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太龙与吉安润邦纤维纺织有限公司纠纷案

第一篇：周太龙与吉安润邦纤维纺织有限公司纠纷案

周太龙与吉安润邦纤维纺织有限公司纠纷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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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安执字第149号

民事裁定书

申请执行人周太龙，男。

被执行人吉安润邦纤维纺织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善刚，男。

本院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2008）安劳仲调字第42号调解书，于2009年6月1日向被执行人吉安润邦纤维纺织有限公司发出执行通知书，责令被执行人吉安润邦纤维纺织有限公司按执行通知书规定的期限履行（2008）安劳仲调字第42号调解书确定的义务，但被执行人吉安润邦纤维纺织有限公司至今未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现查明被执行人吉安润邦纤维纺织有限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安福洲湖支行有存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八条的规定，裁定如下：

划拨被执行人吉安润邦纤维纺织有限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安福洲湖支行的存款10050元至安福县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安福支行文昌分理处，帐号：07***22）

本裁定书送达后立即生效。

执 行 员姚 燧 彪

二00九年六月二十二日

书 记 员朱雄

第二篇：鸿润锦源(厦门)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彭雄浑、鸿润集团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案

鸿润锦源(厦门)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彭雄浑、鸿润集团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案

【案 由】 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

【案件字号】(2006)民一终字第34号

【审结日期】 2006.06.02

鸿润锦源(厦门)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彭雄浑、鸿润集团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2006)民一终字第3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鸿润锦源(厦门)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

法定代表人：许礼评，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林涛，福建知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彭雄浑(PENG STEPHEN)，1945年×月×日出生，香港居民，住×××。

委托代理人：王萍，北京市天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英，北京市天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鸿润锦源(厦门)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彭雄浑(PENC STEPHEN)及原审被告鸿润集团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HUNG YUN GROUP LIMITED)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一案，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05)闽民初字第38号民事裁定，驳回鸿润锦源(厦门)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对本案提出的管辖权异议。鸿润锦源(厦门)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对该裁定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经审查，鸿润锦源(厦门)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一审提交答辩状期间以其不是该案适格被告为由提出管辖权异议，请求驳回原告的起诉。

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第(一)、(二)、(三)项规定起诉必须符合的条件是：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有明确的被告；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可见，就被告而言，只要明确，该项条件就具备。本案原告彭雄浑起诉的两个被告均是明确的，且具备诉讼主体资格。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四条“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所在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第二十二条第三款“同一诉讼的几个被告住所地、经常居住地在两个以上人民法院辖区的，各该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的规定，一审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由于鸿润锦源(厦门)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关于“其及鸿润集团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HUNG YUN GROUP LIMITED)均不是适格被告”的主张，与本案管辖权的确定无关，其以此为由对一审法院受理本案提出管辖权异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一百四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款之规定，裁定驳回鸿润锦源(厦门)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对本案提出的管辖权异议。

鸿润锦源(厦门)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对一审裁定不服，仍以其不是适格被告、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为由，向本院提起上诉。

本院认为，当事人有权提出管辖权异议。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第(四)项和第三十八条的规定，管辖权异议是指是否属于人民法院主管或管辖的案件。本案鸿润锦源(厦门)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其不是本案适格被告为由提出管辖权异议，不属于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管辖权异议的情形。鸿润锦源(厦门)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是否是本案的适格被告，应经人民法院的实体审理确定。一审法院以管辖权异议作出裁定，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撤销。

由于一审裁定仅针对鸿润锦源(厦门)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出的管辖权异议作出的，不涉及鸿润集团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HUNG YUN GROUP LIMITED)的诉讼权利，故本裁定无需列明鸿润集团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HUNG YUN GROUP LIMITED)在本上诉案中的诉讼地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88条第(2)、(3)项的规定，裁定如下：撤销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05)闽民初字第38号民事裁定。

审 判 长韩 玫

审 判 员李明义

代理审判员宋春雨

二00六年六月二日

书 记 员宋 歌

第三篇：东方国际集团上海荣恒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与上海峻吉贸易有限公司、上海卫邦建材有限公司进出口代理合同纠纷案

上 海 市 第 二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05)沪二中民四(商)初字第7号

原告东方国际集团上海荣恒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东路166号17层。

法定代表人陶洪，经理。

委托代理人罗建荣，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佳融，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上海峻吉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静安区武定路595号2108室。

法定代理人何平，经理。

委托代理人高勇，上海市前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上海卫邦建材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奉贤区金汇镇金钱公路1818号(65)。法定代表人卫梦飞，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陈旭庆，上海市国威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东方国际集团上海荣恒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与被告上海峻吉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第一被告)、被告上海卫邦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第二被告)进出口代理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05年2月1日立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第二被告在提交答辩状期间提出管辖权异议，本院于2005年3月11日作出(2005)沪二中民四(商)初字第7号民事裁定，驳回第二被告提出的管辖权异议。第二被告不服提起上诉，后于2005年4月11日撤回上诉。本院于2005年4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代理人罗建荣、李佳融，第一被告的委托代理人高勇，第二被告的委托代理人陈旭庆到庭参加诉讼。应第二被告申请，本院于2005年6月1日委托上海市公安局刑事科学研究所对本案系争《委托代理进口协议书》和《最高额保证合同》上加盖的“上海卫邦建材有限公司”公章与第二被告在工商机关的预留印章是否一致进行鉴定，上海市公安局刑事科学研究所于2005年7月7日作出鉴定书。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2004年8月18日，原告与第一被告签订《委托代理进口协议书》，约定自该协议书生效之日起至2005年年底，第一被告委托原告从事代理进口业务。同日，原告、第一被告、第二被告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由第二被告对第一被告信用证占用原告资金及授信额度累计不超过550万美元的债务承担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后原告、第一被告和上海怡通报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怡通公司)签订《三方协议》，由原告委托怡通公司代办报关、运输、装卸货物事宜。2004年10月22日，原告、第一被告、上海市专利技术工贸公司陈行化工仓库(以下简称陈行仓库)签订《三方仓储协议》，约定原告委托陈行仓库代办仓储事宜，陈行仓库必须凭原告的正本出仓单才能放货。2004年12月9日至2004年12月21日，第一被告与原告分别签署了7份代理进口合同。2005年1月18日，第一被告告知原告，货物全部被上海星彦经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彦公司)骗取，并同意尽快与原告结算代理合同项下的款项。2005年1月19日，第一被告书面确认上述7份代理进口合同项下尚欠原告货款及手续费等共计39，396，466.35元。后第一被告将其对上海子能企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子能公司)的债权23，508，851.08元转让给原告，以冲抵第一被告对

原告的债务。现第一被告尚欠原告代理手续费以及原告垫付的信用证下货款及其相关费用合计15，887，615.27元。为此，原告提起诉讼，请求：

1、第一被告支付原告代理手续费以及原告垫付的信用证下货款及其相关费用合计15，887，615。27元；

2、第二被告承担连带还款责任。

原告提供了以下证据：

1、原告和第一被告签订的《委托代理进口协议书》；

2、原告、第一被告和第二被告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3、原告、第一被告和怡通公司签订的《三方协议》；

4、原告、第一被告和陈行仓库签订的《三方仓储协议》；

5、2004年12月9日至2004年12月21日，原告与第一被告签订的合同编号为0401IM259G、0401IM260G、0401IM265G、0401IM266G、0401IM267G、0401IM271G、0401IM275G的《代理进口合同》及其进口信用证、托收承兑、付款情况表；

6、第一被告于2005年1月18日向原告出具的《情况说明》；

7、第一被告于2005年1月19日向原告出具的《情况说明及保证书》、《保证书》，第一被告于同日向子能公司出具的《转让债权通知书》；

8、进帐单5份，以证明第一被告支付了7份《代理进口合同》项下的15%的开证保证金；

9、第一被告于2004年12月30日向原告出具的《情况说明》，以及原告开具给上海聚彦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聚彦公司)的增值税专用发票14张，以证明原告应第一被告的要求将编号为0401IM259G、0401IM260G合同的增值税发票开给聚彦公司。

第一被告答辩称：由于第一被告的经营者及相关的业务人员也已经离开了公司，代理人无法核实合同的签订和履行情况，对于担保合同上第二被告的公章的真实性也无法确认。从原告提供的证据的形式上看，对原告所要证明的事实无异议。第一被告与第二被告之间存在多次的担保关系。担保合同上第二被告的章不应当是假的。

第一被告没有提供证据。

第二被告答辩称：

1、第二被告为第一被告提供过其他担保，但没有对本案所涉的贸易进行担保。在第二被告确认的其他两份担保合同上都有第二被告法定代表人的签字，而本案所涉这份《最高额保证合同》上没有第二被告法定代表人的签字。根据第二被告工作人员回忆没有为这笔业务提供过担保，所以请求对《最高额保证合同》上第二被告的章与第二被告在工商部门预留的印章是否一致进行鉴定。

2、按照合同约定，原告应当把提单交给双方指定的报关公司，由报关公司代理报关后将货物运至双方指定的仓库，仓库按原告的指令放货，第一被告在付款后提货。原告和第一被告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不会造成损失。但原告和第一被告擅自变更了合同的主要条款，将提单交给了第一被告，第一被告办理报关手续后，把货交给了他的下家，致使货物被骗。原告和第一被告擅自变更合同的主要条款，致使第二被告丧失了可能控制风险的能力，故第二被告不应该承担连带还款责任。

3、本案第一被告涉嫌诈骗犯罪，有多家单位向公安部门报案，公安机关已经立案侦查。第二被告已于2005年2月25日向公安机关报案。如果经鉴定二份合同上第二被告的印章不是第二被告的真实印章，本案也涉嫌刑事犯罪，应当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第二被告没有提供证据。

原告进一步辩称：

1、2004年8月19日左右，原告的业务员陆姿群将《委托代理进口协议书》和《最高额保证合同》快递给第一被告，由第一被告联系担保人盖章。同年8月27日左右，原告收到了加盖第一被告和第二被告公章的二份合同。期间，原告的业务员巫军与第一被告的业务员崔亦丽通过电话，崔称当时在第二被告处，并将上述二份合同交给第二被告董事长卫梦飞，由卫在合同上盖章。

2、原告应第一被告的要求变更了合同的履行条款，把提单交给了第一被告，由第一被告办理报关手续。按照《最高额保证合同》的约定，《委托代理进口协议书》及代理业务项下履行期限等各项条款变更无需取得担保人同意，担保人应继续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因此，变更合同条款不能作为第二被告免于承担担保责任的理由。

第一被告进一步辩称：第一被告本身是受害人，委托代理进口的货物被星彦公司骗取。第一被告已于2005年1月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已立案侦查。本案是否移送公安机关处理由法院决定。

第二被告进一步辩称：第一被告的崔姓业务员确来第二被告处盖过章，第二被告董事长卫梦飞是在另外二份担保合同上签名并盖章，而未在本案系争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签名盖章。

第一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没有异议。第二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2合同上的第二被告的印章的真实性有异议；原告提供的证据3、4、5、6、7，第二被告不清楚，无法发表质证意见；对原告提供的证据8、9无异议。

本院经审理查明：2004年8月18日，原告与第一被告签订《委托代理进口协议书》一份，约定该协议是双方委托代理业务的总协议，由第一被告委托原告代理进口化工原料，协议有效期自该协议书生效之日起至2005年年底；该协议生效期间，原告和第一被告签订的代理进口合同或原告与外商签订的进口合同属于该协议项下的分协议；该协议的保证合同、确认书是该协议的附件或者从合同，两者不可分割；原告根据分协议的规定，对外申请开立即期及远期信用证，若原告应第一被告的要求开立远期信用证的，第一被告应当办理货物质押手续，责令运输单位将货物放入双方协定仓库，第一被告带款提货，在第一被告付清货款前，原告暂不放货；第一被告应于每份信用证开立3个工作日前支付该信用证金额15%的保证金，每份信用证对外付款日3个工作日前支付该信用证项下的全部货款及代理手续；原告给予第一被告进口开证额度累计500万美元，第一被告按每笔进口合同CIF总价0.9%支付原告代理手续费。该协议由原告和第一被告加盖公章，原告、第一被告和第二被告加盖骑缝章。

原告提供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为，第二被告作为担保人对原告与第一被告签订《委托代理进口协议书》的内容已知悉，并承诺对第一被告在上述代理业务中发生的债务承担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担保的最高债权额度为550万美元；保证期间至2005年12月底；第一被告未能按上述总代理进口协议办理货物质押手续，造成原告垫付的，担保人应承担保证责任；上述总代理进口协议项下履行期限等各项条款变更无需取得担保人同意，担保人应继续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该合同记载的签订日期为2004年8月18日，并加盖了原告、第一被告和“上海卫邦建材有限公司”公章及骑缝章。

后原告、第一被告和怡通公司签订《三方协议》，约定鉴于第一被告指定怡通公司代办报关事宜，故原告委托怡通公司代办报关、运输事宜，并将属于原告的货物存放在双方协定仓库。2004年10月22日，原告、第一被告、陈行仓库签订《三方仓储协议》，约定鉴于陈行仓库是第一被告指定的仓库，原告委托陈行仓库代办仓储事宜，将属于原告的货物存放在陈行仓库，陈行仓库必须凭原告的正本出仓单才能放货。2004年12月9日至2004年12月21日，第一被告与原告分别签署了7份代理进口合同。第一被告除支付每个合同项下15%的开证保证金外，余款未付。

2005年1月18日，第一被告向原告出具《情况说明》一份，该《情况说明》的主要内容为，第一被告委托原告代理进口的7个合同项下的货物，应第一被告的要求，原告已经将提单交给第一被告指定的报关公司报关，报关公司报关后已通知第一被告安排进仓。上述货物本应由第一被告指定的运输公司运输至第一被告指定的仓库存放，第一被告凭原告的出库单出库。由于第一被告与货物的购买人星彦公司有长期的合作关系，第一被告轻信星彦公司，同意由星彦公司直接办理运输，仓储手续，现发现货物全部被星彦公司骗走，仓单系伪造。为不给原告造成更大的损失，第一被告同意尽快与原告结算代理合同项下的款项。2005年1月19日，第一被告书面确认上述7份代理进口合同项下尚欠原告货款、代理费及手续费等共计39，396，466.35元。后第一被告将其对子能公司的债权23，508，851.08元转让给原告，以冲抵第一被告对原告的债务。现第一被告尚欠原告代理手续费以及原告垫付的信用证下货款及其相关费用合计15，887，615.27元。

2005年2月25日，第二被告在收到本案原告的起诉状副本后向上海市公安局经济侦查总队报案，该报案报告的主要内容为，2004年8月18日、11月1日、11月10日，第二被告分别为第一被告的进出口代理协议项下信用证开证保证金的付款提供金额分别为550万美元、135万美元、117万美元的担保，第一被告提取货物后未付清货款，该公司的有关人员已经失踪藏匿，造成第二被告被诉至多家法院，损失巨大，为此，请求从速立案，挽回第二被告的经济损失。

2005年6月1日，本院委托上海市公安局刑事科学研究所对本案系争《委托代理进口协议书》和《最高额保证合同》上加盖的“上海卫邦建材有限公司”印章与第二被告在工商机关的预留印章是否一致进行鉴定。上海市公安局刑事科学研究所于2005年7月7日作出鉴定书，鉴定结论为：《委托代理进口协议书》中缝上盖有的“上海卫邦建材有限公司”的印文与第二被告在工商机关的预留印章相一致；《最高额保证合同》担保人栏及合同中缝上盖有的“上海卫邦建材有限公司”的印文与第二被告在工商机关的预留印章不相一致。本案的争议焦点为：第二被告是否与原告和第一被告签订过本案系争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原告认为，第二被告在《委托代理进口协议书》上加盖骑缝章，表明第二被告有为第一被告提供担保的意思表示，《最高额保证合同》上的印章不一致并不代表上述印章就是假的，而且，第二被告在本案诉讼期间还向公安部门报案，承认为第一被告提供了本案系争业务的担保，故《最高额保证合同》的真实性应当予以确认。第二被告则认为，第二被告为第一被告提供了多次担保，向公安机关报案时误以为为第一被告提供了本案系争业务的担保，但事后经经办人员回忆未做过本案业务的担保，遂向法院申请鉴定。第二被告仅使用过一枚公章，从未使用过《最高额保证合同》上加盖的“上海卫邦建材有限公司”的印章，因此，第二被告未提供过本案业务的担保，《最高额保证合同》的真实性不应当确认。原告为本案进出口合同担保一事与第二被告有过接触，但第二被告并未在进出口代理合同和担保合同上盖章，对于上述鉴定结论，第二被告也无法作出解释。本院认为，综合分析本案现有的证据材料，一方面，《委托代理进口协议书》的委托方和受托方分别是第一被告和原告，原告在签订《委托代理进口协议书》时要求第一被告提供担保，并在该协议中载明担保合同是该协议的附件，因此，第二被告在《委托代理进口协议书》上加盖骑缝章的行为，应当认定为以担保人的身份所为。而且，第二被告在向公安部门报案时承认，2004年8月18日为第一被告提供了金额为550万美元的担保，即本案《委托代理进口协议书》项下的担保，上述行为发生在第二被告收到原告的起诉状副本和相关证据材料之后，第二被告作为一个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企业法人对自己做出的上述意思表示的法律后果应当是清楚的，因此，上述行为在法律上属于自认。第二被告在诉讼中先承认为本案提供过担保，之后又推翻上述自认，但没有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先前所做的自认出于错误，故第二被告所作自认的意思表示是真实的，即第二被告为第一被告提供《委托代理进口协议书》项下550万美元的担保的事实是存在的。另一方面，《委托代理进口协议书》和《最高额保证合同》上加盖的“上海卫邦建材有限公司”的印章不一致，通常情况下两份合同不可能在同一天形成，而且，原告也不能提供证据证明第二被告在其他场合使用过《最高额保证合同》上加盖的“上海卫邦建材有限公司”的印章，因此，尚没有充分证据证明第二被告在《最高额保证合同》加盖印章。另外，从两份合同的内容上看，《委托代理进口协议书》规定原告为第一被告开立远期信用证的，第一被告应当将货物质押给原告，并详细约定了货物的报关、仓储以及带款提货等质押手续，第二被告提供担保的责任范围仅限于货物按约质押后所存在的风险；而按照《最高额保证合同》的约定，原告和第一被告变更上述总代理进口协议项下包括办理货物质押手续等各项条款，无需取得第二被告的同意，第二被告仍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较《委托代理进口协议书》的约定明显对担保人不利，第二被告在明知主合同内容的情况下，在同一天又签订内容截然相反的担保合同，既不符合逻辑，又有违情理。基于上述理由，本院难以认定原告提交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系第二被告提供担保的意思表示内容。

综上所述，本院认为，原告和第一被告签订的《委托代理进口协议书》合法有效。原告和第一被告在履行该协议过程中变更了部分条款，不影响第一被告履行付款义务，现第一被告未按约支付原告垫付的信用证下的款项及代理费用等已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原告要求第一被告支付代理手续费以及原告垫付的信用证下货款及其相关费用合计15，887，615.27元应予支持。纵观本案的证据材料，第二被告虽然为第一被告提供了本案《委托代理进口协议书》项下550万美元的担保，但原告提交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尚难以认定是第二被告提供担保的意思表示内容。而系争代理进口协议项下的损失，正是由于原告和第一被告变更有关货物质押的约定，未办理货物质押手续所致，按照《委托代理进口协议书》的约定，由此造成的损失也在第二被告承担的担保责任范围之外，故原告要求第二被告承担担保责任的诉讼请求，本院难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第一款、第四款之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上海峻吉贸易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东方国际集团上海荣恒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代理手续费、原告垫付的信用证下货款及其相关费用合计人民币

15，887，615。27元；

二、原告东方国际集团上海荣恒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89，448元，由被告上海峻吉贸易有限公司负担。鉴定费人民币800元，由被告上海卫邦建材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马昌骏

代理审判员 徐子良

代理审判员 朱志红

二00五年九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赵 炜

第四篇：买卖合同纠纷案例：上诉人东莞市福龙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江门市中塑管道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

《买卖合同纠纷案例：上诉人东莞市福龙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江门市中塑管道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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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人东莞市福龙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龙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江门市中塑管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塑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13）东一法民二初字第4746号民事判决，向法院提起上诉。法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该案。

中塑公司向原审法院起诉称：中塑公司与福龙公司一直有业务往来，福龙公司向中塑公司购买波纹管，福龙公司支付了部分货款，尚欠中塑公司货款280053.11元，于2012年8月1日福龙公司写下了欠款单，保证于2012年10月30日前还清，欠款到期后，中塑公司多次向福龙公司追讨，福龙公司一直拒不支付。福龙公司没有按照约定还款已构成严重违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逾期付款款违约金应当按照何种标准计算问题的批复》：对于合同当事人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标准的，人民法院可以参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金融机构计收逾期借款利息的标准计算逾期付款违约金等规定，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利率并参照中国人民银行逾期贷款利率计算，从2012年11月1日起计算，暂计至2013年8月10日止，从2013年8月11日起至判决福龙公司还款日止，判决生效后的利息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加倍支付，共计利息18492.84元，本息合计298545.95元。综上，为维护合法权益，中塑公司特诉至法院，请求判令：

一、福龙公司支付货款280053.11元及利息18492.84元，本息合计298545.95元给中塑公司（注：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从2012年11月1日起计算，暂计至2013年8月2日止，从2013年8月3日起至判决福龙公司还款日止，判决生效后的利息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32条规定加倍支付）；

二、该案诉讼费用由福龙公司承担。

福龙公司向原审法院答辩称：确认有欠中塑公司款项，但福龙公司已经归还部分货款，现在只欠中塑公司176922.87元，福龙公司不存在一直拒不支付款项的行为，福龙公司一直有向中塑公司还款，虽然欠款单上约定还款时间，但双方通过电话口头达成协议，中塑公司同意福龙公司分期还款，且由于中塑公司提供的货物存在质量问题，福龙公司要求退货，才暂缓了还款，因此中塑公司要求逾期利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案涉双方素有业务往来，福龙公司向中塑公司购买波纹管。2012年8月1日双方进行对账，确认截止到2012年8月1日福龙公司尚欠中塑公司波纹管货款386553.11元，减免106500元后尚欠280053.11元，中塑公司据此起诉福龙公司要求其还款280053.11元。福龙公司确认欠款单的真实性，但认为对账后双方又发生新的交易，福龙公司也归还了部分货款，现只欠中塑公司货款176922.87元。福龙公司为证明其主张向原审法院提供了订货单、退货单、对账单、银行转账单、账户资料为证。中塑公司对福龙公司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均不予确认，亦不确认福龙公司的主张。

中塑公司在立案时提出财产保全申请，但中塑公司于2013年8月25日以无法提供担保

为由撤回财产保全申请。

以上事实，有中塑公司提供的欠款单、利息计算表，福龙公司提交的订货单、退货单、对账单、银行转账单、账户资料、库存处理协议书，以及原审法院的庭审笔录等附卷为证。

原审法院认为：该案的争议焦点为福龙公司拖欠中塑公司货款的具体数额。一审庭审过程中，双方均确认福龙公司通过传真订货确认书的方式进行订货，且在双方于2012年8月1日对账之后还继续发生业务往来。虽然中塑公司不确认福龙公司提交的订货单、退货单、对账单、银行转账单、账户资料，但中塑公司未能按照原审法院指定的期限提交后续交易的相关单据，且福龙公司提交的部分转账凭证、订货确认单、对账单、退货单与福龙公司当庭提交的订货确认单、订货单相吻合，福龙公司提交的上述资料亦能相互印证，故对福龙公司提供的证据予以采信。从福龙公司提供的2013年7月26日的应收账款对账单上显示，截止2013年7月26日，福龙公司尚欠中塑公司货款177374.85元。2013年8月5日，福龙公司又向中塑公司订购价值27766.8元的货物，且该笔货款于2013年8月6日支付完毕，但从2013年8月6日的送货单上显示，该笔货物有退款451.98元，故福龙公司尚欠中塑公司货款为176922.87元，对中塑公司超出部分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未予支持。至于中塑公司主张的利息，虽然双方在2012年8月1日的欠款单上约定2012年10月30日前还清，但后续双方又陆续发生交易，导致货款数额不断发生变化，且福龙公司也归还了部分款项，故利息应从双方最后一次交易（2013年8月6日）时开始计算，以176922.87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至判决确定的清偿之日止。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原审判决如下：

一、福龙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向中塑公司支付货款176922.87元及利息（利息的计算，以176922.87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2013年8月6日起计至判决确定的清偿之日止）。

二、驳回中塑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福龙公司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该案一审诉讼费2889元，由中塑公司承担1156元，福龙公司承担1733元。

上诉人福龙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法院提起上诉称：库存处理协议书是福龙公司在2013年8月3日就有关需要退货的库存数量传真给中塑公司后，中塑公司将上述库存的处理意见以传真的方式于2013年8月6日回传给福龙公司。中塑公司的回复内容是上述管材存放时间较久（近两年半），回收后无法按照正常产品销售，只能按次品或回炉处理，因此经研究决定，上述产品按7.5折回收（含破裂管）。根据库存数量乘以进货价格，按照7.5折后需要退货的金额为179733.71元。根据双方的交易习惯，应当由中塑公司将需要退换的货物运回，相应的退货金额应当在以后的交易中进行相应抵扣，中塑公司所欠货款只有176922.87元，抵扣上述退款后，中塑公司还需要向福龙公司支付部分退货款。福龙公司在一审庭审中明确了没有支付中塑公司部分货款是因为中塑公司没有按照约定处理上述退货事宜，也没有在货款中扣抵退货的相应金额（福龙公司已经支付了上述需要退货的货款），但一审法院没有认定该事实，也没有审查关键证据库存处理协议书。综上，福龙公司上诉请求判决：1.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驳回中塑公司的诉讼请求。2.该案一审及二审的诉讼费全部由中塑公司承担。

被上诉人中塑公司向法院书面答辩称：1.福龙公司在一审庭审中已明确尚欠中塑公司176922.87元，并当庭表示愿意还清该欠款。福龙公司在二审之前并无提出要求中塑公司退货的问题，可以看出福龙公司并没有要求过退货。2.中塑公司从来都没有同意过福龙公司退货，福龙公司也从来都没有向提出要退货或者提出质量有问题。双方更没有对退货的问题正式确认过。中塑公司从没有发过有关退货的传真，是福龙公司伪造出来的，而且传真件的内容没有任何可以证明是得到中塑公司的确认同意可以退货的，既没有中塑公司法定代表人的确认，也没有中塑公司的盖章。3.案涉货物至今卖给福龙公司已长达三年多的时间了，即使至今还没有卖出去，但存放时间过久，已不值钱，中塑公司是不可能会同意回收的。综上，中塑公司请求法院判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院经审理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福龙公司于二审期间向法院提交中塑公司不合格产品退货明细表及送货单，拟证明退货的单价及总额。中塑公司对福龙公司提交的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予确认，并主张前述明细表为福龙公司单方制作，不应采信。

以上另查事实，有不合格产品退货明细表、送货单和法院二审庭审笔录附卷为证。

法院认为：该案为买卖合同纠纷。福龙公司与中塑公司之间存在真实有效的买卖合同关系，法院对此予以确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之规定，法院依法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该案二审争议焦点为：福龙公司主张的退货款是否应在货款中予以扣除。

福龙公司确认其尚欠中塑公司货款176922.87元，福龙公司现主张依据库存处理协议书在货款中应扣除退货款179733.71元，抵扣之后，福龙公司无需再支付案涉欠付货款。对此，法院认为，案涉库存处理协议书为传真件，其上没有显示有中塑公司员工签名，且该协议书上加盖的公章模糊不清，难以分辨，无法确认是中塑公司的公章。在中塑公司对该份协议书的内容不予确认，且福龙公司未能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法院对福龙公司该项主张不予支持。原审法院依据福龙公司确认的欠款事实判令福龙公司对中塑公司支付尚欠货款176922.87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于法有据，法院予以维持。

综上，福龙公司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法院未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法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