治原则”和“最密切联系原则”是涉外合同纠纷法律适用的两个重要原则，本案纠纷就是通过上述两原则确定了准据法为我国内地法律。本案纠纷之所以考虑适用《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是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的精神，这也是国际条约优先原则的体现。综上所述，我国法院审理国际货物合同纠纷时，应注意《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的适用，考虑以下因素：

一、合同当事人是否直接选择该公约；

二、当事人未选择适用法律的，根据最密切联系原则是否适用我国内地法，适用我国内地法的，应根据我国内地法确立的涉外纠纷我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优先适用原则考虑适用《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

三、合同当事人的营业所所在地国是否为缔约国，合同是否属于公约适用的范围，是否存在缔约国声明保留的情形。

二、诉讼时效

本案的本诉被告和反诉被告均提出诉讼时效抗辩。有关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纠纷的诉讼时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九条作出了规定，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纠纷的诉讼时效期间为当事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之日起四年。但《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是否对质量异议的诉讼时效作出了特别规定呢？本诉中，原告与被告就诉讼时效问题提出的依据不同，本诉被告的抗辩是依据《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三十九条“买方对货物不符合同，必须在发现或理应发现不符情形后一段合理时间内通知卖方，说明不符合同情形的性质，否则就丧失声称货物不符合同的权利。无论如何，如果买方不在实际收到货物之日起两年内将货物不符合同情形通知卖方，他就丧失声称货物不符合同的权利，除非这一时限与合同规定的保证期限不符”的规定作出的，被告认为本诉原告有关质量问题的主张超过了公约规定的二年期限，本诉原告则认为本诉未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九条规定的四年诉讼时效。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实际上规定了买方对质量不符情形的异议期间通常为二年。我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七条也有类似的规定。国内法学界对该异议期间的性质存在不同的看法。有观点认为异议期间属于除斥期间，一旦期间届满就发生权利消灭的法律效果；另有观点认为异议期间属于诉讼时效期间，一旦期间届满，发生权利功效减损的法律效果。我国合同法对此问题并没有明确表态，仅规定一旦异议期间届满，买受人又没有提出异议的，“视为标的物的数量或者质量符合约定。”笔者认为，在本案中将质量异议期间认定为诉讼时效期间，为卖方实际存在不完全履行行为又愿意在期间经过后承担该不完全履行的违约责任提供了机会，同时也不妨碍卖方的抗辩权，更符合契约自由原则，有利于平衡买卖双方的利益，更具有现实意义，更有利于实质公平。认定质量异议期间为诉讼时效期间，同时应注意该诉讼时效期间具有特殊性，其与普通诉讼时效期间有区别，应认定为特殊诉讼时效：该时效期间是固定的期间，当事人在质量异议期间提出相应主张，质量异议期间并不发生中断，而是导致普通诉讼时效得到适用。本案的判决书中并未提及质量异议期间的定性，但这不影响判决的最终结果，在我国合同法未对质量异议期间性质达成共识的前提下，这样的处理做到了保持裁判与现行法律规定的一致性，是恰当的。

反诉中，反诉原告与反诉被告有关货款支付的诉讼时效适用四年的诉讼时效并无争议，争议的焦点主要在于诉讼时效的起算点。反诉争议主要是货款支付问题，双方在合同中明确约定了货款支付的方式与时间，反诉被告回避了合同中的约定，坚持认为反诉原告出具的随

货发票已经证明货款已支付。但是，反诉原告忽略了国际货物买卖过程中卖方出具的随货发票的特殊性，这一点也是我们在处理国际货物买卖合同货款支付纠纷中应特别注意的问题，国际货物买卖往往涉及随附许多单证，随货的商业发票是常见的一种，但该种发票并不具有支付凭证的证明效力，不能单独作为买方支付货款的凭证。拨开了商业发票的“凭证”面纱后，本案反诉的诉讼时效依据合同约定的付款期限届满起算就显而易见了。

三、质量瑕疵担保与风险转移

本案审理过程中，本诉被告曾提出一个抗辩，即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该单买卖适用FOB GUANGZHOU进行交付，根据该交付条款，货物自装运港广州黄埔港越过船舷时起一切风险由买方承担，故本诉被告不应承担任何货物质量责任。本诉被告的该抗辩理由存在对国际贸易术语风险转移规则的错误认识。

《2000年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对FOB船上交付（指定装运港）术语的解释中明确了该种交付方式货物的风险自装运港越过船舷时由卖方转移至买方，该风险转移规则主要是针对海运或内河运输过程中可能遇到的货物灭失、毁损等风险作出的，涉及买卖过程中的风险分担，但货物风险的转移并不影响风险转移至买方后买方向卖方追究货物瑕疵担保责任。本案的货物质量争议正是涉及卖方的瑕疵担保义务，这是卖方应履行的一项主合同义务，区别于风险负担的卖方保证的是交付时货物本身的质量符合合同要求，而不是交易过程中货物可能因外来因素招致的损失的承担，如果有证据证明卖方在装运港确实交付了不符合同质量要求的货物，则即使货物的风险已经转移至买方，卖方也不能因此免除货物质量瑕疵担保责任，且《2000年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也明确了其涵盖的范围只限于跨国境销售合同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中与已售货物（指“有形的”货物，不包括“无形的”货物，如电脑软件）交货有关的事项，不涉及违约的后果，也说明了贸易术语的风险负担规则并不能等同于或覆盖合同质量争议的违约责任。虽然判断卖方交付的货物质量通常以交付时间为界线，这与风险转移界线可能存在重合，但瑕疵担保责任与风险负担是两种责任，人民法院在处理相关争议时应注意区分，切勿混淆。综上，本诉被告以FOB风险转移规则来抗辩本案的货物质量争议不应得到法院的支持。

第二篇：国际货物买卖合同法统一化的发展

国际货物买卖合同法统一化的发展——CISG与PICC之比较

一、国际货物买卖合同法发展背景

随着全球一体化的发展，各国贸易与经济的往来日益频繁。

在国际经济法形成之前，地中海地区就已经形成了繁荣的国际间的经济贸易活动且日趋繁荣。在长久的往来贸易中，地中海的商人们逐渐形成了一套通用的贸易习惯，然后在商业交易中被约定俗成，进而在不断地被引用认可后，在一个又一个时代的沿用下潜移默化地成为了各个地区都使用的贸易惯例。11世纪的威尼斯首先出现了这种惯例，后来扩展到欧洲各国，被这些国家的法律吸收。这些商业习惯法与各国法中相关规定成为了国际经济法的萌芽。

而11世纪后，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与发展，商品和资本在国际间流动，突破了狭窄的地域性，19世纪前后，世界性的货物买卖的大量流动性推动了国际经济法律规则的制订。出于解决冲突呼吁公平的需求，大量国际条约、惯例应运而生，各国也制订了许多调整国家间贸易商业关系的双边条约、国内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迅速发展，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众多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独立，跨国公司的快速发展及一大批重要国际组织的建立使国际经济法进入一个新的发展历程。可以说，在国际经济法的萌芽与发展过程中，不断订立的各种国际货物买卖合同正是国际经济法最基础的根本部分，是国际经济法萌芽的缘由也是推动其发展的重要前进动力。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在这一过程中，由于各国的国内法并不完全一样，法律规定不同，国际经济交往则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法律冲突，这成为了国际间经济来往贸易前进的阻碍。为了促进国际贸易，国际社会很早就开始了国际货物买卖合同法的统一化。《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Contract for the International Sale of Goods,简称CISG）和《国际商事合同通则》（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ntracts,简称PICC）正是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统一化发展进程中的两项成果。

PICC是继CISG之后的一项重大成果, 它继承和发展了在合同法统一化方面所取得的成果, 拓展了适用统一法规范的空间, 有利于进一步消除国际经济交往中的法律障碍, 促进国际商事活动的顺利进行。①

① 张东照：《CISG与PICC之比较》《华侨大学学报》1998年第三期p69

二、CISG与PICC的比较

（一）CISG与PICC的制订、修改。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Contract for the International Sale of Goods），于1980年在维也纳被通过，1988年正式生效。CISG是在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主持下，在国际贸易领域中达成的最重要的国际公约之一。在这份公约被制订修改前，一些国家曾在1964年在海牙通过了两项关于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的公约：《关于货物买卖的统一法公约》和《关于国际货物买卖合同成立的统一法公约》。这两部公约都在1972年8月生效，但由于内容适用的国家多为西欧国家，不具备全球更大范围的适用性，参加国过少，未能达成订立的普遍意义。而1969年起草、1980年通过的CISG截止目前已有73个缔约方，影响着全球三分之二以上的贸易额，在调整平等民商主体间的运作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国际商事合同通则》（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ntracts,简称PICC）问世于1994年5月，UNIDROIT理事会在罗马召开的会议上正式通过了这一通则。而2004年4月，国际统一私法协会通过了《国际商事合同通则（2004年修订本）》。为了弥补CISG在适用范围、适用方式的局限性，PICC继承和发展了CISG并对1994版做了少量修改和大量新内容的补充。

（二）CISG与PICC的性质。

国际货物买卖的法律渊源主要包括了三部分：国际贸易惯例、各国有关国际货物买卖的国内立法及冲突规范、国际货物买卖公约。CISG即为国际货物买卖公约的主要所指对象，《公约》在1980年维也纳外交会议上的顺利通过，是国际社会从1929年开始持续五十年的努力的成果。由于当时法律实证主义和将法等同于国家法的教条还占有支配地位，从一开始，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所设想的就是制定具有拘束力的统一规则《公约》最终也确实体现为对缔约国有约束力的国际条约，在满足《公约》适用条件的情况下对国际货物买卖当事人具有了自动适用的效果。② CISG是一项国际公约，CISG 作为国际条约, 它是国家间的书面协议,其效力来源于各缔约国间的协议, 对各缔约国都有法律约束力。各缔约国都有义务保证条约在本国的贯彻和实行。对于非缔约国, 条约则不具有法律约束力。

而PICC是属于国际贸易惯例，是国际统一私法协会为适应国际贸易的发展② 刘瑛：《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解释问题研究

而制定的标准规则和共同条件，带有很大任意性，由当事人自由选择予以适用。属于国际惯例，是在国际交往中长期实践而逐渐形成的做法, 它本身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PICC适用的主体较为广泛，且2004年修订，相比CISG而言，PICC更为自由。PICC的目的不是要统一国内法,而是只对现存的国际契约法予以重述。③

（三）适用范围。

基于两者性质的不同，两者的适用范围也不同。

1.从适用的买卖范围来看，PICC更为宽泛。

CISG 仅以货物买卖合同为对象,而PICC 涵盖更广的范围,即适用于国际商事合同的全部。CISG主要应用于有形贸易的国际贸易，排除了以服务贸易为主的或者纯粹为服务贸易的国际贸易合同。CISG公约第二条规定了不适用公约的买卖合同：“公约不适用于以下的销售：（a）购供私人、家人或家庭使用的货物的销售，除非卖方在订立合同前任何时候或订立合同时不知道而且没有理由知道这些货物是购供任何这种使用；（b）经由拍卖的销售；（c）根据法律执行令状或其它令状的销售；（d）公债、股票、投资证券、流通票据或货币的销售；（e）船舶、船只、气垫船或飞机的销售；（f）电力的销售。”由其条款可见，CISG主要排除了无形货物买卖合同、不动产买卖合同及有特殊法律予以调整的买卖合同。且通过CISG的的第三条也可见，公约不适用于卖方负责的合同义务绝大部分为提供劳务或其他服务的合同情形，同样也不适用于买方负责提供制造货物的大部分原材料的合同。而PICC可以调整的货物合同性质同时包括了有形和无形的货物合同，适用的合同也包括了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国际知识产权转让合同和国际服务贸易合同，即适用于国际商事合同，排除了消费者与商家间的合同，同时未对“商事”一词做出限定，从宽泛的意义上予以理解。

2.从适用的当事人的范围上来看，PICC也更为宽泛。

CISG以合同当事人的营业地作为辨别标准：营业地在不同缔约国的当事人或者营业地在不同国家的当事人所在国不是缔约国但根据国际私法规则导致适用某一缔约国法律的，CISG对当事人有约束力。而PICC只要当事人约定其合同由PICC通则管辖即可适用。同时作为国际惯例，在当事人同意合同受“法律一般原则”、“商事规则”等类似措辞指定的规则管辖时、在适用合同的法律对某一问题的相关规则无法确定时、在现有国际法律文件存有争议无法适用时，PICC③ 孔隋、孔添：《国际商事合同统一化研究》《金卡工程·经济与法》2010年04期 p1

54可以作为适用的规则或起解释补充作用的文件适用于合同。

（四）两者形式与内容。

1．从两者的形式上来看，PICC克服了CISG原则性过强的弊病，④更易于适用。PICC在每一条条文前均加有小标题，表明该条内容关于什么主题，同时在每一条的之后增添了注释，对条文的内容进行解释和补充。这种解释将原则性的条文定义得更加明确，增加了适用PICC的可操作性。

2．从两者的内容上而言，PICC是CISG继承和发展，也有对CISG的一些新的突破。⑤

在书面形式方面，PICC界定的“书面”比CISG大，PICC扩大了法律对“书面”的定义，将电子数据交换（EDI）纳入了书面的范围内；

在合同的订立方面，根据合同法理论, 变更的承诺一般构成反要约而非承诺,但变更的内容必须实质性地改变了要约的条件, 或要约人毫不迟延地表示拒绝这些不符或差异, 否则仍将构成承诺。那么什么是对要约实质性变更就成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CISG公约第19条第三款规定：“有关货物价格、付款、货物质量和数量、交货地点和时间、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的赔偿责任范围或解决争端等等的添加或不同条件，均视为在实质上变更发价的条件。”由此可见，CISG公约将货物价格、付款、货物质量和数量、交货地点和时间、赔偿责任范围或解决争端等等视为实质性变更。而PICC相对则更加灵活：PICC认为对于合同的实质性变更的条件无法一概而论，应当视情况而定，根据具体交易的不同；

在订立的合同内容方面，CISG做了详尽的规定，它对国际货物中买卖双方的权利义务、买卖双方违反合同的救济措施以及各种情况下的风险转移做了详尽的规定。而对于PICC而言，由于PICC适用的范围较CISG更为广泛，且其性质并非公约而是惯例，因此PICC仅对各类国际商事合同中相同的内容作出共同适用的规定，如对合同即未规定也无法依据合同确定质量、价格时如何确定履行的质量和价格做了规定，是各类合同内容上更为共通的部分的规定。

PICC对CISG的书面形式、合同订立、合同履行的艰难情形、合同的不履行、损害赔偿、合同内容、合同的解释等多个条文内容上做了补充和完善。PICC同时也对CISG做了一些突破：在合同的效力、公共许可、恶意谈判、特意待定、格式之争等。这些突破是CISG未曾涉及的地方，也是PICC的一次大胆尝试，这④ 孔隋、孔添：《国际商事合同统一化研究》《金卡工程·经济与法》2010年04期 p154

⑤ 张东照：《CISG与PICC之比较》《华侨大学学报》1998年第三期p69

些新的制度出现在PICC通则中，成为国际货物买卖合同法发展的一次新的尝试。可以说，PICC是在CISG的基础上，融合了CISG的精粹部分，继承了CISG的同时进一步完善了国际货物买卖合同法，给不断发展的国际贸易提供了新的适用方式，为CISG不能解决的冲突提供了作为惯例的规定的参照。两种性质不同的文件在国际货物买卖合同法统一化的发展进程中发挥着各自的作用，也促进着国际货物买卖的规范化、统一化。

参考文献

1．朱揽叶主编，《国际经济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8月第1版

2．(意)米切尔·波乃尔 梁慧星译，国际商事合同通则与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是二者择一或相互补充，《法学家》，1998年

3． 孔隋、孔添，国际商事合同统一化研究——CISG与PICC之比较，《金卡工程·经济与法》，2010年04期

4．刘瑛，《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解释问题研究

5．张东照，CISG与PICC之比较，《华侨大学学报》1998年03期

6．王承志，国际商事合同法律统一的新发展，国际经贸探索, 2000

7．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条约法律司，国际商事合同通则，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6年 8．法规图书馆 /law/law_view1.asp?id=15256

9．人民网.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