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商事合同通则与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是二者择一或相互补充(米切尔.波乃尔)

第一篇：国际商事合同通则与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是二者择一或相互补充(米切尔.波乃尔)

国际商事合同通则与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

——是二者择一或相互补充

米切尔•波乃尔

上传时间:2004-5-27

引言

谈及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CISG）与国际商事合同通则（UNIDROIT）时，首先应当说二者均属于获得非常大的成功的法规范或法原则。销售合同公约，已经包括全部主要贸易国（但日本除外）在内的五十多个国家批准，迄今世界上所报告的判决例已有200件以上，并且很多文献也都说明其成功。同样，商事合同通则也可以说非常成功。公布至今仅三年多，该商事合同通则已在世界的法律界和商业界广为人知。包括俄语和中国语的九国语言出版了该商事合同通则的全文，迄今在世界上已卖出3000部。还有以十多种语言翻译的该商事合同通则条文，在各种法律杂志上刊载。其中包含应当受到称赞的广濑教授的日本语译本。此外，已报告的以各种形式言及商事合同通则的仲裁裁定和法院判决大约有27件。

一二者的性格——对国际的立法之重述

（一）销售合同公约——其缘起及国际立法的界限

首先发生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即销售合同公约与商事合同通则究竟是什么关系？尤其在销售合同公约已经取得那样的成功时，国际统一私法协会何以要倡导编纂商事合同通则？并且，二者的并存，难道没有造成混乱与重复的危险吗？为了方便后面的讲解，先说结论：我以为并不存在这样的担心。

首先从回答怎样形成这样两个规范及法原则的疑问开始。1980年销售合同公约的通过，是从1929年开始持续50年的作业的终点。从一开始，所设想的就是具有拘束力的统一规则。原因是在当时，法律实证主义及将法等同于国家法的教条，占支配的地位。其结果，法律统一的全部尝试，不得不采取了先在国际的层面达成合意，然后再导入本国的国内法体制的统一立法形式。

如所周知，1964年的两个海牙条约——《关于国际货物销售的统一公约》（ULIS）和《关于国际货物销售合同成立的统一法公约》（ULF）——尽管在数十年间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也未能取得成功。仅仅被九个国家批准，而其中七个是西欧国家。因此，1968年联合国新设立的国际商事贸易法委员会（UNCITRAL）开始工作之时，基本的选择是准备有拘束力的规范。当时，之所以固执此立法方式，也有新的根据。法的统一的进程，已经不限于比较少数的具有单一经济社会结构的国家，这时已包括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及所谓第三世界的新独立国家。这些国家几乎都具有的共同特征，是严格的中央集权化的计划经济。如果这些国家打算参加国际商业交易的话，必须就对外的交易关系制定特别的规则。特别是，有必要认可本国的经济主体，享有与来自市场经济诸国的竞争对手基本相同的契约自由。这些特别的法制度，无论由本国单方面制定，或者由国际层面就国际买卖契约的场合达成合意，都必须通过立法的方式。

但是，国际商事贸易法委员会选择统一的立法方式的结果，不可避免地缩小了起草者的行动范围。由于参加交涉的各国法律传统的差异，有时更重要的问题起因于各国社会经济构 1

造的不同，导致某个问题被从最初设想的规范对象中排除出去，关于其他许多事项，就对立的意见作妥协处理的结果，只能将该问题以或多或少没有解决的形态遗留下来。

其结果，导致销售合同公约中存在若干重要的漏洞，还有不少规定的意思含混不明。销售合同公约明示，关于契约的有效性、契约可能对所售货物所有权的影响（参照第4条）、货物造成买主及其他人死亡或人身伤害时出卖人的责任（参照第5条），不适用该销售合同公约。不适用该销售合同公约的事项，还可以列举以代理人缔结契约、一方或双方使用定型化条款所生问题、货物的进出口及外汇的各种各样的国家管制措施对买卖契约及其契约债务的履行的影响等。

关于对立的见解，不太可能找到能说服的妥协方案的规定中，一种是率直地以适用国内法解决问题（例如，参照关于契约的书面要求的第12条及第96条、关于判决特定履行的可能性的第28条、关于未以明示或默示约定价金场合契约有效成立的可能性的第55条），其他的规定，采用了在原则规定之后紧接着设置广泛的例外的办法（参照关于要约撤回可能性的第16条、关于货物不适合及追夺担保的通知义务的第39条1 款、第43条1款、第44条、关于运输途中货物的买卖的危险负担移转的第68条），个别情形最终应适用哪一种规则的疑问仍未解决。然后，其他若干规定，使用了极端含混、不明确的词语，掩盖了实质上什么合意也未达成的事实（参照言及遵守诚实信用的第7条1款、定义重大的契约违反的第25条、关于收取迟延的金钱的利息的权利的第78条）。

（二）商事合同通则——其缘起及作为国际契约法重述的性格

促成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制定统一法原则那样雄心勃勃的方案的因素，既可以说是销售合同公约的长处，也可以说是销售合同公约的短处。换言之，如果销售合同公约这样的国际买卖统一法在世界上未被采用的话，也就不会考虑制定关于国际商事契约一般规则的尝试。同时，因为销售合同公约表明了立法层面可能达到的最大限度，及达成该销售合同公约交涉过程之讨厌，所以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彻底放弃了制定具有拘束力的规则的计划，作为代替，设计了独自的方案和模索别的途径。因此构想在国际的层面实现美国法律重述那样的规则。成立了包含世界主要的法律及社会经济制度之代表者的专家小组。大多数成员是学者，也有高级法官及官员。但是，所有成员均以个人资格参加，不代表自己的政府的见解。该小组并不是完全自己做决定，而是以组织的方式向外部征求评议和意见。为此，将一系列的草案交世界学术界和经济界传阅。

因为此作业的目的已经不是要统一国内法，而是只对现存的国际契约法予以重述，当然也就没有必要将世界上一切国家的一切法律均纳入考虑。换言之，当必须从对立的规则中选择其一的情形，用作选择的基准并非简单的多数决。亦即，左右该决定的，不仅是哪一个规则为大多数国家所采用，而是考虑其中哪一个规则对于跨国交易最具价值，或者特别适合。这样的努力达成了非常满意的结果。商事合同通则获得下述评价：“法的思考的全球化的极重要的进步”、“自《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以来国际贸易法领域最重要的业绩”、“对商习惯法最具权威且最有价值的记述”。

二二者的内容

销售合同公约本来就有很好的内容，并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接受，因此在制定商事合同通则时当然必须参照销售合同公约。在二者处理同一问题的情形，商事合同通则的规定通常

是原封不动地采用销售合同公约的对应条款，或者至少是实质上采用。商事合同通则的规定与销售合同公约不同，仅限于例外的情形。

这类不同规定之中，最为重要的例子，是商事合同通则规定，双方当事人在包括契约准备阶段在内的整个契约期间，都负有遵循诚实信用原则的义务。而销售合同公约与此不同，仅在关于销售合同公约解释的条文中言及应当考虑到遵守诚信。

前已述及，由于商事合同通则本身并未打算具有拘束力，因此极少受各种法制度的差别的限制，可以处理销售合同公约中完全除外的或者规定不充分的若干事项。例如，相当于销售合同公约条文数加倍的关于契约成立的规定、关于契约实质的有效性的新章、关于履行艰难、免责条款、违约罚金条款的规则。商事合同通则设置各种新规定的另一个理由是，该商事合同通则所涵盖的范围不限于买卖契约，也包括其他种类的交易，尤其是服务提供契约。考虑这些类型契约的特别问题所设置的规定，可以举关于当事人间的协助义务的规定（第5.3条）、关于区别特定结果达成义务与最妥善的努力义务的规定（第5.4条）、关于这些义务种类的决定基准的规定（第5.5条）等为例。

三二者的适用关系

（一）仅一方适用的场合以下谈我认为最为困难的问题。销售合同公约与商事合同通则，二者究竟是对立的，或者是并存的？

首先，销售合同公约仅以货物买卖契约为对象，而商事合同通则涵盖更广的范围，即适用于国际商事契约的全部，则关于买卖契约以外的契约，二者不发生适用上的重复。但是，在买卖契约的领域，二者也并非不相容的，而是互补的关系。例如，销售合同公约虽在世界上被广泛接受，但也有非缔约国的当事人间缔结买卖契约，而不适用销售合同公约的案型。这样的案型，作为国际的统一规则的替代的商事合同通则就有适用的余地。在双方当事人本身明示选择，作为契约的准据法，言及“法的一般原则”或“商习惯法”的情形，即可以将商事合同通则解释为“法的一般原则”或“商习惯法”。实际上，据我所知，在国际商事契约领域适用商事合同通则的仲裁裁定已有十多件。另一方面，在适用销售合同公约的案件中，鉴于其拘束的性格，通常销售合同公约优先于商事合同通则。销售合同公约第6条明确规定，当事人可以排除销售合同公约一部或全部之适用。但是，当事人也许可将销售合同公约的个别条款，置换为更适当的商事合同通则中的对应条款，至于以商事合同通则替换整个销售合同公约，至少在目前还难以考虑。实际的情形，当事人屡屡排除销售合同公约的适用，通常是因为担心适用新规则将导致不确定性。这样的案件中，即使适用商事合同通则有什么实质的优点，与适用商事合同通则那样的新规则相比，当事人宁愿选择适用国内法所具有的安全性。

（二）适用销售合同公约而商事合同通则起补充作用的场合1.使销售合同公约的解释明确化

即使在国际买卖契约以销售合同公约作为准据的场合，商事合同通则也可以起到重要的作用。销售合同公约第7条第1款规定：“在解释本销售合同公约时，应考虑到本销售合同公约的国际性质和促进其适用的统一”。从来，为了解释销售合同公约，裁判官或仲裁员每次都必须探求解释的原则和基准。商事合同通则将使这种工作变得非常容易。例如，商事合同通则第7.3.1 条为判断债务不履行是否达到根本违约所设定的若干基准，将有助于理解销售合同公约关于这一重要概念有几分含糊规定的第25条。同样，规定受害方当事人解除契约的通知不能排除不履行方当事人补救的权利的第7.1.4条，可以用来解消与此相应的销售合同公约第48条关于此点所生的疑问。

2.补充销售合同公约的漏洞

除使销售合同公约不明确的词语明确的作用之外，商事合同通则还可以用来填补销售合同公约的漏洞。销售合同公约第7条第2款规定：“凡本公约未明确解决的属于本销售合同公约范围的问题，应按照本销售合同公约所依据的一般原则来解决”。从来各裁判官或仲裁员，先确定该一般原则，再从该一般原则导出须解决的特定问题的答案。这种工作将因援用商事合同通则而变得容易。这种场合须满足的唯一条件，是商事合同通则的有关条款表明了作为销售合同公约基础的一般条款。

迄今已有三件裁定——维也纳国际仲裁院的二件、国际商会仲裁院的一件，为填补销售合同公约的漏洞而援用了商事合同通则。最初的两件，是澳大利亚的卖主与德国的买主之间就铁的买卖契约所生纠纷。两个契约均以销售合同公约为准据，而销售合同公约未规定应当适用的利率，仲裁员依据销售合同公约第7条第2款填补了这一漏洞。此两案的仲裁员，均考虑到所谓损害完全赔偿原则是作为销售合同公约基础的一般原则之一，认定适用债权人本国的支付货币，及银行短期贷款的平均利率。并特别谈到，这样解决的根据是商事合同通则第7.4.9条第2款。第三件，是关于澳大利亚与瑞士的公司之间的买卖契约。契约以销售合同公约作为准据，独任仲裁员适用伦敦银行间交易利率（LIBOR）的年利率追加2％，以填补销售合同公约关于应适用利率的漏洞。对此，仲裁员特别谈到商事合同通则第7.4.9条第2款所规定的规则（及欧洲契约法原则第4.507条第1款的类似规则），将商事合同通则作为销售合同公约第7条第2款所谓一般原则之一。

另外，已有用商事合同通则补充销售合同公约的法院判决——1996年Grenoble上诉法院的判决。该案是德国和法国的公司之间的买卖契约纠纷。依据关于民事及商事裁判管辖权及判决执行的1968年布鲁赛尔销售合同公约第5条第1款决定独自的裁判管辖，法院必须决定返还买方多支付的价金的卖方的义务的履行地。但是，作为该契约之准据的销售合同公约，对此未作规定。法院断然否定了主张采用法国法及德国法的对立的结论，而作出以买方营业所作为履行地的判决。法院在作出此判决时，不仅依照销售合同公约第57条第1款，而且依照从更有说服力的商事合同通则第6.1.6条推导出的，所谓金钱债务应在债权人的营业所履行的一般原则。

（三）二者并存的场合鉴于商事合同通则所涵盖的范围更广，契约当事人可以考虑在销售合同公约之外，就销售合同公约未包含的事项适用商事合同通则。为此，当事人可以考虑在契约中设置下述条款：“本契约以销售合同公约为准据，并且就该销售合同公约所不适用的事项以商事合同通则为准据。”

这一条款赋予商事合同通则的作用，与在销售合同公约第7条第2款之下商事合同通则所起的作用，至少在理论上作了明确的区分。在第7条第2款之下，只在销售合同公约存在漏洞，并且仅仅为了用国内法作为最后的手段填补漏洞，才适用商事合同通则。与此相

对照，契约当事人如果约定了提及商事合同通则的条款，则其意图是关于销售合同公约适用范围以外的事项，并且直接包含适用国内法的范畴的事项，适用商事合同通则。这里没有时间详加讨论，由于商事合同通则所具有的特殊性格，前述言及商事合同通则的条款的意义，将因处理该案件的法院或仲裁庭而异。

结语

从以上叙述可以得出下面的结论：我认为，销售合同公约与商事合同通则双方均获得了成功，二者于适当的时期、包含适当的内容降生，并且二者均显示出其独自的存在价值。由于销售合同公约适用范围的限制，关于买卖契约以外的国际商事交易，二者间并不发生冲突。即使在买卖契约领域，至少在现时点，还不能说二者间存在深刻的对立。鉴于商事合同通则与销售合同公约携手发挥了重要机能，不仅不能认为，商事合同通则对销售合同公约的存在构成威胁，而宁可认为正在提高销售合同公约的权威。

第二篇：《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与《国际商事合同通则》之比较)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与《国际商事合同通则》之比较

王永新

摘要：《公约》与《通则》的目的都是为了协调不同法系、不同法域间的立法冲突，旨在为国际商事合同的当事人提供一个明确具体且具有广泛适应性的规则。因此，《公约 》与《通则》在理念、基本原则上是一致的。但是，《公约》与《通则》还是有不同之处。关键词：公约；通则；合同；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United NationsConvention on Contracts of International Sales ofGoods，以下简称“公约”）是由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主持制定的，1980年在维也纳举行的外交会议上获得通过。公约于1988年1月1日正式生效。目前已经有包括中国在内的70个国家加入了该公约。《公约》是20世纪以来最重要的国际公约之一。

《国际商事合同通则》（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Commercial Contracts，以下简称“通则”）是国际统一私法协会1994年编撰的，2004年做了大的修订。它是一部具有现代性、广泛代表性、实用性的商事合同统一规则。《通则》“是迄今为止最为系统的对国际性契约的实体内容进行统一整理的一个法律文件”[1]。

这两个文件是国际商事合同领域最为重要的规则。《公约》与《通则》的目的都是为了协调不同法系、不同法域间的立法冲突，旨在为国际商事合同的当事人提供一个明确具体且具有广泛适应性的规则。因此，《公约》与《通则》在理念、基本原则上是一致的。但是，《公约》与《通则》还是有不同之处。这些不同之处主要有：

一、适用范围不同《通则》的适用范围比《公约》广泛。《公约》仅适用于国际货物买卖合同[2]-[3]。而《通则》对“商事”合同并没有给予任何明确的定义，只是在尽可能宽泛的意义上来理解这一概念，以使它不仅包括提供或交换商品或服务的一般贸易交易，还可包括其他各种类型的经济交易，如投资或特许协议、专业服务合同等，即适用于国际商事合同的全部。

二、适用方式不同《公约》作为一项国际条约，它以国际立法的方式统一国际货物买卖合同法律，在缔约国间具有法律效力。在缔约国的当事人没有明文排除适用公约或没有约定所适用的法律时，缔约国当事人之间的国际货物买卖合同既应该适用《公约》。但目前《公约》的缔约国数量有限，而且缔约国在加入《公约》时可以作保留，拒绝接受某些

条款，所以《公约》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限制。此外，《公约》的内容不够完善，对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的其他法律问题又不得不适用国内法的规定。而《通则》不是以国际 条约的形式出现的，而是以国际重述（international restatement）的形式详尽阐述合同法普遍通行的原则。即“用非立法的手段统一法律”（unification of law by non-legislative means），并对国际商事合同领域的一些基本原则、惯例和习惯性做法进行全面、系统地表述。同时，《通则》的非强制性可以使它能更灵活地被接受；《通则》的条文富于弹性，又使得它能较广泛地被接受。从事国际贸易的当事人得以在自愿基础上自由选择《通则》适用于其所订立的合同[4]。

三、《通则》中关于“损害赔偿”的条款比《公约》更全面、具体1.《公约》并不涉及人身损害赔偿问题[5]，而《通则》明确“损害可以是非金钱性质的，并且包括例如肉体或精神上的痛苦”[6]。2.对于损害赔偿，《通则》要求在确定受损害方有权得到的赔偿时，应

考虑到受损害因对方的违约行为所获得的收益，“应当考虑到受损害方因避免发生的成本或

损害而得到的任何收益。[7]”《公约》的条款内容却并没有考虑到这种情形。3.《通则》对

损害的认定有“确定性程度”的要求[8]，规定“赔偿仅适用于根据合理的确定性程度而证

实的损害，包括未来损害”。同时，《通则》还允许机会损失的赔偿，“可根据机会发生的可

能性程度来确定”。而《公约》没有这样的要求。《通则》这样的要求符合实际情况，具有可

操作性。4.对于估算损害赔偿金的货币，《公约》没有规定，但是《通则》却明确“损害赔

偿金既可以用表示金钱债务的货币确定，也可以用遭受损害的货币确定，以两者中最为适当的货币为准”[9]。5.关于损害赔偿中的“利息”，《通则》比《公约》详细具体。《公约》规

定受损害方有权收取利息，但是却没有明确具体的计算办法。相比之下，《通则》规定未付

款项的利息的计算期间为从款项到期之日起至支付时止。对适用的利率，《通则》也规定了

一系列的确定方法。首先“应为付款地银行对主要借款人借贷支付货币的短期平均贷款通行

利率”，如果付款地无此利率，“则为支付货币国家的此种利率”。如果都没有时，“应为支付

货币国法律规定的适当利率”[10]。

四、《通则》涉及的合同领域中的法律问题比《公约》全面《公约》对合同领域的不少

法律问题，诸如“合同的效力”、“代理人的权限”、“抵销”、“合同权利义务的转让”“时效

期间”等问题都毫无涉及，但是《通则》却都有详细的规定[11]。除此之外，针对合同履行

中经常会遇到的“情势变更”问题，《通则》还创造性地引入了“艰难情形”，对“艰难情形”的定义及其后果都做了合理的规定。[12]结语：综上所述，《通则》的内容比《公约》全面、具体，适用的范围更广泛。《通则》比《公约》更具有可操作性和合理性。由于《公约》是

联合国起草并由众多国家签署的公约，具有官方背景，对当事人（尤其是缔约国的当事人）

具有相当的公信力。但是，在国际货物买卖合同领域，《公约》与《通则》在适用上并不是

非此即彼，其实可以并行不悖。鉴于《通则》的全面性，当事人可以将《公约》和《通则》

结合起来适用。《通则》可以适用于《公约》中所没有涉及的问题。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当

事人可以在货物买卖合同中加入这样的法律适用条款：“本合同适用《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

合同公约》，对于《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中未涉及的事项，适用《国际商事合同

通则》”。（This contract shallbe governed by CISG，and with respect to mattersnot covered by this

Convention，by the UN I DR O I T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C o n t r a c t s.）在“国

际贸易中心”[13]1999年推出的《国际易损货物买卖合同》（Model Contract for the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Sale of Perishable Goods1999），也有这样类似的法律选择条款[14]。此外，对于

非货物买卖的国际商事合同，当事人可以选择《通则》为适用的法律。

论《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的适用

——从《国际商事合同通则》与《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

约》的比较谈起

摘要：与《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相比，《国际商事合同通则》适用范围更广

泛,适用方式更灵活,内容更完整,具体规定更科学,在诸多方面进行了发展与创新。本文尝试分

析比较二者的异同，以及通则目前存在的问题，从而在适用上提出粗浅的看法。

关键词：商事合同通则、销售合同、诚实信用原则

《国际商事合同通则》（下称“通则”）是继1980年《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下

称“公约”）以来国际统一合同法领域又一重要成果，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公约的不足，作为

国际私法统一化运动的一项重要成果，对于国际商事合同法律制度的统一与协调将产生不可

低估的影响。《国际商事合同通则》与《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的性质是不同的，《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的性质目前虽很难界定，但很明显的是它不同于公约。目前它的作用

更主要的是为各国合同立法提供可供参考借鉴的范本，而不是在国际商务活动中得到直接的适用。与公约相比，通则适用范围更广泛,方式更灵活，可以视为是国际社会关于商事合同

立法的新发展。

一.通则与公约的相同之处

1、关于缔约的一些基本原则，如：缔约自由原则；合同必须信守原则；诚信、公平交

易原则等。

2、关于合同的订立，因公约在要约、承诺等方面的规定几乎是完善的，所以通则对这

一部分基本完全予以了采纳。

3、关于合同的理解，通则与公约都采用了主客观并用的解释原则，通则的规定比公约

更为详尽。

4、关于合同的履行，二者都列明了履行合同时间的三种情况：合同中确定了履

行时间，依确定的履行时间；合同只规定了履约期，则可在此期间内选择任何时间履行；其

他情况下，履行应在合理时间内完成。关于履行的地点，二者的规定是相同的。

二.通则与公约的不同

1、通则与公约的性质是不同的。公约称之为国际公约，而通则不是公约，可以说是“

示范法”，也可以说“国际惯例”，很难将其归为国际法律文件传统分类的任何一种。在公约

缔约国公约优先于通则；通则的作用更主要的是为各国合同立法提供可供参考借鉴的范本，而不是在国际商务活动中得到直接的适用。与公约相比，通则适用范围更广泛,适用方式更

灵活，内容更完整,具体规定更科学，在很多方面进行了发展与创新，因而可以视为是国际

社会关于商事合同立法的新发展。公约仅适用于国际货物销售合同，一些很重要的交易类型

被排除在公约之外。公约的适用反映了国际贸易中有形贸易内容，而服务贸易被明显排除于

适用范围之外，对于知识产权则更无涉及，甚至一些易于引起争议的货物也被排除于公约适

用范围之外。

2、通则和公约的使用范围和对象是不同的。通则补充了公约未涉及而实践中迫切需要

解决的问题，它反映的国际贸易的内容不仅包括有形贸易还包括无形贸易，它所适用的国际

商事合同类型，既有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又有国际服务贸易合同和国际知识产权转让合同，即适用于国际商事合同的全部。一般认为，销售合同公约与商事合同通则之间在适用上不存

在真正的竞争关系。因为销售合同公约是仅以有形货物买卖合同为对象，而通则的适用范围

则广的多，所以在有形货物买卖合同以外的合同，二者不发生适用上的重叠。尽管公约在世

界范围内得到广泛接受，但仍有非公约缔约国当事人订立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的情况发生的情

况下，无疑为商事合同通则的作为国际统一法律原则的适用提供机会。所以商事合同通则能

起到补充销售合同公约的作用，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它使销售合同公约的解释

明确化，即使在国际买卖合同以销售合同公约作为准据的场合，商事合同通则也可以起到重

要的作用。销售合同公约第7条第1款规定：“在解释本公约时，应考虑到本公约的国际性

质和促进其适用的统一以及在国际贸易上遵守诚信的需要”。作为国际贸易发展和合同法统一化进展的成果，商事合同通则无疑可以用于解释销售合同公约。其次，补充销售合同公约的漏洞，除有使销售合同公约不明确的词语明确的作用之外，商事合同通则还可以用来填补

销售合同公约的漏洞。《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7条第2款规定：“凡本公约未明

确解决的属于本公约范围的问题，应按照本公约所依据的一般原则来解决。在没有一般原则的情况下，则应按照国际私法规定适用的法律来解决。”由于商事合同通则包含的内容比销

售合同来的广，在销售合同未涉及的领域内可以起到补充的作用。《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第1章第2条（３）规定：“当适用法对发生的问题不能提供解决问题的有关规则时，本通则

可以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法。”

3、通则比公约更具有包容性首先，从适用的范围来看，通则无疑更适应当今国际贸易的发展形势。第一，在适用客体方面，通则更能体现新近几十年来，国际贸易发展中的新趋

势--无形贸易的发展，即国际服务贸易和国际知识产权转让的新发展，通则的“商事”二字正

是这一扩充的体现，比公约仅对货物贸易规定的狭隘性来讲，通则更能促进国际经济的交流

与发展。第二，在对人的效力方面，公约采用的是营业地说，即营业地在不同缔约国的当事

人,或营业地在不同国家的当事人所在国不是缔约国,而根据国际私法规则导致适用某一缔约

国的法律。PICC作为一项国际惯例在对人效力上并无特殊规定,只要双方当事人约定其合同

由本通则管辖,PICC均对其适用,而不管双方当事人是否位于不同国家,即使纯粹的国内合同

也可由双方当事人约定适用PICC。不过,任何此类协议都必须遵守管辖合同的国内法的强制

性规则。可见，通则的适用弹性是很大的，这也为更好的推广通则提供了条件。其次，在书

面合同的界定中，公约只指出书面形式包括电报和电传在内，而通则给“书面”下了明确定义，系指能记载所传递的信息并可以有形的方式复制出的任何通讯方式。通则无疑是适应新科技

发展成果的需要，将书面的范围扩大了，将科技发展带来的电子数据交换（EDI）纳入其中，是适应高科技的大胆尝试。

4、意思自治精神至高无上在通则中更加展现无余协议的效力条款。由于各国在合同的效力的规定上争议一直较激烈，所以公约为了被更多的国家所承认就避开了效力条款的设

定，这是公约的一个遗憾，是对国家利益的妥协。而通则知难而进，用整个第三章进行了规

定。其中，协议效力条款最能体现同通则的意思自治精神的至高无上，既没有对大陆法系约

因的要求也没有像英美法系那样的对价要求，这也是更加明确和发展了公约的精神。非金钱

债务的实际履行条款。对于非金钱债务的实际履行,两大法系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大陆法系比

较强调合同的实际履行,英美法系则不注重合同的实际履行,允许以损害赔偿替代实际履行。

为了协调两大法系的矛盾,CISG第48条规定将实际履行在救济手段上的地位留给法院地法

判断,当事人在不同的地方起诉,同样的案情可能会有不同的结果,相比之下,PICC则明确了实

际履行是可取的,而且取决于当事人的要求而非法院的自由裁量。这也是意思自治原则在通

则中运用的比公约更胜一层的体现。

5、通则最大程度保证了合同的成立与有效，更有利于国际贸易流程的流畅性和可实现

性合同的效力。在公约缺失的合同效力一章处处彰显了通则尽最大努力使合同有效的精神。

国际贸易因地域时间障碍容易导致合同效力的不稳定，通则旨在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希望

尽可能多的成立合同，且使之效力不至于轻易失去，只要有可能确定合同有效，就不将其推

入合同无效的死角。通则第3.3条的自始不能条款规定表明即使是标的物在合同订立时灭失

也不影响合同的效力以及第3.13条丧失宣告合同无效的权利的具体规定，都体现了这一精

神。艰难情形条款。艰难情形类似英美法系的合同落空和大陆法系的情势变更原则，公约仅

在免责方面以“非他所能控制的障碍”有所涉及，而通则则将其单列一节进行规定，并将其放

在一般履行一章。与不可抗力所不同，通则将不可抗力放在了不履行一章，同时，艰难情形

引起的效果主要是重新谈判，而不是合同当然的无效，这都说明艰难条款的设置处处体现了

通则不轻易否定合同的效力的精神。

第三篇：浅析《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与《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的区别

随着国际经济一体化发展，国际私法领域的统一化过程中出现了一大批的优秀成果，而这些优秀的成果中又有很大一部分体现在国际商事合同规则方面，其中影响最大并相对完整地调整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关系的当属1980年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通过的《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和1994年由罗马国际统一私法学会通过并于2004年修订的《国际商事合同通则》。《公约》与《通则》之间有着紧密联系，同时也有着非常明显的区别，二者在性质和特点，调整对象和内容，合同的成立以及违约方面都存在着不

同的规则制度要求，下面分别对这几个方面的不同之处做些许概括性的说明与探究。

（一）《公约》与《通则》性质和规则特点不同

《公约》的性质是多边国际条约。《公约》以条约方式统一国际商事合同法律，具有形式稳定、内容明确、在缔约国间具有法律约束力等特点，这些特点也正是公约订立之初的优越性所在，但是，《公约》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首先是《公约》制定过程的漫长和高成本，这一特点也会限制《公约》的修订；其次，《公约》的国际条约性质使得《公约》的订立和规则确立成为国家行为，必然会限制统一化的程度；第三，为了使《公约》具有更大的包容性进而令更多国家接受，《公约》在规则设计上经常不能够坚持最优选择，由于在制定过程中需要考虑太多的因素，《公约》规则中随处可见不同法系国家法律制度之间的冲突和妥协，有些无法调和的差异只能被排除在《公约》体系外或作模糊处理，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规则的明确性，而规则的不尽明确势必又给《公约》解释提出了重大挑战。《公约》能否实现国际货物买卖合同法律规则统一化的目标，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裁判机构的正确解释而不仅是文本本身，变数大大加大；此外，《公约》采用的国际立法方式也使得批准程序较为复杂，一些国家考虑到《公约》与本国合同法的差异，考虑到《公约》的强约束性和退出的不易，会选择不加入《公约》或在加入时做出各类保留。

基于《公约》的上述局限性，《通则》立法上摒弃了《公约》的国际立法方法，而是以重述的方式来对国际商事合同领域的一些基本原则、惯例和习惯性做法进行系统的编纂。之所以这样选择，一方面是《通则》立法考虑到各国法律制度的差异以及普通法系根深蒂固的合同法非成文化传统；另一方面，《通则》的非强制性可以让从事国际贸易的商人们在自愿基础上自由选择《通则》的适用方式。更重要的是，《通则》的非立法模式使得其在较大程度上摆脱了国家主义的困扰，可以在国际商事合同统一法领域进行更多的尝试。《通则》的制定过程不仅是一个借鉴和吸收各国合同法以及以往统一合同法精髓的过程，也

是一个在多方面对《公约》有所突破的过程。

当然，由于《通则》不是国际条约，属于不具有当然拘束力的重述性文件，《通则》的接受程度和效用的发挥基本上都依赖于其本身的科学性和权威性，而缺乏《公约》的稳定性和强制性，但是，实

践证明，《通则》制定者的努力得到了学术界、实务界和商人们的普遍认同，获得了高度的评价。

（二）《公约》与《通则》调整对象和内容不同

《通则》的制定晚于《公约》，《通则》在很多条款上都吸收了《公约》的规定，但是除了部分的内容重合之外，《通则》的内容从广度和深度来说都超过了《公约》。

《公约》制定者在起草中对合同法领域的各国成文法、判例法以及法理学说、国际惯例作了充分的比较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取出被普遍承认的原则和规则，制定出了一套适应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特殊要求的原则和规则。《公约》规则设计的科学性、灵活性得到普遍称道，并获得了普遍接受。然而，受制于《公约》的条约性质和规则特点，《公约》的内容是集中和有限的，主要围绕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的成立、合同各方权利义务、违约及救济等内容，而且其中还有些事项因为无法达成一致而没能提供或没能提供明确的解决方案，需要补缺或者解释。因此，严格地说，《公约》还不是一部完整的、全面的关于国际货物买卖

合同的统一法。

与《公约》相比，《通则》的内容则要全面且丰富得多。1994年《通则》即具备了较完整的体系结构，在前言之外具体分为七章，分别规定了国际商事合同的基本原则、合同的订立、合同的效力、合同的解释、合同的内容、合同的履行和合同的不履行。并且罗马国际统一私法学会在2004年对于《通则》的修订主要是新增而非修改，增加了有关不一致的行为和合意免除、代理人的权限、第三人权利、抵消、权利的让与、义务的转移和合同的转让、时效期间的规则，总条款数则由原来的120条增加到了185条。这次修订将《通则》的调整范围由合同领域拓展到了一般民事关系，虽然《通则》作这些拓展主要还是为了更系统地调整实践中的国际商事合同权利义务关系，但这并不能掩盖《通则》在内容上相比于《公约》的极大优越性。

除了体系更完整、调整范围更广，《通则》的规则本身也更为具体。在体例上，《通则》在每一条规定后都附有正式评论，对各该条进行诠释和解释。这些评论是《通则》不可分割的部分，它们解释了部分重要《通则》规则的确立理由，也阐释了《通则》在实践中运作的多种方式。评论进一步丰富了《通则》的内容，也有利于对《通则》的正确理解和运用，这也是《公约》所不具有的内容。

（三）合同的成立方面规定不同

《公约》关于合同成立，尤其是在要约、承诺等方面的规定已经比较完善，所以《通则》基本采纳《公约》这一部分的规定，但是，《通则》在采纳《公约》有关合同规定的同时，也进行了大量的创造性

补充规定，这些补充主要表现在合同的订立、合同的内容以及合同的履行方面。

1、在合同的订立方面：（1）对订立合同形式的补充。《公约》只规定了对要约予以有效的承诺则可使合同订立，《通则》除此之外，还规定合同可以当事人双方足以表明其合意的行为而成立。（2）对变更要约的承诺。《通则》采取了与《公约》相同的规则，但没有像《公约》那样明确列出实质性变更要约的情况，而是把自由裁量权赋予了法官和仲裁员，因此具有比《公约》更大的灵活性和合理性。（3）确认了合同订立后书面确认的效力。《通则》规定了在合同成立后发出的确认书中，如载有添加条款或与先前商定条款不同的条款，只要是没有实质性变更协议且接受方没有毫不延迟地拒绝，则这些添加或不同条款应成为合同的组成部分，这弥补了《公约》在此方面的空白。（4）《通则》增加了关于条款待定合同的规定，明确了待定条款并非合同有效成立的保障，从而适应了实践中当事人谈判中未考虑周全情况下判断合同是否成立的需要。（5）《通则》增加了格式合同问题的规定。由于《公约》对国际货物买卖中使用的格式问题未做规定，《通则》弥补了这一不足，规定了对国际商事交易中格式合同（即“标准条款”）诸方面的限制，明确了标准条款的定义，使用标准条款订立合同的规则，接受标准条款方可寻求的救济手段及标

准条款与非标准条款冲突时的处理等。

2、在合同的内容方面：《通则》对合同的义务规定更为完善，它把合同义务区分为达到特定结果的义务和竭尽全力的义务，并设立了判断标准，这为判断一方当事人是否履行了义务及在何种程度上履行了义务提供了具体的标准，同时也为当事人、法官或仲裁员提供了一个指南，具很强的合理性和可操作

性。

3、在合同的履行方面：《公约》仅在第79条规定了履行障碍，它通常被人们视为不可抗力而作为不履行的一项免责事由，而《通则》则明确地同时规定了不可抗力和艰难情势两种情况，它明确了不可抗力情况下，履行成为不可能，而艰难情势情况下履行仍有可能，但会造成显失公平的结果；主张不可抗力的目的在于使不履行获得免责，而主张艰难情势则不能当然免除当事人的合同义务，而是允许其重新谈

判合同条款以避免显失公平的后果。

《通则》通过这种规定更能适应现代国际商事交易的需要，一方面能防止当事人滥用免责条款来逃避合同义务以维护交易安全，另一方面又客观地对待情况的变化，允许当事人的合同义务有所变更，以

避免显失公平的后果。

（四）违约方面的规定不同

在违约方面，尤其是不履行合同当事人的各种救济手段方面，《通则》也作了更为详尽的规定。

1、关于救济的积累，《公约》在第45，47，61，63款分别予以了明确规定，《通则》没有关于救济积累的一般规定，而是假定逻辑一致的救济手段都可以积累，这种规定较之《公约》更为全面和灵活。

2、关于实际履行，英美法和大陆法一直分歧颇大，基于这种根本性分歧和实践需要，《公约》对其作了特殊规定，在第28条中，把其作为一种可自由裁量的救济手段，但《通则》鉴于实际履行对国际货物买卖外的其它交易特别重要的事实，在遵循《公约》第46条的基本原则的同时，将其视为一种基本的救济手段，根据《通则》，实际履行并非一种可自由裁量的救济手段，即法庭必须裁定履行，除非存在《通

则》中规定的例外情况。

3、关于损害赔偿。《公约》把损坏赔偿作为主要的救济手段，予以了详细的规定，同样，《通则》也注意到了其在实践中应用最广的事实，但它基于给当事人以自由选择权的考虑，没有像《公约》那样规定其为主要救济手段。《通则》确定了损害赔偿的基本原则，即普遍适用、充分赔偿和损害确定性原则，与《公约》不同的是，《通则》还规定了损害赔偿原则的两个例外：第一，免责条款，考虑到免责条款在国际商事合同实践中已相当普遍并越来越多地引起合同各方的争议，《通则》给予法庭一种基本公平原则之上的自由裁量权，即承认免责条款原则上有效，但法庭可驳回那种显失公平的条款，如免责条款有效，则可免于损害赔偿。第二，对违约所约定的付款，鉴于国际商事合同实践中经常存在不履行的约定付款，《通则》原则上承认了这种预先约定的付款，而不论其实际损失如何，但为避免不公平的结果，《通则》同时又对其作了限制，如这种预先约定的付款过分高于实际损失，则可依规定减少，如过分低于实际

损失，则可援引增加条款。

4、关于解除合同。对于解除合同的使用方式、期限、解除的效果等，《通则》基本都与《公约》一致，但《通则》对根本违约作了比《公约》更为详尽的规定，它在条款中规定的判定是否根本违约的标准，可用来更好地理解《公约》规定的极其模糊的根本违约这一概念。

除此之外，《通则》还在其它许多方面对《公约》规定不完整的地方予以补充，大大完善和弥补

了《公约》的不足。

《公约》与《通则》之间有着紧密联系，是目前最大并相对完整地调整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关系的国际商事合同规则。《通则》继承了《公约》的优点，并进行了大量的补充与创新，适用范围更广泛，适用方式更灵活，内容更完整，具体规定更科学，因而可以视为是国际社会关于商事合同立法的新发展。二者

共同为国际商事的发展奠定个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