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韩长赋:创新农民合作社运行机制 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健康发展
韩长赋:创新农民合作社运行机制 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健康发展
发表日期:2014年7月4日出处:农民日报作者:趙經平本页面已被访问 120 次
6月27——29日,农业部部长韩长赋在黑龙江调研农机合作社时强调,要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创新农业经营体制机制,大力扶持农民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适度规模经营,积极探索符合中央要求、适应本地特点的改革路子,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跨越发展。
这几年,黑龙江大力推进农业机械化,发展适度规模经营,一批农机合作社应运而生,成为农村改革的亮点。克山县仁发现代农机合作社是全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盛夏时节,合作社万亩马铃薯高产示范田里薯花盛开、充满生机,一台台农机在穿梭移动、施肥作业。韩长赋走进薯田,详细了解马铃薯种植、单产、株数、销售和深松整地效果等情况,听说马铃薯从种到收实行全程标准化生产,每亩可达4300株,亩产达到4吨,他十分高兴,叮嘱合作社社员加强田间管理,严防病虫害发生,确保再夺丰收。韩长赋还来到仁发村村民祈秀臣家走访,了解土地经营、家庭生活情况,看到院子里种满了各类蔬菜,称赞房前屋后土地利用得好。
随后,他来到仁发合作社会议室,与社员代表进行座谈,听取了理事长李凤玉和社员代表杨斌等关于规模经营、管理方式、分配机制、面临困难、下一步发展方向等方面的介绍,对仁发合作社以土地分配为主、国投收益平均分配、公积金等同个人投资、合作社没有无主财产、实行民主管理、入社自愿退社自由、农机单车核算的做法给予了充分肯定。他指出,当前我国农业进入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跨越发展的阶段,农村改革到了需要总结完善36年来改革经验、继续深化拓展的阶段,无论是发展现代农业还是深化农村改革都需要探索与创新。我们党领导农村改革、指导农业发展,很重要一条经验就是总结、支持和推广基层的创造。仁发合作社在李凤玉的带领下,探索和创造的经验难能可贵,发展了现代农业、增加了农民收入,农民赢得了尊严,各地情况不同,农业生产规模不能复制,但体制机制可以学习借鉴。他认为,农村工作之所以重要,因为搞的是“三农”;之所以艰难,是要解决“三农”问题;之所以意义重大,是要统筹城乡发展。仁发合作社的创造和探索,符合农村改革的方向,既解决了效率问题,又解决了公平问题;既解决了农业问题,又解决了农民问题;既解决了利益问题,又解决了民主问题。归根到底,既解决了生产力问题,也解决了生产关系问题,是在稳定土地承包关系、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基础上,实现“第二次飞跃”。中国的农民合作社一定会搞好、搞强、搞优,也必将走出一条路子。韩长赋勉励合作社继续探索实践,结合自身实际,发展畜牧业、贮藏保鲜和初级加工业,延长产业链条,培育出自己的品牌,形成与管理者能力、机械生产能力、资金支撑能力、规避和抵御风险能力等相适应的土地规模,保持生命力、竞争力。
目前,像仁发这样的合作社,黑龙江共有100多家。韩长赋还到绥棱县双合现代农机合作社调研。看到合作社机库里,一排排农机具整齐排列,他对合作社规范的农机保养管理表示满意。听说合作社入社土地3万亩,还代耕3万亩,韩长赋对这种做法予以充分肯定,指出,农机合作社要发挥农机化的作用,在保证入社土地经营的同时,可以开展土地半托管或全托管,提高农机使用效率,带动规模经营,促进合作社发展,这也是生产力带动生产关系,合作社与农业社会化服务相结合。
第二篇:培育新型经营主体促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
培育新型经营主体促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
培育壮大农业新型经营主体,是加快农业转型升级的必然要求,也是促进农民有序转移、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的重要举措。近年来,鄞州区坚持以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指导,围绕城乡统筹协调发展的要求,按照规模化、组织化、科技化、市场化的发展目标,以培育现代农业经营主体为抓手,着力推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目前,全区规模以上农业龙头企业达到239家,年加工产值达到66亿元;农民专业合作社120家,入社社员3500多人,联系带动农户
6.8万户、生产基地12.5万亩;高素质新型农民79名,种(养)面积达到7000余亩,年产值约1.5亿元。新型经营主体的发展和壮大,切实改变了过去普通农民作为经营主体“一统天下”的状况,有效缓解了农业“小规模与大发展”、“小生产与大市场”难以对接的矛盾,进一步带动和促进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和谐和城乡一体化发展。2009年,全区农业总产值达到38.6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13930元,增长12%,成为全省唯一进入城乡全面融合阶段的县(市、区)。在实际工作中,我们着重抓了以下三个方面:
一、着力培育“三大主体”,不断优化农业经营主体结构
推进农业转型升级,关键是要加快培育一批与区域农业产业结构相适应的新型经营主体。我们以培育新型农民、农业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为重点,全面提升发展农业经营主体,初步形成了以企业为龙头、合作社为骨干、高素质农民为基础、社会有生力量共同参与的新型生产经营队伍。一是以培养培训为抓手,扶持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立足提升传统农民、转化失地农民、引入新型农民,建立健全农民培训体系,着力培养一批有文化、善经营、会管理的现代农业带头人。加强技能培训,重点利用区农民科技培训中心、乡镇成校等培训基地,广泛开展“绿色证书”、实用技术、远程学历教育等培训,帮助农民掌握农业实用技术,近年来,每年培训都超过2万人次。开展创业培训,设立了高素质新型农民创业
发展基金,从土地流转、科技服务、金融服务等各个方面支持大中专毕业生、农户从事现代农业创业,已培育出87名拥有“农民经纪人”资格证书的营销专业人才。二是以打造品牌为核心,发展壮大农业龙头企业。一方面扶持企业做大做强,全面实施“强龙兴农”工程,充分发挥我区的工业经济优势,鼓励社会资本创办农产品加工企业,着力培育一批产业关联度大、辐射带动力强、实力雄厚的农业龙头企业,全区拥有国家级农业龙头企业2家、省级7家、市级41家。另一方面鼓励企业做精做专,积极培育一批农产品知名品牌,大力推进农业精深化加工,组织企业参加国内外农产品博览会、展销会,进一步提高我区农产品知名度和附加值,全区拥有国家级名牌农产品1个、中国驰名商标7件、省市级名牌农产品44个,获得绿色无公害农产品、有机农产品、绿色食品认证116个。三是以产业特色为依托,规范提升农民专业合作社。注重发展为先,鼓励龙头企业、农业大户围绕主导产业和特色农产品,牵头组建、分类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不断提高农户覆盖面和产业覆盖面。注重引导扶持,在销售渠道、社员培训、人才引进、设备设施、品牌建设、联合重组等方面给予重点倾斜,着力培育一批“龙头型”专业合作社,进一步提高专业合作社的带动能力。注重制度建设,以规范运行方式和经营机制为核心,切实加强内部管理,着力培育产权清晰、机制灵活、运行规范、管理民主的示范性合作组织,全区市级以上示范性合作社和规范化合作社分别达到18家和70家。
二、着力完善“三大机制”,不断增强农业经营主体活力
针对农业发展中存在的经营规模偏小、科技含量不高、自然风险增多等制约和困难,积极发挥鄞州的区位、产业、科技等优势,不断创新农业经营机制,完善农业服务体系,转变农业经营方式,初步走出了一条符合鄞州实际和市场发展需要的农业发展新路子。一是完善土地流转机制,努力形成规模经营体系。土地流转、规模经营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牢牢抓住我区城乡融合发展进程加快、农村富余劳动力稳定转移的有利时机,因势利导,加快推进土地经营权流转。
一方面加强政策扶持,专门出台扶持办法,落实奖励资金,引导和鼓励农户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采取转包、租赁、互换、转让、入股等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促进土地向农业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种植大户等新型经营主体集中,努力提高农业集约化经营水平,目前全区土地流转总面积达到30.6万亩,占耕地总面积的80%,建成区级以上农业产业基地19家。另一方面加强服务管理,全面建立区土地流转指导中心、土地承包纠纷仲裁机构和乡镇土地流转服务中心、村级服务站,及时收集和发布流转信息,及时调处和裁决流转纠纷,努力促进土地有序、健康流转。二是完善科技强农机制,努力形成科技创新体系。充分发挥科技对现代农业发展的支撑引领作用,促进农业高新成果的转化和规模化应用,全面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在源头创新环节,实施农业科技重大项目奖励制度,配套补助农业企业建设市级以上工程技术中心,推出“快乐成长科技支农奖”,每年表彰奖励20名乡土人才。在生产组织环节,积极推进标准化生产和农作制度创新,强化动植物疫病防控和气象信息服务,制定农业地方技术标准53个,耕地资源信息管理、动植物防疫指挥、“农民信箱”等系统相继投入运行。在农技推广环节,重点完善农技推广责任制度,为新型农民一对一配备农技专家,帮助他们解决在生产经营中遇到的技术难题,已初步建立了以10名首席农技推广专家为龙头、87名区级农技指导员为骨干、95名乡镇责任农技员为基础的新型农技推广体系。三是完善扶持机制,努力形成“三农”保障体系。全面加强农村保障体系建设,切实解决农业经营主体的后顾之忧。率先实施老年人生活补助、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等制度,基本实现了城乡居民社会保障全覆盖。积极推进农业政策性保险,按照“政府推动、市场运作、农民自愿”原则,不断提高财政补贴标准、增加保险品种,目前政策性保险品种达到13只,参保农户达24000多户,投保率达97%,保费收入、承保金额均居全省首位,有效降低了经营主体生产风险。
三、着力强化“三大保障”,不断改善农业经营发展环境
牢固树立扶持农业经营主体就是扶持农业、扶持农民、扶持农村经济发展的理念,通过设施配套、政策扶持、舆论宣传等多种途径,着力改善农业经营发展环境。一是强化领导保障。区委、区政府切实把培育新型经营主体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列入新农村建设工作绩效考核范围,制定长期规划,分解任务指标,落实责任部门,加强督查考核;农林、财政、税务、科技、工商、质监、国土、金融、供销、新闻媒体等有关部门紧密配合、各司其职,切实做到工作重点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转移,干部力量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集中,舆论宣传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倾斜,形成了强有力的工作推进机制。二是强化政策保障。率先出台高素质新型农民扶持办法,对新型农民每人每年给予1.2万至2万元财政补助,对农业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在技改投入、产品认证、品牌创建、市场拓展等方面给予适当财政补贴,去年财政支农资金投入达到5亿元,增长22.4%。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小额农贷的投放额度,大力推行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和农户联保贷款,设立农业产业化龙头专项贷款、菜篮子工程专项贷款、小企业联保贷款等特色信贷产品,筹备成立村镇银行,去年全区农业贷款达到48.3亿元。大力推进涉农服务体系建设,切实强化农经信息、农资供应、产销对接服务,引导新型经营主体导入现代经营理念、融入国内国际市场。三是强化设施保障。农业公共基础设施是发展现代农业的重要基础,也是影响新型经营主体进入农业领域的重要因素。近年来,我区大力开展以农田水利、耕地质量、物质装备为主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仅去年全区就新建改建农村联网公路62公里,实施小型农田水利工程54项,完成河道疏浚600公里,建成标准农田27.3万亩、粮食生产功能区5.9万亩。落实国家农机具补贴政策,积极引进先进适用的农机装备,全区农副产品保鲜、储藏、加工和运输基本实现机械化。严格落实农业生产配套设施用地政策,合理安排农业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加工项目用地,优先保障新型经营主体项目用地需求。
加快培育壮大新型经营主体,是一项系统工程,也是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农
村发展与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本次全市农村工作会议精神,学习兄弟单位的好经验、好做法,切实把培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纳入新农村建设的总体规划,作为现代农业发展的重中之重,进一步创新机制、强化扶持,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培养一批新型经营主体,争取通过三到五年努力,培育300名新型农民、250家规模以上农业龙头企业和 150家农民专业合作社。
第三篇:赵海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概念、特征和制度创新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概念、特征和制度创新
赵 海
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 北京 100810
内容摘要:本文探讨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基本概念和特征,指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主要包括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龙头企业和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具有市场化、专业化、规模化、集约化的特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要处理好各类主体间的关系,发挥各类主体的比较优势,根据各类主体的功能定位把握好发展方向,积极创新土地、资金、人才等方面的政策措施,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
关键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规模经营;家庭经营;土地制度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农村劳动力大量向城镇和非农产业转移,谁来种地问题凸现,培育壮大规模化、专业化、集约化和市场化的农业经营组织、创新农业经营体制机制的要求日益迫切。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家庭经营在农业中的基础性地位,推进家庭经营、集体经营、合作经营、企业经营等共同发展的农业经营方式创新。可以说,发展各种类型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推进规模经营,已成为我国加快现代农业建设,推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的战略性选择。因此,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概念、内涵、背景进行探讨,深入分析各类经营主体的特点和问题,进而提出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育和规模经营的政策建议,是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的。
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基本内涵
2012年以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一词只是在部分理论研究和政策研究的文章中被提及。2012年以来,新型经营主体开始出现在地方和中央的官方文件中,如浙江正式出台了大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意见,2012年底的中央农村经济工作会议上正式提出了培养新型经营主体。对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内涵,浙江省在《关于大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意见》中提出,“新型农业(含林业、渔业,下同)经营主体是指在家庭承包经营制度下,经营规模大、集约化程度高、市场竞争力强的农业经营组织和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职业农民”。其他研究者并没有进行规范的界定,仅仅指出了其包括的主要类型。
界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需要从其提出的两个背景分析。一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相对于传统的小规模、自给半自给农户家庭经营提出的,克服了后者在规模经济、要素利用效率等方面的缺陷,具有经营规模较大、劳动生产率较高、商品化程度高等特征;二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在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建设有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背景下提出,既要有较高的物质技术装备水平和经营管理水平,也有要适合我国人多地少,不能盲目追求经营规模,而是要规模经济和土地产出率并重。这也是中央从以往的“规模经营主体”转变为“新型经营主体”的一个考虑。综上所述,可以把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定义为:具有相对较大的经营规模、较好的物质装备条件和经营管理水平,劳动生产、资源利用和土地产出率较高,以商品化生产为主要目标的农业经营组织。
与传统承包农户“小而全”的经营方式相比,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以市场化为导向。自给自足是传统农户的主要特征,商品率较低。在工业化、城镇化的大背景下,根据市场需求发展商品化生产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育的内生动力。无论专业大户、家庭农场,还是农民合作社、龙头企业、社会化服务组织,都围绕提供农业产品和服务组织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商品化率和经济效益明显高于传统农户。二是以专业化为手段。传统农户生产“小而全”,兼业化倾向明显。随着农村生产力水平提高和分工分业发展,无论是种养、农机等专业大户,还是各种类型的农民合作社,都集中于农业生产经营的某一个领域、品种或环节,开展专业化的生产经营活动。三是以规模化为基础。受过去低水平生产力的制约,传统农户扩大生产规模的能力较弱。随着农业生产技术装备水平提高和基础设施条件改善,特别是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后释放出土地资源,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谋求较高收益,着力扩大经营规模、提高规模效益。四是以集约化为标志。传统农户缺乏资金、技术,主要依赖增加劳动投入提高土地产出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挥资金、技术、装备、人才等优势,有效集成利用各类生产要素,增加生产经营投入,生产技术水平高,具有现代经营管理意识,大幅度提高了土地产出率、劳动生产率和资源利用率。
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主要类型
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经商、农村土地流转增加,农业产业结构深入调整,为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龙头企业等各类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发育和成长提供了难得的机遇,而这些农业经营组织既是推动农业经营体制机制创新的主要力量,也成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主要构成。在现有的文献中,一般把新型经营主体分为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农民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农业经营性服务组织。
家庭农场原是指欧美国家的大规模经营农户。2007年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在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发展家庭农场,我国上海、吉林、安徽等地也开展了建设家庭农场的探索实践。结合国内外的经验,本文认为,家庭农场是在农村分工分业迅猛发展的背景下,形成的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面向市场从事集约化、专业化、标准化、规模化、商品化生产经营,并以务农收入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微观农业经营组织。家庭农场是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分工演进和加强的产物,是农业经营微观基础的再造。家庭农场具备的适度规模、家庭经营、集约生产的特点,决定其适合在二三产业较为发达、劳动力转移比较充分、要素市场发育良好的地区开展农业种养业生产,为生活消费和工业生产提供初级农产品和加工原料。
相比家庭农场,专业大户是一个比较通俗的说法,目前还没有严格的概念界定,一般而言是指经营规模比传统承包农户大,从事某一品种或某一行业生产的农业经营者。从这个意义上讲,专业大户和家庭农场并没有实质性的区别。当然,我们也可以把家庭农场看成专业大户的升级版,是企业化、法人化了的专业大户,这个问题需要相关部门进行严格的界定。本文认为,当前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我国家庭农场发展都处于比较初级的阶段,不宜硬性规定须在工商或民政部门注册,对符合家庭农场定义的经济组织只要在相关部门进行备案即可,以明确作为相关政策的扶持对象,是否进行登记注册应由家庭农场按自身实际来决定。专业大户和家庭农场仍然属于家庭经营。
农民合作社是指农民在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按照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原则组织起来的一种互助性生产经营组织。农民合作社通过农户间的合作与联合,不仅解决了传统农户家庭经营存在的规模不经济缺陷,还通过技术、资金等合作,推动了农户生产的集约化水平。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是通过订单合同、合作等方式带动农户进入市场,实行产加销、贸工农一体化的农产品加工或流通企业。和其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相比,龙头企业具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现代化的经营管理人才,能够与现代化大市场直接对接。
经营性农业服务组织是指在产前、产中和产后各环节为农业生产提供专业化、市场化服务的经济组织,包括专业服务公司、专业服务队、农民经纪人等。经营农业服务组织为小规模农户提供农机作业、病虫害防治、技术指导、产品购销、储藏运输等服务,解决了农户一家一户办不了、办不好的事情,降低了农户生产成本,提高了农户的资源要素利用效率。
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功能和定位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在坚持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上创新我国农业经营体制机制、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骨干力量,是现代农业建设,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的重要主体。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有利于形成多种生产经营组织共同协作、相互融合、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
1.从制度层面看,培育壮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对我国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的完善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立足于家庭承包经营,通过土地流转,发展规模经营,提高农业比较效益,解决了工业化、城镇化大背景下谁来种地养猪的问题,提高了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保障了重要农产品的有效供给。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通过产前、产中、产后诸环节的专业化服务,提高传统农户的集约化水平,实现传统农户与现代市场的对接,推动了农业生产的组织化、社会化,巩固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核心的农业基本经营制度。
2.从产业发展层面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依靠力量
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将先进的技术、资金和现代经营管理理念等要素引入农业,大力发展产后加工和流通,延长产业链条,提高了农业附加值和比较效益,推动了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构建,提高了农业市场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
3.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和龙头企业在现代农业具有不同的定位和功能
专业大户、家庭农场作为规模化生主体,承担着担农产品生产尤其是商品生产的功能,及发挥对小规模农户的示范效应,向采用先进科技和生产手段的方向转变,增加技术、资本等生产要素投入,着力提高集约化水平。农民专业合作社具有带动散户、组织大户、对接企业、联结市场的功能,应成为引领农民进入国内外市场的主要经营组织,发挥其提升提升农民组织化程度的作用。龙头企业是先进生产要素的集成,具有资金、技术、人才、设备等方面的比较优势,应主要在产业链中更多承担农产品加工和市场营销的作用,并为农户提供产前、产中、产后的各类生产性服务,但不宜长时间、大面积租种农民土地直接耕种。随着农民进城落户步伐加快以及户均耕地的逐步增加,专业大户和家庭农场未来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或将成为职业农民的中坚力量。
4.承包经营农户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共同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
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是在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前提下,对双层经营体制的完善和发展。在“分”的层次,主要是培育家庭农场,提高家庭经营的集约化、专业化和规模化水平;在“统”的层次,主要是培育合作社、龙头企业和社会化服务组织,提高农业生产经营的组织化、产业化和社会化程度。但从我国基本国情出发,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广大承包农户仍将是农业生产经营的基本主体和重要基础,将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共同构建我国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在这一体系中,承包农户是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的基础,会随工业化、城镇化发展而逐步分化,它是其他主体扩大经营规模的源泉;家庭农场是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的核心,能够有效集成现代农业生产要素,是今后商品农产品特别是大田作物农产品的主要提供者,是发展合作经营的核心力量;农民合作社是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的骨干,是引领家庭经营主体参与国内外市场竞争的重要力量,是联结各类农业经营主体的桥梁;龙头企业是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的引领,是分散经营有效对接社会化大市场的重要平台,是带动其他经营主体分享产业链增值收益的核心力量;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是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的支撑,是维系其他农业经营主体健康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依托,是推进现代农业发展的基本保障。
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要处理好几个关系 我国有着人多地少的特殊国情,各地资源要素禀赋、经济社会条件不尽相同,甚至差别较大;不同新型经营主体之间发展的条件、能力和速度不同,各自的需求也不同。因此,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要立足于基本国情,考虑到区域差异,处理好重要关系,以促进各类主体的协调、健康、稳定发展。1.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传统农户的关系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在农户承包经营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未来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农户在农业经营主体中占多数的格局不会改变,新型经营主体蓬勃发展的趋势也不会改变。在此过程中,处理好发展新型经营主体和扶持传统农户的关系,对于二者协调发展非常重要。对此,需要把握两点:一是大量的传统农户会长期存在。家庭承包经营是我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基础,传统农户是农业基本经营单位。对大部分中老年农民来说,农业不仅是一种生产方式,还是一种生活方式。尽管农业经营收入在家庭收入中的比重可能大幅下降,但他们中相当比例的人仍然会坚持从事农业生产。日本、韩国的发展历程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因此,不能因为强调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就试图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完全取代传统农户,这是一个误区。另一方面,这些小规模农户存在先天不足,抗御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的能力较弱,而且在我国农业市场化程度日益加深、农业兼业化和农民老龄化趋势不断加快的过程中,传统农户的弱势和不足表现得更加明显。在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同时,也要大力扶持传统农户,这不不仅是发展农村经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需要,而且是稳定农村大局、加快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二是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和扶持传统农户是相辅相成的。新型经营主体与传统农户不同,前者主要是商品化生产,后者主要是自给性生产。两者尽管有一定的竞争关系,但更有相互促进的关系。新型主体发展,尤其是龙头企业、合作社,可以对传统农户提供生产各环节的服务,推动传统农户生产方式的转变。与此同时,传统农户也可以为合作社、龙头企业提供原料,成为其第一车间。在发展中,特别是在扶持政策上,对传统农户和新型经营主体并重,不可偏废。
2.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和龙头企业之间的关系 农业新型经营主体中各类新型经营主体,在实践并不存在优劣、高低之分。不同类型的经营主体,在农业生产发展实践中承担的角色不同,定位不同。要针对各类主体的不同特点,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努力形成各类主体间合作与联合的组织形态。家庭农场作为一个经营性质较为综合的经济体,出于效率和效益考虑,可能将一些生产性服务外包给特定组织如专业合作社;在农地租赁方面也可能借助于农民合作社,以避免面对分散农户的高昂交易成本,或直接从农民土地合作社租入土地。随着合作的深入,一些家庭农场可能成为合作社成员,例如目前法国约有75%的农场主是合作社成员。类似地,龙头企业为了降低与农户的交易成本,也可能加入某个合作社或直接领办合作社,这在各地都有经验可循。即使不加入合作社,家庭农场、龙头企业和农民合作社之间也可能由于产品或服务的交易而产生经济合作关系。在实践中,不能厚此薄彼,片面认为其中一种模式好,盲目去发展单一经营主体,结果可能违背市场规律,事倍功半。
3.发展规模经济和提出土地产出率之间的关系 追求规模经济是新型经营主体发展的动力。从我国分散的小农经营来看,由于土地规模较小,劳动生产率相对低下,但通过精耕细作,土地产出率并不低。以往的研究表明,正是因为传统农户在单位土地上投入了更多的劳动,最大限度对土地进行集约经营,才以占世界7%的土地养活了占世界1/5的中国人口。与之相比,新型经营主体通过扩大经营规模,科学组合和集约利用各种生产要素,可以有效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土地产出率。但规模超过一定程度,随着劳动生产路的提高,土地产出率有可能出现下降。因此,在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中,规模经营要适度,不能盲目追求扩大规模。要根据各地资源条件、经营者能力适当控制规模系。如果经营规模过大,超过了经营者自身的能力,就会由原来的规模经济转变为规模不经济。当然,如何确定适度规模标准,要因地制宜。例如,在东北这种耕地资源丰富的地方,单个主体的土地经营规模可以达到几百亩乃至上千亩;而在浙江、重庆等耕地资源稀缺的地方,可能几十亩以上就算规模经营了。
4.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促进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关系
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中,农业劳动力转移是一个长期趋势。据有关测算,在目前的资源状况和技术水平下,我国还有约8000万左右农业富余劳动力,农业劳动力转移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审视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转移农业劳动力的关系,可得出两个基本判断:其一,培育新型经营主体有利于转移农业劳动力。新型经营主体往往有积极性、有能力使用机械来替代繁重的体力劳动,这不仅有利于提高生产效率,还能大幅度降低生产成本。当然,在劳动力难以被替代的环节,新型经营主体也会雇用一些年龄相对较大但农业经验丰富的劳动力。这样,既把容易向非农产业转移的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又有效利用了不容易向非农产业转移的劳动力。其二,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要与农业劳动力转移步伐相适应。要根据农村劳动力的转移,积极稳妥推进土地流转,发展新型经营主体。但不能不顾劳动力转移的过程,强行推动土地流转,发展规模经营。考虑到有相当比例的进城农村劳动力还没有真正在城市落地生根,在推动土地流转中更要审慎,尊重农民意愿,推动土地流转,发展新型经营主体。否则,不但不能推动现代农业的发展,还会影响社会问题的大局。
5.推进适度规模经营与发展社会化服务的关系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过程,是农业分工不断精细化的过程,也是农业社会化服务大发展的过程。在传统农业阶段,分散的小农往往可以通过一己之力或邻里互助完成生产过程,不需要跨区域、大规模的社会化服务。而在建设现代农业阶段,随着单个主体经营规模的扩大,这种需要自然就产生了。农业生产经营是复杂的系统工程,任何一个主体都不可能“包打天下”。出于对生产稳定和利润最大化的追求,新型经营主体更愿意接受专业化、社会化的生产性服务。这是因为,某些服务即使能够自我提供,也可能达不到规模经济的要求,比如农业信息、市场营销、统防统治、抗旱排涝等,而这些服务如果在更大范围内统一提供,则能实现规模经济要求。从这个角度看,有了服务的需求,并通过规模经济来激励服务的供给,就能为社会化服务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同时,新型经营主体也能参与提供社会化服务,可以通过领办或合办社会化服务组织,通过自发的产业链整合,为自己和其他经营主体提供高质量服务,有利于在更大范围内降低成本,拓展利润空间。因此,对于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而言,发达的农业社会化服务是其快速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
五、把握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重点任务
围绕以上发展思路,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要推进以下重点任务:
1.引导土地流向专业大户和家庭农场,重点培育家庭农场
提高土地流转管理服务水平,鼓励农村土地优先流向专业大户和家庭农场。一是健全土地流转市场。加强土地流转平台建设,建立健全县乡村三级流转服务体系,开展流转供求信息、合同指导、价格协调、纠纷调解等服务,引导土地依法、自愿、平稳流转。在尊重农民意愿的前提下,积极推广委托流转、股份合作流转、季节性流转等方式,推进整村整组连片流转,提高规模经营水平。推广实物计租货币结算、租金动态调整、土地入股保底分红等利益分配方式,稳定土地流转关系,保护流转双方合法权益。二是建立土地优先向专业大户和家庭农场流转的有效机制。以扶持资金为导向,建立分层分级的补助标准,鼓励土地转出户与专业大户、家庭农场签订中长期租赁合同,发展稳定而适度的规模经营。
2.引导农民加强联合与合作,发展多种形式的新型农民合作社
按照“积极发展、逐步规范、强化扶持、提升素质”的要求,大力发展多元化、多类型的农民合作社。一是规范发展专业合作社。认真贯彻实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指导合作社制定好符合本社实际的章程,建立健全各项内部管理制度,切实做到民主办社、民主管理。二是稳步发展土地股份合作社。在集体经济实力和领导班子组织能力较强的地方,坚持农户自愿原则,稳妥推进土地股份合作社发展,但要防止假借合作的名义侵害农民的土地承包权益。三是鼓励发展农民合作社联合社。在专业合作基础上支持相同产业、相同产品的合作社组成联合社,着力发展农产品贮藏、销售和加工,提高市场竞争能力和带动农户能力。四是引导合作社开展内部信用合作。按照“限于成员内部、用于产业发展、吸股不吸储、分红不分息”的原则,引导产业基础牢、经营规模大、带动能力强、信用记录好的农民合作社开展内部信用合作,建立健全相关规章制度,确保规范运行、健康发展。
3.培育壮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完善利益联结机制 按照“优化配置、集约经营、规模发展、整体推进”的思路,进一步培育壮大龙头企业。一是做大做强龙头企业。支持龙头企业通过兼并、重组、收购、控股等方式,培育一批引领行业发展的领军企业。积极创建农业产业化示范基地,加强技术创新、质量检测、物流信息、品牌推介等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不断提升示范基地引领现代农业发展水平。二是完善与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大力发展订单农业,规范合同内容和签订程序,明确权利责任。支持龙头企业与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合作社有效对接,鼓励龙头企业创办领办合作社,推进企业与合作社深度融合发展。鼓励农户、家庭农场、合作社以资金、技术等要素入股龙头企业,形成产权联合的利益共同体。三是引导工商资本到农村发展适合企业化经营的种养业。把工商资本进入农业同各类现代农业园区建设结合起来,引导工商资本依托农业园区发展现代农业,优化产业布局,夯实发展基础。把工商资本进入农业同各地农业产业发展规划结合起来,支持工商资本在良种繁育、高标准设施农业、科研示范推广等适合企业化经营的领域发展种养业,鼓励工商资本开发“四荒”和开展产前产中产后的加工、营销、技术等服务,不断增强辐射带动能力。
4.构建农业社会化服务新机制,培育发展多元服务主体 按照“主体多元化、服务专业化、运行市场化”的方向,加快构建公益性服务与经营性服务相结合、专项服务与综合服务相协调的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一是继续强化农业公益性服务体系。抓紧建立公共服务机构人员聘用制度,规范人员上岗条件,选择有真才实学的专业技术人员进入公共服务管理队伍。全面推行以公益性服务人员包村联户(合作社、企业、基地等)为主要模式的工作责任制度,逐步形成服务人员抓示范户、示范户带动辐射户的公益性服务工作新机制,不断增强乡镇公共服务机构的服务能力。二是加快培育农业经营性服务组织。采取政府订购、定向委托、奖励补助、招投标等方式,引导农民合作社、专业服务公司、专业技术协会、农民经纪人、涉农企业等经营性服务组织参与公益性服务,大力开展病虫害统防统治、动物疫病防控、农田灌排、地膜覆盖和回收等生产性服务。培育会计审计、资产评估、政策法律咨询等涉农中介服务组织。三是不断创新农业社会化服务方式。整合现有的涉农服务平台,在县级搭建集技术指导、农产品营销、农资供应、土地流转、农机服务、疫病防控等服务于一体的综合平台,促进农业社会化服务供需有效对接。积极推广“专业服务公司+合作社+农户”、“村集体经济组织+专业化服务队+农户”、“涉农企业+专家+农户”等服务模式,总结典型经验,发挥示范效应。
六、积极推进政策创新
推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要努力破解在土地、资金、人才等方面的制约因素,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创新各类主体间的利益联结关系,优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制度环境。
(一)改革农村土地管理制度
1.进一步明晰地权。推进土地承包权确权,打消农户流转土地的后顾之忧。将经营权从承包经营权中分离出来,通过修改相关法律,推进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三权分离”,进一步落实所有权、稳定承包权、放活经营权。可以结合目前在全国推进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试点工作,选择一些地方开展“三权”颁“三证”的试点,“土地所有权证”体现土地集体所有的性质,“土地承包权证”体现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权”,“土地经营权证”用于流转和抵押。
2.健全土地有序流转管理机制。建议中央尽快出台相关指导意见,鼓励地方建立土地规模经营扶持专项资金,引导农村土地流向适度规模经营的专业大户和家庭农场。制定专门办法,建立工商企业租赁农户承包耕地准入和监管制度,着重对企业资质、经营项目、流转合同、土地用途等进行审核,对项目投资进度、租金兑付情况、耕地资源保护等加强监管。
3.加强土地基础条件建设。探索通过“互换并地”等方式解决承包土地细碎化问题,建议中央财政设立农民承包地互换并地规模化整理专项资金,对组织开展互换并地成效明显的县(市、区)实行以奖代补。将土地确权登记、互换并地与农田基础设施建设结合起来,整合商品粮基地、高标准农田建设、农业综合开发、土地整理、农田水利等项目资金,大力建设连片成方、旱涝保收的优质农田,优先流转给家庭农场。
(二)创新农村金融保险制度
1.创新农村金融制度。一是培育和引入各类新型农村金融机构。为农村地区开展金融产品供给和金融服务创新,打破由一家或两家金融机构垄断农村资金市场的局面,允许农民合作社开展信用合作,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资金支持,形成多元主体、良性竞争的市场格局。二是扩展有效担保抵押物范围。建立健全金融机构风险分散机制,将新型主体的土地经营权、农房、土地附属设施、大型农机具、仓单等纳入担保抵押物范围。三是建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信用评定制度。开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信用评级,改善当地金融生态和信用环境,加大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授信额度。四是创新担保机制,采取形式多样的担保办法,既可以由财政出资成立担保公司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进行担保,也可以成立村级的互助担保资金对新型主体贷款进行担保,还可以由龙头企业为合作社和家庭农场提供担保。
2.完善农业保险制度。一是增设政策性农业保险品种。创设针对当地特点的财政支持下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品种,尤其是蔬菜、水果等风险系数较高的作物,并建立各级财政共同投入机制。二是建立政府支持的农业巨灾风险补偿基金。加大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标准,提高农业保险保额,减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生产面临的自然风险。三是试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种粮目标收益保险。在种粮大户和粮食合作社中,试点粮食产量指数保险、粮食价格指数保险,中长期应加快研究种粮目标收益保险,即以种粮收入为保险标的物,通过指数保险的方式保障农民种粮收益,促进粮食生产。
(三)加大财政支持力度
一是新增补贴资金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倾斜。对达到一定规模或条件的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和龙头企业,在新增补贴资金中给予优先补贴或奖励,以鼓励规模经营的发展。二是对新型主体流入土地、开展质量安全认证等给予一定补助。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流入土地给予一定的流转费补助,以补偿当前较高的土地流转费用;对新型主体开展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等质量安全认证给予奖励,以提高家庭农场生产的标准化水平。三是加大对新型主体培训的支持力度。加强对规模经营农户、家庭农场主、农民合作社负责人和经营管理人员、龙头企业企业负责人和经营管理人员以及技术人员的培训,以提高生产经营的质量和水平。
(四)完善农业设施用地政策
认真落实国家有关农业设施用地政策,优先保障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生产设施用地及附属设施用地。有效利用村庄内闲置地、建设用地或复垦土地,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建设连栋温室、畜禽圈舍、水产养殖池塘、育种育苗、畜禽有机物处置、农机场库棚等生产设施,以及建设晾晒场、保鲜、烘干、仓储、初加工、生物质肥料生产等附属设施。对直接用于或者服务于农业生产的水域滩涂,按农用地管理,并赋予较长的经营期限。各级政府在修订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时,要充分考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长远发展对设施农用地的实际需求。
(五)建立健全人才培养机制
大力加强新型职业农民培养,从国家层面制定中长期新型农民培养规划,重点面向种养大户、家庭农场经营者、合作社带头人、农民经纪人、农机手和植保员等新型职业农民开展培训,培养大批农村适用专业人才。扩大农民培训规模,增加补助经费。探索建立家庭农场经营者的职业教育制度。建立合作社带头人人才库,建设合作社人才培养实训基地,着力打造高素质的合作社领军人才队伍和辅导员队伍。加强龙头企业负责人培训,培养一大批农业产业化发展急需的经营管理人才。制定和完善大中专院校毕业生到农村务农的政策措施,鼓励吸引毕业生兴办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总结地方经验,对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就业的大中专院校毕业生给予补贴,并在户籍、社会保障等方面给予其和城镇居民相同的待遇。
(六)探索组织模式创新
一是提高小农户的组织化程度。增强话语权。特别要重视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规范发展,使之成为农民真正的合作社,选好、培养好合作社带头人非常重要。二是完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利益联结关系。推动龙头企业与专业合作社深度融合,推广“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专业协会、集体经济组织)+家庭农场(农户)”的组织带动模式,鼓励农民以承包土地入股合作社或龙头企业,鼓励龙头企业开展利润返还、股份分红等多种方式,带动农民增加收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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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构建与财政金融支农服务创新研究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可持续发展研究(编号:1IBJID38)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构建与财政金融支农服务创新
江维国
(贺州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广西 贺州 542899)
摘要:健全的财政金融支农服务能防止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陷入低水平均衡陷阱、帮助其发展壮大和进行国际化经营。当前我国财政金融支农服务存在注重功利性、附有行政回报、支出结构分散、形重于实、强调有偿性、具有求稳偏好以及两者间缺乏有效互动等不足之处,这些不足从不同侧面影响了财政金融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预期效果。为此需要加大财政支农支出倾斜力度、杜绝各类行政报酬、整合财政支农资金、开展金融专项服务、健全金融支农补贴机制、完善担保体系并建立财政金融支农联动机制以创新财政金融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服务。
关键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财政金融支农;服务创新 中图分类号:F321.42 文献标识码:A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2014年中央1号文件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足见党和国家高层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构建问题何等重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下文简称新型主体)是指具有相对较大的经营规模、较好的物质装备条件和经营管理能力,劳动生产、资源利用和土地产出率较高,以商品化生产为主要目的的农业经营组织,当前主要包括种养专业大户、[1]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龙头企业和经营性农业服务组织等。新型主体已经成为
[2]我国商品农产品供给和农业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并正在推动着农业结构调整。虽新型主体建设方兴未艾,但其经营效益普遍不高、可持续发展能力不强的问题,同样引起了许多专家学者的担忧和关注,并从不同角度提出了相关的真知灼见。如,张照新、赵海(2013)认为要通过加强土地流转服务、加快发展政策性农业保险,加大扶持力度、推进农业转移人
[3]口市民化和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等途径来摆脱新型主体的发展困境;张秀生、单娇(2014)提出,完善新型农民培育体系、健全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加大农村金融扶持、改革城乡二元
[4]管理制度等措施是培育新型主体的关键所在。本文认为,扎根于农业领域的新型主体,必将自然而然继承农业的弱质和公益基因,政府理应对其外部效应做出积极回应。因此,本文尝试以财政金融支农服务为视角,探讨其支持我国新型主体构建的创新策略。
一、健全的财政金融支农服务体系对构建新型主体的重要性
(一)健全的财政金融支农服务是防止新型主体陷入低水平均衡陷阱的安全阀
低水平均衡陷阱(Low Level Equilibrium Trap)由美国经济学家纳尔逊(NelsonR.R)于1956年提出,它描述了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缓慢的情况下人口增长与国民收入持久的均衡状[5]态。近年来,作为对现行家庭承包分散经营效益日益递减现状和农村传统发展范式强烈反响和有力抗争的新型主体,展现了较好发展势头。在新型主体发展初期阶段,凭借创办能人的激情、勤劳吃苦精神以及支农政策涓流效应,其发展一般较为顺利。但在农业弱质本性难以改变的前提下,创业阶段过后,资金需求缺口、制度供给滞后及内部管理不顺、人才欠缺等因素将成为制约新型主体纵深发展的瓶颈。当前我国新型主体经营效益普遍不高,实际上正面临着一种低水平均衡陷阱威胁。任何盈利性组织在没有合理效益预期的情况下都将因缺乏内在激励而日益衰落并最终瓦解。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指出,全面地、大规模地投资,以
[6]大幅度提高资本形成率,是跳出陷阱的有效途径。该理论强调的是以外部力量介入来改变原来自然演变路径,使之进入一个新发展通道。国外实践表明,财政金融合力支持是农业组织从低级向高级转变的关键因素。因此,财政金融支农是防止我国新型主体陷入低水平均衡陷阱的安全阀。
(二)健全的财政金融支农服务是新型主体发展壮大的助推器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农业劳动不只是农业范围内剩余价值的自然基础,并且是其他一切劳动部门之所以能够独立化的自然基础,从而是各个部门所创造剩余价值的基础[7]。这一观点为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实施农业保护和支持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从固定资产角度看,当新型主体进入成长期后,其生产集约化、机械化程度不断提高,对仓储设施、信息化设备、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的投入要求增多,产生大量固定资产融资需求,而且融资
[8]期限还由周期性生产贷款向中长期延长,需要金融部门贷款支持。从发展层次来看,新型主体从低层次向高层次转换的过程必然伴随着新品种引入、新市场开拓以及高级人才引进等需求及其相应投资,而这些投资不是新型主体自我积累所能实现的,同样需要金融部门贷款的鼎力相助。大多金融机构是盈利性组织,其金融支持都存在报酬问题。新型主体在获得资金便利的同时,也要付出相应成本。鉴于涉农行业的微利特性,部分新型主体事实上成为了金融机构的“打工仔”,其发展步履艰难,此时,财政支农就尤显重要了。财政通过涉农惠农补贴、税收优惠、专项资金补贴等工具,直接或间接地为新型主体提供支持,使之获得发展所需积累。因此,财政金融支农是新型主体发展壮大的助推器。
(三)健全的财政金融支农服务是新型主体国际化经营的加速器
从宏观角度看,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市场开放领域的拓宽,我国农业经营活动已经扩展到国际范围,新型主体不可避免地直接面临来自国外的跨国公司、大农场主等农业经济组织的竞争压力。从微观角度看,我国新型主体要取得长远发展,必须在减少生产成本和开拓市场等方面有所作为,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和开拓市场也就成为其高级化发展的必然选择。如果单靠新型主体凭自身力量去参与国际市场角逐,其立足过程将会极为漫长和曲折。财政金融服务支持将会从多方面加速新型主体国际化步伐。财政方面,可以安排专项资金,鼓励新型主体建立外向型农产品生产基地,专门用于境外农产品生产;可以为新型主体农产品出口进行适当奖励和安排出口检验检疫费补贴;可以建立出口保护与救助机制,帮助新型主体应对技术壁垒、贸易磨擦等问题。金融方面,银行可以通过专项贷款支持新型主体引进国外优良品种、先进技术甚至建立海外生产基地;保险公司可以通过创新保险机制,发展新型主体出口农产品生产专项保险,增大出口信用保险支持力度;在支持我国大宗和特色农产品出口方面成效显著的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也可增加新型主体外向发展支持项目。
二、当前我国财政金融支农服务体系支持新型主体构建存在的不足之处
(一)财政支农注重功利性,金融支农形重于实,新型主体所获支持有限
近年来,我国财政支农资金总额虽然逐年递增,但是其功利特性也相当明显。一是地方政府为了博取民声,许多财政支农资金被洒向一些徒有虚名的形象工程,如大量兴建生态景观园、高档农民住宅小区等。这些工程大多脱离了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仅没有提高农民福祉,反而挤占了本可用于新型主体建设的有限农用资源。二是财政支农资金大多被投入到见效快、收益高的农业项目中去,而见效慢、意义却深远的新型主体项目却难以受到财政资金青睐。本质上讲,这都体现了地方官员政绩导向下的功利思维。
金融支农主要是通过银行贷款和保险机构承保来实现。银行贷款方面,由于贷款条件过高、抵押物品不足、贷款责任追究制度、金融产品适应性较差等原因,新型主体实际上能获得的贷款极为有限。如对新客户的介入条件,农业银行要求客户有效净资产要在1000万元
[9]以上、资产负债率不超过60%、流动比率在120%以上,这种条件直接关闭了绝大部分新型主体贷款求助之路。农业保险方面,政策性农业保险在全国大多处于试点阶段,其保险品种覆盖范围很小且只保成本不保收益,对新型主体尚无实质帮助;商业保险公司的偏好与新型主体业务特征基本没有兼容性,前者难有兴趣为后者承保,即使勉强参与也要尽量转移风险,如限制赔偿金额、严格赔偿条件等。
(二)财政支农附有行政回报,金融支农强调有偿性,新型主体受支成本过高
行政回报是指执行政府某项优惠政策的行政部门或行政人员,直接要求或暗示受支主 2 体做出有利于执行部门或执行人的行动或获取特定报酬,是政治动机和经济动机的混合产物。处于我国财政支农支出过程中形成的委托代理关系中的各层级政府官员都是有限理性的经济人,其主观上个人利益函数与国家财政支农支出最终目标存在差异,这很可能出现支农
[10]支出决策、执行行为扭曲。一些得到了财政支持的新型主体被迫按照执行者意愿进行生产经营、被迫建设样板工程以供上级领导视察、被迫经常面对新闻媒体说好话甚至被迫“热情招待”或“感谢”相关工作人员。这种行政报酬无疑加大了新型主体受支成本。
金融资本具有与生俱来的逐利本性,其关注重点是利益回报。金融机构的贷款,不仅需要支付利息,也需要提供抵押或者担保。抵押品和担保品需要进行评估,这不仅会产生评估成本,也需要花费较多时间成本。农业生产具有强烈的季节性,农业资金流动与需求也具有季节性,而金融机构的贷款品种并不一定与这种特征相吻合。新型主体需要季节性短期贷款时,因为贷款品种问题,有时被迫进行长期贷款,贷款成本被无形提高。追求最大利润的商业保险公司,面对经营项目具有高风险特征的新型主体的投保,不可避免地要索取更高保费,新型主体的商业性投保成本同样不低。
(三)财政支农结构呈分散型,金融支农方式具有求稳偏好,不利于全面发展新型主体
财政支农具有公共物品属性,必须考虑伦理、民生、社会和政治等诸多因素。因此,我国财政支农资金的投入很分散,体现在国家农业财政投入“横向”被各职能部门分割,而
[11]在“纵向”被中央、省级、地级、县级甚至乡一级政府分割。具体而言,财政支农补贴名目众多,如惠农补贴项目就有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资综合补贴等超过20种,而且部分补贴是按承包户头直补,这种力求面面俱到的普惠式补贴方法,缺少重点和导向,也使得许多地方政府把新型主体作为重点扶植对象的同时,却在财政资金帮扶方面力不从心。
金融机构资产管理具有流动性、安全性、盈利性等多重要求,在安全性原则指导下,金融贷款不可避免地表现出求稳偏好。一方面,我国新型主体大多从事与农业有密切关系的经营项目,具有天生的高风险性,另一方面,我国新型主体处于培育和发展阶段,很少有成功经验借鉴,也具有高风险性。金融机构必将对贷款金额、贷款条件、贷款期限、贷款利息等方面做出有利于自身的风险规避。目前,由于自然灾害频发,我国涉农商业保险公司大多
[12]入不敷出,我国农业保险的现状不容乐观,基本处于停滞的状态。金融支农求稳偏好与新型主体经营高风险特性间的矛盾,难以通过市场机制由双方化解,这无疑不利于全面发展我国新型主体。
(四)财政支农与金融支农配合性较差,制约了支农政策效果
财政支农与金融支农虽然具有完全相同的目标,但我国财政支农资金运行与农村金融信贷、保险间的相互联系并不紧密。从执行主体看,财政支农资金与各级计委、扶贫办、财政局、农业综合开发办、林业局、农业局、水利局、畜牧局、农机局等十多个部门有关,而金融支农主体也涉及商业银行、政策银行、邮政储蓄、农村信用社和政策性、商业性保险机构等。金融支农和财政支农的执行主体众多,部门间协调难度加大各自为政在所难免。从政策制定过程看,财政部门在安排支农支出时很少寻求金融配合,没有将财政资金与金融资金结合起来进行统筹规划,使其在支农力度上显得势单力薄;金融部门在制订信贷政策以及落实
[13]信贷投放时,往往不太考虑财政支农方面的政策,不能使农村金融资金发挥最大的作用。从政策执行角度看,财政支农与金融支农两项政策协调配合横跨多个部门,所牵扯的制度、政策文件较多,真正遇到有关新型主体的贴息、资助以及风险补偿等需求时,相关政策依据的查找较为困难。财政支农与金融支农间尚未建立起有效的协调机制,导致两项政策不能形成合力,影响了政策效果,这必将对新型主体的构建产生较大负面影响。
三、支持新型主体构建的财政金融支农服务创新
(一)加大财政支农倾斜力度,开展金融支农专项服务,提高新型主体受支持力度
委托代理理论(Principal-agent Theory)认为,委托代理关系中,由于委托人与代理人 3 的效用函数不一样,必然导致两者利益冲突,而解决委托代理问题的关键是建立健全激励和[14]监督机制。财政支农目标是支持农业、农村的发展,提高农民福祉,而部分地方涉农官员的目标却是富有功利性地博取民声和彰显政绩。为此,地方政府要建立和完善财政支农支出的激励和监督机制,通过激励机制促使执行官员主动钻研新型主体业务特性保证其主观认识不产生偏离和目标函数与政策初衷一致,通过监督机制改善信息不对称进而减少代理成本并确保“新增农业补贴向新型主体倾斜”。
任何组织的发展都需要资金呵护,具弱质性和高风险性于一体的新型主体更是如此。金融机构要将支农政策落到实处,建立和完善在“三农”服务大架构下的新型主体服务机构,积极开展针对新型主体的专项服务;要针对新型主体积极创新贷款担保方式,发展订单和保单类金融工具;要调整信贷审批流程,简化审批手续,根据新型主体的金融需求特点来创新[15]金融产品。只有金融机构改变了为“三农”服务流于形式和挂在口头的传统,真正提高了农村资金供给能力,金融支农才能成为新型主体发展壮大的助推器。
(二)杜绝财政支农行政报酬,健全金融支农补贴机制,降低新型主体的受支成本
新公共服务理论(The New Public Service Theory)认为,公共管理者的重要作用并不是体现在对社会的控制或驾驭,而是在于建立一些明显具有完善整合力和回应力的公共机构,[16]帮助公民表达和实现他们的共同利益,承担为公民服务职责。行政报酬的索取显然违背了“为公民服务”宗旨,是一种社会负和博弈,降低了社会资源使用效率。地方涉农政府部门及其官员要增强服务意识,不以部门利益或个人私欲控制和驾驭财政支农资金,不人为抬高新型主体受支成本。其次,地方政府要规范和公开财政支农办事程序,增强资金透明度,明
[17]确新型主体的资金申报、审批环节,做到办事制度化、程序化,从制度和流程上杜绝行政报酬的产生。
从一定程度上讲,金融支农是一种公共产品供给行为,富有特定公益性,政府理应对此给予一定的支持和补贴,避免金融机构将各类成本完全转嫁给新型主体,抬高其贷款、保险成本。地方政府可建立新型主体贷款专项奖励基金,对涉及成本高、收益低的金融业务给予一定财政奖励,加大金融机构贷款的财政贴息力度,以降低利率、改善贷款条件,充分调动金融机构对新型主体发放贷款的积极性。地方政府要针对新型主体的现实困境,完善保险保费补贴制度,加大保费补贴投入力度,提高补贴比例,扩大覆盖范围,化解新型主体因担保物稀少而被迫承担高保费和接受不平等保约的困境。
(三)整合财政支农资金,完善金融支农担保体系,为全面发展新型主体提供保障
不平衡增长理论(Theory of Unbalanced Growth))认为,因为落后地区资本有限,应集中有限资金和其他资源,对具有较强产业关联度的产业部门进行重点投资,通过外部经济和
[18]连锁效应带动其它产业和整个地区经济的发展。根据上述观点,在我国财政支农资金较为有限的背景下,集中资源办好几件意义深远的事情可能更为现实。地方政府可根据本地发展规划对现有资金进行适当归并,以重点项目打造支农资金整合平台,通过项目的实施带动支[19]农资金的集中使用。新型主体代表了我国农业未来发展方向,地方政府理应高度重视,科学整合支农资金,规范支农项目,将新型主体作为财政支农重点投向,通过其外部经济和连锁效应,带动区域性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
相对传统农户而言,新型主体的金融需求呈现出需求旺、抵押少、金额大等态势。金融机构面对这一新局面,要创新经营理念,站在支持“三农”的高度,创新抵(质)押担保方式,对新型主体的贷款金额、期限及利息等给予适当优惠或条件宽化。地方政府要探索设立或引入支持新型主体发展的担保基金、风险投资基金等,为有潜力、守信用、风险可控的新型主体提供增信服务,为商业保险公司进行风险化解,以消除其后顾之忧,让其放心围绕新型主体全面研发新的保险项目。
(四)建立财政支农与金融支农联动机制,提高政策效果
协同效应(Synergetics),简单地说,就是“1+1>2”的效应,协同论认为,整个环境中的各个系统间存在着相互影响而又相互合作的关系,社会现象亦如此,如企业组织中不同单
[20]位间的相互配合与协作关系,以及系统中的相互干扰和制约等。财政与金融是当今世界
[21]各国支持农业发展的两大政策工具,虽两者均有正的绩效,但如果都是独立运行,将不可能产生协同效应。财政支农与金融支农协同的关键在于完善农村政策性金融体系,构建集政
[22]策性信贷、政策性担保、政策性保险为一体的农村政策性金融支撑平台。首先,人民银行应积极探索货币、财税以及产业政策协同配合财政资金和金融资本有效结合的途径,通过制度安排和政策激励,强化政府宏观调控、下属部门协同服务新型主体的职责并充分调动金融机构的积极性。其次,财政支农与金融支农决策机构要确立“合作共赢”理念,财政部门在针对新型主体制定财政支农政策和安排支农支出时,要积极寻求金融部门的配合,金融部门在制订信贷、保险政策时也应考虑财政政策的指导思想,力求财政与金融有效联动而产生“1+1>2”的协同效应。最后,地方政府要发挥财政支农导向功能,将商业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和合作性金融等多类金融机构的服务项目导向新型主体,吸引更为广泛的社会资金流向新型主体。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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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scal and Financial Support for Agriculture
JINAG Wei-guo(Hezhou University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chool, Guangxi Hezhou 542899)Abstract:A sound financial support for agriculture service can prevent the new agricultural business operators from falling into low-level balance trap, and facilitate their development and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Currently the finance support for agriculture service in our country has many deficiencies as focusing on utilitarianism, attached administrative reward, decentralized expenditure structure, overemphasis on form, stress on payment, stability preference and lack of effective interaction, which affect the expected effect on the fiscal and financial support for new agricultural operators from different aspects.Therefore service innovation of fiscal and financial support for agriculture is to brought forth by increasing fiscal expenditures for agriculture, preventing administrative compensation, integrating financial support, carrying out special financial services, improving the mechanism of financial support and subsidies for agriculture, perfecting guarantee system and establishing linkage mechanism on fiscal and financial support for agriculture.Key words:new agricultural business operators;fiscal and financial support for agriculture;service innovation
作者简介:江维国(1973—),男,湖南长沙人,贺州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经济师、讲师,湖南农业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农村经济问题研究。
地址:湖南长沙市芙蓉区农大路1号湖南农业大学经济学院 410128 邮箱:469048951@qq.com 电话: *** 6
第五篇:做好“加减乘除”四法发挥农民主体作用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做好“加减乘除”四法发挥农民主体作用培育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
【摘 要】作为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发展农业现代化的主体之一,农民群众蕴藏着无穷智慧和力量。调动、发挥农民群众的主体作用,是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关键所在。
【关键词】农民;主体作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一、“三个转变”助推长寿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
(一)转变农业经营方式。通过财政、税收、金融等扶持,鼓励合作社、家庭农场的发展。目前,全区发展农业合作社301家、家庭农场235家、适度规模经营面积(5亩以上)37.80万亩,规模集中度达44.04%,近80%由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经营。
(二)转变土地种植模式。截至2013年底,全区承包耕地流转面积为42.91万亩,流转率达49.99%,其中流入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面积29.8万亩,占到了总流转面积的69.5%,土地撂荒的问题得到了较好解决。
(三)转变农产品销售方式。以长寿现代农业园区为平台,按照“产业链条化”、“产品品牌化”的发展理念,成功引进恒河集团、尚蔬坊公司等龙头企业,通过其庞大的销售网络,极大带动了园区周边的农产品销售。2014年,全年农业总产值达到52.5亿元。农产品销售额达3.85亿元,较2011年增长86%。
二、“四缺”现象制约农民的主观能动性
(一)生产缺劳力。和老一代农民工相比,“80、90、00后”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环境、受教育程度、价值观念等发生了重大改变,很多人不会、更不愿种地,对土地没有认同感、归属感。在长寿区38.45万人的农村劳动力中,71.78%(27.60万人)已转移就业。农业发展缺乏劳动力支持。
(二)周转缺经费。第一、贷款难。无法提供业绩证明、资产抵押物,不符合银行的贷款要求。第二、民间融资成本高,利率是正规市场的三倍以上,农户无法承受;民间融资不规范,一旦发生较大负面冲击,农户会面临倒闭风险。
(三)运营缺人才。第一、缺少科技人才。据统计,长寿区农村劳动力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占65%。文化素质素质较低,影响了农民群众对现代科技的接受和运用。第二、缺乏管理人才。由于文化程度较低、长期从事小规模的分散经营,很多农民群众缺乏经营管理的知识和经验,导致运营松散,运作不规范。
(四)销售缺渠道。以专业合作社为例,大多数仍采用传统的散销模式,单打独斗,缺乏有效渠道进入市场,面临着农产品卖不出去的问题。
三、做好“加减乘除”四法,发挥农民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中的主体作用
(一)做好加法:提高农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
第一 充分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一是尊重农民的决策主体地位。切实落实“一事一议”制度,通过公共事务集体决策、平等参与,引导农民群众对农业项目的引进、经营、利益分配进行自主决策。二是尊重农民的建设主体地位。通过规划引导、政策宣传、典型示范等方式,增强群众建设新农村、发展现代农业的责任感和积极性。三是尊重农民的管理主体地位。完善基层治理机制,使农民群众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四是尊重农民的受益主体地位。让农民群众成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的受益者,有更多获得感。
第二、维护农民的土地权益。一是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依法维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特别是规范征地程序,完善对被征地农民合理、规范、多元的保障机制。二是引导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坚持依法自愿有偿原则,鼓励和支持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三是构建利益联接机制。借助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先行先试的政策优势、重庆农村土地交易中心的先行优势,在法律法规没有禁止的范围内,探索农村土地流转新模式。对流转土地的农民,通过入企就业、入股分红、合作经营等方式,实行“工资保底、租金保底、分红保底”,构建“利益共享、风险共担、长期稳定”的紧密型利益联接、再分配机制。
第三 遵循两个原则。一是土地流转不能损害农民权益、不能改变土地用途、不能破坏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二是“带动”而不是“代替”农民。如引导工商企业重点投资发展育苗、饲料、农产品收购等农业项目,延长农业产业链条。
(二)做好减法:减少农民群众的资金周转压力
第一 加大政策协调配套力度,设立专项基金。创设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和发展基金,为经营管理较规范、成长前景较好、发展潜力较大者,提供捐款资助、贷款担保、贷款贴息。
第二 搭建平台,组织银、农对接。一是通过座谈、洽谈、协调等方式,组织银行、专业合作社、种养殖大户、家庭农场“相亲”。二是引导金融机构机建立健全信用评价体系,对信用度高的农户加大授信力度。
第三 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开展“卢作孚贡献奖”、非公经济“双百”评选表彰活动,引导非公经济代表人士参与光彩事业、温暖工程、“万名渝商感恩行动”的积极性,助推三农发展。
(三)做好乘法:提高农民群众的综合素质
第一 发展农民组织,提高市场话语权。一是按照积极发展、逐步规范、强化扶持、提升素质的要求,发展农民合作社,提高引领带动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二是引导组团联合发展。对地区邻近、项目相同或近似的合作社进行整合,组建股份制合作社,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经济实体。引导产业链上、中、下游的合作社、家庭农场、种养殖大户组团发展,提高市场话语权和谈判权。
第二 强化农技培训,提高农民群众的科技素质。一是开展“个十百”工程农技推广工程。个:以长寿区现代农业三园为平台,建立1个与长寿区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基地。十:选聘10名农技专家,协助企业、农户运用农业科技。百:发展100个科技示范户,带头运用新技术、种植新品种。二是强化基础素质教育。依托长寿区电大,开展学历教育、技术提升培训,培育价值观念正确、文化程度较高、生产技能较高、经营能力较高、市场意识较强的新型农民。
第三 改善农村的人力资源结构。一是出台创业扶持政策,注重与长寿区微型企业扶持政策统筹,加大财政扶持力度,吸引有知识、有创新能力的大专院校毕业生、长寿区优秀外出务工人员回乡创业,把先进的技术、管理经验带回家乡。二是加大农村基础设施投入、补贴农业生产,提高农业生产的比较效益。
(四)做好除法:免去农民群众的后顾之忧
第一 建立协调服务组织。由区农委牵头,引入科研院所专家、企业管理者参与,成立农业协会,分析市场动态、研究农产品发展战略、进行顶层设计、从事产业链整体组织协调,提高农业发展的宏观决策能力,抢抓机遇、抵御风险。
第二 完善物流体系。一是完善硬件物流设施。以长寿区高铁、公路、港口建设为平台,加快农产品储藏、加工、运输、配送等物流设施建设。二是打造物流信息网络管理系统。建设覆盖龙头企业、行业协会、农业市场、运输企业、农户的农产品物流信息网络管理系统,实时跟踪物流各环节。三是进行网上交易。利用物流信息网络,实行农产品网上订货、网上拍卖等新型交易方式,提高物流、交易效率。
第三 组建经纪人协会。与周边省市、区县的农产品市场、龙头企业对接,邀请潜在购买商到长寿实地考察,帮助解决农产品的销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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