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前和解协议的效力探析

第一篇：执行前和解协议的效力探析

执行前和解协议的效力探析

对当事人就裁判生效后申请执行前达成的执行前和解协议引起的纠纷，因立法及司法政策的缺失，当前在审判实践中尚存诸多困惑，如执行前和解协议能否遮断原裁判的法律效力？其有无强制执行力？能否对其提起诉讼？诸如此类问题的解决有待于对执行前和解协议效力的探究。

一、对执行前和解协议的效力分析

（一）不具有执行力，不能遮断原裁判的法律效力

法院裁判一经作出，即产生拘束力、确定力、形成力、执行力，该裁判即便错误，不经法定程序也不得变更或取消。执行前和解协议不能遮断原裁判的法律效力。其因未得到司法裁判确认，也不具执行力。

（二）不具有程序法上的效果，有些具有实体法上的合同效力

执行前和解协议形成于审理程序终结后执行程序启动前，属于诉讼程序外协议，未经司法确认，不具有程序法上的效果。在债权人因案外人承诺对债务人的债务提供担保或共同清偿而放弃部分债权或同意延期履行的情形下，在案外人与债权人之间形成了担保法律关系或并存债务承担法律关系。在申请执行期限经过后当事人达成执行前和解协议的情形下，应视为债务人放弃执行期限的抗辩，就该只具有自然债权性质的债权与债权人形成了新的债权债务关系。该两种情形下的执行前和解协议具有合同效力，受民事实体法规范和调整。

（三）对申请执行期限起中断作用

根据现行《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五条第一款“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之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执行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申请执行时效因申请执行、当事人双方达成和解协议、当事人一方提出履行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申请执行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之规定，申请执行期限为可变期间，执行前和解协议-1-

对申请执行期限起中断作用。值得一提的是，被中断的申请执行期限应自和解协议规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算，而非和解协议达成之日起算。其理由是，只有其规定的履行期限届满债务人未履行义务时，权利人才得知或应当得知其约定的权利实现方案可能得不到自觉履行。

二、对审判实践中因执行前和解协议引起的纠纷的处理建议

（一）因债务人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和解协议引起的纠纷

1、对债权人申请强制执行该和解协议的，不予受理。因为执行前和解协议未得到司法裁判确认，不具执行力。

2、当事人就该和解协议申请支付令或起诉的，按以下思路处理：

（1）一般情形下，对当事人就该和解协议提起的支付令申请或起诉不予受理，告知其在达成和解协议后二年内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原生效裁判。理由如下：该和解协议虽系平等主体之间达成的一致意思表示，但因其发生在裁判文书生效后申请执行前，涉及的争议已通过公力救济已获得裁决，它只是基于权利人的自由处分权，将判决确定的权利实现方式进行变通，属于权利人对其部分权利的放弃，并未超出原裁判所确认的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范围，尚未形成新的法律关系。根据既判力效力，“一旦终局判决使之在诉讼程序中失去以不服声明方法被撤销的可能性而被确定,就成为最终解决纠纷的判断。它不但拘束双方当事人服从该判断的内容,使之不得重复提出同一争执,同时法院当然也必须尊重国家自己所作出的判断,即使是把同一事项再次作为问题在诉讼中提出时,也应以该判断为基础衡量当事人之间的关系。”1根据现代民事诉讼法“一事不再理”原则，对当事人而言，“一诉已经提起或正在诉讼中,该诉就不得再次提起。同一诉讼案件禁止重复起诉,不限于同一法院起诉的情形,向其他法院重复起诉亦受禁止。”对法院而言，“对一诉已经作出了终局判决,不得再次提起或重新审判。”2概言之，一般情形下，受既判力和“一事不再理”原则限制，不能就该和解协议再次起诉或申请支付令。然而，执行前和解协议具有中断申请执行期限的效果，且原裁判的法律效力并未因此而遮断，因而，此后二年内债权人有权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原生效裁判。

（2）在债权人因案外人承诺对债务人的债务提供担保或共同清偿而放弃部分债权或同意延期履行的情形下，对当事人就该和解协议提起的支付令申请或起诉，应予以受理，且对债权人关于强制执行原生效裁判的申请，也应予以受理。

该情形下，在案外人与债权人之间形成了担保法律关系或并存债务承担法律关系，该新法律关系与原裁判确认的权利义务关系不属同“一事”，不受“一事不再理”原则的限制。就既判力而言，从主观上看，既判力原则上作用于前诉中得到程序保障的当事人以及具有当事人地位的人，后加入进来的债务担保人或债务承担人应不受前裁判既判力的作用；从客观上看，既判力原则上只限于已经裁判的实体法律关系，后形成的债务担保或债务承担法律关系应不受前裁判既判力的约束；从时间上看，我国一般以法庭审理终结 作为判决既判力的基准时间，作为后形成的债务担保或债务承担法律关系形成于前审理程序终结后，应不受其裁判既判力的约束。该情形下，债务担保人或债务承担人承担连带责任，其与原债务人任何一人的完全清偿将使债消灭，也不存在双重赔偿的困惑。因而，该情形下对和解协议的审理不存在障碍。但基于原裁判既判力和“一事不再理”原则的限制，法院的审理应以生效裁判文

3原生效裁判的书作为事实基础，不再对当事人间原权利义务关系进行审理。

法律效力并未因和解协议而被遮断，因而，对债权人关于强制执行原生效裁判的申请，理应受理。

（3）在申请执行期限经过后当事人达成执行前和解协议的情形下，对当事人就该和解协议提起的支付令申请或起诉，应予以受理。

经裁判确认的债权已无执行力，得不到强制执行的保障，等同自然债权。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后，应视为债务人放弃执行期限的抗辩，就该只具有自然债权性质的债权与债权人形成了新的债权债务关系。该新债权享有完全债权的全部效力：请求力、受领力、执行力。该债权债务关系与原裁判确认的权利义务关系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不属于同“一事”。允许债权人起诉或申请支付令，既无原裁判既判力和“一事不再理”原则限制的障碍，也不存在双重赔偿的困惑，还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事人对人民法院生效法律文书所

确定的给付事项超过申请执行期限后又重新就其中的部分给付内容达成新的协议的应否立案的批复》的精神。

（二）对于执行前和解协议履行完毕债权人反悔引起的纠纷

对于执行前和解协议履行完毕后债权人反悔再申请强制执行原裁判的，只要申请执行期限未届满，人民法院应予以受理，因为执行前和解协议不具有程序法上的效果，对原裁判无遮断作用。但是，受理后，经司法审查发现，当事人之间达成的和解协议合法有效并已履行完毕的，基于公平和诚实信用原则，人民法院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法释(1998)15号）第８７条之规定，作执行结案处理。

结语

对执行前和解协议的效力应具体情形具体分析。一般情形下，执行前和解协议仅是履行生效裁判文书，不具有独立性，不构成新的债权债务关系，不能就和解协议另行提起诉讼，只有在生效的裁判确定的债权成为自然债权或在债权人因案外人承诺对债务人的债务提供担保或共同清偿而放弃部分债权或同意延期履行的情形下，和解协议才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当事人才可以就和解协议另行起诉。

注释： 1 [日]兼子

一、竹下守夫著，白绿铉译:《民事诉讼法》,法律出版社1995版,第156页。转引自邓辉辉著：《既判力理论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6页。参见邓辉辉著：《既判力理论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2页。张永泉著：《执行前和解协议法律效力研究》，载《法学家》2011年第1期，第135页。

第二篇：申请执行前达成的和解协议的效力及逾期申请执行是否受法律保护

申请执行前达成的和解协议的效力及逾期申请执行是否受法律保护

申国锋

申请执行人张某。

被执行人王某。

【案情】

2001年5月，王某向张某借款50000元，约定3个月归还。之后，经张某多次催要，截止2002年6月，王某尚欠20000元。为此，张某于2002年7月诉至法院。法院审理后于同月作出判决：被告王某归还原告张某借款20000元，于判决书生效后10日内支付。判决书生效后，王某未履行判决书所确定的义务，在法定申请执行期限内，张某也未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2003年12月，双方针对法院判决书中确定的借款支付问题签订了还款协议：王某于2004年5月底前支付张某借款20000元。至到期之日，王某仍拒不履行付款义务。

据此，张某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在法院驳回申请后又依据2003年12月就履行法院生效判决达成的还款协议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争议】

对是否应当受理并支持张某的诉讼请求，或者应否立案执行存在不同的意见。

一种观点认为，张某有权据还款协议起诉。因为和解协议是张某、王某自愿达成的，且为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对双方有约束力，应当受到法律保护，张某另行起诉不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

另一种观点认为，张某虽无权起诉，但有权据此还款协议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理由是王某应当对超过执行时效的债务的确认行为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法院不保护张某的债权将有违法律的公平正义价值。

第三种观点认为，张某既无权起诉，也无权申请强制执行。理由是张某起诉将违反民事诉讼法规定的一事不再理原则，张某申请强制执行于法无据且会使执行时效的规定流于形式。

【评析】

通过以上案情，给我们提出了这样2个问题，债权人因与债务人就履行生效判决自行达成的还款协议而超过申请执行期限申请执行，法院应否受理，以及债权人依据还款协议能否再次起诉问题。

笔者认为，一、超过法定申请执行期限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法院不予立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19条明确规定，申请执行的期限双方或者一方当事人是公民的为1年，双方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为6个月。最高人民法院(1999)执他字第10号复函：申请执行人未在法定期限内申请执行，便丧失了请求法院强制执行保护其合法权益的权利。双方当事人于判决书生效后达成和解还款协议，并不能引起法定申请执行期限的更改，债权人超过法定期限申请执行无法律依据。同时，法律并未规定申请执行期限允许中止或中断的情形，因而申请执行的期限为不变期间，又称除斥期间，法定的权利因该期间经过而发生权利消灭的法律后果。当权利人超过法定申请强制执行的期限后，就失去了通过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程序来实现权利的机会。因此，张某因自行达成和解协议在1年内未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也失去了请求法院强制执行的权利，法院不予立案是正确的。

二、仅就履行生效判决达成的协议提起诉讼，法院应裁定不予受理

尽管张某和王某就履行生效判决达成的和解协议，改变了还款期限，约定的内容也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符合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但仅仅是对已经法院审判确权的债权债务关系履行的一种重新约定，属于程序权利的范畴。权利人丧失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权利后再次提起民事诉讼，请求的是人民法院对已经确权的债权债务的重新判决，请求的是对实体权利的重新审判，显然违反民事诉讼法“一事不再理”的基本原则。

因此，本案中，依据法律规定，张某失去了请求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权利，同样也不具有再次请求通过诉讼保护债权的权利。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张某失去了程序救济的权利，生效判决确定的实体权利并未消失，也不否定与王某达成的还款协议的效力。王某愿意按照生效判决或者还款协议偿还债务的，张某依然有权接受，不受法律禁止。

第三篇：浅谈执行和解协议效力及建议

执行和解，是指在执行程序中，双方当事人就变更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权利义务的部分或全部自行协商，自愿达成协议，解决争议，从而结束执行程序的活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11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66、267条以及《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86、87条等规定中确立的内容。在实践中，执行和解这一法律制度虽然应用不多，但在执行案件当中，采取执行和解这一执行方式，有利于权利人的权利得以顺利、及时地实现，有利于增进当事人之间的沟通和理解，减少执行成本和社会不安定因素，使人民法院免于采取各种强制执行措施，增进案件执行效果。正因为这些积极作用，执行和解这一执行方式在执行工作实践中得到了广泛应用。

笔者从广西壮族自治区田阳县法院至执行案件调查情况看，两年中共受理执行案件350件，结案350件（其中执结87件、终结本次执行程序24件、执行和解239件）。其中，执行和解结案的案件在执行过程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但由于执行和解协议也存在一些不尽的方面，需要加以克服和完善，使执行和解案件在执行程序中得到充分的发挥，现笔者就近两年来在基层法院所从事的执行工作中，对执行和解案件所取得的成绩及存在的问题作了认真的总结，如何使执行和解在执行过程中得到广泛应用，并加以完善，认为应把握以下的问题。

一、执行和解的重大意义及特点

（一）明确执行和解的重大意义

执行和解是民事诉讼法基于当事人的权利处分原则设立的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具有重大意义。执行和解是法院诉讼调解工作在执行工作中的延续，他既体现了现代法治的基本原则，又体现了我国传统文化中互谅互让、以和为贵的和谐思想。在我国在大力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调解在人民法院的审判、执行工作中越发具有生命力，有利于申请人执行的权利得以顺利实现，有利于当事人之间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有利于人民法院减少执行成本。因此最高人法院在初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发挥诉讼调解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积极作用的若干意见》，对在新形势下加强调解工作在诉讼活动中的作用做出了明确的规定，这对指导各级法院在执行案件过程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二）执行和解的特点

执行和解是当事人基于意思自治原则，在执行程序中对其权利义务行使处分权的结果和具体体现。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我国的执行和解制度具有以下的特点：

1、执行和解是在执行程序中当事人自行处分自己民事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的行为。一般情况下，执行和解的形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是全部或部分免除法定义务；二是延长履行期限；三是变更履行义务方式，如以物抵债、以劳务抵债等；四是变更履行义务主体。当事人在执行程序中经过协商，通过上述方式对执行的内容予以变更，使之更符合当事人的意志和实际需要，从而使权利人的权利及时得到实现。

2、当事人对于自己权利的处分行为，只要不违反法律，不损害国家、集体和他人利益，人民法院应当予以保障，和解作为一项诉讼利权，当事人在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都可以行使。既包括起诉和审判阶段，也包括在执行阶段。

3、执行和解在程序上和实体上产生的效力。在执行程序中，当事双方通过自行协商，达成了和解协议，就意味着强制执行措施暂缓施行，非经当事人反悔或不完全履行和解协议并经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不得采取任何强制执行措施。在和解协议全部履行完毕后，则执行程序终止，案件作结案处理。

二、执行和解的原则及其适用限制

（一）执行和解的原则

1、自愿原则。执行和解是最基本的原则。和解协议必须是当事人双方通过自行协商，在意思表示一致的基础上，对自己的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加以处分的产物。因此要注意方法，达成和解协议时，不能搞强制性和解，必须出自双方当事人的自愿和真实的意思表示，尊重当事人意愿基础上采取说服教育工作，更不得强行要求双方和解或按自己的意思和解，任何一方当事人也不得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当事人或用虚假的许诺来骗取当事人与自己达成和解协议。否则，不仅难以达成和解协议，而且即使勉强达成协议，其基础也不牢固，当事人随时都可能翻悔，撕毁达成的协议，从而引起新的纷争。

2、合法原则。必须以合法为前提。就是说，和解协议的内容不能违反法律的规定，不得损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及其他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不能以此规避法定义务。否则，即使双方当事人出自真实自愿，亦属无效。

3、处分原则。处分原则是指民事诉讼当事人有依法支配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的自由。由于执行和解是当事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民事实体权利和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权利的一种正当行为，根据民事诉讼法第

第四篇：行和解浅析执

浅析执行和解

林海洋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大背景下，让案件在执行过程中尽量促成执行当事人双方自愿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并认真履行，成为当前执行法官们共同追求的工作目标。近年来，执行和解成为备受重视和肯定的结案方式，它不仅有利于以更低的成本，更高的效率兑现当事人的合法利益，更能从执行工作本身促进社会和谐，实现公平正义，节约司法资源，维护社会稳定在当今社会构建和谐社会的司法理念中，执行和解以作为一个较为重要的执行方式广泛宣传运用。在司法实践中，执行和解也受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甚至有人把执行和解的作用同诉讼中的调解相媲美。下面我就执行和解的作用，概念和条件及司法实践中执行和解应注意的问题，谈谈自己的认识。

一、执行和解的概念及符合的条件

执行和解，是指在执行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就执行标的部分或全部经双方自行协商，互相让步，自愿达成协议，解决争议，从而结束执行程序的活动。执行和解必须具备的条件，一是达成和解协议必须出自双方自愿，如果由于外力因素使得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唯心达成和解协议，必然损害权利人的利益，也可能会造成当事人以后再一次提起诉讼而浪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二是和解的内容必须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得违背公序良俗原则，和解协议不能损害国家、集体和他人利益;三是当事人必须有诉讼行为能力，当事人如果没有诉讼行为能力，应由其法定代理人为之，其委托代理人执行和解的，必须由被代理人的特别授权，受权委托书必须载明委托进行和解的事项和权限;四是必要共同诉讼的案件因诉讼标的是共同的，所以在执行程序中，其中一人与对方当事人进行和解并达成协议的，需经其他共同诉讼主体承认，才对主体发生效力。选定代表人进行和解需经当事人同意后才能进行。

二、正确区分执行和解与调解二者的关系

笔者认为，对执行和解与调解，在部分审判人员中存在有不同程度的误解。实践中，由于这种理解上的偏差引发的纰漏有：(1)在执行员的主持下进行执行和解，达成协议后除双方当事人在协议书上签名外，执行员也在协议上签名。(2)在执行卷宗中出现了“执行和解协议书”。这些做法把执行程序中的和解与调解混为一谈，使民事案件既不规范又不严肃。因此正确区分执行和解与调解的关系对依法正确行使执行和解有着重要意义。现就二者的不同之处做一简单比较：(1)民事诉讼中的调解只能在人民法院判决作出以前进行，在执行阶段不能再进行变更实体权利义务的调解;而执行和解在执行阶段进行，是通过双方当事人自行协商，达成变更人民法院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给付内容、给付方式的协议。(2)民事诉讼中的调解是在审判人员的主持下，经过深入细致的思想疏导工作促使当事人达成协议;而执行和解是当事人双方自行协商，无需任何第三人的参考。(3)民事诉讼中达成调解协议后，由人民法院制作调解书并由审判人员署名，加盖人民法院印章，送达当事人双方即生效;而执行和解在当事人双方达成协议后，将协议内容记入笔录即可，无需另行制作法律文书。

三、执行和解应注意的问题

就执行和解协议的性质来说，其不具有强制执行依据的效力。因为法院据以执行的法律依据为发生法律效力的法律文书，虽然执行和解协议是双方当事人在执行中自行达成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国家有关禁止性规定，是有效合同。但执行和解协议的内容，已经不完全是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内容，能否履行、如何履行从严格意义上讲是双方当事人自己的事情。如果一方当事人不履行执行和解协议，另一方当事人只能在合理的期限内向法院申请恢复原判决的执行。由此可以看出，法院的执行机构不能依据执行和解协议强制执行。

执行和解是双方当事人的权利，甚至在某种情况下，也是当事人自行缓解矛盾的方式。在实践中，为了保护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在他们自行达成和解协议时，执行人员应该告知他们执行和解的法律后果，即如果一方当事人不按照执行和解确定的方式履行义务，另一方当事人必须在法定的申请执行期限内提出申请，要求恢复对原审法律文书的执行。同时，告知当事人，依照法律的规定，这种恢复原审法律文书的执行，必须依当事人的申请才能启动，法院不会、也不能依职权强行恢复。如果双方当事人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后，被执行人不履行执行和解协议，且执行申请人没有在法定申请恢复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的申请执行期限内申请执行，那么，权利人的实体权利还是可以保护的。笔者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权利人可以持执行和解协议，在不超过诉讼时效的期限内，另行通过诉讼程序解决。

(一)执行和解与诉讼调解不同。民事诉讼中的调解是指当事人双方在人民法院审判人员主持下，用平等协商的办法，解决民事权益争议的诉讼活动和结案方式。调解协议是需要审判员与书记员署名的，他是被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执行和解协议是不需要执行员和书记员署名的，他不具有强制执行效力，即当事人不按和解协议执行，法院不能强制其按和解协议执行，经对方当事人申请后，只能恢复执行原生效的法律文书，执行和解达成后，该案民事执行程序结束，那么法院没有执行义务。

(二)执行和解的效力。在执行程序中，虽然双方当事人自行和解达成协议可以终结执行程序，但这并不是撤销原来的法律文书，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并非原来判决、裁定等法律文书确有错误而按法定程序予以撤销，而是当事人双方在执行中互谅互让达成了协议。这种和解协议不是法律文书，不具有法律效力，原判决、裁定等法律文书的法律效力并非因此而消失。对于执行和解协议的内容只能通过当事人的自动履行得到实现，而不能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即不能作为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根据。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11条第2款的规定，如果一方当事人不履行该协议或者反悔的，对方当事人仍可申请人民法院按原生效的法律文书执行，但是和解协议已经履行完毕，当事人又申请按原生效法律文书执行，人民法院不予准

许，和解协议部分履行的，一方当事人反悔并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的，应该为和解协议未履行处理，但和解协议已经履行的部分应当扣除。申请恢复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的，应遵守申请执行的期限，但是，申请执行期限因达成和解协议而中断的，自和解协议所规定履行期限的最后一日起连续计算。

(三)和解协议没有履行的，不能按执行结案处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规定(试行)第87条规定，当事人之间达成的和解协议合法有效并已履行完毕的，人民法院作执行结案处理。从规定可以看出，如果达成协议，还没有履行，不能按执行结案处理。实践中，有的执行法官认为当事人双方只要达成和解协议，该案即可报结，这种做法不妥。

(四)执行和解的方法和技巧。

1、在不违背法律法规的前提下，采取灵活多样的执行方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86条规定，在执行中，双方当事人可以自愿达成和解协议，变更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履行义务主体、标的物及其数额、履行期限和履行方式。从这条规定看，为我们提供执行的路子很宽，我们可以大胆尝试;

2、多作思想工作，促成和解。从我最近参与执行和解的两起案件看，双方矛盾很大，经过我们多次耐心细致做工作，双方终于化干戈为玉帛，很快达成和解协议并履行。多做和解工作受到社会效果比采取罚款拘留强制措施要好的多;

3、执行和解应充分保护申请人的合法权利，不应主张债权人放弃权利。有的执行人员考虑被执行人经济困难，便主动做申请执行人的工作，让其放弃部分权利。我认为这种做法是不可取的，这种做法不利于教育债务人自觉履行债务，有些债务人知道法院这样做，即使有钱藏着，也会装着没有，设法蒙骗执行人员，达到减少债务的目的，使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

4、不应片面追求执行效率，引诱强迫权利人和解。司法实践中，有的执行人员主持，引诱甚至强迫权利人进行和解，不但损害了权利人的合法权益，而且也使人民法院依法做出的生效判决变为一纸空文，违法执行和解有损法律权威，有损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因此，执行人员必须摒弃这种违法的执行和解。

第五篇：和解合同的效力

和解合同的效力

谭振波河北政法职业学院讲师

关键词: 和解合同 确定效力 效力障碍 构成要件

内容提要:和解合同是当事人约定互相让步，以终止争执或排除法律关系不明确之状态的合同。和解合同的构成要件有三：第一须有争执或法律关系不明确之状态的存在；第二须有终止争执或排除法律关系不明确状态的意思；第三须有相互让步。和解合同具有确认的效力与和解合同对当事人和第三人的效力以及效力障碍等问题，和解合同撤销的情形有，诸如和解与欺诈、胁迫、显失公平和错误制度。

一、和解合同的构成要件

和解合同是当事人约定互相让步，以终止争执或排除法律关系不明确之状态的合同。当事人要成立合法有效的和解，须符合民法关于合同的有效要件，同时基于和解合同的特殊性，又要符合和解的构成要件。

﹙一﹚当事人相互让步

1.和解合同当事人

和解合同是当事人为终止其间的争议而达成的协议，因而和解合同的当事人表面上似乎应该是争议的当事人，对于和解的当事人补充几点说明。

第一，这里的当事人范围很广，不仅包括自然人或法人，本国人或外国人，也包括限制行为能力人或无行为能力人。第二，当事人不应仅限于争议的当事人。在一般的民事争议中，如合同纠纷、侵权纠纷中，若争议的双方均属于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一般情形下，争议的当事人就是和解合同的当事人。然而，如果争议一方或双方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或无民事行为能力的人，那么和解合同的当事人就不是争议的当事人。一般情况下，和解合同的当事人就成为争议当事人的监护人或利害关系人。

2.让步的含义

和解合同上的“让步”，是指当事人为相对人的利益，而抛弃自己的利益或承认负担损失而言[1]。法国最高法院则认为，当事人为和解，“不论相互让步的相对程度如何，均构成第2044条意义上的和解”。同时又指出：“但是，当一方当事人放弃其权利，而与此相对应的条件微不足道，甚至基本上不存在任何对应条件时，则不属于和解。”[2]笔者认为，法国最高法院的见解较为可取，因为如果一方当事人的条件微不足道，另一方当事人的让步实际上是单方面的，此时不应是这里所说的“让步”。注意的是，对是否构成“让步”，应从当事人主观认知上加以判断，即当事人只要主观上认为存在让步，则构成和解合同上的“让步”，客观上是否存在让步，在所不问。

3.互相让步

和解以相互让步为要件，因此，仅因一方让步而终止争执或排除法律关系不明确状态的合同，根据情况可能为债务承认、债务免除、债务内容变更、权利抛弃或赠与等合同，不属于和解[3]。但是，如果当事人所作出的承认、免除、变更、抛弃或赠与的意思表示，目的也是在于终止争执，那么，这种处分行为则被包含于和解合同中，当然可以适用和解合同的相关规定[3]。

﹙二﹚和解合同的客体

1.法律关系为和解合同的客体

和解合同的客体为法律关系。凡法律关系，无论其种类，都可以成为和解的客体，因此，无论是债权关系、物权关系、准物权关系、知识产权关系、亲属关系、继承关系，乃至公法法律关系以及刑法上的法律关系，都可成为和解的客体。但是必须注意的是，和解的内容只有在法律所允许的私法自治的范畴之内，才能为有效的和解，也称之为和解的可能性[1]。对于作为其客体的法律关系，作以下两点说明。

第一，和解合同客体的广泛性

如前所述，和解合同的客体是有争执或不明确的法律关系，即只要是在私法自治范围内，一切法律关系都可以成为和解的客体，甚至包括刑法关系。

第二，法院判决确定的法律关系能否成为和解的客体

这涉及到和解与判决的既判力的关系。所谓既判力是指确定的终局裁判具有的约束力，这种约束力是否影响到和解的适用范围呢？笔者认为，判决的既判力是纯粹的诉讼法上的效力，而诉讼法性质上属于公法，它是法院、诉讼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进行民事诉讼所必须遵循的法律，是诉讼法律关系主体行使诉讼权利、履行诉讼义务的法律依据。因此诉讼法上既判力的真正根据是国家的审判权，其真正的依据是讼争不应该无休止地拖下去，其主要效果是禁止将法院已经判决的争执再次向法院提起，其本质为程序性的。判决的既判力不能解决当事人对实体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争议，因此，已由法院判决确定的法律关系，当事人就判决的解释或执行上的困难，可以进行和解[1]。只是当和解为无效或被撤销时，当事人不得就该争执再行向法院起诉。

2.和解合同客体的范围

﹙1﹚存在有争执的法律关系

所谓“争执”是指就法律关系的成立、内容或范围，当事人有相反的主张[4]。我国《合同法》规定当事人可以通过和解解决合同争议，就文义而言，和解限于已经发生的争议，但因为分则没有和解这一类有名合同，因此从法律适用看，只能适用合同法总则以及类推适用相关有名合同的规定。所以，在对争议的解释上，也应采目的性扩张解释，即包括发生争议的可能。因此对于争执其判断的标准，应以当事人的主观认识为限。简言之，这里所谓“争执”完全取决于当事人的主观判断。同理，如果当事人与律师之间形成代理关系，则当事人认为不明确但律师认为并无疑问时，由于代理制度中代理人可以独立进行意思表示，因此须以代理人的认识为准。

﹙2﹚存在不明确的法律关系

和解包括终止已经发生的争议和预防可能发生的争议。对于已经发生的争议适用和解自然没有异议，至于预防可能发生的争议，应当如何解释，值得进一步讨论。通说认为，当事人就权利有疑问时属于可能发生争议的情况，这种情况可以和解。至于法律关系不明确但并没有产生争执的，例如，债务人未来可能没有支付能力而导致的请求权将来实现的不确定，是否适用和解，各国民法有不同的规定。

这里法律关系是否不明确，同样取决于当事人的主观判断，只要当事人主观上认为不明确即可，甚至仅有一方当事人认为不明确的也是如此。至于客观上是否明确，在所不问。因此，尽管在客观上法律关系不明确，但是当事人双方主观上已经明确的，不是我们这里所说的法律关系不明确。法律关系不明确并不等于当事人有争执，比如，附条件或附期限的请求权，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在解释上也将请求权的实现不确定纳入法律关系不明确的情形[3]。我国民事诉讼法上的执行和解，通常是由于被执行人方面存在支付困难或其他有碍执行兑现的情事，申请执行人权利之实现与否不确定，当事人就此为和解，也多属于请求权实现不确定的情形。本文认为法律关系不明确等同于请求权实现的不确定性。

﹙3﹚争执或者不明确的样态

当事人对于作为和解客体的法律关系，只要存在争执或法律关系不明确的状态，原则上即可成立和解合同，至于该争执或法律关系不明确的状态存在于该法律关系的全部或一部，在所不问。因此，就法律关系的存在、内容或其衍生的个别请求权，甚至给付方式、抗辩权之有无等等，均得成立和解[3]。

﹙三﹚和解合同本质要件——终止争执或排除法律关系不明确之状态的意思

和解合同最本质的要件是双方当事人有终止争执或排除法律关系不明确之状态的意思表示。和解合同是当事人约定互相让步，以终止争执或排除法律关系不明确的状态的合同。其目的是令诉讼程序不再具有意义。如果一个合同目的仅仅是防止起诉，它就不属于和解合同。比如，双方在存在争执或有发生争执可能的情况下，双方协议相互让步的目的仅仅在于不行使诉权，而对于争执本身究竟如何解决没有约定，则该协议不属于和解。当事人可就部分争点进行和解，而就其他争点仍为诉讼[1]。由于和解的目的是不以诉讼为解决纠纷的方式，因此当事人达成和解合同以后，并不影响另一方进行表面的诉讼﹙并不是每个和解合同都以一方当事人放弃诉权为让步的条件﹚，表面诉讼的目的在于当事人取得确定和解所采取的约定条款的判决。

二、和解合同对法律关系的确定效力

﹙一﹚和解合同效力学说

1.学说之争

和解能够使当事人抛弃争议的权利而享有和解合同所重新确立的权利义务，因而在和解的效力上存有多种学说，如创设说、确认说、兼有说等，下文将一一论述。

﹙1﹚创设说

所谓创设的效力乃因和解合同创设新的法律关系，使消灭权利及取得权利，至于以前的法律关系如何，概置不问，纵有新的证据证明所确定的法律关系与以前的法律关系不一致时，和解亦不失其效力。至于从属于原法律关系的保证或物的担保，除非保证人或物的担保人亦同意和解者外，概归消灭[4]。

﹙2﹚认定说

此说认为和解合同仅确认以前的法律关系，使仍存续，并非创设新的法律关系，因此如发现新的证据足以证明以前的法律关系与和解所确定的不符，和解无效，则从属于原法律关系的保证或物的担保亦不因和解而消灭。

﹙3﹚确认说

该说为部分学者所认同。此说认为，争议的双方当事人通过订立和解合同来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从而解决争议。但此权利义务的重新分配是基于争议时的权利义务而言的，和解合同只是对双方的权利义务加以确认而已。从一定意义上讲，这是双方的权利义务的二次分配。﹙笔者认为是补偿分配﹚。《法国民法典》即采此观点。

﹙4﹚兼有说

该说认为和解合同既有创设又有确认的效力。此说为多数学者所认同。《日本民法典》第 696

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依和解被确认的权利，或相对人被认为无权利之后，即使其人原来无此权利，或相对人有此权利的确认被发现，该权利也因和解而转移于其人或消灭。”[5]日本大部分学者认为“转移于其人”的情形是和解合同的确认效力，“消灭”的情形则体现了和解合同的创设效力。

2.学者间的观点

史尚宽先生对和解合同的效力区分得更为详细，他认为“关于当事人间之债权，就债权之绝对存否或范围有争执，经和解确定之债权，与真实的法律关系不相符者，就不相符部分发生创设之效力”[1]。从其观点可以看出，在上述情况下，与真实的法律关系相符的，具有确认的效力。而对于物权或其他权利，史尚宽先生认为就需要视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到底是创设还是确认的效力。例如：甲乙就一自行车的所有权归属发生争执，后二人订立和解合同，约定自行车归甲所有。史尚宽先生的观点在于，若该自行车确实为甲所有，则该和解为确认效力，若该自行车不为甲所有，则该和解仅具有创设效力。也有学者主张就普通之情形而言，法律关系虽经和解，但与和解之结果同时并存。故若该法律关系本附有保证或担保者，此项保证或担保，尚不因和解之成立而消灭。然若因和解契约之订立，致原有法律关系，有所变更„„则原有之保证或担保，即不复存在[1]。

﹙二﹚和解合同的确定效

1.笔者观点

所谓和解合同的确定效，通说认为是指和解合同一旦有效成立，双方当事人即应受到合同的约束，即使一方因此受到不利益，也属于让步的当然结果，不得反悔，更不能再就和解前的法律关系主张权利[4]。至于和解成立后，当事人不得以原有法律关系主张权利，通说以和解合同的创设效为其基础，以和解合同能对法律关系发生实体上变动的方式说明和解的确定效，称之为“实体法律关系变动说”[6]。

笔者认为，和解合同确定效的基础无法从实体法观点理解，而应从和解为诉讼外法律秩序所允许的私法形成过程的角度考察。和解是诉讼外确定私权的机制，其目的并不在确定真实的法律关系，而在于终止争执或除去法律关系不明确的状态。和解前的法律关系既有待和解具体形成而确定，则和解不可能变更原有法律关系，也不可能创设新的债务取代原有债务。有争执的法律关系既已由当事人自行以合同确认，且由实体法赋予其法律规范效力，则除非有否认其法律拘束力的事由发生，否则无论从和解合同的目的，抑或从国家法律秩序的观点，当事人已不得再依诉讼程序主张权利[6]。因此，笔者以为和解合同的确定效，是指和解合同一旦成立，当事人即不得就合同已确定的事项提出和解之前同样的主张，如果当事人在诉讼上主张和解合同的确定效，法院应以和解所确定的法律关系作为裁判基础。也就是说在和解合同纠纷案件的审理中，法院不得作出与和解内容相反的认定。

2.确定效的消极面和积极面

所谓和解合同确定效的消极面是指和解合同所具有消极的排除和解前法律关系主张的效力。和解合同成立后，当事人之所以不得再依原有法律关系主张权利，并非是因为当事人因和解而相互负有不得主张原有法律关系的义务，而是基于和解合同确定效的消极面。否则，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在诉讼中主张和解前的法律关系，即仅仅为违约行为，而违约行为所违反的义务是否存在，内容如何等等要经法院审查才能确定，这样一来，不但和解合同解决纠纷的目的不能实现，和解本身反而成了纷争之源[6]。同时基于和解合同，当事人不仅不得主张和解之前的法律关系，更得积极地依据和解合同的内容主张权利[6]。

所谓和解合同确定效的积极面，是指基于和解合同，当事人不仅不得主张和解之前的法律关系，更得积极地依据和解合同的内容主张权利。对于和解合同确定效的积极面，我们分情况进行阐述。

﹙1﹚对债权债务关系的和解。对债权债务关系的和解分两种情形，第一种情形是债的关系内容的变更，而并未创设新的债权债务。如案例：王五向赵六借款50000 元，并分数次清偿，双方就清偿余额发生争执，赵六主张仍有 20000元未还，而王五则主张只有 10000 元未还，其后双方达成和解，双方约定将借款余额定为 15000元。此案王五和赵六关于借款余额的和解合同仅仅在于确定双方之间的债的关系的内容，赵六向王五主张的权利是经和解所具体形成的债权请求权，而非和解所生的权利。当然，在诉讼中，基于和解合同的确定效，一方当事人仅须证明和解合同的成立及其内容，而无庸就借款行为的成立要件举证。第二种情况是和解创设了新的债权债务。在这种情况下，和解为债的发生原因，当事人只能根据和解合同主张其履行，依据原有法律关系无法获得胜诉。

﹙2﹚对物权和其他权利归属的和解。比如，甲乙就处于双方共有土地上的房屋所有权发生争执，和解约定房屋归甲，由甲向乙支付10000元人民币，甲获得房屋所有权，同时允许乙免费租赁一年。在这种情况下，史尚宽史先生将情形分为两类：一若该房屋确为甲所有，则该和解为确认效力；二若该房屋不为甲所有，则该和解仅具有创设效力。如前所述，本文采用确定效。在第一种情况下，房屋所有权归属的意思表示被包含在和解合同中，只是只有经过登记或交付才能发生物权

变动的效果。在第二种情形下，该和解为包含处分行为意思表示的债权合同。如案例四中，和解约定房屋所有权归甲，则乙不仅基于和解合同确定效的消极面不得对甲提出与和解内容相反的主张，甲还因和解合同确定效的积极面取得请求乙交付该动产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甲的权利乃是基于和解合同取得的债权。如甲诉请乙履行给付义务，只需证明该和解合同的成立及其内容即可。

三、和解合同对第三人的效力

和解合同作为债权合同，原则上其效力仅及于和解当事人之间，并不涉及第三人。作为例外情形，分述如下。﹙一﹚对保证人及物权担保人的效力

我们从担保法第 52 条和第 74条的规定可以看出，抵押权和质权与债权同时存在，如果和解合同包含债务免除等处分行为的意思表示，则从属于该债务的担保人的责任也相应的免除。同样，根据担保法解释第30条规定，和解合同对原债务的数量、价款、币种、利率等内容作了变动，未经担保人同意的，如果减轻债务人的债务的，担保人仍对变更后的债务承担担保责任，如果加重债务人的责任，担保人对加重的部分不承担。如和解合同包含债权转让的意思表示，从属于该债权的担保继续在原来的担保范围内有效；如和解合同包含债务承担的意思表示﹙经该债务的债权人同意﹚，未经担保人书面同意的，担保人不再承担担保责任。在以上诸种情形下，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的，如基于和解合同，债务人取得抗辩权的，担保人也可以主张该抗辩。

﹙二﹚对其他连带债务人和连带债权人的效力

1.对其他连带债务人的效力

债权人与连带债务人中的一人成立和解合同，而有免除其债务的意思表示，该免除债务的意思表示的效力也及于其他连带债务人，但对其他连带债务人债务免除的范围，则须视该债务免除的意思有无消灭全体连带债务人债务的意思表示而定。如果该债务免除的意思表示有消灭全体连带债务人债务的意思的，则其他连带债务人对债权人的债务也同样免除；如果没有消灭全体连带债务人债务的意思，即使和解合同对连带债务人中一人为全部免除，也仅就该连带债务人应承担的部分为限，免除其他连带债务人对债权人的债务。同时，如果债权人基于和解合同仅免除连带债务人中一人的一部分债务；免除的债务高于该连带债务人应分担部分的，其他连带债务人也仅于该连带债务人应分担部分的限度内免除；免除的债务等于或低于该连带债务人应分担部分的，则其他连带债务人对债权人的债务自然仅在免除的限度内被免除[7]。与此相反，如债权人与连带债务人中的一人成立和解，该连带债务人基于和解而为债务承认或负担新债务，效力不及于其他连带债务人。因为基于合同相对性原则，合同的效力原则上不及于合同当事人之外的第三人[8]。

2.对其他连带债权人的效力

如连带债权人中的一人与债务人成立和解合同而有免除其债务的意思表示，其他连带债权人对债务人的债权在该连带债权人所应享受部分的限度内消灭[7]。如连带债权人与债务人成立和解，而使债务人承认某一新债务或负担新债务，对其他连带债权人而言，该合同可视为为第三人利益的合同，对其他连带债权人发生效力[9]。

四、和解合同的效力障碍

对于和解合同的效力障碍，分为合同的无效、合同的解除和合同的撤销三种情况。对于前两种效力障碍本文不作探讨，本文重点讨论和解合同的撤销，下面分述之。

﹙一﹚因欺诈、胁迫订立的合同

欺诈是指故意向对方提供虚假情况或者在说明义务时，故意隐瞒事实而违反说明义务。德国学者拉伦茨指出：欺诈是指通过夸耀虚假事实，或者隐瞒真实事实，故意或有意引起或维护某种错误，以达到影响被欺诈者决策的目的[10]。我国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对欺诈的规定：“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做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

我国最高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意见》第 69

条规定：“以给公民及其亲友的生命健康、荣誉、名誉、财产等造成损失或者以给法人的荣誉、名誉、财产等造成损害或要挟，迫使对方作出违背真实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胁迫行为。”这一解释对《合同法》关于胁迫同样适用。因欺诈、胁迫订立的和解合同，在没有损害国家利益的情况下，被欺诈方或被胁迫方可以撤销。

﹙二﹚因显失公平订立的合同

我国学者对显失公平的定义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意见》第 72

条规定：“一方当事人利用优势或者对方没有经验，致使双方的权利义务明显违反公平、等价有偿原则的，可以认定为显失公平。”法国民法规定显失公平为一条客观标准而作为撤销合同的理由，即不论当事人订立合同时是否有特殊的处境，只要价格太不公道，就可以撤销合同；而以德国为代表的国家，则把显失公平与一方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的为难处境、急迫、轻率、无经验联系在一起，只有具有这些情节，合同本身又显失公平时，才可适用显失公平原则而撤销合同[11]。笔者认为，法国法的客观标准与合同自由和合同法的基本制度是不相容的。因此，法国法的观点不可取。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有学者认为，乘人之危只有在出现了显失公平的结果时，才给予救济，且胁迫也可能包含乘人之危的情形，所以乘人之危的情形可以在胁迫和显失公平制度中得到妥善解决[9]，以达到与民法总则在体系上的一致。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将暴利行为﹙显失公平﹚为由主张撤销[3]。《绿色民法典》关于显失公平的规定采主观标准与客观标准相结合的立法例，我国关于显失公平的立法和学说继受的是德国法，即采主观标准与客观标准相结合的立法例。因此笔者认为，为贯彻合同自由原则，在立法设计上，对于显失公平的和解合同，应赋予受损害一方撤销合同的权利。

﹙三﹚因意思表示错误订立的合同

有学者认为，传统民法严格区分“错误”与“误解”两个概念。错误是指表意人非故意的表示与意思不一致，误解是指相对人对意思表示内容了解的错误[12]。但从大陆法系的各国立法来看，却均用“错误”而不用“误解”﹙如《德国民法典》、《法国民法典》、《日本民法典》﹚，我国《民法通则》和《合同法》用“误解”而不用“错误”。

德国学理认为，错误是指意思表示的客观含义未能反映存于其后的关系到意思表示内容和后果的主观意图的情形[13]。德国法上的错误可分为两类：一是表达的错误，即内心意思形成时并无瑕疵问题，只是因表达行为而发生错误；二是对内容的错误，即在内心意思形成过程中因对事物认识的不正确而导致所形成的意思发生瑕疵。法国民法典所说的错误，并不包括德国民法上所说的“表达上的错误”，而仅仅是意思形成过程中的错误。

从我国 1986年《民法通则》开始，我国立法和学理均采用“误解”这一概念，我国《合同法》没有改变而沿用之。若仅仅从表面上理解，显然应作如《法国民法典》的规定同样的解释。但我国学理一致认为，我国法上的误解，同德国法上的错误是在同一意义上适用的。我国著名学者梁慧星先生认为：“所谓误解，应解释为不仅包括表意人无过失的意思与表示不符，也包括相对人对意思表示内容了解上的错误。”[12]董安生先生认为：“有重大误解的行为在传统民法中被称为‘无意识非真意表示’的一种，它又称为错误、法律行为错误等。”[14]故对我国法上规定的误解应作如同德国民法规定的“错误”同样的解释。

在民法上因错误而订立的合同被认定为可撤销合同，然而和解合同与其它有名合同相比有其特殊性，其不同点主要表现在：第一，和解合同的目的并不在于确认原有法律关系的真相，而在于终止争执或排除不明确的法律关系的状态。第二，和解合同是以当事人相互让步，终止争执的合同，通过和解所确认的法律关系可能与真实的法律关系不相符合，这是当事人选择和解的正常风险。如果允许当事人滥用“错误”事由主张撤销合同，那么和解合同订立的目的就不能实现了，而和解合同又会成为纠纷之源，这样以来就违背了和解立法者的本意，因此原则上和解合同不得以“错误”而主张撤销。然而，如果全面地禁止以“错误”撤销合同，有时显然与真实情况不符，不利于维护合同当事人的权利。同时，合同是当事人私法自治的产物，为了贯彻合同自由原则，更好地维护合同当事人的利益，在某些情况下，当事人可以“错误”主张撤销合同。因错误订立的可撤销合同的情形如下。

第一，和解所依据的法律文件，事后发现是伪造或变造的，而和解当事人如果知道文件是伪造或变造就不会和解的。如果具备这一条件，不知情的当事人可以撤销和解合同。相反，提出伪造或变造文件或知道其是伪造或变造的当事人一方，则不得行使撤销权。如果一方当事人是被欺诈，则可以按第一款因欺诈的情形撤销。另外，如果当事人双方在成立和解合同时均不知道所依据的文件是伪造或变造的，则双方都可以撤销。更确切地说，如果没有伪造或变造的文件，当事人就不会就其所衍生的法律关系发生争执或发生不明确的状态，从而也没有成立和解合同的余地。也就是说，该伪造或变造的文件所确定的事实，是双方当事人间成立和解合同的前提或基础。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作为和解的前提或基础的事实与作为和解标的的法律关系应加以区别，如果对于和解标的的法律关系，和解所确定的内容与真实情形不同，并不影响和解合同的效力，而由和解合同当事人承担其不同的风险。与之不同的是，作为和解前提或基础的事实，虽然当事人之间并没有争执，但是，如果当事人之间所确定的基础事实与真实情况不同的，就可能影响和解合同的效力。如果是其他和解当事人对其基础事实有所误解的情形，则需视其是一方当事人的误解，还是双方当事人的误解而作不同规定。如果是一方当事人的误解，该误解的当事人一方可以撤销和解合同，当然构成欺诈的，可按欺诈的情形撤销该和解合同；如果是双方当事人的误解，可以遵循诚信原则类推适用，双方当事人都可以撤销和解合同。

第二，和解的事件已经法院确定判决，而当事人双方或一方于和解时并不知情。

在这种情况下，不知情的当事人内心意思在排除法律关系不明确的状态而成立合解合同，但其客观的效果却成为对已经判决确定的法律关系的内容进行变更，属于表示内容错误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应赋予不知情的当事人撤销合同的权利。第三，对于他方当事人的资格或重要争点有错误，该资格须在交易上被认为重要的，才可作为撤销的原因。

所谓当事人资格的错误，是指和解当事人并非是争执法律关系的当事人，因误信而与之成立和解。例如，甲误认为自己对乙负有债务，因而与乙就债务数额发生争执，其后双方就债务数额成立和解，在该和解合同中，甲对于乙的资格即存在错误，可以主张撤销合同。又如，甲驾车不慎冲撞停于乙旁的汽车，甲误以为乙为车主，故与乙成立和解，赔偿乙2000元，嗣后丙找到甲要求赔偿，甲方知乙是某店的服务人员，甲这时即可以当事人资格错误撤销和解。和解是以终止争执或防止

争执的发生而成立，其成立自应针对重要争点而为之，重要争点有无错误，应以和解前原争执是否有重大误解来判断。例如，被害人甲与加害人乙就甲所受伤害的人身损害赔偿成立和解合同，合同认为甲伤情为一时的伤害，经治疗即可痊愈，事后甲却终身残疾。该和解合同为对于重要争点有错误的合同，当事人有权请求撤销。

第四，计算错误。和解中发生的计算错误，当事人有权请求更正。

结语

社会有纠纷和矛盾，就要有解决社会纠纷和矛盾的手段和方式，社会纠纷和矛盾的多元性，决定了社会纠纷和矛盾解决手段和方法的多元化的替代性解决纠纷机制，它是整个社会体系的“平衡器”。和解作为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具有替代诉讼的意义。因此，和解合同的立法与研究对于规范和完善诉讼外民事纠纷的解决机制无疑具有重要意义。我国是一个诉讼外调解异常发达的国家。目前我国民法没有将和解合同作为有名合同加以规定，学界对和解合同的讨论也非常少，但在我国，无法解决和解在法律适用上的问题，这样必然出现法律漏洞。通过探讨和解合同的构成要件和效力，期望能对我国和解合同的立法和研究做出一些贡献。

注释:

[1]史尚宽.债法各论[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859，813，868，859，868，868.[2]罗结珍译.法国民法典·下册[M ].法律出版社，2005.1491.[3]黄立.民法债编各论·下册[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2003.835，835，833，833，853.[4]郑玉波.民法债编各论·下册[M ].三民书局，1981.803，812，811.[5]王书江译.日本民法典[M ].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124.[6]陈自强.民法上和解之效力[J].政大法学评论，1999，﹙61﹚.[7]黄立.民法债编总论[M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582584，596.[8]王利明，崔建远.合同法新论·总论·修订版[M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2733.[9]李永军.合同法[M ].法律出版社，2005.523529，413414.[10][德]卡尔·拉伦茨.王晓晔，等译.德国民法通论[M ].法律出版社，2003.542.[11]徐炳.买卖法[M ].经济时报出版社，1991.191.[12]梁慧星.民法总论[M ].法律出版社，1996.169.[13]沈达明.德意志法上的法律行为[M ].对外贸易教育出版社，1992.88.[14]董安生.民事法律行为[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209.出处:河北法学 2012年第10期